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的啟示



作者:林達
文章來源:真名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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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龍應台同年。當龍應台在海外旅居十年,回到台灣,一邊當教授,一邊一篇篇地寫她的《野火集》時,大陸文革結束,大學恢復招生。我在遺漏了中學、失學十餘年後,終於有機會上完大學。80年代的中國大陸比台灣更封閉,當時我的狀態,恰好處於應該受龍應台啟蒙的位置。多年以後我移居美國。在美國生活了十幾年之後,再回看中國,又有了類似龍應台當初從國外回台時的體驗。所以很巧,我有如此兩頭的感受。

  龍應台從小生活在台灣,去國一程將近十年,初次回去定居,她變得"容易生氣"。這讓我想起自己的經歷。在離開大陸兩年多以後,回去了一次。兩年多的時間很短,可是,一切以前感覺理所當然的事情,出乎意外地變得難以接受。我非常驚訝:中國還是原來的樣子,我怎麼了?我後來明白,兩個不同源頭的文明,若選擇在一個小人物身上衝撞,發生的事情,就可能叫作悲劇。但是,龍應台在把它化為一種積極的力量。

  這個世界很大。資訊的開放,使得和國際接軌變得容易。逐漸知己知彼,就會自然作出調整,面對外部世界,不再感到緊張。這是很關鍵的一步。曾經有過的過度自卑和自尊,是源於對世界的陌生。因此我相信,當年龍應台讓人感覺驚訝的一些話題,已經在今天的台灣成為常識常情。可是,我也相信,龍應台話題背後、她在傳達的那一個世界,人們仍然需要瞭解。這就是龍應台始終不會過時的原因之一。

  今天台灣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現代社會規範,其實是移植於異文化。這樣的制度在它的原生地,也經歷千年磨煉、經歷社會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斷互動,是一個與歷史俱進的漫長過程。這種制度在中華文化圈的移植是"一朝落地",難以馬上生根。因此,需要象龍應台這樣,有強健胃口能夠消化異文化、又土生土長熟悉本土文化的人,擔當一個過渡橋樑。

  我們常常看到,像民主這樣的概念,會成為非常奇怪的東西。雖然那是大家耳熟能詳、張口就來的名詞,在討論中頻頻地運用,可是,這並不是說,大家在講的就一定是同一回事。在民主和民主、自由和自由、政黨和政黨之間,可能存在很大的認知差異。所以,在爭論的時候,有時就是雞講雞的,鴨講鴨的,似乎在使用同樣的語言和名詞,實際上講的卻不是一回事。

  先是概念就來自外來文化。當它引入中華文化、用"漢字"來表達時,這些"字"攜帶著它本來已有的靈魂,又輸入一些外來的血液,以一個新的面貌,開始自我表述。然後,在我們腦子裡形成固定印象,形成新一輪的概念。它們和原來的本意,可能並不完全相同。就如同現代政治的政黨概念,進入中華文化,常常會出現一種同生共死、忠誠不二的組織壓迫感,而在它的原生地,卻是輕鬆自如、隨意切換的個人觀點選擇,而它的基礎,又是文化上價值的個人取向。那種散漫和疏離,和中華文化中傳統的家族、小團體的緊密聯繫,完全不同。而那些離散的個人,又由於西方文化中宗教的影響、結合從市民走向公民的傳統,形成了具有公民責任、公民權利、公德心、自我反省、自我約束的社會細胞結構。如此走向一個法治的自由社會,乍看上去,一盤散沙各行其是,實際上卻是有章有法。這是民主制度的基礎。

  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世界範圍內,大部分殘存的集權制度,已經窮途末路。一個學者,要有能力理解和指出集權制度的不合理,已經不需要很高的智慧。可是,要預警制度變更之後,社會適應的難點,卻並不容易。在一個集權社會,推出一個反對黨似乎是重要的。可是,在民主社會誕生的一刻,社會面臨的難題馬上就截然不同。人們會發現,反對黨的生存不再需要呼籲,相反,可能是突然冒出的一百個政黨面對如何共存而束手無策。新的政治家們、包括學者們本人在內,也立即面臨一個學習過程。如何塑造自己在一個民主社會中作為普通公民的平常心,平衡自己的公民權利和責任;如何拒斥權力誘惑,在一個公民社會平等地生活。每一個從集權社會脫胎出來的人,可能都必須經歷一段時間之後,才能夠漸漸學會。然而,唯不同觀點的平等交流成為社會常態,不同政黨才可能擺脫你死我活的爭鬥文化,成為各種民意正常表達的渠道。民眾唯有成為一個個具有良好素質、獨立意識的個體公民,才不會輕易被政治家調動,成為他們手中任意操縱的工具。

  《野火集》的出版在當時的台灣引起震動。那是社會質變的前夜,是多年鬱結在有待解開的時刻。台灣民主化以後,人們回想龍應台帶來的旋風,更清楚地看到,那些社會批判,其實是推動制度變革的一個動力。這也使得一些人讀到《野火集》,常常理所當然地,就把龍應台單純解讀為"一把野火燒向專制的鬥士"。龍應台出現的時機是一種優勢,也是一個容易被誤解的指針。龍應台的批判性成為令人印象深刻的顯像,人們也因此可能忽略隱隱在下支撐它的基礎。

  龍應台在一個尚未"解禁"的集權制度下,不僅是如其他知識分子所做的,直接抨擊集權制度,而更多地是把批評直指社會的非公民化、即公民社會特質的缺失,直指包括每一個個人的公民意識之淡薄。她批評台灣教育的核心,是指出教育沒有在為公民社會作出準備。龍應台的眼光在當時是超前的。龍應台根據自己對世界和台灣的瞭解,或許預見到當時台灣集權制度的瓦解,並不是那麼艱難和遙遠。可是,龍應台一定知道,在它瓦解之後,一個移植的制度,會立即面對公民社會的單薄基礎,面臨根系深入的障礙。因此,龍應台不是簡單地衝擊集權政府,促使它的解構,而是提前讓民眾理解,民主不僅是一個政治制度,它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固守中華文化圈傳統社會的許多舊觀念,並不利於這個制度的存活和生長。這個方向的批判,其實需要更大的智慧和勇氣。  


在集權社會的末期,站在民眾的立場,把矛頭直指專制政府,雖然被政府所不容,可是你的身後自有萬千民眾的支撐。龍應台從一開始就放棄有利地勢,選擇站在一個孤立的位置。不僅批評政府,更多地是尖銳刺向每一個人的內心:你有沒有為一個民主的公民社會做好準備,你自己是不是一個合格的公民?假如不是,先改變你自己。面對中華文化圈,龍應台不避諱她的思想資源的異文化源頭;面對民眾,她緊追不捨地指出每一個人的弱點和未盡的公民責任:

  "幾流的人民就有幾流的政府,就有幾流的社會、幾流的環境",至今讀來令人驚心動魄。

  這樣的尖銳不僅是在檢驗龍應台的勇氣,更是在檢驗當時大多數台灣民眾的水平,能否消化一劑重藥,激發出自省的能力。二十年飛快地就過去了。那個舊日台灣,已經成為遙遠的故事。可是,《野火集》內涵的前瞻性,一些和特殊時代背景相連的政治批判已經過時,《野火集》依然生氣勃勃。它不僅是一個歷史記錄,還是仍在燃燒中的野火。因為,龍應台的預見,在今天的台灣變為現實。

  而龍應台的尖銳並不走向居高臨下。除了個人素質,也是在一個平等社會中,長期地接受潛移默化的結果。你感受到平等,她也是和你一樣的一個公民。這種分寸感對一個傳播火種的知識分子,常常很難拿捏。從中華文化圈裡出來,很多人能夠做到文字優美、內容正確、邏輯嚴密,可是,也許是我們習慣了這一文化中"士"的特殊位置,對自己的定位定調往往會"開低走高",作社會批判時,會忘記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員。批判的烈度越大,自我的位置就不斷上升,不能持之以恆地維護和讀者對話的平等。因為在這個文化中,歷來缺少平等的概念。對於我們,自己的"低調"還是理智的產物,而不是本能的反應。

  相比二十年前,中華文化圈裡的知識分子,都有了更大的舞台來表現自己。可是,要留下不但能夠震撼當時,更能讓人長久回味、影響深遠的文字,就不僅需要紮實的文字功底、思想的力度,還需要許多其他的東西。龍應台在給我們啟示。閱讀龍應台,我常常想到,刺破平靜水面的銳利冰峰,它也許只露出一角,可是,你總是可以在這水面之下,找到沉沉穩穩的一個山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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