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與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
作者：劉克敵
文章來源：世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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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時僅24歲的梁漱溟應蔡元培邀請，到北大講授哲學，從此正式開始了他長達7年的北大教師生涯。由於身份的改變，更重要的是由於他那篇發表於《東方雜誌》的《究元決疑論》，梁漱溟從此得以結識許多學術界的名人，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自然是其中的佼佼者。對於和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的關係，梁漱溟自己有一段概括性很強的話：「我同梁任公先生有往來，那個時候我同王靜安先生，王國維也認識，也往來。王國維先生在頤和園投水，我在一個小時內我就聽說了，我還跑去頤和園去看。可是我跟陳寅恪也認識，也有過接觸，他也是學問很豐富，很多，我沒有怎麼樣向他請教。趙先生我沒有談過話。過去的人物裡頭算是跟梁任公先生，梁啟超曾經有過一段很親近。」（《與美國學者艾愷的談話》，見《梁漱溟全集》第八卷附錄）
一
在四大導師中，梁漱溟與之交往最早者當屬梁啟超。
同梁啟超的相識並開始交往，是他1920年在北大教書的時候。當時，梁漱溟住在北京崇文門外花市。一天，梁啟超帶其長子梁思成與蔣方震、林宰平等人突然登門造訪梁漱溟，使後者甚感意外。因為其時梁啟超已是名滿天下的大人物、大學者，而梁漱溟不過是初出茅廬的青年後生。
原來，梁啟超的這次訪問，是看到《究元決疑論》後，又聽了好友林宰平的推薦之辭，才對作者產生了興趣。其深層原因則是出於對佛學的愛好。後來，清華國學院成立後，梁啟超也曾邀請梁漱溟到國學院作過短時期的講演。
不過，說到梁啟超與梁漱溟的交往，則首先要追溯到後者的父親梁濟（梁巨川）先生與梁啟超的交往。民國初年，梁啟超由外地到北京，當時只是北京城裡一個普通官員的梁巨川，因為多年來一直十分敬慕梁啟超，曾數次寫信給梁啟超，請求一見。奈何他人微言輕，梁啟超沒有回應。梁巨川就又寫信給他，送上紙張扇面，敬求墨寶，還是如石沉大海。1915年，梁巨川把這件事寫入他的《伏卵錄》中。1918年，梁巨川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成為轟動一時的事件。梁漱溟為此悲痛萬分，竟收回潛心向佛之心，決心投身社會。1923年，他在編輯《桂林梁先生遺書》時，就將《伏卵錄》先行送給梁啟超看。梁啟超看後十分感動和慚愧，就寫信給梁漱溟請罪，自責當年對其父的怠慢：
漱溟宗兄惠鑒：
讀報知巨川先生遺文已裒輯印布，正思馳書奉乞，頃承惠簡先施，感喜不可言罄。讀簡後，更檢《伏卵錄》中一段敬讀，乃知先生所以相期許如此其厚，而啟超之所以遇先生者，乃如彼其無狀。今前事渾不省記，而斷不敢有他辭自諱飾其非。一言蔽之，字不鞭辟近裡，不能以至誠負天下之重，以致虛橋慢士，日儕於流俗人而不自覺，豈唯昔者，今猶是也。自先生殉節後，啟超在報中讀遺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懊恨並世有此人，而我乃不獲一見（後讀兄著述而喜之，亦殊不知兄即先生之嗣，宰平相告，乃知之，故納交之心益切）。自知先生固嘗辱教至四五，而我乃偃蹇自絕如此耶！《伏卵錄》中相教之語雖不多，正如晦翁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啟超者實至大。末數語，益猶不以啟超為不可教，終不忍絕之。先生德量益使我知勉矣！願兄於春秋潔祀時，得間為我昭告，為言：啟超沒齒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斯即所以報先生也。《遺書》尚未全部精讀，但此種種俊佛堅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紙隻字皆關世道，其效力即不見於今，亦必見於後，吾漱溟其益思所以繼述而光大之，則先生固不死也。校事草創，課業頗兆。又正為亡妻營葬，益卒卒日不暇給。草草敬復奉謝，不宣萬一。
啟超再拜
十月一日（1925年）
此信寫得十分真誠坦白，可見作為一代大師的梁啟超，雖然名滿天下，雖然有難以避免的怠慢之言行，畢竟沒有失掉一顆赤子之心。梁啟超的這種純真的情感還可從梁漱溟講的下面一事看出。有一次，梁漱溟去看望梁啟超，發現後者正俯在案上，恭筆正楷地在裱好了的壽屏上寫字，這壽屏正是他為老師康有為七十壽辰而作而寫的。而在當時，康有為支持張勳復辟，當然是梁啟超討逆檄文中筆下批判的對象。但師生二人政治立場的對立並不能取代師生之誼，當時康有為正在青島居住，梁啟超並沒有因為老師不在北京就忘記為老師祝壽，可見師生感情之深厚。另一方面，梁漱溟也沒有考慮到梁啟超的聲望是否會受損而把其父的抱怨之文送給他看，也說明了其內心的純正無邪。
事實上，梁漱溟對梁啟超非常尊重，認為梁啟超是對自己一生影響最大的幾個人之一，對其評價極高：「當任公先生全盛時代，廣大社會俱感受他的啟發，接受他的領導。其勢力之普遍，為其前後同時任何人物——如康有為、嚴幾道、章太炎、章行嚴、陳獨秀、胡適之等等——所不及。我們簡直沒有看見過一個人可以發生像他那樣廣泛而有力的影響。康氏原為任公之師，任公原感受他的啟發，接受他的領導。卻是不數年間，任公的聲光遠出康氏之上，而掩蓋了他。但須注意者，他這一段時期並不甚長。五四運動以後，他反而要隨著那時代潮流走了。民國八九年(1919，1920)後，他和他的一般朋友蔣百里、林長民、藍志先、張東蓀等，放棄政治活動， 組織「新學會」， 出版《解放與改造》，及共學社叢書，並在南北各大學中講學，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學開出來的新風氣所影響。（梁漱溟《我的努力與反省》）
不過，對於梁啟超的弱點，梁漱溟也不為其辯護，而是給予正確的批評。他指出，從知人論世來說，梁啟超的思想與方法論上，也不免有局限的一面。這是不足為賢者諱，為尊者諱的。他認為在梁啟超的哲學思想裡，是多元的。既有佛家的思想，也有儒家的思想，同時還有西洋哲學家如叔本華一派那種以生活意志為宇宙本體的唯心思想。在這方面，梁啟超與王國維一樣，也接受了叔本華的影響。認為由此意志，以生慾望，並且認為宇宙本體是一個不斷流行的大生命、大意欲。梁漱溟認為這是形而上學的謬誤思想。同時他認為，梁啟超在方法論上是用佛學的唯識來代替辯證唯物論，把唯識、因明，提到很高的境界。由這種觀點的演繹，必然發展成為折中主義，即所謂中庸思想。梁啟超過去對中國社會的分析，認為中國不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成為改良主義者，其思想根源即在此。
梁漱溟還曾把蔡元培與梁啟超進行比較，所得出的結論很有意思：
從前韓信和漢高祖各有卓越的天才，一個善將兵，一個善將將。蔡梁兩先生比較，正復相似。蔡先生好比漢高祖，他不必要自己東征西討，卻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圖大事。任公無論治學和行文，正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自己衝鋒陷陣，所向無前。他給予人們的影響是直接的，為蔡先生所不及。
任公為人富於熱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時天真爛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愛在此，其偉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夠沉著，一生遂多失敗。
如果不是對兩位大師均有深刻瞭解者，是不可能做出這樣得體深刻之評價的。
對於趙元任，則由於趙所從事的語言研究過於專門，因此梁漱溟和他交往甚少，只是知道趙是語言大師。數十年後，已是近九十高齡的梁漱溟，在與美國學者艾愷的對話中，曾有專門的對趙元任的評價：
梁：當時他是清華國學院的四個導師之一，他的知識很豐富，聽說他有這樣一個本事，就是他一般跟我們一樣講普通的北京話，但是他如果到一個新地方，比如到了福建，到了廣東，他住這麼一天，兩天，他就能講那個地方的話。
艾：是這樣，我也聽說了。
梁：因為他懂得那個地方人講話，從音韻上，從利用口齒上，他住上一、兩天就曉得怎麼樣，就講當地的話，人家告訴我是這樣。
艾：是。當時在伯克萊的時候也請教過，研究這本書的時候，是關於羅素，因為他是陪著羅素做翻譯的。
梁：有一段，本來翻譯是另外一人，後來不行，後來羅素講的東西那個人翻譯不了，還是請趙先生去翻譯。
艾：是啊，我也聽說別的關於他的本事的故事，就是他可以把一個什麼話倒講，後面的幾個音先講，一大段話就是這個樣子，錄好以後就把錄音帶倒放，還是正常的話，他正是有語言的天才。
（引自《梁漱溟全集》第八卷附錄）
二
對於王國維，梁漱溟的瞭解則比較深入，這不僅是由於兩人之交往相對多些，更主要的原因在於王國維的自殺與當年梁巨川的自殺，都曾成為轟動一時的事件，也都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中的重要內容。
今人對於王國維的自盡昆明湖多已熟悉，但對於早於王國維卻以同樣方式自盡的梁巨川，可能比較陌生。事實上，他的投水自盡，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
當年梁巨川先生有感於民國初年社會之黑暗，在自己生日前三天憤然投水自盡——社會已然如此，他不能容忍自己還能過什麼生日！當時，其家人正準備為梁巨川做壽而打掃房間，梁巨川遂以此為借口說去親戚處借住幾天，生日那天自己會回來——其實他已經下定了自殺的決心。
為了不留下遺憾，梁巨川把以前借他人的一筆錢還掉，然後到自己的老師處提前奉上賀壽的禮金，最後又為侄孫女買了一些畫冊。當這些瑣事已了，就是他告別塵世的時候。
臨行之前，梁巨川先生與梁漱溟之間進行的最後一次對話，應當讓我們永遠銘記：
父親：這世界還會好嗎？
兒子：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裡去的。
父親：能好就好啊！能好就好！……
然後梁巨川先生出門而去，不知那一刻，他對他所面對的世界，是留戀還是絕望？
記住他投水自盡的這一天吧：1918年11月10日。
梁巨川先生在他的絕筆《敬告世人書》中寫下了這樣沉痛的文字：在中國歷史上，每個王朝的滅亡總有人為之殉生，惟獨清亡卻無一人以殉。這是道德水準下降的表現，非常不好。既然那些有責任殉清的王公大臣都不肯死，我願意替他們做這件事。
當然作為中國人，他也希望民國昌盛。梁巨川請自己的好友千萬將這封《敬告世人書》發表在報紙上，以便警醒世人。至於他的遺體，用門板抬回家即可，不要有官派作風。難以置信的是他在寫遺書時，甚至非常周到地提醒說，大柳根一帶道路泥濘，請朋友下車步行前往並為此表示歉意。
很難想像一個人在赴死之際，還會如此的從容和鎮定。這和王國維赴死前的言行是多麼的相似！
父親的死，極大的震撼了梁漱溟，他決心放下一顆向佛之心，投身於拯救國民苦難的事業之中，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個事功主義者梁漱溟，看到了一個把全部精力獻給鄉村建設事業的梁漱溟。
父親的死，是梁漱溟心中永遠的痛！因此，他非常理解王國維的自殺，理解王國維內心深處的痛苦。對於王國維當年為何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的實情，梁漱溟曾寫專文解釋：
王國維先生字靜安，我先於1920年在上海張孟劬、張東蓀昆仲家中見到一面。他頭頂有小髮辮，如前清時那樣，說話時鄉土音很重，而且神情靜斂寡言。我雖夙仰大名，讀過他的著作，卻未敢向他請教，亦因我於他的學問全然一個外行也。
後來1925年清華大學增設國學研究院，延聘梁任公、陳寅恪、趙元任和靜安先生四位先生為導師，而我適亦借居清華園內，從而有機會再見到他，且曾因我編訂先父年譜，在體例上有所請教，談過一些話，其神情一如上海見到時。梁任公住家天津，而講學則在京，故爾，每每往來京津兩地。某日從天津回研究院，向人談及他風聞紅色的國民革命軍北伐進軍途中如何侮慢知識分子的一些傳說。這消息大大刺激了靜安先生。他立即留下「五十之年不堪再辱」的遺筆，直奔頤和園，在魚藻軒前投水自沉。我聞訊趕往目睹之下，追懷我先父昔年自沉於積水潭後，有知交致輓聯云：「忠於清，所以忠於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恰可移用來哀挽靜安先生。
（《梁漱溟全集》七卷518-519頁）
清華國學院的另一位導師陳寅恪，對於王國維之死，有近乎經典的評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如果把陳寅恪對王國維之死的評價和梁漱溟的評價進行比較，則可以發現，在哀歎中國文化的衰落和認為文人志士身處亂世之中，應當有以身殉志的決心和勇氣等方面，其實是非常相近的。至於梁巨川與王國維二人表面形式上的「殉清」而死，其實在他們看來是不足道也不必過於看重的。
說到與陳寅恪的交往，早在抗戰時期，他們均在桂林時就有往來。後在南京俞大維家兩人又見過面。當時陳寅恪剛從英國回來，雙目已近乎失明。可惜根據現有材料，已很難確定他們的具體交往內容。另一方面，對於陳寅恪和王國維的學問，梁漱溟自然佩服。不過，也認為他們雖然學識淵博，在某些方面還是有片面之處，而他所舉的例子，就是他們二人對哲學的看法。梁漱溟是這樣說的：
王靜安先生（國維）有言：余疲於哲學有日矣。（按：王先生譯出日本文哲學書最早）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而可信者不可愛。余知其理，而余愛其誤謬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凡此皆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可信者寧在知識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之經驗論。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也。
另一位大學問家陳寅恪先生亦曾有言：哲學紛無定論，宗教難起信心。此其感想與前王先生之言甚相類似，吾故連類及之。如兩先生者既各有過人之才智，蔚成其學養及其不朽的著作，而竟然若是其缺乏哲學的慧悟，則信乎人的才智聰明各有所偏至也。
（梁漱溟《人的才智聰明各有所偏至》）
值得注意的是，對文學藝術研究不多的梁漱溟，在談到美的定義時，居然與王國維的觀點非常相近。梁漱溟認為藝術美的本質特徵在於「真切動人」。他為美下了這樣一個定義，即「真切動人感情斯謂之美」。他說：「文學藝術總屬人世間事，似乎其所貴亦有真之一義。然其真者，謂其真切動人感情也。真切動人感情斯謂之美，而感情則是從身達心，往復身心之間的，此與科學、哲學上所求之真固不同也。」( 《人心與人生》第231頁) 梁漱溟又說：「美之為美，千百其不同，要因創作家出其生命中所蘊蓄者以刺激感染乎眾人，眾人不期而為其所動也。人的情感大有淺深，厚薄、高低、雅俗之不等，固未可一例看待。但總而言之，莫非作家與其觀眾之間籍作品若有一種精神上的交通。其作品之至者，彼此若有默契，若成神交，或使群眾受到啟發，受到教育」。(同前引書，第232頁) 這種美學觀與王國維的美學觀比較相似。王國維認為，「藝術之真所以優於自然之美者，全存於使人易忘物我之關係也。」(《靜庵文集·紅樓夢評論》)這就是說，文學藝術之所以有美學價值，就在於它能以真切動人的形象引起人們情感上的共鳴，把審美者的全身心融化在藝術中。反之，文學藝術作品如不能真切動人，那麼就沒有美學的價值。
作為四大導師的同時代人，梁漱溟對他們有著自己的理解。相比之下，他對於梁啟超和王國維的理解超過對趙元任和陳寅恪的理解。這不僅是由於後者當時的年齡和聲望不及前者，而且更重要的在於前者作為父輩得到了梁漱溟更多的敬重，在於他們的思想觀點在情感上得到梁漱溟更多的認同。
惜哉，梁漱溟等俱已成為歷史，只剩下我們這些俗人還對這滾滾紅塵戀戀不捨，……
人們啊，當你們為追求名利忙忙碌碌之時，是否聽到了他們善意的歎息呢？
作者：劉克敵
文章來源：世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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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時僅24歲的梁漱溟應蔡元培邀請，到北大講授哲學，從此正式開始了他長達7年的北大教師生涯。由於身份的改變，更重要的是由於他那篇發表於《東方雜誌》的《究元決疑論》，梁漱溟從此得以結識許多學術界的名人，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自然是其中的佼佼者。對於和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的關係，梁漱溟自己有一段概括性很強的話：「我同梁任公先生有往來，那個時候我同王靜安先生，王國維也認識，也往來。王國維先生在頤和園投水，我在一個小時內我就聽說了，我還跑去頤和園去看。可是我跟陳寅恪也認識，也有過接觸，他也是學問很豐富，很多，我沒有怎麼樣向他請教。趙先生我沒有談過話。過去的人物裡頭算是跟梁任公先生，梁啟超曾經有過一段很親近。」（《與美國學者艾愷的談話》，見《梁漱溟全集》第八卷附錄）
一
在四大導師中，梁漱溟與之交往最早者當屬梁啟超。
同梁啟超的相識並開始交往，是他1920年在北大教書的時候。當時，梁漱溟住在北京崇文門外花市。一天，梁啟超帶其長子梁思成與蔣方震、林宰平等人突然登門造訪梁漱溟，使後者甚感意外。因為其時梁啟超已是名滿天下的大人物、大學者，而梁漱溟不過是初出茅廬的青年後生。
原來，梁啟超的這次訪問，是看到《究元決疑論》後，又聽了好友林宰平的推薦之辭，才對作者產生了興趣。其深層原因則是出於對佛學的愛好。後來，清華國學院成立後，梁啟超也曾邀請梁漱溟到國學院作過短時期的講演。
不過，說到梁啟超與梁漱溟的交往，則首先要追溯到後者的父親梁濟（梁巨川）先生與梁啟超的交往。民國初年，梁啟超由外地到北京，當時只是北京城裡一個普通官員的梁巨川，因為多年來一直十分敬慕梁啟超，曾數次寫信給梁啟超，請求一見。奈何他人微言輕，梁啟超沒有回應。梁巨川就又寫信給他，送上紙張扇面，敬求墨寶，還是如石沉大海。1915年，梁巨川把這件事寫入他的《伏卵錄》中。1918年，梁巨川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成為轟動一時的事件。梁漱溟為此悲痛萬分，竟收回潛心向佛之心，決心投身社會。1923年，他在編輯《桂林梁先生遺書》時，就將《伏卵錄》先行送給梁啟超看。梁啟超看後十分感動和慚愧，就寫信給梁漱溟請罪，自責當年對其父的怠慢：
漱溟宗兄惠鑒：
讀報知巨川先生遺文已裒輯印布，正思馳書奉乞，頃承惠簡先施，感喜不可言罄。讀簡後，更檢《伏卵錄》中一段敬讀，乃知先生所以相期許如此其厚，而啟超之所以遇先生者，乃如彼其無狀。今前事渾不省記，而斷不敢有他辭自諱飾其非。一言蔽之，字不鞭辟近裡，不能以至誠負天下之重，以致虛橋慢士，日儕於流俗人而不自覺，豈唯昔者，今猶是也。自先生殉節後，啟超在報中讀遺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懊恨並世有此人，而我乃不獲一見（後讀兄著述而喜之，亦殊不知兄即先生之嗣，宰平相告，乃知之，故納交之心益切）。自知先生固嘗辱教至四五，而我乃偃蹇自絕如此耶！《伏卵錄》中相教之語雖不多，正如晦翁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啟超者實至大。末數語，益猶不以啟超為不可教，終不忍絕之。先生德量益使我知勉矣！願兄於春秋潔祀時，得間為我昭告，為言：啟超沒齒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斯即所以報先生也。《遺書》尚未全部精讀，但此種種俊佛堅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紙隻字皆關世道，其效力即不見於今，亦必見於後，吾漱溟其益思所以繼述而光大之，則先生固不死也。校事草創，課業頗兆。又正為亡妻營葬，益卒卒日不暇給。草草敬復奉謝，不宣萬一。
啟超再拜
十月一日（1925年）
此信寫得十分真誠坦白，可見作為一代大師的梁啟超，雖然名滿天下，雖然有難以避免的怠慢之言行，畢竟沒有失掉一顆赤子之心。梁啟超的這種純真的情感還可從梁漱溟講的下面一事看出。有一次，梁漱溟去看望梁啟超，發現後者正俯在案上，恭筆正楷地在裱好了的壽屏上寫字，這壽屏正是他為老師康有為七十壽辰而作而寫的。而在當時，康有為支持張勳復辟，當然是梁啟超討逆檄文中筆下批判的對象。但師生二人政治立場的對立並不能取代師生之誼，當時康有為正在青島居住，梁啟超並沒有因為老師不在北京就忘記為老師祝壽，可見師生感情之深厚。另一方面，梁漱溟也沒有考慮到梁啟超的聲望是否會受損而把其父的抱怨之文送給他看，也說明了其內心的純正無邪。
事實上，梁漱溟對梁啟超非常尊重，認為梁啟超是對自己一生影響最大的幾個人之一，對其評價極高：「當任公先生全盛時代，廣大社會俱感受他的啟發，接受他的領導。其勢力之普遍，為其前後同時任何人物——如康有為、嚴幾道、章太炎、章行嚴、陳獨秀、胡適之等等——所不及。我們簡直沒有看見過一個人可以發生像他那樣廣泛而有力的影響。康氏原為任公之師，任公原感受他的啟發，接受他的領導。卻是不數年間，任公的聲光遠出康氏之上，而掩蓋了他。但須注意者，他這一段時期並不甚長。五四運動以後，他反而要隨著那時代潮流走了。民國八九年(1919，1920)後，他和他的一般朋友蔣百里、林長民、藍志先、張東蓀等，放棄政治活動， 組織「新學會」， 出版《解放與改造》，及共學社叢書，並在南北各大學中講學，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學開出來的新風氣所影響。（梁漱溟《我的努力與反省》）
不過，對於梁啟超的弱點，梁漱溟也不為其辯護，而是給予正確的批評。他指出，從知人論世來說，梁啟超的思想與方法論上，也不免有局限的一面。這是不足為賢者諱，為尊者諱的。他認為在梁啟超的哲學思想裡，是多元的。既有佛家的思想，也有儒家的思想，同時還有西洋哲學家如叔本華一派那種以生活意志為宇宙本體的唯心思想。在這方面，梁啟超與王國維一樣，也接受了叔本華的影響。認為由此意志，以生慾望，並且認為宇宙本體是一個不斷流行的大生命、大意欲。梁漱溟認為這是形而上學的謬誤思想。同時他認為，梁啟超在方法論上是用佛學的唯識來代替辯證唯物論，把唯識、因明，提到很高的境界。由這種觀點的演繹，必然發展成為折中主義，即所謂中庸思想。梁啟超過去對中國社會的分析，認為中國不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成為改良主義者，其思想根源即在此。
梁漱溟還曾把蔡元培與梁啟超進行比較，所得出的結論很有意思：
從前韓信和漢高祖各有卓越的天才，一個善將兵，一個善將將。蔡梁兩先生比較，正復相似。蔡先生好比漢高祖，他不必要自己東征西討，卻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圖大事。任公無論治學和行文，正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自己衝鋒陷陣，所向無前。他給予人們的影響是直接的，為蔡先生所不及。
任公為人富於熱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時天真爛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愛在此，其偉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夠沉著，一生遂多失敗。
如果不是對兩位大師均有深刻瞭解者，是不可能做出這樣得體深刻之評價的。
對於趙元任，則由於趙所從事的語言研究過於專門，因此梁漱溟和他交往甚少，只是知道趙是語言大師。數十年後，已是近九十高齡的梁漱溟，在與美國學者艾愷的對話中，曾有專門的對趙元任的評價：
梁：當時他是清華國學院的四個導師之一，他的知識很豐富，聽說他有這樣一個本事，就是他一般跟我們一樣講普通的北京話，但是他如果到一個新地方，比如到了福建，到了廣東，他住這麼一天，兩天，他就能講那個地方的話。
艾：是這樣，我也聽說了。
梁：因為他懂得那個地方人講話，從音韻上，從利用口齒上，他住上一、兩天就曉得怎麼樣，就講當地的話，人家告訴我是這樣。
艾：是。當時在伯克萊的時候也請教過，研究這本書的時候，是關於羅素，因為他是陪著羅素做翻譯的。
梁：有一段，本來翻譯是另外一人，後來不行，後來羅素講的東西那個人翻譯不了，還是請趙先生去翻譯。
艾：是啊，我也聽說別的關於他的本事的故事，就是他可以把一個什麼話倒講，後面的幾個音先講，一大段話就是這個樣子，錄好以後就把錄音帶倒放，還是正常的話，他正是有語言的天才。
（引自《梁漱溟全集》第八卷附錄）
二
對於王國維，梁漱溟的瞭解則比較深入，這不僅是由於兩人之交往相對多些，更主要的原因在於王國維的自殺與當年梁巨川的自殺，都曾成為轟動一時的事件，也都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中的重要內容。
今人對於王國維的自盡昆明湖多已熟悉，但對於早於王國維卻以同樣方式自盡的梁巨川，可能比較陌生。事實上，他的投水自盡，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
當年梁巨川先生有感於民國初年社會之黑暗，在自己生日前三天憤然投水自盡——社會已然如此，他不能容忍自己還能過什麼生日！當時，其家人正準備為梁巨川做壽而打掃房間，梁巨川遂以此為借口說去親戚處借住幾天，生日那天自己會回來——其實他已經下定了自殺的決心。
為了不留下遺憾，梁巨川把以前借他人的一筆錢還掉，然後到自己的老師處提前奉上賀壽的禮金，最後又為侄孫女買了一些畫冊。當這些瑣事已了，就是他告別塵世的時候。
臨行之前，梁巨川先生與梁漱溟之間進行的最後一次對話，應當讓我們永遠銘記：
父親：這世界還會好嗎？
兒子：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裡去的。
父親：能好就好啊！能好就好！……
然後梁巨川先生出門而去，不知那一刻，他對他所面對的世界，是留戀還是絕望？
記住他投水自盡的這一天吧：1918年11月10日。
梁巨川先生在他的絕筆《敬告世人書》中寫下了這樣沉痛的文字：在中國歷史上，每個王朝的滅亡總有人為之殉生，惟獨清亡卻無一人以殉。這是道德水準下降的表現，非常不好。既然那些有責任殉清的王公大臣都不肯死，我願意替他們做這件事。
當然作為中國人，他也希望民國昌盛。梁巨川請自己的好友千萬將這封《敬告世人書》發表在報紙上，以便警醒世人。至於他的遺體，用門板抬回家即可，不要有官派作風。難以置信的是他在寫遺書時，甚至非常周到地提醒說，大柳根一帶道路泥濘，請朋友下車步行前往並為此表示歉意。
很難想像一個人在赴死之際，還會如此的從容和鎮定。這和王國維赴死前的言行是多麼的相似！
父親的死，極大的震撼了梁漱溟，他決心放下一顆向佛之心，投身於拯救國民苦難的事業之中，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個事功主義者梁漱溟，看到了一個把全部精力獻給鄉村建設事業的梁漱溟。
父親的死，是梁漱溟心中永遠的痛！因此，他非常理解王國維的自殺，理解王國維內心深處的痛苦。對於王國維當年為何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的實情，梁漱溟曾寫專文解釋：
王國維先生字靜安，我先於1920年在上海張孟劬、張東蓀昆仲家中見到一面。他頭頂有小髮辮，如前清時那樣，說話時鄉土音很重，而且神情靜斂寡言。我雖夙仰大名，讀過他的著作，卻未敢向他請教，亦因我於他的學問全然一個外行也。
後來1925年清華大學增設國學研究院，延聘梁任公、陳寅恪、趙元任和靜安先生四位先生為導師，而我適亦借居清華園內，從而有機會再見到他，且曾因我編訂先父年譜，在體例上有所請教，談過一些話，其神情一如上海見到時。梁任公住家天津，而講學則在京，故爾，每每往來京津兩地。某日從天津回研究院，向人談及他風聞紅色的國民革命軍北伐進軍途中如何侮慢知識分子的一些傳說。這消息大大刺激了靜安先生。他立即留下「五十之年不堪再辱」的遺筆，直奔頤和園，在魚藻軒前投水自沉。我聞訊趕往目睹之下，追懷我先父昔年自沉於積水潭後，有知交致輓聯云：「忠於清，所以忠於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恰可移用來哀挽靜安先生。
（《梁漱溟全集》七卷518-519頁）
清華國學院的另一位導師陳寅恪，對於王國維之死，有近乎經典的評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如果把陳寅恪對王國維之死的評價和梁漱溟的評價進行比較，則可以發現，在哀歎中國文化的衰落和認為文人志士身處亂世之中，應當有以身殉志的決心和勇氣等方面，其實是非常相近的。至於梁巨川與王國維二人表面形式上的「殉清」而死，其實在他們看來是不足道也不必過於看重的。
說到與陳寅恪的交往，早在抗戰時期，他們均在桂林時就有往來。後在南京俞大維家兩人又見過面。當時陳寅恪剛從英國回來，雙目已近乎失明。可惜根據現有材料，已很難確定他們的具體交往內容。另一方面，對於陳寅恪和王國維的學問，梁漱溟自然佩服。不過，也認為他們雖然學識淵博，在某些方面還是有片面之處，而他所舉的例子，就是他們二人對哲學的看法。梁漱溟是這樣說的：
王靜安先生（國維）有言：余疲於哲學有日矣。（按：王先生譯出日本文哲學書最早）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而可信者不可愛。余知其理，而余愛其誤謬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凡此皆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可信者寧在知識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之經驗論。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也。
另一位大學問家陳寅恪先生亦曾有言：哲學紛無定論，宗教難起信心。此其感想與前王先生之言甚相類似，吾故連類及之。如兩先生者既各有過人之才智，蔚成其學養及其不朽的著作，而竟然若是其缺乏哲學的慧悟，則信乎人的才智聰明各有所偏至也。
（梁漱溟《人的才智聰明各有所偏至》）
值得注意的是，對文學藝術研究不多的梁漱溟，在談到美的定義時，居然與王國維的觀點非常相近。梁漱溟認為藝術美的本質特徵在於「真切動人」。他為美下了這樣一個定義，即「真切動人感情斯謂之美」。他說：「文學藝術總屬人世間事，似乎其所貴亦有真之一義。然其真者，謂其真切動人感情也。真切動人感情斯謂之美，而感情則是從身達心，往復身心之間的，此與科學、哲學上所求之真固不同也。」( 《人心與人生》第231頁) 梁漱溟又說：「美之為美，千百其不同，要因創作家出其生命中所蘊蓄者以刺激感染乎眾人，眾人不期而為其所動也。人的情感大有淺深，厚薄、高低、雅俗之不等，固未可一例看待。但總而言之，莫非作家與其觀眾之間籍作品若有一種精神上的交通。其作品之至者，彼此若有默契，若成神交，或使群眾受到啟發，受到教育」。(同前引書，第232頁) 這種美學觀與王國維的美學觀比較相似。王國維認為，「藝術之真所以優於自然之美者，全存於使人易忘物我之關係也。」(《靜庵文集·紅樓夢評論》)這就是說，文學藝術之所以有美學價值，就在於它能以真切動人的形象引起人們情感上的共鳴，把審美者的全身心融化在藝術中。反之，文學藝術作品如不能真切動人，那麼就沒有美學的價值。
作為四大導師的同時代人，梁漱溟對他們有著自己的理解。相比之下，他對於梁啟超和王國維的理解超過對趙元任和陳寅恪的理解。這不僅是由於後者當時的年齡和聲望不及前者，而且更重要的在於前者作為父輩得到了梁漱溟更多的敬重，在於他們的思想觀點在情感上得到梁漱溟更多的認同。
惜哉，梁漱溟等俱已成為歷史，只剩下我們這些俗人還對這滾滾紅塵戀戀不捨，……
人們啊，當你們為追求名利忙忙碌碌之時，是否聽到了他們善意的歎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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