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拼音】Bai Juyi
【中文詞條】白居易
【作 者】顧學頡
(772～846)
唐代詩人。字樂天﹐號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屬山西)﹐曾祖父白溫遷居下邽(今陝西渭南)﹐遂為下邽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謚號“文”﹐世稱白傅﹑白文公。祖父鍠﹑外祖陳潤俱善詩。父季庚﹐做過彭城縣令﹐徐州﹑襄州別賀。
明代紹興郡齋聖賢圖石刻
生平 入仕以前 自代宗大曆七年(772)﹐至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於鄭州新鄭(今屬河南)。自幼聰慧﹐5﹑6歲學作詩﹐9歲熟悉聲韻。11歲時﹐因兩河藩鎮戰亂﹐由滎陽逃難到徐州符離(今安徽宿縣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縣尉的堂兄。5﹑6年的顛沛流離生活中﹐白居易接觸到民間疾苦﹐並受到當時任蘇州﹑杭州刺史的兩位詩人韋應物﹑房孺復的影響﹐作有《江南送北客因憑寄徐州兄弟書》﹑《賦得古原草送別》等詩篇﹐15﹑16歲時﹐立志應進士舉﹐刻苦讀書﹐口舌成瘡﹐手肘成胝。後來﹐父死母病﹐靠長兄白幼文的微俸維持家用﹐奔波於鄱陽﹑洛陽之間﹐生活比較艱苦。
初仕至遭貶 自貞元十六年 (800)﹐至元和十年(815)。貞元十六年﹐白居易 29歲﹐進士及第。十八年(802) ﹐又與元稹同時考中“書判拔萃科”。兩人訂交﹐約始於此﹐後在詩壇上齊名﹐並稱“元白”。十九年春﹐授秘書省校書郎。永貞時(805)﹐王叔文﹑韋執誼實行政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韋上書﹐建議廣開言路﹐選拔人才﹐懲惡賞善﹐舉賢任能﹐不失時機地迅速改革。但不久﹐王﹑韋等被貶﹐改革失敗。他的建議未及採用﹐寫有《寓意》等詩表示惋惜。元和元年(806)﹐罷校書郎﹐撰《策林》75篇﹐對社會政治各項重大問題所提治理方案﹐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資料。這年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盩厔(今陝西周至)縣尉﹐作《觀刈麥》﹐《長恨歌》。
元和二年﹐帖集賢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學士。次年授左拾遺。五年﹐改京兆府戶曹參軍﹐均依舊充翰林學士。草擬詔書﹐參預國家機密。在儒家“兼濟”思想的指導下﹐他不怕得罪權貴近倖﹐連續上書論事﹐如《奏請加德音中節目》﹑《論制科人狀》﹑《論於裴均狀》﹑《論和糴狀》﹑《奏閿鄉縣禁囚狀》等﹐都是關係國家治亂﹑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與此同時﹐他還自覺地以詩歌作為“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武器﹐促進新樂府運動﹐寫了大量的諷諭詩﹐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輔而行。但由於朝政日趨腐敗﹐他的這些奏狀和詩歌反而招來當權者的忌恨與打擊。
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喪居家﹐服滿返京任太子左贊善大夫。元和十年﹐兩河藩鎮割據勢力聯合叛唐﹐派人刺殺主張討伐藩鎮割據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請急捕兇手﹐以雪國恥。但卻被腐朽的官僚勢力攻擊為越職言事﹐並捏造“傷名教”的罪名﹐將他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這對他是個沉重的打擊。
貶江州以後的內外遷調 自元和十一年(816)﹐至大和二年(828) 。白居易到江州後的第二年﹐寫下《琵琶行》。詩中通過一個擅奏琵琶的長安名妓淪落江湖的不幸身世﹐寄託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悶。在這之前﹐他已經看到朝廷的種種黑暗﹐萌生過及早抽身的念頭。經過這次打擊﹐思想更從“兼濟”急遽轉向“獨善”﹐決心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言”(《重題》)﹔“面上滅除懮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詠懷》)。但他並沒有辭官歸隱﹐而是選擇了一條“吏隱”的道路﹐一邊掛著閑職﹐一邊在廬山蓋起草堂﹐與僧朋道侶交遊﹐以求知足保和﹐與世無忤。與之相適應﹐描寫閑靜恬淡境界﹑抒發個人情感的閒適詩和感傷詩﹐便開始多起來﹐而前期那種戰鬥性強烈的諷諭詩則比較少見了。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還京﹐拜尚書司門員外郎﹐遷主客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因國事日非﹐朝中朋黨傾軋﹐屢次上書言事不聽﹐於長慶二年(822)請求外任﹐出為杭州刺史。後又做過短期的蘇州刺史。在杭州時﹐曾修築湖堤﹐蓄水灌田千餘頃﹔並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飲用。離蘇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書監。次年轉刑部侍郎。
退居洛陽的晚年生活 自大和三年(829)﹐至會昌六年(846)。白居易從58歲開始﹐定居洛陽。先後擔任太子賓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職。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致仕。他在洛陽過著飲酒﹑彈琴﹑賦詩﹑遊山玩水和“棲心釋氏”的生活。時常與名詩人劉禹錫唱和﹐時稱“劉白”。他在舒適的晚年仍然時常想到人民。73歲時﹐還出資募人鑿開龍門八節石灘﹐以利行船。兩年後病終。葬於龍門香山琵琶峰(見彩圖 河南洛陽白居易墓 )。詩人李商隱為撰墓誌。今已闢為遊覽勝地。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釋﹑道三家。立身行事﹐則以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為指導思想。他的“兼濟”之志﹐主要是實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他的“獨善”之心﹐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自覺》二首其二說:“我聞浮圖教﹐中有解脫門。”求得身退心安﹐無所往而不適。當他受皇帝信任的時候﹐在政治上直言極諫﹐無所忌諱﹐敢作敢為﹐詩歌創作便積極反映民生疾苦﹐為補察時政服務﹔當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為時﹐便請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閑官﹐遠嫌避禍﹐以詩﹑酒﹑禪﹑遊自娛﹐詩歌創作則主要表現個人感受。無論達和窮﹐他都離不開詩。
白居易詩《溪村》插圖 選自明代萬曆集雅齋刻本《六言唐詩畫譜》
白居易一生不僅留下近3000篇詩作﹐還提出了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歌比作果樹﹐提出了“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著名論點。情是詩的內容﹐言和聲是詩的表現形式﹐義是詩的社會效果。他分析了詩歌創作中的感情活動﹐說:“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策林》六十九)。又說:“樂者本於聲﹐聲者發於情﹐情者繫於政”(《策林》六十四)。認為情感活動並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緣起於社會生活中的“事”﹐密切聯繫於當時代的“政”。因而﹐詩歌創作不能脫離現實﹐必須來源於生活﹐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著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
白居易繼承了中國古代一貫以《詩經》為主旨的比興美刺的傳統詩論﹐十分強調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他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又說:“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張藉古樂府》)所謂“為時”﹑“為事”﹐就是指“救濟人病﹐裨補時闕”。所謂“六義”﹑“風雅比興”﹐則是指詩歌指陳時政的美刺作用。由於當時社會黑暗和政治腐敗﹐他在“美刺”中更著重“刺”的一面﹐強調詩歌批評社會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盡規”(《寄唐生》)﹐“上以紉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開壅敝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採詩官》)。在他看來﹐詩歌創作只有發揮了這種功能﹐引起當權者的注意﹐對國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點作用﹐才算達到了寫作目的﹐否則不過是些“嘲風雪﹐弄花草”的“空文”。與上述理論相適應﹐在詩歌表現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則﹕“辭質而逕”﹐辭句質樸﹐不加文飾﹐表達直率﹐不繞彎子﹔“言直而切”﹐直書其事﹐不作隱諱﹐切近事理﹐說盡說透﹔“事覈而實”﹐內容真實﹐經得起查考﹐不說空話﹐不加虛誇﹔“體順而肆”﹐文字流暢﹐容易上口吟誦﹐便於配樂傳唱(《新樂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詩作﹐正是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實踐的。
在中唐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這種詩歌理論對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病﹐是有積極意義的。對大曆以來詩壇上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也有針砭作用。但是﹐他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現實政治需要﹐有時把詩歌變成押韻的諫章﹐又是不恰當的。有時他運用這種理論來批判謝靈運﹑陶淵明﹑謝朓﹑李白等著名詩人﹐便不免顯得偏頗和狹隘﹐甚至連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詩(《與元九書》)。同樣﹐如果一味強調“辭質而逕”等詩歌的表現方法﹐勢必束縛詩歌藝術的創造﹐拘限詩歌風格的多樣﹐難免有淺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詩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詩人的批評。
白居易手跡石刻
文學創作 白居易在江州時﹐曾整理﹑編集自己的詩歌作品﹐分成諷諭﹑閒適﹑感傷和雜律四大類。據其自述﹐諷諭詩是他“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閒適詩是“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傷詩是“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嘆詠者”﹔雜律詩則是“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百韻至兩韻者”。大體上﹐前三類是古體詩﹐最後一類是近體詩﹔前三類中大致以內容區分﹐但也有參互交錯的。在這四類詩中﹐白居易自己比較重視諷諭詩和閒適詩。他認為諷諭詩反映了“兼濟之志”﹐閒適詩顯示出“獨善之義”﹐都是他的人生目標的直接體現。感傷詩和雜律詩則“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與元九書》)。
白居易詩歌創作中最精華的部分﹐是他的諷諭詩﹐其中包括《新樂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這些詩篇廣泛反映了中唐時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問題﹐著重描寫了現實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觀刈麥》﹑《採地黃者》﹑《重賦》﹑《杜陵叟》等寫農夫的辛苦和賦稅剝削的沉重﹔《宿紫閣山北村》﹑《賣炭翁》等寫宦官的飛揚跋扈和宮市給人民帶來的苦難﹔《輕肥》﹑《歌舞》﹑《紅線毯》﹑《兩朱閣》等揭露豪門貴族的窮奢極侈﹔《新豐折臂翁》﹑《縛戎人》﹑《城鹽州》﹑《西涼伎》等反映邊防問題和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澗底松》﹑《贏駿》﹑《悲哉行》﹑《諭友》等為門第限制下人才受壓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銀瓶》﹑《議婚》﹑《母別子》﹑《上陽白髮人》等為禮教束縛下婦女的悲慘命運發出控訴﹔《傷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擊世風衰敗和人情澆薄﹔《海漫漫》﹑《夢仙》等諷刺迷信神仙的虛妄愚昧。這些作品都稱得上心苦力勤﹐直氣凜然。在廣泛反映現實的基礎上﹐詩人對不合理的現象痛下針砭﹐如“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重賦》)﹔“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紅線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辭激切﹐毫無顧忌﹐突破了儒家“溫柔惇厚”詩教的框框。這在古代批評時政的詩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諷諭詩在表現形式上﹐多數採用直賦其事的方法。《賣炭翁》﹑《新豐折臂翁》﹑《縛戎人》﹑《井底引銀瓶》等﹐敘事完整﹐情節生動﹐刻畫人情物態細緻傳神﹐對發展中國敘事詩的傳統有積極的貢獻。另一部分諷諭詩則採用寓言託物的手法﹐藉自然物象以寄託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龍》寫家家戶戶殺豬祭龍王﹐酒肉實際上餵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龍王卻什麼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繪出皇帝耳目閉塞﹑官吏近侍貪污中飽和小民慘遭剝削的情況。《題海圖屏風》則通過海中大鰲興風作浪﹑鯨鯢助威肆虐﹐造成“萬里無活鱗﹐百川多倒流”的景象﹐為當時藩鎮割據﹑聯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實的寫照。還有把鶴﹑鳥﹑松﹑竹等動植物擬人化﹐用以表現社會生活中的各類人物及其關係﹐如晚年所作《禽蟲》十二章﹐就屬於這類寓言詩。無論是直賦其事或寓言託物﹐一般都概括深廣﹐取材典型﹐主題集中﹐形像鮮明﹐語言明白曉暢。一部分《新樂府》還採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顯示了詩人向民間通俗文藝學習的痕跡。
白居易的閒適詩多用於表現閑情逸緻﹐抒寫對歸隱田園的寧靜生活的嚮往和潔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還宣揚了省份知足﹑樂天安命的消極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誠已難﹐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詭遇非吾志”(《適意二首》)以及“況多剛狷性﹐難與世同塵。不唯非貴相﹐但恐出禍因”(《自題寫直》)等等﹐仍從側面反映出對現實社會的不滿﹐說明他追求閒適﹐只是無可奈何的自我解脫。閒適詩中也有一些描寫自然景物和田園風光的佳作﹐如《觀稼》﹑《歸田三首》﹐寫農村景象﹐質樸而清新。《遊悟真寺詩一百三十韻》﹐以遊記文的筆法依次記敘五日遊山的經過﹐令人有身歷其境之感。
唐代坎曼爾書白居易《賣炭翁》
白居易的感傷詩寫一時感觸﹐而往往有深沉的寄託。其中如著名的敘事長詩《長恨歌》和《琵琶行》。《長恨歌》歌詠唐玄宗李隆基和貴妃楊玉環的婚姻愛情故事﹐情緒感傷﹐寄託深微。詩中既寫“漢皇重色思傾國”﹐導致昏庸誤國﹐諷意明顯﹔更寫“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感傷玄宗貴妃愛情真摯纏綿﹐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唐陳鴻說﹐白居易“深於詩﹐多於情”﹐創作《長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者也”(《長恨歌傳》)。《琵琶行》則有遭際之感。這兩首長詩敘事曲折﹐寫情入微﹐加以繪聲繪色的鋪排描寫﹐多方面的氣氛烘托以及流轉和諧的韻律聲調﹐藝術上達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弔白居易》)﹐正說明這兩首詩受到廣大群眾的喜愛。所以清人趙翼指出﹐白居易“即無全集﹐而二詩已自不朽”(《甌北詩話》卷四)。感傷詩中還有不少親朋間酬贈的篇什﹐如《別舍弟後月夜》﹑《江南遇天寶樂叟》﹑《畫竹歌》﹑《醉後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等﹐也都寫得情真意切﹐樸摯動人。這類詩較多嘆老嗟病﹑傷往悼亡的感傷色彩﹐如“畏老老轉迫﹐懮病病彌縛”﹐“朝哭心所愛﹐暮哭心所親”(《自覺》二首)等﹔厭苦塵世煩惱﹐力求加以解脫﹐聲稱要“度脫生死輪”﹐“永洗煩惱塵”(同前)﹐明顯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雜律詩在白居易詩作中數量最多。其中有價值的是一些耐人尋味的抒情寫景小詩﹐如《賦得古原草送別》﹑《錢塘湖春行》﹑《西湖留別》﹑《暮江吟》﹑《問劉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幾筆﹐勾畫出生意盎然的境界﹐歷來膾炙人口。而一部分鋪陳故實﹑排比聲韻的長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艷情風月的小碎篇章﹐頗為時人傚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詩歌的基本風格是平易淺切﹐明暢通俗。平易﹐是指用尋常的話﹐寫尋常的事﹐明白自然﹐人人能夠領略。所謂“郢人斤斫無痕跡﹐仙人衣裳棄刀尺”(劉禹錫《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貺》)﹐就是對於這種平易自然﹑渾成無跡的詩風的高度讚揚。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達到的。劉熙載《藝概》說:“常語易﹐奇語難﹐此詩之初關也。奇語易﹐常語難﹐此詩之重關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趙翼《甌北詩話》也認為“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觸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頭語﹐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詩的平易﹐又是同敘寫情事的直切暢達聯繫在一起的﹐意到筆隨﹐揮灑自如﹐“情緻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王若虛《滹南詩話》)﹐有很大的感染力。這樣的平易﹐是提煉的結果。趙翼又說:“其筆快如並剪﹐銳如昆刀﹐無不達之隱﹐無稍晦之詞﹔工夫又鍛煉至潔﹐看是平易﹐其實精純。”宋代僧人惠洪《冷齋夜話》記敘白居易作詩令老嫗都解的傳說﹐雖不必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淺顯﹐少用典故和古奧的詞句﹐便於廣大讀者接受﹐則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他還喜歡提煉民間俗語入詩﹐增添詩歌的神趣。《唐音癸籤》引《閱耕餘錄》說:“白太傅詩﹕‘暑退衣服乾﹐潮生船航活’﹐吳中以水漲船動為船活﹐採入詩中﹐便成佳句。”龔頤正《芥隱筆記》也說:“詩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贏垂﹑溫暾﹐皆樂天語。”
白居易詩歌的創作風格﹐後世頗有訾議。有人說他“俗”﹐說他“淺”﹐甚至說他“力勍而氣孱”(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這些批評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貴﹐吟弄風情﹐存在著格調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詩源辯體》引王世貞語)﹐“其中頹唐俚俗十居六﹑七”(葉燮《原詩》)。在藝術上他也有相當數量的詩篇﹐意太詳﹐語太露﹐缺少蘊藉含蓄的韻味和抑揚頓挫的氣勢。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淺而思深﹐意微而詞顯”(薛雪《一瓢詩話》)﹐在平易﹑切近的形式裡蘊含深遠的思想情趣﹐有力地顯示著白詩通俗化﹑大眾化的重要成就。所以晚唐張為《詩人主客圖》稱白居易為“廣大教化主”﹐正好說明了這一點。
內容的深刻和風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會上流傳特別廣。他在世時﹐他的詩歌已廣泛傳誦﹐“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元稹《元氏長慶集序》)。他與元稹兩人唱和的所謂“元和體”﹐“自衣冠士子﹐閭閻下俚﹐至悉傳諷之”(《舊唐書‧元稹傳》)。白居易的名聲遠播國外。當時有朝鮮商人來求索白詩﹐帶回去賣給該國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蘇州南禪寺抄得一部白集帶回國﹐後陸續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當於宋﹑元時的三種抄本各一卷﹐視為國寶。
宋代刻本《白氏文集》
白居易的詩歌對後世文學有巨大影響。晚唐的皮日休﹑聶夷中﹑陸龜蒙﹑羅隱﹑杜荀鶴﹐宋代的王禹偁﹑梅堯臣﹑蘇軾﹑張耒﹑陸游一直到清代的吳偉業﹑黃遵憲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詩風的啟示。此外﹐元﹑明﹑清歷代劇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為題材編寫戲曲﹐如《長恨歌》演變為白樸的《梧桐雨》﹑洪昇的《長生殿》﹐《琵琶行》演變為馬致遠的《青衫淚》﹑蔣士銓的《四弦秋》等。白詩的詞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話本所採用。
詩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寫得也很有特色。他雖然不屬於韓愈﹑柳宗元的文學團體﹐卻以其創作的實踐﹐推動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縱論天下大事﹐有意識地追蹤賈誼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決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盜賊》等﹐不僅內容切實﹐見解精闢﹐而且引古鑑今﹐析理深透﹐語言明快﹐詞氣讜直﹐是議論文中的傑作。《為人上宰相書》和一系列論政事的奏狀﹐條分縷析﹐勁直剴切﹐開啟了北宋王安石上書言事的先聲。《與元九書》洋洋灑灑﹐夾敘夾議﹐是唐代文學批評的重要文獻。而象《草堂記》﹑《冷泉亭記》﹑《三遊洞序》﹑《荔枝圖序》等﹐寫景狀物﹐旨趣雋永﹐又是優美的雜記小品。白居易還積極參與了新興文藝樣式──曲子詞的寫作。他的《憶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長相思》諸小令﹐為文人詞的發展開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資料 白居易生前﹐曾對自己的詩文進行過幾次編集﹐初名《白氏長慶集》﹐後改名《白氏文集》﹐共收詩文3800多篇﹐成75卷﹑抄寫5部。分藏於廬山﹑蘇州﹑洛陽及其侄子﹑外孫的家裡﹐唐末動亂﹐抄本散亂﹐又經輾轉刻寫﹐已非原貌。現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刻本﹐僅71卷﹐收詩文3600多篇(其中還羼入幾十篇他人的作品)﹐1955年文學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馬元調重刻《白氏長慶集》71卷﹐與紹興本基本相同﹐另有日本那波道園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分前﹑後集﹐內容也與紹興本大體相同。清初汪立名則刻有《白香山詩集》40卷﹐僅詩﹐無文﹐其中包括輯佚而成的《補遺》 2卷﹐並於原註外增加箋釋。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顧學頡校點《白居易集》﹐以紹興本為底本﹐參校各本﹐加以訂補﹔又編《外集》2卷﹐搜集佚詩佚文﹐並附白氏傳記﹑白集重要序跋和簡要年譜。
研究資料方面﹐新﹑舊《唐書》有白居易的本傳﹐陳振孫﹑汪立名均撰有年譜。近人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證稿》和岑仲勉的《白氏長慶集偽文》﹐對白居易的詩文多所考訂﹐今人王拾遺《白居易生活繫年》﹑朱金城《白居易年譜》。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陳友琴所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白居易卷》﹐收集自中唐至晚清有關評論資料﹐另有日本花房英樹著的《白居易研究》等﹐都是研究白居易的較重要的參考書藉。
參考書目
陳友琴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白居易卷》﹐中華書局﹐北京﹐1962。
【中文詞條】白居易
【作 者】顧學頡
(772～846)
唐代詩人。字樂天﹐號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屬山西)﹐曾祖父白溫遷居下邽(今陝西渭南)﹐遂為下邽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謚號“文”﹐世稱白傅﹑白文公。祖父鍠﹑外祖陳潤俱善詩。父季庚﹐做過彭城縣令﹐徐州﹑襄州別賀。
明代紹興郡齋聖賢圖石刻
生平 入仕以前 自代宗大曆七年(772)﹐至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於鄭州新鄭(今屬河南)。自幼聰慧﹐5﹑6歲學作詩﹐9歲熟悉聲韻。11歲時﹐因兩河藩鎮戰亂﹐由滎陽逃難到徐州符離(今安徽宿縣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縣尉的堂兄。5﹑6年的顛沛流離生活中﹐白居易接觸到民間疾苦﹐並受到當時任蘇州﹑杭州刺史的兩位詩人韋應物﹑房孺復的影響﹐作有《江南送北客因憑寄徐州兄弟書》﹑《賦得古原草送別》等詩篇﹐15﹑16歲時﹐立志應進士舉﹐刻苦讀書﹐口舌成瘡﹐手肘成胝。後來﹐父死母病﹐靠長兄白幼文的微俸維持家用﹐奔波於鄱陽﹑洛陽之間﹐生活比較艱苦。
初仕至遭貶 自貞元十六年 (800)﹐至元和十年(815)。貞元十六年﹐白居易 29歲﹐進士及第。十八年(802) ﹐又與元稹同時考中“書判拔萃科”。兩人訂交﹐約始於此﹐後在詩壇上齊名﹐並稱“元白”。十九年春﹐授秘書省校書郎。永貞時(805)﹐王叔文﹑韋執誼實行政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韋上書﹐建議廣開言路﹐選拔人才﹐懲惡賞善﹐舉賢任能﹐不失時機地迅速改革。但不久﹐王﹑韋等被貶﹐改革失敗。他的建議未及採用﹐寫有《寓意》等詩表示惋惜。元和元年(806)﹐罷校書郎﹐撰《策林》75篇﹐對社會政治各項重大問題所提治理方案﹐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資料。這年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盩厔(今陝西周至)縣尉﹐作《觀刈麥》﹐《長恨歌》。
元和二年﹐帖集賢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學士。次年授左拾遺。五年﹐改京兆府戶曹參軍﹐均依舊充翰林學士。草擬詔書﹐參預國家機密。在儒家“兼濟”思想的指導下﹐他不怕得罪權貴近倖﹐連續上書論事﹐如《奏請加德音中節目》﹑《論制科人狀》﹑《論於裴均狀》﹑《論和糴狀》﹑《奏閿鄉縣禁囚狀》等﹐都是關係國家治亂﹑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與此同時﹐他還自覺地以詩歌作為“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武器﹐促進新樂府運動﹐寫了大量的諷諭詩﹐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輔而行。但由於朝政日趨腐敗﹐他的這些奏狀和詩歌反而招來當權者的忌恨與打擊。
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喪居家﹐服滿返京任太子左贊善大夫。元和十年﹐兩河藩鎮割據勢力聯合叛唐﹐派人刺殺主張討伐藩鎮割據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請急捕兇手﹐以雪國恥。但卻被腐朽的官僚勢力攻擊為越職言事﹐並捏造“傷名教”的罪名﹐將他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這對他是個沉重的打擊。
貶江州以後的內外遷調 自元和十一年(816)﹐至大和二年(828) 。白居易到江州後的第二年﹐寫下《琵琶行》。詩中通過一個擅奏琵琶的長安名妓淪落江湖的不幸身世﹐寄託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悶。在這之前﹐他已經看到朝廷的種種黑暗﹐萌生過及早抽身的念頭。經過這次打擊﹐思想更從“兼濟”急遽轉向“獨善”﹐決心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言”(《重題》)﹔“面上滅除懮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詠懷》)。但他並沒有辭官歸隱﹐而是選擇了一條“吏隱”的道路﹐一邊掛著閑職﹐一邊在廬山蓋起草堂﹐與僧朋道侶交遊﹐以求知足保和﹐與世無忤。與之相適應﹐描寫閑靜恬淡境界﹑抒發個人情感的閒適詩和感傷詩﹐便開始多起來﹐而前期那種戰鬥性強烈的諷諭詩則比較少見了。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還京﹐拜尚書司門員外郎﹐遷主客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因國事日非﹐朝中朋黨傾軋﹐屢次上書言事不聽﹐於長慶二年(822)請求外任﹐出為杭州刺史。後又做過短期的蘇州刺史。在杭州時﹐曾修築湖堤﹐蓄水灌田千餘頃﹔並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飲用。離蘇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書監。次年轉刑部侍郎。
退居洛陽的晚年生活 自大和三年(829)﹐至會昌六年(846)。白居易從58歲開始﹐定居洛陽。先後擔任太子賓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職。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致仕。他在洛陽過著飲酒﹑彈琴﹑賦詩﹑遊山玩水和“棲心釋氏”的生活。時常與名詩人劉禹錫唱和﹐時稱“劉白”。他在舒適的晚年仍然時常想到人民。73歲時﹐還出資募人鑿開龍門八節石灘﹐以利行船。兩年後病終。葬於龍門香山琵琶峰(見彩圖 河南洛陽白居易墓 )。詩人李商隱為撰墓誌。今已闢為遊覽勝地。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釋﹑道三家。立身行事﹐則以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為指導思想。他的“兼濟”之志﹐主要是實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他的“獨善”之心﹐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自覺》二首其二說:“我聞浮圖教﹐中有解脫門。”求得身退心安﹐無所往而不適。當他受皇帝信任的時候﹐在政治上直言極諫﹐無所忌諱﹐敢作敢為﹐詩歌創作便積極反映民生疾苦﹐為補察時政服務﹔當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為時﹐便請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閑官﹐遠嫌避禍﹐以詩﹑酒﹑禪﹑遊自娛﹐詩歌創作則主要表現個人感受。無論達和窮﹐他都離不開詩。
白居易詩《溪村》插圖 選自明代萬曆集雅齋刻本《六言唐詩畫譜》
白居易一生不僅留下近3000篇詩作﹐還提出了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歌比作果樹﹐提出了“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著名論點。情是詩的內容﹐言和聲是詩的表現形式﹐義是詩的社會效果。他分析了詩歌創作中的感情活動﹐說:“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策林》六十九)。又說:“樂者本於聲﹐聲者發於情﹐情者繫於政”(《策林》六十四)。認為情感活動並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緣起於社會生活中的“事”﹐密切聯繫於當時代的“政”。因而﹐詩歌創作不能脫離現實﹐必須來源於生活﹐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著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
白居易繼承了中國古代一貫以《詩經》為主旨的比興美刺的傳統詩論﹐十分強調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他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又說:“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張藉古樂府》)所謂“為時”﹑“為事”﹐就是指“救濟人病﹐裨補時闕”。所謂“六義”﹑“風雅比興”﹐則是指詩歌指陳時政的美刺作用。由於當時社會黑暗和政治腐敗﹐他在“美刺”中更著重“刺”的一面﹐強調詩歌批評社會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盡規”(《寄唐生》)﹐“上以紉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開壅敝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採詩官》)。在他看來﹐詩歌創作只有發揮了這種功能﹐引起當權者的注意﹐對國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點作用﹐才算達到了寫作目的﹐否則不過是些“嘲風雪﹐弄花草”的“空文”。與上述理論相適應﹐在詩歌表現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則﹕“辭質而逕”﹐辭句質樸﹐不加文飾﹐表達直率﹐不繞彎子﹔“言直而切”﹐直書其事﹐不作隱諱﹐切近事理﹐說盡說透﹔“事覈而實”﹐內容真實﹐經得起查考﹐不說空話﹐不加虛誇﹔“體順而肆”﹐文字流暢﹐容易上口吟誦﹐便於配樂傳唱(《新樂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詩作﹐正是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實踐的。
在中唐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這種詩歌理論對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病﹐是有積極意義的。對大曆以來詩壇上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也有針砭作用。但是﹐他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現實政治需要﹐有時把詩歌變成押韻的諫章﹐又是不恰當的。有時他運用這種理論來批判謝靈運﹑陶淵明﹑謝朓﹑李白等著名詩人﹐便不免顯得偏頗和狹隘﹐甚至連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詩(《與元九書》)。同樣﹐如果一味強調“辭質而逕”等詩歌的表現方法﹐勢必束縛詩歌藝術的創造﹐拘限詩歌風格的多樣﹐難免有淺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詩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詩人的批評。
白居易手跡石刻
文學創作 白居易在江州時﹐曾整理﹑編集自己的詩歌作品﹐分成諷諭﹑閒適﹑感傷和雜律四大類。據其自述﹐諷諭詩是他“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閒適詩是“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傷詩是“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嘆詠者”﹔雜律詩則是“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百韻至兩韻者”。大體上﹐前三類是古體詩﹐最後一類是近體詩﹔前三類中大致以內容區分﹐但也有參互交錯的。在這四類詩中﹐白居易自己比較重視諷諭詩和閒適詩。他認為諷諭詩反映了“兼濟之志”﹐閒適詩顯示出“獨善之義”﹐都是他的人生目標的直接體現。感傷詩和雜律詩則“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與元九書》)。
白居易詩歌創作中最精華的部分﹐是他的諷諭詩﹐其中包括《新樂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這些詩篇廣泛反映了中唐時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問題﹐著重描寫了現實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觀刈麥》﹑《採地黃者》﹑《重賦》﹑《杜陵叟》等寫農夫的辛苦和賦稅剝削的沉重﹔《宿紫閣山北村》﹑《賣炭翁》等寫宦官的飛揚跋扈和宮市給人民帶來的苦難﹔《輕肥》﹑《歌舞》﹑《紅線毯》﹑《兩朱閣》等揭露豪門貴族的窮奢極侈﹔《新豐折臂翁》﹑《縛戎人》﹑《城鹽州》﹑《西涼伎》等反映邊防問題和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澗底松》﹑《贏駿》﹑《悲哉行》﹑《諭友》等為門第限制下人才受壓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銀瓶》﹑《議婚》﹑《母別子》﹑《上陽白髮人》等為禮教束縛下婦女的悲慘命運發出控訴﹔《傷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擊世風衰敗和人情澆薄﹔《海漫漫》﹑《夢仙》等諷刺迷信神仙的虛妄愚昧。這些作品都稱得上心苦力勤﹐直氣凜然。在廣泛反映現實的基礎上﹐詩人對不合理的現象痛下針砭﹐如“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重賦》)﹔“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紅線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辭激切﹐毫無顧忌﹐突破了儒家“溫柔惇厚”詩教的框框。這在古代批評時政的詩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諷諭詩在表現形式上﹐多數採用直賦其事的方法。《賣炭翁》﹑《新豐折臂翁》﹑《縛戎人》﹑《井底引銀瓶》等﹐敘事完整﹐情節生動﹐刻畫人情物態細緻傳神﹐對發展中國敘事詩的傳統有積極的貢獻。另一部分諷諭詩則採用寓言託物的手法﹐藉自然物象以寄託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龍》寫家家戶戶殺豬祭龍王﹐酒肉實際上餵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龍王卻什麼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繪出皇帝耳目閉塞﹑官吏近侍貪污中飽和小民慘遭剝削的情況。《題海圖屏風》則通過海中大鰲興風作浪﹑鯨鯢助威肆虐﹐造成“萬里無活鱗﹐百川多倒流”的景象﹐為當時藩鎮割據﹑聯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實的寫照。還有把鶴﹑鳥﹑松﹑竹等動植物擬人化﹐用以表現社會生活中的各類人物及其關係﹐如晚年所作《禽蟲》十二章﹐就屬於這類寓言詩。無論是直賦其事或寓言託物﹐一般都概括深廣﹐取材典型﹐主題集中﹐形像鮮明﹐語言明白曉暢。一部分《新樂府》還採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顯示了詩人向民間通俗文藝學習的痕跡。
白居易的閒適詩多用於表現閑情逸緻﹐抒寫對歸隱田園的寧靜生活的嚮往和潔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還宣揚了省份知足﹑樂天安命的消極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誠已難﹐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詭遇非吾志”(《適意二首》)以及“況多剛狷性﹐難與世同塵。不唯非貴相﹐但恐出禍因”(《自題寫直》)等等﹐仍從側面反映出對現實社會的不滿﹐說明他追求閒適﹐只是無可奈何的自我解脫。閒適詩中也有一些描寫自然景物和田園風光的佳作﹐如《觀稼》﹑《歸田三首》﹐寫農村景象﹐質樸而清新。《遊悟真寺詩一百三十韻》﹐以遊記文的筆法依次記敘五日遊山的經過﹐令人有身歷其境之感。
唐代坎曼爾書白居易《賣炭翁》
白居易的感傷詩寫一時感觸﹐而往往有深沉的寄託。其中如著名的敘事長詩《長恨歌》和《琵琶行》。《長恨歌》歌詠唐玄宗李隆基和貴妃楊玉環的婚姻愛情故事﹐情緒感傷﹐寄託深微。詩中既寫“漢皇重色思傾國”﹐導致昏庸誤國﹐諷意明顯﹔更寫“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感傷玄宗貴妃愛情真摯纏綿﹐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唐陳鴻說﹐白居易“深於詩﹐多於情”﹐創作《長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者也”(《長恨歌傳》)。《琵琶行》則有遭際之感。這兩首長詩敘事曲折﹐寫情入微﹐加以繪聲繪色的鋪排描寫﹐多方面的氣氛烘托以及流轉和諧的韻律聲調﹐藝術上達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弔白居易》)﹐正說明這兩首詩受到廣大群眾的喜愛。所以清人趙翼指出﹐白居易“即無全集﹐而二詩已自不朽”(《甌北詩話》卷四)。感傷詩中還有不少親朋間酬贈的篇什﹐如《別舍弟後月夜》﹑《江南遇天寶樂叟》﹑《畫竹歌》﹑《醉後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等﹐也都寫得情真意切﹐樸摯動人。這類詩較多嘆老嗟病﹑傷往悼亡的感傷色彩﹐如“畏老老轉迫﹐懮病病彌縛”﹐“朝哭心所愛﹐暮哭心所親”(《自覺》二首)等﹔厭苦塵世煩惱﹐力求加以解脫﹐聲稱要“度脫生死輪”﹐“永洗煩惱塵”(同前)﹐明顯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雜律詩在白居易詩作中數量最多。其中有價值的是一些耐人尋味的抒情寫景小詩﹐如《賦得古原草送別》﹑《錢塘湖春行》﹑《西湖留別》﹑《暮江吟》﹑《問劉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幾筆﹐勾畫出生意盎然的境界﹐歷來膾炙人口。而一部分鋪陳故實﹑排比聲韻的長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艷情風月的小碎篇章﹐頗為時人傚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詩歌的基本風格是平易淺切﹐明暢通俗。平易﹐是指用尋常的話﹐寫尋常的事﹐明白自然﹐人人能夠領略。所謂“郢人斤斫無痕跡﹐仙人衣裳棄刀尺”(劉禹錫《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貺》)﹐就是對於這種平易自然﹑渾成無跡的詩風的高度讚揚。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達到的。劉熙載《藝概》說:“常語易﹐奇語難﹐此詩之初關也。奇語易﹐常語難﹐此詩之重關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趙翼《甌北詩話》也認為“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觸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頭語﹐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詩的平易﹐又是同敘寫情事的直切暢達聯繫在一起的﹐意到筆隨﹐揮灑自如﹐“情緻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王若虛《滹南詩話》)﹐有很大的感染力。這樣的平易﹐是提煉的結果。趙翼又說:“其筆快如並剪﹐銳如昆刀﹐無不達之隱﹐無稍晦之詞﹔工夫又鍛煉至潔﹐看是平易﹐其實精純。”宋代僧人惠洪《冷齋夜話》記敘白居易作詩令老嫗都解的傳說﹐雖不必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淺顯﹐少用典故和古奧的詞句﹐便於廣大讀者接受﹐則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他還喜歡提煉民間俗語入詩﹐增添詩歌的神趣。《唐音癸籤》引《閱耕餘錄》說:“白太傅詩﹕‘暑退衣服乾﹐潮生船航活’﹐吳中以水漲船動為船活﹐採入詩中﹐便成佳句。”龔頤正《芥隱筆記》也說:“詩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贏垂﹑溫暾﹐皆樂天語。”
白居易詩歌的創作風格﹐後世頗有訾議。有人說他“俗”﹐說他“淺”﹐甚至說他“力勍而氣孱”(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這些批評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貴﹐吟弄風情﹐存在著格調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詩源辯體》引王世貞語)﹐“其中頹唐俚俗十居六﹑七”(葉燮《原詩》)。在藝術上他也有相當數量的詩篇﹐意太詳﹐語太露﹐缺少蘊藉含蓄的韻味和抑揚頓挫的氣勢。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淺而思深﹐意微而詞顯”(薛雪《一瓢詩話》)﹐在平易﹑切近的形式裡蘊含深遠的思想情趣﹐有力地顯示著白詩通俗化﹑大眾化的重要成就。所以晚唐張為《詩人主客圖》稱白居易為“廣大教化主”﹐正好說明了這一點。
內容的深刻和風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會上流傳特別廣。他在世時﹐他的詩歌已廣泛傳誦﹐“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元稹《元氏長慶集序》)。他與元稹兩人唱和的所謂“元和體”﹐“自衣冠士子﹐閭閻下俚﹐至悉傳諷之”(《舊唐書‧元稹傳》)。白居易的名聲遠播國外。當時有朝鮮商人來求索白詩﹐帶回去賣給該國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蘇州南禪寺抄得一部白集帶回國﹐後陸續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當於宋﹑元時的三種抄本各一卷﹐視為國寶。
宋代刻本《白氏文集》
白居易的詩歌對後世文學有巨大影響。晚唐的皮日休﹑聶夷中﹑陸龜蒙﹑羅隱﹑杜荀鶴﹐宋代的王禹偁﹑梅堯臣﹑蘇軾﹑張耒﹑陸游一直到清代的吳偉業﹑黃遵憲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詩風的啟示。此外﹐元﹑明﹑清歷代劇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為題材編寫戲曲﹐如《長恨歌》演變為白樸的《梧桐雨》﹑洪昇的《長生殿》﹐《琵琶行》演變為馬致遠的《青衫淚》﹑蔣士銓的《四弦秋》等。白詩的詞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話本所採用。
詩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寫得也很有特色。他雖然不屬於韓愈﹑柳宗元的文學團體﹐卻以其創作的實踐﹐推動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縱論天下大事﹐有意識地追蹤賈誼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決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盜賊》等﹐不僅內容切實﹐見解精闢﹐而且引古鑑今﹐析理深透﹐語言明快﹐詞氣讜直﹐是議論文中的傑作。《為人上宰相書》和一系列論政事的奏狀﹐條分縷析﹐勁直剴切﹐開啟了北宋王安石上書言事的先聲。《與元九書》洋洋灑灑﹐夾敘夾議﹐是唐代文學批評的重要文獻。而象《草堂記》﹑《冷泉亭記》﹑《三遊洞序》﹑《荔枝圖序》等﹐寫景狀物﹐旨趣雋永﹐又是優美的雜記小品。白居易還積極參與了新興文藝樣式──曲子詞的寫作。他的《憶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長相思》諸小令﹐為文人詞的發展開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資料 白居易生前﹐曾對自己的詩文進行過幾次編集﹐初名《白氏長慶集》﹐後改名《白氏文集》﹐共收詩文3800多篇﹐成75卷﹑抄寫5部。分藏於廬山﹑蘇州﹑洛陽及其侄子﹑外孫的家裡﹐唐末動亂﹐抄本散亂﹐又經輾轉刻寫﹐已非原貌。現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刻本﹐僅71卷﹐收詩文3600多篇(其中還羼入幾十篇他人的作品)﹐1955年文學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馬元調重刻《白氏長慶集》71卷﹐與紹興本基本相同﹐另有日本那波道園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分前﹑後集﹐內容也與紹興本大體相同。清初汪立名則刻有《白香山詩集》40卷﹐僅詩﹐無文﹐其中包括輯佚而成的《補遺》 2卷﹐並於原註外增加箋釋。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顧學頡校點《白居易集》﹐以紹興本為底本﹐參校各本﹐加以訂補﹔又編《外集》2卷﹐搜集佚詩佚文﹐並附白氏傳記﹑白集重要序跋和簡要年譜。
研究資料方面﹐新﹑舊《唐書》有白居易的本傳﹐陳振孫﹑汪立名均撰有年譜。近人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證稿》和岑仲勉的《白氏長慶集偽文》﹐對白居易的詩文多所考訂﹐今人王拾遺《白居易生活繫年》﹑朱金城《白居易年譜》。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陳友琴所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白居易卷》﹐收集自中唐至晚清有關評論資料﹐另有日本花房英樹著的《白居易研究》等﹐都是研究白居易的較重要的參考書藉。
參考書目
陳友琴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白居易卷》﹐中華書局﹐北京﹐19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