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古史辨運動興起的思想來源
作者：廖名春
文章來源：原道——文化建設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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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頡剛是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古史辨運動的主帥。從古史辨運動一開始，顧頡剛就特別
具有歷史意識，在《古史辨》第1冊寫了一篇長達6萬字的《自序》，突出強調他倡導、組
織古史辨運動的心路歷程，詳盡地交代了古史辨運動的緣起。半個世紀以後，他又發表了
2萬字的長文《我是怎樣編〈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冊，1982）。[1]因此，古史
辨運動產生的思想線索應該是非常清楚的。但是，細讀這兩篇自述，可以發現顧頡剛關於
古史辨運動產生的思想線索的敘述有頗不一致之處。在1926年的《自序》裡，顧頡剛認為
他「上古史靠不住的觀念」來源有四：第一是自劉知幾至崔述的辨偽傳統，第二是康有為
為代表的清代今文經學，第三是胡適的實驗主義史學方法，第四是故事傳說、民間歌謠的
暗示。他說：
《新學偽經考》買到了。翻覽一過，知道他的論辯的基礎完全建立歷史的證據上……
後來又從《不忍》雜誌上讀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論上古事茫昧無稽，說孔子時夏、
殷的文獻已苦於不足，何況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說極愜心厭理。下面彙集諸子托古改制的
事實，很清楚地把戰國時的學風敘述出來，更是一部絕好的學術史。（26頁，1982）
自從讀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後，經過了五六年的醞釀，到這時始有推翻古史
的明瞭的意識和清楚的計劃。（43頁，1982）
古史古書之偽，自唐以後書籍流通，學者聞見廣博，早已致疑，如唐之劉知己、柳宗
元，宋之司馬光、歐陽修、鄭樵、朱熹，葉適，明之宋濂、梅鷟、胡應麟，清之顧炎武、
胡渭、毛奇齡、姚際恆、閻若璩、萬斯大、萬斯同、袁枚、崔述等人都是。……長素先生
受了西洋歷史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響，知道中國古史的不可信，就揭出了戰國諸子和新代
經師的作偽的原因，使人讀了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偽史的背景，就從偽史上去研
究，實在比較以前的辨偽者深進了一層。適之先生帶了西洋的史學方法回來，把傳說中的
古代制度和小說中的故事舉了幾個演變的例，使人讀了不但要去辯偽，要去研究偽史的背
景，而且要去尋出它的漸漸演變的線索，就從演變的線索上去研究，這比了長素先生的方
法又深進了一層了。我生當其頃，歷歷受到這三層教訓，加上無意中得到的故事的暗示，
再來看古史時便觸處見出它的經歷的痕跡。（78頁，1982）
但至80年代初《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一文時，他卻說：
我的《古史辨》的指導思想，從遠的來說就是起源於鄭、姚、崔三人的思想，從近的
來說則是受了胡適、錢玄同二人的啟發和幫助。（12頁，1982）
這裡，再也不談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對自己的影響了。
除了顧頡剛的自述以外，學者們對古史辨運動產生的思想來源多有分析。恆慕義《近
百年來中國史學與古史辨》、屈萬里《我國傳統古史說之破壞和古代信史的重建》、施乃
德《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大致都採納了顧頡剛《自序》的自我解說。[2]楊向奎《論「
古史辨派」》則認為古史辨派的方法論一是受胡適一派考證方法的影響，一是受以康有為
為代表的清末今文經學的影響。（25－27，32頁，1981）王汎森認為顧頡剛在《古史辨》
中最突出的論點「層累造成說」是受了崔述的《考信錄》、胡適提倡的科學方法、民俗戲
曲研究、康有為、章太炎這幾層影響而發展成的，但促成古史辨運動興起的關鍵性因素，
「是以康有為作為代表的晚清今文家的歷史觀」。（36－55頁，1987）
與上述諸說截然不同的是胡秋原。胡氏在《一百三十年來中國思想史綱》一書裡說：
北大教授錢玄同和北大學生顧頡剛逐漸找到一個新工作，這便是《古史辨》－－即專
門否定中國堯舜禹之古史，說這都是神話而不是歷史。
這工作的發起人是錢玄同。……他在《新青年》時代即熱心於廢止漢字，認為「二千
年所謂學問，無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學說」，或「道教妖言」。要「廢孔教滅道教最徹
底的辦法，唯有將中國書籍一概束之高閣」。因此必須廢止漢文。他認為中國文字「斷不
能適用於二十世紀之新時代」。他主張用世界語代漢文，而以英文法文為過渡。……
廢止漢字之事雖未成功，他覺得還有一事可做，此即「疑古」。梁胡諸人盛稱閻若璩
考證古文尚書是偽書，是科學方法。姚際恆的偽書考、康有為的改制考亦被推崇，他便想
擴大範圍考證「偽事」。他知道日本有一個幸德秋水，寫過「基督抹殺論」，說基督無其
人，十字架代表生殖器崇拜。接著又有一個白鳥庫吉，寫了「堯舜禹抹殺論」，說古書所
傳堯舜禹之事皆為神話。此外，日本有一賤民階級之著名作家名外骨者，自稱「廢姓外骨
」，寫了一些書，專講日本希奇古怪風俗以及淫書酷刑之類。於是錢氏先仿廢姓外骨，改
名「廢姓玄同」，繼而改名「疑古玄同」，再學幸德與白鳥之舌，說易經代表生殖器崇拜
，堯舜禹皆為神話。堯舜既不足信，那言必稱堯舜的儒家和依據易經的道家便不打自倒了
。在他的啟發下，顧頡剛「大膽假設」古史皆「層累地造成」，再來「小心求證」。他們
求證的辦法很簡單。一、過去許多疑古、考證文字很多，如崔述考信錄，再抄抄白鳥等人
之說。二、因為沒有發現夏代銅器，所以大禹治水不可能。三、抄一點外國講神話的書，
例如洪水是神話等。四、再加他們的想像和附會，例如，說文說「禹，蟲也」，便說禹為
動物，出於九鼎。這是民國十二年的事。這既好玩，又「科學」，可以嚇唬青年，可以使
外國人覺得有趣。參加的人多起來，顧頡剛將這些文字、通信收起來，名曰《古史辨》，
由樸社出版。這由民國十五年一直出到二十年九一八前夕才停止。因為這時已有土肥原進
行、白鳥庫吉參加計劃的「滿洲國」運動，滅亡中國運動，無須他們來滅古史了。（83、
84頁，1973）
胡秋原認為古史辨運動的興起源於白鳥庫吉的「堯舜禹抹殺論」，這一觀點瞭解的人
很少，而且也沒有被專家認同。[3]比如王汎森就認為：
這個說法是否影響到顧頡剛等人的古史觀點，是深深令人懷疑的。一方面是因為顧氏
本人並不懂日文，而且也沒有任何的資料顯示他曾接觸過白鳥氏的作品。另方面是因為白
鳥的說法在當時的中國並沒有引起過熱烈的討論。（53頁，1987）
劉起釪也認為：
此說並沒有對顧頡剛先生1923年所倡堯舜禹是神不是人的疑古學說產生影響，因顧先
生倡其疑古學說時，並不知有白鳥、橋本等之說，當時他剛從大學畢業，所承受的學術源
流實際主要是乾嘉經學，又接受了一點胡適等人介紹的西方學術，根本無緣與日本同時學
者之說接觸。（1994）
以白鳥庫吉為代表的日本東洋史學的「堯舜禹抹殺論」對我國的古史辨運動究竟有沒
有影響？如果有，這種影響到底有多大？這是很值得研究的。
胡秋原強調錢玄同在古史辨運動興起中的作用，以錢玄同與顧頡剛並稱，這是很具卓
識的。就地位而言，錢1917年就已是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就參與《新青年》的編輯工作
，1919年成為《新青年》編委，而顧1920年7月方從北京大學畢業。楊尚奎認為顧頡剛討
論古史先後有兩個有代表性的論點，一是「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一是「五德終始
下的政治和歷史」。（1981）「層累」說是在與錢玄同的通信討論中提出來的，顧頡剛的
《自序》回顧這一過程時很坦率地承認：
在九年冬間，我初作辨偽工作的時候，原是專注目於偽史和偽書上；玄同先生卻屢屢
說起經書的本身和註解中有許多應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經部方面也有可以擴充的境界。（
49頁，1982）
從「專注目於偽史和偽書」到懷疑經書本身，錢玄同的這一點撥使顧頡剛的思想起了
質的變化，這才導致出顧頡剛對《尚書·堯典》所載堯舜禹事跡的否定，從而產生了「層
累」說。至於「五德終始下的政治和歷史」也是如此，顧頡剛晚年所作《我是怎樣編寫〈
古史辨〉的》說：
至於錢玄同，他態度沒有變，那時卻對我講了一個笑話。……錢玄同講了這個故事，
就對我說：「我們對今古文問題，也當作如是觀。今文家好像蓮香，古文家好像李女，我
們千萬不要上她們的當！」在這段話的啟發下，我就寫出了《五德終始下的政治和歷史》
一個長篇論文，又寫出了《秦漢的方士和儒士》這個通俗小冊子。（13、14頁，1982）
錢玄同不但引導顧頡剛「把今古文的黑幕一齊揭破」（《古史辨》第1冊213頁，198
2），走上了疑古之路，而且他自己也提出了許多激烈疑古的論點。在《答顧頡剛先生書
》中，他說：
我從前以為堯舜二人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堯，高也；舜，借為「俊」
，大也。「堯」「舜」底意義，就和「聖人」「賢人」「英雄」「豪傑」一樣，只是理想
的人格之名稱而已。……堯舜這兩個人，是周人想像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來的；大約起
初是民間底傳說，後來那班學者便利用這兩個假人來「托古改制」。（《古史辨》第1冊
，67頁）
「六經」固非姬旦底政典，亦非孔丘底「托古」的著作。（《古史辨》第1冊，69頁
）
《儀禮》是戰國時代胡亂鈔成的偽書。（《古史辨》第1冊，77頁）
我以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時代底東西，「乾」「坤」二卦即是兩性底生殖器
底記號。……孔丘以後的儒者借它來發揮他們的哲理，有做《彖傳》的，有做《象傳》的
，有做《系辭傳》的，有做《文言傳》的，漢朝又有焦贛京房一流人做的《說卦傳》，不
知什麼淺人做的《序卦傳》，不知那位學究做的《雜卦傳》，配成了所謂「十翼」。（《
古史辨》第1冊，77頁）
《春秋》，王安石（有人說不是他）說它是「斷爛朝報」，梁啟超說它像「流水帳薄
」，都是極確當的批語。……至於《左傳》，……這部書底信實的價值，和《三國演義》
差不多。……從實際上說，「六經」之中最不成東西的是《春秋》。（《古史辨》第1冊
，77、78頁）
在《論獲麟後續經及春秋書》中，他對顧頡剛說：
我現在對於今文家解「經」全不相信，我而且認為「經」這樣東西，壓根兒就是沒有
的，經既沒有，則所謂「微言大義」也者，自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了。（《古史辨
》第1冊，280頁）
在為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所作《跋》中，他甚至說：
許慎的《說文》是一部集偽古字、偽古義、偽古禮、偽古制和偽古說之大成的書。（
《古史辨》第1冊，66頁）
否定堯舜、否定六經、否定六經與孔子的關係、甚至否定《說文》，就是要通過「將
中國書籍一概束之高閣」，來達到「廢孔教滅道教」的目的，這就是古史辨運動的真精神
，是古史辨運動與歷代辨偽活動不同的所在，也是古史辨運動代表人物與歷代辨偽家的根
本區別。所以，考辨古籍、考證人物的真偽並非古史辨運動的真諦，它只是手段。而錢玄
同正是把握了這種「真諦」的人，胡秋原視他為古史辨運動的關鍵人物之一，是有眼力的
。
錢玄同這種激烈的疑古思想，有沒有受到日本學術界的影響呢？胡秋原說他廢姓源於
外骨，以《易經》為生殖器崇拜之代表、否定堯舜的存在源於幸德秋水和白鳥庫吉，這種
可能性應該是存在的。錢玄同1905年12月去日本東京看望其兄錢恂，小住三四個月，隨兄
遊覽名勝，並學習外語。1906年春回國，9月又赴日本留學，入東京早稻田大學師範科。
1910年5月回國。[4]從18歲至23歲，錢玄同基本上是在日本渡過的。他會日語，對日本學
術界的情況應有所瞭解，因此，他的學術觀點受到日本學者的影響，自屬必然。就以對易
卦起源的認識來說，錢玄同和郭沫若都是生殖器崇拜說的提倡者，[5]這和他們都在日本
生活過相當一段時期是有關的。[6]幸德秋水作為一個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在當時的日本
有著廣泛的影響，其著作《社會主義精髓》、《廣長舌》、《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
都被中國留日學生所翻譯。
特別是《社會主義精髓》一書，1903年7月日文首版後僅兩個月，留日學生就出版了
中文譯本，以後不到4年時間竟又接連出版了兩個新的中文譯本。所以，錢玄同、郭沫若
受他的影響，一點都不奇怪。
白鳥庫吉（1865－1942）千葉縣人，文學博士，1890年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畢
業，後任學習院兼東京帝國大學教授。1901－1903年留學歐洲。吸取語言學、民族學方法
研究東亞及中亞各民族歷史，創辦學術刊物《東洋學報》，主持滿鐵的滿蒙史跡調查工作
，創立東洋文庫為日本東方學奠定基礎，被譽為日本東洋史學的創始人，主要著作有《西
域史研究》、《滿鮮歷史地理》等，有《白鳥庫吉全集》10卷行世。1909年白鳥庫吉在東
洋協會評議委員會上作了一次講演，其記錄在東洋協會發行的《東洋時報》第131號（19
09年8月）刊出，題為《支那古傳說的研究》。文章說：
中國傳說之背景以儒教為理想，其中包括負起儒教崇拜角色之主人翁。不少傳說一直
被視為歷史事實，無人提出疑問。現試以別種解釋，批判其所謂之人物遺跡，並探討其由
來。……
首先載錄堯舜禹事跡者，當為號稱中國最古史書之《書經》。除此三人外，其他傳說
之古人尚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等，但均不見此
書。……
據《尚書·堯典》所載，堯之主要事跡，為觀測天文，……故堯之功績，主要為授民
以時。……吾人應留意之處，當為舜在人事上之所作所為，及其本身之孝性。……禹性格
之特點，在於勤勉力行，其事業主要與土地有關。……
《尚書》中《堯典》、《舜典》、《大禹謨》等篇，皆非當時所記。此從每篇必以「
曰若稽古」云云起筆，並從「今昔」可知之。再者，三王遺跡之大小輕重，有甚失權衡之
處。就中以舜事業最多，行跡最著；堯專關天文，禹專主治水，而其他事業，皆歸之舜，
此實應大疑。加之堯之事業主要關乎天文，舜之事業涉及人事，禹之事業則限於土地，三
王事跡截然區劃，頗不自然，亦使人抱有疑團。
又考舜之孝道，以常識判斷，頗難置信。……舜之德行，有此等父及有此等弟始能明
顯，傳說虛構之跡至此益明。
……漢族之大災害實為洪水……若有王者能盡力溝洫，使黎民安於其土，即為聖明之
主。……洪水滔天、夏禹治水之傳說，即由此起。
若上述臆斷不誤，吾人不得不疑堯、舜、禹三王之歷史存在。堯主司天事，司人事者
為舜，而彼之德為孝，並不為奇。孝乃百行之本，為中國人道德之基本。不難推知，彼等
以舜為其道德理想之人格化。禹之事業與土地有關，已如上述。若然，堯舜禹三王傳說之
作者，應是心中先有自太古即存在之天地人三才說，始構成此傳說。……
據《說文》第十三，堯之字義乃：「高也，從垚在兀上，高也。」……故知有高遠至
高意義之堯字，乃用以表彰帝堯之性格。……
舜、順之韻同為震，又同音，故舜字明顯有順之義。……從文字之義而思，再察帝舜
之傳說，可知舜乃中國人為表示理想之基本道德而虛構之人物。
據《說文》第十四，禹乃「蟲也」，此不適合夏王之名。然禹、宇同音，又同屬七麌
麌之韻。而禹字通或，見《一切經音義》卷七「漸備經」條：「宇，古文，籀文作
同。」而宇、等字義，《釋文》云「四垂為宇」……若然，《尚書·禹貢》之文，可
證夏王禹之命名決非偶然，……禹之名，實得自其治九州四垂之水。
……就吾人所見，堯、舜、禹乃儒教傳說，三皇五帝乃易及老莊派之傳說，而後者以
陰陽五行之說為其根據。故堯、舜、禹乃表現統領中國上層社會思想之儒教思想，三皇五
帝則主要表現統領民間思想之道教崇拜。據史，三皇五帝早於堯、舜、禹，然傳說成立之
順序決非如是，道教在反對儒教後始整備其形態，表現道教派理想之傳說發生於儒教之後
，當不言自明。[7]
以白鳥庫吉在史學界的地位而倡此說，不能不造成強烈的影響。《東洋時報》第129
號刊有後籐朝太郎的《論堯舜禹的抹殺》。1910年1月，林泰輔在《東洋哲學》第17編第
1號上，就堯舜禹問題向白鳥庫吉質詢。1911年7月5日發行的《漢學》第2編第7號、1911
年的《東亞研究》第1卷第1號，1912年1月的《東亞研究》第2卷第1號，連載了林泰輔的
《關於堯舜禹抹殺論》，林泰輔對記載堯舜禹的《尚書》中的《虞夏書》、《商書》的制
作年代及在殷末周初有沒有存在文明的問題進行了考證，認為堯舜禹是實有的歷史人物，
反駁了白鳥庫吉否定堯舜禹的理論。1912年4月白鳥庫吉在《東亞研究》第2卷第4號發表
了《尚書的高等批評－－特關於堯舜禹》，這是他1910年在漢學研究會上的講演，他認為
《堯典》、《禹貢》等篇為戰國時代五行概念、地理概念出現以後的作品，非太古時代所
能有，號召對《尚書》作自由的研究。接著，林泰輔在同年9月的《東亞研究》第2卷第9
號上又刊登了《再論堯舜禹抹殺論》，再次批駁白鳥庫吉說。1911年12月4日《東洋時論
》第2卷第12號刊登了白鳥庫吉的《關於支那革命的史的說明》，白鳥庫吉再次強調：「
我不認為堯舜禹是實在的人物。因為這些就是以天地人三才為基礎而造的，來具體表現出
君主的最高理想而已。」1912年的《東洋學報》2卷3號，1913年的《東洋學報》3卷3號，
1914年的《東洋學報》4卷1號、3號連載了白鳥庫吉的學生橋本增吉的長篇論文《書經的
研究》，橋本對《尚書·虞書》所載的天象進行了詳細的考證，以支持其師的堯舜禹否定
論，反駁林泰輔對白鳥庫吉的批評。1921年《史學雜誌》第2卷第4號也刊登了青山公亮《
白鳥博士的「周代古傳說的研究」》。劉起釪認為，白鳥庫吉、橋本增吉之說出，「於是
對堯舜禹的懷疑，一時形成風尚」（1994），這應該符合當時日本學術界的實際。
錢玄同1906年9月去日本留學，1910年5月回國。在日本，他是有可能看到《東洋時報
》第131號上白鳥庫吉《支那古傳說的研究》一文的。其實，上引《答顧頡剛書》「我從
前以為堯舜二人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堯，高也；舜，借為『俊』，大也。
『堯』『舜』底意義，就和『聖人』『賢人』『英雄』『豪傑』一樣，只是理想的人格之
名稱而已」云云，與白鳥說就有幾分相似。這種相似，當然不能排除偶合的可能，但受白
鳥庫吉說影響的可能性也許更大。
顧頡剛與錢玄同不同，他不懂日語，也沒有去過日本，因此王汎森、劉起釪都認為他
不曾接受過白鳥庫吉等人的作品。筆者去北京大學圖書館外文過刊部查閱過，該部藏有《
東洋學報》、《漢學》、《史學雜誌》、《東亞研究》、《東洋哲學》、《東洋時報》等
日文刊物。其中《東洋時報》、《東洋哲學》、《東亞研究》載有白鳥庫吉、後籐朝太郎
、林泰輔文章的期數不見。這有兩種可能：一是當時沒訂：二是訂了，後來遺失了。但載
有橋本增吉《書經研究》的各期《東洋學報》都有，載有林泰輔《關於堯舜禹抹殺論》的
《漢學》也有，載有青山公亮《白鳥博士的「周代古傳說的研究」》的《史學雜誌》也有
。至於《東洋時論》等刊物我就失檢了。北京大學所藏的這些日文報刊，一是北京大學的
原藏，一是50年代院系調整時合併的燕京大學所藏。如載有橋本增吉《書經的研究》的《
東洋學報》各卷，就是原燕京大學的藏書；載有林泰輔《關於堯舜禹抹殺論》的《漢學》
，則是原北京大學所藏。據顧潮《顧頡剛年譜》，顧頡剛1920年6月被北京大學聘任助教
，職事定為校圖書館編目員；9月10日到北大圖書館就職，見該館主任李大釗，談中文書
目改編事。次日，作《重編中文書目的辦法》，嗣後又擬各種表格備填；11月9日，並作
《圖表編目意見書》。10月始，又任清查外文書籍、重編西文目錄事。（55、56頁）一直
到1922年3月，顧頡剛的「圖書館事由黃文弼代」（71頁）。顧頡剛在北大圖書館工作了
一年半，又曾「清查外文書籍」，因此，他完全有可能會見到《漢學》第2編第7號（191
1年）所載林泰輔《關於堯舜禹抹殺論》、或者《史學雜誌》第32編第3號（1921年）所載
青山公亮《白鳥博士的「周代古傳說的研究」》這些論文。這些論文都較為詳盡地轉述了
白鳥庫吉的觀點，通過它們瞭解白鳥庫吉的「堯舜禹抹殺論」應該是不難的。所以，說顧
頡剛「根本無緣與日本同時學者之說接觸」是不能成立的。[8]
林泰輔為日本著名漢學家，與王國維多有論學往來。王國維1915年1月曾有《洛誥解
》一文刊《國學叢刊》，林泰輔在《東亞研究》上發表《讀〈國學叢刊〉》一文，與之「
攻錯」。同年11月，王國維撰《與林浩卿博士論洛書》，回答了林泰輔的「攻錯」。191
6年1月，林泰輔又以其刊於《東亞雜誌》之答辯寄王國維，王國維乃作《再與林博士論洛
誥書》。王國維的這3篇文章，後匯為《裸禮榷》，刊入上海「廣倉學宭」之《學術叢編
》第4期（1916年）；又刊《觀堂集林》卷一（1921年）；《海寧王忠愨公遺書》（1927
年）。林泰輔著《周公及其時代》一書，王國維讀後曾給予較高的評價（見《與浩卿博士
論洛誥書》）；1916年6月4日《致羅振玉書》云：
《學術叢編》已裝成，維得十本。先以五本奉寄，中請寄林博士（林泰輔）一本，籐
田（籐田豐八，字劍公）先生一本，內籐一本，余請留或酌送。[9]
錢穆1931年為上海商務印書館《國學小叢書》翻譯了林泰輔《周公及其時代》一書。
[10]學界對林泰輔著作的重視，應該與王國維的評價有關。1918年王國維致羅振玉信云：
昨有日人長井江衍者來訪，此君狂甚，歷詆林浩卿輩。（273頁，1984）
長井江衍「歷詆林浩卿輩」，不知是否與林泰輔駁斥白鳥庫吉「堯舜禹抹殺論」有關
，但招致王國維的不滿，可見王國維對林泰輔的維護。顧頡剛自稱：
在當代的學者中，我最敬佩的是王國維先生。在1923年3月6日的日 記中，我寫道：
夢王靜安先生與我相好甚，攜手而行，……談及我祖母臨終時情形，不禁大哭而醒。
嗚呼，祖母邈矣，去年此日固猶在也，我如何自致力於學問，使王靜安果能與我攜手耶！
一年以後，在1924年3月31日的日記中，我又有這樣一段記載：
予近年之夢，以祖母死及與靜安先生游為最多。祖母死為我生平最悲痛的事情，靜安
先生則為我學問上最佩服之人。今夜又夢與他同座吃飯，因識於此。
看這二段文字，可知我那時真正引為學術上的導師的是王國維，而不是胡適。（《我
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14、15頁，《古史辨》第1冊）
顧頡剛對王國維是如此地敬服，在北大圖書館「清查外文書籍」時應該會注意到林泰
輔的文章，所以，他還是有機會接觸白鳥庫吉的「堯舜禹抹殺論」的。1922年8月8日王國
維致羅振玉信云：
京師大學畢業生（現為助教）有鄭介石者來見，其人為學尚有條理；又有顧頡剛者（
亦助教）亦來，亦能用功，然其風氣頗與日本之文學士略同，此亦自然之結果也。（325
、326頁，1984）
「然其風氣頗與日本之文學士略同」，不知是否系說顧頡剛的疑古論調近於白鳥庫吉
輩，但王國維對疑古運動顯然持批評態度。王氏1926年8、9月致容庚信說：
此段議論前見《古史辨》中錢君玄同致顧頡剛書……今人勇於疑古，與昔人之勇於信
古，其不合論理正復相同，此弟所不敢贊同者也。（437頁，1984）
這雖然是批評錢玄同，但也可視為對顧頡剛說的態度。
顧頡剛不懂日文，對他深入瞭解白鳥庫吉和橋本增吉說是有困難的。但日文中漢字多
，以顧氏的水平，初淺地瞭解一下文章的觀點，特別是瞭解一下自己所熟悉的問題的觀點
，還是可能的。許多不懂日文的文史工作者，翻翻有關的日文論文，往往也有所得，這種
情況並不少見。顧頡剛否定堯舜禹的論證，內容和白鳥庫吉、橋本增吉有所不同，這也許
與他不懂日文，以致不能深入瞭解有關。因此，如胡秋原言，將顧頡剛興起古史辨運動的
原因全部歸結於白鳥庫吉的「堯舜禹抹殺論」，恐怕並不完全符合事實。
王汎森認為古史辨運動興起的關鍵性因素是以康有為作為代表的晚清今文家的歷史觀
（52頁，1987），這無疑是正確的。但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次要的因素值得正視。白鳥庫
吉的「堯舜禹抹殺論」就是其中一個不可輕視的因素。王汎森認為「白鳥氏的論點與康有
為及崔適倒是非常相像」（同上）。其實，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與白鳥說
更像。白鳥庫吉認為「據史，三皇五帝早於堯、舜、禹，然傳說成立之順序決非如是，道
教在反對儒教後始整備其形態，表現道教派理想之傳說發生於儒教之後」，雖然沒有如顧
氏概括出「時代越後，知道的古史越前」（《古史辨》第1冊第65頁）的「層累地造成的
中國古史」說，但實際上是以具體事例說明中國古代傳說時代愈早愈靠不住，隱含了傳說
的時代愈早，傳說成立的時代愈晚的認識。比較這「大致相同」的兩者之說，「白鳥氏之
說比顧氏之說早十四年提出」，顧氏確實有「後出轉精」、「青勝於藍」之嫌。
中國近代以來大的社會思潮的形成，往往既有思想傳統的內因，也有外部輸入的外因
；而外部輸入，往往與日本有關。如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主要就是通過日本渠道。十月
革命前，人們主要接受的是日本式社會主義理論，讀的社會主義主要是久松義典、福井准
造、村井知至、幸德秋水、西川光次郎的著作或文章。十月革命後，吳玉章、李達、李漢
俊、李大釗等大多是通過學習和研究從日本傳來的馬克思主義典籍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
而中國人宣傳介紹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大多也是根據日本譯介來的馬克思主義
著作，加上自己的理解寫成的。如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就是根據河上肇《馬克
思的唯物史觀》寫成的。[11]史學界也是如此，學者們認為：
日本史學真正在學術上對中國史學界產生影響，是在辛亥以後，因為直到這時，日本
史學、特別是中國史研究才真正從江戶時代的傳統儒學影響下解放出來，取得了獨創性的
成果，並出現了以白鳥庫吉和內滕湖南為代表的「東大」和「京大」學派。……這以後中
日兩國史學的交流，更多地是以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方式出現的。[12]
既然是「相互滲透、相互影響」，談古史辨運動興起的外因只談胡適帶回的杜威實驗
主義方法的影響，不論與中國文化、政治、軍事、經濟關係最為密切的日本學界的影響，
是很不好理解的。
劉起釪認為白鳥庫吉「堯舜禹抹殺論」的提出，與其輕視中國歷史的總傾向是一致的
，這是非常正確的。近代以來，日本社會意識中占統治地位的是「脫亞入歐」。1885年福
澤諭吉發表《脫亞論》，提出日本要與「亞細亞之政教風俗」相決裂；日本人應以自己的
行動，使西方人從成見中將日本與中國、朝鮮區別開來；成為東洋中的西洋國，以亞洲國
家身份在亞洲推行西方列強的侵亞路線。對中國和朝鮮的蔑視情緒，混雜著對本民族非理
性的優越感和對歐化的庸俗理解,再發展為對外擴張意識，這樣，就一步步走向發動大規
模侵略戰爭。[13]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史學的主流是實證史學，實證史學是明治政府
的思想工具，它雖然在表面上埋頭於考證舊事，但在其客觀主義的背後，卻隱藏著最大的
政治目的，即宣揚天皇史觀，從根本上為天皇制政權服務。[14]鼓吹日本優越，主張侵略
擴張自然是其題中應有之義。
白鳥庫吉作為實證主義史學家，不但致力於朝鮮、滿洲、蒙古歷史的研究，而且特別
關心我國近代政治，寫了大量的時論。[15]他鼓吹「堯舜禹抹殺論」，不但反映了他個人
輕視中國歷史的傾向，更反映了當時日本社會的強烈的戰勝國的優越感，是為擴張侵略政
策服務的。胡秋原說他參加了土原肥策劃的「滿洲國」運動，可見其鼓吹「堯舜禹抹殺論
」的用心。錢穆《師友雜憶》云：
其時尚在對日抗戰中，滯留北平學人，讀此書（指《國史大綱》），倍增國家民族之
感。聞錢玄同臨亡，在病床亦有治學迷途之歎雲。（199頁，長沙：岳麓書社，1986）
又記抗戰時的顧頡剛說：
頡剛人極謙和，嘗告余，得名之快速，實因年代早，學術新風氣初開，乃以枵腹，驟
享盛名……而對其早負盛譽之《古史辨》書中所提問題，則絕未聞其再一提及。余窺其晨
夕劬勤，實有另闢蹊徑，重起爐灶之用心。（209頁，同前）
錢玄同的「治學迷途之歎」、顧頡剛「另闢蹊徑，重起爐灶之用心」，是在抗日戰爭
的殘酷形勢下對自己早年疑古過勇的反省，這也可能包含有對自己早年接受白鳥庫吉「堯
舜禹抹殺論」的自責。否定堯舜禹，引發對中國歷史的懷疑，動搖中華民族的自信心，這
正是侵略者想幹而難以幹成的事，具有強烈愛國主義感情的古史辨學者卻替侵略者干到了
。在這一嚴峻的現實面前，錢玄同、顧頡剛怎能無動於衷？由此看來，顧頡剛對於古史辨
運動興起的思想來源，確實是有難言之隱。50年代初期批判胡適，顧頡剛就竭力否認胡適
對古史辨運動的影響；[16]80年代作《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則不提康有為之學
。世異時變，認識也跟著變，說法也就跟1926年的《自序》不同。瞭解了這一點，我們對
顧頡剛疑古從未言及白鳥庫吉，就不應當感到奇怪。這些分析是否符合歷史事實，我們等
待著新的史料面世來檢驗。
嚴格地說，古史辨運動本來是學術層面上的問題，但人們往往從政治層面上來肯定它
。[17]本文寫作的目的，只是提醒人們：即使從政治層面上來評價古史辨運動，我們也不
能只對它作正面的肯定。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倍受外國霸權的欺凌和壓迫，這種欺凌和壓迫
最大莫過於對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打擊。在這一問題上，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到底起了
什麼作用，的確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參考文獻
1 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2 楊尚奎：《論「古史辨派」》，《中華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3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
4 胡秋原：《一百三十年來中國思想史綱》，台北：學林出版社，1973年版。
5 魯實先：《史記會注考證駁議》，長沙：岳麓書社，1986.
6 劉起釪：《現代日本的〈尚書〉研究》，《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4年第2期。
7 李學勤：《對〈走出疑古時代〉的幾點說明》，《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5年6期。
8 劉寅生、袁英光編：《王國維全集·書信》，北京：中華書局，1984。
（本文寫作承蒙日本神戶大學王建、香港城市大學鄧立光、本所同事何冰、韓國留學生林
亨錫諸君多方幫助，特此致謝）
文載《原道——文化建設論集》110-129頁，上海：學林出版社，
作者：廖名春
文章來源：原道——文化建設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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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頡剛是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古史辨運動的主帥。從古史辨運動一開始，顧頡剛就特別
具有歷史意識，在《古史辨》第1冊寫了一篇長達6萬字的《自序》，突出強調他倡導、組
織古史辨運動的心路歷程，詳盡地交代了古史辨運動的緣起。半個世紀以後，他又發表了
2萬字的長文《我是怎樣編〈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冊，1982）。[1]因此，古史
辨運動產生的思想線索應該是非常清楚的。但是，細讀這兩篇自述，可以發現顧頡剛關於
古史辨運動產生的思想線索的敘述有頗不一致之處。在1926年的《自序》裡，顧頡剛認為
他「上古史靠不住的觀念」來源有四：第一是自劉知幾至崔述的辨偽傳統，第二是康有為
為代表的清代今文經學，第三是胡適的實驗主義史學方法，第四是故事傳說、民間歌謠的
暗示。他說：
《新學偽經考》買到了。翻覽一過，知道他的論辯的基礎完全建立歷史的證據上……
後來又從《不忍》雜誌上讀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論上古事茫昧無稽，說孔子時夏、
殷的文獻已苦於不足，何況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說極愜心厭理。下面彙集諸子托古改制的
事實，很清楚地把戰國時的學風敘述出來，更是一部絕好的學術史。（26頁，1982）
自從讀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後，經過了五六年的醞釀，到這時始有推翻古史
的明瞭的意識和清楚的計劃。（43頁，1982）
古史古書之偽，自唐以後書籍流通，學者聞見廣博，早已致疑，如唐之劉知己、柳宗
元，宋之司馬光、歐陽修、鄭樵、朱熹，葉適，明之宋濂、梅鷟、胡應麟，清之顧炎武、
胡渭、毛奇齡、姚際恆、閻若璩、萬斯大、萬斯同、袁枚、崔述等人都是。……長素先生
受了西洋歷史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響，知道中國古史的不可信，就揭出了戰國諸子和新代
經師的作偽的原因，使人讀了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偽史的背景，就從偽史上去研
究，實在比較以前的辨偽者深進了一層。適之先生帶了西洋的史學方法回來，把傳說中的
古代制度和小說中的故事舉了幾個演變的例，使人讀了不但要去辯偽，要去研究偽史的背
景，而且要去尋出它的漸漸演變的線索，就從演變的線索上去研究，這比了長素先生的方
法又深進了一層了。我生當其頃，歷歷受到這三層教訓，加上無意中得到的故事的暗示，
再來看古史時便觸處見出它的經歷的痕跡。（78頁，1982）
但至80年代初《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一文時，他卻說：
我的《古史辨》的指導思想，從遠的來說就是起源於鄭、姚、崔三人的思想，從近的
來說則是受了胡適、錢玄同二人的啟發和幫助。（12頁，1982）
這裡，再也不談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對自己的影響了。
除了顧頡剛的自述以外，學者們對古史辨運動產生的思想來源多有分析。恆慕義《近
百年來中國史學與古史辨》、屈萬里《我國傳統古史說之破壞和古代信史的重建》、施乃
德《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大致都採納了顧頡剛《自序》的自我解說。[2]楊向奎《論「
古史辨派」》則認為古史辨派的方法論一是受胡適一派考證方法的影響，一是受以康有為
為代表的清末今文經學的影響。（25－27，32頁，1981）王汎森認為顧頡剛在《古史辨》
中最突出的論點「層累造成說」是受了崔述的《考信錄》、胡適提倡的科學方法、民俗戲
曲研究、康有為、章太炎這幾層影響而發展成的，但促成古史辨運動興起的關鍵性因素，
「是以康有為作為代表的晚清今文家的歷史觀」。（36－55頁，1987）
與上述諸說截然不同的是胡秋原。胡氏在《一百三十年來中國思想史綱》一書裡說：
北大教授錢玄同和北大學生顧頡剛逐漸找到一個新工作，這便是《古史辨》－－即專
門否定中國堯舜禹之古史，說這都是神話而不是歷史。
這工作的發起人是錢玄同。……他在《新青年》時代即熱心於廢止漢字，認為「二千
年所謂學問，無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學說」，或「道教妖言」。要「廢孔教滅道教最徹
底的辦法，唯有將中國書籍一概束之高閣」。因此必須廢止漢文。他認為中國文字「斷不
能適用於二十世紀之新時代」。他主張用世界語代漢文，而以英文法文為過渡。……
廢止漢字之事雖未成功，他覺得還有一事可做，此即「疑古」。梁胡諸人盛稱閻若璩
考證古文尚書是偽書，是科學方法。姚際恆的偽書考、康有為的改制考亦被推崇，他便想
擴大範圍考證「偽事」。他知道日本有一個幸德秋水，寫過「基督抹殺論」，說基督無其
人，十字架代表生殖器崇拜。接著又有一個白鳥庫吉，寫了「堯舜禹抹殺論」，說古書所
傳堯舜禹之事皆為神話。此外，日本有一賤民階級之著名作家名外骨者，自稱「廢姓外骨
」，寫了一些書，專講日本希奇古怪風俗以及淫書酷刑之類。於是錢氏先仿廢姓外骨，改
名「廢姓玄同」，繼而改名「疑古玄同」，再學幸德與白鳥之舌，說易經代表生殖器崇拜
，堯舜禹皆為神話。堯舜既不足信，那言必稱堯舜的儒家和依據易經的道家便不打自倒了
。在他的啟發下，顧頡剛「大膽假設」古史皆「層累地造成」，再來「小心求證」。他們
求證的辦法很簡單。一、過去許多疑古、考證文字很多，如崔述考信錄，再抄抄白鳥等人
之說。二、因為沒有發現夏代銅器，所以大禹治水不可能。三、抄一點外國講神話的書，
例如洪水是神話等。四、再加他們的想像和附會，例如，說文說「禹，蟲也」，便說禹為
動物，出於九鼎。這是民國十二年的事。這既好玩，又「科學」，可以嚇唬青年，可以使
外國人覺得有趣。參加的人多起來，顧頡剛將這些文字、通信收起來，名曰《古史辨》，
由樸社出版。這由民國十五年一直出到二十年九一八前夕才停止。因為這時已有土肥原進
行、白鳥庫吉參加計劃的「滿洲國」運動，滅亡中國運動，無須他們來滅古史了。（83、
84頁，1973）
胡秋原認為古史辨運動的興起源於白鳥庫吉的「堯舜禹抹殺論」，這一觀點瞭解的人
很少，而且也沒有被專家認同。[3]比如王汎森就認為：
這個說法是否影響到顧頡剛等人的古史觀點，是深深令人懷疑的。一方面是因為顧氏
本人並不懂日文，而且也沒有任何的資料顯示他曾接觸過白鳥氏的作品。另方面是因為白
鳥的說法在當時的中國並沒有引起過熱烈的討論。（53頁，1987）
劉起釪也認為：
此說並沒有對顧頡剛先生1923年所倡堯舜禹是神不是人的疑古學說產生影響，因顧先
生倡其疑古學說時，並不知有白鳥、橋本等之說，當時他剛從大學畢業，所承受的學術源
流實際主要是乾嘉經學，又接受了一點胡適等人介紹的西方學術，根本無緣與日本同時學
者之說接觸。（1994）
以白鳥庫吉為代表的日本東洋史學的「堯舜禹抹殺論」對我國的古史辨運動究竟有沒
有影響？如果有，這種影響到底有多大？這是很值得研究的。
胡秋原強調錢玄同在古史辨運動興起中的作用，以錢玄同與顧頡剛並稱，這是很具卓
識的。就地位而言，錢1917年就已是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就參與《新青年》的編輯工作
，1919年成為《新青年》編委，而顧1920年7月方從北京大學畢業。楊尚奎認為顧頡剛討
論古史先後有兩個有代表性的論點，一是「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一是「五德終始
下的政治和歷史」。（1981）「層累」說是在與錢玄同的通信討論中提出來的，顧頡剛的
《自序》回顧這一過程時很坦率地承認：
在九年冬間，我初作辨偽工作的時候，原是專注目於偽史和偽書上；玄同先生卻屢屢
說起經書的本身和註解中有許多應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經部方面也有可以擴充的境界。（
49頁，1982）
從「專注目於偽史和偽書」到懷疑經書本身，錢玄同的這一點撥使顧頡剛的思想起了
質的變化，這才導致出顧頡剛對《尚書·堯典》所載堯舜禹事跡的否定，從而產生了「層
累」說。至於「五德終始下的政治和歷史」也是如此，顧頡剛晚年所作《我是怎樣編寫〈
古史辨〉的》說：
至於錢玄同，他態度沒有變，那時卻對我講了一個笑話。……錢玄同講了這個故事，
就對我說：「我們對今古文問題，也當作如是觀。今文家好像蓮香，古文家好像李女，我
們千萬不要上她們的當！」在這段話的啟發下，我就寫出了《五德終始下的政治和歷史》
一個長篇論文，又寫出了《秦漢的方士和儒士》這個通俗小冊子。（13、14頁，1982）
錢玄同不但引導顧頡剛「把今古文的黑幕一齊揭破」（《古史辨》第1冊213頁，198
2），走上了疑古之路，而且他自己也提出了許多激烈疑古的論點。在《答顧頡剛先生書
》中，他說：
我從前以為堯舜二人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堯，高也；舜，借為「俊」
，大也。「堯」「舜」底意義，就和「聖人」「賢人」「英雄」「豪傑」一樣，只是理想
的人格之名稱而已。……堯舜這兩個人，是周人想像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來的；大約起
初是民間底傳說，後來那班學者便利用這兩個假人來「托古改制」。（《古史辨》第1冊
，67頁）
「六經」固非姬旦底政典，亦非孔丘底「托古」的著作。（《古史辨》第1冊，69頁
）
《儀禮》是戰國時代胡亂鈔成的偽書。（《古史辨》第1冊，77頁）
我以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時代底東西，「乾」「坤」二卦即是兩性底生殖器
底記號。……孔丘以後的儒者借它來發揮他們的哲理，有做《彖傳》的，有做《象傳》的
，有做《系辭傳》的，有做《文言傳》的，漢朝又有焦贛京房一流人做的《說卦傳》，不
知什麼淺人做的《序卦傳》，不知那位學究做的《雜卦傳》，配成了所謂「十翼」。（《
古史辨》第1冊，77頁）
《春秋》，王安石（有人說不是他）說它是「斷爛朝報」，梁啟超說它像「流水帳薄
」，都是極確當的批語。……至於《左傳》，……這部書底信實的價值，和《三國演義》
差不多。……從實際上說，「六經」之中最不成東西的是《春秋》。（《古史辨》第1冊
，77、78頁）
在《論獲麟後續經及春秋書》中，他對顧頡剛說：
我現在對於今文家解「經」全不相信，我而且認為「經」這樣東西，壓根兒就是沒有
的，經既沒有，則所謂「微言大義」也者，自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了。（《古史辨
》第1冊，280頁）
在為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所作《跋》中，他甚至說：
許慎的《說文》是一部集偽古字、偽古義、偽古禮、偽古制和偽古說之大成的書。（
《古史辨》第1冊，66頁）
否定堯舜、否定六經、否定六經與孔子的關係、甚至否定《說文》，就是要通過「將
中國書籍一概束之高閣」，來達到「廢孔教滅道教」的目的，這就是古史辨運動的真精神
，是古史辨運動與歷代辨偽活動不同的所在，也是古史辨運動代表人物與歷代辨偽家的根
本區別。所以，考辨古籍、考證人物的真偽並非古史辨運動的真諦，它只是手段。而錢玄
同正是把握了這種「真諦」的人，胡秋原視他為古史辨運動的關鍵人物之一，是有眼力的
。
錢玄同這種激烈的疑古思想，有沒有受到日本學術界的影響呢？胡秋原說他廢姓源於
外骨，以《易經》為生殖器崇拜之代表、否定堯舜的存在源於幸德秋水和白鳥庫吉，這種
可能性應該是存在的。錢玄同1905年12月去日本東京看望其兄錢恂，小住三四個月，隨兄
遊覽名勝，並學習外語。1906年春回國，9月又赴日本留學，入東京早稻田大學師範科。
1910年5月回國。[4]從18歲至23歲，錢玄同基本上是在日本渡過的。他會日語，對日本學
術界的情況應有所瞭解，因此，他的學術觀點受到日本學者的影響，自屬必然。就以對易
卦起源的認識來說，錢玄同和郭沫若都是生殖器崇拜說的提倡者，[5]這和他們都在日本
生活過相當一段時期是有關的。[6]幸德秋水作為一個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在當時的日本
有著廣泛的影響，其著作《社會主義精髓》、《廣長舌》、《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
都被中國留日學生所翻譯。
特別是《社會主義精髓》一書，1903年7月日文首版後僅兩個月，留日學生就出版了
中文譯本，以後不到4年時間竟又接連出版了兩個新的中文譯本。所以，錢玄同、郭沫若
受他的影響，一點都不奇怪。
白鳥庫吉（1865－1942）千葉縣人，文學博士，1890年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畢
業，後任學習院兼東京帝國大學教授。1901－1903年留學歐洲。吸取語言學、民族學方法
研究東亞及中亞各民族歷史，創辦學術刊物《東洋學報》，主持滿鐵的滿蒙史跡調查工作
，創立東洋文庫為日本東方學奠定基礎，被譽為日本東洋史學的創始人，主要著作有《西
域史研究》、《滿鮮歷史地理》等，有《白鳥庫吉全集》10卷行世。1909年白鳥庫吉在東
洋協會評議委員會上作了一次講演，其記錄在東洋協會發行的《東洋時報》第131號（19
09年8月）刊出，題為《支那古傳說的研究》。文章說：
中國傳說之背景以儒教為理想，其中包括負起儒教崇拜角色之主人翁。不少傳說一直
被視為歷史事實，無人提出疑問。現試以別種解釋，批判其所謂之人物遺跡，並探討其由
來。……
首先載錄堯舜禹事跡者，當為號稱中國最古史書之《書經》。除此三人外，其他傳說
之古人尚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等，但均不見此
書。……
據《尚書·堯典》所載，堯之主要事跡，為觀測天文，……故堯之功績，主要為授民
以時。……吾人應留意之處，當為舜在人事上之所作所為，及其本身之孝性。……禹性格
之特點，在於勤勉力行，其事業主要與土地有關。……
《尚書》中《堯典》、《舜典》、《大禹謨》等篇，皆非當時所記。此從每篇必以「
曰若稽古」云云起筆，並從「今昔」可知之。再者，三王遺跡之大小輕重，有甚失權衡之
處。就中以舜事業最多，行跡最著；堯專關天文，禹專主治水，而其他事業，皆歸之舜，
此實應大疑。加之堯之事業主要關乎天文，舜之事業涉及人事，禹之事業則限於土地，三
王事跡截然區劃，頗不自然，亦使人抱有疑團。
又考舜之孝道，以常識判斷，頗難置信。……舜之德行，有此等父及有此等弟始能明
顯，傳說虛構之跡至此益明。
……漢族之大災害實為洪水……若有王者能盡力溝洫，使黎民安於其土，即為聖明之
主。……洪水滔天、夏禹治水之傳說，即由此起。
若上述臆斷不誤，吾人不得不疑堯、舜、禹三王之歷史存在。堯主司天事，司人事者
為舜，而彼之德為孝，並不為奇。孝乃百行之本，為中國人道德之基本。不難推知，彼等
以舜為其道德理想之人格化。禹之事業與土地有關，已如上述。若然，堯舜禹三王傳說之
作者，應是心中先有自太古即存在之天地人三才說，始構成此傳說。……
據《說文》第十三，堯之字義乃：「高也，從垚在兀上，高也。」……故知有高遠至
高意義之堯字，乃用以表彰帝堯之性格。……
舜、順之韻同為震，又同音，故舜字明顯有順之義。……從文字之義而思，再察帝舜
之傳說，可知舜乃中國人為表示理想之基本道德而虛構之人物。
據《說文》第十四，禹乃「蟲也」，此不適合夏王之名。然禹、宇同音，又同屬七麌
麌之韻。而禹字通或，見《一切經音義》卷七「漸備經」條：「宇，古文，籀文作
同。」而宇、等字義，《釋文》云「四垂為宇」……若然，《尚書·禹貢》之文，可
證夏王禹之命名決非偶然，……禹之名，實得自其治九州四垂之水。
……就吾人所見，堯、舜、禹乃儒教傳說，三皇五帝乃易及老莊派之傳說，而後者以
陰陽五行之說為其根據。故堯、舜、禹乃表現統領中國上層社會思想之儒教思想，三皇五
帝則主要表現統領民間思想之道教崇拜。據史，三皇五帝早於堯、舜、禹，然傳說成立之
順序決非如是，道教在反對儒教後始整備其形態，表現道教派理想之傳說發生於儒教之後
，當不言自明。[7]
以白鳥庫吉在史學界的地位而倡此說，不能不造成強烈的影響。《東洋時報》第129
號刊有後籐朝太郎的《論堯舜禹的抹殺》。1910年1月，林泰輔在《東洋哲學》第17編第
1號上，就堯舜禹問題向白鳥庫吉質詢。1911年7月5日發行的《漢學》第2編第7號、1911
年的《東亞研究》第1卷第1號，1912年1月的《東亞研究》第2卷第1號，連載了林泰輔的
《關於堯舜禹抹殺論》，林泰輔對記載堯舜禹的《尚書》中的《虞夏書》、《商書》的制
作年代及在殷末周初有沒有存在文明的問題進行了考證，認為堯舜禹是實有的歷史人物，
反駁了白鳥庫吉否定堯舜禹的理論。1912年4月白鳥庫吉在《東亞研究》第2卷第4號發表
了《尚書的高等批評－－特關於堯舜禹》，這是他1910年在漢學研究會上的講演，他認為
《堯典》、《禹貢》等篇為戰國時代五行概念、地理概念出現以後的作品，非太古時代所
能有，號召對《尚書》作自由的研究。接著，林泰輔在同年9月的《東亞研究》第2卷第9
號上又刊登了《再論堯舜禹抹殺論》，再次批駁白鳥庫吉說。1911年12月4日《東洋時論
》第2卷第12號刊登了白鳥庫吉的《關於支那革命的史的說明》，白鳥庫吉再次強調：「
我不認為堯舜禹是實在的人物。因為這些就是以天地人三才為基礎而造的，來具體表現出
君主的最高理想而已。」1912年的《東洋學報》2卷3號，1913年的《東洋學報》3卷3號，
1914年的《東洋學報》4卷1號、3號連載了白鳥庫吉的學生橋本增吉的長篇論文《書經的
研究》，橋本對《尚書·虞書》所載的天象進行了詳細的考證，以支持其師的堯舜禹否定
論，反駁林泰輔對白鳥庫吉的批評。1921年《史學雜誌》第2卷第4號也刊登了青山公亮《
白鳥博士的「周代古傳說的研究」》。劉起釪認為，白鳥庫吉、橋本增吉之說出，「於是
對堯舜禹的懷疑，一時形成風尚」（1994），這應該符合當時日本學術界的實際。
錢玄同1906年9月去日本留學，1910年5月回國。在日本，他是有可能看到《東洋時報
》第131號上白鳥庫吉《支那古傳說的研究》一文的。其實，上引《答顧頡剛書》「我從
前以為堯舜二人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堯，高也；舜，借為『俊』，大也。
『堯』『舜』底意義，就和『聖人』『賢人』『英雄』『豪傑』一樣，只是理想的人格之
名稱而已」云云，與白鳥說就有幾分相似。這種相似，當然不能排除偶合的可能，但受白
鳥庫吉說影響的可能性也許更大。
顧頡剛與錢玄同不同，他不懂日語，也沒有去過日本，因此王汎森、劉起釪都認為他
不曾接受過白鳥庫吉等人的作品。筆者去北京大學圖書館外文過刊部查閱過，該部藏有《
東洋學報》、《漢學》、《史學雜誌》、《東亞研究》、《東洋哲學》、《東洋時報》等
日文刊物。其中《東洋時報》、《東洋哲學》、《東亞研究》載有白鳥庫吉、後籐朝太郎
、林泰輔文章的期數不見。這有兩種可能：一是當時沒訂：二是訂了，後來遺失了。但載
有橋本增吉《書經研究》的各期《東洋學報》都有，載有林泰輔《關於堯舜禹抹殺論》的
《漢學》也有，載有青山公亮《白鳥博士的「周代古傳說的研究」》的《史學雜誌》也有
。至於《東洋時論》等刊物我就失檢了。北京大學所藏的這些日文報刊，一是北京大學的
原藏，一是50年代院系調整時合併的燕京大學所藏。如載有橋本增吉《書經的研究》的《
東洋學報》各卷，就是原燕京大學的藏書；載有林泰輔《關於堯舜禹抹殺論》的《漢學》
，則是原北京大學所藏。據顧潮《顧頡剛年譜》，顧頡剛1920年6月被北京大學聘任助教
，職事定為校圖書館編目員；9月10日到北大圖書館就職，見該館主任李大釗，談中文書
目改編事。次日，作《重編中文書目的辦法》，嗣後又擬各種表格備填；11月9日，並作
《圖表編目意見書》。10月始，又任清查外文書籍、重編西文目錄事。（55、56頁）一直
到1922年3月，顧頡剛的「圖書館事由黃文弼代」（71頁）。顧頡剛在北大圖書館工作了
一年半，又曾「清查外文書籍」，因此，他完全有可能會見到《漢學》第2編第7號（191
1年）所載林泰輔《關於堯舜禹抹殺論》、或者《史學雜誌》第32編第3號（1921年）所載
青山公亮《白鳥博士的「周代古傳說的研究」》這些論文。這些論文都較為詳盡地轉述了
白鳥庫吉的觀點，通過它們瞭解白鳥庫吉的「堯舜禹抹殺論」應該是不難的。所以，說顧
頡剛「根本無緣與日本同時學者之說接觸」是不能成立的。[8]
林泰輔為日本著名漢學家，與王國維多有論學往來。王國維1915年1月曾有《洛誥解
》一文刊《國學叢刊》，林泰輔在《東亞研究》上發表《讀〈國學叢刊〉》一文，與之「
攻錯」。同年11月，王國維撰《與林浩卿博士論洛書》，回答了林泰輔的「攻錯」。191
6年1月，林泰輔又以其刊於《東亞雜誌》之答辯寄王國維，王國維乃作《再與林博士論洛
誥書》。王國維的這3篇文章，後匯為《裸禮榷》，刊入上海「廣倉學宭」之《學術叢編
》第4期（1916年）；又刊《觀堂集林》卷一（1921年）；《海寧王忠愨公遺書》（1927
年）。林泰輔著《周公及其時代》一書，王國維讀後曾給予較高的評價（見《與浩卿博士
論洛誥書》）；1916年6月4日《致羅振玉書》云：
《學術叢編》已裝成，維得十本。先以五本奉寄，中請寄林博士（林泰輔）一本，籐
田（籐田豐八，字劍公）先生一本，內籐一本，余請留或酌送。[9]
錢穆1931年為上海商務印書館《國學小叢書》翻譯了林泰輔《周公及其時代》一書。
[10]學界對林泰輔著作的重視，應該與王國維的評價有關。1918年王國維致羅振玉信云：
昨有日人長井江衍者來訪，此君狂甚，歷詆林浩卿輩。（273頁，1984）
長井江衍「歷詆林浩卿輩」，不知是否與林泰輔駁斥白鳥庫吉「堯舜禹抹殺論」有關
，但招致王國維的不滿，可見王國維對林泰輔的維護。顧頡剛自稱：
在當代的學者中，我最敬佩的是王國維先生。在1923年3月6日的日 記中，我寫道：
夢王靜安先生與我相好甚，攜手而行，……談及我祖母臨終時情形，不禁大哭而醒。
嗚呼，祖母邈矣，去年此日固猶在也，我如何自致力於學問，使王靜安果能與我攜手耶！
一年以後，在1924年3月31日的日記中，我又有這樣一段記載：
予近年之夢，以祖母死及與靜安先生游為最多。祖母死為我生平最悲痛的事情，靜安
先生則為我學問上最佩服之人。今夜又夢與他同座吃飯，因識於此。
看這二段文字，可知我那時真正引為學術上的導師的是王國維，而不是胡適。（《我
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14、15頁，《古史辨》第1冊）
顧頡剛對王國維是如此地敬服，在北大圖書館「清查外文書籍」時應該會注意到林泰
輔的文章，所以，他還是有機會接觸白鳥庫吉的「堯舜禹抹殺論」的。1922年8月8日王國
維致羅振玉信云：
京師大學畢業生（現為助教）有鄭介石者來見，其人為學尚有條理；又有顧頡剛者（
亦助教）亦來，亦能用功，然其風氣頗與日本之文學士略同，此亦自然之結果也。（325
、326頁，1984）
「然其風氣頗與日本之文學士略同」，不知是否系說顧頡剛的疑古論調近於白鳥庫吉
輩，但王國維對疑古運動顯然持批評態度。王氏1926年8、9月致容庚信說：
此段議論前見《古史辨》中錢君玄同致顧頡剛書……今人勇於疑古，與昔人之勇於信
古，其不合論理正復相同，此弟所不敢贊同者也。（437頁，1984）
這雖然是批評錢玄同，但也可視為對顧頡剛說的態度。
顧頡剛不懂日文，對他深入瞭解白鳥庫吉和橋本增吉說是有困難的。但日文中漢字多
，以顧氏的水平，初淺地瞭解一下文章的觀點，特別是瞭解一下自己所熟悉的問題的觀點
，還是可能的。許多不懂日文的文史工作者，翻翻有關的日文論文，往往也有所得，這種
情況並不少見。顧頡剛否定堯舜禹的論證，內容和白鳥庫吉、橋本增吉有所不同，這也許
與他不懂日文，以致不能深入瞭解有關。因此，如胡秋原言，將顧頡剛興起古史辨運動的
原因全部歸結於白鳥庫吉的「堯舜禹抹殺論」，恐怕並不完全符合事實。
王汎森認為古史辨運動興起的關鍵性因素是以康有為作為代表的晚清今文家的歷史觀
（52頁，1987），這無疑是正確的。但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次要的因素值得正視。白鳥庫
吉的「堯舜禹抹殺論」就是其中一個不可輕視的因素。王汎森認為「白鳥氏的論點與康有
為及崔適倒是非常相像」（同上）。其實，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與白鳥說
更像。白鳥庫吉認為「據史，三皇五帝早於堯、舜、禹，然傳說成立之順序決非如是，道
教在反對儒教後始整備其形態，表現道教派理想之傳說發生於儒教之後」，雖然沒有如顧
氏概括出「時代越後，知道的古史越前」（《古史辨》第1冊第65頁）的「層累地造成的
中國古史」說，但實際上是以具體事例說明中國古代傳說時代愈早愈靠不住，隱含了傳說
的時代愈早，傳說成立的時代愈晚的認識。比較這「大致相同」的兩者之說，「白鳥氏之
說比顧氏之說早十四年提出」，顧氏確實有「後出轉精」、「青勝於藍」之嫌。
中國近代以來大的社會思潮的形成，往往既有思想傳統的內因，也有外部輸入的外因
；而外部輸入，往往與日本有關。如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主要就是通過日本渠道。十月
革命前，人們主要接受的是日本式社會主義理論，讀的社會主義主要是久松義典、福井准
造、村井知至、幸德秋水、西川光次郎的著作或文章。十月革命後，吳玉章、李達、李漢
俊、李大釗等大多是通過學習和研究從日本傳來的馬克思主義典籍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
而中國人宣傳介紹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大多也是根據日本譯介來的馬克思主義
著作，加上自己的理解寫成的。如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就是根據河上肇《馬克
思的唯物史觀》寫成的。[11]史學界也是如此，學者們認為：
日本史學真正在學術上對中國史學界產生影響，是在辛亥以後，因為直到這時，日本
史學、特別是中國史研究才真正從江戶時代的傳統儒學影響下解放出來，取得了獨創性的
成果，並出現了以白鳥庫吉和內滕湖南為代表的「東大」和「京大」學派。……這以後中
日兩國史學的交流，更多地是以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方式出現的。[12]
既然是「相互滲透、相互影響」，談古史辨運動興起的外因只談胡適帶回的杜威實驗
主義方法的影響，不論與中國文化、政治、軍事、經濟關係最為密切的日本學界的影響，
是很不好理解的。
劉起釪認為白鳥庫吉「堯舜禹抹殺論」的提出，與其輕視中國歷史的總傾向是一致的
，這是非常正確的。近代以來，日本社會意識中占統治地位的是「脫亞入歐」。1885年福
澤諭吉發表《脫亞論》，提出日本要與「亞細亞之政教風俗」相決裂；日本人應以自己的
行動，使西方人從成見中將日本與中國、朝鮮區別開來；成為東洋中的西洋國，以亞洲國
家身份在亞洲推行西方列強的侵亞路線。對中國和朝鮮的蔑視情緒，混雜著對本民族非理
性的優越感和對歐化的庸俗理解,再發展為對外擴張意識，這樣，就一步步走向發動大規
模侵略戰爭。[13]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史學的主流是實證史學，實證史學是明治政府
的思想工具，它雖然在表面上埋頭於考證舊事，但在其客觀主義的背後，卻隱藏著最大的
政治目的，即宣揚天皇史觀，從根本上為天皇制政權服務。[14]鼓吹日本優越，主張侵略
擴張自然是其題中應有之義。
白鳥庫吉作為實證主義史學家，不但致力於朝鮮、滿洲、蒙古歷史的研究，而且特別
關心我國近代政治，寫了大量的時論。[15]他鼓吹「堯舜禹抹殺論」，不但反映了他個人
輕視中國歷史的傾向，更反映了當時日本社會的強烈的戰勝國的優越感，是為擴張侵略政
策服務的。胡秋原說他參加了土原肥策劃的「滿洲國」運動，可見其鼓吹「堯舜禹抹殺論
」的用心。錢穆《師友雜憶》云：
其時尚在對日抗戰中，滯留北平學人，讀此書（指《國史大綱》），倍增國家民族之
感。聞錢玄同臨亡，在病床亦有治學迷途之歎雲。（199頁，長沙：岳麓書社，1986）
又記抗戰時的顧頡剛說：
頡剛人極謙和，嘗告余，得名之快速，實因年代早，學術新風氣初開，乃以枵腹，驟
享盛名……而對其早負盛譽之《古史辨》書中所提問題，則絕未聞其再一提及。余窺其晨
夕劬勤，實有另闢蹊徑，重起爐灶之用心。（209頁，同前）
錢玄同的「治學迷途之歎」、顧頡剛「另闢蹊徑，重起爐灶之用心」，是在抗日戰爭
的殘酷形勢下對自己早年疑古過勇的反省，這也可能包含有對自己早年接受白鳥庫吉「堯
舜禹抹殺論」的自責。否定堯舜禹，引發對中國歷史的懷疑，動搖中華民族的自信心，這
正是侵略者想幹而難以幹成的事，具有強烈愛國主義感情的古史辨學者卻替侵略者干到了
。在這一嚴峻的現實面前，錢玄同、顧頡剛怎能無動於衷？由此看來，顧頡剛對於古史辨
運動興起的思想來源，確實是有難言之隱。50年代初期批判胡適，顧頡剛就竭力否認胡適
對古史辨運動的影響；[16]80年代作《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則不提康有為之學
。世異時變，認識也跟著變，說法也就跟1926年的《自序》不同。瞭解了這一點，我們對
顧頡剛疑古從未言及白鳥庫吉，就不應當感到奇怪。這些分析是否符合歷史事實，我們等
待著新的史料面世來檢驗。
嚴格地說，古史辨運動本來是學術層面上的問題，但人們往往從政治層面上來肯定它
。[17]本文寫作的目的，只是提醒人們：即使從政治層面上來評價古史辨運動，我們也不
能只對它作正面的肯定。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倍受外國霸權的欺凌和壓迫，這種欺凌和壓迫
最大莫過於對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打擊。在這一問題上，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到底起了
什麼作用，的確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參考文獻
1 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2 楊尚奎：《論「古史辨派」》，《中華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3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
4 胡秋原：《一百三十年來中國思想史綱》，台北：學林出版社，1973年版。
5 魯實先：《史記會注考證駁議》，長沙：岳麓書社，1986.
6 劉起釪：《現代日本的〈尚書〉研究》，《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4年第2期。
7 李學勤：《對〈走出疑古時代〉的幾點說明》，《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5年6期。
8 劉寅生、袁英光編：《王國維全集·書信》，北京：中華書局，1984。
（本文寫作承蒙日本神戶大學王建、香港城市大學鄧立光、本所同事何冰、韓國留學生林
亨錫諸君多方幫助，特此致謝）
文載《原道——文化建設論集》110-129頁，上海：學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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