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為這三十年寫史？ 作者：趙毅衡
文章來源：作者惠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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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面前是一本近三十年中國當代文學史，這樣的標題我第一次見到。題目稱為「當代文學史」的著作很多，但都是從1949年談起，「當代」比「現代」長，而且越來越長，這個奇怪的命名錯位，成為特殊的中國式「必也不予正名」。治中國文學的巨大數量的學者，當然也在關注這一段中國文學，只是稱之為「新時期」。如果「新時期」延續至今，就不再是「新」時期。命名如此，各種著作的論述重點所在也如預想，一般把重點放在一段年代，此後的只是充滿遺憾的餘音。
如果把一個世紀的中國文學切成三個三十年，那麼1978-2008是我們明明白白當之無愧的「當代三十年」。皇帝彆扭穿著的新衣雖然人人心裡有數，我們卻需要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人韓?把這句話說出來。現在韓?不僅說了，而且把它說成了一本有條有理有據的書，學者們沒有理由不仔細聽聽他的論辯。
這個三十年的文學史，的確需要特殊的學養背景才能寫出來：「當代」三十年的中國文化，幾乎是坐過山車，轉彎，轉彎，再轉彎，似乎能轉的彎子已經轉完，全世界又開始轉彎，全球的文化結構發生了急劇變化，中國文化急速地融入全球變化的大背景，於是彎中有彎，彎道更彎。對於一個觀察者，一方面是景象萬千，山外有山，另一方面是應接不暇，糾纏不清。
中國作家和詩人，在這三十年中更新換代的速度頻率，應當說比中國歷史上任何時代都劇烈：先前世代，更新是按年齡推移的自動推進，長江後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如今是奇峽深谷，急流中不由自主。不想下台已經無法再寫了，不想擱筆卻被新人替代了。作家不是模特兒，不是運動員，寫作應當是畢生事業，文章老成，文壇本不應當如此迅速地更換領唱歌手。
就在這三十年，在我們眼前展開，當年李鴻章看到那幾艘笨拙的炮艦，就感歎「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這三十年進入了電子時代，文化在互聯網上飛翔，整個人類文化已經不復舊觀。當代中國文壇，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壇，而是中國與世界文化巨變中的文壇，不僅文壇在變，而是整個文化在變，這個變中有變的局面，不是任何一國的任何一代人能想像。
無怪乎關於當代文學三十年的歷史見不到：應當說，這比任何一段歷史更為難寫。固然，任何當代史作為歷史，本來就是特殊的歷史，當代人物尚難蓋棺定論，當代運動尚是餘波未息，當代潮流還正方興未艾，已成歷史卻尚未成為歷史，正在發生卻已經成為過去。要為這樣的「准歷史」寫史，本是難中之難，更不用說這三十年文學思想糾結纏鬥，傾向爭執不下，流派爭相出頭互不服氣，人物更是你爭我斗搶奪有限的曝光率。
此種情形，使當代文學的全貌，以難寫著稱，散篇文章雖多，作家論，流派論，也並不少見，海量的資料，令人無從下手，於是《年表》好編，歷史難寫，因為歷史必須是對事件的敘述化，必須把散亂的人與作品穿成項鏈。
相比之下，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現代文學，為時不長，作家不多，傑作有限，專家學者學生卻隊伍龐大：現代文學史著作之多，令人稱奇。甚至現代文學第二個三十年，佳作鳳毛麟角，也已經有多本文學史著作。而為真正的「當代」文學三十年寫史，至今著作寥寥。學院派往往為之束手，理論家或會言不及義，而從三十年走過來的如我這樣的當代人，更可能被過近的距離所迷惑，被最初的人際交往感受所誤導。最主要的是，當代中國文學的演變，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意義上文學的範圍，新的文學需要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式，講解方式，甚至閱讀方式。三十年前的讀書人，今天可能不再讀當代作品，正如三十年前的作家，哪怕執筆也不會再寫「當代」作品，當代人看的作品。
在歷史學中，一直有「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與「當代人不能寫當代史」兩句話，語句似乎相反，卻是一個意思：對「歷史」必須拉開足夠的審視距離，這個距離給與作者以當代視野，歷史要作為當代史從內部看，也要作為非當代事從外部看。雖然當代史的寫作一直在進行，但是誰兼有這兩個眼光？如果當代人不能，要等後代，後代人的眼光已經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眼光：他們肯定能寫，肯定會寫（如果那時候人們還需要文學的話），但是那就未來的這個時代文學史，而不再是「當代」的當代文學史。如果當代人能，他就必須出入自如，既在內又在外，既熟悉，熟讀，熟知，又保持批評者的獨立判斷。韓?對當今的網絡文學，青春文學，市場文學等，沒有因為過於親近而放棄批判立場，恰恰相反，他保持了警惕的審視距離：畢竟，一個不需要批判的文學，不是真正的文學。
因此，當我見到才二十四歲的韓?寫出的這本《新文學檔案：1978-2008》，反而覺得理應如此。不會讀怎麼談得上理解？再「深刻」的文學理解和藝術感悟，也只是隔山打牛，不著邊際，哪怕有所評論，也會有所顧忌，怕被說偏見，怕被指為落伍，而刻意曲折迴避。
韓?是個早熟的學者。和他的許多同時代人一樣，他對當代文化中的新事物極為敏感，興趣盎然，這是我歎為觀止的；但和他的許多同時代人又不一樣，他好學不倦，興趣面極廣：從十九歲以來，他出版了七部書，而且體裁一部部不同：長篇小說，文化散文集，文學理論專著，文學理論翻譯：他是80後新一代中很少見到的「文化人」，這種文學吾家事，文字上十八般武器無所不能的文化人，「五四」時代常見到，但此後就日漸少見，在專業分工過細的當代，幾乎絕跡。
雖然我比較瞭解韓?，見到這部文學史著作，依然覺得非常驚奇，為一個世代的文學寫史，必是對這個時代產生的所有重要作品瞭若指掌，無法藏拙，無法閃避，無法就自己的好惡作挑選。但是，當代文學史既然如此特殊，既然被人視為畏途，就總的有勇者來做。如果歷史能挑選它的言說者，它也會挑選一個80後的「文化人」。那麼，如果這個時代的文學史挑選了韓?，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呢？
畢竟，如韓?所說，如果我們只關心當代作家「為什麼寫」，而不去問「寫什麼」或「怎麼寫」，那麼我們不會真正理解這一代人在做什麼。當然，對一部當代文學的「自覺的歷史」，不必當作「歷史的自覺」加以評價：我們應當忘記韓?如何年輕，我們也不必看重「眼見為明」的目擊，因為這些不是我們評價一部文學史的標準。從歷史的標準要求一部歷史，這本書是一部傑出的文學史：它從當今的角度回望並洞穿地注視今天，給我這樣的過來人以新鮮異樣的眼光，給正在走來的年代一個內外穿越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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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毅衡（Henry Y.H. Zhao），男，1943年5月出生於廣西桂林，當代著名文藝理論家、文學批評家、作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比較文學博士，曾任英國倫敦大學終身教授、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中心教授，現為四川大學教授暨博士生導師、《符號與傳媒》學刊執行主編，兼任台灣佛光大學、山東大學、南昌大學與重慶大學等高校的客座教授。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至今，已陸續在海內外出版學術著作《新批評》、《符號學導論》、《苦惱的敘述者》、《當說者被說的時候：比較敘述學導論》等十餘部，並出版文學作品《沙漠與沙》、《有個半島叫歐洲》等多卷，其創作成就與學術造詣在東西方文學界均享有極大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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