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是否需要儒教？
作者：劉東超
文章來源：孔子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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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圍繞儒教問題的爭議紛紜起伏的學術背景上，陳明在其一篇洋洋灑灑兩萬字長文的結尾處寫道：「今天儒教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儒學過去是或不是宗教，而在於，對於儒學的復興來說，對於民族生命與生活的健康和健全來說，我們是不是需要一個叫作儒教的文化系統或單位來應對解決？」（陳明《中國文化中的儒教問題：起源、現狀和趨向》，載《博覽群書》2004年第8期）也許參與儒教討論的有些學者對這句話前半部分不甚贊同，但毫無疑問的是，大家對這句話後半部的問題都是心知肚明的，雖然有人對此並不置一詞。在此，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在當代錯綜複雜有時甚至艱危險惡的國內國際局勢面前，在各有其理卻又互相「拚爭打鬥」的各家思潮面前，學界如何對這個問題給出一個有說服力的回答呢？在我看來，依據不同觀者對儒教功能期望程度的差別，這個回答至少要針對兩個問題層面：1、作為眾多信仰和思潮的一家，儒教是否為當代中國需要？2、作為佔據統治地位的社會主導意識形態，儒教是否為當代中國需要？下面我們分別討論。
一
陳明在這個問題中提到「民族生命和生活的健康和健全」，這的確是討論儒教問題的根本目的，雖然大家對於這一目的的理解存在著很大的差別。而眾所周知的是，民族生命和生活的健康和健全需要一個合宜的意識形態結構來提供思想支撐。從世界各國的思想史和現狀來看，具有一個較為穩定的主導意思形態和較具活力的多支思潮、並使它們之間形成良形的互動，無疑是目前民族國家會所能達到的最「不壞」的意識形態格局。這是因為，前者的存在有利於整合民族國家的力量，有利於維護民族國家的穩定和統一；後者的存在有利於民族國家的思想活力和實踐活力，有利於民族國家的胸懷開闊和秩序和諧。當然，這裡的前提是前者穩而不僵，後者活而不亂，達到這兩者既需要民族國家的執政者高超的領導藝術，也需要社會各階層的大局意識的配合，而最為關鍵的還是需要具備一個合宜的國家體制架構。不過，我們知道，在當代中國思想界，有的人僵硬地執守前者而拚命地壓制後者，有的人憤怒地拆解前者極大地推擴後者。在本文看來，二者雖然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都有一定的偏頗處。前一種實際上不利於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後者有時會為社會穩定和發展帶來一些麻煩。因此，本文贊同中國目前意識形態或思想中「一主多輔」的格局，認為至少在形式上這一格局宜維持平靜和穩定。當然，對於形式格局的肯定並不意味著我們否定各方內容的的更新和演進。反之，我們還樂於看到和願意促進各家內容的與時俱進，反對各方的因循保守。
對於當代儒教問題的探討必然要從目前中國這個「一主多輔」的意識形態現實格局出發。這裡的「一主」當然指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成果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這裡的「多輔」指的是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及自由主義、新左派、新儒學等思潮。在這一格局中，重建或振興儒教作為一種影響不甚大的思潮早就存在，不過目前表現出較強的抬升趨勢，尤其是在一些知識分子中的市場正逐漸擴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無疑是康曉光先生最近提出的將儒教建構為中國當代國教的觀點（康曉光《文化民族主義論綱》，載《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2期）。作為對於當代中國意識形態領域諸多問題的反思和建言，新儒教說有其自己的道理和價值。其道理體現在：作為曾經長期在中國歷史上發揮某些宗教功能的思想文化系統，作為長達兩千多年中國正統政權的意識形態，作為具有深厚民族象徵功能和現實指示功能的符號體系，在目前相對較為寬鬆的思想環境中，儒學重新被建構成一種宗教當然具有雖然不大但也不能否認的邏輯可能和理論本能。而從社會現實來看，香港孔教學院的活動本身就證明至少有人信仰儒學是宗教。另外兩個可以參照的例子是：今天韓國的儒教赫然作為全國第三或第四大宗教存在和發展著，而印尼的孔教也在華人社會有著長期和重大的影響。其價值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作為一家有特色的和中國傳統銜接較為緊密的思想，它的存在對於活躍和豐富當代中國思想具有一定效應。尤其是在西方話語在當代中國佔據強勢地位的局勢下，雖然儒教的思想力量處於劣勢，但它仍然可以提供一種新的參考和刺激，激發思想的其他可能性。而且，儒教畢竟提供了一種新的中國意識形態實踐路線，豐富了當代中國意識形態實踐的可能選擇方向。坦率地說，這種路線不一定在現實的歷史進程中真正發揮作用，但多一種總比少一種好。這至少徵兆著中國規劃自己未來的能力的某種增強。二是對於真正的儒教信仰者來說，其對某些優秀儒家倫理原則的踐行無疑有利於社會在道德方面的進步。尤其是在當代中國，道德混亂狀態尚未得到根本扭轉的情況下，如果能有人真誠地在自己生命中體現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儒家道德，甚至將它們作為自己的終生信仰而去實踐，並積極地宣揚、廣泛地推行，這對於提升中國當代社會的道德狀況自然可以起到較大的推動作用。
從這樣的角度來說，作為諸多思潮中的一支，儒教存在於當代中國當然有其必要，或說在這樣的意義上中國需要儒教。但是，我們也有必要清醒地認識到：道理有多有少、價值有大有小，我們雖然不否認建構儒教的道理和價值，但我們也清楚地認識到：至少直到目前為止，我們所能看到的建構儒教的道理還是相當不充分的，比如，儒學成為宗教（更不用說國教）的基本素質就有較大的欠缺（比如，基本沒有可以為現代人認同的彼岸層面、神秘內容），而儒教建構者也沒有將此重新建構出來。而且，儒教展示的價值還是相當微弱的。準確來說，在我國目前只有香港孔教學院的一些活動而已，其影響自然不會有多大，其作用主要體現是在文教領域一些不甚重要的活動上。
須說明的是，在當代中國思想界，復興儒學和建構儒教是兩個有區別的概念，可以將後者看作是前者中的一支。雖然建構儒教者都主張復興儒學，但復興儒學者不一定都主張建構儒教。也就是說，還有相當一些支持儒學復興的人不贊同將儒學宗教化的路數。
二
如學界所周知，近來某些學者提出將儒教建構為中國主導意識形態的觀點，其中較為典型的還是上文提到的康曉光先生的「儒教國教說」。康先生在此表現出的理論勇氣和探索精神的確讓人感佩。但他的這一建構時機和努力方向我認為是有問題的。
就建構時機來說，在近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中將儒教建構為國教是不適宜的，這是因為在此期間我國不宜於進行根本性的主導意識形態變革。而這又是由當代中國社會的時代特點決定的。從大的方面著眼，中國社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的特點至少有兩個方面：一是社會諸多層面繼續進行大規模、深層次的現代化提升，二是這一提升過程中充滿著曲折坎坷且時有危難。前一特點似乎不用多說，這是生活在今天中國社會的人們能夠直接經驗到的。後一特點表現在我國社會正在並還將會碰觸到一些重大的難題，或說我們在未來幾十年的發展中將會遭遇某些艱危的關節點。其中最為不易的首先是台灣問題，這是關係到我國領土和主權完整、民族尊嚴的重大問題，由於國外勢力的插手使這個問題的解決是如此艱難。一旦解決不好，什麼惡劣的後果都可能出現。其次是我國在發展自己的過程中與美、日等國的矛盾問題。這種矛盾將是長期、多方存在的。如果處理不當，喪失掉一個多世紀的苦鬥才贏得的發展時機是可能的。在世界歷史上曾有某些國家在逼進「峰巔」時被毀掉的例子，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德國就是如此。對此，我們應該深存戒惕之心。再次，我國目前一段時間仍然處於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之中。由於這一轉型及其以前積累了各種或大或小的社會矛盾，而當代中國社會還遠遠沒能消解掉這些矛盾，它們的長期存在甚至惡化也對我國社會構成了嚴重挑戰。我們當然明白，任何一個難題和關節點上的失誤都可能導致難以收拾、不可逆轉甚至不可想像的惡劣後果。因此，在這些問題得到大致至少是方向性的解決之前，根本的意識形態調整是有很高危險係數的。這不僅會影響到這些問題的解決，而且可能導致民族發展方向表現出巨大的不可測定性。社會系統變革中一著不慎導致滿盤皆輸的例子比比皆是，前蘇聯就是我們最為鮮明清晰的前車之鑒。因此，任何一個對民族和民眾有責任心的知識者都應該對此慎之又慎。也許我們可以設想，在不改變意識形態基本原則和外在形式的條件下，使經濟、政治和社會按部就班地自然漸進應該是我國未來幾十年發展一個不太壞（說不上多好）的方案選擇，至少這對廣大民眾生活的安寧穩定（不一定是富裕和公平）有利、有效。因此，試圖根本改變主導意識形態的儒教國教方案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幾十年內是不甚可取的。
就努力方向來說，將長達兩千年的傳統社會意識形態建構為當代中國的國教恐怕也不是什麼恰當的意識形態建構方向。如所周知，當代中國主導意識形態的確在向前演進，從毛澤東思想到鄧小平理論再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無疑構成一個清晰的演進軌跡。雖然有各種政治和思想勢力從不同方向對於這一演進有不同看法，但否認這一演進本身恐怕也不是實事求是的。對於這一演進過程某一時刻點的某種狀況我們當然沒有辦法進行預測，但對於其演進的大方向我們還是可以進行一個基本的把握。在我看來，在未來幾十年內，如果中國社會各個方面能保持平穩、健康的發展，主導意識形態至少應該提煉和汲取我國人民在古今創造的所有優秀精神財富，既應該包括傳統的儒釋道，也應該包括現代引進的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結晶；同時還應該汲取和提煉從國外傳來的一切積極思想財富。因此，綜合中西古今應該是我們的發展方向。而且，今天宣傳的「三個代表」思想已經包涵著某些綜合的傾向，比如其中「以德治國」的提法顯然就來自傳統儒學。將來我國主導意識形態演進方向保持綜合的趨勢應該是毫無疑問的，而這當然也是全球化的巨大融合潮流對我國主導意識形態的必然要求。而單純將儒教建構為中國的主導意識形態明顯是和這一方向相背離的，因此，恐怕很難得到大多數國人的全面接受。而如果真正像一些論者所希望的那樣實行儒教國教化的方案，也肯定會在國內造成許多理論衝突甚至現實衝突。因此，從意識形態的發展方向來看，儒教國教化方案也是不甚可取的。
總結以上兩個方面可以說，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一段時間來看，儒教成為中國主導意識形態既是不太可能又是不太可取的。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說，當代中國不需要在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儒教意識形態。
三
在上文討論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相當一般性的、也與現實發展趨勢相符合的結論：儒教作為諸多思潮的一家為當代中國所需要；但如果期望它成為當代中國主導意識形態，則其必要性和可能性都不太大。但是，對於這樣一個並不深奧複雜的結論不但不為一些論者所接受，相反卻受到某些論者的帶有情緒化的批評。這自然是由於他們汲汲於儒教國教化的信念，而這種信念來自於他們模模糊糊地從中國歷史中抽繹和類比出來的一種心理傾向。這使我想起悉尼?胡克的一句話：「使用不明確的和不可分解的抽像概念的大多數人的心理傾向，是在於使這些概念人格化，並在其想像上賦與它們作只有個別的肉體的人才能作的事情的能力。他們以一種模糊的形象來替代了一種明確的觀念。」（悉尼?胡克《理性、社會神話和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20頁）坦率地說，在當代確實有人有將儒教人格化的心理傾向，並在它身上寄予許多不可能實現的希望。這既使儒教的形象脫離歷史變得相當模糊，又使他們自己不能打開視野和胸懷，而僅僅會抓住一個符號（儒教）和幾個抽像說辭來抱殘守缺。另一方面，他們（不是康曉光）對於不同於自己的觀點採取激烈排斥的衝動態度，有時甚至到了不分好壞對錯、只要聽到對儒說一個「不」字就「撲上來搏鬥」的地步。可以說，意識形態負面的狹窄偏頗已經深深影響他們的觀念和思想態度。
我們應該明白，當代中國主導意識形態建構絕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絕不是幾個知識者議論一下就能完成的工作，這是一個極為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需要整個社會各種政治勢力和思想勢力以冷靜清醒的頭腦、顧全國家民族大局的態度形成良性互動及共同協作，才可能取得較大的、為多數人滿足的進步。坦率地說，即使僅僅為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福祉，各位論者也有必要以理性而不是衝動的態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作者：劉東超
文章來源：孔子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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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圍繞儒教問題的爭議紛紜起伏的學術背景上，陳明在其一篇洋洋灑灑兩萬字長文的結尾處寫道：「今天儒教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儒學過去是或不是宗教，而在於，對於儒學的復興來說，對於民族生命與生活的健康和健全來說，我們是不是需要一個叫作儒教的文化系統或單位來應對解決？」（陳明《中國文化中的儒教問題：起源、現狀和趨向》，載《博覽群書》2004年第8期）也許參與儒教討論的有些學者對這句話前半部分不甚贊同，但毫無疑問的是，大家對這句話後半部的問題都是心知肚明的，雖然有人對此並不置一詞。在此，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在當代錯綜複雜有時甚至艱危險惡的國內國際局勢面前，在各有其理卻又互相「拚爭打鬥」的各家思潮面前，學界如何對這個問題給出一個有說服力的回答呢？在我看來，依據不同觀者對儒教功能期望程度的差別，這個回答至少要針對兩個問題層面：1、作為眾多信仰和思潮的一家，儒教是否為當代中國需要？2、作為佔據統治地位的社會主導意識形態，儒教是否為當代中國需要？下面我們分別討論。
一
陳明在這個問題中提到「民族生命和生活的健康和健全」，這的確是討論儒教問題的根本目的，雖然大家對於這一目的的理解存在著很大的差別。而眾所周知的是，民族生命和生活的健康和健全需要一個合宜的意識形態結構來提供思想支撐。從世界各國的思想史和現狀來看，具有一個較為穩定的主導意思形態和較具活力的多支思潮、並使它們之間形成良形的互動，無疑是目前民族國家會所能達到的最「不壞」的意識形態格局。這是因為，前者的存在有利於整合民族國家的力量，有利於維護民族國家的穩定和統一；後者的存在有利於民族國家的思想活力和實踐活力，有利於民族國家的胸懷開闊和秩序和諧。當然，這裡的前提是前者穩而不僵，後者活而不亂，達到這兩者既需要民族國家的執政者高超的領導藝術，也需要社會各階層的大局意識的配合，而最為關鍵的還是需要具備一個合宜的國家體制架構。不過，我們知道，在當代中國思想界，有的人僵硬地執守前者而拚命地壓制後者，有的人憤怒地拆解前者極大地推擴後者。在本文看來，二者雖然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都有一定的偏頗處。前一種實際上不利於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後者有時會為社會穩定和發展帶來一些麻煩。因此，本文贊同中國目前意識形態或思想中「一主多輔」的格局，認為至少在形式上這一格局宜維持平靜和穩定。當然，對於形式格局的肯定並不意味著我們否定各方內容的的更新和演進。反之，我們還樂於看到和願意促進各家內容的與時俱進，反對各方的因循保守。
對於當代儒教問題的探討必然要從目前中國這個「一主多輔」的意識形態現實格局出發。這裡的「一主」當然指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成果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這裡的「多輔」指的是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及自由主義、新左派、新儒學等思潮。在這一格局中，重建或振興儒教作為一種影響不甚大的思潮早就存在，不過目前表現出較強的抬升趨勢，尤其是在一些知識分子中的市場正逐漸擴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無疑是康曉光先生最近提出的將儒教建構為中國當代國教的觀點（康曉光《文化民族主義論綱》，載《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2期）。作為對於當代中國意識形態領域諸多問題的反思和建言，新儒教說有其自己的道理和價值。其道理體現在：作為曾經長期在中國歷史上發揮某些宗教功能的思想文化系統，作為長達兩千多年中國正統政權的意識形態，作為具有深厚民族象徵功能和現實指示功能的符號體系，在目前相對較為寬鬆的思想環境中，儒學重新被建構成一種宗教當然具有雖然不大但也不能否認的邏輯可能和理論本能。而從社會現實來看，香港孔教學院的活動本身就證明至少有人信仰儒學是宗教。另外兩個可以參照的例子是：今天韓國的儒教赫然作為全國第三或第四大宗教存在和發展著，而印尼的孔教也在華人社會有著長期和重大的影響。其價值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作為一家有特色的和中國傳統銜接較為緊密的思想，它的存在對於活躍和豐富當代中國思想具有一定效應。尤其是在西方話語在當代中國佔據強勢地位的局勢下，雖然儒教的思想力量處於劣勢，但它仍然可以提供一種新的參考和刺激，激發思想的其他可能性。而且，儒教畢竟提供了一種新的中國意識形態實踐路線，豐富了當代中國意識形態實踐的可能選擇方向。坦率地說，這種路線不一定在現實的歷史進程中真正發揮作用，但多一種總比少一種好。這至少徵兆著中國規劃自己未來的能力的某種增強。二是對於真正的儒教信仰者來說，其對某些優秀儒家倫理原則的踐行無疑有利於社會在道德方面的進步。尤其是在當代中國，道德混亂狀態尚未得到根本扭轉的情況下，如果能有人真誠地在自己生命中體現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儒家道德，甚至將它們作為自己的終生信仰而去實踐，並積極地宣揚、廣泛地推行，這對於提升中國當代社會的道德狀況自然可以起到較大的推動作用。
從這樣的角度來說，作為諸多思潮中的一支，儒教存在於當代中國當然有其必要，或說在這樣的意義上中國需要儒教。但是，我們也有必要清醒地認識到：道理有多有少、價值有大有小，我們雖然不否認建構儒教的道理和價值，但我們也清楚地認識到：至少直到目前為止，我們所能看到的建構儒教的道理還是相當不充分的，比如，儒學成為宗教（更不用說國教）的基本素質就有較大的欠缺（比如，基本沒有可以為現代人認同的彼岸層面、神秘內容），而儒教建構者也沒有將此重新建構出來。而且，儒教展示的價值還是相當微弱的。準確來說，在我國目前只有香港孔教學院的一些活動而已，其影響自然不會有多大，其作用主要體現是在文教領域一些不甚重要的活動上。
須說明的是，在當代中國思想界，復興儒學和建構儒教是兩個有區別的概念，可以將後者看作是前者中的一支。雖然建構儒教者都主張復興儒學，但復興儒學者不一定都主張建構儒教。也就是說，還有相當一些支持儒學復興的人不贊同將儒學宗教化的路數。
二
如學界所周知，近來某些學者提出將儒教建構為中國主導意識形態的觀點，其中較為典型的還是上文提到的康曉光先生的「儒教國教說」。康先生在此表現出的理論勇氣和探索精神的確讓人感佩。但他的這一建構時機和努力方向我認為是有問題的。
就建構時機來說，在近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中將儒教建構為國教是不適宜的，這是因為在此期間我國不宜於進行根本性的主導意識形態變革。而這又是由當代中國社會的時代特點決定的。從大的方面著眼，中國社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的特點至少有兩個方面：一是社會諸多層面繼續進行大規模、深層次的現代化提升，二是這一提升過程中充滿著曲折坎坷且時有危難。前一特點似乎不用多說，這是生活在今天中國社會的人們能夠直接經驗到的。後一特點表現在我國社會正在並還將會碰觸到一些重大的難題，或說我們在未來幾十年的發展中將會遭遇某些艱危的關節點。其中最為不易的首先是台灣問題，這是關係到我國領土和主權完整、民族尊嚴的重大問題，由於國外勢力的插手使這個問題的解決是如此艱難。一旦解決不好，什麼惡劣的後果都可能出現。其次是我國在發展自己的過程中與美、日等國的矛盾問題。這種矛盾將是長期、多方存在的。如果處理不當，喪失掉一個多世紀的苦鬥才贏得的發展時機是可能的。在世界歷史上曾有某些國家在逼進「峰巔」時被毀掉的例子，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德國就是如此。對此，我們應該深存戒惕之心。再次，我國目前一段時間仍然處於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之中。由於這一轉型及其以前積累了各種或大或小的社會矛盾，而當代中國社會還遠遠沒能消解掉這些矛盾，它們的長期存在甚至惡化也對我國社會構成了嚴重挑戰。我們當然明白，任何一個難題和關節點上的失誤都可能導致難以收拾、不可逆轉甚至不可想像的惡劣後果。因此，在這些問題得到大致至少是方向性的解決之前，根本的意識形態調整是有很高危險係數的。這不僅會影響到這些問題的解決，而且可能導致民族發展方向表現出巨大的不可測定性。社會系統變革中一著不慎導致滿盤皆輸的例子比比皆是，前蘇聯就是我們最為鮮明清晰的前車之鑒。因此，任何一個對民族和民眾有責任心的知識者都應該對此慎之又慎。也許我們可以設想，在不改變意識形態基本原則和外在形式的條件下，使經濟、政治和社會按部就班地自然漸進應該是我國未來幾十年發展一個不太壞（說不上多好）的方案選擇，至少這對廣大民眾生活的安寧穩定（不一定是富裕和公平）有利、有效。因此，試圖根本改變主導意識形態的儒教國教方案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幾十年內是不甚可取的。
就努力方向來說，將長達兩千年的傳統社會意識形態建構為當代中國的國教恐怕也不是什麼恰當的意識形態建構方向。如所周知，當代中國主導意識形態的確在向前演進，從毛澤東思想到鄧小平理論再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無疑構成一個清晰的演進軌跡。雖然有各種政治和思想勢力從不同方向對於這一演進有不同看法，但否認這一演進本身恐怕也不是實事求是的。對於這一演進過程某一時刻點的某種狀況我們當然沒有辦法進行預測，但對於其演進的大方向我們還是可以進行一個基本的把握。在我看來，在未來幾十年內，如果中國社會各個方面能保持平穩、健康的發展，主導意識形態至少應該提煉和汲取我國人民在古今創造的所有優秀精神財富，既應該包括傳統的儒釋道，也應該包括現代引進的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結晶；同時還應該汲取和提煉從國外傳來的一切積極思想財富。因此，綜合中西古今應該是我們的發展方向。而且，今天宣傳的「三個代表」思想已經包涵著某些綜合的傾向，比如其中「以德治國」的提法顯然就來自傳統儒學。將來我國主導意識形態演進方向保持綜合的趨勢應該是毫無疑問的，而這當然也是全球化的巨大融合潮流對我國主導意識形態的必然要求。而單純將儒教建構為中國的主導意識形態明顯是和這一方向相背離的，因此，恐怕很難得到大多數國人的全面接受。而如果真正像一些論者所希望的那樣實行儒教國教化的方案，也肯定會在國內造成許多理論衝突甚至現實衝突。因此，從意識形態的發展方向來看，儒教國教化方案也是不甚可取的。
總結以上兩個方面可以說，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一段時間來看，儒教成為中國主導意識形態既是不太可能又是不太可取的。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說，當代中國不需要在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儒教意識形態。
三
在上文討論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相當一般性的、也與現實發展趨勢相符合的結論：儒教作為諸多思潮的一家為當代中國所需要；但如果期望它成為當代中國主導意識形態，則其必要性和可能性都不太大。但是，對於這樣一個並不深奧複雜的結論不但不為一些論者所接受，相反卻受到某些論者的帶有情緒化的批評。這自然是由於他們汲汲於儒教國教化的信念，而這種信念來自於他們模模糊糊地從中國歷史中抽繹和類比出來的一種心理傾向。這使我想起悉尼?胡克的一句話：「使用不明確的和不可分解的抽像概念的大多數人的心理傾向，是在於使這些概念人格化，並在其想像上賦與它們作只有個別的肉體的人才能作的事情的能力。他們以一種模糊的形象來替代了一種明確的觀念。」（悉尼?胡克《理性、社會神話和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20頁）坦率地說，在當代確實有人有將儒教人格化的心理傾向，並在它身上寄予許多不可能實現的希望。這既使儒教的形象脫離歷史變得相當模糊，又使他們自己不能打開視野和胸懷，而僅僅會抓住一個符號（儒教）和幾個抽像說辭來抱殘守缺。另一方面，他們（不是康曉光）對於不同於自己的觀點採取激烈排斥的衝動態度，有時甚至到了不分好壞對錯、只要聽到對儒說一個「不」字就「撲上來搏鬥」的地步。可以說，意識形態負面的狹窄偏頗已經深深影響他們的觀念和思想態度。
我們應該明白，當代中國主導意識形態建構絕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絕不是幾個知識者議論一下就能完成的工作，這是一個極為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需要整個社會各種政治勢力和思想勢力以冷靜清醒的頭腦、顧全國家民族大局的態度形成良性互動及共同協作，才可能取得較大的、為多數人滿足的進步。坦率地說，即使僅僅為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福祉，各位論者也有必要以理性而不是衝動的態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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