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現代化的緊張與契合
作者：馬勇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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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下半葉亞洲經濟特別是「四小龍」的崛起，為儒家學說贏來了所謂「第三期發展」；而新舊世紀之交中國經濟持續強勁增長，似乎又為儒家學說贏來了「全面復興」：中國人的自信心越來越高，意識形態也在悄悄地發生某些變化，一改一百多年來向西方學習的謙恭姿態，越來越明白地宣示，中國人固然應該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等長處，但是中國人無論如何也不應放棄自己的文化傳統，尤其是儒家精神。
儒學傳統對於現代化或許確實不足以構成根本性的滯礙，亞洲以及中國經濟的成功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儒學尤其是儒家倫理。不過，這種說法無疑忽略了另外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他們對儒家倫理的解釋往往被描述為與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有相等或相似的功能。有時又被描述為與西方工業倫理基本一致，以為真正意義上的儒家像清教徒一樣，也通過對自我價值的內在估量而獲得巨大能量，它的潛力同清教徒的潛力一樣大。儘管它沒有產生與資本主義類似的精神，但其所具有的超越政治的獨立性，重視道德人格的自主自立，所含有的內在緊張感和活力，及其道德形而上學理想等，都與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種解釋儘管強調了儒家倫理與新教倫理的區別，卻又在相當程度上承認二者之間的相通與相同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儒家倫理與現代化並不衝突，甚至能夠開出現代化的說法，雖然有東亞社會經濟發展的事實作為支持，但在理論上卻又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個致命的漏洞，即他們心目中的儒家倫理儘管依然帶有東方文化的色彩，但他們畢竟是站在「西方化」的立場上作出的「現代性闡釋」。
其實，一個社會的正常發展與進步取決於多種因素，文化傳統只是這諸多因素中的一種。如同思想的發展、變化並不完全依賴於物質生產的狀況而具有相對獨立的發展規律一樣，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以及其他方面也完全有可能相對獨立、相對自由的發展和變化。處在儒家思想傳統統治下的東亞社會照樣可以實現經濟騰飛，實現現代化，足以對西方世界構成新的「挑戰」。當然，這樣說的依然是根據一個假定性的前提，即儒家思想傳統是一種落後的意識形態，與現代化之間存在根本性的滯礙。
不過，這種假定性前提畢竟由來已久。遠的不必說，即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例，思想先驅們為了中國的進步與發展，為了中國盡早實現現代化，無一不把矛頭指向傳統儒學和它所規範了的倫理標準與行為模式。易白沙在《孔子平議》中寫道：「孔子尊君權漫無限制易演成獨夫專制之弊」；「孔子講學不許問難易演成思想專制之弊」；「孔子但重做官不重謀食易入民賊牢籠」。易白沙認為，中國如果堅持尊孔方針不變，就根本無法擺脫困境，步入現代化之途。
易白沙的觀點在五四思想先驅者中還算是比較溫和的，而吳虞與陳獨秀則根本否定儒學在現代社會中具有絲毫的正面作用。吳虞認為，中國歷史之所以僅成此一治一亂之格局者，其最根本的責任只能由儒教來承擔。他在1916年致陳獨秀的封信中強調：「不佞常謂孔子自是當時之偉人，熱欲堅執其學，以籠罩天下後世，阻礙文化之發展，以揚專制之餘焰，則不得不攻者，勢也。」
對於吳虞的說法，陳獨秀以為深得吾心，此不攻破，吾國之政治法律、社會道德，俱無由出黑暗而入光明。至於儒學與現代社會的不合之處，陳獨秀在《孔孟之道與現代生活》寫道：「現代生活，以經濟為之命脈，而個人獨立主義，乃為經濟學生產之大則，其影響遂及於倫理學。故現代倫理學上之個人人格獨立，與經濟學上之個人財產獨立，互相證明，其說遂至不可動搖；而社會風紀、物質文明，因此大進。中土儒者以綱常立教，為人子為人妻者，既失個人獨立之人格，復無個人獨立之財產。」
五四思想先驅的反孔言論說出了部分真理，但勿庸諱言，也有許多時代局限和可議之處。然而由此回到討論主題，我們便不難發現，如欲主張儒學不僅無礙於現代化的發展，而且是一種促進力量的觀點時，便不能不面對五四思想先驅者對儒學的責難，不能不化解他們所提出的儒學與現代化之間的內在緊張。
為了化解儒學與現代化之間的內在緊張，一種比較著名的解釋是，儒家思想有兩個方面需要清晰地加以區別：一面是政治化的儒家，另一面是儒家倫理。政治化的儒家就是政治權力高於社會；政治高於經濟；官僚政治高於個人的創造性。這種形式的儒學，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必須加以徹底批判，才能釋放一個國家的活力。另一面是儒家個人的倫理，它著重自我約束；超越自我中心，積極參與集體的福利、教育、個人的進步、工作倫理和共同的努力。所有這些價值，正是東方儒學文化圈實現現代化應該充分利用的智慧資源。
這種把儒家一分為二的主張固然有助於化解五四思想家對儒學的責難，事實上儒學也並非如五四思想家所責難的那樣與現代社會完全不合。它既然能使中國社會兩千年持久穩定而不衰，想必自有其積極成分在。因此對儒學的態度決不應該再如五四或「批林批孔運動」那樣一概排斥，而應該取其「民主性」的精華，排斥其「封建性」的糟粕。然而問題在於，儒學傳統作為一種思想觀念積澱下來只能是一個完整的整體，人為的主觀主義的期望汲取其精華，拒斥其糟粕只能是一廂情願的設想。即使真能把儒學傳統區分為政治化的儒學和儒家倫理兩大部分，拒斥前者而汲取後者，也很難相信儒家倫理真的與現代化社會的倫理原則相合。事實上，五四思想家責難儒學政治化時，更多地是把批判矛頭對準儒家倫理，以為儒家倫理在根本上有礙於現代社會個人主義原則之確立。
從一個歷史工作者的眼光看，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港、台地區在內的東亞社會的發展，也很難說儒家倫理真的在這一過程中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日本的「脫亞入歐」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明儒家倫理並沒有在日本的經濟成長和現代化的過程中扮演過一個特別重要的角色。可能相反，日本或許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儒家倫理的束縛才得以有了今天，故而人們更多地傾向於認為，今日的日本與其說是東方型的，莫如歸之於西方社會。即便在新加坡，對儒家倫理的主動提倡並不是在新加坡經濟發展的早期甚或中期，而是當其經濟成長已趨於成熟，現代化的模式已基本確立之際。當此時，新加坡政府主動提倡以儒家倫理來規範人們的行為，與其說是儒家倫理在新加坡現代化過程中起過積極作用，不如說是在經濟發展之後如何培養每一個社會成員成為一個「好公民」，這已是人們所常說的「後工業社會」問題，並不足以此證明儒家倫理與現代化之間存在著必然的因果關係。
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否認儒家倫理在東亞社會轉型期沒有產生過絲毫作用，既然屬於儒家文化圈，東亞社會的轉型便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制於這個文化傳統。問題在於東亞社會的轉型畢竟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既有國際機遇，也有社會內部的其他原因，如國內政治領袖的審時度勢。因此我們傾向於認為，儒學在現代化過程的作用極為有限，東亞的成功並不足以證明儒學傳統可以成為現代化的助力。如果沒有國際格局的機緣巧合，沒有政治領袖的英明決策，那麼不論他們怎樣鼓吹儒學的現代意義，其現代化的進程都不可能比已見到的結果更好些。當然，東亞的成功對於儒學而言又確實具有重要意義，即儒學精神並不是一個凝固不變的東西，它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必然要不斷地吸納新內容，改變自身，以求生存。從這個意義上說，儒學對於現代化並不構成根本滯礙，不過很明顯，不是儒學促進了現代化，而是儒學自身選擇了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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