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地域商幫的興起
作者：范金民
文章來源：中國經濟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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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從商幫誕生地大眾經商風習的形成，社會上對地域商人的瞭解熟悉程度，地域商人在各地的活躍程度，地域商人組織或公益性事業的形成等綜合因素考量，自明中期起，各地地域商幫先後形成了。終明之世，今人所知的知名地域商幫，自明中期起，或先或後崛起於各地，由此而開始了中國商業歷史上的商幫時代，商業經營者更多地以群體的力量活躍在商業舞台和社會生活中，商業競爭很多情形下則表現為群體之間的競爭。
關鍵詞：明代 地域商幫 興起
「商幫」的提法，大體上晚至清末光緒年間才能在相關文獻中睹見，在實際商業活動中，有關地域和行業的「幫」的說法，至遲在乾隆年間就已經較為散見了，嘉、道時期，各地有關地域和行業「幫」的說法更較為常見了１。然而商幫在明代已實際上形成，可以說是既有研究的相當一致的看法，商幫成為中國商業史上的新事物。今人有關明清商業和商人的論著，動輒以商幫或某某商幫之名冠之，也成為一種極為普遍的現象。只是各支地域商幫具體興起或形成於何時，以何為標誌，其背景又是什麼?卻很少見有專論，偶有論及者，也是人言言殊，自說白話。今專文探討明代各支地域商幫的形成及其背景，期望能夠推進和深化對明清商業商人商幫史的研究。
一、安徽各支商幫的形成
安徽商幫在明代指徽州商幫和寧國商幫。
關於徽商成幫的時代，學界已有較多看法，或謂徽商形成必須有兩個基本條件，一是有一大批手握鉅資的徽州儒商構成商幫的中堅力量，二是商業競爭日趨劇烈，徽州商人為了戰勝競爭對手，有結成商幫的必要。徽商形成的標誌主要表現為：徽人從商風習的形成；徽人結伙經商的現象已很普遍；「徽」、「商」或「徽」、「賈」二字已相聯成詞，成為表達一個特定概念的名詞而被時人廣泛運用；作為徽商骨幹力量的徽州鹽商已在兩淮鹽業中取得優勢地位。徽州商幫應是成化、弘治之際形成的。這時徽州商幫形成的標誌都已顯現出來了２；或謂徽商是一個有著特定內涵的名詞，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形成於一系列社會變遷和文化變遷之中，形成於新安文化程度整合完成之後，勃興於16世紀商業競爭激烈進行之際，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北京歙縣會館的建立，可以認為是徽商成幫的標誌，也是徽商群體心理整合完成的標誌，徽商價值觀的確立，標誌著徽商心理整合的完成、徽州商幫的形成３。
商人成幫未必一定要完成群體心理整合，群體心理整合的完成也很難有一個具體的時間。成立於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北京歙縣會館，直到清末，始終主要作為科舉試館與官員居停團拜的場所，「專為公車及應試京兆而設，其貿易客商，自有行寓，不得於會館居住以及停頓貨物」４，商人在其中不佔主體地位。這樣的會館，是無法作為徽商成幫的標誌的。而《徽商研究》認為徽州商幫形成的標誌在成化、弘治時期都已顯現出來了的看法，衡之實際情形，大體上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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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有關商幫名稱出現的時代、前後演變等，容另文探討。
２張海鵬、王廷元主編：《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頁；王世華：《富甲一方的徽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頁。
３唐力行：《商人與文化的雙重變奏》，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5頁。
４《重修歙縣會館錄》，《續錄後集·乾隆六年會館公議規條》。
弘治《徽州府志》卷1《風俗》是這樣描述府屬各縣的經商概況的：「舊志：六縣山壤限隔，俗或不同。歙附郭，其俗與休寧近，讀書力田，間事商賈。績溪之俗有二，徽嶺以南壤瘠而民貧，嶺南壤沃而民饒。黟則民樸而儉，不事商賈。祁門則土隘，俗尚勤儉，男耕女織，以供衣食。婺源乃文公桑梓之鄉，素習詩禮，不尚浮華。」弘治府志前的所謂「舊志」，很可能是指元延祐六年(1319)的《新安續志》。其時歙縣還只是「間事商賈」。可嘉靖《徽州府志》卷2《風俗》則記載，歙縣之西，「操其奇贏以相誇吒」，婺源「操什一之術不如東南」，又稱：「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鮮田疇，以貨殖為恆產。春月持余貲出，貿十二之利為一歲計，冬月懷歸，有數歲一歸者。上賈之所入，當上家之產；中賈之所入，當中家之產；小賈之所入，當下家之產。善識低昂時取予，以故賈之所入視旁郡倍厚。然多雍容雅都，善容儀有口，而賈之名擅海內。」這段文字，實際上出自休寧人吳子玉之手，吳作有《風俗志》，僅開首作「民故不能齊事田疇，要以貨殖為恆產」，以下文字略同１。嘉靖時歙縣、休寧等地已是「以貨殖為恆產」，以「賈之名擅海內」，習見「上賈」、「中賈」、「下賈」。那麼何時是轉變期呢?萬曆《歙志·風土》描寫該縣風習轉變道：「尋至正德末嘉靖初，則稍異矣。出賈既多，土田不重，操資交捷，起落不常……迨至嘉靖末隆慶間，則尤異矣。末富居多，本富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將歙縣從商風習的形成匡定在正德、嘉靖年間。縣志的這種概括，並沒有及時反映出歙縣商人的經商實際，歙縣等地經商成風可能更早些。據《溪南江氏族譜》記載，弘治時歙縣人江才生，其妻勸他經商時說：「吾鄉賈者什九，君寧以家薄廢賈?」在經濟最為發達的江南地區，成化末，松江老人云：「松民之財，多被徽商搬去」２。在太倉，因徽商錢璞定居陸公堰，捐資修葺，遂更其市名為「新安」３。在嘉興，弘治時，因「徽人」成倍收取利息，崇德知縣「捕之，皆散去，闔境稱快」４。都可說明其時徽商在江南人數之眾。在全國最為重要的產鹽地兩淮鹽場，到成化十年(1474)，考中進士舉人的徽商子弟已有18人。據黃氏族譜稱，「吾宗黃氏世貨鹺兩淮」。黃氏家族世代經營兩淮鹽業已成特色。更據《竦塘黃氏宗譜》記載，弘治時歙縣人黃豹，少年時其「邑中富商大賈飾冠劍，連車騎，交守相，揚揚然，詡詡然，卑下僕役其鄉人」５。歙縣人汪相(1435—1518年)，「家世以貲雄」，而其早年即商游齊魯，「益振其先君之業」６。如果徽人經商之風未興，外出人數不多，上述情形均是不可思議的。正是有鑒於成、弘時期當地經商成風，因此有人序萬曆《歙志》時稱：「長老稱說，成、弘以前，民間椎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穡事，敦願讓，崇節儉。而今則家弦戶誦，夤緣進取，流寓五方，輕本重末，舞文珥筆，乘堅策肥。」將成、弘時期作為經商是否成風的轉變時期。萬曆《歙志》所說的正、嘉之際，已是全國風俗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時期，徽州的休寧、歙縣二縣應該在經商風習的形成上時間更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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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參見吳子玉《大彰山人集》卷31《志略部》。上述看法，首先由復旦大學王振忠教授指出，見其《<復初集>所見明代徽商與徽州社會》，氏著《徽州社會文化史探微》，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
２李紹文：《雲間雜識》。
３弘治《太倉州志》卷7《義行》。
４焦袁熹：《此木軒雜著》卷8《貨殖》。
５嘉靖《新安左田黃氏宗譜》卷3《處士黃公雲泉行狀》，轉引自王世華《富甲一方的徽商》，第36頁。
６嚴嵩：《鈐山堂集》卷31《汪處士墓表》。
綜合上述各種情形，筆者基本贊同《徽商研究》的看法，大體上可將成、弘之際視為徽商特別是歙商休寧商形成商幫的時期。只是需要指出的是，由地方文獻的記載來看，其時徽人從商風習的形成，僅限於歙縣、休寧、祁門三縣，還不能說「整個徽州從商風習已經形成」。祁門經商風習雖與休、歙二縣同，但勢頭沒有休、歙猛，地域範圍沒有休、歙廣。黟縣按縣志的說法，到清前期才有人經商，嘉慶志才稱「為商為賈，所在有之」，可以斷言，黟縣經商成風是清前期的事。婺源商人以在長江沿線販木而出名，但也是清前期的事，而且僅限於該縣東北鄉人。績溪直到嘉慶時，農業仍是主業，外出經商之風形成相當晚。同時，也不宜將徽商形成的時間推論得太前。成化二十三年(1487)，在河南，徽王對過往商品用強抽分，在弘治四年(1491)工部侍郎徐恪的奏議中，仍稱「徽州府客人」汪璽等受害上告，而未稱後世習見的「徽商」１。上述弘治時崇德知縣逮捕違禁取利之人，文獻稱「徽人」而非「徽商」。凡此似乎都說明，「徽商」作為商幫群體的名稱，社會上還未約定俗成。「徽商」這一名稱還未完全穩定，正說明其時徽商還處於形成過程中。
徽商的主體歙縣、休寧二縣商人成幫後，除了歙縣商人於嘉靖三十九年(1560)在北京參與到同籍仕紳中共建了歙縣會館外，徽商還在其它地方建立了類似的同鄉同業組織。如據後人追述，徽籍商人明代時即在常熟「虞山北麓建設梅園公所，置地厝棺，以安旅骨」２。浙江衢州府常山縣城小東門朝京坊新安裡的徽州文公祠，建於天啟七年(1627)，實為徽州會館３。同省嚴州府遂安縣的新安會館設在關帝廟，創建於天啟年間４。明代徽州茶、漆商人在宣武門外大街創建歙縣會館５。這類純粹由徽商創立的同鄉同業會館和公益性設施已可散見，可以視為徽商早已成幫的標誌。
寧國商幫少見人提及，是指形成於寧國府下轄的寧國、太平、宣城、旌德、涇縣和南陵六縣的商人集團。因寧國歷史上地系宣州，寧國商通常又稱為宣州商人，在清代有時又與徽州商人結成集團活動，稱為徽寧商人。按照寧國地方文獻的說法，明代成化、弘治以前，寧國人還多以農為重，很少有出外經商者。當時，整個地區社會風氣是「力耕織，薄商賈，敦儉樸」，寧國人是「鮮有百里之遊，擁沃饒以為利，侈露積以為富，挾膏腴以傲刀錐」６。正德以後，寧國人也紛紛走出家門，貿遷有無，開展商業活動。當地地方文獻較為清晰地反映了寧國人經商成風的形成過程。涇縣縣志稱，弘治時還是「鮮事商賈，尤賤工作」，到嘉靖時則「商賈亦遠出他境」，到後來更「操奇贏，走四方者多矣」７。旌德縣志也稱，「弘治以前，人心甚古，鄉里之老有垂白不識縣官者。以後漸變漸靡，捨本而務末，於是百工技藝之人，商販行遊之徒，皆衣食於外郡，逐利於絕徼，亦勢使然也」８。所以嘉靖、萬歷時人張瀚說，「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機利，捨本逐末，唱棹轉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贏，休、歙尤伙，故賈人幾遍天下」９。而同時人章潢在其《圖書編》中，更稱宣、歙之間「其民盡仰機利，行賈四方，唱棹轉轂，以游萬貨之所都而握其奇贏，故其地內嗇而外侈」十。涇縣的絲商，萬曆年間已在湖州雙林鎮建了「式好堂」，即是涇縣舊會館?；崇禎十一年(1638)在蕪湖建了「卉木庵館」，也即涇縣會館，並捐田52畝?。由這些描述和商人公益性的修建可知，受徽州而影響，到嘉、萬歷時期，寧國人結伙外出經商已經蔚成風氣，一個地域性商幫初步形成了。
二、山西商幫的形成
關於山西商幫形成的時代，張正明等認為，晉幫商人在明代前期開中法和商屯實行的過程中崛起於國內商界，而「晉幫正式形成在明代中期」?。而陳學文則認為，足以與徽商相抗衡的是晉(山西)商，「它崛起於明末清初，大有後來居上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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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劾徽王違法抽分疏》，《少司空主一徐公奏議》，《天津圖書館孤本秘籍叢書》第2冊。
２《昭文縣為梅園公所卜建存仁堂給示勒石碑》，《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9頁。
３鄭瀛：《文公祠記》，嘉慶《常山縣志》卷11《藝文志》。
４乾隆《遂安縣志》卷2《營建·壇廟》。
５李華編：《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前言第3頁。
６嘉慶《寧國府志》卷9《風俗》。
７乾隆《涇縣志》卷4《風俗》。
８嘉慶《寧國府志》卷9《風俗》引。
９張瀚：《松窗夢語》卷4《商賈紀》。
十章潢：《圖書編》卷36《三吳風俗》。
?朱珔：《小萬卷齋文稿》卷18《式好堂興復上坊義渡碑記》。
?嘉慶《涇縣志》卷10《公館》，據採訪冊。
?張海鵬、張海瀛主編：《中國十大商幫》，黃山書社1993年版，第4頁。參見張正明《晉商興衰史》，第8—29頁。
?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頁。
從晉商興起的背景和活動的具體情形來看，張正明的論斷是能夠成立的。萬歷時人王士性描述說，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關鍵是居室之法善。所謂「居室之法」是「一人出本，眾夥共而商之，雖不誓而無私藏」，以行止相高１。一人出本，眾夥共商，有本無本，鹹得為生，這是典型的商人集團行為。萬歷時人謝肇涮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它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於新安。新安奢而山右儉也。」２山西商人富名赫然在徽商之上，集團行為如此突出，當非突然產生於萬曆年間，而應該由來已久。兩淮鹽區是商人開邊中鹽的重要活動場所，在那裡，山、陝商人合稱，他們與徽商展開激烈競爭，而直到成化中期，山、陝商人的實力一直在徽商之上。到成化十年(1474)，山、陝商人的子弟中進士舉人者17人，徽商子弟中進士舉人者18人，不相上下３。人稱「夫淮海諸賈，多三晉關中人」４。可見其時山、陝商人的勢力是很大的。正德、嘉靖時人林希元說，其時在南京的山西商人，「挾資大者巨萬，少者千百」５。觀其語氣，山西商人當是一個頗有名氣的商人群體。正德、嘉靖時，山西蒲州的張氏、王氏、席氏等商人家族已經崛起。宣大總督王崇古的伯父和父親王現、王瑤兄弟，弘治、正德年間即已活躍在全國各地６，而且王家與張家結成了兒女親家。同時同地人席銘，「歷吳越，游楚魏，泛江湖，懋遷居積，起家巨萬金，而蒲稱大家必日南席雲」７。嘉靖、萬歷時人大學士張四維描述其家鄉蒲州經商之風，稱當地人「挾輕貲牽車牛走四方者，則十室而九」８。同時人郭子章也說，蒲州等地「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９。萬歷時《山西通志》稱，平陽府，「服勞商賈」，屬下曲沃縣，「重遷徙，服商賈」；汾州府汾陽縣，「多商賈，喜華靡」，臨縣，「勤於商賈」；大同府廣昌縣，「亦事商賈」十。嘉、萬時期一地因經商而「十室九空」，則必是經商成幫後的現象。萬歷時趙南星說，潞安府長治縣，「俗善商賈」?。由興起的時代、活動的地域以及從事的行業衡量，可以認為明代中期或者說成化弘治時山西商人已經形成商幫。
明後期，山西商人往往創建會館，以群體的形式活躍在各地的商業領域。山西顏料、桐油商人至遲於明萬曆年問在北京前門外北蘆草園創建會館，原名平遙會館，又名集瀛會館，後改名顏料會館。明代山西臨汾紙張、顏料、乾果、煙行、雜貨等五行商人在前門外打磨廠創立臨汾鄉祠(臨汾東館)。明代山西臨汾、襄陵兩縣汾河東部在京油商在前門外曉市大街創立會館，原名山右會館，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改名臨襄會館。臨汾其它商人又在前門外大柵欄創立臨汾西館。山西銅、鐵、錫、炭、煙袋諸幫商人在廣渠門內爐神庵創建潞安會館?。
三、陝西商幫的形成
陝西商幫在明代實際上僅指來自緊相鄰接的西安府的三原、涇陽縣和屬州同州的朝邑、韓城縣等地的商人。有關陝西商幫的形成，田培棟認為：「明清時期的陝西商幫是依賴鹽業，借助於明朝政府的開中法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李剛也認為：「明代是陝西商幫在從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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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王士性《廣志繹》卷3《江北三省》。
２謝肇淛：《五雜組》卷4《人部二》。
３據嘉慶《兩淮鹽法志·科第表》統計。
４嘉靖《新安左田黃氏宗譜》卷3《處士黃公崇德行狀》，轉引自陳學文《徽商與徽學》，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
５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2《王政附言疏》。
６韓邦奇：《苑洛集》卷5《封刑部河南司主事王公墓誌銘》。
７韓邦奇：《苑洛集》卷6《席君墓誌銘》。
８張四維：《條麓堂集》卷21《海峰王公七十榮歸序》。
９郭子章：《郭青螺先生遺書》卷16《聖門人物誌序》。
十萬曆《山西通志》卷6《風俗》。
?趙南星：《味檗齋文集》卷11《明正人兵部職方司郎中張公墓誌銘》。
?以上均見李華編《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前言，第2、3、21頁。
?張海鵬、張海瀛主編：《中國十大商幫》，黃山書社1993年版，第59—60頁。
西部邊地貿易中急劇勃興的時期。明王朝在陝西實行的「食鹽開中」「茶馬交易」等一系列特殊經濟政策，刺激陝西商人在食鹽販運、邊茶轉輸和南布北運幾個有關國計民生的大宗商品流通領域異軍突起，形成縱橫全國，聲振南北的西部商業集團，並在明代前中期的幾百年裡，位列各大商幫之首。」１這些看法把握住了陝西商幫形成的社會背景，但稱明前期陝西商幫即已形成，則未免斷時太早。韓邦奇在其《苑洛集》中描述其家鄉陝西同州朝邑八里莊，「莊雖數百家，俗兢藝黍稷，遠服賈，鮮修文學」，又稱同縣大慶關一帶「萬餘家，皆習商賈」２。韓邦奇為正德、嘉靖時人，可知當時朝邑縣人經商已蔚然成風。同時期另一陝西人康海說，陝西涇陽縣，「俗美而習敝，民逐末於外者八九」３。嘉、萬時期的陝西三原人溫純在他的文集中稱，「吾裡俗十七服賈」，「吾邑大小賈甚伙」，「三原俗相矜市布」４。這些地方人多外出經商，習為風尚，說明其時三原、涇陽商人早已崛起，而且是在棉布經營中形成群體力量。韓邦奇和溫純記載的陝西商人多活動於弘治、正德年間。如馮翊眭氏，雖眭浩於永樂間即「商於汴」，但其子敖習舉子業未就，「乃純藝黍稷，遠服賈，家遂饒裕」，成化時攜子行貨過臨清，到眭敖的三個兒子時眭氏才興５。其時是成、弘之際。朝邑權氏，世皆務本食力，到弘治、正德時的權景魁憑藉經商而大興，「八里莊言富族必列權氏」６。萬歷時人李維楨稱，陝西涇陽、三原等縣，「多鹽筴高貲賈人」７嘉、萬時的三原王一鶴兄弟3人，在家鄉和吳越之間合資經營棉布貿易，「貲日起，猶共賈共居。久之，用鹽策淮揚，亦無間言，貲益大起。裡中人指數兄若弟友愛善起家者，必首日王某王某雲」８，成為名聞一地的經商家族。同時人三原王友槐，因家貧，「於是祖計然猗頓之術，以子錢擇人及戚屬貧者，使賈吳越燕晉而寬其力，不能償者厚歸，且賻其柩在外者。人以此益德，爭盡力賈，伙至數十百人。家大起，子錢巨萬，而有施予聲」９。「伙至數十百人」，已是一個頗具規模的商人集團了。同時人涇陽師從政，以千錢市布起家，「人以君椎也，爭繼子錢賈吳越，往來無寧日，其息倍。已，又出捐子錢貸人，其息亦倍。久之，用鹽筴賈淮揚，三十年累數萬金」十。這是王士性在《廣志繹》中描述的那種一人出資、眾商共之的經營方式。張瀚則認為，西北賈多是陝西人，「然皆聚於沂、雍以東至河、華沃野千里間，而三原為最」?。所有這些事例，在反映了陝西三原、涇陽、朝邑等地商人而成幫後的活動情形。前述成化十年(1474)以前在兩淮的山陝商人子弟中進士舉人者主要是陝商子弟。明代陝西商人在宣武門外保安寺創立了關中會館。綜合考量，陝西商人同山西商人一樣，到明代中期或者說成化、弘治之際已然形成了商幫，以群體的力量大規模從事南北商品貿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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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李剛：《陝西商幫史》，西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頁。又《淮鹽備要》載：「明中鹽法行，山陝之商麇至，三原之梁……涇陽之張、郭，西安之申，臨潼之張，兼籍故土，實皆居揚。往往父子兄弟分居兩地。」
２韓邦奇：《苑洛集》卷6《處士權公暨配黨孺人合葬墓誌銘》，卷7《國子生西河趙子墓表》。
３雍正《陝西通志》卷45《風俗》，轉引《康對山集》。
４溫純：《溫恭毅集》卷11《明壽官峨東王君墓誌銘》，《明員伯子墓誌銘》，《明壽官師君墓誌銘》。
５韓邦奇：《苑洛集》卷4《馮翊眭公墓誌銘》。
６韓邦奇：《苑洛集》卷6《處士權公暨配黨孺人合葬墓誌銘》。
７李維楨：《溫恭毅公創建龍橋碑記》，載《關中溫氏獻徵集》。
８溫純：《溫恭毅公文集》卷10《明壽官王君暨配墓誌銘》。
９溫純：《溫恭毅公文集》卷11《明永壽府輔國中尉友槐公墓誌銘》。
十溫純：《溫恭毅公文集》卷11《明壽官師君墓誌銘》。
?張瀚：《松窗夢語》卷4《商賈紀》。
四、廣東商幫的形成
所謂廣東商幫，實際上在明代主要是廣州幫與潮州幫，在清代還包括嘉應幫等。關於廣東商幫的形成和發展，黃啟臣有系統的論述。他原來認為，隨著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的發展，「一些商人紛紛組織私人武裝船隊，衝破海禁，出海貿易，逐步形成了以武力取得對外貿易權利的海商貿易集團，即海商商幫的出現」，「由此可見，廣東商幫是在明嘉靖年間逐步形成的。而首先形成的是海商商幫。隆慶開放海禁之後，廣東商人集資結幫出海貿易者更是層出不窮」，著名的海商包括澄海的林道干、潮州的諸良寶等，「他們為了保證海外貿易的安全，不僅內部拜結為幫，而且還與其它海商聯合起來成為大的海商集團」，「廣東商幫是在明嘉靖中葉以後逐步形成的。而首先形成的海商，與之相適應而形成的是牙商和國內長途販運批發商」，「廣東商幫主要是由廣州幫和潮州幫構成」１。可近來黃啟臣等又認為，直到清代康熙開海貿易後，「潮州商人才算是形成了真正獨立的商人群體而成『幫』了」２。
明末清初的屈大均說，廣州「人多務賈與時逐」３，可見廣州人經商之勢頭。從廣東商人的活動情形及其組合形式看，至遲到明後期，以廣州商人和潮州商人為主體的廣東商幫確已形成了，或者可以說，廣州商幫和潮州商幫已經分別形成了。廣州商人於萬曆年間在蘇州閶門外山塘建立了嶺南會館４。由廣西平樂府城乾隆年間所刻粵東會館《鼎建戲台碑記》載「平郡會館之設，創始明萬曆間」可知，廣州商人於萬曆年間在廣西樂平府創建了粵東會館５。萬曆二十五年(1597)海南島儋縣已有天後宮，至清初改名為廣[州]府會館，隨又改名為福潮會館６。廣州府的東莞商人於天啟五年(1625年)在蘇州閶門外半塘建立了東官會館７，後改名寶安會館。乾隆四十二年(1777)，潮州商人說：「我潮州會館，前代創於金陵，國初始建於蘇郡北濠。」８可見潮州商人於明代在南京也建立了會館。南京非廣東商人科考地，潮州商人建有會館，說明他們已經獨立成幫。由這些事例可知，認為直到清代開海以後「潮州商人才算是形成了真正獨立的商人群體而成『幫』了」的看法，對潮州商人成幫的時代則不免估計不足斷之太晚。
五、福建商幫的形成
福建商幫幾乎包括全省商人，在明代主要是泉州幫、漳州幫、福州幫和建寧、福寧等府州的商人。在地瘠沿海的泉、漳等地，明中後期就形成了以海商為主體的商幫。曾任福建巡撫的譚綸於嘉靖四十三年(1564)說；「閩人濱海而居，非往來海中則不得食。」９。明代實行海禁，民間片帆不許下海，但明初即有人「私自下番」，前往海外各國。只是規模不大，也不普遍，直到「成、弘之際，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十。正德、嘉靖之際，福建海商違禁出海貿易漸成風氣。所謂沿海居民「素以航海通番為生，其間豪右之家，往往藏匿無賴，私造巨舟，接濟器食，相倚為利」?。顯然這是群體「通番」貿易活動。以致在走私貿易港口雙嶼等地，「馴至三尺童子，亦知雙嶼之為衣食父母，遠近同風」?，月港附近的海域，「每歲孟夏以後，大舶數萬百艘，乘風掛帆，蔽大洋而下」，「閩漳之人與番舶夷商貿販番物，往往絡繹於海上」，「興販之徒紛錯於蘇杭近地」。人稱「十數年來，富商大賈侔利交通番船滿海」?。違禁走私貿易的人數越來越多。嘉靖二十一年(1542)，福建漳州人陳貴等連年率領26艘船載運貨物到琉球貿易?。在福建福、興、漳、泉四府，僅從嘉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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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黃啟臣：《明清廣東商幫的形成及其經營方式》，《十四世紀以來廣東社會經濟的發展》，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另參見《中國十大商幫》，第213—214頁。
２黃啟臣、龐新平：《明清廣東商人》，廣東經濟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頁。
３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4《食語》。
４顧祿：《桐橋倚棹錄》卷6《會館》；《嶺南會館廣業堂碑記》，《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第327頁。
５轉引自鐘文典主編《廣西近代圩鎮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72頁。
６民國《儋縣志》卷4。
７顧祿：《桐橋倚棹錄》卷6《會館》。
８《潮州會館記》，《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340頁。
９《明世宗實錄》卷538，嘉靖四十三年九月丁未。
十張燮：《東西洋考》卷7《餉稅考》。
?《明世宗實錄》卷189，嘉靖十五年七月壬午。
?朱紈：《雙嶼填港工完事》，《明經世文編》卷205。
?胡宗憲：《籌海圖編》卷11《經略一》。
?嚴嵩：《琉球國解送通番人犯疏》，《明經世文編》卷219。
十三年(1544)十二月到二十六年(1547)三月的3年多時間中，到日本從事走私貿易而為風漂到朝鮮並被解送回國的福建人就達千人以上，其中僅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二月一次被解送回國的載貨通番者漳州人李王乞等就有39人１，嘉靖二十六年(1547)三月一次被解送回國的福清人馮淑等更多達341人２。人們所熟知的海商集團，就是在這種經常性、大規模的群體通番活動中形成的。嘉靖年間的著名海商集團，如王直、李光頭、許棟、洪迪珍、張璉等集團，其頭目雖未必都是福建人，但其成員則大多是福建人，當時人估計，在嘉靖倭患的數萬海寇中，漳、泉人就佔其大半。這些海商集團，往往以數條船結成船隊，推一強有力者為船頭，「或五十艘，或百餘艘，或群各黨，分泊各港」，「紛然往來海上，入日本、暹羅諸國行貨」３。規模大，實力厚，組織較為嚴密。由走私貿易的風氣、規模以及走私者的集團行為，可以推定，正德、嘉靖之際福建的泉州商幫、漳州商幫或者說泉、漳商幫已經形成。
在泉、漳等各支商幫中，傅衣凌注意到，泉州的安平商人尤其突出。安平僅為泉州的一個鎮，但在明後期經商蔚為風氣４。何喬遠說：「吾郡安平鎮之為俗，大類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則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故今兩京、臨清、蘇、杭間，多徽州、安平之人。第徽人以一郡而安平人以一鎮，則徽人為多。是皆離其室家，或十餘年未返者，返則兒子長育，至不相識，蓋有新婚之別聚以數日離者。」５是說安平人經商之普遍。何喬遠又說：「安平一鎮在郡東南陬，……其民嗇，力耕織，多服賈兩京都、齊、汴、吳、越、嶺以外，航海貿諸夷，致其財力，相生泉一郡人。」６是說安平商人在泉州商幫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泉州人李光縉也說：「吾溫陵裡中家弦戶誦，人喜儒不矜賈，安平市獨矜賈，逐什一趨利。然亦不倚市門，丈夫子生及已弁，往往慶著鬻財，賈行遍郡國，北賈燕，南賈吳，東賈粵，西賈巴蜀，或沖風突浪，爭利於海島絕夷之墟。近者歲一歸，遠者數歲始歸，過邑不入門，以異域為家。壺以內之政，婦人秉之。此其俗之大都也。」７是說安平商幫多行商遠地，而非坐賈。李光縉又說，「安平之俗好行賈，自呂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趨利，十家而九」，「安平人喜賈，賈吳越以錦歸，賈大洋以金歸」８。李光縉還多次提到，「安平不諱賈」，「安平人多行賈周流四方」９。按照這種說法，明後期的泉州商幫，實際上主要是安平商人。
明代萬曆年間，以福州商人為主體的福建商人，在蘇州萬年橋大街興建了三山會館十，具體時間據說是萬曆四十一年(1613)?。崇禎年間，在嘉興府嘉興縣的南十三莊北稱字圩，閩商創建了天後宮，兼稱福建會館?。在閩、浙、贛、皖四省交界的浙江衢州府的西安縣城南三十里，有老天後宮，「相傳明末清初建，謂之下會館」?。可見大體上與泉、漳商幫同時，福州商幫也已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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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明世宗實錄》卷293，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乙酉。
２《明世宗實錄》卷321，嘉靖二十六年三月乙卯。
３胡宗憲：《籌海圖編》卷11《經略一》；傅維鱗：《明書》卷162《亂賊傳·王直》。
４傅衣凌：《明代泉州安平商人史料輯補》，《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編》，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５何喬遠：《鏡山全集》卷48《壽顏母序》。
６何喬遠：《鏡山全集》卷52《楊郡丞安平鎮海汛碑》。
７李光縉：《景璧集》卷4《史母沈孺人壽序》。
８李光縉：《景璧集》卷14《二烈傳》，卷3《贈隱君擢吾陳先生壽序》。
９參見傅衣凌《明代泉州安平商人史料輯補》，《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編》。
十餘正健：《三山會館天後宮記》，乾隆《吳縣志》卷106《藝文》。
?民國《吳縣志》卷33《壇廟祠宇》謂：「天後宮，在胥江西岸夏駕橋南，明萬曆四十一年福建商人建。」
?光緒《嘉興府志》卷10《壇廟一》。
?民國《衙縣志》卷4《建置志下·會館》。
作者：范金民
文章來源：中國經濟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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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從商幫誕生地大眾經商風習的形成，社會上對地域商人的瞭解熟悉程度，地域商人在各地的活躍程度，地域商人組織或公益性事業的形成等綜合因素考量，自明中期起，各地地域商幫先後形成了。終明之世，今人所知的知名地域商幫，自明中期起，或先或後崛起於各地，由此而開始了中國商業歷史上的商幫時代，商業經營者更多地以群體的力量活躍在商業舞台和社會生活中，商業競爭很多情形下則表現為群體之間的競爭。
關鍵詞：明代 地域商幫 興起
「商幫」的提法，大體上晚至清末光緒年間才能在相關文獻中睹見，在實際商業活動中，有關地域和行業的「幫」的說法，至遲在乾隆年間就已經較為散見了，嘉、道時期，各地有關地域和行業「幫」的說法更較為常見了１。然而商幫在明代已實際上形成，可以說是既有研究的相當一致的看法，商幫成為中國商業史上的新事物。今人有關明清商業和商人的論著，動輒以商幫或某某商幫之名冠之，也成為一種極為普遍的現象。只是各支地域商幫具體興起或形成於何時，以何為標誌，其背景又是什麼?卻很少見有專論，偶有論及者，也是人言言殊，自說白話。今專文探討明代各支地域商幫的形成及其背景，期望能夠推進和深化對明清商業商人商幫史的研究。
一、安徽各支商幫的形成
安徽商幫在明代指徽州商幫和寧國商幫。
關於徽商成幫的時代，學界已有較多看法，或謂徽商形成必須有兩個基本條件，一是有一大批手握鉅資的徽州儒商構成商幫的中堅力量，二是商業競爭日趨劇烈，徽州商人為了戰勝競爭對手，有結成商幫的必要。徽商形成的標誌主要表現為：徽人從商風習的形成；徽人結伙經商的現象已很普遍；「徽」、「商」或「徽」、「賈」二字已相聯成詞，成為表達一個特定概念的名詞而被時人廣泛運用；作為徽商骨幹力量的徽州鹽商已在兩淮鹽業中取得優勢地位。徽州商幫應是成化、弘治之際形成的。這時徽州商幫形成的標誌都已顯現出來了２；或謂徽商是一個有著特定內涵的名詞，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形成於一系列社會變遷和文化變遷之中，形成於新安文化程度整合完成之後，勃興於16世紀商業競爭激烈進行之際，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北京歙縣會館的建立，可以認為是徽商成幫的標誌，也是徽商群體心理整合完成的標誌，徽商價值觀的確立，標誌著徽商心理整合的完成、徽州商幫的形成３。
商人成幫未必一定要完成群體心理整合，群體心理整合的完成也很難有一個具體的時間。成立於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北京歙縣會館，直到清末，始終主要作為科舉試館與官員居停團拜的場所，「專為公車及應試京兆而設，其貿易客商，自有行寓，不得於會館居住以及停頓貨物」４，商人在其中不佔主體地位。這樣的會館，是無法作為徽商成幫的標誌的。而《徽商研究》認為徽州商幫形成的標誌在成化、弘治時期都已顯現出來了的看法，衡之實際情形，大體上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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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有關商幫名稱出現的時代、前後演變等，容另文探討。
２張海鵬、王廷元主編：《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頁；王世華：《富甲一方的徽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頁。
３唐力行：《商人與文化的雙重變奏》，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5頁。
４《重修歙縣會館錄》，《續錄後集·乾隆六年會館公議規條》。
弘治《徽州府志》卷1《風俗》是這樣描述府屬各縣的經商概況的：「舊志：六縣山壤限隔，俗或不同。歙附郭，其俗與休寧近，讀書力田，間事商賈。績溪之俗有二，徽嶺以南壤瘠而民貧，嶺南壤沃而民饒。黟則民樸而儉，不事商賈。祁門則土隘，俗尚勤儉，男耕女織，以供衣食。婺源乃文公桑梓之鄉，素習詩禮，不尚浮華。」弘治府志前的所謂「舊志」，很可能是指元延祐六年(1319)的《新安續志》。其時歙縣還只是「間事商賈」。可嘉靖《徽州府志》卷2《風俗》則記載，歙縣之西，「操其奇贏以相誇吒」，婺源「操什一之術不如東南」，又稱：「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鮮田疇，以貨殖為恆產。春月持余貲出，貿十二之利為一歲計，冬月懷歸，有數歲一歸者。上賈之所入，當上家之產；中賈之所入，當中家之產；小賈之所入，當下家之產。善識低昂時取予，以故賈之所入視旁郡倍厚。然多雍容雅都，善容儀有口，而賈之名擅海內。」這段文字，實際上出自休寧人吳子玉之手，吳作有《風俗志》，僅開首作「民故不能齊事田疇，要以貨殖為恆產」，以下文字略同１。嘉靖時歙縣、休寧等地已是「以貨殖為恆產」，以「賈之名擅海內」，習見「上賈」、「中賈」、「下賈」。那麼何時是轉變期呢?萬曆《歙志·風土》描寫該縣風習轉變道：「尋至正德末嘉靖初，則稍異矣。出賈既多，土田不重，操資交捷，起落不常……迨至嘉靖末隆慶間，則尤異矣。末富居多，本富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將歙縣從商風習的形成匡定在正德、嘉靖年間。縣志的這種概括，並沒有及時反映出歙縣商人的經商實際，歙縣等地經商成風可能更早些。據《溪南江氏族譜》記載，弘治時歙縣人江才生，其妻勸他經商時說：「吾鄉賈者什九，君寧以家薄廢賈?」在經濟最為發達的江南地區，成化末，松江老人云：「松民之財，多被徽商搬去」２。在太倉，因徽商錢璞定居陸公堰，捐資修葺，遂更其市名為「新安」３。在嘉興，弘治時，因「徽人」成倍收取利息，崇德知縣「捕之，皆散去，闔境稱快」４。都可說明其時徽商在江南人數之眾。在全國最為重要的產鹽地兩淮鹽場，到成化十年(1474)，考中進士舉人的徽商子弟已有18人。據黃氏族譜稱，「吾宗黃氏世貨鹺兩淮」。黃氏家族世代經營兩淮鹽業已成特色。更據《竦塘黃氏宗譜》記載，弘治時歙縣人黃豹，少年時其「邑中富商大賈飾冠劍，連車騎，交守相，揚揚然，詡詡然，卑下僕役其鄉人」５。歙縣人汪相(1435—1518年)，「家世以貲雄」，而其早年即商游齊魯，「益振其先君之業」６。如果徽人經商之風未興，外出人數不多，上述情形均是不可思議的。正是有鑒於成、弘時期當地經商成風，因此有人序萬曆《歙志》時稱：「長老稱說，成、弘以前，民間椎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穡事，敦願讓，崇節儉。而今則家弦戶誦，夤緣進取，流寓五方，輕本重末，舞文珥筆，乘堅策肥。」將成、弘時期作為經商是否成風的轉變時期。萬曆《歙志》所說的正、嘉之際，已是全國風俗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時期，徽州的休寧、歙縣二縣應該在經商風習的形成上時間更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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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參見吳子玉《大彰山人集》卷31《志略部》。上述看法，首先由復旦大學王振忠教授指出，見其《<復初集>所見明代徽商與徽州社會》，氏著《徽州社會文化史探微》，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
２李紹文：《雲間雜識》。
３弘治《太倉州志》卷7《義行》。
４焦袁熹：《此木軒雜著》卷8《貨殖》。
５嘉靖《新安左田黃氏宗譜》卷3《處士黃公雲泉行狀》，轉引自王世華《富甲一方的徽商》，第36頁。
６嚴嵩：《鈐山堂集》卷31《汪處士墓表》。
綜合上述各種情形，筆者基本贊同《徽商研究》的看法，大體上可將成、弘之際視為徽商特別是歙商休寧商形成商幫的時期。只是需要指出的是，由地方文獻的記載來看，其時徽人從商風習的形成，僅限於歙縣、休寧、祁門三縣，還不能說「整個徽州從商風習已經形成」。祁門經商風習雖與休、歙二縣同，但勢頭沒有休、歙猛，地域範圍沒有休、歙廣。黟縣按縣志的說法，到清前期才有人經商，嘉慶志才稱「為商為賈，所在有之」，可以斷言，黟縣經商成風是清前期的事。婺源商人以在長江沿線販木而出名，但也是清前期的事，而且僅限於該縣東北鄉人。績溪直到嘉慶時，農業仍是主業，外出經商之風形成相當晚。同時，也不宜將徽商形成的時間推論得太前。成化二十三年(1487)，在河南，徽王對過往商品用強抽分，在弘治四年(1491)工部侍郎徐恪的奏議中，仍稱「徽州府客人」汪璽等受害上告，而未稱後世習見的「徽商」１。上述弘治時崇德知縣逮捕違禁取利之人，文獻稱「徽人」而非「徽商」。凡此似乎都說明，「徽商」作為商幫群體的名稱，社會上還未約定俗成。「徽商」這一名稱還未完全穩定，正說明其時徽商還處於形成過程中。
徽商的主體歙縣、休寧二縣商人成幫後，除了歙縣商人於嘉靖三十九年(1560)在北京參與到同籍仕紳中共建了歙縣會館外，徽商還在其它地方建立了類似的同鄉同業組織。如據後人追述，徽籍商人明代時即在常熟「虞山北麓建設梅園公所，置地厝棺，以安旅骨」２。浙江衢州府常山縣城小東門朝京坊新安裡的徽州文公祠，建於天啟七年(1627)，實為徽州會館３。同省嚴州府遂安縣的新安會館設在關帝廟，創建於天啟年間４。明代徽州茶、漆商人在宣武門外大街創建歙縣會館５。這類純粹由徽商創立的同鄉同業會館和公益性設施已可散見，可以視為徽商早已成幫的標誌。
寧國商幫少見人提及，是指形成於寧國府下轄的寧國、太平、宣城、旌德、涇縣和南陵六縣的商人集團。因寧國歷史上地系宣州，寧國商通常又稱為宣州商人，在清代有時又與徽州商人結成集團活動，稱為徽寧商人。按照寧國地方文獻的說法，明代成化、弘治以前，寧國人還多以農為重，很少有出外經商者。當時，整個地區社會風氣是「力耕織，薄商賈，敦儉樸」，寧國人是「鮮有百里之遊，擁沃饒以為利，侈露積以為富，挾膏腴以傲刀錐」６。正德以後，寧國人也紛紛走出家門，貿遷有無，開展商業活動。當地地方文獻較為清晰地反映了寧國人經商成風的形成過程。涇縣縣志稱，弘治時還是「鮮事商賈，尤賤工作」，到嘉靖時則「商賈亦遠出他境」，到後來更「操奇贏，走四方者多矣」７。旌德縣志也稱，「弘治以前，人心甚古，鄉里之老有垂白不識縣官者。以後漸變漸靡，捨本而務末，於是百工技藝之人，商販行遊之徒，皆衣食於外郡，逐利於絕徼，亦勢使然也」８。所以嘉靖、萬歷時人張瀚說，「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機利，捨本逐末，唱棹轉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贏，休、歙尤伙，故賈人幾遍天下」９。而同時人章潢在其《圖書編》中，更稱宣、歙之間「其民盡仰機利，行賈四方，唱棹轉轂，以游萬貨之所都而握其奇贏，故其地內嗇而外侈」十。涇縣的絲商，萬曆年間已在湖州雙林鎮建了「式好堂」，即是涇縣舊會館?；崇禎十一年(1638)在蕪湖建了「卉木庵館」，也即涇縣會館，並捐田52畝?。由這些描述和商人公益性的修建可知，受徽州而影響，到嘉、萬歷時期，寧國人結伙外出經商已經蔚成風氣，一個地域性商幫初步形成了。
二、山西商幫的形成
關於山西商幫形成的時代，張正明等認為，晉幫商人在明代前期開中法和商屯實行的過程中崛起於國內商界，而「晉幫正式形成在明代中期」?。而陳學文則認為，足以與徽商相抗衡的是晉(山西)商，「它崛起於明末清初，大有後來居上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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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劾徽王違法抽分疏》，《少司空主一徐公奏議》，《天津圖書館孤本秘籍叢書》第2冊。
２《昭文縣為梅園公所卜建存仁堂給示勒石碑》，《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9頁。
３鄭瀛：《文公祠記》，嘉慶《常山縣志》卷11《藝文志》。
４乾隆《遂安縣志》卷2《營建·壇廟》。
５李華編：《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前言第3頁。
６嘉慶《寧國府志》卷9《風俗》。
７乾隆《涇縣志》卷4《風俗》。
８嘉慶《寧國府志》卷9《風俗》引。
９張瀚：《松窗夢語》卷4《商賈紀》。
十章潢：《圖書編》卷36《三吳風俗》。
?朱珔：《小萬卷齋文稿》卷18《式好堂興復上坊義渡碑記》。
?嘉慶《涇縣志》卷10《公館》，據採訪冊。
?張海鵬、張海瀛主編：《中國十大商幫》，黃山書社1993年版，第4頁。參見張正明《晉商興衰史》，第8—29頁。
?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頁。
從晉商興起的背景和活動的具體情形來看，張正明的論斷是能夠成立的。萬歷時人王士性描述說，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關鍵是居室之法善。所謂「居室之法」是「一人出本，眾夥共而商之，雖不誓而無私藏」，以行止相高１。一人出本，眾夥共商，有本無本，鹹得為生，這是典型的商人集團行為。萬歷時人謝肇涮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它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於新安。新安奢而山右儉也。」２山西商人富名赫然在徽商之上，集團行為如此突出，當非突然產生於萬曆年間，而應該由來已久。兩淮鹽區是商人開邊中鹽的重要活動場所，在那裡，山、陝商人合稱，他們與徽商展開激烈競爭，而直到成化中期，山、陝商人的實力一直在徽商之上。到成化十年(1474)，山、陝商人的子弟中進士舉人者17人，徽商子弟中進士舉人者18人，不相上下３。人稱「夫淮海諸賈，多三晉關中人」４。可見其時山、陝商人的勢力是很大的。正德、嘉靖時人林希元說，其時在南京的山西商人，「挾資大者巨萬，少者千百」５。觀其語氣，山西商人當是一個頗有名氣的商人群體。正德、嘉靖時，山西蒲州的張氏、王氏、席氏等商人家族已經崛起。宣大總督王崇古的伯父和父親王現、王瑤兄弟，弘治、正德年間即已活躍在全國各地６，而且王家與張家結成了兒女親家。同時同地人席銘，「歷吳越，游楚魏，泛江湖，懋遷居積，起家巨萬金，而蒲稱大家必日南席雲」７。嘉靖、萬歷時人大學士張四維描述其家鄉蒲州經商之風，稱當地人「挾輕貲牽車牛走四方者，則十室而九」８。同時人郭子章也說，蒲州等地「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９。萬歷時《山西通志》稱，平陽府，「服勞商賈」，屬下曲沃縣，「重遷徙，服商賈」；汾州府汾陽縣，「多商賈，喜華靡」，臨縣，「勤於商賈」；大同府廣昌縣，「亦事商賈」十。嘉、萬時期一地因經商而「十室九空」，則必是經商成幫後的現象。萬歷時趙南星說，潞安府長治縣，「俗善商賈」?。由興起的時代、活動的地域以及從事的行業衡量，可以認為明代中期或者說成化弘治時山西商人已經形成商幫。
明後期，山西商人往往創建會館，以群體的形式活躍在各地的商業領域。山西顏料、桐油商人至遲於明萬曆年問在北京前門外北蘆草園創建會館，原名平遙會館，又名集瀛會館，後改名顏料會館。明代山西臨汾紙張、顏料、乾果、煙行、雜貨等五行商人在前門外打磨廠創立臨汾鄉祠(臨汾東館)。明代山西臨汾、襄陵兩縣汾河東部在京油商在前門外曉市大街創立會館，原名山右會館，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改名臨襄會館。臨汾其它商人又在前門外大柵欄創立臨汾西館。山西銅、鐵、錫、炭、煙袋諸幫商人在廣渠門內爐神庵創建潞安會館?。
三、陝西商幫的形成
陝西商幫在明代實際上僅指來自緊相鄰接的西安府的三原、涇陽縣和屬州同州的朝邑、韓城縣等地的商人。有關陝西商幫的形成，田培棟認為：「明清時期的陝西商幫是依賴鹽業，借助於明朝政府的開中法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李剛也認為：「明代是陝西商幫在從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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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王士性《廣志繹》卷3《江北三省》。
２謝肇淛：《五雜組》卷4《人部二》。
３據嘉慶《兩淮鹽法志·科第表》統計。
４嘉靖《新安左田黃氏宗譜》卷3《處士黃公崇德行狀》，轉引自陳學文《徽商與徽學》，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
５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2《王政附言疏》。
６韓邦奇：《苑洛集》卷5《封刑部河南司主事王公墓誌銘》。
７韓邦奇：《苑洛集》卷6《席君墓誌銘》。
８張四維：《條麓堂集》卷21《海峰王公七十榮歸序》。
９郭子章：《郭青螺先生遺書》卷16《聖門人物誌序》。
十萬曆《山西通志》卷6《風俗》。
?趙南星：《味檗齋文集》卷11《明正人兵部職方司郎中張公墓誌銘》。
?以上均見李華編《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前言，第2、3、21頁。
?張海鵬、張海瀛主編：《中國十大商幫》，黃山書社1993年版，第59—60頁。
西部邊地貿易中急劇勃興的時期。明王朝在陝西實行的「食鹽開中」「茶馬交易」等一系列特殊經濟政策，刺激陝西商人在食鹽販運、邊茶轉輸和南布北運幾個有關國計民生的大宗商品流通領域異軍突起，形成縱橫全國，聲振南北的西部商業集團，並在明代前中期的幾百年裡，位列各大商幫之首。」１這些看法把握住了陝西商幫形成的社會背景，但稱明前期陝西商幫即已形成，則未免斷時太早。韓邦奇在其《苑洛集》中描述其家鄉陝西同州朝邑八里莊，「莊雖數百家，俗兢藝黍稷，遠服賈，鮮修文學」，又稱同縣大慶關一帶「萬餘家，皆習商賈」２。韓邦奇為正德、嘉靖時人，可知當時朝邑縣人經商已蔚然成風。同時期另一陝西人康海說，陝西涇陽縣，「俗美而習敝，民逐末於外者八九」３。嘉、萬時期的陝西三原人溫純在他的文集中稱，「吾裡俗十七服賈」，「吾邑大小賈甚伙」，「三原俗相矜市布」４。這些地方人多外出經商，習為風尚，說明其時三原、涇陽商人早已崛起，而且是在棉布經營中形成群體力量。韓邦奇和溫純記載的陝西商人多活動於弘治、正德年間。如馮翊眭氏，雖眭浩於永樂間即「商於汴」，但其子敖習舉子業未就，「乃純藝黍稷，遠服賈，家遂饒裕」，成化時攜子行貨過臨清，到眭敖的三個兒子時眭氏才興５。其時是成、弘之際。朝邑權氏，世皆務本食力，到弘治、正德時的權景魁憑藉經商而大興，「八里莊言富族必列權氏」６。萬歷時人李維楨稱，陝西涇陽、三原等縣，「多鹽筴高貲賈人」７嘉、萬時的三原王一鶴兄弟3人，在家鄉和吳越之間合資經營棉布貿易，「貲日起，猶共賈共居。久之，用鹽策淮揚，亦無間言，貲益大起。裡中人指數兄若弟友愛善起家者，必首日王某王某雲」８，成為名聞一地的經商家族。同時人三原王友槐，因家貧，「於是祖計然猗頓之術，以子錢擇人及戚屬貧者，使賈吳越燕晉而寬其力，不能償者厚歸，且賻其柩在外者。人以此益德，爭盡力賈，伙至數十百人。家大起，子錢巨萬，而有施予聲」９。「伙至數十百人」，已是一個頗具規模的商人集團了。同時人涇陽師從政，以千錢市布起家，「人以君椎也，爭繼子錢賈吳越，往來無寧日，其息倍。已，又出捐子錢貸人，其息亦倍。久之，用鹽筴賈淮揚，三十年累數萬金」十。這是王士性在《廣志繹》中描述的那種一人出資、眾商共之的經營方式。張瀚則認為，西北賈多是陝西人，「然皆聚於沂、雍以東至河、華沃野千里間，而三原為最」?。所有這些事例，在反映了陝西三原、涇陽、朝邑等地商人而成幫後的活動情形。前述成化十年(1474)以前在兩淮的山陝商人子弟中進士舉人者主要是陝商子弟。明代陝西商人在宣武門外保安寺創立了關中會館。綜合考量，陝西商人同山西商人一樣，到明代中期或者說成化、弘治之際已然形成了商幫，以群體的力量大規模從事南北商品貿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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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李剛：《陝西商幫史》，西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頁。又《淮鹽備要》載：「明中鹽法行，山陝之商麇至，三原之梁……涇陽之張、郭，西安之申，臨潼之張，兼籍故土，實皆居揚。往往父子兄弟分居兩地。」
２韓邦奇：《苑洛集》卷6《處士權公暨配黨孺人合葬墓誌銘》，卷7《國子生西河趙子墓表》。
３雍正《陝西通志》卷45《風俗》，轉引《康對山集》。
４溫純：《溫恭毅集》卷11《明壽官峨東王君墓誌銘》，《明員伯子墓誌銘》，《明壽官師君墓誌銘》。
５韓邦奇：《苑洛集》卷4《馮翊眭公墓誌銘》。
６韓邦奇：《苑洛集》卷6《處士權公暨配黨孺人合葬墓誌銘》。
７李維楨：《溫恭毅公創建龍橋碑記》，載《關中溫氏獻徵集》。
８溫純：《溫恭毅公文集》卷10《明壽官王君暨配墓誌銘》。
９溫純：《溫恭毅公文集》卷11《明永壽府輔國中尉友槐公墓誌銘》。
十溫純：《溫恭毅公文集》卷11《明壽官師君墓誌銘》。
?張瀚：《松窗夢語》卷4《商賈紀》。
四、廣東商幫的形成
所謂廣東商幫，實際上在明代主要是廣州幫與潮州幫，在清代還包括嘉應幫等。關於廣東商幫的形成和發展，黃啟臣有系統的論述。他原來認為，隨著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的發展，「一些商人紛紛組織私人武裝船隊，衝破海禁，出海貿易，逐步形成了以武力取得對外貿易權利的海商貿易集團，即海商商幫的出現」，「由此可見，廣東商幫是在明嘉靖年間逐步形成的。而首先形成的是海商商幫。隆慶開放海禁之後，廣東商人集資結幫出海貿易者更是層出不窮」，著名的海商包括澄海的林道干、潮州的諸良寶等，「他們為了保證海外貿易的安全，不僅內部拜結為幫，而且還與其它海商聯合起來成為大的海商集團」，「廣東商幫是在明嘉靖中葉以後逐步形成的。而首先形成的海商，與之相適應而形成的是牙商和國內長途販運批發商」，「廣東商幫主要是由廣州幫和潮州幫構成」１。可近來黃啟臣等又認為，直到清代康熙開海貿易後，「潮州商人才算是形成了真正獨立的商人群體而成『幫』了」２。
明末清初的屈大均說，廣州「人多務賈與時逐」３，可見廣州人經商之勢頭。從廣東商人的活動情形及其組合形式看，至遲到明後期，以廣州商人和潮州商人為主體的廣東商幫確已形成了，或者可以說，廣州商幫和潮州商幫已經分別形成了。廣州商人於萬曆年間在蘇州閶門外山塘建立了嶺南會館４。由廣西平樂府城乾隆年間所刻粵東會館《鼎建戲台碑記》載「平郡會館之設，創始明萬曆間」可知，廣州商人於萬曆年間在廣西樂平府創建了粵東會館５。萬曆二十五年(1597)海南島儋縣已有天後宮，至清初改名為廣[州]府會館，隨又改名為福潮會館６。廣州府的東莞商人於天啟五年(1625年)在蘇州閶門外半塘建立了東官會館７，後改名寶安會館。乾隆四十二年(1777)，潮州商人說：「我潮州會館，前代創於金陵，國初始建於蘇郡北濠。」８可見潮州商人於明代在南京也建立了會館。南京非廣東商人科考地，潮州商人建有會館，說明他們已經獨立成幫。由這些事例可知，認為直到清代開海以後「潮州商人才算是形成了真正獨立的商人群體而成『幫』了」的看法，對潮州商人成幫的時代則不免估計不足斷之太晚。
五、福建商幫的形成
福建商幫幾乎包括全省商人，在明代主要是泉州幫、漳州幫、福州幫和建寧、福寧等府州的商人。在地瘠沿海的泉、漳等地，明中後期就形成了以海商為主體的商幫。曾任福建巡撫的譚綸於嘉靖四十三年(1564)說；「閩人濱海而居，非往來海中則不得食。」９。明代實行海禁，民間片帆不許下海，但明初即有人「私自下番」，前往海外各國。只是規模不大，也不普遍，直到「成、弘之際，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十。正德、嘉靖之際，福建海商違禁出海貿易漸成風氣。所謂沿海居民「素以航海通番為生，其間豪右之家，往往藏匿無賴，私造巨舟，接濟器食，相倚為利」?。顯然這是群體「通番」貿易活動。以致在走私貿易港口雙嶼等地，「馴至三尺童子，亦知雙嶼之為衣食父母，遠近同風」?，月港附近的海域，「每歲孟夏以後，大舶數萬百艘，乘風掛帆，蔽大洋而下」，「閩漳之人與番舶夷商貿販番物，往往絡繹於海上」，「興販之徒紛錯於蘇杭近地」。人稱「十數年來，富商大賈侔利交通番船滿海」?。違禁走私貿易的人數越來越多。嘉靖二十一年(1542)，福建漳州人陳貴等連年率領26艘船載運貨物到琉球貿易?。在福建福、興、漳、泉四府，僅從嘉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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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黃啟臣：《明清廣東商幫的形成及其經營方式》，《十四世紀以來廣東社會經濟的發展》，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另參見《中國十大商幫》，第213—214頁。
２黃啟臣、龐新平：《明清廣東商人》，廣東經濟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頁。
３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4《食語》。
４顧祿：《桐橋倚棹錄》卷6《會館》；《嶺南會館廣業堂碑記》，《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第327頁。
５轉引自鐘文典主編《廣西近代圩鎮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72頁。
６民國《儋縣志》卷4。
７顧祿：《桐橋倚棹錄》卷6《會館》。
８《潮州會館記》，《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340頁。
９《明世宗實錄》卷538，嘉靖四十三年九月丁未。
十張燮：《東西洋考》卷7《餉稅考》。
?《明世宗實錄》卷189，嘉靖十五年七月壬午。
?朱紈：《雙嶼填港工完事》，《明經世文編》卷205。
?胡宗憲：《籌海圖編》卷11《經略一》。
?嚴嵩：《琉球國解送通番人犯疏》，《明經世文編》卷219。
十三年(1544)十二月到二十六年(1547)三月的3年多時間中，到日本從事走私貿易而為風漂到朝鮮並被解送回國的福建人就達千人以上，其中僅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二月一次被解送回國的載貨通番者漳州人李王乞等就有39人１，嘉靖二十六年(1547)三月一次被解送回國的福清人馮淑等更多達341人２。人們所熟知的海商集團，就是在這種經常性、大規模的群體通番活動中形成的。嘉靖年間的著名海商集團，如王直、李光頭、許棟、洪迪珍、張璉等集團，其頭目雖未必都是福建人，但其成員則大多是福建人，當時人估計，在嘉靖倭患的數萬海寇中，漳、泉人就佔其大半。這些海商集團，往往以數條船結成船隊，推一強有力者為船頭，「或五十艘，或百餘艘，或群各黨，分泊各港」，「紛然往來海上，入日本、暹羅諸國行貨」３。規模大，實力厚，組織較為嚴密。由走私貿易的風氣、規模以及走私者的集團行為，可以推定，正德、嘉靖之際福建的泉州商幫、漳州商幫或者說泉、漳商幫已經形成。
在泉、漳等各支商幫中，傅衣凌注意到，泉州的安平商人尤其突出。安平僅為泉州的一個鎮，但在明後期經商蔚為風氣４。何喬遠說：「吾郡安平鎮之為俗，大類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則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故今兩京、臨清、蘇、杭間，多徽州、安平之人。第徽人以一郡而安平人以一鎮，則徽人為多。是皆離其室家，或十餘年未返者，返則兒子長育，至不相識，蓋有新婚之別聚以數日離者。」５是說安平人經商之普遍。何喬遠又說：「安平一鎮在郡東南陬，……其民嗇，力耕織，多服賈兩京都、齊、汴、吳、越、嶺以外，航海貿諸夷，致其財力，相生泉一郡人。」６是說安平商人在泉州商幫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泉州人李光縉也說：「吾溫陵裡中家弦戶誦，人喜儒不矜賈，安平市獨矜賈，逐什一趨利。然亦不倚市門，丈夫子生及已弁，往往慶著鬻財，賈行遍郡國，北賈燕，南賈吳，東賈粵，西賈巴蜀，或沖風突浪，爭利於海島絕夷之墟。近者歲一歸，遠者數歲始歸，過邑不入門，以異域為家。壺以內之政，婦人秉之。此其俗之大都也。」７是說安平商幫多行商遠地，而非坐賈。李光縉又說，「安平之俗好行賈，自呂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趨利，十家而九」，「安平人喜賈，賈吳越以錦歸，賈大洋以金歸」８。李光縉還多次提到，「安平不諱賈」，「安平人多行賈周流四方」９。按照這種說法，明後期的泉州商幫，實際上主要是安平商人。
明代萬曆年間，以福州商人為主體的福建商人，在蘇州萬年橋大街興建了三山會館十，具體時間據說是萬曆四十一年(1613)?。崇禎年間，在嘉興府嘉興縣的南十三莊北稱字圩，閩商創建了天後宮，兼稱福建會館?。在閩、浙、贛、皖四省交界的浙江衢州府的西安縣城南三十里，有老天後宮，「相傳明末清初建，謂之下會館」?。可見大體上與泉、漳商幫同時，福州商幫也已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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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明世宗實錄》卷293，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乙酉。
２《明世宗實錄》卷321，嘉靖二十六年三月乙卯。
３胡宗憲：《籌海圖編》卷11《經略一》；傅維鱗：《明書》卷162《亂賊傳·王直》。
４傅衣凌：《明代泉州安平商人史料輯補》，《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編》，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５何喬遠：《鏡山全集》卷48《壽顏母序》。
６何喬遠：《鏡山全集》卷52《楊郡丞安平鎮海汛碑》。
７李光縉：《景璧集》卷4《史母沈孺人壽序》。
８李光縉：《景璧集》卷14《二烈傳》，卷3《贈隱君擢吾陳先生壽序》。
９參見傅衣凌《明代泉州安平商人史料輯補》，《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編》。
十餘正健：《三山會館天後宮記》，乾隆《吳縣志》卷106《藝文》。
?民國《吳縣志》卷33《壇廟祠宇》謂：「天後宮，在胥江西岸夏駕橋南，明萬曆四十一年福建商人建。」
?光緒《嘉興府志》卷10《壇廟一》。
?民國《衙縣志》卷4《建置志下·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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