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會科學前沿掃瞄
——文學理論、現代文學篇
作者：張中良
文章來源：國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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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期文學理論界激烈論爭的焦點
一、「文學理論死亡論」與「文化轉向論」
高建平、金惠敏、劉方喜等撰寫的一組文章，對所謂「文學理論死亡論」作了分析。其中，高建平《文學理論有明天嗎？》一文描述了文學理論學科在中國學術界的處境變化，指出「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幾乎整個80年代，學術界最熱點的話題，都與文學理論有關」，當時許多關心文學話題的其他學科都參加了進來。但是，從90年代起，文學理論界出現了一個「反向」運動，所謂文學理論危機的一個具體表現是，許多原本從事職業文學理論研究的學者開始關注政治、社會、歷史和哲學的話題；另一具體表現是，大學中文專業的文學理論課教學面臨困境。而「對文學理論教材與文學活動實踐間的脫節的抱怨，也就變成了對文學理論存在本身的譴責」，這正擊中「文學理論死亡論」者的一個重要關節點。與高建平文章的基調相近，金惠敏的《文學理論「帝國化」與元文學的可能》從另一角度表達了對文學理論發展前景的信心。該文揭示了文學理論的「超學科『旅行』或其『帝國化』態勢」，而「文學理論的帝國化進程，並不是文學為其他學科所淹沒、所吞食、所充塞」。該文還指出，文學理論可以「通過改變文學所賴以存在的思想語境和社會語境而迂迴地作用於文學」，「美學的繁榮從來不是或不僅僅是應文藝技術革新之急需」，其基本思路是強調文學理論研究相對於文學創作的獨立性。劉方喜《重建「學院精神」：文論危機的另一種回應》一文則從其它視角闡述了與金惠敏相近的看法，指出「從『知』的方面來看，我們過去的文學理論缺乏『知』的累積性」，「知識化的沉積層太過薄弱不能說不是以往文學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不足———而這種不足恰恰為文學理論的進一步發展留出了較大的空間」。該文認為，「既往文學理論的另一重要不足是缺乏『智』的原創性和圓融性」，這就涉及到外來理論的中國化問題。該文最後提出文學理論研究的「學院精神」，「重『知』的累積性、重『智』的圓融性，重對必然性的批判和對可能性的守護等，都是文學理論研究中『學院精神』的一些具體表現———這種學院精神在以往的學術史中其實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建構」，「文學理論這門現代學科，對中國現代學術來說，其學科建設任務遠遠沒有完成」。
與所謂「文學理論死亡論」相關的是「文化轉向論」。錢中文在「多元對話語境中的文學理論建構國際研討會」的講話中，從歷史的角度描述了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理論所遭受的3次衝擊：第一次衝擊是改革開放之初西方理論對傳統文學理論的衝擊；第二次衝擊是在大眾文化的推進中，一些同行轉向了國外盛極一時的各種後現代文化理論；第三次衝擊是在信息技術、圖像藝術不可抗拒的威力下，一些學者認為文學正在走向終結，文學研究也風光不再，這次衝擊使得文學理論學科面臨著「一場合法性危機」。會議圍繞文學理論的「學科性」問題展開了較為激烈的爭論。
《文藝研究》2004年第1期發表了一組專題為「當代文藝學學科反思」的文章，陶東風《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文藝社會學的重建》一文把批評的靶子指向所謂「文學自律論」。該文認為，引發文藝學學科反思的原因之一是「人們開始感到文藝學研究似乎已經難以令人滿意地解釋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化/文藝活動新狀況，特別是消費主義時代大眾的日常生活與藝術生活。文化轉向倡導者們所推崇的一個重要概念是，「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該文認為，就文藝學專業而言，審美化的意義在於打破了藝術（審美）與日常生活的界限。陳曉明的《歷史斷裂與接軌之後：對當代文藝學的反思》一文則把批評的主要靶子指向所謂文藝學「原理」，指出其與實際研究的脫節，「文化研究使被『元理論』（或原理）長期困擾的文藝學，突然有了解放的希望」。「文化轉向論」又涉及到文學理論的所謂「邊界」問題，人大複印資料《文藝理論》第9期收錄了一組以「文學理論的『越界』問題」為題的專題討論文章。金元浦《當代文學藝術的邊界的移動》一文指出，當代文藝學的發展應該「去區隔」、「去界域」，文化研究乃是「文學學科不甘被邊緣化，力圖通過對現實的積極應對重返中心的調整和努力」，是當代「學科大聯合」的一種積極努力，它「超越學術專業化」。童慶炳《文藝學邊界應當如何移動》一文強調，所謂文化研究與傳統文藝學研究之間的區別，不是表現為研究方法的不同，而是表現為基本的研究對象的不同。《文學評論》2004年第6期刊登了關於這一問題的兩篇論爭文章，其中童慶炳《文藝學邊界三題》一文分析了「文學是否會終結」、「現實還需要不需要理性的審美」等問題，在分析「文化研究是否等於文學研究」時，揭露了國內學者所推崇的西方文化研究所存在的一些弊端；陶東風《移動的邊界與文學理論的開放性》一文指出「邊界」、「文學」、「藝術」等「不是一種『客觀』存在於那裡等待人去發現的永恆實體，而是各種複雜的社會文化力量的建構物，不是被發現的而是被建構的」，強調「學科邊界的人為性、歷史偶然性與可變性」。
二、歷史化清理與知識化沉積
文學理論界相關的研究狀況及實際成果，或許是對「文學理論死亡論」最好的回應。王先霈《「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與建構」述略》介紹了其目前正在研究的課題。該文分析了研究中的3個困惑：一是在20世紀，有沒有真正屬於中國人的、被域外同行關注和採納的、獨立的文學理論批評的問題。二是文學理論能不能夠、應不應該有內在的、所有參與者可以遵循和必須遵循的規範，以及現代文學理論能不能構成嚴密的邏輯體系並擁有成系列的、公認範疇的問題。三是當今世界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是什麼，文學理論家如何確定自己研究對象的範疇的問題。概括起來，該文實際上觸及了文學理論學科所面臨的3個基本問題，即域外化擠壓本土化的「文化性問題」、知識化擠壓思想化的「學科性問題」、非文學（及其研究）擠壓文學（及其研究）的「現實性問題」。這些問題僅僅憑借理論推演是不能解決的，必須回到並且深入中國文學理論發展史中去。錢中文等則從文學論爭的角度，對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發展史作了較為系統的歷史化清理，指出，「文學論爭」是中國現代文論史中的一條重要紅線，某種程度上也正體現了中國現代文論在理論運作上的重要特點：在論爭中有關文學的「思想」可能會有所發展或者改變，但論爭這種沉潛性不足的理論運作方式的固有不足是知識化沉積不夠，這顯然也是造成中國現代文論發展累積性欠缺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今天我們對現代文論一個世紀左右的發展進行歷史化清理就顯得尤為必要。通過錢中文《「五四」前我國文學觀念的論爭和現代化之首演》的歷史化清理，可以發現：中國現代文論在文學觀念上的多元格局其實在其現代化之初就已基本成型，一些重要的理論範疇也早已出現，比如當下發展越來越強勁的消費主義的文藝觀，在早期的休閒文藝觀中就可以看到其雛形。
對中國現代文論進行歷史化清理的另一重要方式是關鍵詞研究，高建平《現代文藝學幾個關鍵詞的翻譯與接受》一文就做了這樣的工作。該文通過對4個詞的歷史化清理，揭示了「一個詞被翻譯成一種語言後，常常在這個語言中獨立地發展起來，產生新的意義，成為這個語言－文化共同體中的特有的現象」。該文對「黨的文學還是黨的出版物」、「形象思維」、「主觀性與主體性」、「本體研究與本體論」等在中國語境中的變化作了細緻的分析，而該文的主要努力是「將歷史上的一些詞放回到歷史中去理解」。該文反對以所謂原義來否定對一些範疇的新理解乃至誤讀的獨特歷史價值，同時又重視對相關範疇原有語境的知識學清理，這就為我們反思歷史上的種種誤讀奠定了基礎。
黨聖元《學科意識與體系建構的學術效應———關於古代文學批評史研究學科的一個反思》一文則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研究作了初步的歷史化清理，指出「中國文學批評史從其草創期開始，就是在現代學術眼光觀照下的一種學術運作，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它本身確實是研究者謀求傳統文論話語朝著現代文論話語系統轉化的產物」。文章分析了這種學術運作所產生的問題是：「批評史和文學史的割裂」、「文論史與寬泛意義上的批評意識的割裂」和「批評史與複雜的文化語境的割裂」。該文倡導一種「還原性質的研究」，認為過去的古代文論研究是「過濾、醇化」，現在要「有醇反雜」；「追求學科的自足性和體系化對古代文論研究帶來了正負兩方面的學術效應」，因此，有必要對古代文論的現代研究史進行歷史化清理。
三、現實的批判性介入與思想的跨文化整合
與大眾文化、消費主義相關的所謂「身體寫作」也成為時下一個熱門話題，彭亞非《「身體寫作」質疑》一文對此作了批判性的分析，認為當下「所謂的身體寫作實際上被予以了多麼狹隘的理解：身體寫作就是女性性寫作，就是由女性赤裸裸地暴露以及賣弄自己性經歷的寫作———這就是我們媒體所熱炒的身體寫作的標誌性內涵」，「而身體寫作本是西方第二次女權運動中出現的一種女性主義文學理念，因此表現出的是女性對人類、對人性、對我們生存的世界的高度反省意識、責任心和人文關懷」。中國當下所謂的身體寫作顯然與此大相逕庭。該文認為，這樣的性暴露寫作實際上恰恰是「迎合男權話語的一種文學行為，是女性性取寵意識與男性性支配意識的一次成功的不謀而合」，「即使只是從大眾消費文化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寫作也沒有什麼更多的意義可予以張揚」。
與文學及其理論危機、大眾文化等相關的另一熱點是所謂「圖像轉向」，金惠敏《圖像增殖與文學的當前危機》一文對此作了較為深入的分析。關於「圖像增殖對文學的審美重組」，首先從語言與形象之間的關係看，「在文學文本內語言與形象的關係是辯證的對立和統一」，而「影視則能夠徹底清除這種二元對立關係，而僅以圖像立身」。其次從語言、圖像兩者與「現實」的關係來看，語言自認為模仿現實，圖像則試圖替代現實。該文還區分兩種不同圖像，「現代性圖像本質上是表意的，通過有限的形式傳達無窮的意味」，指出這是一種「形象」，而後現代文化則以「平面化」解構著這種現代性的深度模式，最能代表後現代圖像的是「電視」而非「電影」。從電影「形象」到電視「圖像」，「這實質上就是一場圖像學的獨立運動」。最終圖像成為「擬像」。該文最後總結道：「戳穿擬像/意識形態的欺騙性將是文學及其理論一項偉大而莊嚴的社會使命和審美使命。我們不會對文學失去信心」，「文學總是通過虛構幫助我們找回我們丟失了的真實。」
高建平《全球化與中國美學》一文，對「美學在中國」與「中國美學」作了區分。該文首先歷史地分析了「美學在中國」的不同形態，然後討論美學的普世性與特殊性。一方面，許多學者強調美學的普世性，該文具體分析了「理論性」的普世性、「歷史性」的普世性、「現實性」的普世性等3種情況。另一方面，中國的美學界也存在強調中國美學的特殊性的傾向，該文對此也作了歷史描述。該文強調了「一般與特殊觀念及其在對話中形成的不同美學間的張力關係」，指出「我們不能斷定，在某些國家中產生的美學，是一般性的美學，而在另一些國家中產生的美學，是特殊性的美學」。「美學與數學的一個重要區別在於學科與文化與社會生活之間的關係」：一方面，「一個民族或文化的美學，並不是一種普遍美學的一個分支，不是某種普遍的美學原理在這個民族的實際運用」；另一方面，「不同國家和民族的美學又是相互影響的」，西方美學思想的引入對發展中國美學起了巨大的作用。該文還敘述了20世紀中國與國外美學對話的發展，指出美學對話經歷了從接受西方經典到與當代國外美學的直接對話、從把西方理論運用於中國實例到努力發掘中國自身的理論資源、從只注重西方美學到與其他非西方美學的對話的不同發展階段。這種發展是建立在世界各民族、各文化的美學對話基礎之上的，這種對話必然帶來美學不失文化經驗獨特性的跨文化的思想整合。這種整合絕非是一個同質化的過程。同質化可能恰恰會影響世界「共同的美學發展」，而在富於張力的建設性的對話中，世界「共同的美學發展」反而會獲得源源不斷的新鮮活力。
思想的跨文化整合既包括跨「文化空間」即跨民族的整合，也包括跨「文化時間」即跨歷史的整合。劉方喜《「聲情」研究方法論的現代啟示》認為，一些古代文論範疇在特定的方法論層面上可以跨越一定的文化時間，對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的研究產生一定的實際影響，從而參與中國文學理論的現代建構。在「語言學的轉向」中，受索緒爾語言觀影響的結構主義似占主流地位，但該文強調，在西方語言哲學思想史中也一直潛伏著由維科、洪堡特、克羅齊、卡西爾、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思想家的研究所構成的發展線索，這些思想家對語言形式結構功能的人文意義、文化價值高度關注。「聲情」論表明，古人的詩歌聲韻觀主要是「人文主義」的。以「聲情」為「原點」或「基點」，在語言形式功能這一層面上整合西方現代人文主義形式美學豐富的理論資源，將是中西詩學思想融會貫通的一個極好機緣。劉方喜在《「聲情」：漢語詩學基本範疇的新發現及理論啟示》中強調了「聲情」範疇理論價值的「現代性」與「國際性」，認為漢語詩學潛隱著一種「審美詮釋學」的研究視界，從文化立場來看，「審美詮釋學」乃是一種「漢語的」詩學思想形式，但同時只有在與西方詩學保持著一種富於張力的對話性關係中，詩學的這樣一種漢語思想形式，才能生成為其自身的現代形式。凡此種種，皆體現了一種立足中國傳統進行思想的跨文化整合的努力。（劉方喜執筆）
2近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特點
一、總結海外漢學影響的經驗教訓
新時期以來，海外漢學乃至整個西方文化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認真總結這種影響的經驗教訓已成為前沿課題。聊城大學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青年學者研討會就對「新時期以來海外漢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進行了專題研討。報刊上也能見到這方面討論的反映。如《海南師範學院學報》第3期刊出的《海外學者衝擊波》，就是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師生關於海外學者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影響的討論。程光煒認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海外學者熱」的興起，有其自身原因：其一，「理論熱」在美國學界久盛不衰，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現代性、後現代主義等理論大行其道，對這批學人重新構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二，由於美國文化的異質性所產生的壓力，在海外學者那裡培育出一種「後革命」的特殊語境，從而形成了「再解讀」的研究視角，從中可以看到海外學者的共同性。諸如，從文學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轉向，文學批評常常雜糅了政治理論、哲學思辨、歷史研究、心理分析、社會學資料、人類學考察等話語傳統和論述方式。同時，海外學者存在代際之間、不同學派之間的差異性。不同學派各有所長，能夠給我們以啟迪；但亦有所短，應該予以注意。程光煒指出，「再解讀」主要是研究文學史、作家作品的一種理論姿態，而不是研究文學史和作家作品的有效方法。在進行這項工作時，不能只以「新」、「奇」出勝，還應有審慎的查勘、分辨、比較和推敲，把「再解讀」建立在認真踏實的實證研究的基礎上。
黃修己《全球化語境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把源自西方的「全球化語境」話語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結合起來思考認為，「文化全球化」的核心在於經過很長時間的歷史過程，形成一種全人類認同的價值觀———全人類性。今天，從全人類性的視角研究現當代文學，可以揭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人性內涵，既有利於發揮現當代文學在「人」的啟蒙教育中的作用，也有利於世界對於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理解。
二、現代文學研究的歷史意識愈加清醒
「斷裂」意識逐漸被歷史意識所取代，在作家、作品、文體與思潮等方面全方位地探討現代文學與從先秦到近代的傳統文化、傳統文學的聯繫。這方面代表性的論文有陳方競《魯迅小說的「魏晉情結」：從「魏晉參照」到「魏晉感受」》、黃喬生《魯迅、周作人與韓愈》、胡元翎《魯迅與龔自珍》、束景南和姚誠《激烈的「猛士」與沖淡的「名士」———魯迅與周作人對吳越文化精神的不同承傳》、董乃斌《廢名作品的文學淵源———以與李商隱的關係為中心》、王兆勝《林語堂與公安三袁》、倪婷婷《「非孝」與「五四」作家道德情感的困境》、劉保昌《道家思想與現代文學的個人主義精神》、龔敏律《論沈從文〈月下小景〉集對佛經故事的重寫》等。
現代文學研究向當代延伸的趨勢更為明顯，從「現代」到「當代」的轉折期得到關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辟有「『十七年』文學研究」專欄，刊出薩支山《「故事」「與」抒情「：五六十年代短篇小說的兩種可能性》、孫先科《王蒙〈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的精神現象學闡釋》、董之林《傳統敘事方法的重現與再造———關於50年代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等。這一時段在20世紀文學史上相當重要，關涉到五四新文學的走向、變異與共和國文學的發生、發展，其中有承續也有斷裂，有揚棄也有創新，是非功過值得深入研究。趙園、錢理群、洪子誠、吳曉東、趙京華、呂晴、趙稀方、楊聯芬、段美喬等人的筆談，觀點見仁見智，濃厚的歷史感、強烈的問題意識與研究問題的方法給人以啟迪。《南方文壇》2004年第4期也推出《20世紀40~50年代文學「轉折」研究筆談》，圍繞著程光煒的《文化的轉軌》與賀桂梅的《轉折的時代》兩本研究轉折期的著作展開話題。愈益清醒的歷史意識還表現在以往遮蔽或模糊的文學現象的歷史還原之中。胡博《新月派前期的「文學夢」》、吳敏《試論40年代延安文壇的「小資產階級」話語》、劉增傑《一個被遮蔽的文學世界———解放區另類作品考察》等，在發掘、爬梳大量的原始材料的基礎上，呈現出歷史原生態的真實性與複雜性。
三、台灣、香港文學被自覺地納入中國現當代文學範疇予以關注
趙稀方《視線之外的餘光中》及相關文章，對「餘光中熱」有所質疑，在兩岸文壇激起強烈反響。台灣出版的《爪痕與文學》刊發了「餘光中風波在大陸」特集，收錄趙稀方、呂正惠、陳漱渝、陳子善、楊若萍、錢虹、劉心武、薛永辰、黃維樑、餘光中、陳映真等人的文章。兩岸學者、作家參與論爭，至少可以說明台灣文學確已納入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視野。不少現代文學學者涉足台灣、香港、澳門及域外華文文學研究。趙稀方《一種主義，三種命運———後殖民主義在兩岸三地的理論旅行》等論文，在準確把握後殖民主義原典產生的語境及其原意的前提下，認真辨析其在兩岸三地的不同流變，批評有的台灣學者偏頗地借用後殖民主義為「台獨」鼓吹的觀點與方法，表現出敏銳的理論感悟與堅定的學術立場。本年度有代表性的論文還有黃萬華《1945~1949年的香港文學》、王德威《原鄉想像，浪子文學———李永平論》、王岳川《澳門文化與文學精神》等；專著有方忠《20世紀台灣文學史論》、彭耀春《台灣當代戲劇論》。前者既有歷史發展總論，也有小說、詩歌、散文、通俗文學的論述，後者則是戲劇的梳理與論述，合起來大致反映出台灣文學的整體風貌。
四、探究現代文學與外國文化、外國文學的聯繫
代表性的論文有李怡《日本體驗與中國散文的近現代嬗變》、方長安《形成、調整與質變———周作人「人的文學」觀與日本文學的關係》等，著作有王福和主編《世界文學與20世紀浙江作家》、吳定宇《抉擇於揚棄———郭沫若與中外文化》、靳明全《中國現代文學興起發展中的日本影響因素》等。
尤為可喜的是對翻譯文學的價值愈益被看重，認為翻譯文學以其獨特的地位成為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故翻譯文學的研究明顯加強。在「全球化語境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與「魯迅研究20年」等學術討論會上，翻譯文學都成為一個引人注意的話題。《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等刊物發表了一批現代翻譯文學的研究成果，如李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鄭海凌《「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魯迅譯學思想探索之二》、秦弓《魯迅與有島武郎———以「愛」為中心》、《五四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劉進才《阿左林作品在現代中國的傳播與接受》、楊迎平《施蟄存的翻譯工作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張德明《翻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等。
五、通俗文學研究在爭鳴中向前推進
近年來，對於通俗小說與舊體詩詞是否應該納入現代文學研究框架一直存在著爭論，但已有現代文學學者在通俗小說與舊體詩詞的研究中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績，並且已有不止一種文學史著作將其納入框架之中。湯哲聲的專著《流行百年：中國流行小說經典》梳理出20世紀流行小說的發展脈絡：民初的海派文化新聞文體（言情小說、黑幕小說），20世紀20至30年代的繁榮與變革（社會言情小說、國難小說、人性的張揚、模式變革），40年代的新舊交融（新市民小說、新浪漫主義），80至90年代的價值回歸和文本創新（紀實小說、官場小說、新新人類小說、歷史小說、網絡小說）；選擇57部代表作予以文本分析後指出，兩種類型雖然仍會繼續下去，但其交融與互動使得它們的美學界限會越來越模糊。雖然關於流行小說的界定或可討論，如將閻真的《滄浪之水》列入其中，而將發行量極大的《紅巖》等「紅色經典」排除在外等，都易引起質疑。但縱覽百年文學史，該項研究梳理出一條線索，並指出與高雅小說的關係，確有創新之處。值得注意的還有作為此書序文的范伯群《建立生態平衡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觀》。
另一方面，也有對通俗小說的批評之聲。袁良駿《民國武俠小說的氾濫與〈武俠黨會編〉的誤評誤導》，對《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中的《武俠黨會編》的評價提出批評，認為「三億言的武俠小說，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中的一大災難。它的氾濫成災，是中國近現代文學的嚴重教訓。」但袁良駿亦有《魯迅的七封信和武俠小說大家宮白羽》，肯定宮氏「在武俠世界開闢了一片較新的天地，吹來一股清新的氣息」。看得出來，袁良駿並非對通俗文學一概否定。
六、經典重讀多有收穫
黃曼君《中國現代文學經典的誕生與延傳》系統考察了中國現代文學經典誕生及延傳的歷史進程，認為經典既是實在本體又是關係本體，它具有原創性、開放性、多元性、典範性、民族性、歷史穿透性及巨大的闡釋空間，因而能夠產生持久的影響。意識形態、精神價值以及知識、審美諸系統的變化與整合促成了現代文學經典的誕生；革命化與審美化、民族化與現代化、大眾化與精英化三對關係是中國現代文學經典延傳的不同路向；而新時期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經典的重讀與反思，則展現了現代文學經典在延傳中變異和重構的發展趨勢。秦弓的《略論中國現代文學經典的重讀》，在重新確認經典、建構文學史、面臨種種挑戰尤其需要確認現代文學的價值等方面，論述了重讀經典的必要性，並指出在歷史還原、文化還原與多元解讀、尤其是審美分析方面，經典重讀具有廣袤的空間。
程光煒《「魯郭茅巴老曹」是如何成為經典的》，以「魯郭茅巴老曹」被確立為經典的個案，說明文學史編撰對經典「型構」的作用，同時又認為在歷史進程中，他們是活生生的個體，應該「設身處地」地加以研究，才能有利於問題的展開與進入。胡尹強《魯迅：為愛情作證———破解〈野草〉的世紀之謎》，王科《「寂寞」論：不該再繼續的「經典」誤讀———以蕭紅〈呼蘭河傳〉為個案》、張潔宇《魯迅作品中「路」———意象分析之一》、何平《〈故鄉〉細讀》、洪玲《論蕭紅筆下的太陽意象》等論文，在經典細讀方面均有獨到之處。
七、現代文學的史料學、文獻學問題得到高度重視
中國現代文學有一個重視史料的好傳統，從現代文學先驅者胡適、魯迅、鄭振鐸、朱自清，到學科的重要創立者王瑤、唐弢、李何林等，都很重視史料工作。馬良春、樊駿等發表過關於現代文學史料學的長篇論文，倡導並推動這項工作。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版了規模宏大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彙編」甲、乙、丙3套大型叢書；還有朱金順的《新文學史料引論》和一些作家全集、文集、名著校勘本。
現代文學界在強調理論創新的同時，對史料工作有所忽略。學術界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與解決問題的迫切性，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九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把史料與學風、方法問題一併列為議題。《文學評論》與河南大學文學院等聯合舉辦題為「史料的新發現與文學史的再審視」的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問題研討會。清華大學中文系等舉辦的「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座談會」，把文獻問題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發展的重大問題提出並討論達成加強中國現代文學文獻搶救的共識，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辦法。2004年，出版了一批史料學、文獻學成果，如賈植芳、陳思和主編的《中外文學關係史資料彙編》、劉福春撰述的《新詩紀事》等。在文獻學研究中，金宏宇的《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名著版本校評》尤為突出。該書選取了《家》、《子夜》、《駱駝祥子》、《創業史》等8部名著，對校其不同版本，探討版本變遷的歷史原因與修改的短長。
八、文化研究進一步推向深入
在政治文化、制度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區域文化、教育文化、出版文化等與現代文學的互動與交叉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代表性專著有朱曉進等的《非文學的世紀：20世紀中國文學與政治文化關係史論》，雷世文《文藝副刊與文學生產--以〈晨報副刊〉、三十年代〈申報·自由談〉、〈大公報〉文藝副刊為中心的研究》，論文有盛英《冰心和宗教文化》、劉淑玲《〈大公報〉與中國現代文學》、王本朝《中國現代文學的生產體制問題》、《文學傳播與中國現代文學》、劉勇《〈空山靈雨〉：融合多重宗教文化的人生寓言--兼與〈野草〉、〈畫夢錄〉比較》、袁國興《宗教意識的鏈接與文學的選擇--對中國現代文學傳統的一種解讀》、朱慶華《許地山小說宗教色彩的顯與隱》和方長安、王本朝、王桂妹題為《民族主義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筆談等。
作家研究、社團流派研究、文體研究與接受美學研究等方面也有可喜的成果，如胡明《正誤交織陳獨秀——思想的詮釋與文化的批判》、閻奇男《「愛」與「美」———王統照研究》、黃淳浩《創造社通觀》、閻慶生《晚年孫犁研究》、劉小清《紅色狂飆———左聯實錄》、席揚《多維整合與雅俗同構：趙樹理和「山藥蛋派」新論》等。(張中良執筆)
——文學理論、現代文學篇
作者：張中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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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期文學理論界激烈論爭的焦點
一、「文學理論死亡論」與「文化轉向論」
高建平、金惠敏、劉方喜等撰寫的一組文章，對所謂「文學理論死亡論」作了分析。其中，高建平《文學理論有明天嗎？》一文描述了文學理論學科在中國學術界的處境變化，指出「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幾乎整個80年代，學術界最熱點的話題，都與文學理論有關」，當時許多關心文學話題的其他學科都參加了進來。但是，從90年代起，文學理論界出現了一個「反向」運動，所謂文學理論危機的一個具體表現是，許多原本從事職業文學理論研究的學者開始關注政治、社會、歷史和哲學的話題；另一具體表現是，大學中文專業的文學理論課教學面臨困境。而「對文學理論教材與文學活動實踐間的脫節的抱怨，也就變成了對文學理論存在本身的譴責」，這正擊中「文學理論死亡論」者的一個重要關節點。與高建平文章的基調相近，金惠敏的《文學理論「帝國化」與元文學的可能》從另一角度表達了對文學理論發展前景的信心。該文揭示了文學理論的「超學科『旅行』或其『帝國化』態勢」，而「文學理論的帝國化進程，並不是文學為其他學科所淹沒、所吞食、所充塞」。該文還指出，文學理論可以「通過改變文學所賴以存在的思想語境和社會語境而迂迴地作用於文學」，「美學的繁榮從來不是或不僅僅是應文藝技術革新之急需」，其基本思路是強調文學理論研究相對於文學創作的獨立性。劉方喜《重建「學院精神」：文論危機的另一種回應》一文則從其它視角闡述了與金惠敏相近的看法，指出「從『知』的方面來看，我們過去的文學理論缺乏『知』的累積性」，「知識化的沉積層太過薄弱不能說不是以往文學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不足———而這種不足恰恰為文學理論的進一步發展留出了較大的空間」。該文認為，「既往文學理論的另一重要不足是缺乏『智』的原創性和圓融性」，這就涉及到外來理論的中國化問題。該文最後提出文學理論研究的「學院精神」，「重『知』的累積性、重『智』的圓融性，重對必然性的批判和對可能性的守護等，都是文學理論研究中『學院精神』的一些具體表現———這種學院精神在以往的學術史中其實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建構」，「文學理論這門現代學科，對中國現代學術來說，其學科建設任務遠遠沒有完成」。
與所謂「文學理論死亡論」相關的是「文化轉向論」。錢中文在「多元對話語境中的文學理論建構國際研討會」的講話中，從歷史的角度描述了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理論所遭受的3次衝擊：第一次衝擊是改革開放之初西方理論對傳統文學理論的衝擊；第二次衝擊是在大眾文化的推進中，一些同行轉向了國外盛極一時的各種後現代文化理論；第三次衝擊是在信息技術、圖像藝術不可抗拒的威力下，一些學者認為文學正在走向終結，文學研究也風光不再，這次衝擊使得文學理論學科面臨著「一場合法性危機」。會議圍繞文學理論的「學科性」問題展開了較為激烈的爭論。
《文藝研究》2004年第1期發表了一組專題為「當代文藝學學科反思」的文章，陶東風《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文藝社會學的重建》一文把批評的靶子指向所謂「文學自律論」。該文認為，引發文藝學學科反思的原因之一是「人們開始感到文藝學研究似乎已經難以令人滿意地解釋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化/文藝活動新狀況，特別是消費主義時代大眾的日常生活與藝術生活。文化轉向倡導者們所推崇的一個重要概念是，「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該文認為，就文藝學專業而言，審美化的意義在於打破了藝術（審美）與日常生活的界限。陳曉明的《歷史斷裂與接軌之後：對當代文藝學的反思》一文則把批評的主要靶子指向所謂文藝學「原理」，指出其與實際研究的脫節，「文化研究使被『元理論』（或原理）長期困擾的文藝學，突然有了解放的希望」。「文化轉向論」又涉及到文學理論的所謂「邊界」問題，人大複印資料《文藝理論》第9期收錄了一組以「文學理論的『越界』問題」為題的專題討論文章。金元浦《當代文學藝術的邊界的移動》一文指出，當代文藝學的發展應該「去區隔」、「去界域」，文化研究乃是「文學學科不甘被邊緣化，力圖通過對現實的積極應對重返中心的調整和努力」，是當代「學科大聯合」的一種積極努力，它「超越學術專業化」。童慶炳《文藝學邊界應當如何移動》一文強調，所謂文化研究與傳統文藝學研究之間的區別，不是表現為研究方法的不同，而是表現為基本的研究對象的不同。《文學評論》2004年第6期刊登了關於這一問題的兩篇論爭文章，其中童慶炳《文藝學邊界三題》一文分析了「文學是否會終結」、「現實還需要不需要理性的審美」等問題，在分析「文化研究是否等於文學研究」時，揭露了國內學者所推崇的西方文化研究所存在的一些弊端；陶東風《移動的邊界與文學理論的開放性》一文指出「邊界」、「文學」、「藝術」等「不是一種『客觀』存在於那裡等待人去發現的永恆實體，而是各種複雜的社會文化力量的建構物，不是被發現的而是被建構的」，強調「學科邊界的人為性、歷史偶然性與可變性」。
二、歷史化清理與知識化沉積
文學理論界相關的研究狀況及實際成果，或許是對「文學理論死亡論」最好的回應。王先霈《「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與建構」述略》介紹了其目前正在研究的課題。該文分析了研究中的3個困惑：一是在20世紀，有沒有真正屬於中國人的、被域外同行關注和採納的、獨立的文學理論批評的問題。二是文學理論能不能夠、應不應該有內在的、所有參與者可以遵循和必須遵循的規範，以及現代文學理論能不能構成嚴密的邏輯體系並擁有成系列的、公認範疇的問題。三是當今世界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是什麼，文學理論家如何確定自己研究對象的範疇的問題。概括起來，該文實際上觸及了文學理論學科所面臨的3個基本問題，即域外化擠壓本土化的「文化性問題」、知識化擠壓思想化的「學科性問題」、非文學（及其研究）擠壓文學（及其研究）的「現實性問題」。這些問題僅僅憑借理論推演是不能解決的，必須回到並且深入中國文學理論發展史中去。錢中文等則從文學論爭的角度，對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發展史作了較為系統的歷史化清理，指出，「文學論爭」是中國現代文論史中的一條重要紅線，某種程度上也正體現了中國現代文論在理論運作上的重要特點：在論爭中有關文學的「思想」可能會有所發展或者改變，但論爭這種沉潛性不足的理論運作方式的固有不足是知識化沉積不夠，這顯然也是造成中國現代文論發展累積性欠缺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今天我們對現代文論一個世紀左右的發展進行歷史化清理就顯得尤為必要。通過錢中文《「五四」前我國文學觀念的論爭和現代化之首演》的歷史化清理，可以發現：中國現代文論在文學觀念上的多元格局其實在其現代化之初就已基本成型，一些重要的理論範疇也早已出現，比如當下發展越來越強勁的消費主義的文藝觀，在早期的休閒文藝觀中就可以看到其雛形。
對中國現代文論進行歷史化清理的另一重要方式是關鍵詞研究，高建平《現代文藝學幾個關鍵詞的翻譯與接受》一文就做了這樣的工作。該文通過對4個詞的歷史化清理，揭示了「一個詞被翻譯成一種語言後，常常在這個語言中獨立地發展起來，產生新的意義，成為這個語言－文化共同體中的特有的現象」。該文對「黨的文學還是黨的出版物」、「形象思維」、「主觀性與主體性」、「本體研究與本體論」等在中國語境中的變化作了細緻的分析，而該文的主要努力是「將歷史上的一些詞放回到歷史中去理解」。該文反對以所謂原義來否定對一些範疇的新理解乃至誤讀的獨特歷史價值，同時又重視對相關範疇原有語境的知識學清理，這就為我們反思歷史上的種種誤讀奠定了基礎。
黨聖元《學科意識與體系建構的學術效應———關於古代文學批評史研究學科的一個反思》一文則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研究作了初步的歷史化清理，指出「中國文學批評史從其草創期開始，就是在現代學術眼光觀照下的一種學術運作，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它本身確實是研究者謀求傳統文論話語朝著現代文論話語系統轉化的產物」。文章分析了這種學術運作所產生的問題是：「批評史和文學史的割裂」、「文論史與寬泛意義上的批評意識的割裂」和「批評史與複雜的文化語境的割裂」。該文倡導一種「還原性質的研究」，認為過去的古代文論研究是「過濾、醇化」，現在要「有醇反雜」；「追求學科的自足性和體系化對古代文論研究帶來了正負兩方面的學術效應」，因此，有必要對古代文論的現代研究史進行歷史化清理。
三、現實的批判性介入與思想的跨文化整合
與大眾文化、消費主義相關的所謂「身體寫作」也成為時下一個熱門話題，彭亞非《「身體寫作」質疑》一文對此作了批判性的分析，認為當下「所謂的身體寫作實際上被予以了多麼狹隘的理解：身體寫作就是女性性寫作，就是由女性赤裸裸地暴露以及賣弄自己性經歷的寫作———這就是我們媒體所熱炒的身體寫作的標誌性內涵」，「而身體寫作本是西方第二次女權運動中出現的一種女性主義文學理念，因此表現出的是女性對人類、對人性、對我們生存的世界的高度反省意識、責任心和人文關懷」。中國當下所謂的身體寫作顯然與此大相逕庭。該文認為，這樣的性暴露寫作實際上恰恰是「迎合男權話語的一種文學行為，是女性性取寵意識與男性性支配意識的一次成功的不謀而合」，「即使只是從大眾消費文化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寫作也沒有什麼更多的意義可予以張揚」。
與文學及其理論危機、大眾文化等相關的另一熱點是所謂「圖像轉向」，金惠敏《圖像增殖與文學的當前危機》一文對此作了較為深入的分析。關於「圖像增殖對文學的審美重組」，首先從語言與形象之間的關係看，「在文學文本內語言與形象的關係是辯證的對立和統一」，而「影視則能夠徹底清除這種二元對立關係，而僅以圖像立身」。其次從語言、圖像兩者與「現實」的關係來看，語言自認為模仿現實，圖像則試圖替代現實。該文還區分兩種不同圖像，「現代性圖像本質上是表意的，通過有限的形式傳達無窮的意味」，指出這是一種「形象」，而後現代文化則以「平面化」解構著這種現代性的深度模式，最能代表後現代圖像的是「電視」而非「電影」。從電影「形象」到電視「圖像」，「這實質上就是一場圖像學的獨立運動」。最終圖像成為「擬像」。該文最後總結道：「戳穿擬像/意識形態的欺騙性將是文學及其理論一項偉大而莊嚴的社會使命和審美使命。我們不會對文學失去信心」，「文學總是通過虛構幫助我們找回我們丟失了的真實。」
高建平《全球化與中國美學》一文，對「美學在中國」與「中國美學」作了區分。該文首先歷史地分析了「美學在中國」的不同形態，然後討論美學的普世性與特殊性。一方面，許多學者強調美學的普世性，該文具體分析了「理論性」的普世性、「歷史性」的普世性、「現實性」的普世性等3種情況。另一方面，中國的美學界也存在強調中國美學的特殊性的傾向，該文對此也作了歷史描述。該文強調了「一般與特殊觀念及其在對話中形成的不同美學間的張力關係」，指出「我們不能斷定，在某些國家中產生的美學，是一般性的美學，而在另一些國家中產生的美學，是特殊性的美學」。「美學與數學的一個重要區別在於學科與文化與社會生活之間的關係」：一方面，「一個民族或文化的美學，並不是一種普遍美學的一個分支，不是某種普遍的美學原理在這個民族的實際運用」；另一方面，「不同國家和民族的美學又是相互影響的」，西方美學思想的引入對發展中國美學起了巨大的作用。該文還敘述了20世紀中國與國外美學對話的發展，指出美學對話經歷了從接受西方經典到與當代國外美學的直接對話、從把西方理論運用於中國實例到努力發掘中國自身的理論資源、從只注重西方美學到與其他非西方美學的對話的不同發展階段。這種發展是建立在世界各民族、各文化的美學對話基礎之上的，這種對話必然帶來美學不失文化經驗獨特性的跨文化的思想整合。這種整合絕非是一個同質化的過程。同質化可能恰恰會影響世界「共同的美學發展」，而在富於張力的建設性的對話中，世界「共同的美學發展」反而會獲得源源不斷的新鮮活力。
思想的跨文化整合既包括跨「文化空間」即跨民族的整合，也包括跨「文化時間」即跨歷史的整合。劉方喜《「聲情」研究方法論的現代啟示》認為，一些古代文論範疇在特定的方法論層面上可以跨越一定的文化時間，對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的研究產生一定的實際影響，從而參與中國文學理論的現代建構。在「語言學的轉向」中，受索緒爾語言觀影響的結構主義似占主流地位，但該文強調，在西方語言哲學思想史中也一直潛伏著由維科、洪堡特、克羅齊、卡西爾、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思想家的研究所構成的發展線索，這些思想家對語言形式結構功能的人文意義、文化價值高度關注。「聲情」論表明，古人的詩歌聲韻觀主要是「人文主義」的。以「聲情」為「原點」或「基點」，在語言形式功能這一層面上整合西方現代人文主義形式美學豐富的理論資源，將是中西詩學思想融會貫通的一個極好機緣。劉方喜在《「聲情」：漢語詩學基本範疇的新發現及理論啟示》中強調了「聲情」範疇理論價值的「現代性」與「國際性」，認為漢語詩學潛隱著一種「審美詮釋學」的研究視界，從文化立場來看，「審美詮釋學」乃是一種「漢語的」詩學思想形式，但同時只有在與西方詩學保持著一種富於張力的對話性關係中，詩學的這樣一種漢語思想形式，才能生成為其自身的現代形式。凡此種種，皆體現了一種立足中國傳統進行思想的跨文化整合的努力。（劉方喜執筆）
2近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特點
一、總結海外漢學影響的經驗教訓
新時期以來，海外漢學乃至整個西方文化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認真總結這種影響的經驗教訓已成為前沿課題。聊城大學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青年學者研討會就對「新時期以來海外漢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進行了專題研討。報刊上也能見到這方面討論的反映。如《海南師範學院學報》第3期刊出的《海外學者衝擊波》，就是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師生關於海外學者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影響的討論。程光煒認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海外學者熱」的興起，有其自身原因：其一，「理論熱」在美國學界久盛不衰，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現代性、後現代主義等理論大行其道，對這批學人重新構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二，由於美國文化的異質性所產生的壓力，在海外學者那裡培育出一種「後革命」的特殊語境，從而形成了「再解讀」的研究視角，從中可以看到海外學者的共同性。諸如，從文學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轉向，文學批評常常雜糅了政治理論、哲學思辨、歷史研究、心理分析、社會學資料、人類學考察等話語傳統和論述方式。同時，海外學者存在代際之間、不同學派之間的差異性。不同學派各有所長，能夠給我們以啟迪；但亦有所短，應該予以注意。程光煒指出，「再解讀」主要是研究文學史、作家作品的一種理論姿態，而不是研究文學史和作家作品的有效方法。在進行這項工作時，不能只以「新」、「奇」出勝，還應有審慎的查勘、分辨、比較和推敲，把「再解讀」建立在認真踏實的實證研究的基礎上。
黃修己《全球化語境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把源自西方的「全球化語境」話語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結合起來思考認為，「文化全球化」的核心在於經過很長時間的歷史過程，形成一種全人類認同的價值觀———全人類性。今天，從全人類性的視角研究現當代文學，可以揭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人性內涵，既有利於發揮現當代文學在「人」的啟蒙教育中的作用，也有利於世界對於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理解。
二、現代文學研究的歷史意識愈加清醒
「斷裂」意識逐漸被歷史意識所取代，在作家、作品、文體與思潮等方面全方位地探討現代文學與從先秦到近代的傳統文化、傳統文學的聯繫。這方面代表性的論文有陳方競《魯迅小說的「魏晉情結」：從「魏晉參照」到「魏晉感受」》、黃喬生《魯迅、周作人與韓愈》、胡元翎《魯迅與龔自珍》、束景南和姚誠《激烈的「猛士」與沖淡的「名士」———魯迅與周作人對吳越文化精神的不同承傳》、董乃斌《廢名作品的文學淵源———以與李商隱的關係為中心》、王兆勝《林語堂與公安三袁》、倪婷婷《「非孝」與「五四」作家道德情感的困境》、劉保昌《道家思想與現代文學的個人主義精神》、龔敏律《論沈從文〈月下小景〉集對佛經故事的重寫》等。
現代文學研究向當代延伸的趨勢更為明顯，從「現代」到「當代」的轉折期得到關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辟有「『十七年』文學研究」專欄，刊出薩支山《「故事」「與」抒情「：五六十年代短篇小說的兩種可能性》、孫先科《王蒙〈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的精神現象學闡釋》、董之林《傳統敘事方法的重現與再造———關於50年代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等。這一時段在20世紀文學史上相當重要，關涉到五四新文學的走向、變異與共和國文學的發生、發展，其中有承續也有斷裂，有揚棄也有創新，是非功過值得深入研究。趙園、錢理群、洪子誠、吳曉東、趙京華、呂晴、趙稀方、楊聯芬、段美喬等人的筆談，觀點見仁見智，濃厚的歷史感、強烈的問題意識與研究問題的方法給人以啟迪。《南方文壇》2004年第4期也推出《20世紀40~50年代文學「轉折」研究筆談》，圍繞著程光煒的《文化的轉軌》與賀桂梅的《轉折的時代》兩本研究轉折期的著作展開話題。愈益清醒的歷史意識還表現在以往遮蔽或模糊的文學現象的歷史還原之中。胡博《新月派前期的「文學夢」》、吳敏《試論40年代延安文壇的「小資產階級」話語》、劉增傑《一個被遮蔽的文學世界———解放區另類作品考察》等，在發掘、爬梳大量的原始材料的基礎上，呈現出歷史原生態的真實性與複雜性。
三、台灣、香港文學被自覺地納入中國現當代文學範疇予以關注
趙稀方《視線之外的餘光中》及相關文章，對「餘光中熱」有所質疑，在兩岸文壇激起強烈反響。台灣出版的《爪痕與文學》刊發了「餘光中風波在大陸」特集，收錄趙稀方、呂正惠、陳漱渝、陳子善、楊若萍、錢虹、劉心武、薛永辰、黃維樑、餘光中、陳映真等人的文章。兩岸學者、作家參與論爭，至少可以說明台灣文學確已納入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視野。不少現代文學學者涉足台灣、香港、澳門及域外華文文學研究。趙稀方《一種主義，三種命運———後殖民主義在兩岸三地的理論旅行》等論文，在準確把握後殖民主義原典產生的語境及其原意的前提下，認真辨析其在兩岸三地的不同流變，批評有的台灣學者偏頗地借用後殖民主義為「台獨」鼓吹的觀點與方法，表現出敏銳的理論感悟與堅定的學術立場。本年度有代表性的論文還有黃萬華《1945~1949年的香港文學》、王德威《原鄉想像，浪子文學———李永平論》、王岳川《澳門文化與文學精神》等；專著有方忠《20世紀台灣文學史論》、彭耀春《台灣當代戲劇論》。前者既有歷史發展總論，也有小說、詩歌、散文、通俗文學的論述，後者則是戲劇的梳理與論述，合起來大致反映出台灣文學的整體風貌。
四、探究現代文學與外國文化、外國文學的聯繫
代表性的論文有李怡《日本體驗與中國散文的近現代嬗變》、方長安《形成、調整與質變———周作人「人的文學」觀與日本文學的關係》等，著作有王福和主編《世界文學與20世紀浙江作家》、吳定宇《抉擇於揚棄———郭沫若與中外文化》、靳明全《中國現代文學興起發展中的日本影響因素》等。
尤為可喜的是對翻譯文學的價值愈益被看重，認為翻譯文學以其獨特的地位成為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故翻譯文學的研究明顯加強。在「全球化語境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與「魯迅研究20年」等學術討論會上，翻譯文學都成為一個引人注意的話題。《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等刊物發表了一批現代翻譯文學的研究成果，如李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鄭海凌《「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魯迅譯學思想探索之二》、秦弓《魯迅與有島武郎———以「愛」為中心》、《五四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劉進才《阿左林作品在現代中國的傳播與接受》、楊迎平《施蟄存的翻譯工作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張德明《翻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等。
五、通俗文學研究在爭鳴中向前推進
近年來，對於通俗小說與舊體詩詞是否應該納入現代文學研究框架一直存在著爭論，但已有現代文學學者在通俗小說與舊體詩詞的研究中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績，並且已有不止一種文學史著作將其納入框架之中。湯哲聲的專著《流行百年：中國流行小說經典》梳理出20世紀流行小說的發展脈絡：民初的海派文化新聞文體（言情小說、黑幕小說），20世紀20至30年代的繁榮與變革（社會言情小說、國難小說、人性的張揚、模式變革），40年代的新舊交融（新市民小說、新浪漫主義），80至90年代的價值回歸和文本創新（紀實小說、官場小說、新新人類小說、歷史小說、網絡小說）；選擇57部代表作予以文本分析後指出，兩種類型雖然仍會繼續下去，但其交融與互動使得它們的美學界限會越來越模糊。雖然關於流行小說的界定或可討論，如將閻真的《滄浪之水》列入其中，而將發行量極大的《紅巖》等「紅色經典」排除在外等，都易引起質疑。但縱覽百年文學史，該項研究梳理出一條線索，並指出與高雅小說的關係，確有創新之處。值得注意的還有作為此書序文的范伯群《建立生態平衡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觀》。
另一方面，也有對通俗小說的批評之聲。袁良駿《民國武俠小說的氾濫與〈武俠黨會編〉的誤評誤導》，對《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中的《武俠黨會編》的評價提出批評，認為「三億言的武俠小說，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中的一大災難。它的氾濫成災，是中國近現代文學的嚴重教訓。」但袁良駿亦有《魯迅的七封信和武俠小說大家宮白羽》，肯定宮氏「在武俠世界開闢了一片較新的天地，吹來一股清新的氣息」。看得出來，袁良駿並非對通俗文學一概否定。
六、經典重讀多有收穫
黃曼君《中國現代文學經典的誕生與延傳》系統考察了中國現代文學經典誕生及延傳的歷史進程，認為經典既是實在本體又是關係本體，它具有原創性、開放性、多元性、典範性、民族性、歷史穿透性及巨大的闡釋空間，因而能夠產生持久的影響。意識形態、精神價值以及知識、審美諸系統的變化與整合促成了現代文學經典的誕生；革命化與審美化、民族化與現代化、大眾化與精英化三對關係是中國現代文學經典延傳的不同路向；而新時期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經典的重讀與反思，則展現了現代文學經典在延傳中變異和重構的發展趨勢。秦弓的《略論中國現代文學經典的重讀》，在重新確認經典、建構文學史、面臨種種挑戰尤其需要確認現代文學的價值等方面，論述了重讀經典的必要性，並指出在歷史還原、文化還原與多元解讀、尤其是審美分析方面，經典重讀具有廣袤的空間。
程光煒《「魯郭茅巴老曹」是如何成為經典的》，以「魯郭茅巴老曹」被確立為經典的個案，說明文學史編撰對經典「型構」的作用，同時又認為在歷史進程中，他們是活生生的個體，應該「設身處地」地加以研究，才能有利於問題的展開與進入。胡尹強《魯迅：為愛情作證———破解〈野草〉的世紀之謎》，王科《「寂寞」論：不該再繼續的「經典」誤讀———以蕭紅〈呼蘭河傳〉為個案》、張潔宇《魯迅作品中「路」———意象分析之一》、何平《〈故鄉〉細讀》、洪玲《論蕭紅筆下的太陽意象》等論文，在經典細讀方面均有獨到之處。
七、現代文學的史料學、文獻學問題得到高度重視
中國現代文學有一個重視史料的好傳統，從現代文學先驅者胡適、魯迅、鄭振鐸、朱自清，到學科的重要創立者王瑤、唐弢、李何林等，都很重視史料工作。馬良春、樊駿等發表過關於現代文學史料學的長篇論文，倡導並推動這項工作。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版了規模宏大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彙編」甲、乙、丙3套大型叢書；還有朱金順的《新文學史料引論》和一些作家全集、文集、名著校勘本。
現代文學界在強調理論創新的同時，對史料工作有所忽略。學術界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與解決問題的迫切性，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九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把史料與學風、方法問題一併列為議題。《文學評論》與河南大學文學院等聯合舉辦題為「史料的新發現與文學史的再審視」的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問題研討會。清華大學中文系等舉辦的「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座談會」，把文獻問題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發展的重大問題提出並討論達成加強中國現代文學文獻搶救的共識，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辦法。2004年，出版了一批史料學、文獻學成果，如賈植芳、陳思和主編的《中外文學關係史資料彙編》、劉福春撰述的《新詩紀事》等。在文獻學研究中，金宏宇的《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名著版本校評》尤為突出。該書選取了《家》、《子夜》、《駱駝祥子》、《創業史》等8部名著，對校其不同版本，探討版本變遷的歷史原因與修改的短長。
八、文化研究進一步推向深入
在政治文化、制度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區域文化、教育文化、出版文化等與現代文學的互動與交叉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代表性專著有朱曉進等的《非文學的世紀：20世紀中國文學與政治文化關係史論》，雷世文《文藝副刊與文學生產--以〈晨報副刊〉、三十年代〈申報·自由談〉、〈大公報〉文藝副刊為中心的研究》，論文有盛英《冰心和宗教文化》、劉淑玲《〈大公報〉與中國現代文學》、王本朝《中國現代文學的生產體制問題》、《文學傳播與中國現代文學》、劉勇《〈空山靈雨〉：融合多重宗教文化的人生寓言--兼與〈野草〉、〈畫夢錄〉比較》、袁國興《宗教意識的鏈接與文學的選擇--對中國現代文學傳統的一種解讀》、朱慶華《許地山小說宗教色彩的顯與隱》和方長安、王本朝、王桂妹題為《民族主義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筆談等。
作家研究、社團流派研究、文體研究與接受美學研究等方面也有可喜的成果，如胡明《正誤交織陳獨秀——思想的詮釋與文化的批判》、閻奇男《「愛」與「美」———王統照研究》、黃淳浩《創造社通觀》、閻慶生《晚年孫犁研究》、劉小清《紅色狂飆———左聯實錄》、席揚《多維整合與雅俗同構：趙樹理和「山藥蛋派」新論》等。(張中良執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