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新加坡的浪漫情懷
作者：蔣兆勇
文章來源：作者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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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顯龍訪台，國人莫名驚詫，甚至憤怒：蕞爾之國就因為有幾個錢就敢與中國較勁，竟戳中國的心頭之痛。而新加坡人卻認為中國「以大欺小」，在李顯龍未正式接班前，摑了李一巴掌，頗為委屈，甚至大有點燃小國曾有的戒心之勢。國人很難理解新加坡的感受，讓我們來看看中新關係的一些重要背景，也許就能明白中新紛爭的發作機制。
新加坡是自己人嗎？
說到中新關係，必須涉及馬來西亞共產黨。馬共曾是共產國際的一環，它與中共、越共有密切的關係，馬共1930年成立前，曾是中共的海外支部，名稱為「中共南洋臨時支部」，共產國際曾派胡志明指導工作，馬共書記陳平最近有一本回憶錄《別名陳平：歷史的另一面》，書中披露中共是馬共最重要的靠山，陳平還透露他本人受到過鄧小平的接見和鼓勵。鄧向陳樂觀地估計國際形勢有利於馬共進行武裝鬥爭。筆者對這些史料無法予以證實或否認，因為中國官方出版物並未有此類事件的記載。不過，「解放全人類」的號召似乎間接地證明中國有過輸出革命的事情，印尼1965年未遂政變，印尼認定中國有染，便發起大規模的反華排華浪潮。
李光耀在回憶錄寫道，1976年，李光耀與華國鋒會面，李追問華，中國怎麼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馬共在新加坡而非馬來西亞搞革命，華國鋒說：「詳情我不清楚，但共產黨無論在什麼地方進行鬥爭，都必勝無疑！」
李光耀認為，新加坡是中台之外的第三個中國，民族、文化、語言的一脈相承，由不得我們否認，但對抗馬共的決心，新加坡絕不會成為中共的特洛伊木馬。
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中國要東南亞國家聯手孤立蘇俄北極熊。李光耀認為，東南亞沒有所謂的「海外蘇聯人」在蘇聯政府支持下發動共產主義叛亂，有的卻是受到中共和中國政府鼓勵支持的海外華人，何況中國公開宣稱同海外華人有血緣關係，甚至逾越「海外華人」歸屬國家的政府，直接號召他們，喚起他們對中國的愛國意識，慫勇他們返回中國實行四個現代化。正因為中國不斷向東南亞輸出革命，不為抵抗蘇聯，而是同中國對抗——這就是李光耀描述的東南亞的心態。
鄧小平問李：「你要我怎麼做？」李光耀提出中止那些電台廣播。從此之後，中國悄然改變對馬共的政策，中共與馬共的關係漸行漸遠。
輸出革命使新加坡與中國保持距離。李光耀說：「我們不是馬來人，不是中國人，不是印度人，也不是西歐人。」他始終強調新加坡人這一概念，雖然他們是華人居多的國家。新加坡對中國的疑心重重，不然難以解釋新加坡是東盟成員中最後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時間是1990年10月3日，而且還是印尼與中國復交之後。
現在的中國人與新加坡交往多數時候可以用華語，有的人產生同宗同種的感覺，甚至在外交場合，有的高官還有「血濃於水」的提法，這也是新加坡不能接受的。有一年，筆者曾參加某高官接見新方交通部長，中方官員要求說普通話，新方堅持用英語交談，令雙方都尷尬。
好多中國人也視新加坡人為「自己人」，甚至有不切實際的期待。如：中國的統一是中華民族天大的事，作為華人居多的新加坡該支持中國的統一大業，至少不該做傷害中國人的事情。這些都忽略了別人是另外一個國家，它有它的國家利益。我們不能簡單地把他們看作「自己人」。
威權認同大於華人認同
李光耀把西方先進理念和制度的精華巧妙地融入了一個擁有東方文化背景的社會，成功地創造了一個綜合東方社會的廉潔高效的發展機制，鄧小平去過新加坡之後，中國的報紙把新加坡形容為花園城市，不再稱其為「帝國主義走狗」。鄧小平感興趣的是「新加坡社會秩序好，管得嚴，管理得好」，引進了西方的經濟，又使社會穩定。
中國開始學習並模仿「新加坡道路」，李光耀的一些治國策略也極大影響了中國的決策者。如：李光耀認為：對任何政府和人民而言，經濟發展都必是第一優先。一般人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經濟發展，即使高高在上的領袖嘴講的另外一套，但你隨便做個民意調查，問人民到底要什麼？是隨心所欲地寫社論嗎？當然不，他們要房子、醫療、工作，這是絕對，絕對，絕對毋庸置疑的。李光耀認為，一個國家要先有好領導，後有好政府。「據我40年來的觀察，即使政府系統一塌糊塗，只要有優秀的強人當政，還是有差強人意的治績和合理的進步。」
在中國，處理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政經發展與社會穩定的關係，是否有受新加坡影響的地方？中國對新加坡「華人認同」遠遜於威權認同，中國推崇新加坡的亞洲價值觀，推崇服從權威統治。更多的人對新加坡威權的認識，重威，沒有看到新加坡社會的威，是柔性的威，是符合統治的威，並不完全是強人個人的威。我們千萬不可忽略了新加坡所呈現出來的東方社會法治文化的色彩。
有人形容，李光耀是一位具有絕對權威的家長，負責配製飯菜，但他不問大家不同的口味，因為沒有吃飽的時候，吃飽是第一要務；而吳作棟時期，吳的為政風格有「開放和咨商式民主」，吳有意識地引入民主和制衡因素，他已在注重別人不同的口味。而李顯龍前幾天的就職典禮已有濃厚的親民色彩。李顯龍也說過這樣的話，所謂大人物 「不是皇帝，不是宰相，是人民的代議士，人民不支持他，就是一個小人物。」也許李顯龍看到了政治發展的現實是由為民執政向由民執政演化的趨勢。人們也期待他建立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
建構文明衝突論的亨廷頓曾經批評新加坡「乾淨而嚴苛」，說台灣是「骯髒而自由」。國際上的一些學者對新加坡重視經濟而忽略政治文化頗有微辭。近年，作為儒家權威主義政治偶像的李光耀本人也開始反思自己的亞洲價值觀。
他說，儒家文化不適合新經濟時代，儒家文化的價值已過時，社會必須要發揮個人創造性。「尊重老人，老人未必有學問」。他也反思自己創造的精英官僚制度，把精英都吸入政府，使社會喪失競爭力。一位新加坡記者告訴我，李光耀是一個善於學習、善於反思的人，年逾80，他還上網，使用電子郵件與外界溝通。
去年，筆者造訪新加坡，吳作棟當時宣佈部分開放措施，要在社會、文化、經濟方面鬆綁，重造社會活力，高空彈跳近期登陸新加坡，「允許一些冒險行為，還有一點刺激，」目的是「建立一個敢於冒險的社會」，新加坡已覺察「政府萬能」的心態妨礙多元化社會的建立，為了生存而必須讓社會放鬆。
依筆者的觀察，新加坡人，特別是那些精英人才的歸屬感出了問題，若不放鬆社會，那些國際自由人很可能就離新加坡而去，這才是令新加坡政府最可怕的。
小國不認小
新加坡有「驚輸」的文化，有小國特有的自尊敏感。
中國的一些人，甚至包括一些智囊對李顯龍訪台的評論，多少都透出「大國的傲慢」，新加坡輿論反映強烈，覺得忽略他們的「小」，其實，新加坡這樣的小國的外交已不是「小」能概括，在亞洲、東盟，以及兩岸問題，新加坡的手法可堪稱「大」。近些年，我一直留意新加坡在與中國交往中的戰略技巧，有些作法有拿捏中國之嫌，實在真是不可小覷。
李光耀一家與蔣家父子保持密切的關係，與李登輝，陳水扁保持良好的個人關係。比如，李登輝1989年訪新，給足李面子，提升了李的個人形象，另一方面，1990年新加坡又與中國建交，並有良好的關係，在更早以前，新加坡投票支持中國重返聯合國，事實上，這樣的平衡，才有汪辜會談在新加坡，李光耀本人也為兩岸傳話，雖然中國一直堅稱兩岸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事實上，相當多的問題新方扮演調停者的角色。台海局勢緊張的時候，新加坡又派人大拉台商到新加坡投資，這些年，有不少台資企業在新加坡上市，李顯龍這次訪台，固然引起中方不滿，但是台海真有戰事，他是否又能從中扮演重要角色呢？當然台海局勢緊張並不符合他的國家利益，但是在兩岸中行走，是否又能多得些國家利益呢？
1989年六四風波期間，新加坡以「居留權」向香港人派發5萬張居留證，收穫不少有才有產者。香港回歸前政治紛爭，港人對局勢迷茫，香港最大的上市公司怡和股份遷往新加坡上市。還有一件不大公開報道的事情，1989年以後，滯留西方國家的中國各種人才，有多少被吸引到新加坡？八十年代中期，新加坡的人口應該不到300萬，現在有410萬，這中間有多少是中國大陸出去的人才？新加坡從來隻字不提。每一次動盪，每次風吹草動新加坡都能從中揩到油，其手腕不可謂不高明。我用這些事實說明，這個小國拿捏中國是蠻有本事的，中國經常處在新加坡領導人的口頭讚揚中陶醉不已，而別人卻始終看中的是利益。這樣的事情屢屢出現，我們那些有「天朝」心態的國人有什麼好意思嘲笑別人的「小」，自己還不好好檢討一下自己有些粗糙的外交，跟著感覺走的國家戰略！
至少李顯龍訪台，我以為新方未必就是要阻礙中國統一，新加坡對台灣的做法還是有別於美國與日本。不過，中國政府歷來有「陰謀論」的傳統，中國人自己給自己訂製了一個框：反對、阻礙中國統一就是我們的敵人。如果新方不明白中國的這個底線，不理解中國人對統一的思維，老是衝擊這個底線，中新關係恐有本質的變化。
作者：蔣兆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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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顯龍訪台，國人莫名驚詫，甚至憤怒：蕞爾之國就因為有幾個錢就敢與中國較勁，竟戳中國的心頭之痛。而新加坡人卻認為中國「以大欺小」，在李顯龍未正式接班前，摑了李一巴掌，頗為委屈，甚至大有點燃小國曾有的戒心之勢。國人很難理解新加坡的感受，讓我們來看看中新關係的一些重要背景，也許就能明白中新紛爭的發作機制。
新加坡是自己人嗎？
說到中新關係，必須涉及馬來西亞共產黨。馬共曾是共產國際的一環，它與中共、越共有密切的關係，馬共1930年成立前，曾是中共的海外支部，名稱為「中共南洋臨時支部」，共產國際曾派胡志明指導工作，馬共書記陳平最近有一本回憶錄《別名陳平：歷史的另一面》，書中披露中共是馬共最重要的靠山，陳平還透露他本人受到過鄧小平的接見和鼓勵。鄧向陳樂觀地估計國際形勢有利於馬共進行武裝鬥爭。筆者對這些史料無法予以證實或否認，因為中國官方出版物並未有此類事件的記載。不過，「解放全人類」的號召似乎間接地證明中國有過輸出革命的事情，印尼1965年未遂政變，印尼認定中國有染，便發起大規模的反華排華浪潮。
李光耀在回憶錄寫道，1976年，李光耀與華國鋒會面，李追問華，中國怎麼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馬共在新加坡而非馬來西亞搞革命，華國鋒說：「詳情我不清楚，但共產黨無論在什麼地方進行鬥爭，都必勝無疑！」
李光耀認為，新加坡是中台之外的第三個中國，民族、文化、語言的一脈相承，由不得我們否認，但對抗馬共的決心，新加坡絕不會成為中共的特洛伊木馬。
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中國要東南亞國家聯手孤立蘇俄北極熊。李光耀認為，東南亞沒有所謂的「海外蘇聯人」在蘇聯政府支持下發動共產主義叛亂，有的卻是受到中共和中國政府鼓勵支持的海外華人，何況中國公開宣稱同海外華人有血緣關係，甚至逾越「海外華人」歸屬國家的政府，直接號召他們，喚起他們對中國的愛國意識，慫勇他們返回中國實行四個現代化。正因為中國不斷向東南亞輸出革命，不為抵抗蘇聯，而是同中國對抗——這就是李光耀描述的東南亞的心態。
鄧小平問李：「你要我怎麼做？」李光耀提出中止那些電台廣播。從此之後，中國悄然改變對馬共的政策，中共與馬共的關係漸行漸遠。
輸出革命使新加坡與中國保持距離。李光耀說：「我們不是馬來人，不是中國人，不是印度人，也不是西歐人。」他始終強調新加坡人這一概念，雖然他們是華人居多的國家。新加坡對中國的疑心重重，不然難以解釋新加坡是東盟成員中最後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時間是1990年10月3日，而且還是印尼與中國復交之後。
現在的中國人與新加坡交往多數時候可以用華語，有的人產生同宗同種的感覺，甚至在外交場合，有的高官還有「血濃於水」的提法，這也是新加坡不能接受的。有一年，筆者曾參加某高官接見新方交通部長，中方官員要求說普通話，新方堅持用英語交談，令雙方都尷尬。
好多中國人也視新加坡人為「自己人」，甚至有不切實際的期待。如：中國的統一是中華民族天大的事，作為華人居多的新加坡該支持中國的統一大業，至少不該做傷害中國人的事情。這些都忽略了別人是另外一個國家，它有它的國家利益。我們不能簡單地把他們看作「自己人」。
威權認同大於華人認同
李光耀把西方先進理念和制度的精華巧妙地融入了一個擁有東方文化背景的社會，成功地創造了一個綜合東方社會的廉潔高效的發展機制，鄧小平去過新加坡之後，中國的報紙把新加坡形容為花園城市，不再稱其為「帝國主義走狗」。鄧小平感興趣的是「新加坡社會秩序好，管得嚴，管理得好」，引進了西方的經濟，又使社會穩定。
中國開始學習並模仿「新加坡道路」，李光耀的一些治國策略也極大影響了中國的決策者。如：李光耀認為：對任何政府和人民而言，經濟發展都必是第一優先。一般人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經濟發展，即使高高在上的領袖嘴講的另外一套，但你隨便做個民意調查，問人民到底要什麼？是隨心所欲地寫社論嗎？當然不，他們要房子、醫療、工作，這是絕對，絕對，絕對毋庸置疑的。李光耀認為，一個國家要先有好領導，後有好政府。「據我40年來的觀察，即使政府系統一塌糊塗，只要有優秀的強人當政，還是有差強人意的治績和合理的進步。」
在中國，處理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政經發展與社會穩定的關係，是否有受新加坡影響的地方？中國對新加坡「華人認同」遠遜於威權認同，中國推崇新加坡的亞洲價值觀，推崇服從權威統治。更多的人對新加坡威權的認識，重威，沒有看到新加坡社會的威，是柔性的威，是符合統治的威，並不完全是強人個人的威。我們千萬不可忽略了新加坡所呈現出來的東方社會法治文化的色彩。
有人形容，李光耀是一位具有絕對權威的家長，負責配製飯菜，但他不問大家不同的口味，因為沒有吃飽的時候，吃飽是第一要務；而吳作棟時期，吳的為政風格有「開放和咨商式民主」，吳有意識地引入民主和制衡因素，他已在注重別人不同的口味。而李顯龍前幾天的就職典禮已有濃厚的親民色彩。李顯龍也說過這樣的話，所謂大人物 「不是皇帝，不是宰相，是人民的代議士，人民不支持他，就是一個小人物。」也許李顯龍看到了政治發展的現實是由為民執政向由民執政演化的趨勢。人們也期待他建立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
建構文明衝突論的亨廷頓曾經批評新加坡「乾淨而嚴苛」，說台灣是「骯髒而自由」。國際上的一些學者對新加坡重視經濟而忽略政治文化頗有微辭。近年，作為儒家權威主義政治偶像的李光耀本人也開始反思自己的亞洲價值觀。
他說，儒家文化不適合新經濟時代，儒家文化的價值已過時，社會必須要發揮個人創造性。「尊重老人，老人未必有學問」。他也反思自己創造的精英官僚制度，把精英都吸入政府，使社會喪失競爭力。一位新加坡記者告訴我，李光耀是一個善於學習、善於反思的人，年逾80，他還上網，使用電子郵件與外界溝通。
去年，筆者造訪新加坡，吳作棟當時宣佈部分開放措施，要在社會、文化、經濟方面鬆綁，重造社會活力，高空彈跳近期登陸新加坡，「允許一些冒險行為，還有一點刺激，」目的是「建立一個敢於冒險的社會」，新加坡已覺察「政府萬能」的心態妨礙多元化社會的建立，為了生存而必須讓社會放鬆。
依筆者的觀察，新加坡人，特別是那些精英人才的歸屬感出了問題，若不放鬆社會，那些國際自由人很可能就離新加坡而去，這才是令新加坡政府最可怕的。
小國不認小
新加坡有「驚輸」的文化，有小國特有的自尊敏感。
中國的一些人，甚至包括一些智囊對李顯龍訪台的評論，多少都透出「大國的傲慢」，新加坡輿論反映強烈，覺得忽略他們的「小」，其實，新加坡這樣的小國的外交已不是「小」能概括，在亞洲、東盟，以及兩岸問題，新加坡的手法可堪稱「大」。近些年，我一直留意新加坡在與中國交往中的戰略技巧，有些作法有拿捏中國之嫌，實在真是不可小覷。
李光耀一家與蔣家父子保持密切的關係，與李登輝，陳水扁保持良好的個人關係。比如，李登輝1989年訪新，給足李面子，提升了李的個人形象，另一方面，1990年新加坡又與中國建交，並有良好的關係，在更早以前，新加坡投票支持中國重返聯合國，事實上，這樣的平衡，才有汪辜會談在新加坡，李光耀本人也為兩岸傳話，雖然中國一直堅稱兩岸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事實上，相當多的問題新方扮演調停者的角色。台海局勢緊張的時候，新加坡又派人大拉台商到新加坡投資，這些年，有不少台資企業在新加坡上市，李顯龍這次訪台，固然引起中方不滿，但是台海真有戰事，他是否又能從中扮演重要角色呢？當然台海局勢緊張並不符合他的國家利益，但是在兩岸中行走，是否又能多得些國家利益呢？
1989年六四風波期間，新加坡以「居留權」向香港人派發5萬張居留證，收穫不少有才有產者。香港回歸前政治紛爭，港人對局勢迷茫，香港最大的上市公司怡和股份遷往新加坡上市。還有一件不大公開報道的事情，1989年以後，滯留西方國家的中國各種人才，有多少被吸引到新加坡？八十年代中期，新加坡的人口應該不到300萬，現在有410萬，這中間有多少是中國大陸出去的人才？新加坡從來隻字不提。每一次動盪，每次風吹草動新加坡都能從中揩到油，其手腕不可謂不高明。我用這些事實說明，這個小國拿捏中國是蠻有本事的，中國經常處在新加坡領導人的口頭讚揚中陶醉不已，而別人卻始終看中的是利益。這樣的事情屢屢出現，我們那些有「天朝」心態的國人有什麼好意思嘲笑別人的「小」，自己還不好好檢討一下自己有些粗糙的外交，跟著感覺走的國家戰略！
至少李顯龍訪台，我以為新方未必就是要阻礙中國統一，新加坡對台灣的做法還是有別於美國與日本。不過，中國政府歷來有「陰謀論」的傳統，中國人自己給自己訂製了一個框：反對、阻礙中國統一就是我們的敵人。如果新方不明白中國的這個底線，不理解中國人對統一的思維，老是衝擊這個底線，中新關係恐有本質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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