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儒學從儒學家手中解放出來
作者：崔衛平
文章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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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這樣的看法——鄭家棟這件事情與儒學本身沒有關係。但是，鑒於鄭家棟先生儒學研究方面成果斐然，享有一定的聲望，所以他與儒學學者即儒學家還是有關係的。因此需要對於儒學和儒學家之間作出進一步區分。
「儒學家」是研究儒家學說的專門家，他們是人群中很少的一部分人，在一個小圈子活動，遵循自身特定的學術傳統，運用著嚴格的學術語言，為大多數人所不具備。我們知道有許多這樣的專門家，比如一位電影學家、一位符號學家、一位考古學家。他們所從事複雜的工作以及工作成果，不是外行人一下子能看明白的。在當今多元化的社會中，儒學學者與其他學者一樣，都要在勞動力的市場上給自己賣一個好價錢——在大學或研究院工作，獲取一份生活資料。
在這個意義上，就和人群中都有「左、中、右」一樣，儒學家當中必然是良莠不齊，各色人等俱全。人們對於鄭家棟的行為自不必大驚小怪，每個領域中都有這樣的舉止不當的人。如果不是出了這樣的事情，平時人們也不追究的。我們大家早已學會以平常心對待這樣那樣的學者。
問題在於儒學這門學問的全部特殊性。與電影學、符號學不一樣，儒學是包含了一套價值信念的傳統學派，在漫長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它和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聯繫在一起。它已經不單純是一門學問，而且還和個人德行的修養，乃至經國救世的要求或想像聯繫在一起。也就是說，它遠遠超出了學科範圍，變成了對於人的一種要求，涉及民族未來的期盼。尤其是儒學家自己，他們最願意把自己的學問、做人以及救國救民混做一處。因此，一般人們衡量接近這種美好學問的專家，便有了不同於一般人的標準，這也是有道理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但是鄭家棟事件再一次告訴人們，必須嚴格把儒學和儒學家區別開來，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現代社會分工造成了這樣的事實：人們不必為了追求價值而接近某門有關價值學問，不必為了信仰而深入某門有關信仰的學說。即使接近和深入了也未必一定需要信任和認可其中的價值信仰部分。如今對於這門儒家學問瞭解多少的考察標準，不是身體力行的程度，而是這個人寫了多少字數的論文，發表在什麼刊物上，出版了多少研究專著。
這樣的儒學家，我們能夠信任麼？我們能夠把他們當作我們自己精神上的導師麼？能夠讓他們引領我們民族走上道德精神上的重建和再生麼？回答是否定的。
我們甚至都不能把儒學這門美好的學問交到他們手裡！儒學是我們民族光輝燦爛的文化瑰寶，也是人類精神文明的重要財富，不能被這幾個吃儒學飯的人所掌握和控制，讓他們以儒學的權威自居，彷彿就把握了我們這個民族當今精神上的命脈。他們是其他也搞儒學研究的儒學家同行們的權威，但不是儒學的權威，也不是我們的權威。需要把儒學從儒學家手中解放出來，變成人民群眾手中的精神財富。用一個現成的比喻來說，就是信「聖經」，不信「教會」。
這樣說是基於對於儒學這樣的理解：它是「身心之學」、「為己之學」、「受用之學」、「性命之學」、「安身立命之學」，是一門自我關注、自我技藝、自我實踐的學問。它是一種修煉的途徑，是一種生活方式。經過這樣儒學的訓練，我們的身心會更加健康、精神上會得到昇華，道德上會得到提高，做人更加穩當，品質更為優秀。不妨想想我們的父輩，他們基本上是由儒家精神培養出來的精神人格，他們對外部世界、現代文明一點也不拒斥。我從我的父親那裡繼承了新思想和吸取新思想的興趣，而83歲的他目前掌握的新技術——DV拍攝與電腦非線剪輯，我還沒有學會。
包括儒學往哪裡去，都需要聽聽儒學家之外的廣大公民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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