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的具身化（Embodiment）
作者：李恆威 盛曉明
文章來源：浙大語言與認知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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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認知的計算隱喻的局限和困境的加深，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在認知科學中具身化（embodiment）的觀念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強調。具身化、情境性和生成的思想在認知科學中已經有了廣泛的融合。具身認知的思想認為，認知不是一個先驗的邏輯能力，而是一個連續進化的發展的情境性過程；身體在認知中之所以是核心的，是因為身體活動本身體現了推動認知發展的生存意向性。皮亞傑和維果斯基的內化理論、萊考夫和約翰遜的隱喻投射理論表明了身體活動如何向高級認知發展的。目前借助動力系統理論，關於具身認知的神經建模研究也蓬勃發展起來了。一個對認知更為全景的輪廓已經形成。
關鍵詞：認知|情境性|生成|具身化|動力學。
〔中圖分類號〕：B028；N031 〔文獻標識碼〕：A
隨著認知的計算隱喻的局限和困境的加深，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在認知科學中具身化（embodiment）的觀念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強調：「在哲學、心理學、神經科學、機器人學、教育、認知人類學、語言學以及行為和思想的動力系統進路（approach）中，人們已經日益頻繁地談到具身化和情境性（situatedness）。」[1]例如，在認知發展領域有西倫（E. Thelen）的工作；在語言學領域有萊考夫（G. Lakoff）和約翰遜（M. Johnson）的工作；在機器人學領域有鮑拉德（Ballard）、黑霍（Hayhoe）、普克（Pook）、和勞（Rao）的工作；在神經科學和動力學領域有西倫、蓋拉德（T. van Gelder）、希爾（Chiel）、比爾（Beer）、埃德爾曼（G. M. Edelman）；在哲學領域有克拉克（A. Clark）、瓦雷拉（F. J. Varel）、湯普森（E. Thompson）和羅施（Rosch）的工作；等等。
1 具身認知
1.1 關於「embodied」 和「embodiment」的譯法和用法
目前關於「embodiment」和「embodied」，國內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譯法。但從「embodied mind」和「embodied cognition」所強調的一般觀點來看，「embodied」是指：心智和認知是與具體的身體密切相關[2]，它們之間存在內在的和本質的關聯。從發生和起源的觀點看，心智和認知必然以一個在環境中的具體的身體結構和身體活動為基礎，因此，最初的心智和認知是基於身體和涉及身體的，心智始終是具（體）身（體）的心智，而最初的認知則始終與具（體）身（體）結構和活動圖式內在關聯。因此，我們把「embodied」譯為「具身的」，「embodiment」譯為「具身化」。但隨著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s研究的深入，「embodied」的內涵已經被極大地擴展和豐富了，它和情境性的概念已經融合在一起了。
關於「embodied」的搭配用法，我們以茨馬克（T. Ziemke）的列舉為例：
具身化概念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已經被廣泛地用在認知科學和人工智能的文獻中，諸如這樣的術語：embodied mind, embodied intelligence (e.g. Brooks, 1991), embodied action, embodied cognition, embodied AI, and 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 而且，明顯存在具身
化的不同類型和概念，如situated embodiment, mechanistic embodiment, phenomenal embodiment, natural embodimen, naturalistic embodiment, social embodiment, 另加本文中的historical, physical, organismoid, and organismic embodiment. [3]
1.2 相關的概念
在當前的認知科學中，人們對具身認知（embodied cognition）觀念的描述使用了幾個與「具身的」含義相似的但著眼點不同的概念，如：「情境性」（situatedness/embeddedness）、「生成」（enaction）。
情境性
情境性和具身化觀念密切相關，它們都是在反對傳統的認知主義的基礎上，最初從不同的側面提出的。認知的情境性研究拒絕認知主義的如下的幾個基本觀點，認知主義認為認知是：（1）個體的，即認知由孤立的個體進行；（2）理性的，即認知的首要範例是概念思維；（3）抽像的，即身體和環境在認知中是次要的；（4）分離的，即思維與知覺和身體活動在邏輯上是分離；（5）普遍的，即認知科學是尋找一般智力活動的普遍原則，它適用於所有個體和所有環境。
與之相反，情境性的研究認為，認知是：（1）社會的，即認知發生於人類構造的共同體中；（2）具身的，即身體的物理方面在實際和理論兩個方面都是重要的；（3）具體的，即認知的實現和環境的物理約束是極為重要的；（4）定域的（located），即情境依賴是人類活動的一般特徵；（5）參與的，即認知是與周圍環境的持續的相互作用。[4]
生成
「生成的」（enactive）是瓦雷拉等人在《具身心智：認知科學和人類經驗》這部經典著作中引入的一個概念。在認知科學中，它是一個和「embodied」同等重要的概念，在一些學者中它們甚至被等價地使用。「enactive cognition」表達了一種不同於經驗論（極端的客觀主義）也不同於唯理論（極端的主觀主義）的認知方向。瓦雷拉等人選擇這個術語來「強調這個日益增長的確信：認知不是一個預先給予的心智對預先給予的世界的表徵，認知毋寧是在『在世存在』（being in the world）施行的多樣性作用的歷史的基礎上的世界和心智的生成」。根據「enactive」的含義，瓦雷拉等人認為，知識有賴於與我們的身體、我們的語言和我們的社會歷史——簡言之，我們的具身化——不可分離的在世界中的存在（being in a world），知識不是存儲在心智中，而是在世界的交往活動中發展的，認知者處身於（situated in）世界中，認知者和其實踐的世界彼此蘊含在相互生成的過程中。[5]
1.3 具身認知的含義
這裡，我們給出三個對「具身的」看法：
（1）瓦雷拉等人
通過「具身的」這個術語，我們想要強調兩點：首先，認知依賴於經驗的種類，這些經驗出自於具有各種感覺肌動（sensorimotor）能力的身體，其次，這些個體的感覺肌動能力本身根植於（embedded in）一個更廣泛的生物的、心理的和文化的情境中。[6]
（2）西倫
認知是具身的，就是說認知源於身體和世界的相互作用。從這個觀點看，認知依賴於經驗的種類，這些經驗出自於具有特殊的知覺和肌動（motor）能力的身體，而這些能力不可分離地相連在一起，並且共同形成了一個記憶、情緒、語言和生命的其它方面在其中編織在一起的機體（matrix）。具身認知的當代觀念反對盛行的認知主義的立場，這個立場視心智為一個操作符號的裝置，因此這個立場專注於形式規則和過程，通過它們符號恰當地表徵了世界。[7]
（3）萊考夫和約翰遜在批判理性主義的理性觀時提出：
理性並非如傳統大多數認為的那樣是非具身的（disedmodied），而是源自我們的大腦、身體和身體經驗的本性。聲稱我們需要一個身體來進行推理，這並非平淡無奇和顯而易見，毋寧說，理性的結構本身正是來自於我們具身化的細節，這個主張是驚人的。使得我們得以知覺和四處活動的同樣的神經和認知機制也創造著我們的概念系統和理性模式。因此，要理解理性，我們必須理解我們的視覺系統、運動系統以及一般的神經綁定（binding）機制的細節。總之，理性無論如何不是這個宇宙或非具身心智的先驗特徵。相反，它完全是由人身體的特性、我們大腦神經結構的非凡細節以及我們在世界中的日常活動的細節（specifics）所塑造的。[8]
1.4 具身認知範式
湯普森認為[9]，生成的認知科學（enactive cognitive sciences）或具身的認知科學（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s）涉及三個論題：
（1） 具身化：人的心智不是局限在頭腦（head）中，它具身於（embodied in）整個有機體中，而有機體根植於環境中；
（2） 具身認知的湧現（Emergence）的動力學機制：具身認知是由湧現的和自組織的過程構成的，該過程通過藕合（coupling）或交互的因果性（reciprocal causality）使大腦（神經系統）、身體和環境相互連接在一起。
（3） 自我－他者的共同決定（Self-Other Co-Determination）：在社會生物中，具身認知是從自我－他者的主體間的動態的共同決定中湧現出來的。
這三個論題表明具身認知觀與表徵的和計算的認知主義（cognitivism）的認知觀的對立。現在，具身認知不僅是一種起於哲學的觀念，而且已成為明確的認知研究進路、綱領和範式。瓦雷拉（F. J. Varela）等人區分了認知科學研究演進的三個圓環（如圖[10]）：認知主義、湧現（聯結主義）和生成論（enactivism）（或具身範式）。與之相似，萊考夫和約翰遜區分了認知科學發展中的兩個範式：「第一代認知科學」（first-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s）和「第二代認知科學」（second-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s），或者是「非具身認知科學」（dis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s）和「具身認知科學」（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s）。[11]
如果我們把「具身的」、「生成的」、「情境的」這些概念所強調的不同側面結合起來，我們給出具身認知的一個更全面的表達：認知是根植於自然中的有機體適應自然環境而發展起來的一種能力，它經歷一個連續的複雜進化發展過程，它最初是在具有神經系統（腦）的身體和環境相互作用的動力過程中生成的，並發展為高級的、基於語義符號的認知能力；就情境的方面而言，認知是一個系統的事件，而不是個體的獨立的事件，因為認知不是排除了身體、世界和活動（action）而專屬於個體的心智（大腦）並由它獨立完成的事件。
2 具身認知的兩個維度：連續的進化和曖昧的身體
2.1連續的進化
認知主義將認知抽像為一個獨立於身體活動和環境的內在的表徵和計算。但真實的是，認知不是一個純粹內在發生的、獨立進行的事件；也許認知主義的這種抽像的和二元論的看法只有從認知的高級水平，即笛卡爾的「我思」——科學、數學和邏輯思維——上看才是「顯然的」。但是如果我們接受進化的連續性，那麼認知就不可能一開始就處於高級水平，但傳統的認識論以及認知主義只顧到高級水平的認知，換言之，即只顧到認知的某些完成形態。因此，皮亞傑認為，對認知的研究必須追溯認知的發生和起源，「發生認識論的目的就在於研究各種認識的起源，從最低級形式的認識開始，並追蹤這種認識向以後各個水平的發展情況，一直追蹤到科學思維並包括科學思維。」 [12]從這樣的角度看，認知必然有一個種系發生和個體發生的歷史。我們的結論是：在人類和狗之間，在貓和阿米巴蟲之間，在成人和幼兒之間，必然存在一個漸進的差別和連續性。認知是一個連續的複雜的過程，而不是一個無歷史的邏輯能力。[13]因此，萊考夫和約翰遜認為：理性是進化的，因為抽像的理性是建立於，並使用出現在「低等」動物中的知覺和運動推理形式。這個結果是理性的達爾文主義，一個合理性的達爾文主義：理性，即便是其最抽像的形式中，是使用而不是超越我們的動物本性。理性是進化的這個發現完全改變了我們與其他動物的關係而且也改變了我們關於人是唯一理性的概念。因此理性並不是一個將人從動物中分離出來的本質。毋寧說，它將我們置於一個與動物的連續統（continuum）中。[14]
當我們接受這樣一個進化的認知觀點，我們就不得不重新審視同樣具有廣延特性的身體的認知作用。因為，認知的初級形式的演化大都表現於身體活動的能力，而且只有通過一個有廣延的身體我們才和自然真正聯繫在一起的，認識論的二元論分界才會在演化的連續性中漸漸變得模糊。
2.2 曖昧的身體
認知最初能以具身的方式實現，是因為身體已經不再是一般的物理學的物體，它是生物學的有機體，是與環境進行接觸和相互作用並能完成種種動作圖式的活的身體（lived body），是社會文化中的身體－主體（body-subject）。[15]在認知上，身體是具有相對同一性（identity）和獨立特性的一個系統的整體。
我們的身體是我們和世界接觸的媒介，因為我們的身體也有物理的特性，所以我們才能「在世存在」，我們才能與其它的自然之物同處一個世界和共同擁有一個世界，所以我們必須遵循同樣機械生理學和生物力學的要求。我們不可能飛翔，因為我們的身體沒有像鳥的身體那種適應空氣動力學的身體結構。
在我們的身體經驗中，梅洛－龐蒂（Merlau-Ponty）看到了身體經驗的曖昧性或兩義性（ambiguity）。我們被經驗到的身體不是笛卡爾二元論意義上與「我思」對立的單純廣延的物體，它既非純粹無意識的活動，但也不完全是先驗意義上的無廣延的純粹意識。我們的身體具有非二元論的雙重的特性，我們身體的這種特異性在於它既是能感覺的（sensible）也是敏感的（sensitive），同一個手既能觸摸也能被觸。身體既是被動的也是主動的，它對刺激做出反應，但也賦予刺激一種意義。例如，當我們打擊到一個麵團和一個人的身體時，麵團和身體同樣的物理上的凹陷反應，但身體還有避開打擊帶來疼痛的躲避反射。因此，身體已經是意向性的身體，但不是純粹「我思」的意向性，而是在世界中生存的意向性：
反射不是客觀刺激的結果，而是轉向客觀刺激，給予客觀刺激一種意義，客觀刺激不是逐個地和作為物理因素獲得意義的，而是把它當作情境時獲得的。反射使客觀刺激作為情境存在，並與之處於一種「認知的」關係中，即把客觀刺激當作它一定要面對的東西。由於反射向著情境意義開放，由於知覺一開始沒有確定一個認識對象，由於知覺是我們的整個存在的意向，所以反射和知覺是一種前客觀看法的樣式，即我們稱之為在世存在的東西。[16]
因此，身體及其活動圖式既滿足於物體活動的要求，它也滿足生存意向的認知要求：例如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中討論了身體空間的擴展性（盲人的手杖）、作為性別的身體、作為表達和言語的身體等。在生存的意向上，我們身體系統的結構和活動圖式最初已經是藕合於世界的認知系統了。「我們的知覺範疇和形式，在個體經驗之前已經確定了，它們適應於外部世界，其理由完全相同於在馬出生前馬的蹄子已經適應於大草原（steppe）的地面和魚在孵化前魚的鰭已經適應於水。」 [17]
3 心智和認知是如何具身的呢？
我們應該不只是確信心智和認知是具身的，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知到它們是如何具身的。為此，我們僅提示性地考察兩個方面：（1）身體活動向高級認知的發展和在其中的作用，這裡我們涉及皮亞傑/維果斯基的動作內化理論和萊考夫/約翰遜的概念隱喻思想；（2）認知的具身研究的動力學方法，這裡我們涉及當今認知研究的動力系統理論。
3.1 動作內化（internalization）
儘管人們在直觀感性上認為，身體動作或活動（action）與心理和認知發展之間具有直接密切的聯繫。但是直到皮亞傑和維果斯基提出認知的動作內化理論後，動作和認知發展的多學科的系統研究才蓬勃發展起來。
皮亞傑認為，身體活動既是感知的源泉，又是思維發展的基礎；認知結構的起源是動作的一般性協調，而動作是身體與環境在相互作用的活動中的最初的接觸面和接觸方式，是主客體的橋樑；主體為認識客體必須對客體施加動作，如吃蘋果。在這類作用中，心理和認知結構以一個連續的同化（assimilation）－順應（accommodation）和結構－建構的動力過程不斷改變和重建；一些初級的動作以及其它許多更複雜的動作逐漸在心理水平上進行著，它們成為內化的思維活動，即形式運算。
維果斯基（Lev Semenovich Vygotsky）最早提出了外部動作「內化」為智力活動的理論。他認為符號的運用使得心理活動得到了根本的改進。沒有語言的心理活動是「直接的、不隨意的、低級的、自然的」，只有掌握了語言後才能轉變為「間接的、任意的、高級的、社會歷史的」。操作外界事物的外部形式的活動，即從感知運動向語言思維的過渡。維果斯基強調「活動」的作用，並運用外部活動和內活動相互轉化的唯物辯證法，揭示兒童思維發展的動力。[18]
3.2 隱喻投射
萊考夫和約翰遜在《肉身中的哲學：具身心智及其對西方思想的挑戰》中開宗明義地提到認知科學的三個主要發現：心智原本是具身的；思維大都是無意識的；抽像概念大部分是隱喻的。[19]這三點指明了身體在認知和心智中的基礎性和運作方式，而第三點特別表明高級階段的抽像概念和思維發生於身體經驗的一種途徑，即通過隱喻投射而形成概念隱喻。
長時間人們持有的看法認為：只有人的頭腦（head）才可以形成概念，理性思維同知覺和行為是無關的，與人的感覺肌動系統沒有直接的聯繫，因此，概念一定是抽像的，是非具身的（disembodied）。但以萊考夫等人為代表的認知語言學的研究推翻了這種看法。
在認知語言學看來，隱喻具有普遍性，隱喻是人類認知過程中的重要的、基本的方式之一。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中概念意義的獲得和概念體系的結構不是憑空產生的，從發生的過程看，它們源於人們最初的身體經驗的隱喻投射。身體經驗被用於抽像概念是司空見慣的，如Affection Is Warmth，Important Is Big，Happy Is Up，Intimacy Is Closeness…[20]。隱喻投射之所以可能，首先是因為人類的身體經驗本身是直接的、有意義的結構。萊考夫和約翰遜認為，抽像概念之前的身體經驗至少存在兩種結構：
（1） 基本層次結構（basic-level structure）
「傢俱－椅子－搖椅」、「交通工具－汽車－賽車」，這顯示了人類範疇的一個基本層次結構，即上位範疇（superordinate category）－基本水平範疇（basic-level category）－下屬範疇（subordinate category）。在這三個層級中，我們的知覺系統最容易區分出基本水平範疇，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布倫特·伯林（Brent Berlin）、埃莉諾·羅施（Eleanor Rosch）、卡羅林·默維斯（Carolyn Mervis）和他們的合作者發現，這種中間水平的範疇在認知上是「基本的」——也就是說，與「上位」範疇，如傢俱和交通工具，和下屬範疇，如搖椅和賽車，相比，它們有一種認知優先性。[21]。伯林和羅施發現，基本水平範疇的認知優先性有賴於我們的身體經驗，基本水平和非基本水平範疇的區分是基於身體的，也就是說，基於格式塔知覺、肌動計劃和心理意象（mental image）。
（2） 意象圖式結構（image-schematic structure）
意象圖式結構是指那些在我們的日常身體活動經驗中反覆出現、相對簡單的結構和空間方位關係，前者如容器圖式（Container）、路徑圖式（Path）、力－動力圖式（force-dynamic）等，後者如部分－整體（Part－Whole）、中心－邊緣（Center-Periphery）、近－遠（Near-Far）等。
意象圖式是通過身體來理解的。像前和後這樣的概念出自身體，依賴於身體，並且如果我們沒有我們所有的這種身體，它們就不會存在。這對於基本的力－動力圖式（推、拉、推進、支撐和平衡）也是同樣的。我們理解這些是通過使用我們的身體部分以及我們移動它們（特別是我們的胳膊、手和腿）的能力。我們的身體是呼吸空氣、吸收營養和排泄廢物的容器。我們一直以容器（屋子、床、建築）定向我們的身體。我們也把抽像的容器投射到空間的區域上，如同當我們理解一大群蜜蜂存在於一個花園裡。同樣，每次我們看見某物移動，或移動我們自己時，我們就以源－路徑－目標圖式來理解那個運動並進行相應的推理。[22]
3.3 認知具身化研究的動力學方法
我們說認知不是一個獨立的事件，而是一個系統事件，不是一個簡單的系統事件，而是包含了腦神經系統在內的複雜的系統事件。也就是說，認知是認知者（agent）（身體和大腦）與環境（自然和社會文化）的內在的、不可分離的相互作用的生成過程（如圖[23]）。例如馮·蓋爾德（Tim van Gelder）說，「認知系統不僅僅被封裝在大腦中，確切地說，神經系統、身體和環境都持續地改變著，並且同時地彼此影響，所以真正的認知系統是包含這三者的單一的統一的系統。」 [24]更通俗地說，認知是情境化的過程。但這些說法不過是一些過於「粗糙的」的定性描述。我們如何能夠更實際地瞭解具身認知的實現機制呢？目前的認知的動力系統理論（dynamic systems theory，DST)的進路正在發展這種實現的可能性。
相對於認知的計算假設（Computational Hypothesis, CH）,蓋爾德1995年給出了一個認知的動力學假設（Dynamical Hypothesis, DH）：「自然認知系統是某些種類的動力系統，而且從動力學眼光來理解是對認知系統最好的理解。」 [25]應該說，當前認知的動力系統進路的觀念並不是全新的。例如，早在20世紀50年代，阿史比（W. Ross Ashby）就預見性地提出：所有的認知或許都能由動力系統模型來解釋。[26]但是限於當時缺乏適當的數學工具和實現這種模型的計算方法，以至於在Ashby的建議之後很少有後繼的研究。
應該看到，認知的動力系統研究本身不是一個範式，而是實現「激進具身認知論題」（The Radical Embodied Cognition Thesis）的數學方法和工具，其觀念基礎仍然是具身化、情境性和生成等概念。
動力學假說是以數學的動力系統理論為基礎描述認知。動力系統理論（DST）是數學的一個分支，它以本質上是幾何學的概念來描述系統演變的行為。其概念術語一般有：狀態空間（state space）或相空間（phase space）、參數（parameter）、路徑（path）或軌跡（trajectory）、拓撲學（topology）、吸引子（attractor）、穩定性（stability）、藕合（coupling）、分岔（bifurcation）、確定性混沌（deterministic chaos）和初始狀態敏感性（sensitivity to initial conditions）等。利用這些概念，動力學家試圖理解認知系統的過程和行為。他們用微分方程組來表達處在狀態空間的認知主體的認知軌跡，特別是通過在一定環境下和一定的內部壓力下的認知主體的思想軌跡來詳盡考察認知。認知主體的思想和行為都受微分方程的支配。系統中的變量是不斷演變的，系統服從於非線性微分方程，一般來講是複雜的，是確定的。
目前動力學家已經提出了一些動力系統模型的實例[27]。這裡，我們只簡述一下湯普森（E. Thompson）和瓦雷拉的神經動力學的「互返的因果關係」（reciprocal causation）概念[28]，因為這個概念是關係整體論（relational holism）的動力系統中的作用的一個一般形式，即部分－整體的互返關係。這個概念的意思是說，在動力系統中，局部和全局之間存在一個雙向的因果關係：既有局部到全局的上行的因果關係（upward causation），也有一個全局到局部的下行的因果關係（downward causation）。應該說，這和解釋學循環的結構是同型的。
近年來動力系統理論也被用到動作發展的機制上。多年以來，動作的發展曾被認為是隨神經系統的不斷成熟，逐漸實現對肌肉日益準確控制的過程和結果。著名神經科學伯恩斯坦（N. Bernstein）對此予以質疑，指出單有神經系統並不能解釋複雜動作模式的形成。他認為，在動作的發展中，不僅僅是神經系統如何實現對肌肉的控制，同時也涉及肌肉活動、重心引力、活動平面的支撐等因素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的協調，後者不是由神經系統預先設定的，而是機體借助活動經驗掌握的。[29]西倫將動力系統觀引入兒童發展研究[30]，她對嬰兒行走和踢腿動作的發展進行了研究，提出精確（fine）動作模式的形成和轉變是神經系統指令與身體姿勢、肌肉重量、肢體長度、動作活動的環境條件等相互作用的結果，動作依賴於動作系統中的所有要素。在發展機制的問題上，動力學理論強調動作是複雜的自組織系統，特定動作協調和控制性的提高來源於機體對特定生物力學問題的解決。例如，學習行走必須解決重心穩定問題，學習夠取物體必須保持手臂的穩定性。這就是說，不是神經系統對肌肉的控制導致動作的發展，而是動作活動提出的生物力學問題要求神經系統借助於不斷的練習和反饋，實現對肌肉的有效控制。動作活動提出的生物力學問題不同，那麼神經系統對肌肉的控制必定不同。[31]
4 結語
這些研究表明，認知並不單是在腦神經系統中的表徵的操作；確切地說，認知最初是在活的身體的界面上進行的，只是到了認知發展的高級階段，特別是到了符號語義的階段，認知的內在表徵方面才高度發展並成為認知活動的重要領域。在這個階段，有賴於符號語義特性，認知不再局限於實時的（real-time）的環境，人腦的高度發展的神經系統為離線（off-line）認知準備了一個內在的、想像力的空間，認知者不再非要處於實時的環境中和實際的對象交往，於是在某種程度上，認知成了處理心理表徵的過程。這也正是認知主義所聚焦的階段，但認知主義過於孤立地看待這個階段而無視它的發展和起源。
具身認知作為一個範式必然有其最初的觀念上的變革，它有許多重要的思想先驅，目前逼近它的研究方法更是涉及眾多領域。一個對認知更為全景的輪廓正在逐漸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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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odiment of Cognition
Li Heng-wei, Sheng Xiao-ming
(Language and Cognition Research Center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 The notion of embodiment in Cognitive Science is being reinforced due to the limitation and trouble of computational metaphor in cognition since the 80s of last century. Embodiment, situatedness and enaction have merged into each other comprehensively in cognitive science. The embodied cognition holds that cognition is not a transcendental logical competence, but a continuous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situatedness; That the body is at the core of cognition originates from the fact that bodily actions itself reveals the existential intentionality to impulse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 internalization theory by Piajet & Vygotsky, the metaphorical mapping theory by Lakoff & Johnson have shed light on how the bodily actions is proceeding toward cognition in higher level. At present, benefitting from the Dynamic System Theory, the research of neural modeling of embodied cognition is developing vigorously. Thus, a more stereographic view of cognition has come into being.
Key words : cognition, situatedness/embeddedness, enactive, embodiment, dynamics.
作者：李恆威 盛曉明
文章來源：浙大語言與認知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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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認知的計算隱喻的局限和困境的加深，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在認知科學中具身化（embodiment）的觀念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強調。具身化、情境性和生成的思想在認知科學中已經有了廣泛的融合。具身認知的思想認為，認知不是一個先驗的邏輯能力，而是一個連續進化的發展的情境性過程；身體在認知中之所以是核心的，是因為身體活動本身體現了推動認知發展的生存意向性。皮亞傑和維果斯基的內化理論、萊考夫和約翰遜的隱喻投射理論表明了身體活動如何向高級認知發展的。目前借助動力系統理論，關於具身認知的神經建模研究也蓬勃發展起來了。一個對認知更為全景的輪廓已經形成。
關鍵詞：認知|情境性|生成|具身化|動力學。
〔中圖分類號〕：B028；N031 〔文獻標識碼〕：A
隨著認知的計算隱喻的局限和困境的加深，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在認知科學中具身化（embodiment）的觀念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強調：「在哲學、心理學、神經科學、機器人學、教育、認知人類學、語言學以及行為和思想的動力系統進路（approach）中，人們已經日益頻繁地談到具身化和情境性（situatedness）。」[1]例如，在認知發展領域有西倫（E. Thelen）的工作；在語言學領域有萊考夫（G. Lakoff）和約翰遜（M. Johnson）的工作；在機器人學領域有鮑拉德（Ballard）、黑霍（Hayhoe）、普克（Pook）、和勞（Rao）的工作；在神經科學和動力學領域有西倫、蓋拉德（T. van Gelder）、希爾（Chiel）、比爾（Beer）、埃德爾曼（G. M. Edelman）；在哲學領域有克拉克（A. Clark）、瓦雷拉（F. J. Varel）、湯普森（E. Thompson）和羅施（Rosch）的工作；等等。
1 具身認知
1.1 關於「embodied」 和「embodiment」的譯法和用法
目前關於「embodiment」和「embodied」，國內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譯法。但從「embodied mind」和「embodied cognition」所強調的一般觀點來看，「embodied」是指：心智和認知是與具體的身體密切相關[2]，它們之間存在內在的和本質的關聯。從發生和起源的觀點看，心智和認知必然以一個在環境中的具體的身體結構和身體活動為基礎，因此，最初的心智和認知是基於身體和涉及身體的，心智始終是具（體）身（體）的心智，而最初的認知則始終與具（體）身（體）結構和活動圖式內在關聯。因此，我們把「embodied」譯為「具身的」，「embodiment」譯為「具身化」。但隨著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s研究的深入，「embodied」的內涵已經被極大地擴展和豐富了，它和情境性的概念已經融合在一起了。
關於「embodied」的搭配用法，我們以茨馬克（T. Ziemke）的列舉為例：
具身化概念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已經被廣泛地用在認知科學和人工智能的文獻中，諸如這樣的術語：embodied mind, embodied intelligence (e.g. Brooks, 1991), embodied action, embodied cognition, embodied AI, and 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 而且，明顯存在具身
化的不同類型和概念，如situated embodiment, mechanistic embodiment, phenomenal embodiment, natural embodimen, naturalistic embodiment, social embodiment, 另加本文中的historical, physical, organismoid, and organismic embodiment. [3]
1.2 相關的概念
在當前的認知科學中，人們對具身認知（embodied cognition）觀念的描述使用了幾個與「具身的」含義相似的但著眼點不同的概念，如：「情境性」（situatedness/embeddedness）、「生成」（enaction）。
情境性
情境性和具身化觀念密切相關，它們都是在反對傳統的認知主義的基礎上，最初從不同的側面提出的。認知的情境性研究拒絕認知主義的如下的幾個基本觀點，認知主義認為認知是：（1）個體的，即認知由孤立的個體進行；（2）理性的，即認知的首要範例是概念思維；（3）抽像的，即身體和環境在認知中是次要的；（4）分離的，即思維與知覺和身體活動在邏輯上是分離；（5）普遍的，即認知科學是尋找一般智力活動的普遍原則，它適用於所有個體和所有環境。
與之相反，情境性的研究認為，認知是：（1）社會的，即認知發生於人類構造的共同體中；（2）具身的，即身體的物理方面在實際和理論兩個方面都是重要的；（3）具體的，即認知的實現和環境的物理約束是極為重要的；（4）定域的（located），即情境依賴是人類活動的一般特徵；（5）參與的，即認知是與周圍環境的持續的相互作用。[4]
生成
「生成的」（enactive）是瓦雷拉等人在《具身心智：認知科學和人類經驗》這部經典著作中引入的一個概念。在認知科學中，它是一個和「embodied」同等重要的概念，在一些學者中它們甚至被等價地使用。「enactive cognition」表達了一種不同於經驗論（極端的客觀主義）也不同於唯理論（極端的主觀主義）的認知方向。瓦雷拉等人選擇這個術語來「強調這個日益增長的確信：認知不是一個預先給予的心智對預先給予的世界的表徵，認知毋寧是在『在世存在』（being in the world）施行的多樣性作用的歷史的基礎上的世界和心智的生成」。根據「enactive」的含義，瓦雷拉等人認為，知識有賴於與我們的身體、我們的語言和我們的社會歷史——簡言之，我們的具身化——不可分離的在世界中的存在（being in a world），知識不是存儲在心智中，而是在世界的交往活動中發展的，認知者處身於（situated in）世界中，認知者和其實踐的世界彼此蘊含在相互生成的過程中。[5]
1.3 具身認知的含義
這裡，我們給出三個對「具身的」看法：
（1）瓦雷拉等人
通過「具身的」這個術語，我們想要強調兩點：首先，認知依賴於經驗的種類，這些經驗出自於具有各種感覺肌動（sensorimotor）能力的身體，其次，這些個體的感覺肌動能力本身根植於（embedded in）一個更廣泛的生物的、心理的和文化的情境中。[6]
（2）西倫
認知是具身的，就是說認知源於身體和世界的相互作用。從這個觀點看，認知依賴於經驗的種類，這些經驗出自於具有特殊的知覺和肌動（motor）能力的身體，而這些能力不可分離地相連在一起，並且共同形成了一個記憶、情緒、語言和生命的其它方面在其中編織在一起的機體（matrix）。具身認知的當代觀念反對盛行的認知主義的立場，這個立場視心智為一個操作符號的裝置，因此這個立場專注於形式規則和過程，通過它們符號恰當地表徵了世界。[7]
（3）萊考夫和約翰遜在批判理性主義的理性觀時提出：
理性並非如傳統大多數認為的那樣是非具身的（disedmodied），而是源自我們的大腦、身體和身體經驗的本性。聲稱我們需要一個身體來進行推理，這並非平淡無奇和顯而易見，毋寧說，理性的結構本身正是來自於我們具身化的細節，這個主張是驚人的。使得我們得以知覺和四處活動的同樣的神經和認知機制也創造著我們的概念系統和理性模式。因此，要理解理性，我們必須理解我們的視覺系統、運動系統以及一般的神經綁定（binding）機制的細節。總之，理性無論如何不是這個宇宙或非具身心智的先驗特徵。相反，它完全是由人身體的特性、我們大腦神經結構的非凡細節以及我們在世界中的日常活動的細節（specifics）所塑造的。[8]
1.4 具身認知範式
湯普森認為[9]，生成的認知科學（enactive cognitive sciences）或具身的認知科學（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s）涉及三個論題：
（1） 具身化：人的心智不是局限在頭腦（head）中，它具身於（embodied in）整個有機體中，而有機體根植於環境中；
（2） 具身認知的湧現（Emergence）的動力學機制：具身認知是由湧現的和自組織的過程構成的，該過程通過藕合（coupling）或交互的因果性（reciprocal causality）使大腦（神經系統）、身體和環境相互連接在一起。
（3） 自我－他者的共同決定（Self-Other Co-Determination）：在社會生物中，具身認知是從自我－他者的主體間的動態的共同決定中湧現出來的。
這三個論題表明具身認知觀與表徵的和計算的認知主義（cognitivism）的認知觀的對立。現在，具身認知不僅是一種起於哲學的觀念，而且已成為明確的認知研究進路、綱領和範式。瓦雷拉（F. J. Varela）等人區分了認知科學研究演進的三個圓環（如圖[10]）：認知主義、湧現（聯結主義）和生成論（enactivism）（或具身範式）。與之相似，萊考夫和約翰遜區分了認知科學發展中的兩個範式：「第一代認知科學」（first-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s）和「第二代認知科學」（second-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s），或者是「非具身認知科學」（dis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s）和「具身認知科學」（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s）。[11]
如果我們把「具身的」、「生成的」、「情境的」這些概念所強調的不同側面結合起來，我們給出具身認知的一個更全面的表達：認知是根植於自然中的有機體適應自然環境而發展起來的一種能力，它經歷一個連續的複雜進化發展過程，它最初是在具有神經系統（腦）的身體和環境相互作用的動力過程中生成的，並發展為高級的、基於語義符號的認知能力；就情境的方面而言，認知是一個系統的事件，而不是個體的獨立的事件，因為認知不是排除了身體、世界和活動（action）而專屬於個體的心智（大腦）並由它獨立完成的事件。
2 具身認知的兩個維度：連續的進化和曖昧的身體
2.1連續的進化
認知主義將認知抽像為一個獨立於身體活動和環境的內在的表徵和計算。但真實的是，認知不是一個純粹內在發生的、獨立進行的事件；也許認知主義的這種抽像的和二元論的看法只有從認知的高級水平，即笛卡爾的「我思」——科學、數學和邏輯思維——上看才是「顯然的」。但是如果我們接受進化的連續性，那麼認知就不可能一開始就處於高級水平，但傳統的認識論以及認知主義只顧到高級水平的認知，換言之，即只顧到認知的某些完成形態。因此，皮亞傑認為，對認知的研究必須追溯認知的發生和起源，「發生認識論的目的就在於研究各種認識的起源，從最低級形式的認識開始，並追蹤這種認識向以後各個水平的發展情況，一直追蹤到科學思維並包括科學思維。」 [12]從這樣的角度看，認知必然有一個種系發生和個體發生的歷史。我們的結論是：在人類和狗之間，在貓和阿米巴蟲之間，在成人和幼兒之間，必然存在一個漸進的差別和連續性。認知是一個連續的複雜的過程，而不是一個無歷史的邏輯能力。[13]因此，萊考夫和約翰遜認為：理性是進化的，因為抽像的理性是建立於，並使用出現在「低等」動物中的知覺和運動推理形式。這個結果是理性的達爾文主義，一個合理性的達爾文主義：理性，即便是其最抽像的形式中，是使用而不是超越我們的動物本性。理性是進化的這個發現完全改變了我們與其他動物的關係而且也改變了我們關於人是唯一理性的概念。因此理性並不是一個將人從動物中分離出來的本質。毋寧說，它將我們置於一個與動物的連續統（continuum）中。[14]
當我們接受這樣一個進化的認知觀點，我們就不得不重新審視同樣具有廣延特性的身體的認知作用。因為，認知的初級形式的演化大都表現於身體活動的能力，而且只有通過一個有廣延的身體我們才和自然真正聯繫在一起的，認識論的二元論分界才會在演化的連續性中漸漸變得模糊。
2.2 曖昧的身體
認知最初能以具身的方式實現，是因為身體已經不再是一般的物理學的物體，它是生物學的有機體，是與環境進行接觸和相互作用並能完成種種動作圖式的活的身體（lived body），是社會文化中的身體－主體（body-subject）。[15]在認知上，身體是具有相對同一性（identity）和獨立特性的一個系統的整體。
我們的身體是我們和世界接觸的媒介，因為我們的身體也有物理的特性，所以我們才能「在世存在」，我們才能與其它的自然之物同處一個世界和共同擁有一個世界，所以我們必須遵循同樣機械生理學和生物力學的要求。我們不可能飛翔，因為我們的身體沒有像鳥的身體那種適應空氣動力學的身體結構。
在我們的身體經驗中，梅洛－龐蒂（Merlau-Ponty）看到了身體經驗的曖昧性或兩義性（ambiguity）。我們被經驗到的身體不是笛卡爾二元論意義上與「我思」對立的單純廣延的物體，它既非純粹無意識的活動，但也不完全是先驗意義上的無廣延的純粹意識。我們的身體具有非二元論的雙重的特性，我們身體的這種特異性在於它既是能感覺的（sensible）也是敏感的（sensitive），同一個手既能觸摸也能被觸。身體既是被動的也是主動的，它對刺激做出反應，但也賦予刺激一種意義。例如，當我們打擊到一個麵團和一個人的身體時，麵團和身體同樣的物理上的凹陷反應，但身體還有避開打擊帶來疼痛的躲避反射。因此，身體已經是意向性的身體，但不是純粹「我思」的意向性，而是在世界中生存的意向性：
反射不是客觀刺激的結果，而是轉向客觀刺激，給予客觀刺激一種意義，客觀刺激不是逐個地和作為物理因素獲得意義的，而是把它當作情境時獲得的。反射使客觀刺激作為情境存在，並與之處於一種「認知的」關係中，即把客觀刺激當作它一定要面對的東西。由於反射向著情境意義開放，由於知覺一開始沒有確定一個認識對象，由於知覺是我們的整個存在的意向，所以反射和知覺是一種前客觀看法的樣式，即我們稱之為在世存在的東西。[16]
因此，身體及其活動圖式既滿足於物體活動的要求，它也滿足生存意向的認知要求：例如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中討論了身體空間的擴展性（盲人的手杖）、作為性別的身體、作為表達和言語的身體等。在生存的意向上，我們身體系統的結構和活動圖式最初已經是藕合於世界的認知系統了。「我們的知覺範疇和形式，在個體經驗之前已經確定了，它們適應於外部世界，其理由完全相同於在馬出生前馬的蹄子已經適應於大草原（steppe）的地面和魚在孵化前魚的鰭已經適應於水。」 [17]
3 心智和認知是如何具身的呢？
我們應該不只是確信心智和認知是具身的，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知到它們是如何具身的。為此，我們僅提示性地考察兩個方面：（1）身體活動向高級認知的發展和在其中的作用，這裡我們涉及皮亞傑/維果斯基的動作內化理論和萊考夫/約翰遜的概念隱喻思想；（2）認知的具身研究的動力學方法，這裡我們涉及當今認知研究的動力系統理論。
3.1 動作內化（internalization）
儘管人們在直觀感性上認為，身體動作或活動（action）與心理和認知發展之間具有直接密切的聯繫。但是直到皮亞傑和維果斯基提出認知的動作內化理論後，動作和認知發展的多學科的系統研究才蓬勃發展起來。
皮亞傑認為，身體活動既是感知的源泉，又是思維發展的基礎；認知結構的起源是動作的一般性協調，而動作是身體與環境在相互作用的活動中的最初的接觸面和接觸方式，是主客體的橋樑；主體為認識客體必須對客體施加動作，如吃蘋果。在這類作用中，心理和認知結構以一個連續的同化（assimilation）－順應（accommodation）和結構－建構的動力過程不斷改變和重建；一些初級的動作以及其它許多更複雜的動作逐漸在心理水平上進行著，它們成為內化的思維活動，即形式運算。
維果斯基（Lev Semenovich Vygotsky）最早提出了外部動作「內化」為智力活動的理論。他認為符號的運用使得心理活動得到了根本的改進。沒有語言的心理活動是「直接的、不隨意的、低級的、自然的」，只有掌握了語言後才能轉變為「間接的、任意的、高級的、社會歷史的」。操作外界事物的外部形式的活動，即從感知運動向語言思維的過渡。維果斯基強調「活動」的作用，並運用外部活動和內活動相互轉化的唯物辯證法，揭示兒童思維發展的動力。[18]
3.2 隱喻投射
萊考夫和約翰遜在《肉身中的哲學：具身心智及其對西方思想的挑戰》中開宗明義地提到認知科學的三個主要發現：心智原本是具身的；思維大都是無意識的；抽像概念大部分是隱喻的。[19]這三點指明了身體在認知和心智中的基礎性和運作方式，而第三點特別表明高級階段的抽像概念和思維發生於身體經驗的一種途徑，即通過隱喻投射而形成概念隱喻。
長時間人們持有的看法認為：只有人的頭腦（head）才可以形成概念，理性思維同知覺和行為是無關的，與人的感覺肌動系統沒有直接的聯繫，因此，概念一定是抽像的，是非具身的（disembodied）。但以萊考夫等人為代表的認知語言學的研究推翻了這種看法。
在認知語言學看來，隱喻具有普遍性，隱喻是人類認知過程中的重要的、基本的方式之一。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中概念意義的獲得和概念體系的結構不是憑空產生的，從發生的過程看，它們源於人們最初的身體經驗的隱喻投射。身體經驗被用於抽像概念是司空見慣的，如Affection Is Warmth，Important Is Big，Happy Is Up，Intimacy Is Closeness…[20]。隱喻投射之所以可能，首先是因為人類的身體經驗本身是直接的、有意義的結構。萊考夫和約翰遜認為，抽像概念之前的身體經驗至少存在兩種結構：
（1） 基本層次結構（basic-level structure）
「傢俱－椅子－搖椅」、「交通工具－汽車－賽車」，這顯示了人類範疇的一個基本層次結構，即上位範疇（superordinate category）－基本水平範疇（basic-level category）－下屬範疇（subordinate category）。在這三個層級中，我們的知覺系統最容易區分出基本水平範疇，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布倫特·伯林（Brent Berlin）、埃莉諾·羅施（Eleanor Rosch）、卡羅林·默維斯（Carolyn Mervis）和他們的合作者發現，這種中間水平的範疇在認知上是「基本的」——也就是說，與「上位」範疇，如傢俱和交通工具，和下屬範疇，如搖椅和賽車，相比，它們有一種認知優先性。[21]。伯林和羅施發現，基本水平範疇的認知優先性有賴於我們的身體經驗，基本水平和非基本水平範疇的區分是基於身體的，也就是說，基於格式塔知覺、肌動計劃和心理意象（mental image）。
（2） 意象圖式結構（image-schematic structure）
意象圖式結構是指那些在我們的日常身體活動經驗中反覆出現、相對簡單的結構和空間方位關係，前者如容器圖式（Container）、路徑圖式（Path）、力－動力圖式（force-dynamic）等，後者如部分－整體（Part－Whole）、中心－邊緣（Center-Periphery）、近－遠（Near-Far）等。
意象圖式是通過身體來理解的。像前和後這樣的概念出自身體，依賴於身體，並且如果我們沒有我們所有的這種身體，它們就不會存在。這對於基本的力－動力圖式（推、拉、推進、支撐和平衡）也是同樣的。我們理解這些是通過使用我們的身體部分以及我們移動它們（特別是我們的胳膊、手和腿）的能力。我們的身體是呼吸空氣、吸收營養和排泄廢物的容器。我們一直以容器（屋子、床、建築）定向我們的身體。我們也把抽像的容器投射到空間的區域上，如同當我們理解一大群蜜蜂存在於一個花園裡。同樣，每次我們看見某物移動，或移動我們自己時，我們就以源－路徑－目標圖式來理解那個運動並進行相應的推理。[22]
3.3 認知具身化研究的動力學方法
我們說認知不是一個獨立的事件，而是一個系統事件，不是一個簡單的系統事件，而是包含了腦神經系統在內的複雜的系統事件。也就是說，認知是認知者（agent）（身體和大腦）與環境（自然和社會文化）的內在的、不可分離的相互作用的生成過程（如圖[23]）。例如馮·蓋爾德（Tim van Gelder）說，「認知系統不僅僅被封裝在大腦中，確切地說，神經系統、身體和環境都持續地改變著，並且同時地彼此影響，所以真正的認知系統是包含這三者的單一的統一的系統。」 [24]更通俗地說，認知是情境化的過程。但這些說法不過是一些過於「粗糙的」的定性描述。我們如何能夠更實際地瞭解具身認知的實現機制呢？目前的認知的動力系統理論（dynamic systems theory，DST)的進路正在發展這種實現的可能性。
相對於認知的計算假設（Computational Hypothesis, CH）,蓋爾德1995年給出了一個認知的動力學假設（Dynamical Hypothesis, DH）：「自然認知系統是某些種類的動力系統，而且從動力學眼光來理解是對認知系統最好的理解。」 [25]應該說，當前認知的動力系統進路的觀念並不是全新的。例如，早在20世紀50年代，阿史比（W. Ross Ashby）就預見性地提出：所有的認知或許都能由動力系統模型來解釋。[26]但是限於當時缺乏適當的數學工具和實現這種模型的計算方法，以至於在Ashby的建議之後很少有後繼的研究。
應該看到，認知的動力系統研究本身不是一個範式，而是實現「激進具身認知論題」（The Radical Embodied Cognition Thesis）的數學方法和工具，其觀念基礎仍然是具身化、情境性和生成等概念。
動力學假說是以數學的動力系統理論為基礎描述認知。動力系統理論（DST）是數學的一個分支，它以本質上是幾何學的概念來描述系統演變的行為。其概念術語一般有：狀態空間（state space）或相空間（phase space）、參數（parameter）、路徑（path）或軌跡（trajectory）、拓撲學（topology）、吸引子（attractor）、穩定性（stability）、藕合（coupling）、分岔（bifurcation）、確定性混沌（deterministic chaos）和初始狀態敏感性（sensitivity to initial conditions）等。利用這些概念，動力學家試圖理解認知系統的過程和行為。他們用微分方程組來表達處在狀態空間的認知主體的認知軌跡，特別是通過在一定環境下和一定的內部壓力下的認知主體的思想軌跡來詳盡考察認知。認知主體的思想和行為都受微分方程的支配。系統中的變量是不斷演變的，系統服從於非線性微分方程，一般來講是複雜的，是確定的。
目前動力學家已經提出了一些動力系統模型的實例[27]。這裡，我們只簡述一下湯普森（E. Thompson）和瓦雷拉的神經動力學的「互返的因果關係」（reciprocal causation）概念[28]，因為這個概念是關係整體論（relational holism）的動力系統中的作用的一個一般形式，即部分－整體的互返關係。這個概念的意思是說，在動力系統中，局部和全局之間存在一個雙向的因果關係：既有局部到全局的上行的因果關係（upward causation），也有一個全局到局部的下行的因果關係（downward causation）。應該說，這和解釋學循環的結構是同型的。
近年來動力系統理論也被用到動作發展的機制上。多年以來，動作的發展曾被認為是隨神經系統的不斷成熟，逐漸實現對肌肉日益準確控制的過程和結果。著名神經科學伯恩斯坦（N. Bernstein）對此予以質疑，指出單有神經系統並不能解釋複雜動作模式的形成。他認為，在動作的發展中，不僅僅是神經系統如何實現對肌肉的控制，同時也涉及肌肉活動、重心引力、活動平面的支撐等因素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的協調，後者不是由神經系統預先設定的，而是機體借助活動經驗掌握的。[29]西倫將動力系統觀引入兒童發展研究[30]，她對嬰兒行走和踢腿動作的發展進行了研究，提出精確（fine）動作模式的形成和轉變是神經系統指令與身體姿勢、肌肉重量、肢體長度、動作活動的環境條件等相互作用的結果，動作依賴於動作系統中的所有要素。在發展機制的問題上，動力學理論強調動作是複雜的自組織系統，特定動作協調和控制性的提高來源於機體對特定生物力學問題的解決。例如，學習行走必須解決重心穩定問題，學習夠取物體必須保持手臂的穩定性。這就是說，不是神經系統對肌肉的控制導致動作的發展，而是動作活動提出的生物力學問題要求神經系統借助於不斷的練習和反饋，實現對肌肉的有效控制。動作活動提出的生物力學問題不同，那麼神經系統對肌肉的控制必定不同。[31]
4 結語
這些研究表明，認知並不單是在腦神經系統中的表徵的操作；確切地說，認知最初是在活的身體的界面上進行的，只是到了認知發展的高級階段，特別是到了符號語義的階段，認知的內在表徵方面才高度發展並成為認知活動的重要領域。在這個階段，有賴於符號語義特性，認知不再局限於實時的（real-time）的環境，人腦的高度發展的神經系統為離線（off-line）認知準備了一個內在的、想像力的空間，認知者不再非要處於實時的環境中和實際的對象交往，於是在某種程度上，認知成了處理心理表徵的過程。這也正是認知主義所聚焦的階段，但認知主義過於孤立地看待這個階段而無視它的發展和起源。
具身認知作為一個範式必然有其最初的觀念上的變革，它有許多重要的思想先驅，目前逼近它的研究方法更是涉及眾多領域。一個對認知更為全景的輪廓正在逐漸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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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odiment of Cognition
Li Heng-wei, Sheng Xiao-ming
(Language and Cognition Research Center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 The notion of embodiment in Cognitive Science is being reinforced due to the limitation and trouble of computational metaphor in cognition since the 80s of last century. Embodiment, situatedness and enaction have merged into each other comprehensively in cognitive science. The embodied cognition holds that cognition is not a transcendental logical competence, but a continuous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situatedness; That the body is at the core of cognition originates from the fact that bodily actions itself reveals the existential intentionality to impulse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 internalization theory by Piajet & Vygotsky, the metaphorical mapping theory by Lakoff & Johnson have shed light on how the bodily actions is proceeding toward cognition in higher level. At present, benefitting from the Dynamic System Theory, the research of neural modeling of embodied cognition is developing vigorously. Thus, a more stereographic view of cognition has come into being.
Key words : cognition, situatedness/embeddedness, enactive, embodiment,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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