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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的創始人－－方苞評傳

時間:2010-02-05 14:45來源:桐城派研究會 作者:江小角 點擊:668次

苞（1668-1749），字鳳九，一字靈皋，晚年號望溪，安徽桐城人。世居金陵（今江蘇南京）。姚鼐說：「望溪先生之古文，為我朝百餘年文章之冠，天下論文者無異說也。」袁枚稱方苞為「一代文宗」。因此，他歷來被認為是桐城派的創始人，他對桐城派的形成直決定性
苞（1668-1749），字鳳九，一字靈皋，晚年號望溪，安徽桐城人。世居金陵（今江蘇南京）。姚鼐說：「望溪先生之古文，為我朝百餘年文章之冠，天下論文者無異說也。」袁枚稱方苞為「一代文宗」。因此，他歷來被認為是桐城派的創始人，他對桐城派的形成直決定性的作用。所以人稱「昔有方侍郎（方苞），今有劉先生（劉大櫆）），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
一日不離文墨的坎坷人生
方苞是明初四川斷事方法的裔孫。曾祖象乾，官副使，避寇僑居江蘇上元（今南京市）。祖幟，字漢樹，號馬溪，歲貢生，有文名，官至興化縣教諭。父仲舒，字南董，號逸巢，國子監生，詩人。贅於六合吳氏，故方苞生於六合留稼村。其時，方氏家境衰落，因此他說：「痛少時以家貧，迫生計，未得時依大父。」自苞省人事，未嘗見吾父母有一日之安也。「余家貧多事，吾父時拂郁，旦晝嗟吁，吾母疲?間作。」「余先世家皖桐，世官達。自遷江寧，業盡落。賓祭而外，累月逾時，家人無肉食者，蔬食或不充。」「家無僕婢，吾母逾五十，猶日夜從灶上掃除，執苦身之役。」他在為胞弟椒塗寫的墓誌銘中，也道出了其童年時期的家庭環境，他說：「自遷金陵，弟與史並女兄弟數人皆瘡，數歲不瘳，而貧無衣。有壞木委西階下，每冬月，候曦光過簷下，輒大喜，相呼列坐木上，漸移就暄，至東牆下。日西夕，牽連入室，意常慘然。兄赴蕪湖之後，家益困，旬月中屢不再食。」
6歲時，方苞隨父遷至上元城內土街。時黃岡杜睿、杜介兄弟皆寓於江寧（今南京），桐城錢澄之、方文亦時往來，與仲舒常相唱和。方苞說他「僕少所交，多吳、越遺民，重文藻，喜事功，視宋儒為腐爛；用此年二十，目未嘗涉宋儒書。」方苞的長兄方舟，比他大隊歲，以八股文頗負時名，方苞受期影響，自少學習經史，很小就能背誦《易》、《詩》、《書》、《禮記》、《左傳》等經典，故長而治經尤勤。20歲左右，外出授徒，往來江淮河濟。康熙二十八年（1689）方苞22歲時獲歲試第一，補桐城縣學弟子員，受知於學使高裔。23歲秋應鄉試，即遭落榜。後隨高裔去京師，游太學。其文章得到李光地。韓炎等人的常識，同時得交得輩學者、史學家萬斯同，鑽研經學。在劉言潔、劉拙修等人的影響下，讀研宋儒之書，遂傾心程、朱之學。以致他在25歲時，與姜宸英、王源論行身祈向說：「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這也成為他一生中所崇奉的準繩。此後幾年，他在涿郡、寶應等地開館授經，曾兩次參加順天鄉試，均遭落第而南歸。康熙三十八年，在他32歲時，舉江南鄉試第一。33歲至京師，後兩次參加禮部考試，均未及第。在京城結交思想家李恭，並與李交談，因學術觀念不合，旋即南歸，移居金陵由正街故宅之將園。康熙四十五年，即其39歲時，再至京師，應禮部試，中進士，位列第四。中進士後，就在將要參加殿試授官之際，方苞聞母病遽歸，失去殿試奪魁的機會。
康熙五十年（1711），是方苞一生的轉折點。這年冬十一月，左都御史趙申喬上奏康熙皇帝，以戴名世所著《南山集》中「語多狂悖」為由，彈劾戴名世。方苞因給該書作序，牽連被逮下獄。在獄中，潛心讀書，寫出《禮記析疑》。獄中犯人以為命不可救了，還讀什麼書相勸，並奪其書，而方苞卻說：「朝聞道，夕死可也。」後來，他追憶獄中所見所聞，寫成膾炙人口的《獄中雜記》，深刻揭露清代監獄中的黑暗與腐敗。康熙五十二年，「《南山集》案」獄決，方苞被判死刑，只因「聖祖一日曰：汪霖死，無能內古文者。」李光地等人極力營救，因此回答皇上說：「惟戴名世案內方苞能。」因而他蒙皇恩赦免釋放，出獄隸籍漢軍。三月二十三日，康熙皇帝朱批：「戴名世案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下武英殿總管和素。」第二天，方苞被召入南書房，幾天之內，先後撰寫《湖南洞苗歸化碑文》、《黃鐘為萬事根本論》、《時和年豐慶祝賦》等，每次呈奏康熙帝，都受到讚賞，以為「此即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不能過也。」此後命以白衣（即無功名而替官府當差的人）入直南書房。但其家人因受「《南山集》案」的牽連，仍全部沒入旗籍。
從「《南山集》案」蒙皇恩赦宥，入直南書房，方苞開始了他30餘年的官宦生涯。作為皇帝的文學侍臣，他移直蒙養齋，教授諸皇子、編校樂、律、歷、算等書、潛心於《春秋》、《周官》研究，撰寫《周官辨》、《春秋通論》、《周官析疑》、《容城孫征君年譜》等書。從康熙六十一年（1722）開始，他充任武英殿修書總裁等職達十年之久。
雍正皇帝即位後，以張廷玉為代表的桐城學人對其影響頗大，這也使方苞的政治處境較康熙朝有了進一步改善，方苞合族均被赦歸原籍。「上曰：『聯以方苞故，赦其合族，苞功德不細。』先生聞命，驚怖感泣，涕泗交頤。」方苞自己也被獲准請假一年，南歸上元，安葬父母，並回到桐城省謁祖墓。回京後，官復原職。「尋欲用為司業，先生以老病力辭。」雍正九年，方苞64歲，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在《與常熟蔣相國論征澤望事宜書》中，提出「擇可耕可牧之地，宿兵屯田」，開發邊疆。雍正十年五月，遷翰林院侍講。七月，遷翰林院侍講學士。與鄂爾泰、張廷玉兩相國，論制準噶爾澤望事宜，計十二條。方苞認為要「嚴軍屯守，撫士蓄力，以待可勝之虜；勿為輕舉深入，以邀難必之功。」後鄂爾泰奉命馳往軍前，傳諭大將軍，奏請邊地屯田，「其間多采先生之論。」雍正十一年三月，奉果親王教，「約選兩漢及唐、宋八家古文，刊授成均諸生。其後於乾隆初詔頒各學官，」成為欽定教科書。四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先生以足疾辭。命仍專司書局，不必辦理內閣事務，「有大議，即家上之。」方苞感激流涕，「以為不世之恩，當思所以不世之報。」八月，充一統志館總裁，奉命校訂《春秋日講》。雍正十三年正月，充皇清文穎副總裁。九月，高宗乾隆皇帝繼位，有意大用先生。「欲追踐古禮，議行三年之喪，特下詔命群臣詳稽典禮。」方苞乃作《喪禮議》。十一月，三次上疏乾隆帝：《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疏》、《請定常平他谷糶糴之法疏》、《請復河南漕運舊制疏》，三疏俱下部議行。乾隆元年春，再入南書房。三月，上《請備荒政兼修地治疏》。六月，乾隆帝憐愛方苞年高體弱，命太醫時往診視。並因為方苞工於時文，「命選有明及本朝諸大家四書制義數百篇，頒布天下，以為舉業准的。」充三禮義疏館副總裁，上《擬定纂修條例疏》。乾隆二年六月，擢禮部右侍郎，方苞仍以足疾辭,皇上詔免隨班趨走，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朝廷「」大除授並大政往往咨先生」。為了國家興亡，他力排眾議，連上《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疏》、《請定庶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疏》，遭到朝廷官員的反對。十二月，復以老病請解侍郎職，雖然被批准，但仍帶原銜、食俸，教習庶吉士。乾隆四年二月，充經史有所私，遂落職。命仍在三禮館修書。方苞被罷職後，對沈廷芳說：「老生以迂戇獲戾，宜也。吾兒道章數以諫，然吾受恩重，敢自安容悅哉？」方苞時以性格耿直著稱於京城，在乾隆二年時，大學士朱軾曾勸告方苞說：「子性剛而言直，吾前於眾中規禍。』欲諸公諒子無他，而不以世情相擬耳！賓實（楊文定字）既歿，吾病不支，子其中哉！」可見朱軾對方苞遭朝廷官員嫉妒早已所料。儘管乾隆皇帝深知「方苞惟天性執拗自是而非人，其設心固無他也」。在吏部推用祭酒官時，乾隆帝說：「是官應使方苞為之，方稱期任。」終因旁無應者而作罷，乾隆六年冬，《周官義疏》纂成，進呈皇上，留覽兼旬，一無所更，下命刊刻。第二年，方苞年屆75歲，以時患疾病，乞解書局之職，回家安度晚年，乾隆許之，並賜翰林院侍講銜。四月，出都歸里，杜門著書，不接賓客。時任江南總督尹繼善，三次登門求見，方苞均以疾辭。乾隆八年秋，尋醫浙東，因作天姥、雁蕩之遊，作文記之。乾隆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卒於上元裡第，終年82歲。
縱觀方苞一生，可以「《南山集》案」分為前後前兩個時期，此前，他以求學、治學、撰述、授徒為業；此後，則宦海沉浮，非編撰之職不就，始終不脫離一個文學辭臣的位置。盡已作能，為國為民；盡已之才，立德立言，堪稱清代文人之典範。
忠孝親善剛直不阿的人
方苞自幼接受封建綱常禮教的教育，又深受儒家倫理道德思想的影響，為人敦厚，篤於倫理，講求禮法。生平言行、待人接物，事父侍母，親兄愛友，頗有一段佳話。其父逸巢公嘗說：「吾體未痛，二子已覺之；吾心未動，二子已知之。由此可以看出他事父至孝之深。他事母尤孝，且更感人。康熙四十五年，方苞應禮禮部，成第四名進士，按清代規定：禮部考試後還得進行殿試，當時滿朝輿論普遍認為方苞很有可能奪魁，而他得知母親突然病重，置個人功名和李光地的挽留於不顧，匆匆南歸，侍候母親。他年已四十餘，在母親身邊「宛轉膝下嬰兒。」康熙五十年，方苞因「《南山集》案」，逮赴詔獄。其時，他母親老疾多悸，方苞擔心憂憤過度，特地偕同江寧縣令蘇人見其母，謊稱：「安溪李公薦入內廷校勘，不得頃刻留。」拜辭出，即下獄。直到康熙五十二年，方苞蒙恩赦免死罪，入直南書房，將母親迎至北京贍養，「老母北上，終不知余之在難。」他與兄百川、弟椒塗親善友愛，不忍違離。方苞五六歲時，「即依兄臥起。兄赴蕪湖之歲，將行，伏余背而流涕。」後來其兄生病，「雞初鳴，余起治藥物。妻欲代，余不可。……數月如一日也。」方百川在其弟椒塗卒時泣說：「吾兄弟三人，當共一丘，不得以妻付。」方苞以為：「吾兄弟篤愛如此，子孫其式之！」還一再強調此事，告誡其子侄輩不要違背父叔之命：「今而違焉，豈惟父之心，抑亦毀母之義矣。」方苞死後，其後人將他的靈柩安葬於江寧縣建業三圖沙場村龍塘，與兄百川、弟椒塗同丘。手足情深，非同一般。
方苞事親至孝，與朋友交可謂至善。他對待朋友、親戚以誠相待，以禮相交，嚴於律已，寬善待人。居家每有客至，必令子弟端茶沏水，侍立左右；或宴會，則行酒獻餚，俾知長幼之節。每逢自己生辰，必避居郊原野寺，不受子孫觴酌。他對錢財看得十分淡薄，從不苟受貨財。南京有王生執金求教，「介某姻來，先生以金即贈某姻。」不久王生死去，方苞說：「教未及，安受其贄？」他就自己拿出如數執金送給王生家人，而且不讓某姻知道此事。另有一位富人，家資百萬，遭喪，請方苞點主，以百金為壽。方苞毫不客氣地說：「吾豈可屈膝於財者墓耶？」嚴卻不應。方苞與朋友相交，善於檢討自己的過失，對朋友的批評虛心接受。長州何屺瞻言古文推錢齋，與方苞認點不合，何氏好詆人短，朋友多苦於相交，而方苞獨喜聞其言，用以檢身。方苞不怕別人挑剔自己文中的毛病，他與朱字綠非常友好，敬佩其為人，常常「置所著文於朱字綠所，使背面發其瑕庇。」並感歎說：「如斯人，未可多得也。」方苞一生，文名顯赫，但從不自滿，晚年給李穆堂先生文集作序時，還謙稱：「余終世未嘗一日離文墨，而智淺力分，其於諸經，雖粗其樊，未有若古人之言而無棄者，而文章之境，亦心知而力弗能踐焉。」正是這種謙誠待人、愛憎分明的品格，贏得了時人的尊敬。
方苞性格剛直，不阿權貴，處處事事體現出古代高雅之士的骨氣風範。他對待朋友，「責善亦甚嚴，當其盡言無隱，多人所難受。故雖與暱好者，亦竊病其迂。」方苞從為諸生開始，就名震京師，即使在蒙難之際，一些王公大臣也懼怕他，就是因為他「性剛直，好面折人過，交遊中宦既遂，必以吏疵民瘼、政教得失相責難。由是諸公頗大厭苦之。」如李光地由直隸巡撫陞遷為大學士，方苞叩問他：「自入國朝，以科目躋茲位者凡幾？」李屈指而算，有五十人。方苞說：「莆六十年而已得五十餘人，則其不足重也明矣。望公更求其可重者！」當時景州的魏君璧在側，聞而退之說：「斯人吾未前見，無怪乎見者皆無不樂聞其言也。」所以他自己也常說：「僕學與時違，加以性僻口拙，與世人交，不能承意觀色，往往以忠信生疵釁。在京師數年，見其文，好之而不非笑者寡矣；知其文，不苦其人之鈍直而遠且憎之者，又寡矣。」有時感到「開口而言，則人以為笑，舉足而步，則人以為迂。」正是這種不隨世俗的性格，他時時以「於君不敢欺，於事不敢詭隨，於言不敢附會」來要求自己，但卻招致許多人嫉，「常欲擠之死地。」惟獨大學士朱軾篤信其言，認為方苞以天下為已任，與諸大臣所言，常以天下之公義、古賢之大節相砥淬，而未嘗言及自
己之私利。因此後人稱他「可負天下之重」、「品高而行卓」、「憂國忠友」。
愛國憂民為民請命的政治情懷
方苞自從以白衣入直南書房，經歷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前十年是作皇帝的文學侍從，中間十年主要擔任編修官，負責朝廷典籍的纂修工作，後十年任翰林院侍講、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等職。在這三十年中，他憑借自己在學術上的影響，在文學上的地位和政治上親近皇帝，對那些身居高位的師友、交誼友好的地方官吏及自己的學生後輩，廣施影響。在吏治民瘼、選賢任能方面，敬有所見，必盡言無隱。對一些社會現象的剖析，見解獨到，人木三分，充分表現出他憂國憂民的政治抱負。
康熙年間，方苞目睹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亂，收復台灣；阻止沙皇軍隊的侵犯，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平定噶爾丹叛亂等，無不表現出康熙帝的雄才大略。方苞有感而發，撰寫《聖主親征漠北頌》，歌頌了康熙帝甘冒艱苦，遠征漠北，收復邊疆，平定叛亂的豐功偉績。文中既寫康熙帝「念士大夫卒校勞苦，……朕日御一餐，與六師共之」，「躬蒞行間率先士卒」，與軍民同甘共苦的生動感人場面；又寫康熙帝「事無大小，悉出神策妙算，論效收功，如指諸掌」的治軍才華。通過這些描述，歌頌親征漠北的重大意義就在於：「遂使普天之下，窮荒不毛之域，尺地寸土皆為版輿。上及飛鳥，下及淵魚。喘恧肖翹之物，莫不若其性。自漢、唐以來，未有臍登茲盛者也。」因此，方苞認為康熙帝「因時立事，功德之隆，更有特出千古者。自古人君開創者多武功，守成者多文德。惟我皇上以守成而兼開創，武功則威震於八荒，文德則光被於四表，前世所未有也。」?他對自己「未獲瞻塞上之光，聽軍前凱歌之聲」，?深表遺憾，這表現出方苞強列的愛國思想。
到了雍正，乾隆時期，方苞先後擔任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等職，；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響，不斷呈送奏疏，請求皇上興利除弊：以期實現他「分國之憂，除民之患」的心願。他先後提出了一系列事關國計民生、富國強兵、開發邊疆的設想，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如《請禁燒酒事宜答子》、《請禁燒酒種煙第三答子》、《論山西災荒答子》、《請矯除積習興起人之期答子》、《論考試翰林答子》、《塞外屯田議》、《台灣建城議》、《渾河改歸故道議》、《黃淮議》、《貴州苗疆議》等。這些奏議，言及邊疆、民生，體現對國計民生的憂慮和關心。如在《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割子》中，方苞以為每年徵收地丁銀「四月完半、十月全完」的制度不合時宜，民力難支，因為「蓋自三月至六月，正農民耕田、車水、刈麥、插秧之時，舉家男婦老幼雜作，兼雇閒民助力，尚恐後時；乃令奔走鄉城，經營借貸，伺候官府，延接吏胥，以奪其時力，為累大矣」。「限以四月完半，青黃不接，窮民束手無措」，因此他建議恢復清初「八月開徵，歲終全完」，或「次年五月奏銷以前，皆完賦之日」。他根據當時農村的實際情況，提出不誤農時、解民之困的建議，是關心民瘼的具體表現。
方苞在《清定常平倉谷糶糴之法割子》中，批評常平倉開糴米價及運營環節中的弊端，要求皇上根據河北、江淮、嶺南三個區域，不同的氣候特徵，分別確定官糧倉儲年限，確保官倉糧食，儲而不壞，存而不虧，平抑糧價，賑濟災民。這些都是他「積年博訪周咨，灼見情弊」的真實情況，其上奏目的就是要「無累於民」，使那些「廉能之吏，實心愛民」，「以備歉歲發賑」。
在《請復河南漕運舊制答子》中，方苞奏請允許黃河以南的一些州縣，可以銀代糧，免去群眾由長途漕運帶來的磨難和苦累。他說：「河以南各府州縣俱遠水次，又中隔黃河，厥土墳壤，一經雨雪，牛車淖陷，日行不能十里；而漕期刻不容遲，雇夫盤駁，價且十倍，中家破產，貧民鬻子，恆由於此。」可見他把民眾疾苦掛在心上，為解民苦而上奏直言。
在《請備荒政兼修地治答子》中，方苞主張及時掌握災情，早作賑濟安排，救民眾於水火之中。他主張要早知荒情，因為「備荒早，則民無流殍，而國費亦不致過多；救荒遲，則勞費十倍，而功猶不能一二。，他建議救荒防災要從源頭做起，那就是調動一切力量，興修水利。要「勸諭富民，挑塘築堰，賑恤孤寡」，「招集各鄉土人，官給廩谷，使任浚築」。因此他說：「自古救荒之政，莫善於興工築，而其事宜早；若待民已饑疲，則雖壯者，亦力不能勝工築矣」。倘若各州縣官吏「詳詢耆民，躬自踏看」，在通川之地，開支河；在「沮洳之區，可興大圩與大塘、大堰」，那麼就可以防患於未然，減少災害程度。在《論山西災荒割子》中，方苞對災民的關切之情溢於言表。他在檢閱邸鈔時，看到御史楊嗣景奏山西歲歉折，且皇帝已批旨：「著巡撫石麟速行明白回奏。」而方苞自感有兩點擔心：一是怕「州縣既匿荒不報於先，而大吏又失察於後」。二是怕多方掩飾，萬一石麟回奏，「未能盡實，再遣大臣往查，非越月不能上聞。」這樣往返折騰，將嚴重影響賑災時機，「被災之民朝不保夕，鞏難久待，」因此，他請求皇上 ：「即召山西在京大小臣工清問，俾各陳所知，如與御史所奏相符，則求特遣忠實大臣前往，會同巡撫核查被災淺深之地，即照直隸、山東之例，一體動帑賑濟，庶被困饑民，不致流離失所。」?這些無不看出方苞身處朝廷，敢於犯顏直諫，置得罪御史、巡撫以及地方官吏於不顧，憂民之憂，急民所急，為民請命，令時人景仰，百姓愛戴，時人李恭說他是「講求經世濟民之大猷」。
此外，方苞的愛國情懷還表現在關心國家人才的培養、吏治的整治等方面。為此他上《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才割子》。他指出了官場結黨營私、趨炎附勢、官官相護、欺下蒙上、徇私枉法等種種弊端，對時情「營私附勢之習深，而正直公忠之人少」，深感憂慮。他認為治道之興，「必內而六部、都察院，各得忠誠無私、深識治體者兩三人，然後可以檢制僚屬而防胥吏之奸欺；外而督撫、兩司，每省必得公正無慾、通達事理者四三人，然後可董率道府，辨察州縣，以切究生民之利病。能如此者，乃有才、有識、有守而幾於有德者也，雖數人、十數人不易得，況一旦而得數十人哉；然不如是，終不可以興道而致治。」方苞認為六部、都察院乃皇帝近臣，這些人的才能、學識和品德對國家決策非常重要，因此方苞希望皇上加強對這些人的任用考察和考核。他對古代「御史之外，別設給事中，專駁宰相成議，上及詔旨」的做法非常讚賞。因此他建議皇上「凡部議、會議有關於國體民生者，勿遽批發；必再三尋覽，以究其事理之虛實，意見之公有疏下部，九列皆合口梗之，……以其議出於公，阻之。」還有一些人更是不擇手段，極盡誣蔑之能事，「與公為抗，盡竄改公之所述，力加排詆」。雖然乾隆皇帝多次想重用方苞，最終還是：其不安靜之痼習，到老不改」而棄用。方苞從不計較於此，兼善天下的決心到老不改，所以他說：「臣老矣，生世無幾時；如以臣言為可用，伏望留臣此摺，以驗群情，以考治法，時復賜覽。如用臣言，而無利於民，無益於國，雖臣死之後，尚可奪臣之爵命，播臣之過言，以示懲責也。昧死上陳，不勝悚息瞻企之至」因此，清代頗有名節的學者全祖望稱頌他「正色立朝」。
方苞作為桐城派的創始人，一生注重名節，身懷天下之志，主張經世致用，體察下情，造福於民，這些對桐城派中後期代表作家「經世致用」思想的形成，產生了十分重要的積極影響，也是桐城派之所以綿延幾百年而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以「義法」說為核心的文論思想。「義法」說是方苞文論思想的核心，也是桐城派文論形成的摹石。他說：「《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著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這裡方苞把《易經》作為他「義法」說立論之本，這不僅抬高了「義法」說的地位，而且也明確指出了「義法：』說中「義」與「法」的統一，「義以為經而法緯之」，即內容與形式要相符合。也就是說「義」包含在「法」之中，而「法」又是「義」的具體表現。因此方苞以「義法」論文，不僅注重文章的義理精當、深刻，而且要求作文必須遵循文章的體例和寫作的規則，如對材料的取捨和安排以及遣詞造句的要求等問題。所以說，方苞「義法」說的文論思想為桐城派文論奠定了基石，內容豐富，內涵深刻，影響久遠。
第一，方苞「義法」說形成的歷史背景。
明末清初，是中國社會王朝更迭的動亂時期，也是中國文化學術思想開始劇變的時期。文人士大夫多半經過農民革命和滿族入關的巨變，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浪潮的衝擊，迫使他們不得不面對現實，或奮起反抗，或歸附於清；或削髮為僧，隱跡山林，寄情山水。在文學創作方面表現為：一是重道輕文；二是空洞無物，無病呻吟，摹仿之風越演越烈，，有識之士或激烈抨擊，或憂心忡忡，或無可奈何。如錢牧齋說：「今之人耳傭目僦，降而剽賊，如介州四部之書充棟宇而汗牛馬，即而視之，枵然無所有，則謂之無物而已矣。」黃梨洲哀歎：「世無文章也久矣!」古之文「奈何降為之臭腐乎?」?戴名世對明末以來「文風壞亂」、「文妖疊出」現象，認識得更加深刻。他說：「往者文章風氣之趨於雷同，而先輩之文世所不好」。?「文體之壞也，是非工拙，世無能辨別，里巷窮賤無聊之士，皆學為應酬之文，以游諸公貴人之門。然必濟之以狡譎諛佞，其文乃得售。不然，雖司馬子長、韓退之復生，世皆熟視之若無睹。」因此，戴名世以振興古文為己任，決心「與世之學者左提右挈，共維挽風氣於日盛也。」?方苞針對當時的文風，更是有自己的看法，他在訓示門人沈廷芳時說：「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方苞在批評這個時期文壇怪異現象的同時，提出了自己作文的一套主張，即要「言有物」、「言有序」，並以此為基礎，建立自己的「義法」說，是對清初文壇現象的一種撥亂反正，是代表時代和社會發展要求的，它的形成和發展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其次，方苞的「義法」說是在吸收同時代進步之士文論主張基礎上，加以昇華、提煉形成的。戴名世、方苞為了振興古文，在他們周圍形成了一個作家群。戴名世說：「餘年十七八時，即好交遊，集裡秀出之士凡二十人，置酒高會，相與砥礪以名行，商榷文章之事。」?他入京師後，廣交賓朋，討論文章得失。他常說：「余自入太學，居京師及游四方，與諸君子討論文事，多能輔余所不逮。宗伯韓公折行輩與余交，而深惜余之不遇。同縣方百川、靈皋、劉北固，長洲汪武曹，無錫劉言潔，江浦劉大山，德州孫子未，同郡朱字綠，此數人者，好余文特甚。」「靈皋年少於余，而經術湛深，每有所得，必以告余，余往往多推類而得之。」?這裡可以看出，方苞作文及文論思想的形成是與戴名世的點撥分不開的。
方苞「義法」說的立論根據就是《易》中的「言有物」、「言有序」。在方苞之前，戴名世就提出：「今夫立言之道莫著於《易》，《家人》，《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這裡可以看出，他們立論之源同是《易》，因此，「戴名世以『言有物』為『立言之道』，是方苞義法說的先導。」
同時，萬季野、程綿莊等人對方苞「義法」說的創立，也產生過積極的影響。萬季野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史學家，他曾告誡方苞說：「子誠欲以古文為事，則願一意於斯，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記其後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則吾死不恨矣。」?程綿莊說：「古先聖賢之論文，大要以立誠為本。有物即誠也。言之中節則曰有序，如是則容體必安定，氣象必清明，遠乎鄙倍而文之至矣。古之立言者期至於是而止，故曰辭達而已矣。故為文之道本之以誠，施之以序，終之以達。」?因此，方苞「義法」說理論，是在汲取同時代作家、學者的文論成果基礎上創立的。方苞高人一籌之處，就在於他把前人的理論予以全面總結，使其具體化、理論化。
第一，方苞「義法」說的主要內要及其影響。
首先，「義法」是指文章體裁對‥作內容的要求和限制。方苞從文學自身的：主體性出發，在文章內容方面，強調「言有物」，在文章形式方面強調「言有序」，並且認為內容決定形式。他通過評析、考察前代作家的文學作品，得出各種文體在創作上的不同要求。他在《答喬介夫書》中說得非常清楚。他對寫作侍講公喬萊的表志或家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以鄙意裁之，第可記開海口始末，而以侍講公奏對車邏河事及四不可之議附焉，傳志非所宜也。蓋諸體之文，各有義法，表志尺幅甚狹，而詳載本議，則臃腫而不中繩墨；若約略剪截，俾情事不詳，則後之人無所取鑒，而當日忘身家以排廷議之義，亦不可得而見矣。」?他在文中還分別列舉了《國語》、《春秋》中列傳的例子，加以論述，認為在傳志、家傳等文體中，不能將奏議收錄其中，「以是裁之，《車邏河議》必附載開海口語中，以俟史氏之采擇，於義法乃安。」
所以方苞在評論前人作品時說：「記事之文，惟《左傳》、《史記》各有義法，」每篇文章，脈相灌輸，而不可增損。並且前後相應，或隱或現，或偏或全，變化隨宜，「不主一道」。這就是說寫作的內容必須符合文體要求，也就是方苞所說的「夫法之變，蓋其義有不得不然者」。根據這一「義法」說的要求，創作出來的文章就可以戒空戒浮，達到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結合。
其次，「義法」是對文章選材以及材料取捨詳略提出的要求。方苞在《與孫以寧書》中說：「古之晰於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嘗見義於《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這裡方苞明確指出文章材料的取捨以及安排，必須與人物的身份相符，「虛實詳略」要因人而異，即由「義」來決定「法」。方苞在《書漢書霍光傳後》中說：「《春秋》之義，常事不書，而後之良史取法焉。」還說：「其詳略虛實措注，各有義法如此。」這裡方苞指出文章體裁的選擇以及材料的運用，都是「義法」所要討論的範疇。方苞在《史記評語》中，也是從繁簡詳略方面來規範「義法」的。他說：「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錫，粗礦去，然後黑濁之氣竭而光潤生。《史記》、《漢書》長篇，乃事之體本大，非按節而分寸之不遺也。」這裡他顯然是對《史記》、《漢書》中的長篇文章予以肯定，因為「事體之本大」，無需用長短去要求它們。他評《史記-本紀》這一長文時，讚賞該文「先後詳略，各有義法，所以能盡而不蕪也。」他認為《項羽本紀》中對「高祖、留侯、項伯相語凡數百言，而以三語括之。」是因為「其事與言不可沒，而與帝紀則不可詳也。」再次說明作文宜詳則詳，當略則略，必須符合法度：聽以方苞說：「蓋紀事之文，去取詳略，措置各有宜也。」
再次，「義法」要求作文追求雅潔的文風。方苞說：「蓋所記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乃得體要。子厚以潔稱太史，非獨辭無蕪累也，明於義法，而所載之事不雜，故其氣體為最潔也。此意惟退之得之，歐曾以下，不能與於斯矣。」這裡方苞所言的潔，不僅指作文在語言文字方面要簡練，而且要在義法的原則下，對文章所要表達的內容有所取捨，只有這樣才真正符合他所說的「氣體最潔」。方苞特別稱讚《史記》行文的雅潔，如在《書蕭相國世家後》中說：「柳子厚稱太史公書曰潔，非謂辭無蕪累也，蓋明於體要，而所載之事不雜，其氣體最為潔耳。以固之才識，猶未足與於此，故韓、柳列數文章家，皆不及班氏。」他認為《史記》行文符合義法的準則，就能實現文風「雅潔」。因此他說《史記》「變化無方，各有義法，此史之所以能潔也」。方苞常常以《史記》等文為語言典範，旨在提倡典雅、古樸、簡潔的文風。方苞在創作中力求實踐自己的文論思想，寫了一系列的散文，如《左忠毅公逸事》等。
方苞「義法」說的文論思想強調作文在內容與形式方面達到完美統一，並對文學創作上的藝術表現手法提出了一些符合古代文學自身發展規律的具體要求，在我國文學理論發展史上頗具特色，具有一定的歷史地位。由於他的文論思想偏重於對古文傳統的繼承，注重對我國古文創作經驗進行全面科學的總結，評斥是非得失，使人們在創作實踐過程中便於運用。因此，方苞以後，桐城派文論思想日臻完善，文風大振，作家雲集，作品廣為流傳，一時傾倒朝野，這些與方苞「義法」說的理論易為人接受，符合時代發展需要是分不開的。因此後人稱頌他有「能集古今文論之大成」的歷史功績。情真義摯寓意深遠的散文創作特色。
方苞的散文創作實踐是以他自己創立的文論思想為指導。他的文章結構嚴謹，講究取材的多樣性和典型性。其散文創作特色，主要體現為敘事簡潔傳神，說理透徹新穎，語言質樸雅潔，寫人生動形象。因此，從他的創作實踐來看，方苞也堪稱為桐城文派之正宗與楷模，為後人樹立了典範。
首先，方苞的散文創作注重寫實，強調詳略得當。他說：「吾平生非久故相親者，未嘗假以文，懼吾言之不實也：」「余謝以平生非相知久故，不為表志，非敢重要．懼聽傳之不實也；……君子之善善也，務求其實耳。」這說明方苞把創作的源泉建立於真實生活的基礎之上，文章的生命力就在於有豐富多彩的生活實踐。如他在寫《孫征君傳》中，就認真貫徹「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的創作要求。?方苞在該文中，通過寫孫奇逢為楊漣、左光斗營葬，上書孫承宗，斥責魏忠賢，人清後誓不為仕等事例，將孫奇逢不阿權貴、嫉惡如仇的高風亮節，表現得淋漓盡致，達到了「詳者略，實者虛，而征君聽蘊蓄，轉似可得之意言之外」的效果。再如他創作的《左忠毅公逸事》，突出重點地介紹左光斗與史可法交往中的幾個片斷．即初次相識，獄中探視，不忘師訓，表現出左光斗的識才之智、愛才之心、護才之行。同時，方苞的人物描寫達到出神人化、栩栩如生的地步。這是他寫的許多人物傳記能被後人傳誦的主要原因：他在寫史可法打扮成清潔工，冒險入獄探望左光斗，看到他：「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脆，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訾，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地何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這裡方苞通過對左光斗、史可法兩人形貌、動作、語言對話的描寫，刻畫出左光斗身陷囹圄，心繫國家大事的愛國情懷。同時方苞也深刻揭示了人物內心的矛盾，左光斗為了國家利益，為了保護人才，讓天下事有人支柱，壓抑師生之誼，讀後令人肅然起敬，振奮不已。此外，他寫的《田間先生墓表》、《明禹州兵備道李公城守死事狀》、《石齋黃公逸事》、《獄中雜記》等文章，無不以形象生動的人物描寫而取勝，這也是方苞文名震天下的原因之一。
其次，方苞的散文創作寓論理於敘事之中。顧炎武在論述太史公作史筆法時說：「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於敘事之中即見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方苞繼承了太史公的筆法：他在創作人物傳記之類的作品時，往往在文章的結尾或文章中間，插入自己的議論，或加上他人的評述，有的以傳讚的形式出現，有的言古道今，諷刺現實，抨擊時弊；有的借題發揮，抒發個人情懷，暢言對社會及人生的感慨，或褒或貶，無不暗含作者心志。方苞的《左仁傳》，寫左忠毅公後代左仁，其祖患了傳染病，家人害怕傳染，沒有一人敢與之接近。但左仁雖年僅十五歲，又知道傳染之險，但為燠祖足寒，陪居六年，終染病而歿，鄉人以為「愚」，而方苞在文末說：「嗚呼!當明將亡而逆閹之熾也，如遭惡疾，近者必染焉。忠毅與同難諸君子皆明知為身災，獨不忍君父之寒而甘為燠足者也。世多以{二之類為愚，此振占以來，國之所以有瘳者，鮮與!」方苞就是從家庭小事廣而為國家大事，從篤於親人而推之為忠於君父，從而頌揚左忠毅公與同難諸君的孤忠大節。又如他寫的《轅馬說》，文中說「馬」，其實處處指人，所寫的現象均為社會現實。「嗚呼!將車者，其慎哉!」(o旨在點出本意，敬告統治者識馬用人不可不慎重。有時在敘事中，插人人物對話或人物自白，對某事某人作出評價，點明旨意，起到一針見血的效果。如方苞創作的《獄中雜記》就是用這種筆法，取得非常好的效果，成為典範之作。
再次，方苞的散文創作，運用各種藝術手法，力求散文語言的形象、生動。方認為文之工致，不在辭繁言冗；而在於「情辭動人心目」，即以情感打動人心 他寫的《兄百川墓誌銘》、《弟椒塗墓誌銘》、《先母行略》、《書孫文正傳後》、《亡妻蔡氏哀辭》、《王瑤峰哀辭》、《僕王興哀辭》等文章，或講述家境、敘述兄弟友愛；或感慨前賢生不逢時，難有用武之地。字裡行間，或表達兄弟之情；或講母子之情；或頌揚愛國憂民之情；或懷念夫妻之情；或暢言朋友之情；或描述主僕之情，言語質樸，情真義摯，讀之動人心魄，感人肺腑。
方苞在其寫作的文章中，還經常運用修辭手法，以增強文章的活潑性和感染力。他在《書老子傳後》裡，為了講述老子確有其人，從老子的姓氏、籍貫、官守到他的子孫後代的封爵、居住等情況，運用整齊的排比句式，不厭其煩，詳細描述，旨在加深讀者印象，張揚文章氣勢，提高說服力，同時讓讀者欣賞起來，有一種美的享受。有時他還在文章中插些比喻，通過形象而又生動的比喻，來闡明抽像深奧的道理。如他在《與程若韓書》中，反對行文繁瑣冗長，認為「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錫，粗礦去，然後黑濁之氣竭而光潤生。」可謂比喻生動貼切，寓義深刻明瞭。
有的文章他還用比興手法，如在《題舒文節探梅圖說》中，以「芝蘭之萎折」，喻舒公遭遇之不幸；以「西山之梅」，喻舒公的人品及其處世原則。又如在《與鄂張兩相國論制馭西邊書》中，以同樣的手法，表達自己對國事的關心和焦慮，他說：「然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學先聖之道，仁義根於心，視民之病，猶吾兄北之顛連焉；祖國之疵，猶吾父母之疾痛焉。」在上述文章中，方苞托物言志，喻人喻己，表現出他仰慕先賢、憂國憂民的人格魅力。
方苞還在與友人書信作品中，夾雜一些對山水風光、自然景色的描寫，讓人讀起來無枯燥之感，別有一番情趣。他在《與王出繩書》中，就插入了精彩的山水風光描寫，他在信中寫到：「苞以十月下旬至家，留八日，便饑驅宣、歙問，人涇河路，見左右高峰刺天，水清冷見底，崖巖參差萬疊，風雲往還，古木、奇籐、修篁郁盤有生氣，聚落居人，貌甚閒暇。因念占者莊周、陶潛之徒，逍遙縱脫，巖居而川觀，無一事系其心，天地日月山川之精，浸灌胸臆」。這裡他既讚揚山水之美，又懷念古人隱跡山林的清閒生活，並生羨慕之情。他說：「使苞於此間，得一畝之宮，數頃之田，耕且養，窮徑而著書，胸中豁然，不為外物侵亂，其所成就未必遂舌於古人。」這裡他借景抒懷，懷古思賢，表現他熱愛生活，熱愛自然，與世無爭的人生哲學。
總之，方苞以他簡嚴精實的文風，在「義法」理論指導下，追求道與文並重，把古文寫得清新雅潔、自然流暢，並富有極強的感染力，在清初文壇可謂獨樹一幟，開創了一代文章風氣之先。儘管後世之人論及方苞文章，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褒貶不一。譏之者謂其「文氣拘束」，「重滯不起」；「旨近端而有時歧，辭近醇而有時而窳」尊之者則謂其文為清代「百餘年文章之冠」，「源流極正」，「宋以後，無此清深峻潔文心；唐以前，無此淳實精淵理路。」實事求是地說，方苞的文章氣勢略顯孱弱，文采略顯貧乏，不能說不是其缺陷；然而他的文章精煉平實，澄清淡雅，注重寫實，憂國思民，寓意深遠，在當時可以說起到了矯正文風的作用。因此劉開評其文：「豐於理而嗇於辭，謹嚴精實則有餘，雄奇變化則不足，亦能醇不能肆之故也。」是頗為精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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