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漠」的文化悖論
作者：丁雲亮
文章來源：當代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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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共事務的麻木不仁、不參與，構成道德上的冷漠。從表現形式上來說，冷漠是一種集體性的情感和行為，同時又以不作為的個體態度呈現出來。
冷漠作為人類的心理痼疾，並非現代社會獨有。在古代，囿於家族式穩固的皇權統治，上層官僚階級和鄉村士紳群落，通過灌輸一種中庸化的「仁義、禮孝」教條，催眠、馴化大眾的反抗動機和叛逆意識。普通民眾因為地位的低賤，「出禮則入刑」，無力有效地參與行政決策和公共事務，制定為自身認同的倫理規範，只能依仗民間自發的儀式行為，圓通精神上遭受著的壓迫和奴役。人們的情感聯結，依據血緣性的組織形式，應對社會上偶然的衝突、紛爭，或者移交等級森嚴的門第制度。「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義精神，成為下層民眾的理想行為和道德高標。冷漠，作為鬆散的「臨時群眾」的每個個體的行動表徵，既是無力者為求自保、躲避傷害，不得不退守的外在狀態；又是每一個社會人，深感道德羞恥的變異的心理特徵。
但現代社會中的冷漠，表現出與古典社會截然不同的特點，最終可以追索出一種表徵性的文化悖論。工業革命以後，無論是結構上的壓迫性還是精神上的虛無性，也無論是制度的間離還是道德的遷徙，都義無返顧地將「人」置入一種原子化的個人主義政治和精明的經濟效益算計的倫理框架之中。人的日常生活實踐，尤其是在商品拜物教的熏染下，自我中心主義成為大眾交往行動的基準點，不論在敞開的公共空間還是在私人聚會場合，都會傾情於虛幻的美學偽飾和道具式的消費享樂，以此證明自身的文化教養和道德水準。不冷漠的需求鏈接，往往滋生於法治規範的缺席，只在一個極短的瞬間爆發，當他們突然之間被推進一個非強制性的匿名狀態，必須及時作出果敢的決斷，便容易出現道德熱忱的「貧血」，從而對眼前的正義空缺無動於衷。
不同的文化背景與環境因素，規約著冷漠的形態和方式。現代社會中的冷漠，根源於兩種不同的社會土壤：其中常態的社會網絡中的人群，受制於呆板、慣性的科層化的工作、生活方式，只得通過平面化、娛樂化的大眾傳播媒介，排解緊張的工作節奏、嚴密的時間管制帶來的虛脫、不安情緒，填補空洞的生活內容和漫無方向的意義指向，情色畫面、暴力話語乃至虛擬抑或現實的對弱勢者的戲劇性的凌辱，都成為激發生存意志的強大動力；病態的社會，不僅從懷疑一切價值理念的行動邏輯中，拋棄傳統秉有的悲憫之心，步入虛無主義的無底深淵，利用「他者」的受虐獲取暫時的快感，而且因個人在壓迫性力量面前的虛弱，還通過冷漠的行事方式，完成對內心深處累積的「怨恨」的宣洩。不過，這種冷漠的結果，沒有任何的恥辱感；相反，卻找到施行冷漠感的充分的辯護詞，或者轉化為茶餘飯後的談資的重要來源。
冷漠感的畸形社會風氣的盛行，時常引發人們對「見義勇為」行為的追憶。我得承認，見義勇為是一種美德，在普遍的精神碎片化的時代，不僅值得鼓勵，還應該繼續大力提倡,使人們生活正氣充盈的世界；但見義勇為畢竟是個體對流行的社會陋習孤立的拯救行為，是古代俠義文化血脈的延續。俠士濟貧扶弱的壯舉，帶有濃烈的個人英雄主義，它書寫著處在法制傾斜化、權力邊緣化的少數人的悲壯歷程和精神擔當。在特殊的社會語境下，單個道德主體以晦暗不明的方式，完成對社會邪惡勢力的復仇和對公義天理的訴求。但是，就像有了包公這樣清明的法官，人們獲取一絲正義倫理的希冀一樣，它只能以遙遠、偶在的狀態存在於民眾的臆想之中；包公未能挽王朝於既倒，見義勇為的話語擴張亦難以一勞永逸地解決現實社會的根本問題。更何況，俠士的衍化歷史昭示，他們既可能成為下層民眾的良心，又可能成為權力社會的工具。
物質資料的豐富與道德水準的下滑所表徵的文化悖論，顯然不能從單個人，特別是「他者」身上去尋找原由，雖然社會恰恰是由單個人組成的空間實體。齊美爾曾對社會概念作出過極為通俗的解釋，即社會就是個人之間心靈上的交互作用。如果兩個人邂逅相遇，無意間對視一下或者在公共領域如售票窗口、餐廳、人行道等擁擠一下，引起了大小不同的心理反應，我們不能說他們構成社會交往，但正是這種表面的、轉瞬即逝的微觀場景，一旦越頻繁、越深入地「交互作用」結合起來，甚至於平常的偶然事件招致社會方方面面的強烈關注，就稱得上是社會交往了。持續不斷的社會交往關係，將人們聯結成一個無法脫離的整體，推動著種種社會機制的運行，同時要求在實踐過程中對機制的漏洞補闕。因之，改變社會的氛圍、環境、風氣，就不能不把社會作為一個系統工程加以理解、設置。
傳統觀念裡對冷漠感的化解和修復方式，源於個體性精神品質如勇敢無畏、兩肋插刀、情操高尚、寬厚仁慈的浪漫理想的建構，不錯，個體的精神質素的普遍提高，確實是改變社會文化質量的必要前提，也是扭轉頹敗的社會風氣的具體行動，但是，負面效果也凸顯出來；因個性的真實往往被宏大敘事的話語形象所遮蔽，淪為僅僅令人尊崇、仰慕的神話化的符號。即便是在集體主義意識形態的制度下，本著重鑄新人的目標，著重改造的也是個體的道德心理、道德意識，最終依舊使人在原子化的、量的個人主義的路徑上徘徊，缺乏融入血肉的人與人之間的友愛、互助精神。殊不知，從家庭、單位到社群，每一個中介環境形成的交往、聯結，都促進個體的人生理念、價值取向的生成。社會結構、教育模式、文化傳承等宏觀社會力量，更有利於個體德性的提升與集體意識的凝聚。
轉型時期的中國，正面臨制度、倫理、文化諸方面的艱難調整、抉擇。人們普遍遭遇著價值的虛無和信仰的虧空，進而出現生活意義的危機，這就要重新反思單一的經濟發展主義和總體性的社會防禦系統所帶來的後果，培植消除冷漠感的良好的社會環境。一個社會如果一味地依憑國家主義華而不實的道德指令，短視地從眼前的效益、政績出發，而忽視精神維度的平衡建設，必然導致文化生活的斷裂，乃至情感的堅硬和冷漠，整個社會就失去維繫社會關係所必須的正義感和道德力量。通過救助型制度的合理安排，整合碎片化的人際交往和平面化的價值信仰，才能消解反道德的文化悖論，走向人性化的和諧社會。
作者：丁雲亮
文章來源：當代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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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共事務的麻木不仁、不參與，構成道德上的冷漠。從表現形式上來說，冷漠是一種集體性的情感和行為，同時又以不作為的個體態度呈現出來。
冷漠作為人類的心理痼疾，並非現代社會獨有。在古代，囿於家族式穩固的皇權統治，上層官僚階級和鄉村士紳群落，通過灌輸一種中庸化的「仁義、禮孝」教條，催眠、馴化大眾的反抗動機和叛逆意識。普通民眾因為地位的低賤，「出禮則入刑」，無力有效地參與行政決策和公共事務，制定為自身認同的倫理規範，只能依仗民間自發的儀式行為，圓通精神上遭受著的壓迫和奴役。人們的情感聯結，依據血緣性的組織形式，應對社會上偶然的衝突、紛爭，或者移交等級森嚴的門第制度。「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義精神，成為下層民眾的理想行為和道德高標。冷漠，作為鬆散的「臨時群眾」的每個個體的行動表徵，既是無力者為求自保、躲避傷害，不得不退守的外在狀態；又是每一個社會人，深感道德羞恥的變異的心理特徵。
但現代社會中的冷漠，表現出與古典社會截然不同的特點，最終可以追索出一種表徵性的文化悖論。工業革命以後，無論是結構上的壓迫性還是精神上的虛無性，也無論是制度的間離還是道德的遷徙，都義無返顧地將「人」置入一種原子化的個人主義政治和精明的經濟效益算計的倫理框架之中。人的日常生活實踐，尤其是在商品拜物教的熏染下，自我中心主義成為大眾交往行動的基準點，不論在敞開的公共空間還是在私人聚會場合，都會傾情於虛幻的美學偽飾和道具式的消費享樂，以此證明自身的文化教養和道德水準。不冷漠的需求鏈接，往往滋生於法治規範的缺席，只在一個極短的瞬間爆發，當他們突然之間被推進一個非強制性的匿名狀態，必須及時作出果敢的決斷，便容易出現道德熱忱的「貧血」，從而對眼前的正義空缺無動於衷。
不同的文化背景與環境因素，規約著冷漠的形態和方式。現代社會中的冷漠，根源於兩種不同的社會土壤：其中常態的社會網絡中的人群，受制於呆板、慣性的科層化的工作、生活方式，只得通過平面化、娛樂化的大眾傳播媒介，排解緊張的工作節奏、嚴密的時間管制帶來的虛脫、不安情緒，填補空洞的生活內容和漫無方向的意義指向，情色畫面、暴力話語乃至虛擬抑或現實的對弱勢者的戲劇性的凌辱，都成為激發生存意志的強大動力；病態的社會，不僅從懷疑一切價值理念的行動邏輯中，拋棄傳統秉有的悲憫之心，步入虛無主義的無底深淵，利用「他者」的受虐獲取暫時的快感，而且因個人在壓迫性力量面前的虛弱，還通過冷漠的行事方式，完成對內心深處累積的「怨恨」的宣洩。不過，這種冷漠的結果，沒有任何的恥辱感；相反，卻找到施行冷漠感的充分的辯護詞，或者轉化為茶餘飯後的談資的重要來源。
冷漠感的畸形社會風氣的盛行，時常引發人們對「見義勇為」行為的追憶。我得承認，見義勇為是一種美德，在普遍的精神碎片化的時代，不僅值得鼓勵，還應該繼續大力提倡,使人們生活正氣充盈的世界；但見義勇為畢竟是個體對流行的社會陋習孤立的拯救行為，是古代俠義文化血脈的延續。俠士濟貧扶弱的壯舉，帶有濃烈的個人英雄主義，它書寫著處在法制傾斜化、權力邊緣化的少數人的悲壯歷程和精神擔當。在特殊的社會語境下，單個道德主體以晦暗不明的方式，完成對社會邪惡勢力的復仇和對公義天理的訴求。但是，就像有了包公這樣清明的法官，人們獲取一絲正義倫理的希冀一樣，它只能以遙遠、偶在的狀態存在於民眾的臆想之中；包公未能挽王朝於既倒，見義勇為的話語擴張亦難以一勞永逸地解決現實社會的根本問題。更何況，俠士的衍化歷史昭示，他們既可能成為下層民眾的良心，又可能成為權力社會的工具。
物質資料的豐富與道德水準的下滑所表徵的文化悖論，顯然不能從單個人，特別是「他者」身上去尋找原由，雖然社會恰恰是由單個人組成的空間實體。齊美爾曾對社會概念作出過極為通俗的解釋，即社會就是個人之間心靈上的交互作用。如果兩個人邂逅相遇，無意間對視一下或者在公共領域如售票窗口、餐廳、人行道等擁擠一下，引起了大小不同的心理反應，我們不能說他們構成社會交往，但正是這種表面的、轉瞬即逝的微觀場景，一旦越頻繁、越深入地「交互作用」結合起來，甚至於平常的偶然事件招致社會方方面面的強烈關注，就稱得上是社會交往了。持續不斷的社會交往關係，將人們聯結成一個無法脫離的整體，推動著種種社會機制的運行，同時要求在實踐過程中對機制的漏洞補闕。因之，改變社會的氛圍、環境、風氣，就不能不把社會作為一個系統工程加以理解、設置。
傳統觀念裡對冷漠感的化解和修復方式，源於個體性精神品質如勇敢無畏、兩肋插刀、情操高尚、寬厚仁慈的浪漫理想的建構，不錯，個體的精神質素的普遍提高，確實是改變社會文化質量的必要前提，也是扭轉頹敗的社會風氣的具體行動，但是，負面效果也凸顯出來；因個性的真實往往被宏大敘事的話語形象所遮蔽，淪為僅僅令人尊崇、仰慕的神話化的符號。即便是在集體主義意識形態的制度下，本著重鑄新人的目標，著重改造的也是個體的道德心理、道德意識，最終依舊使人在原子化的、量的個人主義的路徑上徘徊，缺乏融入血肉的人與人之間的友愛、互助精神。殊不知，從家庭、單位到社群，每一個中介環境形成的交往、聯結，都促進個體的人生理念、價值取向的生成。社會結構、教育模式、文化傳承等宏觀社會力量，更有利於個體德性的提升與集體意識的凝聚。
轉型時期的中國，正面臨制度、倫理、文化諸方面的艱難調整、抉擇。人們普遍遭遇著價值的虛無和信仰的虧空，進而出現生活意義的危機，這就要重新反思單一的經濟發展主義和總體性的社會防禦系統所帶來的後果，培植消除冷漠感的良好的社會環境。一個社會如果一味地依憑國家主義華而不實的道德指令，短視地從眼前的效益、政績出發，而忽視精神維度的平衡建設，必然導致文化生活的斷裂，乃至情感的堅硬和冷漠，整個社會就失去維繫社會關係所必須的正義感和道德力量。通過救助型制度的合理安排，整合碎片化的人際交往和平面化的價值信仰，才能消解反道德的文化悖論，走向人性化的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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