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易中天，勸君莫操「聖德棒」
作者：楊曾憲
文章來源：作者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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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在央視《對話》節目中的易中天，少了一分瀟灑，多了十分警覺。看著他那時時提防各種無端批評的神態，我不禁愕然：國人這是怎麼了？一個學者上了電視，為傳播知識做了貢獻，然後得到了社會的肯定和市場的褒獎，這無論咋說都是件好事嘛！怎麼一下子就變成某些學者、記者、雜文家口誅筆伐的對象了呢？
但細一想，這也不奇怪。某些文人，在傳統文化「醬缸」中浸淫久了，心態難免就失常了。別看開口「人文」、閉口「公正」，代聖人立言、為百姓爭鳴，其實，他們的真實目的卻是貶損他人、抬高自己、譁眾取寵、做正人君子秀。而他們手中的武器，不是別的，就是我所謂的「聖德棒」。
幾千年來，國人無論自己道德水準如何，卻都會用這根「聖德棒」打別人。封建時代，婦女喪夫或被奸，道學先生揮的是這根「聖德棒」：別人「節烈」了，你為什麼不「節烈」？所以，她們活著，就是罪過，於是，便多出了一座牌坊。文革期間，學術權威挨批，紅衛兵掄的也是這「聖德棒」：「解放前，別人上延安、去前線，浴血疆場，你為什麼卻賴在後方、躲進書齋呢？」所以，沒做烈士，這也是罪過，於是，許多人便真成了「烈士」。
批易中天者，依循的是同樣邏輯。易先生拿到《品三國》版稅後，對記者說：「這是我該得的，市場決定的……別說140萬元版稅，就算後面再加個零，我也受之無愧。」這便成了罪過。一位韓先生質問道：市場決定的，就是合理的、應該的嗎？「挖煤的勞動力的價格，都市打工仔的工資，農家子弟上不起學………哪一樣不是市場決定的，也都合理、應該嗎？」你易中天即便無愧於煤老闆、紅歌星，「不等於無愧於眾多挖煤、打工的人；不等於無愧於眾多沒有機會的學者和作者。想想他們掙多少錢，……想想真正有價值的精神文化產品出版難，是不是還那麼無愧，是不是還能輕輕巧巧地說出在140萬元後面畫個零的話？」言下之意，易中天惟有放棄版稅，立個什麼「牌坊」，或如韓先生示例的，像某作家那樣罵一通「這錢是爛的」，才算具有「文人學者應有的良知」！
但且慢！先不說論者這裡將市場公平與社會公平「一鍋煮」的認識多麼混亂，關鍵是，他有什麼權力和資格代表他人去拷問易中天的合法收入呢？筆者不慚，自認為著述皆「有價值」，也遇到了出版難，但我卻並不需要代言人去苛責易先生。道理很簡單，因為市場並非衡量學術價值的惟一尺度，我以純學術為主的道路是自己選擇的，這就不能看著別人發財眼紅。再說，易中天就是放棄了全部版稅，也解決不了上述難題啊！至於說到眾多打工者，易先生更是無愧於他們。要知道，一部《品三國》，能拉動數千萬的產業鏈，這其間，會支持多少個就業機會呀！論者難道不該去問問這些打工者們，他們同意你去拷問易中天嗎？
必須指出，在民主法治社會中，任何人都不擁有道德特權。社會輿論應譴責的，只能是那些違法亂紀分子、貪污受賄官員；一個公民，只要遵常德，守法紀，別人就無權說三道四。實際上，當人們用聖德天天拷問那些社會傑出人士時，道德便失去了懲惡揚善的調節功能；一個要求好人做聖人的社會，恰恰會使小人得志、壞人猖獗。因為人們用「聖德棒」敲打他人時，自己也免不了被棒擊。譬如那位韓先生，他在電腦前敲敲打打，質問易中天的同時，便也「輕輕巧巧」地獲得數百元稿酬。對比那些每天流汗流血只掙數十元的挖煤工，他難道就不該感到有愧嗎？他的「人文良知」就不該被拷問嗎？而如此無休止拷問的結果，必然使「高尚」變成「高尚者的墓誌銘」，文革已證明了這一點。
因此，易中天批得，但這「聖德棒」卻舞不得。在《對話》最後，易中天表示，今後若再遇到追問、拷問者，他會堅決頂回：這關你啥事？此話硬梆梆，聽來卻甚是解氣。「聖德棒」終於不靈了，我便也釋然了。用韓先生的話說：「這世道真是變了」——是變得正常了。
楊曾憲 青島社科院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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