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猶主義要素:啟蒙的界限



作者:阿多諾
文章來源:文化研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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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霍克海默、阿多諾,/渠敬東 曹衛東譯

今天,對於某些人來說,反猶主義(Antisemitismus)已經成為與人類命運休戚相關的問題;而對於其他人來說,它只不過是個借口而已。法西斯主義並不把猶太人看做是少數民族,而把他們看做是敵對種族,看做是消極原則本身的體現。只有滅絕這個種族,才能保證世界的幸福。與此相反,另外一種極端的觀點認為,猶太人是沒有民族或種族特徵的,他們只是通過宗教觀念和宗教傳統形成的一個群體,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可以肯定的是,只有東方的猶太人才具有猶太特徵,特別是在他們還沒有被完全同化的情況下。這兩種觀點既是正確的,也是錯誤的。
第一種觀點之所以正確,是因為法西斯主義使它變得正確。今天,猶太人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錯誤的社會秩序裡形成的一種毀滅慾望所針對的群體。猶太人被那些十惡不赦之人侮辱為十惡不赦之人。事實上,他們是被遴選出來的民族。儘管已經不再存在對經濟支配的要求,但猶太人卻仍被認定是惟一純粹的專制對象。工人已經被拋到了社會邊緣,人們有充分的理由不去告訴他們真相;黑人被囚禁在其固有的空間之內;但猶太人必須從地球上清除出去,像根除蟲豸一樣徹底根除猶太人的呼聲,在世界上每一個正在嶄露頭角的法西斯主義者心中都有著迴響。國家主義者在整個世界面前所塑造的猶太人形象,實際上不過是他們自己的自我形象而已。他們的願望就是不借一切代價擁有所有財產,攫取無限權力。他們把自己的罪惡嫁禍在猶太人身上,他們把猶太人蔑視或抵毀為統治者,把他們釘在了十字架上,並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們當作任人宰割的犧牲品。
另一種是自由主義觀念,作為一種觀念,它可以說是正確的。這種觀念包含了一種社會圖景,在這個社會裡,不再會產生憤怒,也不再會去尋找可以用來證明社會的特徵。但既然自由主義觀點是建立在人類團結一致的原則之上,那麼,它就會對既存狀態作出一番辯解。事實上,通過某種少數民族政策以及某就像為保護最後一批自由市民階層所做的那種姿態一樣。軟弱無力的自由主義者招來了軟弱無力的敵人。猶太人的生存和表現,使無法與其一致的普遍性本身產生了問題。固執不變的生活秩序使猶太人與統治階級產生了某種不穩定的關係。他們總是希望能得到統治階級的接受,而不會受到他們的控制。猶太人與統治民族之間的關係也總是一種貪婪和恐懼的關係。但是,一旦他們放棄了與統治階級之間的差異,那些野心勃勃的人就會暴露迄今為止一直被社會壓制的那些冰冷的、斯多亞式的性格。啟蒙與統治之間的辯證聯繫,以及猶太人在啟蒙運動、民主運動和民族運動的偉大哲學中所感受到的進步與殘酷和自由間的雙重關係,都體現在他們被同化的特殊本質中。被同化了的猶太人在努力去遺忘那些屢遭奴役(彷彿是第二次行割禮)的痛苦回憶的過程中,具有了一種自我約束的啟蒙精神,這種精神使他們從備受煎熬的共同體徑直轉變為近代資產階級。上述一切都不可阻擋地使猶太人重新返回到被殘酷地壓迫和重組為一種純粹的「種族」狀態之中。但是,種族並不像民族那樣,有著一種特殊的自然特徵。它只是在構成普遍性的現實狀況下,被還原為一種自然物,一種純粹力量.一種頑固不化的特殊性。今天,種族已經成為資產階級個體與一種野蠻群體相認同的自我確證。自由猶太人所相信的與社會和諧一致的觀念,最終不得不被當做是民族共同體自身所固有的和諧。他們認為,是反猶主義扭曲了秩序,但秩序本身在現實中如果不扭曲人的話,也不可能繼續存在下去。對猶太人的迫害,就像任何其他形式的迫害一樣,是與上述那種秩序分不開的。儘管這種秩序暫時可能被成功地掩蓋掉,但它最終的實質就是暴力——這點今天終於昭然若揭了。
反猶主義作為一種全民運動,所追求的正是它的鼓吹者一貫反對的社會民主黨的內容,即要求平等。而那些沒有權力指手劃腳的人們,必然會遭到與大眾一樣的下場。狂熱的追隨者,從德國的政府官員到哈勒姆(Harlem)的黑人,無論何時何地,都十分清楚,歸根結底,他們自己從中所能得到的就是一些快樂,一些看著別人再也無所得而獲取的快樂。對猶太人財產的「洗劫」,最終部落人了上層的腰包,而並未給第三帝國的民眾帶來更多的好處,就像哥薩克人在旗熊大火中並未掠奪到一分一文一樣。這裡,最實在的好處就是那令人一知半解的意識形態。猶太人經濟破產的事實,並沒有增加而是減少了國家主義這一靈丹妙藥的吸引力,這正證明了它的真實本性:即它不僅沒有幫助人們,反而助長了人們強烈的破壞砍。它為人民(volksgenosse)所帶來的真正利益,就是對這種憤怒的集體擁護。人民得到的好處越少,就越固執地文持這一運動。反猶主義已經證實了它具有免除不當「收益」的能力。對於大眾來說,反猶主義是一種窮奢極欲。
統治者實施反猶主義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反猶主義總是成為一種遮人耳目、營私舞弊、威脅恐嚇的廉價手段。道貌岸然的匪徒竭力抬高這種主義,而低三下四的則具體實施著這種主義。但是,反猶主義體現出來的社會和個人的精神形式——它是前歷史和歷史相互交織的產物——卻仍舊模糊不清。如果深植於文明的苦難還沒有被明確地診斷出來,那麼,個人即使是毅然決然地作出犧牲,也無法通過認識去根除這種苦難。所有理性的、經濟的和政治的解釋及其反證——儘管它們總是正確的——並不能提供一種診斷,因為理性連同統治一起仍舊建立在苦難的基礎上。在攻與守的盲目較量中,迫害者和他的受害者都屬於同一個不幸的陣營。反猶主義行為方式是在因為被剝奪了主體性而變得盲目的人重新獲得主體的情況下出現的。對那些深陷其中的人們來說,他們的行為就像行為主義者所斷定的那樣,是凶狠殘忍的和無動於衷的,同時也無法提供出一種解釋。反猶主義是一種精緻的圖式,也是一種文明儀式;集體屠殺就是貨真價實的劊子手儀式。從中可以看出,將它們限制在一定範圍內的意識和意義已經無能為力,真理也已走入窮途末路。這種視殺戮為消遣的荒唐行為,可以證明人們所遵循和順從的只是頑固不化的生活。
反猶主義的盲目性和無目的性促使它把自己說成是一種出氣筒,一種真理標準。憤怒在毫無還手之力的受害者身上發洩出來。既然受到迫害的人們可以在不同情況下相互替換——或是吉普賽人,猶太入,或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等等——那麼,一旦他們發覺自己擁有規範權力,他們也會相互替換著成為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因此,沒有天生的反猶主義,也沒有天生的反猶主義者。那些叫嚷著猶太人血統是第二自然的成年人,並不比那些叫嚷著要消除血統的年輕人更知其緣由。而知其緣由的發號施令者們其實也並不憎恨猶太人,他們不喜歡那些走狗們。但是,在經濟上和性慾上都毫無損失的走狗們,卻感覺到了仇恨,感覺到了無邊無際的仇恨。他們不允許任何形式的輕鬆自在,因為他們從不知道什麼叫做滿足。因此,被組織起來的劊子手實際上受到了一種唯心主義動力的鼓舞。他們開始巧取豪奪,並且為此編造出一種冠冕堂皇的意識形態,胡說什麼要拯救家庭、拯救祖國和拯救人類。但是,既然他們做的是坑蒙拐騙的勾當(他們已經隱秘地意識到這些),那麼,他們試圖加以合理化的那種拙劣的合理動機,即掠奪,就會被逐漸地削弱,儘管這種動機也—反主觀意志而變得誠實可靠。骯髒的衝動從一開始就比完全獲取它們的理性更接近這種動機。理性之島被淹沒了,
只有絕望的人們還單純地表現為真理的捍衛者,表現為還要改變地球最後一個角落的革新者。每一種生命都成了他們憎惡的對象,再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扭轉他們的憎惡。行動本身實際上成為了一種自發的目的,並且掩蓋了自身的無目的性。反猶主義總是號召人們起來採取一攬子行動;反猶主義和總體性之間從一開始就存在著緊密的聯繫。盲目性包含了一切,只因為它一無所知。
自由主義允許猶太人佔有財產,卻不給他們任何發號施今的權力。即使是那些沒有權力的人,也應該享受到幸福,這曾是人權的最初構想。但是,被蒙騙了的大眾已經感覺到,只要階級存在,這種普通意義上的許諾便只不過是一句謊言而己,繼而他們的憤怒使會油然而生。這是一種被嘲弄的感覺。他們必須壓制住那些特別有關於幸福的可能和觀念,但越是這樣,這觀念就越是顯得切合現實。儘管他們對這種觀念作了根本否定,但無論何時何地,就在它似乎馬上得以實現的時候.人們總會再一次重複他們對自己的願望的那種壓抑力量。對引起這種重複的任何事物來說,不管它本身有多麼的不幸——流浪漢(Ahasver)和寵人兒(Mignon),逗留在希望之鄉的異客,讓人喚起性愛的美人,或者使人聯想起胡亂雜交的被放逐的禽獸等——都會把文明人的破壞欲吸引在自己身上,而這些文明人從來就不能徹底實現痛苦的文明進程。那些雜亂無章地支配自然的人們,在備受蹂躪的自然裡,看到了一幅軟弱無力卻又極富刺激的幸福表象。沒有權力的幸福思想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只有掌握權力的人才會有真正的幸福。資助布爾什維克的營私舞弊的猶太銀行家,以及他們所策劃的不切實際的密謀,就是一種先天蠢笨無能的象徵,就像美好生活是一種幸福的象徵一樣,與這種幻想同出一爐的就是知識分子形象:他們看起來總是在想這想那——這是一種別人求之不得的奢侈——但他們卻把那些正在流血流汗的體力勞動者丟在了腦後。銀行家和知識分子,金錢和精神,這些流通領域的代表人物,既扮演了被統治者摧殘的虛假典型,又扮演了被統治者用來永久維護自身的形象。
在現代社會裡,原始的宗教感情和新的宗教形式,以及大革命留下來的遺產都在市場上被公開販賣,法西斯主義頭子在密室裡做著國土和國民的罪惡交易,而與此同時,普通大眾卻對天天坐在收音機前面來盤算價格的生活習以為常;這個社會,正在敗露無疑的詞句公然被合法化為政治欺騙的有效組成部分:在這個社會裡,政治不僅成了一種生意,而且生意已經全盤成為政治。這個社會,被一種針對猶太人遲鈍的商業觀念而產生的極度憤怒所鉗制,而猶太人本身卻被劃定為惟利是圖的二道販子。正因如此,猶太人也必須為一個新的人類種族讓開道路,而這個種族正在把生意抬高到一種絕對的高度。
資產階級反猶主義的形成具有一種極為特殊的經濟原因:即用發展生產來掩飾統治支配。早期的統治者總是採用直接的鎮壓手段,他們不僅讓社會底層階級從事一切勞動,面且總是把勞動視為處於他們強制命令之下的一種恥辱;而在重商主義時期,專制君主卻搖身一變,成了大工場主,生產勞動也變得高雅起來。作為資產者的統治者最終脫去了他們作為貴族的華麗衣裳,換上了平民的土布衣衫。他們為了更加合理地支配人們,宣稱勞動並不是下賤的事情。他們聲稱自己也是具有創造力的工人,但事實上他們仍然一如既往,成為實權在握的霸主。製造商像銀行家和商業奇才一樣,進行著冒險活動。他不斷地進行核算、籌劃、購買和銷售。他在市場上根據自己的資本數額不斷通過競爭獲取利潤。他不僅在市場上掠奪一切,而且也在特殊資源上掠奪一切:作為自身階級的代表,他非常清楚地意識到,在勞動過程中他可不能比工人們遜色太多。工人們不得不提供最大數量的產品;而他則像真正的夏洛克一樣,要的是那磅鮮肉。作為機器和生產資料的佔有者,他迫使他人為自己而生產。他自稱為生產者,但他和所有人都知道其中深藏著的奧秘所在。在自由主義時代,資本家認為自己支付了工人的薪水,而今天,則認為自己向經理人支付了報酬,不管他們怎麼說.他們都是想為自己辯解;而資本家的這一生產勞動已經變成了一種意識形態,它徹底掩蓋了勞動契約的真實本質以及經濟體系的貪婪本性。
因此人們高呼:抓住竊賊!——並且直指猶太人。猶太人實際上不只是單個人的陰謀詭計的替罪羊,而且是更廣意義上的替罪羊,因為所有階級在經濟上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都強加在了他們身上。工廠主在工廠裡對他的債務人,即工人進行了監視,他心裡明白,只要他還沒有討給工人工錢,工人們就得好好地幹活。工人們也只有在不再考慮用這點工錢來買點什麼的時候,才能意識到自己的真實處境。極少數的工業巨頭可以銷毀對統治者已經無甚用處的大量的設備和產品,而勞動者的所得卻是微乎其微。實際上,工人所得到的工錢在市場上幾乎買不到什麼東西;而銷售商們卻仍舊繼續為他們所承受不起的商品價值大做廣告。從工資與價格的關係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工人們究竟被剝奪了什麼。在工人領取工資的同時,他們也就接受了他們被剝削的原則。商人總是向他們展示他們與工廠主簽定的勞動合同。這樣,商人就成了整個體系的執行官,他把其他人的一切仇恨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流通領域似乎為剝削承擔了責任,然而這必然是—種社會假象。
猶太人並沒有獨佔住流通領域。但是,他們被束縛在流通領域裡實在太久太久了,以至於他們無法用自身的本質來反襯他們一直承受的仇恨。與他們的雅利安同事相反,猶太人是普遍地被排除於剩餘價值的源泉之外的。他們通過長時期的千辛萬苦,才最終被允許佔有生產資料。當然,在歐洲歷史進程中,特別是在德國皇帝的統治下,受過洗禮的猶太人在工業生產和行政管理方面被允許享有很高的地位。但是,他們一般總是用兩種虔誠的信念來對自己作出評價,一是勤勤懇懇,二是固執的自我否定。只有在他們的行為默認和接受了對其他猶太人所做的判決的時候,他們才會被賦予現在這樣的地位:這就是洗禮的目的所在。不管這些傑出的猶太人成就了多少偉大的事業,他們都不能促使猶太人被接納為歐洲民族;他們從來本被允許在歐洲紮下根來,因此他們也總作為無根的種族而校遣散各處。猶太人為了保證自己的生活地位,充其量只能依靠皇帝、諸侯或者是專制國家。然而,所有統治者自身在經濟方面都曾比其他民眾有著優越的條件。統治者總是讓猶太人充當一種中間人,他們保護猶太人去反對那些必須為進步付出一定代價的勞苦大眾。這樣,猶太人就成了進步的殖民者。自從他們作為商人,協助把羅馬文明傳遍了文明的歐洲.他們在與家長制宗教的融洽關係中就成為了地方自治、資產階級、最後是工業生產條件的代表。他們把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帶到了不同的國家,同時也把所有深受資本主義壓迫的人們的仇恨集中到了自己身上。正是猶太人曾經全心投入推動經濟進步,而這在今天給他們自己帶來了困頓的窘境,他們在被資本主義竭力貶低的手工業者和農民的眼裡,成為了眼中釘肉中刺。他們正在承受著為資本主義
孤僻的排他性格所付出的代價。那些總是事事爭先的人們,最後遠遠地落在了後面。即使一個美國娛樂業托拉斯的猶太老闆,在對金錢作繭自縛般的吝惜中也總是內心絕望地陷於防備
狀態。他們身著長袖長抱,也只是一種古代中產階級的遺風。在今天,這種穿著恰好說明他們已被拋到社會的邊緣,這個被徹底啟蒙了的社會仍舊希望祛除遠古時代遺留下來的幽靈。那些宣傳個人主義、抽像權利和人性觀念的人們,現在已經被貶斥為下賤的族類。而那些從來就不被允許自由地享用他們曾經給人類帶來尊嚴的市民權利的人們,都不加區別地被稱之為「猶太人」。直至19世紀.猶太人還仍依靠著與中央權力結成的同盟。由國家保護的普遍權利,是猶太人的安全保證,而緊急狀態法(Ausnahmegesetz)卻是猶太人面臨著的白色恐怖。即便猶太人始終在守護著自己的權利,他們也不過是讓人憐憫的對象。商業與其說是他們的職業,倒不如說是他們的命運。猶太人不得不假裝扮成富有創造力的工業騎士。猶太俗語讓他們明白,他們為何總是自己作踐自己:他們的反猶主義是一種自我仇恨,是寄生蟲式的歪心邪念。
摘自《啟蒙辯證法》,渠敬東 曹衛東譯,第188-1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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