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政底線與中國傳媒走向
作者：蔣兆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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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知情權」、「透明行政」的呼籲都不如非典對傳媒的衝擊來得大，「全球化」的疾病衝擊我們的內政思維，使中國傳媒呈現出更加開放的態勢，但是政治慣性與這種開放態勢將呈現此消彼長的關係，舊有的傳媒、宣傳理念將受到挑戰，中國傳媒的走向更值得觀察。
一、全球化與內政的搏弈
有那麼一段時間，我經常參加外交部的記者招待會，「粗暴干涉中國內地」「表示強烈憤慨」，這些都是發言人的慣用語。外國干涉中國內政最多的是：人權問題，台灣問題，新疆問題。美國總統、總統特使哪一次到中國來，不帶一些「持不同政見者」名單，今天叫放這個，明天叫放那個，中國幾乎都以「主權國家的內政事務「為由，可理可不理，更多的時候，中國都是不給他們面子，必定內政大於外交。
其實，非典問題，屬於人權範疇，歷來也是中國的內政，毛澤東時代形成的疫情通報制度是閉關鎖國的產物，「內緊外松」，內部化、內政化的處理倒不一定是政府對人民健康不負責任，只是中國的疫病基本上是中國病，對外交往少，也不會感染世界。
只是，現今中國加入了WTO，被納入全球化軌道，傳染病也可以感染世界，似乎外國人就可以有機會有理由來關注，來指責中國。你沒有主動接軌，別人就敢逼你接軌。
在北京被取消「旅遊警告」「疫區」的記者招待會上，WHO西太辦事處主任尾田茂認為，四月十五日前，中國與WHO合作不夠好，四月十五日之後合作良好，無職無權，甚至聽說經費也少的WHO何以成功突破我們的內政思維？
我們簡單回顧一下這個過程：去年十一月廣東非典發病，二、三月爆發，四月三日WHO終獲批准到廣州檢查，隨後檢查北京，《時代週刊》蔣彥永的信登出來後，在WHO堅決要求下檢查了部隊醫院，WHO甚至要求檢查中國的部隊，解放軍後勤部長廖錫龍在回應鳳凰台的書面採訪時聲明「部隊有效控制」。王歧山調任北京市長後表示：WHO可以把辦公室開到市長辦公室旁邊，全程瞭解指導北京的抗非工作，WHO甚至公開要求「市長知道的我們都要知道」……這一幕像不像聯合國武器檢查團到伊拉克？他們到中國似入無人之境，他們的每一句話都變成了聖旨，甚至他們好像成了中國人的救星？！如果按毛澤東的意識形態來看，中國是不是讓出了一點內政，WHO是不是在粗暴干涉中國的內政？中國政府為什麼對此表示理解？一向民族主義情結濃厚的中國人沒有說「不」？ WHO何以有如此能量？你不是要對外開放搞經濟建設嗎？我可以宣佈你為「疫區」、「旅遊警告」，我持有「隔離你的權利」，就可以把內部化的事情外部化，把內政變成全球化，經此一疫，似乎我們得接受一些全世界共同的遊戲規則，那以後，中國的人權狀況這樣的內政又會與外國接軌嗎？
好在WHO沒有到部隊檢查，哪裡聽說過外國人檢查中國的部隊，觀摩學習可以，如果是檢查會不會觸及民族主義的神經而引起反彈？可見中國政府即便國難當頭，也有內政、主權的底線。
衛生部副部長高強的記者招待會並沒有讚揚蔣彥永醫生向《時代週刊》揭露疫情，「不明白為什麼你們對蔣彥永醫生那麼感興趣」，他不過是「六百萬醫生中的一員」，無論在報刊或民間如此盛讚蔣彥永為民族英雄，政府似乎並不認同這種做法，甚至高強改口張文康有失誤，但也沒有涉及對蔣醫生的改口。假如政府鼓勵蔣醫生這麼做，會不會更多地鼓勵中國人向外國投訴，找「帝國主義來為中國人撐腰」，引致更多人向外國揭示中國社會的不是，內政的尊嚴是否受到傷害？！蔣醫生沒有遇到麻煩，已顯示政府的進步，之前這種事是可以治罪的，但是並不鼓勵－－這又是政府在全球化背景下內政的又一底線。
今天是因為SARS，是有傳染性，那些沒有傳染性的事情，又會是以什麼模式來處理？有學者以為經此一疫，行政就會透明，傳媒就得到開放，那就是把問題簡單化了。估計傳媒政策還會有搖擺，傳媒的走向尚不明朗。
除了非典，全球化與內政的較勁焦點是人權，前幾年，政府對人權還不太接受，說人權主要還是「生存權和發展權」。近幾年，中國的人權狀況也大為改善，新近取消收容條例，更是人權的一大進步。現在官方的說法是「人的全面發展的權利」，只不過是政府並不接受美國「人權高於主權」「全球化高於內政」那一套，在這方面，中美還會有搏弈，甚至衝突，值得注意觀察。
二、公開性與複雜的內政
海外輿論把中國的非典視同前蘇聯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件，中國從此以後會像蘇聯那樣走向公開性，這是海外一些媒體對非典政治意蘊的解讀，這正是他們的一廂情願。
關於蘇聯的公開性，八十年代末，我曾寫過《戈爾巴喬夫：一個面帶微笑卻有鋼鐵牙齒的人》之文章，當年戈氏在「人類利益高於一切」的新思維下，力圖緩和世界局勢，結束冷戰，在內政方面，在切爾諾貝利事故後，他舉起「公開性，這把燃燒的火炬」要照亮「官僚階層」的黑暗，之後，各種突發事件迅速報道，揭露社會問題。從嚴格審查到完全放開，媒體並不滿足於此，乘勝追擊， 更揭露蘇共的歷史和執政的失誤，很快就引起反共，葉利欽借此掀起民主化浪潮，最後，蘇共的統治權威和合法性遭到打擊，最終蘇共垮臺。大公報前總編，現中央政策組顧問曾德成先生九五年赴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他在哈佛的研究課題就是「公開性如何使蘇聯解體」，我雖沒有看過他的論文，但我很贊同他的觀點。
公開性作為民主化的核心，當時蘇聯的背景與中國的狀況有所不同，蘇聯當時在經濟改革不成功的情況下倡導政治改革，而且初期的公開性事實上只是戈氏針對反改革勢力的一種手段，最終公開性導致蘇共的垮臺不一定是戈氏的初衷。中共難道會不汲取這個教訓？！中國在SARS之後能不能搞公開性？倡導者會說，中國在經濟改革成功後，有強烈政治改革的基礎，似乎公開性正當其時。 我想簡單分析中國不會輕易「公開性」的幾個原因：
首先，共產黨靠槍桿子、筆桿子起家，掌控意識形態歷來是傳統，並不會輕易改變。歷屆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在黨內都有崇高地位，一般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曾任中央組織部長的呂楓、張全景都不過是中央委員，宣傳部長的地位可見中共對意識形態掌控的重視。雖然媒體近幾年自由度越來越大，但媒體作為黨的耳目與喉舌的性質總體上並沒有改變，即使有輿論監督的提法，同時也有「幫忙不添亂」「要鼓勁」的要求；即使有社會新聞報道的自由，也有不得觸及更深層社會問題的雷區；即使有網絡自由論壇，同時也有網管的篩選過濾。始終有「度」的把握，並不是都放任自由而不加以管理，宣傳與傳播，無產階級新聞觀與資產階級「傳媒是社會公器」「監督政府是傳媒根本」的新聞觀始終在較勁，技術手段越來越先進，但媒體裡不一定有新聞。
其次，社會環境的複雜。 腐敗問題，失業問題，階層分化，貧富懸殊，種種問題，如果過度地公開性會不會點燃社會的火藥桶？應該說現今中國問題比當時前蘇聯的情況還要複雜。 知識界要求公開性與政府社會穩定的要求如何協調，也是令高官頭痛的問題。
再則，中國現在的新聞隊伍經過金錢的洗禮，恐怕比資產階級的記者還講金錢，有償新聞腐蝕著新聞的公正性和傳媒的公信力。而且中國老百姓還有文革式的大鳴大放的傳統，非理性的行為只是被壓抑，一有機會也能搞出大的動靜來。 總之，政府可能比我的想法更多，固然公開性是趨勢，但是這種公開性卻是漸進的，不要有太高的期望。
三、資本環境下的傳媒
一九九八年來，筆者在大公報撰文預測：中國傳媒從大政治小資本向大資本小政治轉向。事實上，近幾年來，資本對傳媒的影響遠遠超過非典。非典的影響是即時性的，而資本對傳媒的影響卻是結構性的，長久的。
改革開放前，媒體被政治力量作為一種鬥爭的工具加以控制，進入八十年代，作為純政治工具的媒體開始由行政單位、事業單位實行企業化經營。應該說那叫「強政治弱資本」。進入九十年代，媒體開始滲進不少資本的因素，並日益成為賺錢的工具，並從企業化經營向產業化發展。 我們先看都市報的興起。發源於成都的都市報，大量的具八卦色彩的社會新聞，各種與百姓息息相關的熱點，狗仔隊替你偵察，爭奪讀者的手法也五花八門，身處都市，知道這個城市發生了什麼事，而黨報黨刊信息殘缺，你看了不明白這個城市的「全息環境」，這就成了都市報贏得市場的制勝因素。都市報賺得盆滿缽滿，成都商報甚至借殼上市。黨報的空間被極大擠壓，退出主流，都市報卻日益壯大。做社會新聞拉開了新聞事業資本化的序幕。
如果都市報算是資本環境下傳媒商業化的第一步的話，各種財經媒體更帶有資本的影子。《財經》的東家上中國證券設計中心，《經濟觀察報》的東家是山東三聯集團，《京華時報》的東家是北大青鳥，浮出水面的不浮出水面的都與資本有緣。電視方面，也有了靠做娛樂新聞起家的光線民營電視集團。中央電視台推出各式各樣的頻道，追逐廣告的利益恐怕比它做宣傳還帶勁。
社會新聞、娛樂新聞和財經事件偵察分析都成了賺錢的領域，也成就了新聞媒介的資本夢，資本又助傳媒做大做強，有資本為伴，傳媒已不是單純的宣傳工具，商管哲學正在操縱傳媒，它會變著戲法讓傳媒越規，以贏得更多的讀者，一步一步地啃噬所剩無幾的傳媒宣傳性，資本幫助傳媒總能找到市場的縫隙在哪裡。就形如有中資和默多克背景的鳳凰衛視，靠另一類的新聞資訊站穩腳跟，中央台對911一聲不吭，鳳凰卻幾十個小時直播，內地沒評論，鳳凰總有自己的解讀，達官貴人深受其影響，即使你關了某個小區的轉播，總有人去活動把它打開，形成這樣的需求依賴，甚至話語霸權，即使鳳凰的評論有所得罪北京，要關掉其在內地的收視已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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