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文明的起源」*
作者：張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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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文明的起源」*
張光直
*本文為張光直先生夫人李卉女士在張光直遺物中發現，約寫於1990年前後，經陳星燦先生整理。
最近幾年以來，「中國文明的起源」一一或與此類似的題目一一成為中國考古學、古史學界熱烈討論的一個論題。開這個風氣之先的是1985年在北京出版的夏鼐的《中國文明的起源》的中文版[1]。隨著次年《光明日報》對遼寧牛河梁「女神廟」遺址發現的報道與這項發現將中國文明起源時代提早的評論，引起了近五年來中國考古學界、古史學界對什麼是「文明」、中國最早的文明在何處起源以及中國文明到底是一元還是多元等等一系列老問題的爭議。在「中國文明起源」這個題目下參加討論的學者很多，1987年可舉安志敏[2]、陳星燦[3]和鄒衡[4]為例，1988年可舉蔡鳳書[5]、李先登[6]和鄭光[7]為例。1989年相信在這個題目上的討論還是接連不斷的；《考古》第1期便有童恩正《與安志敏先生商榷》一文[8]，安志敏回答的文章已準備近期刊出。
我說這是老問題，因為雖然最近有熱烈的討論，「中國文明的起源」卻並不是一個新的題目。在西方思想傳人中國以前，中國文明的起源有開天闢地、三皇五帝這一套體系充分說明，是不成為一個學術上的論題的。但是西方學者很早以前便把中國文明起源當做一個值得討論的題目。近代西方學者最早討論這個問題的是英國倫敦大學的拉古別裡(Terrien de Lacouperrie)，他在1885年的一篇文章裡主張中國民族的始祖黃帝是從巴比倫遷來的[9]。這類中國民族和它的文明西來說自拉氏之後繼續主張者不乏其人[10]。到1920年代安特生在河南和甘肅發現史前時期的彩陶以後，安氏更指出中國史前彩陶與中亞、東歐史前彩陶之間的類似[11]，於是中國文明西來說更自考古資料獲得支持。但是不久之後，中國考古學者在山東龍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產生了中國本土文化史前時代的遺物。這時若再說中國史前時代都是一片空白，連人和文化都是自西方輸入的，便很難成立了。所以30年代到40年代的外國學者多采折衷的說法，即中國本土有人長期居住，但遠在史前時代就受了西方文明的影響，而產生文化的進展。這種說法可以舉兩個例子。一個是日本的濱田耕作，在他1930年出版的名著《東亞文明?黎明》[12]一書中，介紹了安特生根據彩陶而主張的西來說以後，作了如次的觀察：
「那麼彩畫陶器，或此時的中國文化，何由而發生?換言之，這種陶器或文化，是隨從具有這種陶器、文化的人種從西方進來的呢?或者是僅僅其文化技術，受了西方的影響呢?這是當然要發生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發現者安特生氏早就立說，謂這大約是具有和生產彩畫陶器的西方各地一樣文化的原中國人(Proto— Chinese)，當新石器時代從土耳其斯坦方面移動到中國西疆，人了甘肅而終於深入河南及其他各地，留下了那些陶器的。同是瑞典人語言學者高本漢，則謂中國人在產生這種彩畫陶器文化以前，早已居住中土，製造了鬲式三代陶器；至於彩陶文化和它的民族，是後來從西方流人的。……我將安特生和高本漢兩說比較，反而覺得高本漢說較善。依我的意思，中國人至少在新石器時代，已經住在中土，及其末期，乃有彩畫陶器的文化，隨同新人種侵進來。」[13]
濱田氏進一步相信殷墟時代在中國發達極盛的青銅文化，也是由西方輸入的。「銅或青銅的使用……至少在舊大陸，是發生於西方亞細亞的一個中心，傳播到各地的。……關於銅和青銅的知識，就說是從西方傳到中國，也是大可以有的事。」[14]換言之，中國文明史上在當時的考古學上最顯要的兩個元素，即彩陶與青銅，都是從西方傳來的，而我們可以由此來解釋中國文明的起源。
第二位持這類見解的外國學者的例子是美國的畢士博。他在1939年發表的《東亞文明的開始》[15]一文中，敘述了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彩陶與黑陶文化以及文明時代的殷周。但在他檢討了中國文明的各項特質以後，發現它們都是外來的：彩陶、青銅器、大麥、戰車、文字、牛、羊、馬、雞、水牛、小米、大米、高粱等等，他說不是來自近東便是來自印度。他的結論：「文明最早出現於近東，在那裡若干動物被馴養，若干作物被栽培；也是在那裡各種基本的發明被創造，城市生活產生。這些成就需要很長的時間，可能好幾千年。在東亞我們發現當時情形純然不同。上述文化特質中有許多在這裡也有出，現，但它們都出現得晚得多，並且表現一個比較進步的發展階段，沒有任何證據能說明它們是在這裡獨立發生的，而在若干例子中我們可以找到它們自西方起源的確鑿證據……因此，後來在東亞建立起來的文明，其起源與基本類型必須歸因於從古代近東來的文化傳播所致的刺激。」[16]
到50年代以前對中國文明起源的討論大致便停留在這種水平上：中國文明包含哪些元素，這些元素是土生土長的還是從外面來的，由對這些問題的答案而在「中國文明起源」這個問題上下個斷語。有人(如畢士博)說中國文明重要的因素都是外來的，反過來有的學者便爭論中國文明若幹成分實際上是本地起源的。李濟在一篇討論中國上古史的文章中，批評畢士博的說法，指出中國古代文明中至少有三件物事是確確鑿鑿土生土長的，即骨卜、蠶絲與殷代的裝飾藝術。「這三件，外國人討論東方文化時，只管可以不提，卻不能不承認是遠東獨立發展的東西。」[17]這種土著與外來成分的拉鋸戰，一直持續到70年代。主張土著成分佔優勢，因而中國文明基本上是土生土長的，甚至是東方文明的搖籃，到了何炳棣《東方之搖籃》一書到了高潮[18]。
到了50年代以後，隨著全國考古工作的進展與大量史前與歷史時代早期遺物的出土，「中國文化起源」這個論題也就逐漸趨於複雜化。在過去資料稀少的時候，我們可以把全中國當作一個單位來討論，把不同時期的文化排列起來，就可以展示中國文化發展的過程。在全國各地出土物增多，而且利用碳素十四方法斷代把全國各地文化發展歷史初步瞭解以後，我們發現中國古代考古文化是不止一個系統的，於是在70年代初期以來中國考占學上便開始了對所謂「區系類型」這個概念的探索。在1981年第5期的《文物》上，蘇秉琦和殷瑋璋建議把全國考古學文化進行區、系、類型的詳細劃分，並且指出中國古代文化至少可以分為六個不同的區域來討論：(1)陝豫晉鄰境地區；(2)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3)湖北和鄰近地區；(4)長江下游地區；(5)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軸的南方地區；(6)以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19]。在中國文明起源這一課題上，這種區、系、類型的劃分是有基本上的重要性的，因為「這六個地區都曾起到民族文化大熔爐的作用」，也就是說，「很多地點考古文化面貌上反映的我國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和文化淵源的連續性」，這也就是說中國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20]。
中國文明起源的多元性，本來不是一個新穎的說法。民族史學者林惠祥在30年代討論中華民族的起源時早就指出「中國文化蓋以上古時華夏系之文化為基本要素，此種文化依次與其他文化接觸而吸收之，吸收以後經一番錯綜混合而歸於融化。」這些為華夏系所吸收的其他文化，林氏列舉有黎苗文化、東夷文化、荊蠻文化、百越文化、山狄文化、氐羌文化等[21]。
發掘和研究殷墟文化的李濟也早指出「殷虛文化來源的複雜」：(1)一部分的文化顯然受過西方的影響，同時帶著濃厚的地方色彩，如文字、一部分的農業及陶業；(2)一部分完全是在中國至少是東亞創始並發展的，如骨卜、龜卜、蠶絲業及一部分的陶業與雕刻的技術；(3)一部分來自南亞，如水牛、稻米及一部分藝術。「殷商文化只是把這些成分調和起來，加了一個強有力的表現。」[22]這個看法在李先生的《中國文明的開始》(1957年)一書中又再一次被強調：「商代的文化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現象，它代表許多文化源流的融合。」[23]這種多元的說法，如今可以說是為中國史前文化區系類型的分析結果得到考古材料的支持了，但是新的材料又引起了新的論題，或可以說是使舊的論題複雜化了。根據上引安志敏、鄒衡、蔡鳳書、李先登等最近的看法，要說中國文明的「起源」，就一定要找到符合文明條件的最早的考古文化，亦即二里頭或夏商週三代的中原文化，因此中國文化起源問題，在這些位學者看來，與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區系類型的分析是兩碼子事。
中國文明起源這個課題是研究中國文明史、中國考古學的一個基本問題，但對這個問題的瞭解是一定會隨著中國考古材料的增加與研究而有日進的。現在考古材料已積累到一種程度，使得這個問題分析起來頭緒相當紛繁。下面將這些頭緒初步梳理一下：試求指出討論這個問題所需考慮的一些重要因素。
一 「文明」的定義應自史料內部辨認
講中國文明的起源，第一步的工作自然是說清楚什麼是文明，什麼是中國文明，這樣我們才能談到它的起源問題。最近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論，有一部分是集中在「文明」這兩個字的定義上的；例如有人說紅山文化有玉器、有女神廟，證明中國文明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的遼河流域；也有人說紅山文化還沒有發展到文明階段，還不具備文明的條件，所以講中國「文明」的起源還談不到紅山文化[24]。
給文明下定義至少有兩條人手途徑。第一條是先決定文明這個概念之下包括什麼具體的成分，然後再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中找尋這些成分在哪一個段落中出現。如果找到，便知道文明在中國是在什麼時候、哪一個階段出現的。這樣即使不能解決文明的起源問題，至少可以知道從何處何時來出發從事這個問題的研討。先決定這個概念所包括的成分，一般是自社會科學通論的著作中去採取的：在中國一般采自所謂經典著作，即公認為真理的著作，如摩爾根的《古代社會》[25]。這本書把人類社會進化史分為三個大段，即野蠻(Savagery又譯為蒙昧)、半開化(barbarism，或譯為野蠻)和文明(Civilizafion)。每一個階段都有很精確詳細的定義；摩爾根氏對「文明」的定義是：「這一時代，如前所述，以聲音字母之使用以及文字記錄之製作而開始。」自摩爾根以後，把「文明」的定義加以擴充和定規化的企圖是很多的。最近討論中國文明起源的學者也採取這種界說的方式，把「文明」的內容規定清楚，然後到考古資料中去尋找。如鄒衡分析「文明」的標誌是：文字、鑄造和使用青銅器、城市的形成與發展。「從龍山文化到二里頭文化已經發生了質變。例如二里頭文化中成組宮殿群建築的出現和都城的形成、青銅器中禮樂兵器的產生、文字的發明等等。這些又都是商周文明所共有的。龍山文化中沒有這些因素，說明當時尚未跨人中國古代文明的門檻；二里頭文化有了這些因素，說明已同商周文明直接掛鉤。這樣，我們就在考古材料中找到了中國文明的源頭，這就是二里頭文化即夏文明。」[26]李先登的看法也與這相同，他也「認為中國古代社會進入文明時代的主要標誌是文字、青銅禮器與城市」[27]。
另外一個給文明下定義的途徑是從個別區域具體史料與具體史實的分期出發。上面所說的先將「文明」的內容列舉出來的方式，需要做這樣一個假定，就是在每一個區域史裡面，如果有文明這個階段出現，就一定有這些成分的出現，但這個假定從實際上說是不能成立的，就用中國文明的三個必要成分來說吧：文字、青銅器和城市是不是所有的「文明」都有的成分呢?中國有，兩河流域有，但中美的古代文明沒有青銅器，南美的古代文明沒有文字。是不是這樣說來中美與南美古代文化史上都沒有「文明」這一個階段呢?取這樣的觀點便是說，在人類社會文明演進史上，有的地區(尤其是先經過研究的地區)比較重要，它的成分便應當做文明定義的標準。因為如果不是如此，如果用中美、南美的文化史當做文明界說的標準，那麼中國與兩河流域的發展便不盡合它們的標準，豈不是反過來表明中國與兩河流域的文化史中沒有文明這一個階段嗎?我相信我們不妨將每個地區的文化社會發展史個別看待，檢討它的發展過程經過什麼樣的程序，在這個過程中有幾次飛躍性或質變性的變化，然後根據這個歷史本身內部所呈現的變化把它分為若干階段或時期。這裡面發展程度較高的一個階段或時期也許便相當於我們觀念中所謂「文明」。但這是要在比較了許多地區的發展分期以後才能決定的。我們分析了全世界許多地區的文化社會史以後，把它們發達程度最高的一段來比較綜合。如果它們之間有許多基本上的類似性，也許我們可以達到一個真正有普遍性、有世界性的「文明」的新的定義。
從這種觀點看中國文明起源問題，我們很客觀地要採取第二種途徑，即先將中國古代文化社會史作一番客觀的分析，看看應該分成哪些階段，再看看到哪一個階段我們可以談到「文明」的出現。這樣做法所獲得的結果也許和走第一條途徑所獲得的結果是相同的，但這樣做法所得到的「文明」階段是客觀產生的，不代表先人為主的成見。
目前中國史前史到古代史這一段連續性的考古史料只有在黃河中游河南、山西、陝西一帶比較完整，我們不妨把這一地區的文化社會演進史發展過程的分析做一個例子。這個地區從物質文化(主要是陶器)的變化上看可以排成下面這樣一個文化序列[28]：
1．以裴李崗、老官台等遺址為代表的較早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約7000—5000 B．C．)
2．仰韶文化(約5000—3000 B．C．)
3．龍山文化(約3000—2200 B．C．)
4．二里頭文化(約2200—1500 B．C．)
5．殷商二里岡和殷墟期文化(約1500—1100 B．C．)殷商以後西周東周以來的歷史時代文化先拋開不提，只就上列五種史前與歷史時代初期考古文化來看，它們在文化社會演進史上代表著什麼樣的發展?如上所說，考古學上文化的序列是根據物質文化所顯示的變遷而排列的。固然我們相信文化的變化是全面的，也就是說物質文化上的變化可能是與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變化互相聯繫的，但是我們更要進一步把這些政治、經濟、社會上的變化從考古材料裡揭發出來。作這種揭發工作，需要較豐富的考古材料與以此為目的的徹底分析研究。中原考古雖已有較長的歷史，這段序列中仍有許多缺環。我們且就(1)生產工具，(2)手工業分工，(3)金屬技術，(4)財富分配，(5)建築規模，(6)防禦性城牆，(7)戰爭與制度性的暴力，(8)祭祀法器性的美術品，(9)文字，這九項現象作為標準來看一看它們在中原考古文化序列中的出現情況(表一)：
表一
項目| 較早新石器文化| 仰韶文化| 龍山文化| 二里頭文化| 殷商文化
1．生產工具| 石、木、骨、蚌制|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2．手工業分工| —| —| 陶輪使用| 工場遺跡| 細分工工場遺跡
3．金屬技術| —| 痕跡| 坩堝、小件金屬器| 青銅塊鑄|青銅冶鑄技術高峰
4．墓葬中顯示 的財富分配| —|—| 陶寺墓地，墓葬分大、中、小| 差距加大| 明顯階級社會
5．建築規模| 居室| 居室| 居室| 宮殿| 宮殿
6．防禦性城牆| —| —| 夯土城牆| ？|夯土城牆
7．戰爭暴力| —| —| 頻仍| 頻仍| 頻仍
8．法器性美術| —| —| 有| 青銅禮器| 青銅禮器
9．文字| 甲文?| 陶文| 陶文、骨文?| 陶文|卜辭、金文、典冊(?)
上面這張表是很不完全的，有許多處還表現著考古學工作的缺環。其中二里頭文化發現較晚，工作也較少，夯土城牆的痕跡還不顯著，也沒有發現文字。但整個看來，這五段考古學的文化從社會演變史來看很清楚的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代表兩次質變的門檻：
1．從裴李崗、老官台文化到仰韶文化的階段：一般來看，是自給自足的農村生產階段，手工業沒有專業化，金屬工業缺如或小規模，沒有顯著的戰爭或經常使用暴力的證據，在財富分配上沒有顯著的分化或階級分化，沒有真正的文字。
2．以龍山文化為代表的階段：由於以聚落形態的研究為目標的大規模考古調查在中原尚未廣泛進行，我們對於龍山時代聚落與聚落之間的從屬、聯合關係瞭解還不清楚。但中原社會到了龍山時代顯然發生了重要的內部變化。夯土城牆的建造與戰爭和人牲遺跡的發現都指向一個用干戈、有甲兵的新的社會秩序。陶寺的墓地表現了尖銳分化了的階級，並且表現了上屬階級與禮樂的密切聯繫。手工業分化的專業中有從事骨卜的與製作祭祀陶器的活動，但至今還沒有宮殿建築、青銅禮器與文字的發現。我相信青銅禮器與文字的萌芽可能都在龍山時期，但在目前的資料上看來，龍山與下一個階段的二里頭文化之間是有一道很深的鴻溝的。
3。從二里頭文化到殷商文化的階段：這是有宮殿建築、大規模戰爭、殉人、用人牲與鑄造青銅禮器的階段。二里頭文化中雖然還沒有文字發現，但它的宮殿建築與青銅禮器表示它與殷商近，與龍山遠。
我們將這三個社會演進史的階段叫什麼名稱?甲、乙、丙也可以，「部落」、「酋邦」、「國家」也可以。如果用「文明」一詞，它應當是自第二個階段起還是自第三個階段起?如果說階級社會便是文明社會，龍山時代至少可以說是初級的文明社會，而二里頭、殷商文化可以說是高級的文明社會。很清楚，這是術語上的問題。從實質上講，在中國文明起源的程序上說，這三個階段是都不可少的。
不論以第二個階段為「文明」還是以第三個階段為「文明」，這都只是中原地區的歷史現象。中國其他地區的史前史與歷史時代早期文化也需同樣的分析、分段，各地區可能各有它自己的文明階段。各地區的文明階段是不是一樣的?把它們比較了以後能不能在中間劃上等號或把它們合併起來歸納成一個「中國」文明起源階段?這些都是要在分析研究以後才能答覆的問題。
二 從所謂系統論看「中國文明」
起源的一元與多元
談中國文明起源的問題，第一步是決定「文明」該如何界說，下一步便要決定什麼是「中國」文明。最近在這個問題的討論上，這是若干爭辯的焦點，但這個焦點並沒有明顯地揭露出來。爭辯的一方採取所謂「滿天星斗」的看法，主張中國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因為上述新石器時代六個區域文化都是中國文明的祖先[29]。爭辯的另一方則以文字、青銅器與城市為界說文明的標誌，指出中國境內最早達到這種標誌的是中原的二里頭文化，所以中國文明的起源還是自中原開始的[30]，這項爭辯的兩方都有考古文化的根據，但他們的意見分歧，是因為他們筆下的「中國文明」實際上不是一回事。前者用廣義的界說，相當於「中華民族」的文明，在時代上是連續性的；後者用狹義的界說，以最早的文明相當中國文明，亦即把華夏文明當做最早的中國文明的代表。
可以把它叫做「中國文明」的文化在考古材料中如何辨認?在什麼時代可以開始辨認出來?這是中國考古學上的一個關鍵問題，但也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所以困難，是因為「中國」這個名詞的界說也像「文明」一樣有兩個不同的途徑：一是先決定它該有些什麼內容，再到考古資料中去辨認；二是在考古資料中去看文化分類的趨勢，然後在所分的諸文化中尋找中國文明的祖型。我覺得在最近對中國文明起源的爭議中，對「中國」文明的界說問題，不論是從哪個途徑出發，討論都嫌不夠。
五六十年代中國考古工作集中在中原地區，到了70年代以後，地方考古工作，尤其是長江流域與內蒙古和遼寧，有了較大的進展，再加上大量碳十四分析所得年代數據，使我們對中原以外早期文化的認識有了很大的增進。以今天的眼光看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加以分析，至少可以得到兩項初步的結論。第一項是中國境內有好幾個新石器時代文化，各自獨立發生發展；第二項結論是這些個文化在發展途徑中在地理空間中擴張而彼此發生接觸，產生交流互動關係。由於這第二項現象，中國範圍內所包括的許多地區文化彼此之間構成一個大的文化系統，而各個個別文化都不能把它孤立看待。換言之，中原文化雖然目前在年代上有優先地位，它的發展並不是孤島式的，而必須作為較大的文化系統的一部分來加以分析和討論。金觀濤和劉青峰在討論尋求使用比較新穎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來研究中國歷史的時候，就提出來參考使用「系統論」的建議：
「系統論、控制論是20世紀以通訊、自動化和計算機為特色的科學技術革命的產物，它們不把事物看作相互孤立的因果系列和可以分割處理的機械模式，為研究錯綜複雜的事物提供了某些具體的理論和方法。在強調整體研究的時候，系統論、控制論還特別指出：局部特點相加之和並不等於整體特徵，而必須把它們始終作為整個系統的相互依存的組成部分來加以研究。」[31]金、劉二氏指出要使用這種理論模式研究中國社會，「要理解一個系統，特別是像社會這樣的複雜的大系統的整體特徵，就必須剖析這個系統的結構和作用機制，也就是分析大系統是由哪些子系統組成，這些子系統之間又是怎樣相互作用、相互調節的。」[32]研究一個社會如此，研究一個大的文化體系也是如此。具體地說，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各區域文化彼此獨立、各自發展的時候，每個文化是一個獨立的系統；可是到了它們彼此接觸交流、互相影響的時候，這些區域文化便形成許多子系統，而它們共同組成的大的文化體系便形成廣一個主系統。
中國史前文化的系統論不是社會科學理論的套用，而是根據紮實的考古材料所建立起來的文化歷史。在早期農業文化的基礎上，到了公元前五千年前左右，中國境內可以辨別出來的區域性農業文化有黃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山東半島的大汶口文化與遼河流域的新樂文化；在南方有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長江下游的馬家濱文化、河姆渡文化及東南海岸的大坌坑文化。這只是根據現有考古材料能夠辨認出來的文化，將來這張單子一定能夠擴張，尤其是華南部分。這些文化彼此之間雖有相似之處，很顯然的它們是各有來源各有特色的區域性的文化。過了1000年以後，即到了公元前4000年左右，這些文化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彼此之間發生了連鎖關係：
「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前左右，華北和華南這些各有特色的文化開始顯露出來一種互相連鎖的、程序的、不可動搖的證據，而這個程序在華北在這以後一千年內，在華南在這以後一千五百年之內繼續深化。各個區域文化向外伸展而互相接觸，在文化上互相交流，而且表現了持久而且重要的交流關係的具體的、逐漸增加的證據。這個交互作用的程序無疑的在數千年之前便已開始，但是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前它在考古記錄中的表現才顯得清楚而且強烈。這些表現可以從兩部分來敘述：即華北諸文化之間的交互作用的表現和華北、華南文化之間的表現。
「在華北之內，相互的關係在仰韶、大汶口、紅山和土珠山(長山列島)各類型之間開展。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前，黃河下游沖積平原已經大致形成，而仰韶與大汶口之間的陸上交往必由這個空隙的變究終於消失所促進。整組的大汶口陶器在河南數處遺址中發現，最西達到了偃師，而且典型的大汶口器形(如背壺、袋形足的鬻、鏤孔足的豆和高足杯)見於豫西類型的仰韶器組。仰韶對大汶口陶器尤其彩陶的影響也很顯著。仰韶和大汶口所共有的石器、骨器和陶器類型的單子是很長的，而兩者之間的互相作用、互相影響是不容否認的。
「遼河中上游和大凌河谷的紅山和遼東半島南端的土珠山無疑是屬於同一個運行軌道之內的，都具有細石器和篦印紋平底陶器這類北方的特徵。土珠山和大汶口經由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之間的列島而相接觸，如山東蓬萊以北長島縣的北莊遺址的考古遺存所示，在這裡篦印紋陶器和大汶口類型伴存出現。至於紅山和仰韶，它們在河北北部以及北京地區彼此之間有直接的接觸。在紅山文化最初發現的中國考古學的早期階段，因為它有繪黑彩的紅陶，考古學者很快地作出它是仰韶文化在北方的一個分支的結論。現在我們對這個文化本身瞭解比較深刻，一般的看法是以為紅山文化是遼河河谷本身的發展，也許是在新樂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但是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它接受了外面的影響，包括仰韶的影響。『如紅頂碗式的陶缽，與仰韶文化後崗類型的陶缽相似，彩陶中的平行線紋、平行斜線組成的三角形紋也與後崗類型的同類彩陶相似。有凸飾的圓腹罐，和半坡遺址的有凸飾的尖底罐也類似。』
「華北的大汶口文化與長江流域和東海岸文化連鎖關係的連鎖證據就是所謂『龍山形成期』的成形；龍山形成期在第四個千紀的中葉在華北和長江流域出現，然後沿著東海岸直到台灣和珠江三角洲一直到第三個千紀的中葉。龍山形成期這個概念是最初在1959年作為貫穿若干區域文化序列的空間性的整合工具而提出來的，用來說明整個中國東海岸在一段連續的時期之中的許多石器和陶器特徵與類型上的相似之處。為了解釋龍山形成期的迅速而且廣泛的擴張，在提出這個概念的當時覺得把它當作從一個核心區域，即華北的中原地區，汾、渭、黃三河的交匯地帶．放射出來的文化擴展是合理的解釋。作這種解釋的基礎是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在中原有一串完整的系列，而在東部和東南海岸當時沒有這樣的一個完整的發展系列，因此在東部與東南海岸地區的與中原類似的文化想必是自中原較早的文化傳佈而來的。可是到今天這個基礎已經不復存在了。因為在好幾個區域中今天也已經有了完整的或近乎完整的發展系列了。因此『龍山形成期的大擴張』這個觀念不能再來作為解釋龍山形成期的理論基礎。但如西諺所云，我們切不可把嬰兒與洗嬰兒的水一起倒掉，因為嬰兒一一即龍山形成期一一是真存在的。
「沿著史前時代交互往來的路線在幾個區域文化之間移動，我們不妨自大汶口開始。沿著海岸平原向南我們可以走人馬家濱文化的領域，從這裡我們有兩條路線可走：向南穿過杭州灣到河姆渡的領域及其更南到東南海岸，在這裡稍後我們可以接觸到福建的曇石山與溪頭文化和台灣的鳳鼻頭文化。另一條路是自馬家濱轉向西而沿長江向上流走。在這條路上我們先碰到安徽的薛家崗文化，然後在江西又碰到跑馬嶺文化(或稱山背文化)。從這裡我們可以再向上遊走到湖北的大溪和屈家嶺文化，或沿贛江轉向南方走入粵北和石峽文化。在這些個區域的已知的文化和遺址不都是完全同時的，但它們所代表的文化傳統都是彼此平行的，只是多半都還沒有為考古學所揭露。一般而言，在年代學上看，北方稍早(公元前第四千紀)而南方稍晚(公元前第三千紀早期)，但這可能只是由於資料不全所產生的幻象，而且至少所有的區域之間都有重疊現象。
「沿著東海岸和長江流域作這個貫穿各個考古文化區的假想中的旅行，我們會看到我們所遇到的史前居民在物質文化上有許多相似之處。磨製石斧、石錛、石刀和許多骨、角、蚌器在這些區域中可以說是普遍存在的，固然在一般的形式上來說它們在所有的相當的文化中都有。可是特別令人注意的類似點一一考古學上所謂共同水平的標誌一一可見於陶器的形制和裝飾上面。這中間最令人信服的是我所謂的龍山形成期的診斷特徵，即有鏤孔的高低
不一的圈足的豆與三足的鼎形烹飪器。這兩種器形不但在龍山形成期遺址出現，而且數量眾多。此外還有若干其他的相似點，有的比較一般性，有的很為特殊。在一篇談論山背文化的文章裡，彭適凡舉證說明這個在贛江流域佔據戰略位置的江西文化曾經作為與東邊(長江下游)、西邊(長江中游)和南邊(廣東)文化接觸交流關係的樞紐。他繪製了一張分佈遍及所談這些區域的若干陶器、石器類型的比較表。雖然他用做比較的文化都是公元前第三個千紀的，這個表所顯示的陶器水平期是有長久歷史的。
「如上所述，不論是華南還是華北我們都可以提出一個假說，就是自公元前四千年左右開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幾個區域性的文化互相連鎖形成一個更大的文化相互作用圈(spherc of intemc- tion)。……這個在公元前四千年前開始形成，範圍北自遼河流域，南到台灣和珠江三角洲，東白海岸，西至甘肅、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我們應當如何：指稱?我們也可以選一個完全中立的名詞而稱之為 x，可是我們也不妨便徑稱之為中國相互作用圈或中國以前相互作用圈一一因為這個史前的圈子形成了歷史期間的中國的地理核心，而且在這圈內所有的區域文化都在秦漢帝國所統一的中國歷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33]上面引了一大段已經發表過的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是為了節省篇幅，因為繁瑣的考古資料(作為這種討論的資料基礎)可以省略不引了。從這段討論來看，這個史前的「中國相互作用圈」便是歷史時代的「中國」的地理區域的基礎，而圈中所有的區域文化都是歷史時代中國文明的源頭。所以論「中國文明」起源，作「中國文明」定義的時候，不能不考慮這中國大系統的整個範圍。中原文化只是這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它有它自己的歷史，也有它作為大系統中一部分的歷史，即影響其他文化與接受其他文化影響的歷史。其他地區文化也有同樣的歷史。談中國文明的一元與多元，我建議不妨從這個角度來看。
三 中國文明形成的動力問題
討論「中國文明的起源」的另外一個大的課題便是它如何形成的?從「文明」以前到文明階段要有一個發展的過程，現在的問題便是這發展的動力。在過去主張中國文明是外來的時候，這個問題是很容易回答的，但現在既然沒有人再作這種主張了，問題的解決便複雜化了。
上文說到在界說文明的時候，我們是在歷史發展的程序中辨認以重要成分出現為標誌的發展階段的，這些重要成分包括文字、青銅器與城市，甚至包括階級社會與國家的政府形式。但列舉這些成分或它們個別的發展歷史並不等於說明文明產生的動力。文明是一個社會在具有這些成分時在物質上或精神上的一種質量的表現，而它的關鍵是在於財富的積累、集中與炫示。談文明的動力便是談一個社會積累、集中與炫示它的財富的方式與特徵，也便是談它的各種成分(如文字、青銅器、城市等)在財富積累、集中與炫示上所扮演的角色及所起的作用。
中國古代社會中的財富包括哪些項目?在指認中國古代財富上很重要的一段文字是《左傳》定公四年記述周公分封子弟時賜給他們帶到封邑去的財富都包含些什麼內容：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後氏之璜，封：之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二匕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固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綺筏、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以圃器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
「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革、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
這段文字所列舉諸項都是周初開國時所必具的本錢，包括：(1)土地(「土田陪敦」，即《詩·魯·頌·閟宮》中的土田附庸)；(2)開墾、耕種土地以及從事手工業的勞動力(「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懷姓九宗」)；(3)各種的「藝術品」，或有象徵意義，或是禮儀法器。土地作為財富，主要依賴由土地所生產的農產品與獸肉。卜辭中卜「受年」的例子「多達數百片」[34]；卜辭中又屢見王田獵卜辭，即王率臣卒外出獵鹿等野獸，最多一次獵獲三百四十八隻[35]，可見田獵收穫也構成殷王室一項重要的經濟收入。除此以外，上引《左傳》這一段話沒有列入的還有殷周金文中常見的王或其他貴族賞賜臣下的「貝」。殷墟婦好墓中埋葬的財寶除了各種金玉以外，還有近七千枚海貝[36]。綜上所述古代財富項目主要的可以列舉如下：
1．土地
2．食物(農作物、獸肉)
3．勞動力(農業與手工業)
4．貝
5．作為象徵物及法器的藝術品這些財富是如何積累和集中的?要詳細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徹底分析中國古代社會中的經濟行為，我們在這裡只能指出若干有關的現象，試求解釋造成這些現象的因素。財富的增加，不外表現生產力的增加，而生產力的增加，不外基於兩種因素，即生產技術的進步或勞動力的增加與勞動效率的增進。從仰韶文化到龍山文化到三代文明，如上文所述，有一步一步的質的躍進。這每一步的躍進，在考古學的記錄上，是伴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呢?還是伴隨著勞動力的增加與勞動效率的增進呢?還是伴隨著兩者呢?
從上面文化九項因素進展歷史表來看，從前一個階段到後一個階段的躍進，並不伴隨著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的質的進步。考古遺物中的生產工具，如鋤、鏟、鐮刀、掘棍、石環等等，都是石、骨製作的。不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原料上，從仰韶到龍山到三代，都沒有基本的變化。考古學上在東周以前也沒有大規模水利建設或農業灌溉的證據。
從仰韶到龍山到三代，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躍進，在考古學上的表現是階級分化、戰爭、防禦工事、宮殿建築、殉人與人牲等政治權力集中的表現。換言之，中國考古學上所表現的文明動力是政治與財富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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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原日文版，《中國文明?起源》，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84年。
[2] 安志敏《試論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第5期。
[3] 陳星燦《文明諸因素的起源與文明時代》，《考古》1987年第5期。
[4] 鄒衡《中國文明的誕生》，《文物》1987年第12期。
[5] 蔡鳳書《中華文明起源「新說」駁議》，《文史哲》1988年第4期。
[6] 李先登《關於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若干問題》，《天津師大學報》1988年第2期。
[7] 鄭光《中國新石器時代與中國古代文明》，《華夏考古》1988年第2期。
[8] 童恩正《有關文明起源的幾個問題》，《考古》1989年第1期。
[9] 「htroduction」to Ethnic History of the Shahs，by A．R．Colquhoun．first pubusbod 1885，Reprinted1985，Delhi：Manas，pp．xxi—iv．此說後詳述于氏著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 tion．蔣智由《中國人種考》，上海廣智書局，1906年。將氏說詳細撮述。
[10] 見林惠祥《中國民族史》，上海商務。1936年，上冊，50—57頁。
[11] J．G．Andersson．「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Bull．Geol．Soc．of Ching 5(1923)．no.1 pp.1—68。
[12] 東京刀江書院，1930年。
[13] 譯文根據張我軍譯《東亞文明之黎明》，《輔仁學志》(1930年)，2號，34—35頁：
[14] 同[13]，39頁。
[15] 「Beginnings of civuization in EasCcm Asia」．原載 Annual Report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39．重印於Antiquity xiv(1990)，301—316．
[16] 同[15]，pp．315—316。
[17] 李濟《中國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問題》，《民主評論》五卷四期，1954年，89頁。
[18]Ping-ti Ho，The Cradle of，the East．The Chi- nese Univerd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University at Chicago Press．1975．
[19] 蘇秉琦、殷瑋璋《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文物》，1981年第5期。
[20] 蘇秉琦《建國以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4期。收入《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21] 林惠祥《中國文化之起源及發達》，《東方雜誌》34卷七號，1937年，177—194頁。
[22] 李濟《殷虛銅器五種及其相關之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上，1933年，104頁。
[23] 李濟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Seat- 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7．p．37．
[24] 上引安志敏文，見注[2]。
[25] 楊東尊、張粟原譯本，上海商務，1935年．
[26] 上引鄒衡文，見注[4]。
[27] 上引李先登文，見注[6]。
[28] x．C．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4th didon．1986)．
[29] 上引蘇秉琦、殷瑋璋文．見注[19]；蘇秉琦文，見注[20]．
[30] 上引見安志敏[2]、鄒衡[4]、李先登[6]、蔡鳳書[5]。
[31] 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一一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8頁。
[32] 同[31]，11頁。
[33] 上引K．C．Chang[28]，237—242頁。
[34] 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東京汲古書社。1958年，496頁。
[35] 同[34]，503頁。
[36] 《殷墟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220頁。
原載《文物》(京)，2004．1．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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