從康熙與西學談起
作者：吳小龍
文章來源：文化研究
瀏覽：179 次
最近偶然看到了有這麼一套光盤，題為《清宮密檔》，介紹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清宮檔案。雖然也只是普及層面上的介紹，但憑借實物和圖像，使人對過去僅僅通過文字而瞭解的東西有了略為不同的感受。其中的一集叫做《康熙與西學》。以其中所涉及的材料來看，我們這位偉大的君主對西學的瞭解和掌握程度，不免感到意外：從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學，甚至於高等數學，他全都學過，而且學得還不錯。真沒有想到，一位稱孤道寡的皇帝陛下居然能有這等身手！真是令人敬仰之情，油然而生。私下甚至於揣度，從那時到現在的三百年間，究竟還有幾個皇上，也能和他老人家一樣搖計算機，玩對數器、開平方根？
這偉大君主的開明和好學，也有他身邊的「國際友人」的不少記載可為佐證。據傳教士洪若翰的信件所述，康熙「自己選擇了數學、歐幾里德幾何基礎、實用幾何學和哲學」進行學習，老師則是法國傳教士白晉、張誠等人。「神父們給皇帝作講解，皇帝很容易就聽懂他們給他上的課，越來越讚賞我們的科學很實用，他的學習熱情愈益高漲。他去離北京兩法裡的暢春園時也不中斷課程，神父們只得不管天氣如何每天都去那裡。」他們上完課走後，「皇帝也不空閒，複習剛聽的課。他重看那些圖解，還叫來幾個皇子，自己給他們講解。如果對學的東西還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罷休，直到搞懂為止。」這位皇帝不但注重書本知識，而且注重實踐。傳教士白晉詳細記述了康熙學以致用的熱情：他「有時用四分像限儀觀測太陽子午線的高度，有時用天文環測定時刻，然後從這些觀察中推測出當地極點的高度；有時計算一座寶塔，一個山峰的高度；有時測量兩個地點間的距離。另外，他經常讓人攜帶著日晷，並通過親自計算，在日晷上找出某日正午日晷針影子的長度。皇帝計算的結果和經常跟隨他旅行的張誠神父所觀察的結果，往往非常一致，使滿朝大臣驚歎不已。」如此好學不倦的皇帝，中國歷史上似乎還不多見。因此他獲得了「老師」白晉極高的評價：「他生來就帶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記憶力強，有驚人的天才。他有經得起各種事變考驗的堅強意志。他還有組織、引導和完成重大事業的才能。所有他的愛好都是高尚的，也是一個皇帝應該具備的。老百姓極為讚賞他對公平和正義的熱心，對臣民的父親般的慈愛，對道德和理智的愛好，以及對慾望的驚人的自制力。更令人驚奇的是，這樣忙碌的皇帝竟對各種科學如此勤奮好學，對藝術如此醉心。」有這樣的來自直接觀察的第一手材料，來自直接經歷的高度評價，無怪乎後來的伏爾泰們會把中國皇帝當作開明君主的楷模而讚美謳歌了。
這位十七世紀的偉大君主怎麼會如此超前地具有這種「面向世界」、接受西學的眼光與胸懷呢？細究起來，原來也出於對一次小「文革」的撥亂反正。康熙後來自己這麼回顧：「朕幼時，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至大辟。楊光先、湯若望於午門外九卿前當面睹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康熙這裡所說的引發他「自憤而學」的事件就是楊光先誣告湯若望的那樁學術公案。正是在這一事件中，楊光先喊出了「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這句極富民族情感和戰鬥性的口號。雖然作為公案，楊光先很快就輸了官司，但是作為一種文化心態，他可是大大地後繼有人。他的這句話，與後來那句「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在心理和邏輯上都完全同構，堪稱我們的文明史中最具「政治正確」特徵的兩句口號。他的原話是這麼說的：「寧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無好曆法，不過如漢字不知合朔之法，日食改在晦日，而猶享四百年之國祚」，而有西洋人，則遲早「揮金收拾我天下人心，如厝火積薪之下，而禍發無日也。」——楊光先同志對「境外敵對勢力」的「亡我之心不死」，似乎是有點洞見，無日不在警惕中，也不乏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自覺。現在看來，這位挑起事端的欽天監，雖然因此而被定位於極端保守反動者之列，在說出這句名言之際，除了個人權位功利方面的考慮之外，似乎也不能說他完全沒有對於華夏江山「百年之國祚」深遠的隱憂。利益與忠心、卑鄙與真誠，有時是會攪在一起的。
而在康熙那裡，這場爭論的更重要結果則是使當時年僅15歲的康熙認識到瞭解西方科學的必要性，從此他開始了認真刻苦的學習。功夫不負有心人，在張誠、白晉這些洋老師的指導下，皇帝每天夙興夜寐、勤奮學習，從西方數學、哲學、天文學、曆法到炮術實地演習等課，歷時四五年，終於完成了這些課程。作為皇帝，康熙這樣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科學知識，這在中國歷史上恐怕是空前絕後的，他在西學上的造詣，恐怕更是沒有任何一個中國皇帝能夠達到的。洋教師這樣恭維自己的學生：「皇帝在短短的時間內竟然變得那樣通曉，以致他竟寫成了一本幾何書。」——當然，這其實只是皇帝參與編輯、下令抄寫的一部數學著作，但是這並不妨礙他當仁不讓地在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的中譯本和別的數學書上署上「御纂」二字。而且學習的成效使得康熙對自己的西學水平能夠如此自信，以至於當大數學家梅文鼎進呈的《歷學疑問》時，康熙居然毫不謙讓地表示：「朕留心歷算多年，此事朕能決其是非。」皇帝到底是皇帝，不能要求他具有馬克思主義者的「偉大謙虛」。
不過也也正因此，在康熙當政的時候，西方科技的進口，也就比較順利了。西方的機械、水利、醫學、音樂、繪畫等過去只能被視為「奇技淫巧」而遭國人不屑的東西，現在紛紛傳入中國，成了皇室和貴族間的時髦，一時間出現了西學、西藝盛行的局面。康熙甚至還讓傳教士率隊進行全國地圖測驗，完成了《皇輿全圖》這一我國首次在實測基礎上繪製的全國地圖；此圖歷時近十載繪製精細，測量準確，是當時我國一幅最精確的全國地圖，康熙特將此圖命名為《皇輿全覽圖》。作為對傳教士工作的嘉獎和酬答，1692年，康熙在國內頒布了對天主教的解禁令，鼓勵更多的傳教士來華。1693年，康熙皇帝又特地派遣傳教士白晉回法國，帶去了給法王路易十四的禮品，並且進一步表示，希望招聘更多的傳教士來華工作。
康熙的這種態度並不是一時的興致所至。其實早在這之前十年，南懷仁就已經看出了這種交流的前景，他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曾經上書羅馬教廷，請求速遣傳教士來華：「凡是擅長於天文、光學、力學等物質科學的耶穌會士，中國無不歡迎，康熙皇帝所給予的優厚待遇，是諸侯們也得不到的，他們常常往宮中，經常能和皇帝見面交談。」——皇帝與傳教士們交往的大門似乎一直是敞開的。白晉在寫給路易十四的報告中也興致勃勃地說：「康熙帝需要招聘您的臣民——熟悉科學和藝術的耶穌會士，其目的是為了讓他們同已在宮廷中的耶穌會士一起，在宮中建立起一個像法國皇家研究院那樣的一種研究院。康熙帝的這一英明設想，是在看了我們用滿文給他編寫的介紹皇家研究院職能的一本小冊子之後就已經產生了。他打算編纂介紹西洋各種科學藝術的中文著作，並傳播到全國，希望能從盡善盡美的源泉——法國皇家研究院中汲取可供此用的資料。因此，他從法國招聘耶穌會士，就是要在宮中建立研究院」。這一段話曾經引起我很大的興趣。紫禁城裡有過研究院，這是一個多麼值得重視的材料！莫非，康熙帝真有過「這一英明設想」，我們也真的有過與西方近代科學接軌的努力？然而，遍查中文史料，我們最後卻只能找到這樣的記載：
「聖祖天縱神明，多能藝事，貫通中、西曆算之學，一時鴻碩，蔚成專家，國史躋之儒林之列。測繪地圖，鑄造槍砲，始仿西法。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召直蒙養齋。其文學侍從之臣，每以書畫供奉內廷。又設如意館，制仿前代畫院，兼及百工之事。故其時供御器物，雕、組、陶埴，靡不精美，傳播寰瀛，稱為極盛。」(《清史稿‧藝術傳》)
再看慕恆義主編的《清代名人傳略》，則是這樣記載的：康熙把「頤和園中的如意館，紫禁城中的啟祥宮撥給那些供奉皇帝的畫家、機藝師、設計師們作集會之用。歐洲來的傳教士們在如意館作畫，刻板，修理鐘表和機械器物，這些器物都是傳教士們或其他人從歐洲帶來作為禮物送給皇帝的。」白晉自己，也曾記述了皇帝對如意館工匠們的「各類新奇製品的強烈愛好和深刻瞭解」，他每天驗看這些「出自新建研究院院士之手的作品」，對其中的傑作給以獎賞，也指出不足之處，要求改進。現在故宮藏有數台計算器，就是康熙年間製造的改進型的帕斯卡計算器。康熙還為西洋自鳴鐘寫了這樣的讚美詩：「晝夜循環勝刻漏，綢繆宛轉報時全。陰陽不改衷腸性，萬里送來二百年。」看來，蒙養齋、如意館、啟祥宮，這就是白晉報告給路易十四的「清宮科學院」了。我們可以不必去深究這是傳教士為了邀功而作的誇大，還是文化差異造成的誤讀。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洋大人可以誤打誤撞把這些「齋」、「館」說成是「研究院」，我們今天想要把這種誇大當作事實來相信，那可就得有極大的勇氣和想像力了。
那麼這裡的不同到底是什麼呢？今天看來，很明顯，康熙的大清帝國與路易十四的法蘭西、彼得大帝的俄羅斯比起來，缺少的是這樣一種認識：從思想上重視科學的興起及其對歷史將會產生的影響，從制度上為這種科學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僅此一點，分野判然。當時，西方世界對這個方向的認定是毫不含糊的，形形色色的「科學院」正是在這數十年間在歐洲紛紛建立：1727年，彼得大帝設立彼得堡科學院；1739年，瑞典皇家科學院成立；而在此之前，1666年，在「太陽王」路易十四的支持下，法國已經成立了「皇家科學院」，以研究語言、文學、藝術、科學為宗旨。先後來華的傳教士洪若翰、白晉、張誠等人都與這個皇家科學院有各種聯繫，也正是白晉將這一機構向康熙作了介紹。然而，意味深長的在於，一個像康熙這樣態度開明、思想開放，並且本人對近代科學有著相當的瞭解和興趣的君主，從這種介紹中吸取的不是應當致力發展本國的科技事業的信息，而是彙集中外能工巧匠設立為自己賞玩之好服務的機構。熱愛西學的康熙正是在更重要的一步面前停住了。近代科學的傳入，哪怕當時曾有過怎樣的輝煌，僅這一點差別，其在中國的命運與前景就已經被確定。啟祥宮和如意館並不就是「研究院」和「科學院」。白晉在寫回法國的報告中可以有意無意地把這一機構說成是「研究院」，把工匠稱為「院士」，但如意館終究不是科學院，它的存在意義不是從事科學研究，而是滿足皇帝的興趣和喜好，讓聖上一人「如意」。即使是帶有科學研究性質的一些製作，如天文、計算儀器等，也還只是被視為可以容許的「奇技淫巧」，在皇上賞玩之餘，就藏之深宮秘府，不為人知，不為人見，更談不上對科技發展起什麼作用了。現在來回顧那時西學、西技對中國的意義，恐怕，除了滿足皇上本人的雅玩之外，留得下來的只有那一幅認真測繪的《皇輿全覽圖》了。
這其實是一種必然。對康熙這樣的帝王來說，容納傳教士和西學，純粹是一種恩典，一種優遇，而不是認同於世界潮流大勢的需要。他對西學和西技的根本態度，恐怕只是「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天文歷算，為王朝定鼎制歷之所需；西洋銃炮軍器，為護衛王朝「百年之國祚」之所需；鐘表器物，則為聖躬賞玩之所需。這些「技能」方面的東西，都是可取的。除此之外，西來的傳教士和思想學術則是有悖聖人「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倫」，「與中國道理大相悖謬」的，康熙本人的態度就是：「禁之可也，免得多事」——這才是體現他的真意的非常傳神的一句話。
康熙是與路易十四、彼得大帝同時代的人。這三個偉大的君主都開創了自己輝煌的一代文治武功。然而，法、俄兩國其後都走上了世界強國的發展道路，而我們這老大帝國卻日漸衰敗。其他方面不說，就以科學技術而言，如前所述，路易十四於1666年建立法國皇家科學院，彼得一世於1727年建彼得堡科學院，康熙大帝則於1690年左右置如意館。法、俄兩國的科學院，後來成為這兩個國家集中科學人才，發展科學事業的核心機構。而在中國，雖然如意館在康熙時還有些百工製作的盛事，後來就純粹是一個畫院，而且日趨衰微。近代科學傳入的盛事留下的是這樣的敗筆，中國人該感慨命運，還是該悲歎歷史?
這裡我不禁想起了三百年後的另一位偉大君主。他也與康熙皇帝一樣，經常對西方先進科學技術表現出濃厚的個人興趣，甚至於也表達了一些驚人之見，讓一些科學家佩服得五體投地。比如，他畢生對基本粒子物理學這一二十世紀自然科學前沿學科的最新進展的信息頗為關注，更是喜歡與科學家們縱論宇宙的宏觀和微觀，讓他們對他那哲人的胸襟和氣度驚訝不置、景仰不已。當年奉詔陪侍的一位老人，曾經這樣回憶起這位偉人就基本粒子物理學的前沿理論問題的一次長篇談話：
「在頤年堂毛澤東的臥室裡，毛澤東靠在床上，長篇大論地說起來。一開頭他說：『今天我找你們就是想研究一下阪田的文章。阪田說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電子是可分的。他這麼說是站在辯證唯物主義立場上的。』『什麼東西都是既守恆又不守恆。本來說宇宙守恆，後來在美國的中國科學家李政道和楊振寧說它不守恆。質量守恆、能量守恆是不是也這樣？世界上沒有絕對不變的東西。變、不變，又變、又不變，組成了宇宙。既守恆、又不守恆，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還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世界上一切都在變，物理學也在變。牛頓力學也在變。世界上從原來沒有牛頓力學，到有牛頓力學，以後又從牛頓力學到相對論，這本身就是辯證法』。」
今天看來，這些話的的確確用得上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科玄論戰時，吳稚暉他老人家所自稱的「『柴積上、日黃中』，曬著太陽的村野匹夫、鄉下老頭的態度和腔調」——雖然或許不妨說有些許「哲學思想」在裡頭，其實卻與「科學研究」全然無關。但是偉人真的是偉人，無需什麼研究，他就敢作出這種種英明推測：「世界是無限的。世界在時間上、在空間上都是無窮無盡的。在太陽系外有無數個恆星，太陽系和這些恆星組成銀河系。銀河系外又有無數個『銀河系』。宇宙從大的方面看來是無限的。宇宙從小的方面看來也是無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電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無限地分割下去」。其實，崇仰的光環造成的眩暈消退後我們就不難看出，他對此發議論的全部思想資源就是莊子的那句話：「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而不是對前沿科學的真正的瞭解。但就是這些話，居然能夠把中土所有飽學之士和舉國上下唬得至今還一愣一愣，能夠把東洋、西洋的幾個科學家也鎮得拍手叫好，可見語言要是跟權力結合，它能夠產生的權威和魔力是何等巨大。這種魔力能使話語的宣示者無限自信，更能使話語的聆聽者無限崇仰。於是，我們就看到了這樣的記述：
1955年，「日本著名理論物理學家阪田昌一提出阪田模型，在國際上很有影響，也引起了毛主席對物質無限可分說的重視。這年他親自召開的一次研究我國原子能科學發展的會議，有李四光、錢三強出席，在會上毛主席問錢三強：『質子、中子是由什麼組成的？』錢三強回答說：『這個問題還沒有新的認識。』毛主席卻說：『我看不見得，質子、中子、電子還應該是可分的，一分為二……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半年後，美國第一次發現了反質子；一年後，又發現了反中子，證實了毛主席的預言。對此，有科學家說，毛主席比我們這些搞專業的物理學家還行！」
這位比「搞專業的物理學家還行」的偉大領袖顯然也比康熙皇帝高明，他用不著夙興夜寐地花上好幾年光陰去躬親踐履，「自憤而學」，跟著洋教師學習，而是一出手就高屋建瓴，就能作出裁斷：「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這真讓土、洋專家們不能不服。但是，斗膽說句不恭敬的話，我想來想去，還是覺得這兩個人之間不幸有著太多的相似之處。首先，他們對與西學或者說現代科技的關注和熱情，基本上是一種個人興趣，甚至於在某種程度上只是在成全他們自己那種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權威感和心理滿足。因此，康熙雖然學了不少西學的具體知識，但是對於這些知識需要在什麼樣的制度中才能夠得到發展，才能夠對社會經濟起推進作用，才能夠成為富國強兵的手段，卻全然一無所知，也沒有想過要去瞭解。——於是，那些知識的作用，就只在於使他更成為滿朝文武所歎服的明主和英君。毛與康熙所處的時代不同，他當然能夠知道一種科學、技術和工業體系的建立的重要意義。所以建立科學院、研究院，在他那裡是沒有問題的。但他也還是不知道，真正的科學思維方法，是科學工作者在長期的研究和思考過程中浸染積澱而成，與「站在辯證唯物主義立場上」的政治態度無關；而科學作為一種理性精神，也與能不能造出原子彈並不是一回事。因此，就有了其二：他們所注重的，是作為一種技藝的科學，而不是真正的科學精神。正因為他把這一切都看成是某種技藝，所以才認為還必須要用某種思想去指導和統率它們，科學家們除了按照國家的需要去努力「攻關」，造原子彈之外，還得學習某種主義，還得「改造思想」，還得從政治上清算和清除自己在長期的科研中所形成的思維方法和理性態度，從而更徹底地把自己和科學都變成服務於某種主義的工具。在壓制思想自由、防止西學的「精神污染」這一點上，他們是從來毫不含糊的。這在康乾之際就已經有了明確的理論表述。我們可以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裡看到一些對當時的西學譯著的評論，顯然代表著統治者的立場觀點。如，評《天學初函》：「西學所長在於測算，其短在於崇奉天主，以炫感人心……悖亂綱常，莫斯為甚，豈可行於中國者哉？」評《寰有詮》：「崇歐羅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其議論誇詐迂怪，亦為異端之尤。國朝節取其技能，禁傳其學術，具存深意。」引進其「天文推算」、「工匠製作」——直到導彈和原子彈——的先進科技，「禁傳其學術」，拒斥其「悖亂綱常」的精神污染，這從來就是是我們的不變國策。「具存深意」四字，道出了天朝大國呵護子民的良苦用心，真令後人感戴不已。而「節取其技能，禁傳其學術」更是妙筆，它令我頓悟：這種國策，這個政治路線的產生、開放界限的規定，看來不用借助於今人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語匯，也早已經做得十全十美了。
於是，也就有了其三：他們對「科技」充滿熱情，但並不妨礙他們內心裡照樣以奴婢視之。因此才有了康熙大帝一方面禮遇傳教士，一方面，在禮儀之爭惹得聖心不悅時候，又可以斷然禁教：「禁之可也，免得多事」！也才有了毛澤東一方面盛讚阪田的原子觀，接見楊、李，暢談宇宙和哲學，其尊寵幾至於「御手調羹」，另一方面卻可以毫不客氣地把另外一些科學家和知識分子打成「右派」，發配到邊遠地區，剝奪他們的思想自由、工作條件，甚至於剝奪他們的生命。建國以後，從思想改造，到反右，到文革，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和科學家們所遭遇的一場又一場劫難，恐怕是當年「召直蒙養齋」的「文學侍從之臣」們遠遠不能及其萬一的。
康熙和毛澤東還有一個共同愛好，兩人都喜歡作為「天縱神明」的最高裁判者，為科學爭論作最後裁斷，並且從中得到快樂。如康熙說那些數學問題「朕能知之」——他所要表明的就是一種俯視萬方的自信和自傲：自己已經站在那個時代各學科的前沿和頂峰，可以作出最科學又最權威的裁斷。毛也一樣，在任何領域他都是「導師」。他能講哲學：「什麼叫哲學？哲學就是認識論，別的沒有。……我講了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我還講了，哲學一次不要講得太長，最多一小時就夠了。多講，越講越糊塗。我還說，哲學要從講堂書齋裡解放出來。」他能講宇宙發展史，講地球和生命的未來：「每一個人都要死，因為他是產生出來的。人必有死，張三是人，張三必死。人類也是產生出來的，因此人類也會滅亡。地球是產生出來的，地球也會滅亡。不過我說的人類滅亡和基督教講的世界末日不一樣。我們說人類滅亡，是指有比人類更進步的東西來代替人類，是生物發展到更高的階段。」他也能夠講基本粒子：「宇宙從大的方面看來是無限的、從小的方面看來也是無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電子也可以分」，他的哲學論斷不僅只是自己說說玩玩，而且得到了「搞專業的物理學家」的認可——「毛粒子」的命名就是證據，它表明了專家們對毛的議論的認可乃至信服。但是也正因此，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絕對權威樹起來了，而這個絕對權威，在陶醉於自己的海闊天空的「哲學思考」和「科學論斷」時，已經使一個民族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敢於蔑視任何權威的科學理性悄然退隱。
國人們，從專家到民眾，從知識精英到芸芸眾生，至今都還陶醉在英明君主的文治武功裡，至今都還對領袖們的「人格魅力」無限崇仰，至今都還對他們的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滿懷敬畏——偉人們的這種「奇裡斯瑪」權威，究竟是滿足了他們自己，還是滿足了民族和歷史，好像我們至今也還沒有顧得上問一問。我忽然覺得，過去了的歷史，依然離我們這樣近……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