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怎樣當大學校長
作者：智效民
文章來源：作者惠稿
瀏覽：698 次
胡適怎樣當大學校長
智效民
胡適的一生，當過兩次校長。第一次在他的母校——上海中國公學，第二次在被他視為母校的北京大學。有意思的是，兩次當校長都為政治原因而離任，這與頗具中國特色的政局有關。從表面上看，他是失敗了；但是他所堅持的辦學模式、教育理念、思想原則、文化追求，卻是一筆豐富的遺產，值得仔細清理、認真研究、不斷學習、好好繼承。只可惜大家覺悟太晚，否則我們的大學不會辦成這般模樣。
上篇：在中國公學
一、擔任校長之前
胡適就任中國公學校長，是在1928年春天。這所學校成立於1905年，是由中國留日學生創辦的。當時日本文部省公佈了《取締清國留日學生規則》，引起中國留學生強烈抗議，陳天華憤而蹈海，大批留學生退回上海，自行籌辦了這所學校。1906年至1909年，胡適曾在這裡讀書，從他的《四十自述》中可以看出，該校對他的成長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
胡適離開中國公學後，以庚款留學生身份赴美國留學。學成回國後，一直在北京大學任教。1926年7月，他借出席倫敦「中英庚款委員會議」之機，做環球旅行。沒想到1927年4月即將回國的時候，中國政局發生了翻天地覆的變化。
從許多朋友的來信中，可以看出這種變化對胡適非常不利。
張慰慈說：「現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閉，什麼話都不能說，每天的日報、晚報甚而至於週報，都是充滿了空白的地位，這期的《現代評論》也被刪去兩篇論文，這種怪現象是中國報紙的歷史上第一次看見。同時一切書信與電報都受到嚴格的檢查，聽說被截留的甚多。並且無故被捕的人也不少。上海的情形也與北京相同。」（《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423頁，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
高夢旦也說：「時局混亂已極，國共與北方鼎足而三，兵禍黨獄，幾成恐怖世界，言論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發表意見，處此時勢，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講授機會或可研究哲學史材料，少住數月，實為最好之事。」（同上，第429頁）
面對這種局面，胡適在日本稍事停留後還是回到上海。因無法返回北京大學，他只好就任光華大學教授並在東吳大學兼課。第二年春天，中國公學爆發學潮，學校董事會先後推舉於右任、蔡元培出任校長，都被學生拒絕，理由是「於、蔡二人道德學問雖好，可惜兼職太多，恐不能專心辦學。」（白吉庵《胡適傳》第272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無奈之下，關心公學命運的王雲五、朱經農等人找到胡適，請他出山，以解危難。
在朋友勸說下，他答應維持兩個月，到本學期結束後就辭職。即便如此，他也有點後悔，認為這是給自己「套上一件鐐銬」（《胡適日記全編.5》第64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兩月後胡適提出辭職，校董會為了挽留他，特設副校長處理行政事務，讓他有更多的時間從事學術研究。
二、主張無為而治
胡適上任後，受到師生的熱烈歡迎。他發現學校連一本正式校規都沒有，便首先召開校務會議，通過「校務會議組織大綱」、「教務會議組織大綱」和「學校章程起草委員會」等議案。他說：「我想從組織與法律兩方入手，不知有效否？」（同上，第74頁）
有了規章制度以後，胡適對學校事務便採取無為而治的態度。副校長楊亮功說：「胡先生對於學校行政常以『無為而治』自嘲，實際上他是以無為而為，與自然主義教育家盧梭以不教而教同是一樣的態度。胡先生只注意於學校的重要問題，付與各主管以事權，並為之排除困難，因此養成各人自動自發的工作精神。」（《追憶胡適》第25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與楊先生的評價相比，一位名叫陳鹹森的學生講得更透徹。他說：胡先生一貫主張無為而治，「這在當年我們做學生時還不大瞭解，直到三十年後在台灣看到胡先生的一篇『無為而治』的文章，那篇文內說到艾森豪做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和做總統時兩件故事，方才明瞭胡先生的『無為而治』的深厚道理。」（同上，第255頁）
艾森豪就是艾森豪威爾。為了弄清楚所謂「深厚道理」，我們先看看這兩個故事講了些什麼。第一個故事說的是艾森豪威爾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時，各部門領導都要前來拜訪，談談各自的工作。於是他每天要接見兩三位院長或部門負責人。幾天以後，他問副校長，像這樣的人一共有多少，對方說共有63位。艾森豪威爾兩手舉過頭頂高聲喊道：「天呵！太多了！太多了！我當盟軍統帥的時候，只接見三位將領。我完全相信這三個人。他們手下的將領，我從來不用過問。想不到我當一個大學校長，竟要接見63位負責人，他們談的我不大懂，又說不到點子上，這對學校實在沒有好處。」
另一個故事是說艾森豪威爾當總統時愛打高爾夫球，有一天白宮送來一份急件，助手替他準備了兩份批示，一份「表示同意」，一份「表示不同意」。沒想到他居然在兩份文件上都簽了字，並交代說，請副總統尼克松替我挑一個吧。
在許多人眼裡，這兩個故事是嘲笑艾森豪威爾的，但是胡適卻從中看出民主的真諦。當時他講這兩個故事，是為蔣介石祝壽的。他的意思是要蔣介石學一學人家的風度，做一個「無智、無能、無為」的人，只有這樣，才能乘眾勢，御眾智。（《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2551-2553頁，台灣經聯出版事業公司1884年版）
胡適的這個觀點對於我們來說是非常陌生的，許多人一旦大權在握或負點責任，就想要搞出些名堂來。他們不懂得一個人智力和認識是有限的，因此「不輕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輕易做一件壞事」一樣，應該成為每個人、特別是各級領導遵守的一條戒律。這也是胡適初次與蔣介石見面，就把自己寫的、闡述這個道理的《准南王書》送給對方的原因。
因為不能天天在學校，胡適每月只領100元車馬費。朱經農過意不去，曾在信中關切地詢問：「兄近日個人經濟問題如何解決？聞兄在中國公學依然每月只領夫馬費一百元，似不夠用。上學期所定夫馬費是一種過渡辦法，似不應永遠如此。今年你未在他校教書，僅此一百元安能度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488頁，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883年版）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胡適做人做事的原則。
三、溝通文理學科
所謂「無為」，並不是什麼也不幹。胡適上任時，全校共有三百多學生，分散於四個學院十七個系，致使學校經費異常困難。為此，他大刀闊斧地裁掉工學院、法學院和經濟系，只設文理學院和社會科學院以及中文系、外語系、哲學系、數理系等7個系。為了溝通文理，他親自兼任文理學院院長，讓有志於數理的人學點文史知識，有志於文史的人學點自然科學。事實證明，胡適的這一做法效果很好，比如吳健雄當年是數理系的學生，卻肯在文科方面下很大功夫。有一次她還在胡適指導的作文課上獲得100分，這件事不僅對吳健雄的影響很大，也成為胡適津津樂道的話題。
溝通文理不僅有利於提高學生的素質，而且還是涉及到教育的目的何在。簡單說，過早接受專才教育，不僅會因為知識面狹窄而難成大器，還容易成為會說話的工具，不會思考的奴隸。這一點，我在《清華大學與通才教育》等文章中已經屢有申述，在此恕不贅述。
為了提高教學質量，胡適請來一大批著名的學者前來任教，其中有人們熟悉的高一涵、張慰慈、楊亮功、羅隆基、梁實秋、鄭振鐸、陸侃如、馮沅君、全增嘏、葉公超、饒孟侃、黃白薇等。這裡特別要指出的胡適用人不僅看學歷，更注重學力。比如他當時延聘沈從文，人們就有非議，覺得沈僅僅是小學畢業，又沒有學術論文，怎能到大學上課？何況沈從文還不擅言詞，第一次登台就因為膽怯，在講台上站了十分鐘說不出一句話，搞得非常尷尬。但是胡適卻堅信自己的眼力，後來沈從文也的確是深受學生的歡迎。這在今天簡直是天方夜譚，是不可思議的事。
在胡適的努力下，中國公學很快改變了過去的形象。一年間，學生由三百多人猛增至一千三。後來，一位學生在寫給胡適的信中說：「中國公學我不敢說它好，但我可以說它奇特，為什麼呢？思想自由，教職員同心協力，有向上的精神，沒腐化的趨勢，就憑這點，在全中國可說是找不到的。」他還說，我的進步應該「感謝您和陸先生（侃如）、沈先生（從文）的思想言論」（白著《胡適傳》，第274頁）。
四、抵制「黨化教育」
這種局面的形成，首先與胡適對「黨化教育」的抵制有關。推行「黨化教育」是國民黨掌握政權後的基本國策。1929年4月頒布的《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指出：「各級學校之三民主義教育，應與全體課程及課外作業相貫連，……以收篤信力行之效。」（《中華民國教育法規選編》第45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隨後公佈的《三民主義教育實施原則》規定，在大學設立黨義課程的目的是：「一、應以闡揚孫中山先生全部遺教及本黨政綱、政策及重要宣言為主要任務。二、應以理論事實，證明三民主義為完成國民革命，促進世界大同之唯一的革命原理。三、應依據三民主義，比較批判其他社會主義學說。」此外，大學生還要「一律參加孫總理紀念周及其他革命紀念日，以增進愛護黨國之精神。」（同上，第53-54頁）
把一個人或一種思想神聖化，是專制制度的主要特徵。它的目的，就是讓全體國民變成不會思考的馴服工具。面對這種局面，胡適採取了抵制的態度。羅爾綱回憶說，在中國公學讀書時，「進了學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掛國民黨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國民黨紀念周。」（《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第89頁，三聯書店1995年版）
胡適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只要看看任鴻雋在《獨立評論》上發表的兩篇文章，就明白了。他說：「教育的目的，在一個全人的發展，黨的目的，則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為本位的，黨是以組織為本位的。」因此當人的利益與組織利益衝突的時候，自然要犧牲人的利益了（《獨立評論》第三號）。在這方面，胡適堪稱大學校長的楷模。
五、 樹立良好學風
樹立良好學風，已經成為當今學界的一句口頭禪；但什麼是良好學風，卻似乎無人追究。胡適擔任校長後，同事們辦了個《吳淞月刊》，「目的在於鼓勵我們自己做點文字。」為此，他在發刊詞中立了「兩條戒約」：第一要小題大做，不要大題小做；第二「要注重證據，跟著事實走，切忌一切不曾分析過的抽像名詞」。（《胡適全集》第3卷，第707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關於前者，既是老生常談，也是胡適的一貫主張；至於後者，卻需要多說兩句。
早在五四時期，胡適就寫過《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這件事似乎早已成為定論，但是仔細讀一讀他的文章，就會有另外的感覺。事實上，當年胡適反對的正是「一切不曾分析過的抽像名詞」。他認為只知道高談主義卻不想研究問題的人，是「畏難求易」的懶漢；而「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同上，第1卷，第324-328頁）。
1928年7月，胡適決定繼續擔任公學校長時，寫了一篇題為《名教》的文章。這篇文章是「問題與主義」思想的繼續。文章說，所謂名教，就是信仰「名」、認為「名」是萬能的一種宗教。什麼是「名」呢？胡適認為「名」就是字，或曰文字，而名教就是崇拜文字的宗教。他說，名教的具體表現不可勝數，從古人生辰八字、名號避諱，到如今的標語口號，都是名教的「正傳嫡派」。比如革命者貼一張「打倒帝國主義」，與豆腐店老闆貼一張「對我生財」完全一樣。他還說：「南京有一個大學，為了改校名，鬧了好幾次大風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抬了送到大學院（按：當時的教育部）去。」（同上，第3卷，第66頁）可見直至今天，我們並沒有擺脫名教的束縛。多少年來，我們一直生活在名詞術語和標語口號中，而前幾年流行的大學改校名，也是一種名詞崇拜。遺憾的是，許多人並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如何才能改變這種狀況呢？除了上述「兩條戒約」外，胡適還在1928年寫過一篇《治學的方法和材料》，其中談到治學既要有科學的方法，又要有鮮活的材料。所謂科學的方法，就是「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即「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所謂鮮活的材料，則是要擺脫紙上的學問，從故紙堆中走出來，到科學試驗室裡去尋找材料。只有這樣，才能擺脫名教的影響，建立良好的學風。後來，他在學校以「怎樣醫治浪漫病」為題舉辦講座，也談的是這個問題。他告誡學生：浪漫病就是懶病，懶人沒有做學問的興趣；只有打破浪漫病，才能研究學問（白著《胡適傳》第354頁）。
六、 重視同等學力
胡適重視同等學力，不僅表現在聘請教授方面，還表現在招收學生上。他雖然不管具體事務，卻對許多事情非常留心。比如每年招生結束以後，教務處總要發出大批公函，向考生所在學生查詢文憑真偽，如果發現假文憑，便照章開除。但這件事操作起來十分不便。有的學校根本不存在，發出的公函只能石沉大海；有的學校回信後，學生已經上了半個學期的課。他不忍心開除這些學生，便建議教務處看看他們開學後的成績，對學習好的從寬發落。然而教務處的人卻不願開此先例，「所以我們只好硬起心腸來幹那『揮淚斬馬謖』的苦戲。」（《胡適全集》第20卷，第185頁）後來，胡適還發現在學生遺棄多年的雜物中，有一個大學的公章和一枚校長的私章。這顯然是偽造證件的證據，然而作偽者早已畢業。
另外，他還聽說四川有位校長每次外出，都要帶些空白畢業證送人。起初他還不相信，1929年他在北平，一位本家居然同他商量，讓他的侄子去考清華。他聽了很吃驚，說自己的侄子初中剛畢業，怎麼可能去考清華？對方說，一位朋友是中學校長，他可以辦一張高中畢業證。胡適氣憤地說：「我們家的子弟怎麼好用假文憑！」氣憤歸氣憤，但面對這種情況，胡適知道這種文憑的確是「真」的，無論怎樣去查，也不能證明其假。
胡適認為，這種狀況從根子上說與教育部有關。當年教育部廢除具有同等學力者可以報考大學的規定，才使假文憑氾濫起來。如果不能容許具有同等力者報考大學，就等於「政府引誘青年犯罪」（同上，第188頁），就不會從根本上消滅假文憑現象。
重視同等學力，是胡適的一貫主張。1934年，他在《大公報》發表《誰教青年學生造假文憑的》一文，把上述事實和想法寫了進去。1937年7月，他在廬山談話會討論教育問題時，又提出承認同等學力是「救濟天才，以阻止作偽犯罪」（《胡適日記全編.6》第694頁）的好辦法。
只有唯學歷，才有偽學歷。看看胡適對同等學力的重視，對於如今治理辦假證現象，也應該有所啟發。
七、 提倡體育精神
胡適在中國公學任職時間很短，滿打滿算才20個月，但是他的所作所為卻可圈可點。別的不說，單說他對學校運動會的認識，就讓人振聾發聵。
我們從小受的教育是「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在國人心目中，體育的功能不外乎兩個：一是爭奪獎牌，為國（包括為集體）爭光，這是前半句話的所指；二是強身健體，延年益壽，這是後半句話的含義。基於前者，人們對中國健兒在奧運會等國際比賽上「奪金獲銀」歡呼雀躍，興奮不已；但是我總覺在「體育興」與「國運興」之間不能簡單地劃上等號。至於後者，許多人熱衷於保全個人生命，對身外的大是大非不聞不問，這又隱含著對整個社會的無奈。
看看胡適對體育的理解，也許可以糾正上述偏見。
胡適從小體弱多病，不大喜歡運動。到美國後第一次觀看橄欖球比賽，在隊員的廝殺和拉拉隊助威聲中，他很不習慣。心想：「這真是羅馬時代的角抵和鬥獸的遺風，很不人道的。」（《胡適全集》，第20卷，第89頁）隨著對西方文明的深入瞭解，他認識到體育不僅可以鍛煉身體，對人格的養成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約在1930年春季，中國公學要召開學校運動會，為了讓同學們踴躍參加，正確對待競賽中的勝敗，他親自撰寫運動會會歌。這首歌的歌詞如下：
健兒們大家向前，
只一人第一，
要個個爭先。
勝固然可喜，
敗亦欣然，
健兒們大家上前。
健兒們大家齊來。
全體的光榮，要我們擔戴。
要光榮的勝，
光榮的敗，
健兒們大家齊來。
在運動會開幕式上，他還致詞說：「運動會是一種教育，是一種訓練，不是一種遊戲。」他還說，大家都在跑，而得獎的只有一人。假如按照平時的成績，已經知道某人一定會奪得錦標，難道我們就不參加了嗎？不，大家還應該參加。有了我們的加入，他才會有第一；沒有我們的陪襯，他一個人算不得第一。正確的態度是：他得他的第一，我們搞我們的訓練；他的光榮，也是我們的光榮。這才是真正的體育精神。在開幕詞結束時，他還說：「祝諸君人人有光榮的勝，人人有光榮的敗！」（白著《胡適傳》第279頁）
拿這個標準來衡量，可以看出體育比賽不僅僅是一種對抗，更是一種合作。所謂重在參與，就是體育精神的具體體現。如果以為在國際比賽中奪得錦標就是光榮，就意味如何如何，其實是一種偏私狹隘的見解。用這種態度來對待體育，永遠也無法擺脫輸不起的陰影。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再過幾年，萬眾矚目的奧運會就要在北京召開，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小自運動員人格、大到國家的國格就會有缺陷。到那時，即便獲得更多獎牌，又有什麼用？
胡適倡導的體育精神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適用於體育比賽，也適用於其他領域。1948年初，胡適得知李宗仁準備參加副總統競選，認為這是實行憲政後的第一次大選，要多些人參加，才能充分表現民主精神。他給李宗仁寫了一封信，信中抄錄《中國公學運動會歌》的第一段，並且說：「第一雖只有一個，還要大家加入賽跑，那個第一才是第一。」（《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2013頁）可見無論是體育還是政治，都要提倡「重在參與」，不應該唱獨角戲。
八、寄語畢業同學
1929年7月，中國公學18級學生畢業，胡適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講了一番話——
諸位畢業同學：你們現在要離開母校了，我沒有什麼禮物送給你們，只好送你們一句話罷。
這一句話是：「不要拋棄學問。」以前的功課也許有一大部分是為了這張畢業文憑，不得已而做的，從今以後，你們可以依自己的心願去自由研究了。趁現在年富力強的時候，努力做一種專門學問。少年是一去不復返的，等到精力衰時，要做學問也來不及了。即為吃飯計，學問決不會辜負人的。吃飯而不求學問，三年五年之後，你們都要被後進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時候再想做點學問來補救，恐怕已太晚了。
接下來，胡適針對一些人的想法，談到所謂沒有時間、不具備條件，都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是你對自己負不負責任。在此基礎上他告誡自己的學生：「學問便是鑄器的工具，拋棄了學問便是毀了你們自己。」（《胡適全集》第3卷，第825-826頁）
這裡涉及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上大學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是為了解決「飯碗」問題，還是為了讓生命更有意義？如果把大學文憑當作「搶飯碗」（蔡元培語）的敲門磚，一旦文憑到手，就意味著萬事大吉。許多人以為自己不在研究單位，就不需要做學問了。有些人即便在研究單位，也對學問沒有真正的興趣。這恐怕是多少來我國「人才死亡率」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
其實，即使是為了吃飯，學問也具有長久的競爭力，這是常態社會的通則；至於文革那樣的變態社會，則是另一回事。因此，在目前的社會機制不可能為年輕人提供足夠就業機會的情況下，不要拋棄學問，乃是每一個人的最好選擇。何況，人生的目的絕不僅僅是為了找到一碗飯吃。
胡適認為，生命的意義是每個人賦予它的。「人生固然如夢，但一生只有這一場做夢的機會」。因此，要想「努力做一個轟轟烈烈像個樣子的夢」，而不是「糊糊塗塗懵懵懂懂混過這幾十年」光陰（《胡適全集》第3卷，第818頁），唯一的選擇就是不要拋棄學問。
九、 爭人權、爭自由
一位校長能夠辦好一所大學，這是他的本分，不值得誇耀；如果他在辦好大學的同時，還能時刻關注社會動向，履行文章報國的義務，才令人欽佩。也就是說，「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不算什麼；「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才是英雄。
我注意到，1929年3月10日，在《新月》第二卷第一號《編輯後言》中，提到要辦一個思想性刊物。這是由於《新月》是「專載長篇創作和論著的」，因此「我們幾個朋友」決定在這個月刊以外再辦一個週刊或旬刊，取名《平論》，由「平論社」發行，無非是想說幾句平正的話，表示一個平正的觀點而已。
3月23日，徐志摩、梁實秋、羅隆基等人造訪胡適，勸他擔任《平論》主編，胡推辭不掉，只好答應，並商定於4月1日出報。3月25日，胡適為《平論》撰寫一千六七百字的發刊詞。這篇文章被收入最近出版的《胡適全集》第21卷中，題目是《我們要我們的自由》。
文章說：「近兩年來，國人都感覺輿論的不自由。在『訓政』的旗幟之下，在『維持共信』的口號之下，一切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種種的箝制。異己便是反動，批評便是反革命。報紙的新聞和議論至今還受檢查。稍不如意，輕的便停止郵寄，重的便遭封閉。所以今日全國之大，無一家報紙雜誌敢於有翔實的記載或善意的批評。」
接下來，文章分析了沒有言論自由的嚴重後果，指出這是一個民族的最大恥辱。然後又明確表示：
我們是愛自由的人，我們要我們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
我們不用說，這幾種自由是一國學術思想進步的必要條件，也是一國社會政治發送的必要條件。
我們現在要說，我們深深感覺國家前途的危險，所以不忍放棄我們的思想言論自由。
我們的政府至今還在一班沒有現代學識沒有現代訓練的軍人政客的手裡。這是不可諱的事實。……
由於篇幅關係，我不可能把它全部抄錄下來，但是我希望每一個關心歷史、關心國家命運的人都讀一讀這篇文章，瞭解一下胡適的這個主張：「爭自由的方法在於負責任的人說負責任的話。」我以為，這是胡適比其他人的高尚之點，高明之處。
隨後，胡適還寫過一篇文章，題為《我們對於政治的主張》。文章說：
我們都沒有黨籍，也都沒有政治派別。我們的唯一目的是對國家盡一點忠心。所以我們的政治主張不用任何黨義作出發點。我們的出發點是中國的實在需要，我們的根據是中國的實在情況。
我們不想組織政黨，不想取什麼政黨而代之，故對現在已得中國政治權的國民黨，我們只有善意的期望與善意的批評。我們期望它努力做的好。因為我們期望它做的好，故願意時時批評它的主張，組織，和實際的行為。批評的目的是希望它自身改善。
在這篇文章中，胡適還談了以下幾個問題：第一，黨的地位應該同民治國家的議會相仿；第二，各級黨部的經費應該靠黨費支付，黨的機關應該大大裁減；第三，除了行政獨立外，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也必須獨立，不受黨和行政機關的牽制；第四，軍隊應分期裁遣，不可借「國防」的名義保留軍隊；第五，國家應該靠聯邦制來實現統一。
1929年3月29日，胡適與徐志摩等人為《平論》再次碰頭，因稿子的份量不夠，遂決定推遲到4月10日出刊，但不知什麼原因未能如期面世。到了4月21日，平社在胡適家第一次聚餐，參加者除梁實秋、徐志摩、羅隆基外，還有丁西林、葉公超、吳澤霖。隨後，平社每週聚餐一次，並增加潘光旦、張禹九、唐慶增、劉英士、任鴻雋等人。然而不知為什麼，這份刊物始終沒有問世。
我猜測，這可能與當時的「爭人權」有關。1929年4月20日，正好是平社舉行第一次聚餐會的前一天，國民政府下達保障人權的命令。第二天，胡適從報上看到這個命令，當即表示懷疑。半個月以後，胡適草成《人權與約法》一文，對這一命令提出嚴正質疑：
第一， 命令認為人權由「身體、自由、財產」組成，卻對這三項沒有明確規定，這是很重要的缺點。
第二， 命令只是禁止「個人或團體」侵犯人權，卻迴避了政府和黨部對人權的侵犯。
第三， 命令中所謂依法懲辦，不知道依的是什麼法。
文章說，事實上中國的人權從來就沒有法律保障，因此要保障人權，首先應該制定一部憲法或約法，否則，保障人權就是一句空話。
隨後，他又寫幾篇文章，掀起一場關於人權問題的大討論。在《知難，行亦不易》中，他公開批評孫中山的「行易知難」說；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中，又對孫中山的《建國大綱》提出質疑；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中，更是直截了當指出：今日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所以他們天天摧殘思想自由，企圖以壓迫言論自由來達到思想的統一。
這些文章在《新月》和《吳淞月刊》發表後，立刻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蔡元培稱「大著《人權與約法》，振聵發聾，不勝佩服」（《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517頁）；張謇之子張孝若說：「先生在《新月》所發表的那篇文字，說的義正詞嚴，毫無假借，真佩服先生有識見有膽量！這種浩然之氣，替老百姓喊幾句，打一個抱不平，不問有效無效，國民人格上的安慰，關係也極大。試問現在國中，還有幾位人格資望夠得上說兩句教訓政府的話？」（同上，第525頁）他還寫了一首詩贈予胡適,表達了自己的感想與擔憂，並囑咐不要發表（同上，第546頁）。該詩可以在1929年9月10日的胡適日記中找到：
許久不相見，異常想念你。
我昨讀你文，浩然氣滿紙。
義正詞自嚴，鞭辟真入裡。
中山即再生，定說你有理。
他們那懂得？反放無的矢。
一黨說你非，萬人說你是。
忠言不入耳，勸你就此止。」
這些文章能夠問世，表明當時社會還是有一定言論空間的；針對這些文章，有人提出不同觀點，也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上海、北平、天津、江蘇、青島等地的國民黨黨部坐不住了。他們紛紛召開會議，認為「中國公學校長胡適，公然侮辱本黨總理，並詆毀本黨主義，背叛政府，煽惑民眾，應請中央轉令國府，嚴予懲辦」。（《胡適日記.5》，第489頁）。國民黨中央訓練部根據這些無理要求，也認為胡適文章「超出學術研究範圍，泛言空論，錯誤甚多」，有失大學校長尊嚴，並損害了黨政形象，要求教育部嚴加警告（同上，第521頁）。
9月下旬，教育部根據上面指示，向中國公學發出訓令，要求對胡適提出警告。對此，胡適在寫給老朋友、教育部長蔣夢麟的信中，義正詞嚴地說：「這件事完全是我胡適個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與中國公學何干？你為什麼『令中國公學』？該令殊屬不合，故將原件退還。」（同上，第538頁）不過，另一位老朋元濟卻勸他應置之不答，以保我尊嚴。張還說，如果在「前清康雍之朝，此事又不知鬧成何等矣。畢竟民國政府程度不同。」（同上，第541頁）
儘管張元濟的說法不無道理，但問題是國民黨地方組織為什麼會如此囂張？對此，一些外國媒體道出其中奧妙。《新時代》指出：由於中國國民黨和蘇聯共產黨一樣，「是至高無上的政治團體，不容忍敵對黨派」，再加上胡適的批評被認為是「公然侮辱本黨領袖孫中山先生」，而死去的孫中山已經被神化，因此他們要嚴懲胡適（同上，第544-545頁）。《紐約時報》也指出，胡適是「現代中國最英明的、最有建設性的領袖之一，……他正致力於中國思想和教育的現代化過程。現在他受到譴責，並不是因為其個人的政治抱負，而是因為他的那種直言不諱的習慣使他敢於提意見：在國民黨人的統治下，一切並不像外界所相信的那麼美好。尤其，他對以己故孫中山博士的名義提出的一些經濟學說的正確性提出質疑。他的罪責不在於他不同意如此多的觀點，而在於他道明瞭幾分真理。」（同上，第553頁）
儘管《平論》未能問世，但是平社的活動一直在進行。1930年4月，胡適為他的那篇著名文章《我們走那條路》撰寫「緣起」時說：「我們幾個朋友在這一兩年中常常聚談中國的問題，各人隨他的專門研究，選定一個問題，提出論文，供大家的討論。去年我們討論的總題是『中國的現狀』，……今年我們討論的總題是『我們怎麼解決中國的問題？」這篇文章就是第二個問題的引論。在這篇文章中，胡適提出中國的真正問題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解決這些問題不能靠製造專制的暴力革命，而應該採用科學的知識和方法，一步一步地進行改革（《胡適全集》第4卷，第455-470頁）。
鑒於當局的壓力，特別是在立案問題上有意刁難，胡適終於辭去校長職務。1930年初，他正式提出辭呈，學校董事會幾經挽留，終於接受他的請求，並決定由公學的第一任總教習馬君武繼任。遺憾的是，胡適去職後，中國公學風潮又起，為勻馬先生也被迫離去。在此期間，學校總務長丁某被指控有貪污行為，胡適還為丁辯誣，體現他「為人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人格追求。
下篇：在北京大學
十、眾望所歸
胡適離開中國公學後，曾就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為振興北大立下汗馬功勞。抗日戰爭爆發後，他臨危受命，擔任中國駐美大使，為爭取美國援助、建立國際反法西斯聯盟做出重大貢獻。抗戰勝利後，蔣夢麟因為擔任行政院秘書長，按照《大學組織法》必須辭去北大校長職務。於是，遠在美國的胡適就成了北大校長的最佳人選。1945年9月3日，教育部長朱家驊致電胡適，表示北大校長「非兄莫屬」，在他回來就任之前，由傅斯年暫時代理校務。
9月6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下達後，著名學者張其昀、丁聲樹、賀麟、羅常培、許寶騄等人都在信中表達了內心的喜悅。
張說：「三十年來北大是中國新思想的策源地，為中外所公認，今後在先生領導之下，確立學院自由的尊嚴，料想異卉爭妍，爛漫向榮，其盛況定屬空前。」（《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38頁）
丁說：「北大的使命在新中國的建設，將更重大而艱難，於此何幸得先生的偉大領導，教人如何能不感奮，能不高興！先生的學風，先生的襟度，其肫篤偉大只有蔡先生可以比擬」（同上，第39頁）。
賀說：「先生長北大之消息傳出後，眾望所歸，群情歡悅，不僅為北大之復興慶幸，且為整個中國教育學術之光明進步慶幸。」在這封信中，他還就國內政局談了自己的看法：「日本投降，中國已走上和平建國之途。政治民主化亦為必然之趨勢，但仍須教育、思想、言論各方面積極努力，基礎方鞏固。中央政府不患其不民主，而患其腐敗狹隘，不能集中人才，有害民生耳。三民主義中，國民黨貢獻最少者亦惟民生。共產黨人黨見甚深，信仰甚偏，恐反較乏民主精神也。」（同上，第40-41頁）
當時還在國外的羅常培也表示：「如果北大復員，特別是由先生主持，我義不容辭地應該早回國。」他還說：「先生去國後，北大事實上已失去學術重心，要想復興，須恢復民八至十三以前，或二十年至戰前的學術空氣。」（同上，第41至43頁）
由此可見，北大的復興、中國學術的進步，與胡適密切相關。
1946年6月初，胡適忙完國外事務後，由紐約啟程，經過大約一個月行程，才抵達上海。回國後，胡適受到各方面的熱烈歡迎，《大公報》在一篇通訊中特意附錄去年他給毛澤東發出的一份電報。這份電報希望中共領導人能「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力的第二政黨。」胡適還說：「公等若能有此決心，則國內十八年之糾紛一朝解決，而公等二十餘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內戰而完全消滅。」《大公報》的編者按說，他們發表這份電報，是為了反映胡適「對國事之主張」。（《胡適日記全編.7》第623頁）
在此之前，傅斯年已經為他完全北大的復員任務，並處理了許多棘手的事情。吳相湘在一篇文章中說：當年「傅斯年在北平，為北京大學保持優良傳統，對排除偽北大教職員及整頓校風紀律，毫不瞻徇。同時更將北大原有文、理、法三院擴展為文理法農工醫六院。」他認為，沒有傅斯年的偉大魄力，這些事是辦不成的。（《傅斯年印象》第185頁，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傅斯年卸任時，胡適對他的貢獻給予高度評價。
胡適歸國之前，曾考慮過發展尖端科學的問題。為此，他與著名物理學家饒毓泰商量，準備聘請張文裕、彭桓武、馬仕駿、張宗燧、李四光、錢學森、汪敬熙、黃昆等學者來北大任教。饒還建議錢學森可以擔任工學院院長，後因故未能實現。1947年他還在寫給白崇禧、陳誠的信中建議，北大應集中全國第一流物理學家，專門從事原子能研究。其中還提到錢三強、何澤慧夫婦、袁家騮、吳健雄夫婦以及胡寧、吳大猷等人。
十一、在開學典禮上
1946年10月10日，胡適出席上任的第一個開學典禮，並發表演說。我注意到，在最近出版的《胡適全集》第20卷中，收有這篇演說。據全集編者介紹，這篇演說原載於當年的《經世日報》，後來收入白吉庵等編的《胡適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但是細讀該文，其中有「最後胡適談到」和「胡氏講話，歷時七十分鐘」等語，好像是記者的通訊稿。《經世日報》不大好找，白吉庵在《胡適傳》中，結合《大公報》報道對演說內容有詳細介紹。從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胡適的風采和當時他講了些什麼
據說開學典禮在位於城南國會街的北大第四院舉行。當時胡適穿著長袍馬褂，他首先把北大48年的歷史分為六個階段：1898年至1916年為「開辦時期」，北大被世人譏為「官僚養成所」；1916年至1927年為「革新時期」，在此期間，北大領導了中國的文學革命、思想革新和五四運動；1928年至1931年為「過渡時期」，北大曾經遭受歧視，一度成為北平大學的一個學院；1931年至1937年「中興時期」，雖然困難很大，特別是「九一八」事變和日本的侵略，使學生不能安心讀書，但北大在蔣夢麟校長領導下，仍取得很大成就；1937年「七七」事變至1945年抗戰勝利，是「流亡時期」，北大與清南開合組西南聯大，在最艱苦的環境中繼續從事學術教育工作；抗戰勝利後，北大進入新的歷史時期，為此他「希望教授、同學都能在學術思想、文化上盡最大的努力作最大的貢獻，把北大作成一個像樣的大學；更希望同學們都能『獨立研究』」，而不要以他人的思想為思想，他人的信仰為信仰。（《胡適全集》第20卷，第224頁）
在演講的結束時，他特別強調做一個能獨立思考、獨立研究的人有多麼重要。他說：「你們大門上貼著歡迎我的標語，要求自由思想、自由研究，為什麼我要你們獨立，而不說自由呢？要知道自由是對外面的束縛而言，不受外面勢力的限制與壓迫，這一向正是北大的精神。而獨立是你們自己的事，不能獨立，仍然是作奴隸。」
他還說：「學校當然要給你們以自由，但是學校不能給你們獨立，這是你們自己的事。……我是一個沒有黨派的人，我希望學校裡沒有黨派，即使有，也如同有各種不同的宗教思想一樣。大家有信仰自由，但切不可毀了學校，不要毀了這個再過多少年不容易重建的學術機關。」最後他用南宋思想家呂祖謙的名言「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告誡大家：「善」是不容易明白的，「真理」也是不容易弄清楚的（白著《胡適傳》第422頁）。他的意思是說：人不是神，人的認識是有局限的，千萬不要把一種思想當作金科玉律去信仰，這樣很容易被人利用。
十二、爭取學術獨立
作為北京大學的校長，胡適在學術界負有重要的責任。他不僅關心學術的發展，更關心學術的獨立。學術獨立有兩層含義：一是學者要堅持獨立人格，二是學界要有獨立地位。
1946年制憲國民大會結束以後，中國即將進入憲政時代。在這個過渡時期，蔣介石希望胡適能夠以社會賢達的身份擔任國民政府委員兼考試院長，他認為這是給他幫忙，給國家和政府「撐面子」。對此，胡適的看法是：「我因為很願意幫國家政府的忙，所以不願意加入政府。」他說，我們這些人在野，「是國家的，政府的一種力量，對外國，對國內，都可以幫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說公平話，給他做面子。若做了國府委員，或做了一院院長，或做了一部部長，……結果是毀了我三十年養成的獨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為。結果是連我們說公平話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話，『成了政府的尾巴』！」（《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175頁）
後來，胡適在致蔣介石電稿中又重申：「北大此時尚在風雨飄搖之中，決不許適離開，道義上適亦不願離開北大。萬一命下之日，學校人心解體，不但北大蒙其害，亦甚非國家之福。故只有懇請我公許適不參加國府委員會，許適以超然地位繼續為國家社會盡其棉力。」（同上，第194頁）1948年召開行憲國民大會，蔣介石又想讓他競選總統，自己擔任行政院長。儘管胡適認為蔣是真誠的，但他還是不願意放棄學術研究。後來，這件事因國民黨內部意見不一致，遂不了了之。
除了保持學者個人的獨立地位外，就整個學界而言，也有個能否獨立的問題。1947年9月，胡適利用赴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籌委會之機，向蔣介石提出「十年教育計劃」，其主要內容有兩點：第一，要選擇十所大學，他在十年內兩批給予充足的經費，辦成國際上第一流大學；第二，反對花大宗外匯派人出國留學。他說與其拿這些錢送學生出國留學，不如用來發展國內大學。他認為，如果若干年以後，中國還「有成千成萬的學生去日本留學，那是極可恥」的事（《胡適日記全編.7》第667頁）。胡適提出這個計劃，目的是為中國學術界的獨立打下一個基礎。為此，他提議中央在教育文化方面的投資不得少於政府預算的15%，各省不得少於25%，市縣不得少於35%，私立學校與國立學校應該有同等機會，大學教育應該朝著研究院的方向發展……。
這個計劃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當年年底，胡適在中基會第20次年會上，為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大學和武漢大學爭到一筆經費，他決定把這十萬美金用於物理系。儘管如此，這一計劃因為內戰的爆發而未能實現，以至於幾十年以後，又出現了被胡適視為「極可恥」的出國留學熱潮，而「爭創一流大學」的口號，也成了今人的一句口頭禪。至於胡適所謂學術獨立的追求，卻似乎被人們遺忘。
十三、遭遇學生運動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本來應該進入一個和平、民主、發展的新階段。這本來是國共兩黨的共同許諾，然而由於武裝奪權、暴力革命的趨勢已經不可扭轉，致使國家陷入混亂之中。這期間，以北平為主要策源地的學生運動，對這種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對於這一狀況，《解放戰爭時期北平學生運動史》（北京出版社出版1995年版）在前言中寫道：在中共地下組織領導下，「廣大革命學生宣傳吶喊，喚醒民眾，揭露敵人，促進了全國人民愛國民主運動的新高漲，成為反動統治當局的心腹大患。風起雲湧、遍及全國的學生運動，有力地配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勝利進軍，加速了蔣家王朝在大陸的潰敗」，因此學生運動被毛澤東譽為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
「第二條戰線」的第一個重大「戰役」，是以「沈崇事件」為導火線的反美運動。
沈崇是北大先修班的女學生，1946年聖誕節前夕被酗酒後的美軍士兵皮爾遜強姦。事件發生後，「中共北平地下黨學委認為：這一事件不僅是對中國女大學生的污辱，而且是對中華民族的污辱」（《解放戰爭時期北平學生運動史》第50頁）。與此同時，有人故意混淆敵友，把不久前還是朋友的駐華美軍與日本侵略軍相提並論。於是，一場以學生為主的反美運動爆發了。
耐人尋味的是，蘇聯紅軍在東北也有類似行為，卻沒有變成嚴重的政治事件。對於這件事，謝泳已有深入研究，有興趣可以看看他寫的《重說沈崇案》，在這裡我只談談胡適的態度。當時胡適正在南京參加制定憲法的國民大會，他聽到這個消息後當即表示憤慨，並說這純粹是一個法律問題，要依法處理，「不應與撤退美軍這一類政治問題發生聯繫」（同上，第51頁）。可惜直到現在，能夠理解他的人並不多見。
1947年5月4日前後，北大舉行「五四」運動28週年紀念周活動。不僅有科學、文藝、歷史、經濟、戲劇等晚會以及各種體育比賽，圖書館還舉辦校史展覽，其中有李大釗事跡、毛澤東故事和周恩來、鄧穎超的照片，這充分體現了北大自由與容忍的精神。當時，胡適在文章和講話中都反覆強調這種精神，並指出這也是負責任的精神。言外之意，是希望大家不要醉心於學生運動，以免耽誤學業。他還借用孫中山的話告誡學生：「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胡適全集》第22卷，第673頁）。
在此期間，北大學生還是捲入了全國性「反飢餓、反內戰」運動。這次運動是中共地下組織為了「配合人民解放軍反攻」而發動的一次大規模行動，它涉及北平、南京、上海、天津、唐山等許多大中城市。5月16日，北大成立「反飢餓反內戰行動委員會」，決定自18日起罷課3天，把6月2日定為「反內戰日」，並通電全國，號召各行各業起來響應。5月18日和5月20日，北大學生參加了由「地下黨學委」領導的大規模遊行示威活動，並與軍警發生衝突，致使多名學生受傷（參見《解放戰爭時期北平學生運動史》第四章「反飢餓、反內戰運動」）。為此，當局公佈《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蔣介石也發表文告，宣稱近日學生所為，是「共產黨直接或間接之策動」。由此可見，白吉庵先生在《胡適傳》中認為「蔣的這個談話顯然是……嫁禍於中國共產黨」（《胡適傳》第433頁），顯然與事實不符。
面對如此複雜的局面，胡適始終站在學生一邊。他一方面指出：「沒有真正代表民意的機關替人民說話時，干預政治，提倡政治改革的責任，一定落在青年肩頭」；一方面又表示，只有潛心研究政治科學，才能解決問題，「罷課是最愚笨而最不易收效的武器」（《胡適日記全編.7》，第655-656頁）。
在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學生與當局的衝突時有發生。作為校長，胡適在保護學生的同時，始終堅持依法辦事。1948年，他因為學運而萌生退意，教育部長朱家驊聞訊後來電說：「北大不可無兄，北方尤賴兄坐鎮。……儻兄有言辭消息，則華北教育界必將動搖不可收拾。」（《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409頁）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胡適在學生中的威信。
十四、好師長、好朋友
就在「反飢餓、反內戰」遊行進入高潮的時候，北大一年級學生鄧世華給胡適寫了一封信，向他訴說自己的苦悶。鄧說，按理說學生應該埋頭讀書，但現實卻讓他無法安心。面對物價的暴漲和殘酷的內戰，他甚至產生自殺念頭。為此，他向胡適提出「內戰會不會停止」、「國家是否還有救」等七個問題。胡適收到鄧世華的信以後，非常感動，馬上給他寫了回信。胡適首先指出：「今日的苦痛，都是我們大家努力不夠的結果。科學不如人，工業生產不如人，學問知識不如人，技術不如人，故經過八年的苦戰，大破壞之後，恢復不容易。」
接下來他針對所謂苦悶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青年人的苦悶，都是因為你們前幾年太樂觀了，夢想『天亮』之後就會『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了！殊不知道戰爭是比較容易的事，和平善後是最困難的事。試看世界的二三強國，戰勝了，都還不能享受和平的清福，都還有飢餓的問題。」隨後他以自己在英國的所見所聞，說明英國人民能夠諒解國家的困難，知道在戰後必須「束緊褲帶，挺起脊樑，埋頭苦幹」，才有出路。可見悲觀不能救國，叫喊不能救國，不努力也不能救國。在這封信裡，胡適告訴自己的學生：「現在的強國，除了蘇俄之外，絕對沒有一個國家要侵略我們的。我們的將來全靠我們今後如何努力。」（《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201-205頁）
這封信很重要。後來胡適把它改為《青年人的苦悶》公開發表，並把「除了蘇俄之外」改為「除了一個國家還不能使我們完全放心之外」，使語氣趨於和緩。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來他指的是誰。可惜沒過幾年，這個道理就被完全顛倒了。以至於直到今天，許多人還不能覺悟。
除此之外，胡適在天津的一次講演，也值得注意。這次講演的題目是「我們能做什麼」，主要內容談的是選舉，其中談到普通公民或民眾團體能夠做的三件事：第一，要用批評、討論的方式來影響政治；第二，要在掌握證據的基礎上，揭發、檢舉貪污腐敗分子，這就是所謂「扒糞精神」。第三，要做大量的調查和教育工作，推動公民參加選舉。在這裡，胡適已經改變他早年「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想法，並指出關心政治不能靠喊口號、鬧學潮來實現，那樣很容易被利用。
胡適對人循循善誘，在交往中從來不會擺譜。據說他的辦公室大門常開，隨時可以進去。因此「胡校長的辦公室」被譽為「世界最民主的俱樂部」。鄧嗣禹在《胡適之先生何以能與青年人交朋友》一文中說：他能禮賢下士，無學閥官僚架子；他愛護青年，想與他們交朋友；他很健談，能與人真誠相待（《追憶胡適》第478-489頁），可謂胡適的真實寫照。從這裡也可以看出，究竟是誰對青年真好，誰在利用學生。
十五、呼喚民主自由
二戰以後，世界的兩極分化日趨明顯，有人甚至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戰迫在眉睫。面對新的世界格局和專制主義的擴張，胡適於1947年5月邀集北大、清華等學校的部分教授，組成「時論社」，希望對國內外重大時事政治問題，發表獨立公正的評論。於是，他不僅寫了許多文章，還在許多場合發表演講，呼喚民主和自由。
5月18日，他在《眼前「兩個世界」的明朗化》中明確指出，由於蘇俄與美國根據自己的切身利益，都不願破壞來之不易的世界和平，因此「至少在最近十年內，大概沒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胡適全集》第22卷，第689-680頁）
8月1日，他在中央電台以「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為題發表演說，在介紹了文化自由選擇、自然交流之後，提出世界文化的理想目標：
第一， 用科學的成績解除人類的痛苦，增進人生的幸福。
第二， 用社會化的經濟制度來提高人類的生活，提高人類生活的程度。
第三， 用民主的政治制度來解放人類的思想，發展人類的才能，造成自由獨立的人格。
他指出：民主自由是人類社會三百年來的大潮流，大方向，而蘇俄用階級鬥爭創造的政治制度，則是人類「歷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這種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須依靠暴力強力來維持他，結果是三十年很殘忍的壓迫與消滅反對黨，終於從一黨的專制走上一個人的專制。」他的結論是：「所謂『兩個世界』的對壘，其實不過是那個反自由不容忍的專制集團，自己害怕自己氣餒的表現。這個集團至今不敢和世界上別的國家自由交通，這就是害怕的鐵證！……要造成自由獨立的國民人格，只有民主的政治可以滿足」（同上，第687-694頁）。這篇演說還被《大公報》等多家報刊轉載，影響很大。
一年以後，正是內戰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胡適發表《自由主義是什麼？》的文章，並在北平電台發表「自由主義」廣播稿。從文本上看，二者大同小異。其中談到自由的本意是解除束縛，自由主義在政治上擁護民主，講求容忍，尊重少數人的基本權利。只有尊重自由，才可能進行和平的政治改革與社會改革。他還說，反對黨存在的理由有二：「第一是為政府樹立最嚴格的批評監督機關，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選擇的機會，使國家可以用法定和平方式來轉移政權。」（同上，第727-728頁）這才是和平改革的康莊大道。
胡適誠懇地告訴人們：徹底改革、絕對正確的思路必然導致暴力革命和專制主義。從世界近代史上看，「凡主張徹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沒有一個不走上絕對的路，這是很自然的，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權可以剷除一切反對黨，消滅一切阻力，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治可以不擇手段，不惜代價，用最殘酷的方法做到他們認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們不承認他們的見解會有錯誤，他們也不能承認反對的人會有值得考慮的理由，所以他們絕對不能容忍異己，也絕對不能容許自由的思想與言論。所以我很坦白地說，自由主義為了尊重自由與容忍，當然反對暴力革命，與暴力革命必然引起來的暴力專制政治。」（同上，第739-740頁）
後來，他還應周鯁生、竺可楨兩位校長之邀，分別去武漢大學、浙江大學講演。在武漢住了三天，他講演十次，噪子都啞了。當地報紙說：「他的講演和他的清暢的文體，都可以表現出他的超人智慧和樸實篤學來，在今天中國我們有一個胡適，這是值得驕傲的。」（《胡適日記全編.7》，第718-719頁）在浙大，胡適的講演也是盛況空前。竺可楨在日記中說：「二點約適之在體育館演講，題為《自由主義》，聽者八九百人。聽者大部均駐足而立，但終一小時二十分，鮮有退者，亦可知適之演講之魔力也。」（《竺可楨日記》第1183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十六、不尋常的校慶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50週年校慶，也是胡適58歲生日。這本來是個大喜的日子，然而這時的北平，已經是兵臨城下，被圍得水洩不通，誰都知道政權易手是早晚的事了。
這時，蔣介石派人勸胡適早點離開北平，但是他一直猶豫。12月13日，胡適還惦記著北大校慶，他寫了《北京大學五十週年》一文，其中說：「在世界大學的發達史上，剛滿五十歲的北京大學真是一個小弟弟，……這個小弟弟年紀雖不大，著實有點志氣。」他指出，北大是「戊戌新政」的產兒，早年經歷義和團動亂和民國初年的變局，後來在蔡元培、蔣夢麟的主持下，經過30年努力，才成為一個持續發展的學術中心。然而，30年代初正值北大復興的時候，日軍在瀋陽發動「九一八」事變。當時，由於大家「都打定主意，不顧一切，要努力把這個學校辦好，努力給北大打下一個堅實可靠的基礎，所以北大在那最初六年的國難之中，工作最勤，從來沒有間斷。」在文章最後，他心情十分複雜地說：「現在我們又在很危險、很艱苦的環境裡給北大做五十歲生日」，「我講這段故事，是要說明北大這個多災多難的孩子實在有點志氣，能夠在很危險、很艱苦的情形之下努力做工，努力奮鬥。」（《胡適全集》第20卷，第269-272頁）這段話，就成了胡適與北大的臨別贈言。
第二天，南京方面打來電話、發來電報，說飛機即將到達，請他「即日登程」。他將校務托付給湯用彤、鄭天挺之後，才決定南下，然而飛機並沒有如期到達。直到15日下午，他才與妻子以及陳寅恪等人登上飛機直飛南京。12月17日北大舉行50週年校慶的時候，胡適已經不可能參加了。不過，這一天下午，胡適還是在中央研究院禮堂參加了北大同學會舉辦的校慶大會。會上，他稱自己是一名逃兵。並失聲痛哭地說：我不能與多災多難的學校同度艱危，實在沒有面子在這裡說話。這時，「會場淒然斷絕」。（《胡適年譜》第702頁）
結束語
寫到這裡，再回過頭來比較一下胡適兩次當校長的遭遇，是很有意思的。20年代末，胡適在中國公學當校長，正是國民黨剛剛奪得政權如日中天的時候，他卻因為批評國民黨而被迫離職；到了40年代末，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眼看大勢已去的時候，他卻跟著國民黨走了。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但如果進一步瞭解他的思想見識，就可以看出他為什麼會這樣。
1947年3月18日，胡適曾經拜訪過英國駐華大使史蒂文森。他對大使說：「這次國民黨結束訓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歷史的意義是國民黨從蘇俄式的政黨回到英美西歐式的政黨。這是孫中山遺訓的復活。中山當日接受了共產黨的組織方法，但他終不認一黨專政為最後階段，只認為過渡到憲政的一個階段。國民黨執有政權二十年，今日宣告結束訓政，故是稀有的史實。」（《胡適日記全編.7》，第649頁）可見結束訓政，是胡適與國民黨關係的一個根本轉折點。
那年夏天，胡適還寫過一篇文章，題為《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文章說，早年談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種政黨，那就是英國、美國和西歐的政黨。但是在最近30年中，又出現了另一種政治組織，雖然也用「政黨」的名稱，性質上卻與歐美政黨完全不同，這就是俄國的共產黨、意大利的法西斯黨和德國的納粹黨。
為方便起見，他把前者稱為甲種政黨，後者稱為乙種政黨。甲種政黨有以下特色：
第一， 黨員沒有確定人數，沒有黨籍，來去自由；
第二， 黨員沒有紀律約束，沒有人干涉其言論自由，投票採取秘密的無記名方式；
第三， 黨派在競選中，能夠容忍並尊重其他黨派的權利，也不可能操持選舉；
第四， 競選結束後，任何一方都有「勝固可喜，敗亦欣然」的雅量，都不可能動用警察或軍隊來打擊對方，霸佔政權。
相比之下，乙式政黨便完全不同了：它有嚴密的組織，確定的人數，詳細的黨籍登記，嚴格的組織紀律；入黨必須經過審查，黨員必須能服命令，而且沒有言論、思想和行動的自由。此外，乙式政黨
作者：智效民
文章來源：作者惠稿
瀏覽：698 次
胡適怎樣當大學校長
智效民
胡適的一生，當過兩次校長。第一次在他的母校——上海中國公學，第二次在被他視為母校的北京大學。有意思的是，兩次當校長都為政治原因而離任，這與頗具中國特色的政局有關。從表面上看，他是失敗了；但是他所堅持的辦學模式、教育理念、思想原則、文化追求，卻是一筆豐富的遺產，值得仔細清理、認真研究、不斷學習、好好繼承。只可惜大家覺悟太晚，否則我們的大學不會辦成這般模樣。
上篇：在中國公學
一、擔任校長之前
胡適就任中國公學校長，是在1928年春天。這所學校成立於1905年，是由中國留日學生創辦的。當時日本文部省公佈了《取締清國留日學生規則》，引起中國留學生強烈抗議，陳天華憤而蹈海，大批留學生退回上海，自行籌辦了這所學校。1906年至1909年，胡適曾在這裡讀書，從他的《四十自述》中可以看出，該校對他的成長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
胡適離開中國公學後，以庚款留學生身份赴美國留學。學成回國後，一直在北京大學任教。1926年7月，他借出席倫敦「中英庚款委員會議」之機，做環球旅行。沒想到1927年4月即將回國的時候，中國政局發生了翻天地覆的變化。
從許多朋友的來信中，可以看出這種變化對胡適非常不利。
張慰慈說：「現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閉，什麼話都不能說，每天的日報、晚報甚而至於週報，都是充滿了空白的地位，這期的《現代評論》也被刪去兩篇論文，這種怪現象是中國報紙的歷史上第一次看見。同時一切書信與電報都受到嚴格的檢查，聽說被截留的甚多。並且無故被捕的人也不少。上海的情形也與北京相同。」（《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423頁，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
高夢旦也說：「時局混亂已極，國共與北方鼎足而三，兵禍黨獄，幾成恐怖世界，言論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發表意見，處此時勢，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講授機會或可研究哲學史材料，少住數月，實為最好之事。」（同上，第429頁）
面對這種局面，胡適在日本稍事停留後還是回到上海。因無法返回北京大學，他只好就任光華大學教授並在東吳大學兼課。第二年春天，中國公學爆發學潮，學校董事會先後推舉於右任、蔡元培出任校長，都被學生拒絕，理由是「於、蔡二人道德學問雖好，可惜兼職太多，恐不能專心辦學。」（白吉庵《胡適傳》第272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無奈之下，關心公學命運的王雲五、朱經農等人找到胡適，請他出山，以解危難。
在朋友勸說下，他答應維持兩個月，到本學期結束後就辭職。即便如此，他也有點後悔，認為這是給自己「套上一件鐐銬」（《胡適日記全編.5》第64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兩月後胡適提出辭職，校董會為了挽留他，特設副校長處理行政事務，讓他有更多的時間從事學術研究。
二、主張無為而治
胡適上任後，受到師生的熱烈歡迎。他發現學校連一本正式校規都沒有，便首先召開校務會議，通過「校務會議組織大綱」、「教務會議組織大綱」和「學校章程起草委員會」等議案。他說：「我想從組織與法律兩方入手，不知有效否？」（同上，第74頁）
有了規章制度以後，胡適對學校事務便採取無為而治的態度。副校長楊亮功說：「胡先生對於學校行政常以『無為而治』自嘲，實際上他是以無為而為，與自然主義教育家盧梭以不教而教同是一樣的態度。胡先生只注意於學校的重要問題，付與各主管以事權，並為之排除困難，因此養成各人自動自發的工作精神。」（《追憶胡適》第25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與楊先生的評價相比，一位名叫陳鹹森的學生講得更透徹。他說：胡先生一貫主張無為而治，「這在當年我們做學生時還不大瞭解，直到三十年後在台灣看到胡先生的一篇『無為而治』的文章，那篇文內說到艾森豪做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和做總統時兩件故事，方才明瞭胡先生的『無為而治』的深厚道理。」（同上，第255頁）
艾森豪就是艾森豪威爾。為了弄清楚所謂「深厚道理」，我們先看看這兩個故事講了些什麼。第一個故事說的是艾森豪威爾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時，各部門領導都要前來拜訪，談談各自的工作。於是他每天要接見兩三位院長或部門負責人。幾天以後，他問副校長，像這樣的人一共有多少，對方說共有63位。艾森豪威爾兩手舉過頭頂高聲喊道：「天呵！太多了！太多了！我當盟軍統帥的時候，只接見三位將領。我完全相信這三個人。他們手下的將領，我從來不用過問。想不到我當一個大學校長，竟要接見63位負責人，他們談的我不大懂，又說不到點子上，這對學校實在沒有好處。」
另一個故事是說艾森豪威爾當總統時愛打高爾夫球，有一天白宮送來一份急件，助手替他準備了兩份批示，一份「表示同意」，一份「表示不同意」。沒想到他居然在兩份文件上都簽了字，並交代說，請副總統尼克松替我挑一個吧。
在許多人眼裡，這兩個故事是嘲笑艾森豪威爾的，但是胡適卻從中看出民主的真諦。當時他講這兩個故事，是為蔣介石祝壽的。他的意思是要蔣介石學一學人家的風度，做一個「無智、無能、無為」的人，只有這樣，才能乘眾勢，御眾智。（《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2551-2553頁，台灣經聯出版事業公司1884年版）
胡適的這個觀點對於我們來說是非常陌生的，許多人一旦大權在握或負點責任，就想要搞出些名堂來。他們不懂得一個人智力和認識是有限的，因此「不輕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輕易做一件壞事」一樣，應該成為每個人、特別是各級領導遵守的一條戒律。這也是胡適初次與蔣介石見面，就把自己寫的、闡述這個道理的《准南王書》送給對方的原因。
因為不能天天在學校，胡適每月只領100元車馬費。朱經農過意不去，曾在信中關切地詢問：「兄近日個人經濟問題如何解決？聞兄在中國公學依然每月只領夫馬費一百元，似不夠用。上學期所定夫馬費是一種過渡辦法，似不應永遠如此。今年你未在他校教書，僅此一百元安能度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488頁，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883年版）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胡適做人做事的原則。
三、溝通文理學科
所謂「無為」，並不是什麼也不幹。胡適上任時，全校共有三百多學生，分散於四個學院十七個系，致使學校經費異常困難。為此，他大刀闊斧地裁掉工學院、法學院和經濟系，只設文理學院和社會科學院以及中文系、外語系、哲學系、數理系等7個系。為了溝通文理，他親自兼任文理學院院長，讓有志於數理的人學點文史知識，有志於文史的人學點自然科學。事實證明，胡適的這一做法效果很好，比如吳健雄當年是數理系的學生，卻肯在文科方面下很大功夫。有一次她還在胡適指導的作文課上獲得100分，這件事不僅對吳健雄的影響很大，也成為胡適津津樂道的話題。
溝通文理不僅有利於提高學生的素質，而且還是涉及到教育的目的何在。簡單說，過早接受專才教育，不僅會因為知識面狹窄而難成大器，還容易成為會說話的工具，不會思考的奴隸。這一點，我在《清華大學與通才教育》等文章中已經屢有申述，在此恕不贅述。
為了提高教學質量，胡適請來一大批著名的學者前來任教，其中有人們熟悉的高一涵、張慰慈、楊亮功、羅隆基、梁實秋、鄭振鐸、陸侃如、馮沅君、全增嘏、葉公超、饒孟侃、黃白薇等。這裡特別要指出的胡適用人不僅看學歷，更注重學力。比如他當時延聘沈從文，人們就有非議，覺得沈僅僅是小學畢業，又沒有學術論文，怎能到大學上課？何況沈從文還不擅言詞，第一次登台就因為膽怯，在講台上站了十分鐘說不出一句話，搞得非常尷尬。但是胡適卻堅信自己的眼力，後來沈從文也的確是深受學生的歡迎。這在今天簡直是天方夜譚，是不可思議的事。
在胡適的努力下，中國公學很快改變了過去的形象。一年間，學生由三百多人猛增至一千三。後來，一位學生在寫給胡適的信中說：「中國公學我不敢說它好，但我可以說它奇特，為什麼呢？思想自由，教職員同心協力，有向上的精神，沒腐化的趨勢，就憑這點，在全中國可說是找不到的。」他還說，我的進步應該「感謝您和陸先生（侃如）、沈先生（從文）的思想言論」（白著《胡適傳》，第274頁）。
四、抵制「黨化教育」
這種局面的形成，首先與胡適對「黨化教育」的抵制有關。推行「黨化教育」是國民黨掌握政權後的基本國策。1929年4月頒布的《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指出：「各級學校之三民主義教育，應與全體課程及課外作業相貫連，……以收篤信力行之效。」（《中華民國教育法規選編》第45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隨後公佈的《三民主義教育實施原則》規定，在大學設立黨義課程的目的是：「一、應以闡揚孫中山先生全部遺教及本黨政綱、政策及重要宣言為主要任務。二、應以理論事實，證明三民主義為完成國民革命，促進世界大同之唯一的革命原理。三、應依據三民主義，比較批判其他社會主義學說。」此外，大學生還要「一律參加孫總理紀念周及其他革命紀念日，以增進愛護黨國之精神。」（同上，第53-54頁）
把一個人或一種思想神聖化，是專制制度的主要特徵。它的目的，就是讓全體國民變成不會思考的馴服工具。面對這種局面，胡適採取了抵制的態度。羅爾綱回憶說，在中國公學讀書時，「進了學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掛國民黨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國民黨紀念周。」（《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第89頁，三聯書店1995年版）
胡適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只要看看任鴻雋在《獨立評論》上發表的兩篇文章，就明白了。他說：「教育的目的，在一個全人的發展，黨的目的，則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為本位的，黨是以組織為本位的。」因此當人的利益與組織利益衝突的時候，自然要犧牲人的利益了（《獨立評論》第三號）。在這方面，胡適堪稱大學校長的楷模。
五、 樹立良好學風
樹立良好學風，已經成為當今學界的一句口頭禪；但什麼是良好學風，卻似乎無人追究。胡適擔任校長後，同事們辦了個《吳淞月刊》，「目的在於鼓勵我們自己做點文字。」為此，他在發刊詞中立了「兩條戒約」：第一要小題大做，不要大題小做；第二「要注重證據，跟著事實走，切忌一切不曾分析過的抽像名詞」。（《胡適全集》第3卷，第707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關於前者，既是老生常談，也是胡適的一貫主張；至於後者，卻需要多說兩句。
早在五四時期，胡適就寫過《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這件事似乎早已成為定論，但是仔細讀一讀他的文章，就會有另外的感覺。事實上，當年胡適反對的正是「一切不曾分析過的抽像名詞」。他認為只知道高談主義卻不想研究問題的人，是「畏難求易」的懶漢；而「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同上，第1卷，第324-328頁）。
1928年7月，胡適決定繼續擔任公學校長時，寫了一篇題為《名教》的文章。這篇文章是「問題與主義」思想的繼續。文章說，所謂名教，就是信仰「名」、認為「名」是萬能的一種宗教。什麼是「名」呢？胡適認為「名」就是字，或曰文字，而名教就是崇拜文字的宗教。他說，名教的具體表現不可勝數，從古人生辰八字、名號避諱，到如今的標語口號，都是名教的「正傳嫡派」。比如革命者貼一張「打倒帝國主義」，與豆腐店老闆貼一張「對我生財」完全一樣。他還說：「南京有一個大學，為了改校名，鬧了好幾次大風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抬了送到大學院（按：當時的教育部）去。」（同上，第3卷，第66頁）可見直至今天，我們並沒有擺脫名教的束縛。多少年來，我們一直生活在名詞術語和標語口號中，而前幾年流行的大學改校名，也是一種名詞崇拜。遺憾的是，許多人並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如何才能改變這種狀況呢？除了上述「兩條戒約」外，胡適還在1928年寫過一篇《治學的方法和材料》，其中談到治學既要有科學的方法，又要有鮮活的材料。所謂科學的方法，就是「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即「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所謂鮮活的材料，則是要擺脫紙上的學問，從故紙堆中走出來，到科學試驗室裡去尋找材料。只有這樣，才能擺脫名教的影響，建立良好的學風。後來，他在學校以「怎樣醫治浪漫病」為題舉辦講座，也談的是這個問題。他告誡學生：浪漫病就是懶病，懶人沒有做學問的興趣；只有打破浪漫病，才能研究學問（白著《胡適傳》第354頁）。
六、 重視同等學力
胡適重視同等學力，不僅表現在聘請教授方面，還表現在招收學生上。他雖然不管具體事務，卻對許多事情非常留心。比如每年招生結束以後，教務處總要發出大批公函，向考生所在學生查詢文憑真偽，如果發現假文憑，便照章開除。但這件事操作起來十分不便。有的學校根本不存在，發出的公函只能石沉大海；有的學校回信後，學生已經上了半個學期的課。他不忍心開除這些學生，便建議教務處看看他們開學後的成績，對學習好的從寬發落。然而教務處的人卻不願開此先例，「所以我們只好硬起心腸來幹那『揮淚斬馬謖』的苦戲。」（《胡適全集》第20卷，第185頁）後來，胡適還發現在學生遺棄多年的雜物中，有一個大學的公章和一枚校長的私章。這顯然是偽造證件的證據，然而作偽者早已畢業。
另外，他還聽說四川有位校長每次外出，都要帶些空白畢業證送人。起初他還不相信，1929年他在北平，一位本家居然同他商量，讓他的侄子去考清華。他聽了很吃驚，說自己的侄子初中剛畢業，怎麼可能去考清華？對方說，一位朋友是中學校長，他可以辦一張高中畢業證。胡適氣憤地說：「我們家的子弟怎麼好用假文憑！」氣憤歸氣憤，但面對這種情況，胡適知道這種文憑的確是「真」的，無論怎樣去查，也不能證明其假。
胡適認為，這種狀況從根子上說與教育部有關。當年教育部廢除具有同等學力者可以報考大學的規定，才使假文憑氾濫起來。如果不能容許具有同等力者報考大學，就等於「政府引誘青年犯罪」（同上，第188頁），就不會從根本上消滅假文憑現象。
重視同等學力，是胡適的一貫主張。1934年，他在《大公報》發表《誰教青年學生造假文憑的》一文，把上述事實和想法寫了進去。1937年7月，他在廬山談話會討論教育問題時，又提出承認同等學力是「救濟天才，以阻止作偽犯罪」（《胡適日記全編.6》第694頁）的好辦法。
只有唯學歷，才有偽學歷。看看胡適對同等學力的重視，對於如今治理辦假證現象，也應該有所啟發。
七、 提倡體育精神
胡適在中國公學任職時間很短，滿打滿算才20個月，但是他的所作所為卻可圈可點。別的不說，單說他對學校運動會的認識，就讓人振聾發聵。
我們從小受的教育是「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在國人心目中，體育的功能不外乎兩個：一是爭奪獎牌，為國（包括為集體）爭光，這是前半句話的所指；二是強身健體，延年益壽，這是後半句話的含義。基於前者，人們對中國健兒在奧運會等國際比賽上「奪金獲銀」歡呼雀躍，興奮不已；但是我總覺在「體育興」與「國運興」之間不能簡單地劃上等號。至於後者，許多人熱衷於保全個人生命，對身外的大是大非不聞不問，這又隱含著對整個社會的無奈。
看看胡適對體育的理解，也許可以糾正上述偏見。
胡適從小體弱多病，不大喜歡運動。到美國後第一次觀看橄欖球比賽，在隊員的廝殺和拉拉隊助威聲中，他很不習慣。心想：「這真是羅馬時代的角抵和鬥獸的遺風，很不人道的。」（《胡適全集》，第20卷，第89頁）隨著對西方文明的深入瞭解，他認識到體育不僅可以鍛煉身體，對人格的養成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約在1930年春季，中國公學要召開學校運動會，為了讓同學們踴躍參加，正確對待競賽中的勝敗，他親自撰寫運動會會歌。這首歌的歌詞如下：
健兒們大家向前，
只一人第一，
要個個爭先。
勝固然可喜，
敗亦欣然，
健兒們大家上前。
健兒們大家齊來。
全體的光榮，要我們擔戴。
要光榮的勝，
光榮的敗，
健兒們大家齊來。
在運動會開幕式上，他還致詞說：「運動會是一種教育，是一種訓練，不是一種遊戲。」他還說，大家都在跑，而得獎的只有一人。假如按照平時的成績，已經知道某人一定會奪得錦標，難道我們就不參加了嗎？不，大家還應該參加。有了我們的加入，他才會有第一；沒有我們的陪襯，他一個人算不得第一。正確的態度是：他得他的第一，我們搞我們的訓練；他的光榮，也是我們的光榮。這才是真正的體育精神。在開幕詞結束時，他還說：「祝諸君人人有光榮的勝，人人有光榮的敗！」（白著《胡適傳》第279頁）
拿這個標準來衡量，可以看出體育比賽不僅僅是一種對抗，更是一種合作。所謂重在參與，就是體育精神的具體體現。如果以為在國際比賽中奪得錦標就是光榮，就意味如何如何，其實是一種偏私狹隘的見解。用這種態度來對待體育，永遠也無法擺脫輸不起的陰影。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再過幾年，萬眾矚目的奧運會就要在北京召開，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小自運動員人格、大到國家的國格就會有缺陷。到那時，即便獲得更多獎牌，又有什麼用？
胡適倡導的體育精神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適用於體育比賽，也適用於其他領域。1948年初，胡適得知李宗仁準備參加副總統競選，認為這是實行憲政後的第一次大選，要多些人參加，才能充分表現民主精神。他給李宗仁寫了一封信，信中抄錄《中國公學運動會歌》的第一段，並且說：「第一雖只有一個，還要大家加入賽跑，那個第一才是第一。」（《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2013頁）可見無論是體育還是政治，都要提倡「重在參與」，不應該唱獨角戲。
八、寄語畢業同學
1929年7月，中國公學18級學生畢業，胡適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講了一番話——
諸位畢業同學：你們現在要離開母校了，我沒有什麼禮物送給你們，只好送你們一句話罷。
這一句話是：「不要拋棄學問。」以前的功課也許有一大部分是為了這張畢業文憑，不得已而做的，從今以後，你們可以依自己的心願去自由研究了。趁現在年富力強的時候，努力做一種專門學問。少年是一去不復返的，等到精力衰時，要做學問也來不及了。即為吃飯計，學問決不會辜負人的。吃飯而不求學問，三年五年之後，你們都要被後進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時候再想做點學問來補救，恐怕已太晚了。
接下來，胡適針對一些人的想法，談到所謂沒有時間、不具備條件，都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是你對自己負不負責任。在此基礎上他告誡自己的學生：「學問便是鑄器的工具，拋棄了學問便是毀了你們自己。」（《胡適全集》第3卷，第825-826頁）
這裡涉及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上大學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是為了解決「飯碗」問題，還是為了讓生命更有意義？如果把大學文憑當作「搶飯碗」（蔡元培語）的敲門磚，一旦文憑到手，就意味著萬事大吉。許多人以為自己不在研究單位，就不需要做學問了。有些人即便在研究單位，也對學問沒有真正的興趣。這恐怕是多少來我國「人才死亡率」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
其實，即使是為了吃飯，學問也具有長久的競爭力，這是常態社會的通則；至於文革那樣的變態社會，則是另一回事。因此，在目前的社會機制不可能為年輕人提供足夠就業機會的情況下，不要拋棄學問，乃是每一個人的最好選擇。何況，人生的目的絕不僅僅是為了找到一碗飯吃。
胡適認為，生命的意義是每個人賦予它的。「人生固然如夢，但一生只有這一場做夢的機會」。因此，要想「努力做一個轟轟烈烈像個樣子的夢」，而不是「糊糊塗塗懵懵懂懂混過這幾十年」光陰（《胡適全集》第3卷，第818頁），唯一的選擇就是不要拋棄學問。
九、 爭人權、爭自由
一位校長能夠辦好一所大學，這是他的本分，不值得誇耀；如果他在辦好大學的同時，還能時刻關注社會動向，履行文章報國的義務，才令人欽佩。也就是說，「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不算什麼；「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才是英雄。
我注意到，1929年3月10日，在《新月》第二卷第一號《編輯後言》中，提到要辦一個思想性刊物。這是由於《新月》是「專載長篇創作和論著的」，因此「我們幾個朋友」決定在這個月刊以外再辦一個週刊或旬刊，取名《平論》，由「平論社」發行，無非是想說幾句平正的話，表示一個平正的觀點而已。
3月23日，徐志摩、梁實秋、羅隆基等人造訪胡適，勸他擔任《平論》主編，胡推辭不掉，只好答應，並商定於4月1日出報。3月25日，胡適為《平論》撰寫一千六七百字的發刊詞。這篇文章被收入最近出版的《胡適全集》第21卷中，題目是《我們要我們的自由》。
文章說：「近兩年來，國人都感覺輿論的不自由。在『訓政』的旗幟之下，在『維持共信』的口號之下，一切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種種的箝制。異己便是反動，批評便是反革命。報紙的新聞和議論至今還受檢查。稍不如意，輕的便停止郵寄，重的便遭封閉。所以今日全國之大，無一家報紙雜誌敢於有翔實的記載或善意的批評。」
接下來，文章分析了沒有言論自由的嚴重後果，指出這是一個民族的最大恥辱。然後又明確表示：
我們是愛自由的人，我們要我們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
我們不用說，這幾種自由是一國學術思想進步的必要條件，也是一國社會政治發送的必要條件。
我們現在要說，我們深深感覺國家前途的危險，所以不忍放棄我們的思想言論自由。
我們的政府至今還在一班沒有現代學識沒有現代訓練的軍人政客的手裡。這是不可諱的事實。……
由於篇幅關係，我不可能把它全部抄錄下來，但是我希望每一個關心歷史、關心國家命運的人都讀一讀這篇文章，瞭解一下胡適的這個主張：「爭自由的方法在於負責任的人說負責任的話。」我以為，這是胡適比其他人的高尚之點，高明之處。
隨後，胡適還寫過一篇文章，題為《我們對於政治的主張》。文章說：
我們都沒有黨籍，也都沒有政治派別。我們的唯一目的是對國家盡一點忠心。所以我們的政治主張不用任何黨義作出發點。我們的出發點是中國的實在需要，我們的根據是中國的實在情況。
我們不想組織政黨，不想取什麼政黨而代之，故對現在已得中國政治權的國民黨，我們只有善意的期望與善意的批評。我們期望它努力做的好。因為我們期望它做的好，故願意時時批評它的主張，組織，和實際的行為。批評的目的是希望它自身改善。
在這篇文章中，胡適還談了以下幾個問題：第一，黨的地位應該同民治國家的議會相仿；第二，各級黨部的經費應該靠黨費支付，黨的機關應該大大裁減；第三，除了行政獨立外，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也必須獨立，不受黨和行政機關的牽制；第四，軍隊應分期裁遣，不可借「國防」的名義保留軍隊；第五，國家應該靠聯邦制來實現統一。
1929年3月29日，胡適與徐志摩等人為《平論》再次碰頭，因稿子的份量不夠，遂決定推遲到4月10日出刊，但不知什麼原因未能如期面世。到了4月21日，平社在胡適家第一次聚餐，參加者除梁實秋、徐志摩、羅隆基外，還有丁西林、葉公超、吳澤霖。隨後，平社每週聚餐一次，並增加潘光旦、張禹九、唐慶增、劉英士、任鴻雋等人。然而不知為什麼，這份刊物始終沒有問世。
我猜測，這可能與當時的「爭人權」有關。1929年4月20日，正好是平社舉行第一次聚餐會的前一天，國民政府下達保障人權的命令。第二天，胡適從報上看到這個命令，當即表示懷疑。半個月以後，胡適草成《人權與約法》一文，對這一命令提出嚴正質疑：
第一， 命令認為人權由「身體、自由、財產」組成，卻對這三項沒有明確規定，這是很重要的缺點。
第二， 命令只是禁止「個人或團體」侵犯人權，卻迴避了政府和黨部對人權的侵犯。
第三， 命令中所謂依法懲辦，不知道依的是什麼法。
文章說，事實上中國的人權從來就沒有法律保障，因此要保障人權，首先應該制定一部憲法或約法，否則，保障人權就是一句空話。
隨後，他又寫幾篇文章，掀起一場關於人權問題的大討論。在《知難，行亦不易》中，他公開批評孫中山的「行易知難」說；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中，又對孫中山的《建國大綱》提出質疑；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中，更是直截了當指出：今日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所以他們天天摧殘思想自由，企圖以壓迫言論自由來達到思想的統一。
這些文章在《新月》和《吳淞月刊》發表後，立刻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蔡元培稱「大著《人權與約法》，振聵發聾，不勝佩服」（《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517頁）；張謇之子張孝若說：「先生在《新月》所發表的那篇文字，說的義正詞嚴，毫無假借，真佩服先生有識見有膽量！這種浩然之氣，替老百姓喊幾句，打一個抱不平，不問有效無效，國民人格上的安慰，關係也極大。試問現在國中，還有幾位人格資望夠得上說兩句教訓政府的話？」（同上，第525頁）他還寫了一首詩贈予胡適,表達了自己的感想與擔憂，並囑咐不要發表（同上，第546頁）。該詩可以在1929年9月10日的胡適日記中找到：
許久不相見，異常想念你。
我昨讀你文，浩然氣滿紙。
義正詞自嚴，鞭辟真入裡。
中山即再生，定說你有理。
他們那懂得？反放無的矢。
一黨說你非，萬人說你是。
忠言不入耳，勸你就此止。」
這些文章能夠問世，表明當時社會還是有一定言論空間的；針對這些文章，有人提出不同觀點，也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上海、北平、天津、江蘇、青島等地的國民黨黨部坐不住了。他們紛紛召開會議，認為「中國公學校長胡適，公然侮辱本黨總理，並詆毀本黨主義，背叛政府，煽惑民眾，應請中央轉令國府，嚴予懲辦」。（《胡適日記.5》，第489頁）。國民黨中央訓練部根據這些無理要求，也認為胡適文章「超出學術研究範圍，泛言空論，錯誤甚多」，有失大學校長尊嚴，並損害了黨政形象，要求教育部嚴加警告（同上，第521頁）。
9月下旬，教育部根據上面指示，向中國公學發出訓令，要求對胡適提出警告。對此，胡適在寫給老朋友、教育部長蔣夢麟的信中，義正詞嚴地說：「這件事完全是我胡適個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與中國公學何干？你為什麼『令中國公學』？該令殊屬不合，故將原件退還。」（同上，第538頁）不過，另一位老朋元濟卻勸他應置之不答，以保我尊嚴。張還說，如果在「前清康雍之朝，此事又不知鬧成何等矣。畢竟民國政府程度不同。」（同上，第541頁）
儘管張元濟的說法不無道理，但問題是國民黨地方組織為什麼會如此囂張？對此，一些外國媒體道出其中奧妙。《新時代》指出：由於中國國民黨和蘇聯共產黨一樣，「是至高無上的政治團體，不容忍敵對黨派」，再加上胡適的批評被認為是「公然侮辱本黨領袖孫中山先生」，而死去的孫中山已經被神化，因此他們要嚴懲胡適（同上，第544-545頁）。《紐約時報》也指出，胡適是「現代中國最英明的、最有建設性的領袖之一，……他正致力於中國思想和教育的現代化過程。現在他受到譴責，並不是因為其個人的政治抱負，而是因為他的那種直言不諱的習慣使他敢於提意見：在國民黨人的統治下，一切並不像外界所相信的那麼美好。尤其，他對以己故孫中山博士的名義提出的一些經濟學說的正確性提出質疑。他的罪責不在於他不同意如此多的觀點，而在於他道明瞭幾分真理。」（同上，第553頁）
儘管《平論》未能問世，但是平社的活動一直在進行。1930年4月，胡適為他的那篇著名文章《我們走那條路》撰寫「緣起」時說：「我們幾個朋友在這一兩年中常常聚談中國的問題，各人隨他的專門研究，選定一個問題，提出論文，供大家的討論。去年我們討論的總題是『中國的現狀』，……今年我們討論的總題是『我們怎麼解決中國的問題？」這篇文章就是第二個問題的引論。在這篇文章中，胡適提出中國的真正問題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解決這些問題不能靠製造專制的暴力革命，而應該採用科學的知識和方法，一步一步地進行改革（《胡適全集》第4卷，第455-470頁）。
鑒於當局的壓力，特別是在立案問題上有意刁難，胡適終於辭去校長職務。1930年初，他正式提出辭呈，學校董事會幾經挽留，終於接受他的請求，並決定由公學的第一任總教習馬君武繼任。遺憾的是，胡適去職後，中國公學風潮又起，為勻馬先生也被迫離去。在此期間，學校總務長丁某被指控有貪污行為，胡適還為丁辯誣，體現他「為人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人格追求。
下篇：在北京大學
十、眾望所歸
胡適離開中國公學後，曾就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為振興北大立下汗馬功勞。抗日戰爭爆發後，他臨危受命，擔任中國駐美大使，為爭取美國援助、建立國際反法西斯聯盟做出重大貢獻。抗戰勝利後，蔣夢麟因為擔任行政院秘書長，按照《大學組織法》必須辭去北大校長職務。於是，遠在美國的胡適就成了北大校長的最佳人選。1945年9月3日，教育部長朱家驊致電胡適，表示北大校長「非兄莫屬」，在他回來就任之前，由傅斯年暫時代理校務。
9月6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下達後，著名學者張其昀、丁聲樹、賀麟、羅常培、許寶騄等人都在信中表達了內心的喜悅。
張說：「三十年來北大是中國新思想的策源地，為中外所公認，今後在先生領導之下，確立學院自由的尊嚴，料想異卉爭妍，爛漫向榮，其盛況定屬空前。」（《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38頁）
丁說：「北大的使命在新中國的建設，將更重大而艱難，於此何幸得先生的偉大領導，教人如何能不感奮，能不高興！先生的學風，先生的襟度，其肫篤偉大只有蔡先生可以比擬」（同上，第39頁）。
賀說：「先生長北大之消息傳出後，眾望所歸，群情歡悅，不僅為北大之復興慶幸，且為整個中國教育學術之光明進步慶幸。」在這封信中，他還就國內政局談了自己的看法：「日本投降，中國已走上和平建國之途。政治民主化亦為必然之趨勢，但仍須教育、思想、言論各方面積極努力，基礎方鞏固。中央政府不患其不民主，而患其腐敗狹隘，不能集中人才，有害民生耳。三民主義中，國民黨貢獻最少者亦惟民生。共產黨人黨見甚深，信仰甚偏，恐反較乏民主精神也。」（同上，第40-41頁）
當時還在國外的羅常培也表示：「如果北大復員，特別是由先生主持，我義不容辭地應該早回國。」他還說：「先生去國後，北大事實上已失去學術重心，要想復興，須恢復民八至十三以前，或二十年至戰前的學術空氣。」（同上，第41至43頁）
由此可見，北大的復興、中國學術的進步，與胡適密切相關。
1946年6月初，胡適忙完國外事務後，由紐約啟程，經過大約一個月行程，才抵達上海。回國後，胡適受到各方面的熱烈歡迎，《大公報》在一篇通訊中特意附錄去年他給毛澤東發出的一份電報。這份電報希望中共領導人能「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力的第二政黨。」胡適還說：「公等若能有此決心，則國內十八年之糾紛一朝解決，而公等二十餘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內戰而完全消滅。」《大公報》的編者按說，他們發表這份電報，是為了反映胡適「對國事之主張」。（《胡適日記全編.7》第623頁）
在此之前，傅斯年已經為他完全北大的復員任務，並處理了許多棘手的事情。吳相湘在一篇文章中說：當年「傅斯年在北平，為北京大學保持優良傳統，對排除偽北大教職員及整頓校風紀律，毫不瞻徇。同時更將北大原有文、理、法三院擴展為文理法農工醫六院。」他認為，沒有傅斯年的偉大魄力，這些事是辦不成的。（《傅斯年印象》第185頁，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傅斯年卸任時，胡適對他的貢獻給予高度評價。
胡適歸國之前，曾考慮過發展尖端科學的問題。為此，他與著名物理學家饒毓泰商量，準備聘請張文裕、彭桓武、馬仕駿、張宗燧、李四光、錢學森、汪敬熙、黃昆等學者來北大任教。饒還建議錢學森可以擔任工學院院長，後因故未能實現。1947年他還在寫給白崇禧、陳誠的信中建議，北大應集中全國第一流物理學家，專門從事原子能研究。其中還提到錢三強、何澤慧夫婦、袁家騮、吳健雄夫婦以及胡寧、吳大猷等人。
十一、在開學典禮上
1946年10月10日，胡適出席上任的第一個開學典禮，並發表演說。我注意到，在最近出版的《胡適全集》第20卷中，收有這篇演說。據全集編者介紹，這篇演說原載於當年的《經世日報》，後來收入白吉庵等編的《胡適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但是細讀該文，其中有「最後胡適談到」和「胡氏講話，歷時七十分鐘」等語，好像是記者的通訊稿。《經世日報》不大好找，白吉庵在《胡適傳》中，結合《大公報》報道對演說內容有詳細介紹。從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胡適的風采和當時他講了些什麼
據說開學典禮在位於城南國會街的北大第四院舉行。當時胡適穿著長袍馬褂，他首先把北大48年的歷史分為六個階段：1898年至1916年為「開辦時期」，北大被世人譏為「官僚養成所」；1916年至1927年為「革新時期」，在此期間，北大領導了中國的文學革命、思想革新和五四運動；1928年至1931年為「過渡時期」，北大曾經遭受歧視，一度成為北平大學的一個學院；1931年至1937年「中興時期」，雖然困難很大，特別是「九一八」事變和日本的侵略，使學生不能安心讀書，但北大在蔣夢麟校長領導下，仍取得很大成就；1937年「七七」事變至1945年抗戰勝利，是「流亡時期」，北大與清南開合組西南聯大，在最艱苦的環境中繼續從事學術教育工作；抗戰勝利後，北大進入新的歷史時期，為此他「希望教授、同學都能在學術思想、文化上盡最大的努力作最大的貢獻，把北大作成一個像樣的大學；更希望同學們都能『獨立研究』」，而不要以他人的思想為思想，他人的信仰為信仰。（《胡適全集》第20卷，第224頁）
在演講的結束時，他特別強調做一個能獨立思考、獨立研究的人有多麼重要。他說：「你們大門上貼著歡迎我的標語，要求自由思想、自由研究，為什麼我要你們獨立，而不說自由呢？要知道自由是對外面的束縛而言，不受外面勢力的限制與壓迫，這一向正是北大的精神。而獨立是你們自己的事，不能獨立，仍然是作奴隸。」
他還說：「學校當然要給你們以自由，但是學校不能給你們獨立，這是你們自己的事。……我是一個沒有黨派的人，我希望學校裡沒有黨派，即使有，也如同有各種不同的宗教思想一樣。大家有信仰自由，但切不可毀了學校，不要毀了這個再過多少年不容易重建的學術機關。」最後他用南宋思想家呂祖謙的名言「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告誡大家：「善」是不容易明白的，「真理」也是不容易弄清楚的（白著《胡適傳》第422頁）。他的意思是說：人不是神，人的認識是有局限的，千萬不要把一種思想當作金科玉律去信仰，這樣很容易被人利用。
十二、爭取學術獨立
作為北京大學的校長，胡適在學術界負有重要的責任。他不僅關心學術的發展，更關心學術的獨立。學術獨立有兩層含義：一是學者要堅持獨立人格，二是學界要有獨立地位。
1946年制憲國民大會結束以後，中國即將進入憲政時代。在這個過渡時期，蔣介石希望胡適能夠以社會賢達的身份擔任國民政府委員兼考試院長，他認為這是給他幫忙，給國家和政府「撐面子」。對此，胡適的看法是：「我因為很願意幫國家政府的忙，所以不願意加入政府。」他說，我們這些人在野，「是國家的，政府的一種力量，對外國，對國內，都可以幫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說公平話，給他做面子。若做了國府委員，或做了一院院長，或做了一部部長，……結果是毀了我三十年養成的獨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為。結果是連我們說公平話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話，『成了政府的尾巴』！」（《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175頁）
後來，胡適在致蔣介石電稿中又重申：「北大此時尚在風雨飄搖之中，決不許適離開，道義上適亦不願離開北大。萬一命下之日，學校人心解體，不但北大蒙其害，亦甚非國家之福。故只有懇請我公許適不參加國府委員會，許適以超然地位繼續為國家社會盡其棉力。」（同上，第194頁）1948年召開行憲國民大會，蔣介石又想讓他競選總統，自己擔任行政院長。儘管胡適認為蔣是真誠的，但他還是不願意放棄學術研究。後來，這件事因國民黨內部意見不一致，遂不了了之。
除了保持學者個人的獨立地位外，就整個學界而言，也有個能否獨立的問題。1947年9月，胡適利用赴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籌委會之機，向蔣介石提出「十年教育計劃」，其主要內容有兩點：第一，要選擇十所大學，他在十年內兩批給予充足的經費，辦成國際上第一流大學；第二，反對花大宗外匯派人出國留學。他說與其拿這些錢送學生出國留學，不如用來發展國內大學。他認為，如果若干年以後，中國還「有成千成萬的學生去日本留學，那是極可恥」的事（《胡適日記全編.7》第667頁）。胡適提出這個計劃，目的是為中國學術界的獨立打下一個基礎。為此，他提議中央在教育文化方面的投資不得少於政府預算的15%，各省不得少於25%，市縣不得少於35%，私立學校與國立學校應該有同等機會，大學教育應該朝著研究院的方向發展……。
這個計劃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當年年底，胡適在中基會第20次年會上，為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大學和武漢大學爭到一筆經費，他決定把這十萬美金用於物理系。儘管如此，這一計劃因為內戰的爆發而未能實現，以至於幾十年以後，又出現了被胡適視為「極可恥」的出國留學熱潮，而「爭創一流大學」的口號，也成了今人的一句口頭禪。至於胡適所謂學術獨立的追求，卻似乎被人們遺忘。
十三、遭遇學生運動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本來應該進入一個和平、民主、發展的新階段。這本來是國共兩黨的共同許諾，然而由於武裝奪權、暴力革命的趨勢已經不可扭轉，致使國家陷入混亂之中。這期間，以北平為主要策源地的學生運動，對這種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對於這一狀況，《解放戰爭時期北平學生運動史》（北京出版社出版1995年版）在前言中寫道：在中共地下組織領導下，「廣大革命學生宣傳吶喊，喚醒民眾，揭露敵人，促進了全國人民愛國民主運動的新高漲，成為反動統治當局的心腹大患。風起雲湧、遍及全國的學生運動，有力地配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勝利進軍，加速了蔣家王朝在大陸的潰敗」，因此學生運動被毛澤東譽為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
「第二條戰線」的第一個重大「戰役」，是以「沈崇事件」為導火線的反美運動。
沈崇是北大先修班的女學生，1946年聖誕節前夕被酗酒後的美軍士兵皮爾遜強姦。事件發生後，「中共北平地下黨學委認為：這一事件不僅是對中國女大學生的污辱，而且是對中華民族的污辱」（《解放戰爭時期北平學生運動史》第50頁）。與此同時，有人故意混淆敵友，把不久前還是朋友的駐華美軍與日本侵略軍相提並論。於是，一場以學生為主的反美運動爆發了。
耐人尋味的是，蘇聯紅軍在東北也有類似行為，卻沒有變成嚴重的政治事件。對於這件事，謝泳已有深入研究，有興趣可以看看他寫的《重說沈崇案》，在這裡我只談談胡適的態度。當時胡適正在南京參加制定憲法的國民大會，他聽到這個消息後當即表示憤慨，並說這純粹是一個法律問題，要依法處理，「不應與撤退美軍這一類政治問題發生聯繫」（同上，第51頁）。可惜直到現在，能夠理解他的人並不多見。
1947年5月4日前後，北大舉行「五四」運動28週年紀念周活動。不僅有科學、文藝、歷史、經濟、戲劇等晚會以及各種體育比賽，圖書館還舉辦校史展覽，其中有李大釗事跡、毛澤東故事和周恩來、鄧穎超的照片，這充分體現了北大自由與容忍的精神。當時，胡適在文章和講話中都反覆強調這種精神，並指出這也是負責任的精神。言外之意，是希望大家不要醉心於學生運動，以免耽誤學業。他還借用孫中山的話告誡學生：「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胡適全集》第22卷，第673頁）。
在此期間，北大學生還是捲入了全國性「反飢餓、反內戰」運動。這次運動是中共地下組織為了「配合人民解放軍反攻」而發動的一次大規模行動，它涉及北平、南京、上海、天津、唐山等許多大中城市。5月16日，北大成立「反飢餓反內戰行動委員會」，決定自18日起罷課3天，把6月2日定為「反內戰日」，並通電全國，號召各行各業起來響應。5月18日和5月20日，北大學生參加了由「地下黨學委」領導的大規模遊行示威活動，並與軍警發生衝突，致使多名學生受傷（參見《解放戰爭時期北平學生運動史》第四章「反飢餓、反內戰運動」）。為此，當局公佈《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蔣介石也發表文告，宣稱近日學生所為，是「共產黨直接或間接之策動」。由此可見，白吉庵先生在《胡適傳》中認為「蔣的這個談話顯然是……嫁禍於中國共產黨」（《胡適傳》第433頁），顯然與事實不符。
面對如此複雜的局面，胡適始終站在學生一邊。他一方面指出：「沒有真正代表民意的機關替人民說話時，干預政治，提倡政治改革的責任，一定落在青年肩頭」；一方面又表示，只有潛心研究政治科學，才能解決問題，「罷課是最愚笨而最不易收效的武器」（《胡適日記全編.7》，第655-656頁）。
在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學生與當局的衝突時有發生。作為校長，胡適在保護學生的同時，始終堅持依法辦事。1948年，他因為學運而萌生退意，教育部長朱家驊聞訊後來電說：「北大不可無兄，北方尤賴兄坐鎮。……儻兄有言辭消息，則華北教育界必將動搖不可收拾。」（《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409頁）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胡適在學生中的威信。
十四、好師長、好朋友
就在「反飢餓、反內戰」遊行進入高潮的時候，北大一年級學生鄧世華給胡適寫了一封信，向他訴說自己的苦悶。鄧說，按理說學生應該埋頭讀書，但現實卻讓他無法安心。面對物價的暴漲和殘酷的內戰，他甚至產生自殺念頭。為此，他向胡適提出「內戰會不會停止」、「國家是否還有救」等七個問題。胡適收到鄧世華的信以後，非常感動，馬上給他寫了回信。胡適首先指出：「今日的苦痛，都是我們大家努力不夠的結果。科學不如人，工業生產不如人，學問知識不如人，技術不如人，故經過八年的苦戰，大破壞之後，恢復不容易。」
接下來他針對所謂苦悶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青年人的苦悶，都是因為你們前幾年太樂觀了，夢想『天亮』之後就會『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了！殊不知道戰爭是比較容易的事，和平善後是最困難的事。試看世界的二三強國，戰勝了，都還不能享受和平的清福，都還有飢餓的問題。」隨後他以自己在英國的所見所聞，說明英國人民能夠諒解國家的困難，知道在戰後必須「束緊褲帶，挺起脊樑，埋頭苦幹」，才有出路。可見悲觀不能救國，叫喊不能救國，不努力也不能救國。在這封信裡，胡適告訴自己的學生：「現在的強國，除了蘇俄之外，絕對沒有一個國家要侵略我們的。我們的將來全靠我們今後如何努力。」（《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201-205頁）
這封信很重要。後來胡適把它改為《青年人的苦悶》公開發表，並把「除了蘇俄之外」改為「除了一個國家還不能使我們完全放心之外」，使語氣趨於和緩。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來他指的是誰。可惜沒過幾年，這個道理就被完全顛倒了。以至於直到今天，許多人還不能覺悟。
除此之外，胡適在天津的一次講演，也值得注意。這次講演的題目是「我們能做什麼」，主要內容談的是選舉，其中談到普通公民或民眾團體能夠做的三件事：第一，要用批評、討論的方式來影響政治；第二，要在掌握證據的基礎上，揭發、檢舉貪污腐敗分子，這就是所謂「扒糞精神」。第三，要做大量的調查和教育工作，推動公民參加選舉。在這裡，胡適已經改變他早年「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想法，並指出關心政治不能靠喊口號、鬧學潮來實現，那樣很容易被利用。
胡適對人循循善誘，在交往中從來不會擺譜。據說他的辦公室大門常開，隨時可以進去。因此「胡校長的辦公室」被譽為「世界最民主的俱樂部」。鄧嗣禹在《胡適之先生何以能與青年人交朋友》一文中說：他能禮賢下士，無學閥官僚架子；他愛護青年，想與他們交朋友；他很健談，能與人真誠相待（《追憶胡適》第478-489頁），可謂胡適的真實寫照。從這裡也可以看出，究竟是誰對青年真好，誰在利用學生。
十五、呼喚民主自由
二戰以後，世界的兩極分化日趨明顯，有人甚至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戰迫在眉睫。面對新的世界格局和專制主義的擴張，胡適於1947年5月邀集北大、清華等學校的部分教授，組成「時論社」，希望對國內外重大時事政治問題，發表獨立公正的評論。於是，他不僅寫了許多文章，還在許多場合發表演講，呼喚民主和自由。
5月18日，他在《眼前「兩個世界」的明朗化》中明確指出，由於蘇俄與美國根據自己的切身利益，都不願破壞來之不易的世界和平，因此「至少在最近十年內，大概沒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胡適全集》第22卷，第689-680頁）
8月1日，他在中央電台以「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為題發表演說，在介紹了文化自由選擇、自然交流之後，提出世界文化的理想目標：
第一， 用科學的成績解除人類的痛苦，增進人生的幸福。
第二， 用社會化的經濟制度來提高人類的生活，提高人類生活的程度。
第三， 用民主的政治制度來解放人類的思想，發展人類的才能，造成自由獨立的人格。
他指出：民主自由是人類社會三百年來的大潮流，大方向，而蘇俄用階級鬥爭創造的政治制度，則是人類「歷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這種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須依靠暴力強力來維持他，結果是三十年很殘忍的壓迫與消滅反對黨，終於從一黨的專制走上一個人的專制。」他的結論是：「所謂『兩個世界』的對壘，其實不過是那個反自由不容忍的專制集團，自己害怕自己氣餒的表現。這個集團至今不敢和世界上別的國家自由交通，這就是害怕的鐵證！……要造成自由獨立的國民人格，只有民主的政治可以滿足」（同上，第687-694頁）。這篇演說還被《大公報》等多家報刊轉載，影響很大。
一年以後，正是內戰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胡適發表《自由主義是什麼？》的文章，並在北平電台發表「自由主義」廣播稿。從文本上看，二者大同小異。其中談到自由的本意是解除束縛，自由主義在政治上擁護民主，講求容忍，尊重少數人的基本權利。只有尊重自由，才可能進行和平的政治改革與社會改革。他還說，反對黨存在的理由有二：「第一是為政府樹立最嚴格的批評監督機關，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選擇的機會，使國家可以用法定和平方式來轉移政權。」（同上，第727-728頁）這才是和平改革的康莊大道。
胡適誠懇地告訴人們：徹底改革、絕對正確的思路必然導致暴力革命和專制主義。從世界近代史上看，「凡主張徹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沒有一個不走上絕對的路，這是很自然的，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權可以剷除一切反對黨，消滅一切阻力，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治可以不擇手段，不惜代價，用最殘酷的方法做到他們認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們不承認他們的見解會有錯誤，他們也不能承認反對的人會有值得考慮的理由，所以他們絕對不能容忍異己，也絕對不能容許自由的思想與言論。所以我很坦白地說，自由主義為了尊重自由與容忍，當然反對暴力革命，與暴力革命必然引起來的暴力專制政治。」（同上，第739-740頁）
後來，他還應周鯁生、竺可楨兩位校長之邀，分別去武漢大學、浙江大學講演。在武漢住了三天，他講演十次，噪子都啞了。當地報紙說：「他的講演和他的清暢的文體，都可以表現出他的超人智慧和樸實篤學來，在今天中國我們有一個胡適，這是值得驕傲的。」（《胡適日記全編.7》，第718-719頁）在浙大，胡適的講演也是盛況空前。竺可楨在日記中說：「二點約適之在體育館演講，題為《自由主義》，聽者八九百人。聽者大部均駐足而立，但終一小時二十分，鮮有退者，亦可知適之演講之魔力也。」（《竺可楨日記》第1183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十六、不尋常的校慶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50週年校慶，也是胡適58歲生日。這本來是個大喜的日子，然而這時的北平，已經是兵臨城下，被圍得水洩不通，誰都知道政權易手是早晚的事了。
這時，蔣介石派人勸胡適早點離開北平，但是他一直猶豫。12月13日，胡適還惦記著北大校慶，他寫了《北京大學五十週年》一文，其中說：「在世界大學的發達史上，剛滿五十歲的北京大學真是一個小弟弟，……這個小弟弟年紀雖不大，著實有點志氣。」他指出，北大是「戊戌新政」的產兒，早年經歷義和團動亂和民國初年的變局，後來在蔡元培、蔣夢麟的主持下，經過30年努力，才成為一個持續發展的學術中心。然而，30年代初正值北大復興的時候，日軍在瀋陽發動「九一八」事變。當時，由於大家「都打定主意，不顧一切，要努力把這個學校辦好，努力給北大打下一個堅實可靠的基礎，所以北大在那最初六年的國難之中，工作最勤，從來沒有間斷。」在文章最後，他心情十分複雜地說：「現在我們又在很危險、很艱苦的環境裡給北大做五十歲生日」，「我講這段故事，是要說明北大這個多災多難的孩子實在有點志氣，能夠在很危險、很艱苦的情形之下努力做工，努力奮鬥。」（《胡適全集》第20卷，第269-272頁）這段話，就成了胡適與北大的臨別贈言。
第二天，南京方面打來電話、發來電報，說飛機即將到達，請他「即日登程」。他將校務托付給湯用彤、鄭天挺之後，才決定南下，然而飛機並沒有如期到達。直到15日下午，他才與妻子以及陳寅恪等人登上飛機直飛南京。12月17日北大舉行50週年校慶的時候，胡適已經不可能參加了。不過，這一天下午，胡適還是在中央研究院禮堂參加了北大同學會舉辦的校慶大會。會上，他稱自己是一名逃兵。並失聲痛哭地說：我不能與多災多難的學校同度艱危，實在沒有面子在這裡說話。這時，「會場淒然斷絕」。（《胡適年譜》第702頁）
結束語
寫到這裡，再回過頭來比較一下胡適兩次當校長的遭遇，是很有意思的。20年代末，胡適在中國公學當校長，正是國民黨剛剛奪得政權如日中天的時候，他卻因為批評國民黨而被迫離職；到了40年代末，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眼看大勢已去的時候，他卻跟著國民黨走了。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但如果進一步瞭解他的思想見識，就可以看出他為什麼會這樣。
1947年3月18日，胡適曾經拜訪過英國駐華大使史蒂文森。他對大使說：「這次國民黨結束訓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歷史的意義是國民黨從蘇俄式的政黨回到英美西歐式的政黨。這是孫中山遺訓的復活。中山當日接受了共產黨的組織方法，但他終不認一黨專政為最後階段，只認為過渡到憲政的一個階段。國民黨執有政權二十年，今日宣告結束訓政，故是稀有的史實。」（《胡適日記全編.7》，第649頁）可見結束訓政，是胡適與國民黨關係的一個根本轉折點。
那年夏天，胡適還寫過一篇文章，題為《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文章說，早年談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種政黨，那就是英國、美國和西歐的政黨。但是在最近30年中，又出現了另一種政治組織，雖然也用「政黨」的名稱，性質上卻與歐美政黨完全不同，這就是俄國的共產黨、意大利的法西斯黨和德國的納粹黨。
為方便起見，他把前者稱為甲種政黨，後者稱為乙種政黨。甲種政黨有以下特色：
第一， 黨員沒有確定人數，沒有黨籍，來去自由；
第二， 黨員沒有紀律約束，沒有人干涉其言論自由，投票採取秘密的無記名方式；
第三， 黨派在競選中，能夠容忍並尊重其他黨派的權利，也不可能操持選舉；
第四， 競選結束後，任何一方都有「勝固可喜，敗亦欣然」的雅量，都不可能動用警察或軍隊來打擊對方，霸佔政權。
相比之下，乙式政黨便完全不同了：它有嚴密的組織，確定的人數，詳細的黨籍登記，嚴格的組織紀律；入黨必須經過審查，黨員必須能服命令，而且沒有言論、思想和行動的自由。此外，乙式政黨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