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體詩創作：從復甦走向復興
作者：鄭欣淼
文章來源：《中國文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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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體詩創作熱正在興起
現在的確有一股舊體詩創作熱潮。僅中華詩詞學會的會員就有1萬多名，除去西藏、台灣，全國其他各省區市和香港、澳門都有詩詞學會，再加上一些市縣的詩詞組織，粗略估算，每年參加詩詞活動的不下100萬人。而從詩詞刊物來說，公開與內部發行的有近600種。中華詩詞學會編輯的《中華詩詞》雜誌，發行量已達到2.5萬冊，躍居全國所有詩歌報刊的首位。此外，還有眾多的詩社、詞社和詩詞網站。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從「詩三百篇」到有清一代，不同時期留下來大量的詩歌作品，是我們文學遺產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中，舊體詩被作為「封建文學」受到批判。出版過我國現代第一部新詩集的胡適，就斷言中國古典詩歌已到窮途末路，傳統格律已成為絞殺詩情的繩索。他甚至還拿詩詞格律與女人裹腳布相提並論，認為它們是「同等的怪現狀」。從此舊體詩創作就出現了斷裂。當然，這與當時舊體詩創作本身存在的內容空洞、思想陳腐等弊端不無關係，也是當時人們追求民主自由、思想解放的時代大勢使然，和當時的社會狀況很有關係。不過，因此就絕對化地對舊體詩創作採取否定的態度，是一種簡單化的傾向。
由此可見，舊體詩創作的戛然中斷，不是藝術規律本身發展的結果，而是人為的結果。舊體詩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有著相當的群眾基礎，因此雖有人為的阻壓，但它的發展仍然不絕如縷。多少年來，寫舊體詩的現當代人還是不少。我們最喜歡列舉魯迅、毛澤東，一個代表著中國新文化的方向，一個是新中國的締造者，他們膾炙人口的舊體詩為人所稱頌。周恩來、朱德、陳毅、董必武等領導人都善寫詩。郭沫若、茅盾、田漢等文學大師的詩詞都很出色。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現代一些著名的舊體詩作家，例如沈祖棻、程千帆、常任俠、陳邇冬等，年輕時都曾是新詩人。有的是既寫新詩也寫舊體詩，臧克家就說：「我是一個兩面派，新詩舊詩我都愛。」但在某些人眼裡，舊體詩的創作畢竟是個「另類」，不能進入現當代文學史。
舊體詩創作在三中全會以來得到復甦，現在正逐步復興，並出現了熱潮。這首先與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解放運動有關，它使人們理智地回顧過去，其中包括長期以來對舊體詩人為的簡單、粗暴的否定。「詩為心聲」。許多詩人為了在新的社會環境下表達心聲而選擇了舊體詩。幾十年來的創作實踐，證明這一文學體裁也可隨歷史前進獲得新的生機，它不是凝固的、僵化的，仍然活在中國人的心裡。而且能夠表達新的社會內容，適應新的讀者需要。
從繼承與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來看，舊體詩的復興有其必然性。漢字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漢字以其特有的聲、韻、調，構成特有的韻律美。舊體詩就很好地體現了這種韻律美。
如果再把這股舊體詩熱潮放在中國詩歌發展的大背景來看，可以說它是人們對適應新時代詩歌的內容與形式的一種探索。「五四」以來，新詩雖然有了獨尊的地位，但其存在的缺陷也是不容諱言的。魯迅在1934年致竇隱夫的信中就曾說過：「詩歌雖有眼看的和嘴唱的兩種，也究以後一種為好，可惜中國的新詩大概是前一種。沒有節調，沒有韻，它唱不來；唱不來，就記不住；記不住，就不能在人們的腦子裡將舊詩擠出，佔了它的地位。」過去了70多年，魯迅所說的問題仍然存在，舊詩仍未被「擠出」。我國古代詩歌源遠流長，在漫長的歷程中，也不斷地發展、變化著。目前的舊體詩熱潮，正是人們這種探索的一個繼續。
新詩舊詩，並存是客觀事實。現在留下的都是各自探索的足跡。同時也都面臨繼續探索的任務。兩者不是你死我活的關係，而應互相借鑒學習。沒必要融合為一種詩體，可並行不悖、比翼齊飛。
舊體詩創作要健康發展需重點解決的問題
人員老化不應該算是問題，現在寫詩詞的不僅是中老年，有些70年代出生的人寫得也相當棒。不過，從思想認識上說，舊體詩倒是很怕「老化」。這一詩歌體裁是特定時代環境、語境下的產物，與新時代、新的生活內容能不能適應?實踐證明是可以適應的，還出現了啟功、聶紺弩等很活躍的一批舊體詩人。我堅持認為，在一定程度上講，掌握格律並不難，難的是要有詩意，要有形象思維，即真正能「帶著枷鎖的跳舞」。不然，徒具形式，詩味索然，有形無神，會倒了讀者的胃口。這也是當前一些舊體詩受人攻訐的重要原因。
舊體詩創作要健康發展，我認為應該重點解決這麼幾個問題：
一是應該有一定的詩詞創作的基礎知識。要寫舊體詩，首先當然必須掌握它的格律，知道平仄、用韻等一些基本要求，明白它的多種限制。詞和音樂關係密切，許多詞牌適宜抒發特定的感情，比如「滿江紅」這個詞牌就多用人聲韻，表達慷慨激昂的悲壯情緒。龍榆生在《唐宋詞格律》一書中對此就有說明。諸如此類的知識，都應注意掌握。要多讀一些經典性的詩詞作品。古人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這是有道理的。還要增加一些文史知識的積累，當然也包括生活的積累。
二是要有真情實感，要有鮮明的個性。不能無病呻吟，矯揉造作。
三是要注意創新。畢竟我們面對的生活環境與古代有很大不同。古人說「殘燈如豆」，今人用的是電燈。古人說「更漏盡」，現在用的是鐘表。古人說「細雨騎驢過劍門」，今人誰還騎驢?當然，我們說創新也不是簡單地使用幾個新詞彙，像「劉郎不敢題糕字」(宋祁《九日食糕》)，最重要的是要與現實相通，要有現代意識，創造新的意境。傳統詩詞用典較多，現在有人反對用典。我認為，在用典上不可絕對化。我們反對「無一字無來歷」，反對掉書袋、獺祭魚，但不是說典故毫無用處。許多典故蘊涵豐富，運用得當，有利於創造啟發讀者更多聯想的意象、意境，增加表現力。毛澤東、魯迅的作品中，就多活用典故，使讀者印象頗深。當然，我們反對用僻典，或者是生造，令人看不懂。
四是要注重推敲修改。這於詩意的強化和詩境的提升很有意義。寫時字斟句酌，認真推敲，寫好了再作進一步的甚至反覆的修改，這是「苦吟」即錘煉的過程。「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賈島的話有些誇張；傳為李白贈杜甫的「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做詩苦」，雖是調侃，但說明寫詩不容易，是個苦差使。王安石評張籍的詩：「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屬於正常情況。因而有些人不僅自己改，還請旁人幫忙改，這方面的佳話很多。毛澤東寫詩曾請郭沫若、臧克家推敲，胡喬木寫詩曾請錢鍾書斧正，還留下了彼此商討的信札。中華詩詞學會最近提出提高詩詞質量問題。提高質量需要多方面努力，注重推敲修改不容忽視。
舊體詩的詩韻
詩韻是詩詞界一直關注並熱烈爭論的問題。中國的古音，分上古、中古、近古三個階段或三個系統。我們所說的詩詞，主要是中古階段的產物，也是依照中古音系統創作的。中古的韻書，從隋陸法言的《切韻》到經唐人修訂的《唐韻》，再到宋人的《廣韻》，韻部達到206個，聲調為平、上、去、入四種，這麼多韻部，在實際應用方面顯然不適宜，就容許鄰近的韻部「同用」。在此情況下，南宋劉淵編了《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把韻部減到107個；金王文郁據此編了《新刊平水禮部韻略》，又把韻部減到106個。劉淵是平水人，平水即今山西省臨汾市，所以稱之為「平水韻」。從宋、金直到現在，106個韻部的「平水韻」，已經運用了800年。現在詩歌創作用韻，大致有三種情況：一是完全恪守「平水韻」；二是用韻較寬，但原屬入聲今讀平聲的字仍作仄聲用而不派入平聲；三是完全用新韻，沒有了入聲，平仄按照今天普通話的讀音。
詩為什麼押韻?就是為了聲調、韻律上的和諧上口。詩歌和音樂聯繫比較緊，聲韻是詩歌音樂美的載體，是詩歌易於流傳的藝術要素之一。舊體詩歌以韻律精嚴著稱。我個人認為，寫舊體詩歌，平仄一定要遵守，它可使音節協調，產生一種抑揚頓挫、往復迴旋的韻律，這是古人創作實踐的總結。但在用韻上應注意語音的實際變化。有人主張，既是舊體詩，用韻則必須遵循「平水韻」，例如「十三元」，即使此韻中有的字在現代有多種讀音，易與「先」、「真」、「文」等韻相混，也還要照用不誤。我對此難以苟同。高心夔是清晚期的著名詩人，但他兩次考試都因為在「十三元」一韻上出了差錯，被擯為四等，「平生雙四等，該死十三元」，成了終身的憾恨。難道我們還要今天的作者像當年的高心夔那般犯難?道理很簡單，今人的詩是寫給今人看的、吟的，隨著時代遞嬗，語音已經變化，還要堅持800年前的讀音，那該多彆扭!這不僅影響了人們的欣賞效果，也桎梏了舊體詩歌在今天的發展。
我認為詩韻應該改革，應該放寬，應以今天的實際語音為主。因此我是贊成新韻的。但是新韻寬到什麼程度，這是個需要繼續探索的問題。我贊成中華詩詞學會在《21世紀初期中華詩詞發展綱要》中提出的主張，即一方面尊重詩人採用新韻或運用舊韻的創作自由(新、舊韻不得混用)；另一方面又要倡導詩詞的聲韻改革，大力倡導使用以普通話語言聲調為審音用韻標準的新聲新韻，同時力求懂得、熟悉、乃至掌握舊聲舊韻。總之，在較長時期內，應為詩詞創作造成一個選擇不同用韻的寬鬆範圍。
舊體詩歌在政治、外交和日常交際中的獨特作用
這是一個有趣的話題。舊體詩歌精煉含蓄，形象生動，在政治、外交和日常交際中加以巧妙運用，能收到普通語言達不到的效果。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古代常見「獻詩陳志」「賦詩言志」。《詩經》在外交和日常交際中發揮著表情達意的工具作用。當時貴族子弟學習「詩」，就是為了在政治活動和社交場合中陳志、言志。《左傳》襄公八年記晉國范宣子出使魯國，意欲魯國幫助晉國討伐鄭國，但不便直接言明，同時也想探探魯國對伐鄭的態度。於是就吟了一段《詩經·召南·摽有梅》裡的詩句：「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他用這段話作為外交辭令，顯得婉轉含蓄，也留有迴旋的餘地。
寫出詩歌「藏之名山」，被看成是很神聖的事情，也是一種文化素養的體現。因此作詩誦詩，就成為中國政要的一個傳統和特色。歷史上許多帝王，從劉邦、項羽到唐太宗，都有詩篇傳世；朱元璋文化程度並不高，相傳也吟出過「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這樣的詩句。民國時期，孫中山、黃興和其他同盟會領袖多有詩詞傳世，北洋政府也有涉獵風雅的人。袁世凱能詩，徐世昌詩、書、畫俱工，連段祺瑞也有《正道居詩》。我們共產黨的一些領導人也能作詩，毛澤東的詞尤為人稱道。既然「詩言志」，那麼，政餘事詩，以志其懷，自然成為政治家的時尚。為什麼我們一些退下來的老同誌喜歡作詩?我想大概與這種傳統有關。
詩詞酬唱自古以來即是文人間的雅事。毛澤東與柳亞子的唱和，更成為一段佳話。在國家政治外交活動中引用舊體詩詞等民族文化瑰寶，可以很簡練地表達很豐富的內容，不僅有歷史感，也顯示出中國文化的源遠流長。這是我們的一個特色。2005年布什訪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引用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著名詩句：「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登飛來峰》)來比喻中美關係應該高屋建瓴，高瞻遠矚，妥善處理分歧，在海內外頗有反響。
總之，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中華民族是一個詩的民族，舊體詩雖然曾在短時間內由於種種原因沉寂或不振，但至今仍然受到人們廣泛的喜愛，並且從復甦走向復興，已經證明它確實有著強大的生命力。
【作者單位：故宮博物院】
(摘自2006年6月22日《中國文化報》，原文為《中國文化報》記者高昌對作者的訪談。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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