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和活著的孔子
——為《六十個孔子》序
作者：彭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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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為一個歷史上的人物，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死了。他並沒有如一些宗教性的先知或者聖人給世人留下不朽的肉身，哪怕是一些遺物。但孔子的思想活著，藉著《論語》還向歷史上的民眾傳教。它不僅引導了那些讀書精英，而且也影響了那些目不識丁的大眾。孔子的思想亦即儒學在很大程度上規定了中國人的生活、思想和言說。因此孔子是一個特殊的名字。它不僅代表了孔子本人，而且也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也代表了中國人。
但這個思想的孔子在他誕生的時候便遇到了他的敵人——道家。人們說中國文化是儒道互補，但首先是儒道互異。作為儒家的對立面，道家反對仁義，而主張自然。對於道家的批評，儒家進行了申辯。一個人不是如同動物一樣生活在自然之中，而是生活在社會之中。不僅如此，儒家也將孔子刻畫成一個熱愛自然而具有浪漫情懷的人。因此道家和儒家雖然互異，卻也互補。道家並沒有在根本上動搖儒家的基礎。
孔子或者儒家真正的死亡是從五四開始的。五四是一個特別的時代。中國已不再是一個中央帝國，而只是作為東方而與西方相遇。西方是古希臘的科學與民主、中世紀的上帝之愛、近代的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反過來，東方是愚昧的、落後的和反動的。於是五四高呼口號：打倒孔家店，要消滅孔子的思想所宣傳的吃人的禮教。在五四，孔子的死亡是因為其文化的緣由。
在文化大革命，孔子又經歷了一次死亡。這時的孔子主要不是文化的，而是意識形態性的。孔子是腐朽沒落的奴隸主階級的代表，面對新興地主階級的崛起所導致的禮崩樂壞，他要實行復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傳統文化並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命，由此進一步革一切文化的命。在革命中，無產階級不僅沒有了財產，而且也沒有了文化。於是文化大革命成為了一場沙漠化的運動。
改革開放雖然終止了文化大革命的路線，但孔子的死亡還在進行之中。這是因為中國的現代化推動了社會的根本轉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在這樣的過程中，經濟成為了最大的政治，文化失去了其本性，而只是成為了經濟的附庸。人們與其聽孔夫子的教誨，不如求財神爺的保佑。與此同時，全球化的浪潮使中西文化前所未有地相遇和撞擊。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國文化不僅通過其思想，而且借助於其日常生活方式影響了中國億萬民眾，從衣食住行到互聯網、電影、電視，不一而足。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大攻勢，儒家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處於一種劣勢，有被進一步邊緣化的危險。
但也許只有大死才有大活。正是在孔子死亡進程加劇的時候，他的死而復活消息開始廣泛傳播了。一個時期以來，國學熱、儒學熱、讀經熱等席捲神州大地。人們預言，孔子在二十一世紀不僅會走遍中國，而且會走遍世界，彷彿是另一個上帝。這種相信孔子並沒有死亡或者是希望孔子復活的願望的動機是非常明晰的：它源於一種對於民族文化身份的認同的強烈情感。顯然中國人必須保持自身文化的同一性，不能被西方所同化。一種狹隘的中國中心主義是有害的，而一種優越的西方中心主義也是狂妄的。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西思想文化的相遇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而是我你的共同生長。在這樣的意義上，孔子應該且必須是活著的。
但願望歸願望，事實歸事實。在現實中，思想的孔子究竟是活著的，還是死去的？對於思想或者文化的孔子，我們既不能簡單地說他活著，也不能簡單地說他死去。作為孔子的子孫們，我們最重要的工作是區分孔子身上那些活著的東西和那些死去的東西。
在歷史上，孔子從來就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這也意味著人們不斷地改造孔子，讓他的思想克服其死亡性，而具有自我更新的生命力。原始的孔子就有所謂的內聖外王之說，從內聖開出外王。宋明理學將孔子的儒學變成了心性之學，現代新儒學也仍然在延續宋明理學的路子，而成為了新理學。但新儒學的思想遭到了人們的懷疑，認為它無法復活死去的孔子，因為這樣的孔子在當代世界中根本就沒有生存的能力。
讓我們回到孔子的思想本身。孔子生活在一個禮崩樂壞和天崩地裂的時代，因此他思想的根本使命就是恢復禮制。禮是什麼？它就是法律、道德和生活習慣。這就是說，它是人們最根本的遊戲規則，從而支配了人們的存在、思想和語言。作為如此，禮不僅標明了差異，而且劃分了等級，確定了天地人，或者更具體地說天地君親師之間的先後高低秩序。通過對於禮制的重建，孔子希望建構一個有序的世界。
當然，孔子的思想並非是對於傳統的禮制簡單的復辟，而是對於它的創造性的轉化。這就是所謂的以仁釋禮。對於孔子而言，禮是重要的，但仁更重要。沒有仁，禮是空洞的，毫無意義的。惟有仁才使禮灌注了生命力而富有現實的力量。
那麼仁到底是什麼？仁是愛人，而且是一種愛人的情感。但它不是只停留在情感裡，而且也貫徹到人們的行動和言語中。孔子所說的仁愛之心並沒有什麼神秘的地方，相反它就來源於人們熟知的日常的親情，即父母和子女之間的愛。父子之間的關係是一種特別的人類關係，也就是血緣關係。但血緣關係也正是在人類身上所固有的自然的關係。根據這樣的分析，仁愛作為人類的情感，是一種血緣之愛，同時也是一種自然之愛。但孔子試圖將它擴大化，要人們像愛自己的親人一樣愛天下所有的人。正如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在孔子關於禮和仁的思想中，哪些是活著的？哪些是死去的？對此人們幾乎難以區分。一方面，我們看到了孔子活著的思想：在一個無序的世界裡建立秩序，在一個無愛的時代裡宣揚仁愛；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他死去的思想：禮教束縛了個體的生長，仁愛限制了情感的豐富。
孔子思想死亡的根本原因在於，家庭與國家在結構上具有同一性。其中家庭的結構是原初的，而國家結構是家庭結構的擴大化。在這樣一個結構中，個體只是家庭和國家的結構之中的一個要素，而不是一個獨立的結構。所謂的禮制就是維繫家庭和國家同構的規則，所謂的仁愛就是人對於家庭和國家的情感。
現在思想的任務已經非常明晰。我們必須制訂當代生活世界的遊戲規則，但它應該促進個體成長。因此這樣一種遊戲規則將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國家、家庭和個人將擁有屬於自身的不同的規則。同時我們也要倡導一種偉大的人類之愛，但它並非血親之愛的擴大化。不如說，在血親之愛之外，人類的友愛、性愛將賦予愛更廣博的意義。
一個死去的孔子只會講《論語》中的話。
一個活著的孔子則會說出我們時代的智慧箴言。
註：《六十個孔子》由六十篇有關孔子的散文、劇本、小說、傳記、論文組成，由湖南文藝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
——為《六十個孔子》序
作者：彭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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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為一個歷史上的人物，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死了。他並沒有如一些宗教性的先知或者聖人給世人留下不朽的肉身，哪怕是一些遺物。但孔子的思想活著，藉著《論語》還向歷史上的民眾傳教。它不僅引導了那些讀書精英，而且也影響了那些目不識丁的大眾。孔子的思想亦即儒學在很大程度上規定了中國人的生活、思想和言說。因此孔子是一個特殊的名字。它不僅代表了孔子本人，而且也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也代表了中國人。
但這個思想的孔子在他誕生的時候便遇到了他的敵人——道家。人們說中國文化是儒道互補，但首先是儒道互異。作為儒家的對立面，道家反對仁義，而主張自然。對於道家的批評，儒家進行了申辯。一個人不是如同動物一樣生活在自然之中，而是生活在社會之中。不僅如此，儒家也將孔子刻畫成一個熱愛自然而具有浪漫情懷的人。因此道家和儒家雖然互異，卻也互補。道家並沒有在根本上動搖儒家的基礎。
孔子或者儒家真正的死亡是從五四開始的。五四是一個特別的時代。中國已不再是一個中央帝國，而只是作為東方而與西方相遇。西方是古希臘的科學與民主、中世紀的上帝之愛、近代的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反過來，東方是愚昧的、落後的和反動的。於是五四高呼口號：打倒孔家店，要消滅孔子的思想所宣傳的吃人的禮教。在五四，孔子的死亡是因為其文化的緣由。
在文化大革命，孔子又經歷了一次死亡。這時的孔子主要不是文化的，而是意識形態性的。孔子是腐朽沒落的奴隸主階級的代表，面對新興地主階級的崛起所導致的禮崩樂壞，他要實行復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傳統文化並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命，由此進一步革一切文化的命。在革命中，無產階級不僅沒有了財產，而且也沒有了文化。於是文化大革命成為了一場沙漠化的運動。
改革開放雖然終止了文化大革命的路線，但孔子的死亡還在進行之中。這是因為中國的現代化推動了社會的根本轉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在這樣的過程中，經濟成為了最大的政治，文化失去了其本性，而只是成為了經濟的附庸。人們與其聽孔夫子的教誨，不如求財神爺的保佑。與此同時，全球化的浪潮使中西文化前所未有地相遇和撞擊。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國文化不僅通過其思想，而且借助於其日常生活方式影響了中國億萬民眾，從衣食住行到互聯網、電影、電視，不一而足。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大攻勢，儒家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處於一種劣勢，有被進一步邊緣化的危險。
但也許只有大死才有大活。正是在孔子死亡進程加劇的時候，他的死而復活消息開始廣泛傳播了。一個時期以來，國學熱、儒學熱、讀經熱等席捲神州大地。人們預言，孔子在二十一世紀不僅會走遍中國，而且會走遍世界，彷彿是另一個上帝。這種相信孔子並沒有死亡或者是希望孔子復活的願望的動機是非常明晰的：它源於一種對於民族文化身份的認同的強烈情感。顯然中國人必須保持自身文化的同一性，不能被西方所同化。一種狹隘的中國中心主義是有害的，而一種優越的西方中心主義也是狂妄的。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西思想文化的相遇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而是我你的共同生長。在這樣的意義上，孔子應該且必須是活著的。
但願望歸願望，事實歸事實。在現實中，思想的孔子究竟是活著的，還是死去的？對於思想或者文化的孔子，我們既不能簡單地說他活著，也不能簡單地說他死去。作為孔子的子孫們，我們最重要的工作是區分孔子身上那些活著的東西和那些死去的東西。
在歷史上，孔子從來就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這也意味著人們不斷地改造孔子，讓他的思想克服其死亡性，而具有自我更新的生命力。原始的孔子就有所謂的內聖外王之說，從內聖開出外王。宋明理學將孔子的儒學變成了心性之學，現代新儒學也仍然在延續宋明理學的路子，而成為了新理學。但新儒學的思想遭到了人們的懷疑，認為它無法復活死去的孔子，因為這樣的孔子在當代世界中根本就沒有生存的能力。
讓我們回到孔子的思想本身。孔子生活在一個禮崩樂壞和天崩地裂的時代，因此他思想的根本使命就是恢復禮制。禮是什麼？它就是法律、道德和生活習慣。這就是說，它是人們最根本的遊戲規則，從而支配了人們的存在、思想和語言。作為如此，禮不僅標明了差異，而且劃分了等級，確定了天地人，或者更具體地說天地君親師之間的先後高低秩序。通過對於禮制的重建，孔子希望建構一個有序的世界。
當然，孔子的思想並非是對於傳統的禮制簡單的復辟，而是對於它的創造性的轉化。這就是所謂的以仁釋禮。對於孔子而言，禮是重要的，但仁更重要。沒有仁，禮是空洞的，毫無意義的。惟有仁才使禮灌注了生命力而富有現實的力量。
那麼仁到底是什麼？仁是愛人，而且是一種愛人的情感。但它不是只停留在情感裡，而且也貫徹到人們的行動和言語中。孔子所說的仁愛之心並沒有什麼神秘的地方，相反它就來源於人們熟知的日常的親情，即父母和子女之間的愛。父子之間的關係是一種特別的人類關係，也就是血緣關係。但血緣關係也正是在人類身上所固有的自然的關係。根據這樣的分析，仁愛作為人類的情感，是一種血緣之愛，同時也是一種自然之愛。但孔子試圖將它擴大化，要人們像愛自己的親人一樣愛天下所有的人。正如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在孔子關於禮和仁的思想中，哪些是活著的？哪些是死去的？對此人們幾乎難以區分。一方面，我們看到了孔子活著的思想：在一個無序的世界裡建立秩序，在一個無愛的時代裡宣揚仁愛；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他死去的思想：禮教束縛了個體的生長，仁愛限制了情感的豐富。
孔子思想死亡的根本原因在於，家庭與國家在結構上具有同一性。其中家庭的結構是原初的，而國家結構是家庭結構的擴大化。在這樣一個結構中，個體只是家庭和國家的結構之中的一個要素，而不是一個獨立的結構。所謂的禮制就是維繫家庭和國家同構的規則，所謂的仁愛就是人對於家庭和國家的情感。
現在思想的任務已經非常明晰。我們必須制訂當代生活世界的遊戲規則，但它應該促進個體成長。因此這樣一種遊戲規則將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國家、家庭和個人將擁有屬於自身的不同的規則。同時我們也要倡導一種偉大的人類之愛，但它並非血親之愛的擴大化。不如說，在血親之愛之外，人類的友愛、性愛將賦予愛更廣博的意義。
一個死去的孔子只會講《論語》中的話。
一個活著的孔子則會說出我們時代的智慧箴言。
註：《六十個孔子》由六十篇有關孔子的散文、劇本、小說、傳記、論文組成，由湖南文藝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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