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變」：在陽明與尼采之間
作者：米繼軍
文章來源：中國儒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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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黃宗羲在談到乃師王守仁（陽明）思想的發展歷程時說，「先生之學始氾濫於詞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為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以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學的，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視聽言動，大率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蓋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察精察處即是知，無有二也。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是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也」（《明儒學案》卷十，《姚江學案‧本傳》）。
在他看來，陽明先生的思想理路是經歷了「自此以後」、「江右以後」和「居越以後」三個階段的，而且這三個階段也可以稱之為「三變」。與此同時，此「三變」乃「是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也」。此前，「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先生之學始於氾濫於詞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亙吾心終判為二，無所得入」，此一變也；「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此二變也；「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此三變也。而且單就「又有此三變也」之第三變而言，即「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顯然業已進入到了孔子的孔子、周遊列國長達十幾年後的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孔子的那種「可以速則速，可以處則處，可以久則久」，「莫之是，莫之非」乃至於「無可無不可」那樣一種登峰造極、無以復加或者出神入化的思想境界。也就是說，陽明先生的思想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正如孔子的思想也是可以分作前孔子的孔子和孔子的孔子或者少年的孔子與老年的孔子、周遊列國前的孔子與周遊列國後歸魯、反乎魯的孔子，哲人的孔子與政治哲人的孔子一樣，而且也正像蘇格拉底前的蘇格拉底與蘇格拉底的蘇格拉底一樣。換句話說，今天為我們所認識的孔子可能並不是一個孔子，而且最有可能是兩個，正如陽明先生，作為一位思想家的陽明先生也並不是一個，孔子需要「二變」——而孟子其實也一樣，完全分為周遊列國前的孟子和周遊列國後的孟子——陽明先生卻需要「三變」。因而有關於孔子和孟子的儒家文獻當中，至少應當包含著兩種聲音，陽明作品中的則相應地應當包含著三種，而為其所對應著的則是所謂「二變」與「三變」。而且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或才可能將一部以「孔子之道」為思想主體的儒學說得圓、講得通，至於陽明先生之一部「致良知」的學問亦然。
談到「三變」，我們不禁聯想到了尼采之所謂哲人的「三變」精神：一變而為「駱駝」，它所遵循的誡命是「你應當」；二變而為「獅子」，它所遵循的誡命是「我要」；三變而為「孩子」，而它所遵循的誡命則是「我是（誰）」。而此「三變」又正可與陽明先生之「三變」遙相響應，珠聯璧合，相映成趣，相映成輝。
駱駝是一種反芻動物，正可比喻像尼采這樣的古典語文學家，如魯迅先生所言，它吃的是草，其學需要「始氾濫於詞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為二，無所得入」，而且也需要懷著一顆敬畏之心從林林總總的古典文獻中規規矩矩地領受「你應當」這樣的教誨，而不是這項工作還沒做得怎麼樣，草還沒有吃多少，就去咀嚼和反芻。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其實這句話無疑正告誡我們，若想知味、若想「解其中味」，就需要進行咀嚼和反芻，需要品味、玩味、體認和感悟；否則，蔽於一端，流於一曲，食古不化，不知所云，便是再正常也不過的事兒了。這是什麼？在黃宗羲看來，是陽明先生之「一變」，是最基本最初始的工作；而在尼采看來，它則是一種「駱駝」精神，規規矩矩、老老實實的進取精神，這是成為哲學家或哲學史家的第一步。而且也應當說是一段時間以來被炒得沸沸揚揚之所謂「學術規範」中的第一規範，其他毋論。如果這一點尚且不能做到，那麼又如何進行反芻呢？瞠目結舌，「兩目瞠然視，舌強不能對」麼？
獅子，毋寧說是刺蝟，則是在駱駝精神之上的，只有先成為駱駝，才可能成為獅子或者刺蝟；只有先成為哲學史家，才可能成為哲學家。既然成為獅子或者刺蝟，則勢必要傷人的。但為其所傷害的卻是值得它們傷害的人，沒有人會把無能之輩確立為自己的對手的。在劉小楓先生看來，「思想的問題，如果不找到自己的對立面，沒有可能前進」。但這一認識則顯然只停留在獅子或者刺蝟哲人的層面。在尼采看來，這樣的哲人可以被稱之為「對立的思想家」，而且他將其歸之為其所謂兩種「二流哲學家」之後一種——而前一種則被稱為「次要哲學家」：他們「總是按照已有的基本藍圖為現存的建築大廈建造一個側翼（能幹的建築師的美德就足以辦到）」。在他看來，這樣的哲學家、這樣的「二流哲學家」或者這樣的「對立的思想家」，總是不斷地反駁和抗拒以致最後建立另外一種體系來抗拒現有的體系。與此同時，也正像尼采先生之所謂的「酒神精神」，像是個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刺頭。而在本文看來，這樣的哲學家恐怕要居多，而且這樣的學者似不必非要經過駱駝精神這樣一個階段的，而只須對現有的研究成果挑挑揀揀、評頭論足，便足夠了。挑人家的毛病其實是最簡單的事兒了，橫挑鼻子、豎挑眼誰不會？而要自己去親自動手做起來，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從一點一滴做起，又談何容易？而且其中更重要的是，又有哪部作品值得你去評價？換句話說，誰可以成為你的對立面？真正成為你的「對立的思想家」？說到底是根本不值得去這樣做的。白白浪費時間和精力，到頭來，什麼也得不到。然而成為獅子或刺蝟哲人顯然又是哲人成長道路上的必由之路。如果看不出人家的作品有什麼不足，又如何可以前行和跟進？對此，問題看來只是，敲敲邊鼓和警鐘也就行了，顯然沒有必要以此為務——要知道，尼采是相當反對什麼「文學批評家」的。而在本文看來，他們不過只是一些個寄生蟲而已。獅子或刺蝟精神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在駱駝精神的基礎上，進行一番獨立思考，做一個獨立的哲人思想家。當然，「思前想後的思想家，是自己所思所想都是別人已經想過的歷史學家」，這也是為尼采所極力反對的。
那麼什麼是陽明先生身上之所謂「第三變」或者尼采之所謂「孩子精神」？「只有少數幾個哲學家例外，他們代表自己、自我成長，只有他們才配稱之為思想家」（尼采語）。就拿儒學來說，從根本上講，它乃是所謂「為己之學」。它需要驚詫和好奇，需要有問題意識，就像一個孩子面對這千奇百怪光怪陸離的大千世界一樣，不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趨而是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用自己的嘴巴來說話。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哲人吧。那麼何以尼采要「孩子」來譬喻哲人？而且哲人老子似乎也同樣習慣於用「赤子」來作喻，這又是為什麼呢？一個乳嗅未干的孩子又能懂什麼？對此，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年曾作過這樣一首打油詩《小兒不小歌》：「人人都說小孩小，誰知人小心不小。誰若小看小孩子，便比小孩還要小」。殊不知，小孩好像比之我們成人更接近哲學家，此正是孔及以太史公司馬遷之所謂「述往事，思來者」的「來者」希望之所在。有時候孩子們狡猾得更像是一隻隻狐狸，大人們不要指望去猜透他們的心思，就像非哲學的大多數人（the unphilosophical many）費勁去揣摩極少數哲人的思想一樣。
如此看來，陽明先生之所謂「三變」顯然正可比照尼采之所謂「三種精神」。但問題卻是，當下缺少的不僅只是「駱駝精神」，而且也同樣缺少「獅子精神」；當然更不消說是「孩子精神」了。而牟宗三先生之所謂「沒有聖賢的時代」以及沒有大師的時代，大概就是指我們現代的知識分子或者學者們沒有這三種精神，也沒有經歷過甚至也還可能沒聽說王陽明思想的「三變」吧？無論是前「三變」，還是後「三變」。
近來學界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一些從事翻譯國外哲學名著的人總是在其譯作的前言或後記中大談中國哲學問題，好像自己移譯了幾本著作便對古今中外的哲學無一不曉，無所不通了。動轍便溜出幾句孔子的話來狗尾續貂、附庸風雅，甚至還要繼續大談「中國在哲學」、「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但要知道，中國的確沒有黑格爾等西方現代意義上之所謂「哲學」，而且這樣的哲學早在黑格爾那裡便被定格為終結了。而且黑格爾諷刺和挖苦過孔子思想的話，不正可以證成孔子和老子的哲學不同於西方尤其是西方現代意義上的哲學麼？要知道，在西方哲學的起源之處，「蘇格拉底之死」乃是一個最緊要也最本真的問題；而中國的孔子和老子卻活了。西方哲學乃是一門有關於死亡的技藝，就像是基督教之關於上帝之說；而中國哲學則是一門有關於生活、生存和生命的學說，不要忘了——「生生之謂《易》」。而且尼采早就公開宣佈說，「上帝死了」。但問題卻依然是，「孔子死了」。「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中國的哲學乃是一門政治哲學而且也只有從孔子和老子之活中才能真正找到其根源之所在，正如「蘇格拉底之死」。
作者：米繼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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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黃宗羲在談到乃師王守仁（陽明）思想的發展歷程時說，「先生之學始氾濫於詞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為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以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學的，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視聽言動，大率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蓋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察精察處即是知，無有二也。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是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也」（《明儒學案》卷十，《姚江學案‧本傳》）。
在他看來，陽明先生的思想理路是經歷了「自此以後」、「江右以後」和「居越以後」三個階段的，而且這三個階段也可以稱之為「三變」。與此同時，此「三變」乃「是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也」。此前，「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先生之學始於氾濫於詞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亙吾心終判為二，無所得入」，此一變也；「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此二變也；「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此三變也。而且單就「又有此三變也」之第三變而言，即「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顯然業已進入到了孔子的孔子、周遊列國長達十幾年後的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孔子的那種「可以速則速，可以處則處，可以久則久」，「莫之是，莫之非」乃至於「無可無不可」那樣一種登峰造極、無以復加或者出神入化的思想境界。也就是說，陽明先生的思想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正如孔子的思想也是可以分作前孔子的孔子和孔子的孔子或者少年的孔子與老年的孔子、周遊列國前的孔子與周遊列國後歸魯、反乎魯的孔子，哲人的孔子與政治哲人的孔子一樣，而且也正像蘇格拉底前的蘇格拉底與蘇格拉底的蘇格拉底一樣。換句話說，今天為我們所認識的孔子可能並不是一個孔子，而且最有可能是兩個，正如陽明先生，作為一位思想家的陽明先生也並不是一個，孔子需要「二變」——而孟子其實也一樣，完全分為周遊列國前的孟子和周遊列國後的孟子——陽明先生卻需要「三變」。因而有關於孔子和孟子的儒家文獻當中，至少應當包含著兩種聲音，陽明作品中的則相應地應當包含著三種，而為其所對應著的則是所謂「二變」與「三變」。而且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或才可能將一部以「孔子之道」為思想主體的儒學說得圓、講得通，至於陽明先生之一部「致良知」的學問亦然。
談到「三變」，我們不禁聯想到了尼采之所謂哲人的「三變」精神：一變而為「駱駝」，它所遵循的誡命是「你應當」；二變而為「獅子」，它所遵循的誡命是「我要」；三變而為「孩子」，而它所遵循的誡命則是「我是（誰）」。而此「三變」又正可與陽明先生之「三變」遙相響應，珠聯璧合，相映成趣，相映成輝。
駱駝是一種反芻動物，正可比喻像尼采這樣的古典語文學家，如魯迅先生所言，它吃的是草，其學需要「始氾濫於詞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為二，無所得入」，而且也需要懷著一顆敬畏之心從林林總總的古典文獻中規規矩矩地領受「你應當」這樣的教誨，而不是這項工作還沒做得怎麼樣，草還沒有吃多少，就去咀嚼和反芻。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其實這句話無疑正告誡我們，若想知味、若想「解其中味」，就需要進行咀嚼和反芻，需要品味、玩味、體認和感悟；否則，蔽於一端，流於一曲，食古不化，不知所云，便是再正常也不過的事兒了。這是什麼？在黃宗羲看來，是陽明先生之「一變」，是最基本最初始的工作；而在尼采看來，它則是一種「駱駝」精神，規規矩矩、老老實實的進取精神，這是成為哲學家或哲學史家的第一步。而且也應當說是一段時間以來被炒得沸沸揚揚之所謂「學術規範」中的第一規範，其他毋論。如果這一點尚且不能做到，那麼又如何進行反芻呢？瞠目結舌，「兩目瞠然視，舌強不能對」麼？
獅子，毋寧說是刺蝟，則是在駱駝精神之上的，只有先成為駱駝，才可能成為獅子或者刺蝟；只有先成為哲學史家，才可能成為哲學家。既然成為獅子或者刺蝟，則勢必要傷人的。但為其所傷害的卻是值得它們傷害的人，沒有人會把無能之輩確立為自己的對手的。在劉小楓先生看來，「思想的問題，如果不找到自己的對立面，沒有可能前進」。但這一認識則顯然只停留在獅子或者刺蝟哲人的層面。在尼采看來，這樣的哲人可以被稱之為「對立的思想家」，而且他將其歸之為其所謂兩種「二流哲學家」之後一種——而前一種則被稱為「次要哲學家」：他們「總是按照已有的基本藍圖為現存的建築大廈建造一個側翼（能幹的建築師的美德就足以辦到）」。在他看來，這樣的哲學家、這樣的「二流哲學家」或者這樣的「對立的思想家」，總是不斷地反駁和抗拒以致最後建立另外一種體系來抗拒現有的體系。與此同時，也正像尼采先生之所謂的「酒神精神」，像是個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刺頭。而在本文看來，這樣的哲學家恐怕要居多，而且這樣的學者似不必非要經過駱駝精神這樣一個階段的，而只須對現有的研究成果挑挑揀揀、評頭論足，便足夠了。挑人家的毛病其實是最簡單的事兒了，橫挑鼻子、豎挑眼誰不會？而要自己去親自動手做起來，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從一點一滴做起，又談何容易？而且其中更重要的是，又有哪部作品值得你去評價？換句話說，誰可以成為你的對立面？真正成為你的「對立的思想家」？說到底是根本不值得去這樣做的。白白浪費時間和精力，到頭來，什麼也得不到。然而成為獅子或刺蝟哲人顯然又是哲人成長道路上的必由之路。如果看不出人家的作品有什麼不足，又如何可以前行和跟進？對此，問題看來只是，敲敲邊鼓和警鐘也就行了，顯然沒有必要以此為務——要知道，尼采是相當反對什麼「文學批評家」的。而在本文看來，他們不過只是一些個寄生蟲而已。獅子或刺蝟精神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在駱駝精神的基礎上，進行一番獨立思考，做一個獨立的哲人思想家。當然，「思前想後的思想家，是自己所思所想都是別人已經想過的歷史學家」，這也是為尼采所極力反對的。
那麼什麼是陽明先生身上之所謂「第三變」或者尼采之所謂「孩子精神」？「只有少數幾個哲學家例外，他們代表自己、自我成長，只有他們才配稱之為思想家」（尼采語）。就拿儒學來說，從根本上講，它乃是所謂「為己之學」。它需要驚詫和好奇，需要有問題意識，就像一個孩子面對這千奇百怪光怪陸離的大千世界一樣，不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趨而是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用自己的嘴巴來說話。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哲人吧。那麼何以尼采要「孩子」來譬喻哲人？而且哲人老子似乎也同樣習慣於用「赤子」來作喻，這又是為什麼呢？一個乳嗅未干的孩子又能懂什麼？對此，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年曾作過這樣一首打油詩《小兒不小歌》：「人人都說小孩小，誰知人小心不小。誰若小看小孩子，便比小孩還要小」。殊不知，小孩好像比之我們成人更接近哲學家，此正是孔及以太史公司馬遷之所謂「述往事，思來者」的「來者」希望之所在。有時候孩子們狡猾得更像是一隻隻狐狸，大人們不要指望去猜透他們的心思，就像非哲學的大多數人（the unphilosophical many）費勁去揣摩極少數哲人的思想一樣。
如此看來，陽明先生之所謂「三變」顯然正可比照尼采之所謂「三種精神」。但問題卻是，當下缺少的不僅只是「駱駝精神」，而且也同樣缺少「獅子精神」；當然更不消說是「孩子精神」了。而牟宗三先生之所謂「沒有聖賢的時代」以及沒有大師的時代，大概就是指我們現代的知識分子或者學者們沒有這三種精神，也沒有經歷過甚至也還可能沒聽說王陽明思想的「三變」吧？無論是前「三變」，還是後「三變」。
近來學界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一些從事翻譯國外哲學名著的人總是在其譯作的前言或後記中大談中國哲學問題，好像自己移譯了幾本著作便對古今中外的哲學無一不曉，無所不通了。動轍便溜出幾句孔子的話來狗尾續貂、附庸風雅，甚至還要繼續大談「中國在哲學」、「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但要知道，中國的確沒有黑格爾等西方現代意義上之所謂「哲學」，而且這樣的哲學早在黑格爾那裡便被定格為終結了。而且黑格爾諷刺和挖苦過孔子思想的話，不正可以證成孔子和老子的哲學不同於西方尤其是西方現代意義上的哲學麼？要知道，在西方哲學的起源之處，「蘇格拉底之死」乃是一個最緊要也最本真的問題；而中國的孔子和老子卻活了。西方哲學乃是一門有關於死亡的技藝，就像是基督教之關於上帝之說；而中國哲學則是一門有關於生活、生存和生命的學說，不要忘了——「生生之謂《易》」。而且尼采早就公開宣佈說，「上帝死了」。但問題卻依然是，「孔子死了」。「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中國的哲學乃是一門政治哲學而且也只有從孔子和老子之活中才能真正找到其根源之所在，正如「蘇格拉底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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