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馮友蘭對邏輯分析方法的援引與創新
作者：高秀昌
文章來源：原載《光明日報‧理論週刊》2007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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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研究應充分運用邏輯分析方法
——論馮友蘭對邏輯分析方法的援引與創新
20世紀初以來，在哲學研究中主導而富有成效的方法，就是現代西方哲學家羅素、維特根斯坦以及維也納學派等所極力推崇的邏輯分析（也稱邏輯解析）方法。二三十年代，金岳霖、馮友蘭最早把邏輯分析方法從西方引進到中國，並用這一方法或從事中國哲學史研究，或建立新的哲學體系，在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中，馮友蘭對邏輯分析方法的援引、運用和改造、創新，為中國哲學的研究和創新樹立了典範。
20世紀二三十年代，馮友蘭直接援引了新實在論的哲學觀念和邏輯分析方法於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之中，取得了新的積極成果。他在比較系統地作中西哲學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借用西方的理性之光、邏輯之鏡，真切地看到了中國傳統哲學的弱點及其原因。在馮友蘭看來，中國傳統哲學家不喜為知識而求知識，沒有真正的「我」之自覺，不嚴格區分「我」與「非我」、「主觀」與「客觀」；也不求全力以立言，很少人有意識地去研究思想辯論的程序及方法之自身。因此，中國傳統哲學的知識論與邏輯(學)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其哲學思想也缺乏形式的系統。既然知識論和邏輯(學)是西方哲學特別是近、現代哲學的優長，也是一般哲學的重要部分，所以，馮友蘭為救治中國哲學的缺弱，自覺地以西方哲學為框架，採用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採取科學的、邏輯的方法，分析中國哲學史上哲學家的概念、命題和思想，找出其實質系統，賦予其形式系統，以見中國哲學的歷史脈絡和邏輯進程。例如，在《中國哲學史》中，馮友蘭不僅從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更從中國哲學思想的邏輯進展(不同時期的哲學各有其特殊面目、特殊精神)，把中國哲學史劃分為「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兩大階段。馮友蘭對各哲學學派有較明確、嚴格的區分：法家有重勢、重術、重法三派；名家有以惠施為代表的合同異和以公孫龍為代表的離堅白兩派；宋明道學有以程朱為代表的理學和以陸王為代表的心學兩派，而二程兄弟分別為後來的心學、理學的先驅。馮友蘭對中國哲學中的概念有清楚、明確的理解，如將「天」析為五義：物質之天、主宰之天、運命之天、自然之天、義理之天；認為公孫龍所說的「指」實即共相；認為理學中的「理」和「氣」有似於希臘哲學中的形式和質料，等等。馮友蘭的這些特識、卓見，是他運用近代邏輯學的成就，特別是採用現代邏輯分析方法研究中國哲學史所取得的重大成果。這表明，馮友蘭對邏輯分析方法的使用很早已經開始，而不是等到後來創立新理學時才開始運用；馮友蘭最早是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中使用邏輯分析方法或「正的方法」的，不過這一方法只有到了他創立新理學時才上升到方法論層面；進一步我們可以說，二三十年代的馮友蘭是作為哲學史家來使用這一方法的，而新理學時期的馮友蘭則是作為哲學家來使用這一方法的。這就是馮友蘭所運用的邏輯分析方法（即「正的方法」）在前後兩個不同時期的聯繫和區別。
四十年代的馮友蘭既是哲學家又是哲學家型的哲學史家，他的主要工作是創作新哲學即建構新理學體系。成就了新理學的馮友蘭，以其哲學家的眼光，區分了哲學家的創造性工作和哲學史家的陳述性工作。認為哲學史家的陳述性工作是要尋出哲學史上哲學家的概念、觀念、思想是什麼，求其原義；而哲學家的創造性工作則主要是弄清楚過去哲學的觀念，並把它們的理論推到邏輯的結論。這樣一來，邏輯分析方法的應用在哲學史的研究中就應當保持在一定的限度裡，而在哲學的研究與創作中則可以盡情發揮、自由運用。就整個新理學系統而言，馮友蘭在「貞元六書」中，幾乎對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所有重要範疇及重要命題，都作了細緻精密的分析。經過這樣的邏輯分析，一方面說明了歷史上各派哲學在使用這些範疇、命題時的本來意義，另一方面又為它們在新理學系統中的涵義或意義作了清晰明確的規定，從而使其哲學思想克服了素樸性和意義含混之病而變得嚴密系統了。馮友蘭的《新理學》可以說完全是用邏輯分析方法（或者稱為「正的方法」）寫成的。通過邏輯分析方法，馮友蘭得到了四組「空靈」的哲學命題和四個超驗的、形式的觀念——「理」、「氣」、「道體」和「大全」，建構起新理學的形上學體系。這一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同時他又採用直覺主義方法來補充邏輯分析方法的缺弱。不過，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在運用直覺主義方法（或者稱為「負的方法」）之前，必須充分運用邏輯分析方法。這是由「正的方法」入「負的方法」、進而實現「正的方法」與「負的方法」相結合的重要前提。否則，在「正的方法」未充分使用前就凸現「負的方法」，就有可能使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始終停留在籠統、直觀的層面。這正如馮友蘭後來所說的：「新理學對於宋明理學中的一些重要問題，都利用近代邏輯學的成就加以說明。」這裡所說的邏輯學成就，主要是指近代邏輯學的形式主義的思想方法——邏輯分析方法。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馮友蘭早在《中國哲學史》中就已經運用了邏輯分析方法，到了新理學時期又把它上升到哲學方法論、哲學史方法論的高度。這可以說是馮友蘭在貢獻出具有典範意義的《中國哲學史》及具有近代或現代意義的新理學體系之同時，作出的又一重大貢獻。馮友蘭對作為西方理性主義精髓的邏輯分析方法加以引進、運用、改造和闡揚，使其成為澄清中國哲學觀念、詮解中國哲學(史)的一個重要的方法。他對邏輯分析方法在哲學創作和哲學史研究中不同地位和作用的分析，也可謂是獨具特色，很有價值。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馮友蘭的「正的方法」即邏輯分析方法，對於中國哲學史方法論作了新的深化。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馮友蘭對邏輯分析方法作了泛化的理解，有時把語言分析方法、概念分析方法也總括在邏輯分析方法的名下。若以現在的哲學眼光看，這是不確切的、不嚴格的。
哲學作為尋求確定性、追求真理的學問，其系統而完整的思想體系往往是哲學家通過嚴密的邏輯分析和論證而形成的。研究歷史上哲學家的哲學，不僅要有哲學家的眼光，而且更要有邏輯分析的手段、工具，否則你就不能登堂入室，更無法瞭解和把握其哲學的概念、命題及其思想體系，因為哲學家在建構哲學體系時，他就是運用了邏輯分析方法。雖然中國傳統哲學邏輯和知識論不夠發達，邏輯分析薄弱，但是，要真正超越傳統、走出傳統，擺脫籠統、模糊的言說方式，恰恰需要運用現當代的邏輯分析方法，分析和梳理中國傳統哲學的概念和範疇、判斷和命題、思想和體系，這不僅可以逐步建構較為系統的中國哲學史知識體系，而且還可為創立未來的新哲學打下堅實的基礎。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主張充分運用邏輯分析方法，在消化吸收西方理性主義精神和方法的基礎上，提升中國哲學的邏輯及理性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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