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蠶繭 兩岸風波
——考古學大師李濟與夏鼐的故事
作者：岱峻
文章來源：水木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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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運城市東北二十來公里的夏縣西陰村，原是一個偏僻的村落，卻因李濟先生1926年的一次考古發掘而馳譽世界。
當年，李濟經過一個半月的辛苦發掘，終於認定這個西陰村遺址是屬於新石器時代彩陶文化的遺址，遺存中雖未見金屬器具，卻在眾多陶片與石器遺物中找到半個蠶繭，並看到平整的人工切割痕。後來經專家的鑒定，那半個蠶繭確是一種家蠶的繭，因此證明了中國人在史前新石器時代已懂得養蠶抽絲。而那半個在華夏文明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蠶繭，卻經歷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
驚世
1927年初，李濟和北大地質學家袁復禮組織人將發掘出土的器物裝了70餘箱，經過了艱難的長途運輸，終於平安運回北京。1月10日夜，清華國學研究院召開歡迎會，教務長梅貽琦，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及全體助教、研究生全體與會。李濟先介紹發掘西陰村遺址的情況，袁復禮插話補充，隨後就介紹實物。歡迎會上有如下場面:
助教王庸端著一盒子遺物上來，其中有被割裂過的半個蠶繭。同學都伸長了脖子看。有人說我不相信年代那麼久還是這樣白(實際是用棉襯著);有人說既然是新石器時期的遺物，究竟用什麼工具割它?靜安先生說，那時候未始沒有金屬工具。(他)同時提到加拿大人明義士的話說:「牛骨、龜骨是用耗子牙齒刻的。」李老師拿出一塊彷彿石英一樣的石片，說這種石頭是可以刻[割]的……（1）
1927年，李濟在《西陰村史前的遺存》這一正式發掘報告中報道了這件事。李濟在書中寫道：
我們最有趣的發現是一個半割的，絲似的，半個繭殼。用顯微鏡考察，這繭殼已經腐壞了一半，但是仍舊發光；那割的部分是極平直。清華學校生物學教授劉崇樂先生替我看過好幾次，他說：他雖不敢斷定這就是蠶繭，然而也沒有找出什麼必不是蠶繭的證據。與那西陰村現在所養的蠶繭比較，它比那最小的還要小一點。這繭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會是後來的侵入，因為那一「方」的土色沒有受擾的痕跡；也不會是野蟲偶爾吐的，因為它是經過人工的割裂。（2）
劉崇樂（1900——1969），是我國著名的昆蟲學家，對昆蟲資源的調查、研究、利用頗有貢獻，他的鑒定，應該具有權威性。
1928年，李濟重訪美國時，又特意把這個標本帶去，求助華盛頓的史密森研究院，經那裡的博物家幫他鑒定出這個繭殼是屬於家蠶(Bombyx mori)的老祖先的繭殼，證實了劉崇樂的判斷。後來李濟在1954年的《中國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問題》、1977年的《安陽》英文本，以及1981年出版的《殷文化的淵源及其演變》等論著中，都提到過「半個蠶繭」這件事,提法一直比較謹慎，只是作了幾點推論,提出了思考方向，並未作肯定的結論。
那半個繭殼先是由清華的考古陳列室保存，後隨李濟工作的變動移交「中央研究院」，後又歸中央博物院保管，遷台後並入故宮存藏。台灣「故宮」十分精心，惟恐陳列展覽對原物有損，幾十年一直將其存放在恆溫恆濕恆光的庫內，平時都以仿製品替代展出；僅在1995年李濟先生百年誕辰時，展出過八天，以示紀念。
質疑
圍繞著「半個蠶繭」，一直有不同的學術爭論，但多是對蠶繭本身的見仁見智，還沒有人對其真偽產生懷疑。
李濟是個嚴肅正直的學者，早年，徐志摩曾在一封中說他:「剛毅木吶，強力努行，凡學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去世時，張光直在悼詞中寫到：「……他的每一個學術論斷都是建立在許多堅實可靠的事實之上的」，「……迄今為止，在中國考古學這塊廣袤的土地上，在達到最高學術典範這一點上，還沒有一個人能超越他」。
求真務實，一絲不苟是他一貫的品質，他在《中國古器物學的新基礎》一文中寫道:「科學的田野考古工作……絕不是一種業餘的工作，可以由玩票式的方法所能辦到的……現代科學所要求的，只是把田野工作的標準，提高到與實驗室工作的標準同等的一種應有的步驟。」他認為，錯誤的觀察或不經心的記錄一旦滲入報告，「嚴重的後果就是謬種流傳，無形中構成這學業前進的一大障礙」。
堅持科學的標準，他甚至得罪過一些名人。中央研究院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1928年前後，一位參加處理「孫殿英盜掘清陵」善後工作的前輩古物學家向李濟講述撫摸乾隆頭骨的感受時說，乾隆的一口牙還保存得相當好。李濟好奇地問：「乾隆還剩多少只牙？」「四十隻，一隻沒少」。 「不可能吧！」老先生一再聲明親自數過，絕對不錯。李濟直言以稟：「世界上的人，包括過去的化石人，現在的野蠻人在內，沒有一個人會有四十枚牙的。」李濟耐心地告訴他，不需要爭辯，因為靈長目各科屬的動物的牙數，已是一件科學事實。正常人的牙，自有生人以來，沒有超過三十二枚的……等等。
李濟的身邊造就並維持著一個學風優良的學術共同體。他們有合作有批評，在討論科學問題上「直道而行」、不分尊卑、不講面子。
年輕的考古工作者夏鼐從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末，一直隨同老師李濟在中央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工作。李濟是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兼史語所考古組主任。1943年初，夏鼐曾協助審查李濟為中央博物院第一次公開展覽寫的一篇文章的初稿——《遠古石器淺說》。夏鼐毫不客氣地對原稿提出了近四十處修改意見。付印前，李濟認真參考了夏鼐的意見，並接受了其中多處。
後來，師生二人分別在台灣和大陸執掌考古學的「帥印」（1960年起，夏鼐出任中國科學院考古所所長）。事隔多年後，夏鼐對李濟的開山之作——西陰村考古發掘的重大收穫——那半個蠶繭提出顛覆性的質疑。
夏鼐在上個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幾篇文章裡都談到這個問題，其主要論點是:蠶繭在黃土層中保存幾千年是不可能的；六千年前的生產技術太落後，養蠶織綢可能嗎?石刀切割不可能切得平直；西陰遺址出土的蠶繭，大概是後世混入的東西……
此前，夏鼐似乎從未發表過關於這一問題的不同見解。按說他是大有機會與李濟當面切磋這個問題的；
當時，夏鼐應該是親眼看到過那個蠶繭標本的，卻偏要在文章中寫成傳聞:「從前有人說在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過『半割的'蠶繭，邊沿整齊……」；
李濟在西陰村發掘報告中特別提到蠶繭的位置在坑(——一個「探方」)的下部，「土色沒有受攪的痕跡」；而夏鼐的文章卻末經任何論證就武斷地說「大概是後世混人的」。（3）
蠶繭究竟是後來掉進去的，或是當時發現出土的，這關涉發掘者的技術水平、職業道德和學術良心。夏鼐為什麼要釜底抽薪？這當中到底有什麼原因？
回眸
李濟曾經是夏鼐最親近的良師；夏鼐一直是李濟器重的弟子。
1935年李濟就曾為把夏鼐從留美轉為留英(留英可以壓縮先在國內實習的期限)盡力說項。歷史留下了師生二人的往來通信（4）：當年的4月3日夏鼐給老師李濟寫信「請教出國留學事宜並請函告清華大學」。一周不到，李濟就完成了弟子的請求，回函夏鼐，「留學學校以倫敦大學較宜並抄錄致清華函」。
為完成夏鼐出國前的實習要求，李濟除親自指導外，還特意安排夏鼐到最好的實習現場——安陽侯家莊西北崗殷墟第十一次發掘工地，交由最好的導師梁思永培養。
1937年初李濟赴英講學時，多次與夏晤談，關心夏的論文寫作，並約其返國後與自己一道工作，嗣後又再促夏回國。
夏鼐在倫敦大學攻讀完埃及考古學博士課程後，又在埃及作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1939年11月1日，夏鼐給李濟寫信：「原擬勾留英國至明春或明夏返國,不幸歐戰爆發,計劃成為畫餅,現擬在開羅工作數月,然後返國,未知返國後即有工作之機會否,禹銘兄組織蒼洱考查團不知現已出發否,明春仍有考查團或發掘團之組織否？」（5）他急切得知國內的情況，渴求得到老師的扶持，找到用武之地。
1941年，在得到李濟的承諾後，31歲的夏鼐返國。李濟立即聘他擔任中央博物院的專門設計委員，派他參加川康古跡考察團的彭山考古發掘。
不久，夏鼐因離家多年而冒險返故鄉浙江溫州探親，恰又趕上日寇再度佔領溫州，本擬在家完成的 「埃及古珠考」的博士論文也因逃難而擱置下來。日寇再次退出溫州後，就在1942年的10月間，夏鼐忽然接到李濟先生給他的電報，告知已與「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朱家驊商妥，聘他到「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任副研究員。朱還通知了浙江省國民黨黨部書記長徐浩墊借給夏鼐返川的路費，以後由史語所歸還……
困境中的夏鼐，接到老師的電報，如久旱得甘霖。1942年10月24日，他從溫州寫信給李濟，信中說:「一俟此項工作完畢（即指撰寫《埃及古珠考》一文事），此後餘生即可用全力從事於中國考古學，決不辜負吾師提拔後進之苦心，惟恐以不舞之鶴為羊公辱耳。」（6）
「不舞之鶴」典出《世說新語?排調》：「昔羊叔子有窯主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以不舞蹈的鶴，喻名不副實的人，也用來譏諷人之無能。夏鼐用典，既是自謙，也表達了對老師的感激之情。
1943年，夏鼐回到四川李莊的史語所，不久，按照李濟的設計，參加了史語所與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地理所合組的西北科學考察團，調查的重點是敦煌。西北考古調查是李濟的宿願，史語所所長傅斯年曾勸李濟，除安陽整理和中央博物院籌建兩項事情外，尚須進行西北考古「方可對得起此生」。也就是說，夏鼐身上肩負著傅斯年李濟的理想。
1944年春，西北科學考察團飛到蘭州，坐汽車進入戈壁，開始了佛爺廟墓地的發掘和陽關和玉門關遺址的考察。夏鼐與向達、閻文儒、李承三、周廷儒等，是如何克服困難，完成任務，取得成功……；傅斯年李濟又是如何遙控指揮、後勤保障、資金籌措、人事斡旋……，頻繁往復的電報信函一一記下了這一切：
1944年4月22日，向達夏鼐給傅斯年李濟寫信，「在蘭州附近調查得彩陶殘片十餘片,抵酒泉後擬開始作調查工作,就近赴文殊口調查佛寺及壁畫,又擬赴金塔調查漢長城烽燧遺址……」；10月25日夏鼐向傅斯年李濟報告發掘工作情形及結束後的打算，「關於採集品之運輸問題,西北公路局允免費一噸運蘭,生擬返東後在蘭過冬,將已運到之物開箱稍作整理並作較詳之記載,然後返川」；11月25日至第二年的1月23日，夏鼐等多次致信傅斯年李濟，報告敦煌附近的發掘所得、玉關遺址的考察、採掘品的運輸方式及下一步的工作計劃；1945年2月5日、21日、23日傅斯年李濟分別電函夏鼐：「運發掘品返川之事,今又寄院長一信,請其重新考慮；兄買到之卷子,大佳大佳；兄之工作似可再在甘肅作一夏天……」，「兄既有留甘肅之意,甚好,費用到重慶後必為籌得；標本運否當決於朱先生（——朱家驊，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兄之計劃以至秋季為宜；在蘭存物及工作之處,袁翰青先生前面允設法；六朝花磚墓之工,可喜可喜!願兄勉之,今年即專心作野外工作；對於敦煌藝術研究所主持人常君（——常書鴻）教育部應給以款勵乎,盼示及……」；5月28日，余又蓀致函董作賓：「夏鼐兄在武威掘得之漢墓為該縣扣去,往交涉,甘肅府谷主席來電囑至該省府領取,前孟真先生謂請托袁翰青代領暫存,當即電谷及袁,謹抄袁之復函,乞存查……」（7）
據不完全統計，從1944至1945年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傅斯年李濟與夏鼐等的往來電函竟達四十多封，也就是每週有報告，收到必回復。這些信件，在記錄夏鼐他們西北考古成功的同時，也為傅斯年李濟實行的英國培根所講的「集團研究的辦法」，作了很好的註解。
到1946年春天，夏鼐在甘肅寧定縣半山區陽窪灣的發掘時，在墓坑填土中又發現仰韶文化的彩陶片。從而，在地層學上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年代早於齊家文化的證據，糾正了瑞典學者安特生在甘肅新石器時代文化分期問題的錯誤論斷，為建立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的正確年代序列打下基礎。
1948年冬，民國政府搖搖欲墜，人心浮動。夏鼐曾痛心疾首地寫到：雖然他們忠於職守，「但是在妻兒啼饑號寒的環境下，教人如何能埋首研究以求產生偉大的成績？教人如何能專心教後進以求造成下一代的學者？」（8）何去何從，夏鼐曾與好友高去尋一起商量過，高去尋願隨史語所去台灣，夏鼐選擇留在大陸。
五十年代初，郭寶鈞在新中國的科學院考古所的學習會上談到當時的情況，「作銘（夏鼐）給我說，我們不要走，我們還有前途，我們留下還有許多事情要作。」
1950年，夏鼐出任了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副所長。而傅斯年李濟及史語所的大多數人則渡海去了台灣。
反戈
政權易迭後，李濟在大陸的影響逐漸銷聲匿跡。
他主持安陽多次發掘的巨大成績，是國人的驕傲，也見於南開教書時的老同事範文瀾1942年在延安主編的《中國通史簡編》；到1949年9月重新修訂的第一版，只剩了一句話，「解放前也有人做過一些發掘」；文革後期第二版就了無痕跡。
魯迅博物館，把正在展出的一張李濟、魯迅、楊杏佛1933年的合影照取下裁去李濟，變成兩人照。（9）
重新編輯的「郭沫若全集」，刪去了1946年郭沫若去南京參加舊政協籌備會回來寫的《南京印象》中的整整一節。當年郭沫若曾寫道，李濟接待他時穿著一件已經退色的破舊汗衫，使他非常感動，「不知怎的，我就好像遇見了親人一樣。我接觸了我們中國的光榮一面。」五十年代初，郭沫若專門寫了一篇名為「蜥蜴的殘夢」對李濟的「舊中國考古發掘」進行了猛烈的攻擊，認為他們「或兢兢於古器物尺度輕重的校量，或則根據後來的曆法推譜的『殷譜』，真可以說是捧著金碗討飯了」。
舊中國的考古學成了受美帝國主義利用，為國民黨政權服務的工具。前中央研究院留下來的考古學者梁思永、夏鼐、郭寶鈞、胡厚宣等，在迎來改天換地的新時代的同時，恐怕也有「往事不堪回首」的尷尬。
譚其驤記下了胡厚宣在復旦大學歷史系1952年思想改造的情況：
1月26日，復旦大學成立了「精簡節約及思想改造學習委員會」（簡稱學委會），歷史系教授胡厚宣曾在史語所多年，他從3月6日開始交待自己的歷史,起初還擔任學習小組副組長，被撤銷後成為眾矢之的，數次檢討都不過關。
6月14日，提胡（厚宣）意見：
葉（栗如）：對名利痛恨不夠，學術政治聯繫不夠。民族自卑感，不抵抗，投降主義。名利指導下學術思想容易靠近反動。
龍：痛罵胡適、傅斯年不解決問題。
6月16日提胡意見：
朱（永嘉）：學術上受胡適影響
陳（守實）：新考據，中研院典型奴才體系，蔣介石反動政權文教方面點綴品。胡適「江湖」，以前人已有結論，引伸補譯作為大文，向帝國主義御用機關看齊，九?一八時胡適雲五十年後東北中國化。「漢學」皆有政治目的，有侵略性。向之看齊，為賣身投靠。
周（谷城）：考證考古主要為資本主義服務，在中國變為帝國主義服務，成為買辦學。
葉（栗如）：胡反董（作賓）而不反史語所。在學術與政治思想之間聯繫，希進一步檢查。考古學本身為帝國主義服務，不能說為學術而學術。
6月20日，胡厚宣補充：
學術思想：中學封建教育，奴才買辦的考古學和甲骨學，機動的濃厚名利，材料至上才能有發明，為名利而離開史語所。以上動機，本質上是反動的，買辦的，近三五十年考古學為買辦學。帝國主義分子在華考古目的在侵略，考古學受帝國主義指揮，殷墟發掘由中美庚款出錢，由中研院主辦。
……（10）
想必，夏鼐當年或許有過與胡厚宣相似的經歷與心境？
否定過去所受的教育，否定過去考古發掘的實績，徹底與過去的師友劃清界限，對夏鼐等人是痛苦和艱難的。於是，在一段時間裡考古所出現這樣的情形：
過去那套考古工作的規章制度，過去接受的思想方法，仍行之有效，只是不再提李濟等人的名字。例如，李濟1929年主持考古組工作之始，就與同仁約定：一切出土物歸公，私人絕不收藏古物；五十年代初，新成立黃河考古隊時，隊長夏鼐也對隊員作出不收藏古董的規定。再如，李濟推翻了把古器物學局限在三代有文字的範圍內的觀點，突破了王國維考古研究只有帶款式的完整器物才有價值的看法，提出：一切的原始材料，只要能體現人類的活動，哪怕是殘陶碎骨，只要是有計劃的科學方式採集得來的，都能顯現其學術價值；夏鼐也在各種考古訓練會上強調：衡量考古的成績，主要不是看發掘出什麼東西，而是要看用什麼方法發掘出這些東西；不要有「挖寶思想」，居住址出土的遺物多是破碎的陶片，但其研究價值卻往往勝過有珍貴隨葬品的墓葬……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1955年在批判胡適的資產階級思想的運動中，考古所主辦的《考古通訊》上發表了一篇青年考古學者的文章——《清除考古學研究中的資產階級思想》，文章寫到：
雖然幾年來我國的考古工作者和全國其他工作崗位上的知識分子一樣，在思想改造戰線上取得了勝利，但是不可否認，舊的資產階級思想的殘餘仍然存在著。如果我們把解放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三本考古學報和前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出版的幾本考古報告加以比較，就會覺得它們的內容並沒有多少本質上的不同。這正說明了我國考古工作者在研究方法上還缺乏應有的變化，還被資產階級思想佔據著一定的地位。……我們必須把資產階級思想完全清除出考古陣地，讓無產階級思想徹底佔領陣地。（11）
這篇文章有明確的針對性。當時的中國考古研究所所長鄭振鐸主要在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任局長，副所長梁思永經常患病，直至1954年病逝，夏鼐是考古研究所實際負責人，也兼任《考古通訊》的主編。在自己主編的刊物上發表針對自己的文章，顯然不是夏鼐自己的意願。
於是，在下一期的《考古通訊》上，夏鼐發表了《批判考古學中的胡適派資產階級思想》的長文，從搜集材料、整理材料、提出結論等幾個方面對「前歷史語言研究所所發表的考古論文和報告」作了全面的否定。文中寫到：
關於中國文化起源的問題，帝國主義侵略分子提倡中國文化西來說，為「種族優劣說」找根據，帝國主義於是便有理由可以侵略所謂「劣等民族」。
……當年主持安陽殷墟發掘的人曾說：「殷墟文化是多元的。……出土品確可指為原始於東方的為骨卜、龜卜、蠶桑業……等。確與中亞及西亞有關者為青銅業、矛、空頭錛等。顯然與東亞有關者為肩斧、錫、稻、象、水牛等」（安陽發掘報告，4冊576頁）我們並不否認有借用，但不能將內因和外因割裂開來，更不能將外因看成比內因更重要。（12）
誰都知道，「當年主持安陽殷墟發掘的人」就是夏鼐的恩師李濟。夏鼐終於大義滅親，反戈一擊。
1959年的廬山會議後，全國開始反右傾。大陸考古學界開展了對李濟的徹底清算。一篇題為《批判李濟的反動學術思想》的文章，一開始就寫到：「李濟是美帝國主義一手扶持起來的所謂『考古學家』，過去在中國考古界長期篡竊著領導地位……」。文章認為李濟的歷史觀是「腐朽的資產階級唯心史觀，否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他這樣的資產階級考古學家「只能以搜集和整理材料的工作代替歷史學和考古學」，他的「學術思想是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和庸俗進化論觀點」，「研究方法是最粗俗的繁瑣主義和形式主義」。文章結尾指出：「這些資產階級考古學的毒素，嚴重地侵襲了馬克思主義考古學的陣地和阻礙了它的飛躍發展。為了奠定共產主義考古事業的基礎，我們堅決按照紅旗發刊詞的指示：『必須充分地、全面地深入地展開思想戰線的鬥爭……，粉碎資產階級的偽科學』，粉碎李濟之流的資產階級的考古學！」 （13）
要批倒李濟，必須比李濟懂得更多，站得更高；可是，中國只有一個李濟。
1960年，李濟偕夫人應哈佛大學之邀赴美訪問和研究，又去了加拿大，回美後參加完一個學術會議， 8月乘船取道檀香山、日本回台灣。得知這一信息，大陸有關方面即籌劃了幾種方案，動員考古界知名人士和李濟的親屬參與，打算以「約請參觀訪問」的名義邀李濟夫婦回大陸，再相機把他們留下。
李濟拒絕了，其理由是「回到內地不會有大的貢獻，對國家民族文化反而不利；牽連台灣的人太多，必然令在台的親友遭受大不幸；即便參訪，回去也要冒極大風險……」。
也許，與那次統戰活動不謀而合，1960年夏天，夏鼐約見了李濟的兒子李光謨，擬帶一封信轉交李濟。李光謨在文章中回憶（14）：
這封信是沒封口而經過我手的。我看了信的內容，頗感「茲事體大」，就拿去找尹達過一下目。信的全文筆者已記不真切了，但其中引用的一段中國文學史上極其著名的文字不妨轉錄於下: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
這是南朝梁武帝之弟蕭宏的記室丘遲在《與陳伯之書》中的一段千餘年來膾炙人口的名句。然而儘管文字清麗感人，畢竟這是一封勸降書。
記得當時尹達讀完這封勸降書沉默了好一陣，對我只說了一句話:「夏作銘好糊塗!」他把信留下了沒讓帶走。
扣下那封信的尹達，時任考古所所長，是個老共產黨員，早在1937年抗戰爆發之時，他就告別師友，奔赴延安，參加革命。他也是李濟的學生，夏鼐的師兄。1931年春，他以河南中州大學國文系學生（當時叫劉燿）的身份，奉學校指派參加李濟主持下的殷墟發掘的實習，畢業後留在史語所作研究生，後升為助理員，先後參加了小屯、後岡、衛墓及大賚店等地的發掘，還獨立主持過山東日照瓦屋村的發掘。及至夏鼐1935年春清華畢業，出國前以實習生的身份參加殷墟發掘，尹達已有四年多的考古經歷。
也許尹達的考慮，是出於對老師的瞭解。李濟是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主張把學術和政治分開，從不強同別人的政治觀點。據尹達回憶：
當年，就在殷墟發掘的工地上，有一天深夜，李濟忽然到標本室去查看某個剛出土的標本，正好劉燿就睡在標本室。李濟一進來，劉趕忙把一本書藏在枕頭底下。於是李就走過來問劉:「照林，你在看什麼？」劉不好再隱瞞，就拿出這本小冊子(是一本關於社會發展史的通俗讀本)。李濟翻看了一下，說了一句:「我們作科學考古的人，不要戴有色眼鏡啊!」尹達回憶說:我向李先生辯解了一下，大意是說我覺得擴大一些知識面有好處。李先生好像又重複了一下剛說的那句話，我也又說了一些我的看法，李先生沒再說什麼，找到標本後他就出去了。（15）
而夏鼐在對李濟「招降」後，又開始寫文章否定那「半個蠶繭」。否定半個蠶繭，不知與「粉碎資產階級的偽科學」，粉碎「李濟之流的資產階級的考古學」有無聯繫？總之，似乎偏離了學術討論的範圍，有一種時代的火藥味。
結果
「半個蠶繭」，波譎雲詭。
就在海峽這邊極力否定之時，東鄰扶桑有學者開始辨正去訛，縝密考證。籐井守一在他的《世界的紡織技術和美的源流》一文中認為，與蠶繭同時出現的紡輪，說明可能是用來把斷絲紡成紗的，繭殼割成半截，原因或許就在此。
1967年，日本學者布目順郎專程去台北「故宮博物院」搞到為西陰村繭殼拍攝的反轉片，並復原為照片。他從大小、形狀上判斷：那個繭殼應與現在桑樹上的被稱為桑蝗的野蠶屬於同一品種，布目順郎還證明了黃土層中長久保存蠶繭，和用石刀平直切割蠶繭的可能性。(16)
「半個蠶繭」的爭論正在朝著對李濟有利的方向傾斜。而事實上李濟的觀點，早已為學術界採信，並被寫進各種史學著作。
美國芝加哥大學著名史學家、美國亞洲研究學會首位亞裔會長何炳棣1981年在《中國農業的本土起源》（17）一書中寫到：
1927年，一位中國考古學家在山西南部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發現了半個被切割過的蠶繭（李濟：《西陰村史前的遺存》，1927年）。這是一個驚人的發現，雖然這半個蠶繭是否屬於仰韶文化最近受到了質疑（夏鼐：《我國古代蠶、桑、絲、綢的歷史》，載《考古》1972年第2期）。一些商代青銅器上的織品印記經鑒定是很好的絲綢（1937 silk from the Yin Dynasty．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9．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 C．C．YOUNG）。商代甲骨文中有桑樹、絲綢和某些絲織品的文字。在《詩經》中如果黍和稷單獨計算的話，那麼桑就是提到次數最多的植物，達20次。這些提到桑的詩所包括的地區範圍說明桑樹在古代中國北方的分佈要比現在廣泛得多。
著名史學家、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清華大學博士生導師李學勤，2005年9月7日在中國先秦史學會、山西省社科院等聯辦的「全國虞舜文化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先秦史學會第八屆年會」上說：「……1926年,夏縣西陰村出土了半個蠶繭化石,證明了黃帝的妻子嫘祖養蠶的史實,當時在國際上引起不小的轟動。殷墟的發掘是在1928年,比夏縣晚兩年,所以說運城是研究先秦文化比較重要的地方之一……」（18）
前些年，兩岸合作出版的權威著作《中華印刷通史》（19）中寫到：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距今六七千年以前的江蘇吳縣草鞋山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了三塊葛布殘片。……這三塊六七千年前的葛布殘片的出土，和1926年在山西西陰村新石器時期遺址中發現的半個切割過的蠶繭，1958年在浙江吳興錢山漾新石器時期遺址中出土的距今四千七百年前的絲織品，表明中國遠在五千年前已經有了一定水平的機織技術。
近年，國家文物局組織編寫的《古代服飾》（20）一書，論證了我國從北京山頂洞發掘的項飾，到山西夏縣西陰村出土的半個蠶繭，再至浙江錢山漾的炭化絲織物，秦俑和三星堆銅編的衣著……等歷代服飾史。
如今，山西西陰村那個俗名叫「灰土嶺」的地方，醒目地立了三塊不同的 「西陰村遺址」紀念碑。三塊碑立於不同的時期，最早是縣政府六十年代初立的，省政府是七十年代末立的，到了九十年代則是國務院的（1996年11月20日國務院公佈「西陰村遺址」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個變化，標誌著對「西陰村遺址」 的重要性認識是一個逐步的過程，也標誌著李濟當年的「發現」得到了最高國家機關的認定。
只是，李濟和夏鼐都看不到這個遲來結果了。
消融
夏鼐是傑出的考古學家，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共產黨人，在泛政治化的荒誕的歲月，仍組織和主持中國的考古事業取得一個個歡欣鼓舞的成績。
哈佛大學教授張光直是李濟在台灣大學的得意門生。自從1972年中美建交後，他就把目光投向中國，對促進兩岸考古學界的正常交往，作過很好的「搭橋之旅」。1974年11月27日，他給夏鼐寫了第一封信（21）：
作銘所長座右:
剛寫給郭院長(——郭沫若)一信，謹將副本附上，我覺得作此一問的時機已經成熟，所以一試。倘能有此一行，其主要目的是去學習在書本上學習不到的學問，同時還說不定對國內的考古以及中美兩國考古學界的來往上也可以有有所效勞之處，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雖然從未見過，卻早自高曉梅師處常聽到過去與先生共事種種，嚮往久矣。今暑七月在台灣作考古工作時，與先生老友數人共攝的一張照片一起附上，藉博一樂也。
敬候指教，並頌
時祉
晚張光直拜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廿七
此時，中國還籠罩在文革的陰影中,夏鼐的處境定不樂觀。張光直的身份是美籍華裔學者，又是從台灣去的，是李濟的高徒，這些背景是國人談虎色變的「海外關係」。張光直的信本欲拉近距離，又是提及業師高去尋，又是寄贈與李濟、石璋如、高去尋等人的合影照。前塵舊事，定使夏鼐在文革中吃夠苦頭，避猶不及。這封短函是一道難題，令夏鼐措手不及……，所以回信足足拖了兩個多月，口吻也全是官方語氣，對過去的師友和收到照片事決口不提：
張光直先生:
您1973年11月27日來函已收到。
關於您希望來國內參觀訪問的願望，我是能夠理解的。據我所知，近年來旅居國外的外籍中國學者，多想回國參觀訪問，但由於面前條件所限，未必能一一滿足。不過，我覺得，您如願自費來華，可向我駐美聯絡處提出申請。
此復，並致良好的祝願。
夏鼐 1974年1月30日 （22）
畢竟是回了信。
冰雪在春風中消融，鴻雁在太平洋上空穿行。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逐漸好轉，隨著國際學術交流的頻繁，夏鼐與張光直越走越近。張光直以他的謙虛博學，贏得夏鼐的尊敬；夏鼐對中國考古所作出的貢獻，也令張光直非常敬佩。更何況，研究人類學的張光直不能離開中國這個大背景，領航中國考古學的夏鼐也要加強國際學術聯繫。
還有一個根本的原因，就在他們有一種間接的薪火相傳關係：夏鼐長張光直21歲，李濟曾是他們共同的老師，高去尋、石璋如等既是夏鼐昔日的好友，也是張光直的師輩。所以，這以後的往來通信中，除了討論學術，交換信息，提供互助，還經常有問詢昔日師友，代台灣的師友尋訪大陸親友一類的話題。
在夏鼐致致張光直後來的信中，就充滿了久違的溫情，如1979年9月20日，轉告高去尋的兒子高適際的下落，信中的人名也許是出於謹慎的原因，只用了一個姓；1982年11月24日探問高去尋的消息，轉贈在海外拍的高去尋張光直的合影；1983年7月22日轉告高去尋，尹達已去世的消息；1983年9月10日，「……前承囑托打聽石二哥在大陸家屬情況，現已得消息，茲另紙附奉，以便轉去，並望代為問候……（23）
信中的「石二哥」即石璋如。20世紀30年代參加安陽發掘的十位青年以年齡或入所的先後順序互相稱呼：老大李景聃，老二石璋如，老三李光宇，老四劉燿，老五尹煥章，老六祁延霈，老七胡福林，老八王湘，老九高去尋，老十潘愨。
「文化大革命」期間，考古「十兄弟」變成了一個反動集團，「造反派」曾逼問走資派尹達:「你當年參加殷墟考古發掘時，在反動學術權威李濟指使下，加入了什麼反動組織?你們結拜的『十兄弟'都幹了些什麼反動勾當?必須老實交代!」……
幾十年後，「十兄弟」分隔在海峽兩岸，且大多凋零，夏鼐筆下一聲「石二哥」，讀來既覺親切又倍感滄桑！
近日，李濟之子李光謨先生給我講了一件事：
父親去世後，給我留了一筆錢，交給他的乾女兒、語言學大師李方桂先生的女兒、美國加州黑華德大學人類學教授李林德代管。1982年，我向夏鼐先生建議把這筆錢捐出來設立一個「李濟考古學獎」。當時，兩岸考古學界已經有了交往。夏鼐一聽我的建議最初非常興奮，非常高興。他說，應該應該。我去辦，估計問題不大。
但事情的難度大大超乎我們的估計。他先是打電話告訴我，上頭批准了，讓我快點把錢弄回來。於是我很快托人把美元寄回來（一到國內就成了人民幣）。但結果石沉大海，再無消息。
夏鼐先生後來躲著我。我去找他，問他秘書，他秘書說他不在北京，根本就見不著。這件事的結果是後來一個朋友告訴我的。設立「李濟考古學獎」的風吹出去了。一次考古學理事會上，有人催問這件事，夏鼐在會上說，上頭不批准，「大陸上設第一個考古學獎不能以一個到台灣去的人的名義」。（24）
１９８５年，夏鼐捐贈３萬元稿費，設立了國內考古學的最高獎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學成果獎」。
李濟先生是位純粹的學者（攻擊他的李敖也稱他是「中國最後一個重量級學閥」），他不會在意「半個蠶繭」的非學術質疑，和門生故舊迫於情勢的批判。他瞭解夏鼐在史前考古、漢唐、中西交通和科技考古等方面的成就，瞭解他為大陸中國考古事業所起的作用。他就尹達於1959年任大陸考古所所長事在一次談話中說：「劉照林（尹達）和夏作銘（指夏鼐）早就完全有資格擔任所長了……」
七十年代末，李濟的生命已到晚期，費慰梅開始為老朋友李濟寫口述史。費慰梅在後來跟一些朋友的交談中，幾次說到李濟的一個看法，他自己認為生平有兩個在考古學方面的最得意的學生，一個是夏鼐，一個是張光直。
夏鼐又是如何看待李濟的呢？
就在李濟去世的1979年，夏鼐在一篇文章中借追述史語所考古組主任產生的過程時說，「所中提名兩人，一位是著名的金石學教授，另一位是年輕而具有一定近代考古知識和發掘經驗的歸國留學生。蔡元培院長選擇後者，後來證明這選擇是明智的……」（25）
夏鼐的文字委婉含蓄，也沒點老師李濟的名字，但明眼人還是看出了他對李濟的肯定。
1985年，夏鼐去世。當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合編的《安陽殷墟頭骨研究》，前面的「序言」（26）是夏鼐先生的遺墨。這篇文章，他第一次正面說起李濟：
……我們回憶抗戰以前的情況:當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有李濟(1896——1980)和吳定良(1901——1969)……這些前輩學者將體質人類學引進中國，其中李、吳二位還是我們中國的學者。李濟是美國哈佛大學R?B?狄克松 (DiXon，1875－1934)和 E?A?荷頓 (Hooton，1887－1954)二教授訓練出來的學生，但是回國後改行專搞中國考古學了，雖然他始終未能忘情於體質人類學。……
需要指出的，文中說「李濟（1896年——1980年）」不確，李濟先生1979年8月1日去世。夏鼐當然知道那個日子，1979年8月他在給張光直的信中還提到，「光謨已知道他父親去世的消息」。或許僅是手民之誤？
解放以前主持安陽殷墟發掘的考古學家如李濟和梁思永，都曾在國外學過體質人類學。……到了李濟、梁思永主持發掘時才注意到人骨標本的採集，並且用科學的採集方法和保存方法。1935年春，我到殷墟發掘團參加工作時，採集人骨標本已成為一種制度。……
儘管只涉及體質人類學，儘管欲言又止，但明眼人還是看得出來，夏鼐到底沒迴避他與李濟關係，以及李濟對中國人類學的作用。
……1941年歷史語言研究所避居四川南溪李莊時，由山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所在地的月亮田搬運人骨標本箱子到山上板栗坳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時，有一個箱子被碰裂開，露出了滿箱人頭骨。這裡的鄉下人本來對於外來的下江人很不信任，加以前幾天有幾位廣東籍的同事捕捉一條蛇宰殺了做成佳餚打牙祭，所以，一下子謠言便傳開了:這些下江人嘴饞得很，什麼東西都要吃，蛇不用說，連人也要吃。滿箱的人骨便是鐵證。肯定人骨還不止這一箱呢!鬧得滿城風雨。最後還是由歷史語言研究所負責人開了一次群眾會，向大家解釋一通，這事才平靜下去。
說人骨標本，說起中央研究院在四川李莊的前塵舊影，這在夏鼐的文章中並不多見，似乎瀰漫著一種追尋往事思念故人的情緒？
夏鼐曾在吳金鼎去世時寫的一篇懷念文章中引過吳的信：「自勝利以後，弟無時不在夢想著田野工作。俟一切安定，弟必及早返所隨諸兄再曬太陽也。」（27）
1948年1月，李濟在紀念蔡元培先生的一次講演會上說道：「……斯文赫定博士有一次告訴我說，三年不回到駱駝背上，就要感到腰酸背痛。這一句話最能得到考古組同仁的同情;他們卻並不一定要騎在駱駝背上，他們只要有動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覺到一種『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快樂。（28）
「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另一個世界，李濟、梁思永、董作賓、吳金鼎、尹達、夏鼐、高去尋、石璋如、張光直等一大批中國考古學前輩，他們定然又回到田野上，往來與精神的天地間，手握考古鏟，快活的曬太陽。
【註釋】
（1）（6）（14）（15）（28）《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李光謨著，
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99－1007，317－318，186——187，142，288，218頁）
（2）、《西陰村史前的遺存》（清華學校研究院叢書第三種，1927年北京中文版，第22頁。
（3）夏鼐：《我國古代蠶、桑、絲、綢歷史》，《考古》1972年2期。
（4）（5）（7）見台灣傅斯年圖書館史語所檔案。
（8）夏鼐：《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分析》，1948年《觀察》第5卷第14期。
（9）八十年代末，在一位老學者的抗議下，北京魯迅博物館又將照片恢復原狀。
（10）《譚其驤日記》葛劍雄編，文匯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380－385。
（11）《考古通訊》1955年第二期第75－76頁。
（12）載《考古通訊》1955年第3期第 4頁。
（13）《批判李濟的反動學術思想》載《考古》雜誌1959年1期。
（16）日本絲學雜誌,1968年3期187-194頁。
（17）《中國農業的本土起源》(美)芝加哥大學 何炳棣 馬中 譯，Mouton出版社1977年版。
（18）光明日報2005年10月25日 《專家河東論虞舜》。
（19）張樹棟、龐多益、鄭如斯等著 印刷工業出版社 , 1999。
（20）由天津師範大學教授華梅撰寫，列入《20世紀中國文物考古發現與研究叢書》。
(21)（22）（23）《傳薪有斯人——李濟凌純聲高去尋夏鼐與張光直通信集》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12月。
（24）2006年2月23日筆者電話採訪李光謨先生。
（25）夏鼐：《五四運動和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興起》《考古》1979年3期）
（26）《夏鼐考古漫記》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10月210-214）
（27）夏鼐《考古學家吳金鼎先生》原載《中央日報》1948年11月17日，第6版，《泱泱》副刊，第6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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