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權力」、「文學反抗」與文學的「先鋒性」 zz
作者：羅崗
文章來源：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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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聽到陳思和老師關於「五四」文學「先鋒性」的論說，是在去年夏天在上海舉
辦的一個暑期高級研討班上，當時請陳老師來演講，他談的就是這個題目。後來又讀到了
他發表在《復旦學報》上的長篇文章《試論「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鋒性》，更感到了思
考的廣度。而這篇《「五四」文學：在先鋒性與大眾化之間》則進一步
深化了論題，就像吳福輝老師說的那樣，「陳思和提出的問題其實並不局限在『五四』，
而是牽涉到現代文學研究『整體性』、『全局性』的一個看法，即消解歷來的所謂新舊文
學的厚障壁，來重新闡釋中國20世紀文學的歷史。」（《當新舊文學界限的堅冰被打破》
）但今天提出「先鋒性」問題，一方面在於重建一個考察20世紀中國文學的新視野，一方
面又與當下關於「文學性」的討論相關。我的看法是「先鋒性」的涵義是多重的，這或許
可以增進對「五四」文學「先鋒性」的深入研討。
之所以把面向歷史的研究也理解為對現實的表達，不單是為了印證「一切歷史都是當
代史」的名言，一個更關鍵的因素是來自於一次討論。去年李陀和吳亮在陳村主持的「小
眾菜園」上就「純文學」問題爭論得不亦樂乎。話題由一篇李陀「答記者問」引起，《上
海文學》專門開闢了欄目，連續發表了多篇文章，我也參與其中。後來的討論雖然是舊話
重提，但因為在網絡上爭論，短兵相接，拳拳到肉，很快就把問題集中到「文學」與「壓
迫、反抗和批判」的關係，集中到「文學等級制」等方面。「文學反抗」與「文學等級制
」的問題，與陳思和老師的議題表面上似乎遠了一點，其實還是相關的。如「先鋒性」轉
化為「常態」時就顯然會失去部分的「文學反抗性」等等。我把自己的意見貼到我常去的
論壇，卻不料引來網友關於「說到認識等級制，與扭轉這種等級制，看上去距離很遙遠的
樣子；尤其是將這和反抗壓迫聯繫在一起的時候」，「『文學等級制』只是一個開始，開
始之後怎麼辦，如果開始之後發現文學等級制在某種程度上的合理性該怎麼辦（當然這是
在我們發現它的不合理和壓迫性的基礎之上）」的追問。於是，我回了這樣一個帖子：
我從李陀那兒受到了啟發。因為他整個思路還是退守性的，批評文學等級制度，沒有
問題啊，連對手也同意嘛！就像連華爾街的經紀人也會承認馬克思是批評資本主義的「詩
人」。用非虛構文學來擴大文學的領地，只是權宜之計啊。我想他肯定沒有忘記，支撐「
文學」的根基還是「虛構」，我們一定記得亞里斯多德在《詩學》中對「詩」與「史」的
經典分疏吧。
所以我的思考是從與他的分歧開始的，還是只能簡化了說，第一，文學的根本還是在
「虛構」上而不是「非虛構」，之所以強調這點，不是為了維護文學等級制度，而是重新
肯定「文學」反抗的可能性；第二，這種可能性就建立在李陀和吳亮反覆辯論的「另一種
壓迫」上，我也借這個詞來說，但我的重點不在李陀所舉的「文革」的例子上，也與他後
來借用福柯的分析略有區別，我想強調的是今天人們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資本」（以及
與資本結合在一起的其他權力形式）對「文化」、「傳統」、「情感」、「慾望」和「潛
意識」的奴役、壓迫和剝削，這種種支配性的權力形式已經無法用傳統的壓迫來概括，但
同時也是對傳統壓迫的深化和創造性的開發，在這個意思上，我願意高度評價福柯「生命
權力」和「生命政治」的概念，因為是他天才地預見了與「生命」結合在一起的「治理」
方式將會重構社會結構、政治架構、個人主體性和無意識秩序，從而進入到一個可怕的無
法反抗只能訴諸身體快感的世界。當然，在激進的方向上發展「生命權力」概念的理論，
會承認面對這一切人們已經無能為力，而是強調將這一領域開放為一個鬥爭的空間，樸素
地講，這依然是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辯證法」，但這種辯證法的力量不是退守的
，而是主動出擊的，所以它不會止於僅僅批評文學等級制度，甚至幻想有一個文學平等的
大同世界，如果是這樣，那就變成「烏托邦」了，不是「辯證法」，辯證法的做法是要將
「文學等級制度」扭轉過來，為我所用，具體地說，先必須承認文學的根本就在於「虛構
」，而且數千年「虛構」的傳統（既有來自典籍的，也有來自民間的）為今天的「文學」
提供了無窮的資源。既然壓迫是發生在感性的、無意識的和想像的領域，那麼「文學」天
然是針對這個領域，甚至可以說開創了這個領域，自然要在這個領域中發揮作用。
今天在人們悲觀地哀歎「文學」越來越不能對「社會」產生影響的時刻，我卻從「生
命權力」這種新的「治理」方式中，看到了「文學」反抗重新獲得力量的可能。
要做到這點，孤芳自賞的「私人化寫作」自然不在話下，而那種僅僅訴諸立場的「左
翼傷痕文學」或「淚水文學」同樣也無法達到這種高度。
我之所以把這看似偏離主題的網上討論寫在這裡，是因為我想說的是，這種討論對於
認識文學的根本性質有極大的教益。而歸根結底，文學內部和外部的種種性質與壓迫力，
使我們加深對什麼是文學的先鋒性、常態性的認識。而「先鋒與常態」正是陳思和老師試
圖從文學性質引出的對20世紀文學重新評估的新的價值體系。面對「另一種壓迫」，「文
學」如果要避免「生命權力」的宰制，就必須重新想像「文學反抗」的方式和路向。而「
五四」以來文學對「先鋒性」的追求，正好構成了今天思考「文學性」的寶貴資源。陳思
和老師的文章雖然沒有直接處理「文學反抗」的問題，但他將「政治困境」與「審美困境
」視為「先鋒派」的兩大「天敵」，並且推衍出先鋒派「成功」與「失敗」的辯證法：「
先鋒的成功不是通過勝利來實現，而是通過失敗，如果他勝利了，他就失敗了。他在失敗
的形態下發生影響。」這無疑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文學反抗」的理解，所以在這個意義
上，我更願意把這種關於「五四」文學「先鋒性」的深入討論，轉化為一個關於文學「先
鋒性」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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