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線一錯，就一塌糊塗」
作者：鄧金明
文章來源：世紀中國
瀏覽：382 次
林賢治先生的散文集《午夜的幽光》，2005年11月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筆者有幸是該書的責編，因而也有了和林先生有限的幾次電話聯繫。林先生廣東人，講一口粵語普通話，像當地有名的廣式早茶，綿軟細密，慢條斯理，與他行文的沉鬱頓挫還是很大不同的。也許，近代以降，南粵之地自康梁一派後，思想家有點荒蕪了，故時人常歎，林先生是「文化沙漠」上一奇葩。我倒覺得，林先生行事自有一種南方風格，一種南方才有的商家式的精細和文人式的趣味。
那幾次聯繫都是事關出版事宜。文稿、目次林先生事先早已編好，而且請人排版好刻盤送來的。可見是有心人。對書的裝幀，林先生也異常關心。他非常喜歡廣西師大社出版的「文化史叢書」（特別是《書籍的歷史》）的封面設計，希望自己的書封面也是那種銘黃色壓紋的。可能《白鯨》的插圖讓他心動，他一再叮囑，《午夜的幽光》的封面最好能配上美國版畫家洛克威爾‧肯特（Rockwell Kent）那樣的黑白版畫。林先生不嫌費事——事實上也許他認為這是一種樂趣，他親自為書中內容配上了各種圖片，包括書中涉及的西方知識分子本人的頭像、各種書籍封面、文化事件的記錄性圖片，以及一些文獻檔案、手記的複印件，這些圖片以及附上的說明文字，使書中傳達的知識思想、文化信息大大立體化了，視覺化了。顯然，這是一個知識上的唯美主義者才會有的行為——漂亮的思想難道不需要一個漂亮的形式嗎？這種思想上的美學趣味（當然，它是有節制的），是林先生有別於學院派的一個細節。這種趣味要找個源頭的話，那很容易想到魯迅對西洋木刻和版畫的愛好。魯迅晚年提倡木刻運動，這是眾人皆知的事實。但人們容易忽略木刻版畫藝術本身的含義。魯迅曾在關於麥綏萊勒《一個人的受難》的通信中說到：「木刻只有黑白二色，光線一錯，就一塌糊塗。現在常有學麥綏萊勒的，但你看，麥的明暗，是多麼清楚。」講究思想的黑白分明，以及在明暗對比中尋求力量，是一種典型的「魯迅風」。以闡發魯迅精神為己任的林先生，看來是深諳此道的。
大家都明白，在一個翻譯家傅雷所說的「高氣壓的時代」裡寫作，是要擔些壓力的。所謂「光線一錯，就一塌糊塗」也有這一層意思。在《午夜的幽光》的出版過程中，林先生曾和筆者有過多次聯繫。書名的確定（原書名為《幽光穿過黑暗》），一些文字的斟酌，一些敏感人物的處理，讓作者和出版者都頗費周折。該書最後還是順利付梓印行了，當然是萬幸的事。人嘗言，書也有書的命運。《午夜的幽光》命運如何，自有後世，不勞筆者廢舌。但林先生在書中所袒露的知識人的心境和立場，卻有目共睹，可謂立此存照了。
林賢治先生是在新中國的黎明出生的。比起錢理群要年輕九歲，但比起王曉明卻要年長個七歲，這三人，或者說三代人，都因為魯迅的研究而出名。說「研究」也許並不恰當，至少林先生是不願以「學者」自居的。實際上，與其他兩位不同，林先生曾長期生活在社會的底層，當過農民、鄉村醫生，但沒有上過大學，故其邊緣立場更為明顯。但總的說來，這是一個奇特的時代裡出現的三代人。在那個時代裡，魯迅，因為官方的認可，成了所有中國人唯一合法的精神食糧。《魯迅全集》成了貧瘠時代、飢渴時代裡唯一的精神盛宴。正是這種特定時代的幸與不幸，成全了無數魯迅學者後來的精神事業。是魯迅，陪伴他們渡過了漫長的精神荒蕪的歲月——魯迅是知識，是話語，是美學，是信念，是思想，是精神，是秘密的約定，也是詮釋的戰場，是顯學也是哀榮，是立場也是標準，是你能想得到那個時代的精神世界的一切……直至今天，仍歷久不衰。不管你是褒揚還是貶損，你都逃不開魯迅影子的籠罩。這無疑是悲劇，也是奇跡，是一種中國特色的時代病。不明瞭這一點，你就無法理解林先生字裡行間濃郁的魯迅情結。
時代的背景是暗色的——當然個人的內心世界也可能有「鬼」存在，因而思想光線的顯影功能就顯得很重要了。「木刻只有黑白二色，光線一錯，就一塌糊塗。」魯迅這句藝術談，大可以理解為一種立場、標準或者說角度的重要性的隱喻。魯迅的世界，是黑白兩色的，他至死也「一個也不寬恕」，如此強悍，想來是不會容忍那種過渡色的。雖然後世的學者也分析出了魯迅的「灰色」，但魯迅之為魯迅，其意義無疑就在於其清醒的批判性。這種批判性——不管是來自左派還是自由主義，像那種方向性的光線一樣，具有一種使黑白截然分判的功能。
《午夜的幽光》，書如其名，是一個黑白分明、佈滿光線對比的世界。我在書勒口上的「內容簡介」部分，曾作如此語：
思想，是穿過人生與世相的一道幽光，能讓昏昧的心靈豁然開朗。思想者的文字，是社會大幕下一道刺目的閃電，能映照出思想者卓然挺立的身姿。本書即是這樣一部透析知識分子和知識的警世之作。
在這部反思之書中，林先生致力於探討知識分子的角色和知識的功能。從薇依、茨威格、薩義德、奧威爾到房龍、君特‧格拉斯、米沃什、凱爾泰斯，林林總總，一組西方知識分子的群像。正如作者在「題記」裡所言，本書的重心仍在「知識分子的公共性」。這個「公共性」，用宋儒張載的話說，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用五四一代來說就是「德先生」和「賽先生」，「改造國民性」；用現在的話說，則成了「堅守邊緣立場」——一句話，知識分子必須是民眾的良心，必須為民眾代言。這顯然是近代以來的一種啟蒙信念。它也是魯迅的一個顯著姿態。魯迅恥於做「安靜的學者」而自許「精神界的鬥士」，這個身份定位顯然影響了林先生，他也聲稱「恥於做知識學的煉金術士，而爭當大眾社會的燃燈者和拓荒人」。在林先生看來，魯迅才是「中國的最徹底的自由主義者」（而不像自由主義學者們所認為的是胡適）。不為別的，就因為魯迅「堅持個人的自由實踐」，堅持「與權勢集團相對立，而致力於阻拒國家對人——現實中的弱勢群體及生命個體——從物質到精神的全面剝奪」。當然，這種以魯迅代表的知識分子的個人性與公共性如何統一的問題，也許仍懸而未決。知識分子是做一個精神的啟示者、一個海德格爾意義上的「沉思者」呢，還是做一個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一個漢娜‧阿倫特意義上的「行動者」呢？《午夜的幽光》也未給出答案。事實上，林先生本人對知識分子的公共性，也持悲觀態度。某種意義上，知識分子的自由、獨立、正義、寬容、批判及良心等等，在《午夜的幽光》中，多多少少只是作為一種意願存在的，正像它能從各色知識分子身上抽繹出來，但未必能還原到現實生活中去一樣。
沒有光線，精神界固然漆黑一團。但有了光線，卻從一個錯誤的角度照射，無疑會更糟。這是魯迅這句「光線一錯，就一塌糊塗」的話的警世之處。如何把知識分子的自由、獨立、正義這些大概念坐實到現實生活中來，顯然有很長的路還要走。從這個意義上說，林先生的這部《午夜的幽光》不是終點，而是起點。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