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柏達的網誌

歷史的經驗



作者：南懷瑾
文章來源：水木國學
瀏覽：1296 次




前言

歷史本來就是人和事經驗的記錄，換言之，把歷代人和事的經驗記錄下來，就成為歷史。讀歷史有兩個方向：
一是站在後世——另一個時代，另一種社會型態，另一種生活方式，從自我主觀習慣出發，而又自稱是客觀的觀點去看歷史，然後再整理那一個歷史時代的人事——政治、經濟、社會、教育、軍事、文學、藝術等等，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去評論它、歌頌它、或譏刺它。這種研究，儘管說是客觀的批判，其實，始終是有主觀的成見，但不能說不是歷史。
二是從歷史的人事活動中，擷取教訓，學習古人做人臨事的經驗，做為自己的參考，甚之，藉以傚法官、模仿它。中國自宋代開始，極有名的一部歷史巨著，便是司馬光先生的《資治通鑒》。顧名思義，司馬先生重輯編著這一部史書的方向，其重點是正面針對皇帝們——領導人和領導班子們作政治教育必修的參考書的。所謂「資治」的涵義，是比較謙虛客氣的用詞。資，是資助——幫助的意思。治，便是政治。合起來講，就是拿古代歷史興衰成敗的資料，幫助你走上賢良政治、清明政治的一部歷史經驗。因此，平常對朋友們談笑，你最喜歡讀《資治通鑒》意欲何為？你想做一個好皇帝，或是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大臣和名臣嗎？當然，笑話歸笑話，事實上，《資治通鑒》就是這樣一部歷史的書。
我講歷史的經驗，時在一九七五年春夏之間，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一時興之所至，信。開河，毫無目的，也無次序地信手拈來，隨便和「恆廬」的一般有興趣的朋友談談。既不從學術立場來討論歷史，更無所謂學問。等於古老農業社會三家村裡的落第秀才，潦倒窮酸的老學究，在瓜棚豆架下，開講《三國演義》、《封神榜》等小說，贏得大眾化的會心思忖而已。不料因止匕而引起許多讀者的興趣，促成老古文化出版公司搜集已經發表過的一部分講稿，編排付印，反而覺得有欺世盜名的罪過，因此，聯想到顧祖禹的一首詩說：「重瞳帳下已知名，隆准軍中亦漫行。半世行藏都是錯，如何壇上會談兵」。我當懺悔。
一九八五年端陽 南懷瑾自述

上編

話題
「歷史的經驗」這個題目，是貴會負責人出的，大得無可比擬。若想要就這個題目研究，同時可走幾種路線：一個是應用的方面，怎樣用得上歷史的經驗。一個是純粹的推論，研究學理的一方面，這是歷史學家的事。現在大學中的歷史系、歷史研究所，大概向這一方面走，偏重研究學理，不大講應用。我們在這裡所講的性質，是要偏重於講應用的。
歷史的經驗，如果我們以邏輯的立場來看，這個題目的本身就是答案，因為歷史的本身就是經驗。如果我們以學術的觀點看歷史，所謂歷史，全部不過是兩個問題：一個人的問題，一個事的問題。歷史的記載，不外人與事。從人的方面來講，大概又分兩個方向來立論，拿舊的觀念說：一個是經，一個是權。經是大原則，不能變動，權又叫作權變，就是運用的方法。從事的方面來講，西方文化現在是二十世紀，只有兩千年，但在中國來說，已經上下五千年了，所看到的事，似乎有現代與古代的不同，假使我們對歷史有真的瞭解，就沒有什麼不同了。「風月無今古，情懷自淺深。」宇宙沒有什麼過去、現在、未來的太多不同，它永遠是這樣的太陽、這樣的月亮、這樣的風、這樣的雨，只是人的思想觀念上感受不同，發生了情感、思想上不同的形態，我們中國人用文學來表達，就成了這樣的詩句。古人主張多讀書，就是在於吸收歷史上許多經驗。
今日我們講「歷史的經驗」這個課程，應該向哪一方面講？這就要先有一個立場了。應該先問問我們今日工作上、業務上需要的是什麼？就在這個觀點去找歷史的經驗，這是一個立場。假如我們是在大學裡，從學術的立場去看歷史的經驗，又是另外一個講法。因此，今日我們以應用的立場來講歷史的經驗就相當的複雜了。當商量決定這個題目的時候，我覺得好玩，就一口答應下來。我有一大毛病，到老改不了「童心未渦」，始終貪玩。等到真正臨講以前，一個星期以來心情非常沉重，因為沒有東西可講；這是一個創新的課程，國內外各大學，還沒有這樣一門課程，無成規可循。其次包括的資料太多，假使編一本書，一定很有趣，編得現代化一點，銷路一定不壞。但沒有這個準備和時間，它的範圍牽涉到二十五史內外許多學問，什麼都用得上，這是第一個精神上感到負擔很重的地方。其次站在這個立場來講這個題目，責任上有一個很重的負擔，這裡要講的「歷史的經驗」，實際上就是講「謀略」，看到現在學校裡專講「謀略學」的，我覺得很有趣的，七十二變、三十六計都拿出來了，還有人專門寫這類的書。但我覺得講「謀略學」必須要嚴格的負責，因為「謀略」是一把刀，它的本身沒有善惡，用得好是救人的，用不好，的確是害人的。我們受舊文化的影響很深，因果的觀念根深抵固，去不了的。假使有人聽了以後，用來做了一件好事，或者害了別人，自己好像就會背上很大的因果責任，良心上很難受，所以覺得負擔很重。
神謀鬼謀
真講「謀略學」，要先有幾個方面的認識，以前講《論語》時曾提到過，中國文化大致分為君道、臣道和師道。君道是領導的哲學與藝術，臣道也包括了領導的藝術，不過，比較有承上接下的哲學與藝術；至於師道又另當別論。可是說到師道，我們中國文化歷史上有句成語，在曾子這本書中，曾經提出一個原則：「用師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我們的歷史經驗，「用師者王」像周武王用姜太公，稱之為尚父，這稱呼在古代是很尊重的，當然不是現代所說乾爹的意思，但非常非常尊重，是對尊長一輩的人，才能稱呼的。歷史上列舉湯用伊尹，周文王用呂望（姜太公），都是用師，就是領導人非常謙虛，找一個「師」來「用」，便「王天下」成大功。至於齊桓公用管仲，漢高租用陳平、張良之流，劉備用諸葛亮等等，都是「用友者霸」的好例子。至於「用徒者亡」，是指專用服從的、聽命的、乖乖的人，那是必然會失敗的。這是曾子體察古今的歷史經驗，而後據以說明歷史興衰成敗的大原則，由此可知師道也很難講。
春秋多權謀
那麼我們對於謀略學，該怎樣講法？走什麼樣的路線呢？我們先看謀略的本身。講到「謀略」兩個字，大體上大家很容易瞭解。假使研究中國文化，古代的書上有幾個名詞要注意的，如縱橫之術、勾距之術、長短之術，都是謀略的別名。古代用謀略的人稱謀士或策士，專門出計策，就是拿出辦法來。而縱橫也好，勾距也好，長短也好，策士也好，謀略也好，統統都屬於陰謀之術，以前有人所說的什麼「陰謀」、「陽謀」，並不相干，反正都是謀略，不要把古代陰謀的陰，和「陰險」相聯起來，它的內涵，不完全是這個意思。所謂陰的，是靜的，暗的，出之於無形的，看不見的。記載這些謀略方面最多的，是些什麼書呢？實際上《春秋左傳》就是很好的謀略書，不過它的性質不同。所以我們要研究這一方面的東西，尤其是和現代國際問題有關的，就該把《戰國策》、《左傳》、《史記》這幾本書讀通了，將觀念變成現代化，自然就懂得了。現在再告訴大家一個捷路：把司馬遷所著《史記》的每一篇後面的結論，就是「太史公日」如何如何的，把它集中下來，這其間就有很多謀略的大原則，不過他並不完全偏重於謀略，同時還注意到君子之道，就是作人的基本原則。
研究這幾本書的謀略，其中有個區別。像《戰國策》這本書是漢代劉向著的，他集中了當時以及古代關於謀略方面的東西，性質完全偏重於謀略，可以說完全是記載智謀權術之學的。這本書經過幾千年的抄寫刻板，有許多字句遺漏了，同時其中有許多是當時的方言，所以這本書的古文比較難讀懂。左丘明著的《左傳》，如果從謀略的觀點看這本書，它的性質又不同，它有個主旨——以道德仁義作標準，違反了這個標準的都被刷下去，事實上對歷史的評斷也被刷下去了。所以雖然是一本謀略的書，但比較注重於經——大原則。至於《史記》這一本書，包括的內容就多了。譬如我們手裡這本《素書》中，就有一篇很好的資料——《留侯世家》，就是張良的傳記，我想大家一定讀過的，這是司馬遷在《史記》上為張良所寫的傳記。如果仔細研究這一篇傳記，就可自這一篇當中，瞭解到略謀的大原則，以及張良作人、做事的大原則，包括了君道、臣道與師道的精神。
正反相生
（《長短經》——反經）
反經在領導哲學的思想上很重要，我們看過去很多的著作。乃至近七、八十年來的著作，都不大作正面的寫法。所以，我們今日對於一些反面的東西，不能不注意。
反經的「反」字，意思就是說，天地間的事情，都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沒有絕對的善，也沒有絕對的惡；沒有絕對的是，也沒有絕對的非。這個原理，在中國文化中，過去大家都避免談，大部分人都沒有去研究它。這種思想源流，在我們中國文化裡很早就有，是根據《易經》來的，《易經》的八卦，大家都曉得，如「三」是坤卦，它代表宇宙大現象的大地，「三」乾卦，它代表宇宙大現象的天體，兩個卦重起來，「囗」為天地「否」卦，否是壞的意思，倒霉了是否，又有所謂「否極泰來」，倒霉極點，就又轉好了。但是，如果我們倒過來看這個卦，就不是「囗」這個現象，而變成了「囗」地天「泰」卦，就是好的意思。《易經》對於這樣的卦就叫作綜卦，也就是反對卦，每一個卦，都有正對反對的卦象。（其實《易經》的「變」是不止這一個法則，這都叫卦變。）
這就說明天地間的人情、事情、物象，沒有一個絕對固定不變的。在我的立場看，大家是這樣一個鏡頭，在大家的方向看，我這裡又是另外一個鏡頭。因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隨時隨地都在變，立場不同，觀念就兩樣。因此，有正面一定有反面，有好必然有壞。歸納起來，有陰就一定有陽，有陽一定有陰。陰與陽在哪裡？當陰的時候，陽的成分一定涵在陰的當中，當陽的時候，陰的成分也一定涵在陽的裡面。當我們做一件事情，好的時候，壞的因素已經種因在好的裡面。譬如一個人春風得意，得意就忘形，失敗的種子已經開始種下去了2當一個人失敗時，所謂失敗是成功之母，未來新的成功種子，已經在失敗中萌芽了，重要的在於能不能把握住成敗的時間機會與空間形勢。
我們在就反經之前，提起卦象，是說明人類文化在最原始的時代，還沒有文字的發明，就有這些圖像、重疊的圖案。這種圖案就已經告訴了我們這樣一個原理：宇宙間的事沒有絕對的，而且根據時間、空間換位，隨時都在變，都在反對，只是我們的古人，對於反面的東西不大肯講，少數智慧高的人都知而不言。只有老子提出來：「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福禍沒有絕對的，這雖然是中國文化一個很高深的慧學修養，但也導致中華民族一個很壞的結果。（這也是正反的相對。）因為把人生的道理徹底看通，也就不想動了。所以我提醒一些年輕人對於《易經》、唯識學這些東西不要深入。我告訴他們，學通了這些東西，對於人生就不要看了。萬一要學，只可學成半吊子，千萬不要學通，學到半吊子的程度，那就趣味無窮，而且覺得自己很偉大，自以為懂得很多。如果學通了，就沒有味道了。（一笑。）所以學《易經》還是不學通的好，學通了等於廢人，一件事情還沒有動就知道了結果，還幹嘛去做！譬如預先知道下樓可能跌一跤，那下這個樓就太沒道理了。《易經》上對人生宇宙，只用四個現象概括：吉、凶、悔、吝，沒有第五個。吉是好。凶是壞。悔是半壞、不太壞、倒霉。吝是閉塞、阻凝、走不通。《周易·系傳》有句話，「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告訴我們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通人事的道理盡在其中了。人生只有吉凶兩個原則。悔吝是偏於凶的。那麼吉凶哪裡來？事情的好壞哪裡來？由行動當中來的，不動當然沒有好壞，在動的當中，好的成分有四分之一，壞的成分有四分之三，逃不出這個規則，如鄉下人的老話，蓋房子三年忙，請客一天忙，討個老婆一輩子忙，任何一動，好的成分只有一點點。
這些原理知道了，反經的道理就大概可以知道。可是中國過去的讀書人，對於反經的道理是避而不講的。我們當年受教育，這種書是不准看的，連《戰國策》都不准多讀，小說更不准看，認為讀這方面的書會學壞了。如果有人看《孫子兵法》、《三國演義》，大人們會認為這孩子大概想造反，因此縱橫家所著的書，一般人更不敢多看。但從另一觀點來說，一個人應該讓他把道理搞通，以後反而不會做壞人，而會做好人，因為道理通了以後，他會知道，做壞的結果，痛苦的成分佔四分之三，做好的，結果麻煩的成分少，計算下來，還是為善最划算。
其次所謂反，是任何一件事，沒有絕對的好壞，因此看歷史，看政治制度，看時代的變化，沒有什麼絕對的好壞。就是我們擬一個辦法，處理一個案件，拿出一個法規來，針對目前的毛病，是絕對的好。但經過幾年，甚至經過幾個月以後，就變成了壞的。所以真正懂了其中道理，知道了宇宙萬事萬物都在變，第一等人曉得要變了，把住機先而領導變；第二等人變來了跟著變；第三等人變都變過了，他還在那裡罵變，其實已經變過去了，而他被時代遺棄而去了。反經的原則就在這裡。
古今無定法
現在看《長短經》的本文，舉了很多歷史的例子：
臣聞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陳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尹文子曰：仁、義、禮、樂、名、法、刑、賞。此八者，五帝王王治世之術。
這是大原則，這裡列舉中國上古三代的亡去，這個亡不要一定看成亡國的亡，時代過去了，沒有了，都稱亡，如昨天已經過去了。用古文可寫成「昨日亡矣。」這裡的寫法，不能認為昨天亡掉了，亡者無也，是過去了，沒有了的意思。所以三代的成為過去，並不是因為政治上法治有什麼不好而亡的。而是說不管走法家的路線、儒家的路線或道家的路線，一切歷史的創造在於人，如現在講民主，民主是很好，但統御這個民主制度的，還是在於人，如果人不對，民主制度也會被用壞了。專制也是一個政治制度，是一個「法」，法本身沒有好壞，統御法的人，領導的人不對，就會弄壞。所以從這裡的論斷來說，民主也好，法治也好，專制也好，獨裁也好，這些都是歷史文化的陳述，都成了過去，實際上做壞做好，還是要靠人。
仁、義、禮、樂、名、刑、賞、罰，是中國文化所處處標榜的，可是在反經的縱橫家看來，儒家所講的「仁義」，道家所講的「道德」這些名稱，都不過是政治的一種措施、一種方法而已，他們認為儒家、道家標榜這些，是好玩的，可笑的，這不過是一種政治方法，有什麼好標榜的！
仁愛的流弊
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反仁也。議曰：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孔子曰：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不得過所愛者，惡私惠也。故知偏私之仁，王者惡之也。
譬如仁就是愛，普遍地愛大家，當然是好事。可是愛的反面，就有私心，有愛就有偏私，這裡並舉出，中國古代的禮樂制度，是文化的原則。但家與國是要分開的，所給某一家的義務不能普及到全國，給某一家的鼓勵，也不能普及於全國。在位服務公家的人，雖然為官大夫，但對公家的公名公利，絕不能歸於己有。如宋史上有名的宰相王旦，他提拔了很多人，可是當面總是教訓人，等他死了以後，大家才知道自己曾經被他提拔過。當時范仲淹曾經問他，為什麼提拔了而不讓人知道？王旦說，他提拔人，只是為國家遴選人才，何必讓被提拔的人來感謝他私人，所謂「授爵公朝，感恩私室」的事不幹，這是大夫不收公利的例子。
接著又舉孔子的話：「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仁愛有一定的範圍，超過了範圍，就變成私了，如果有偏心，他對我好，我就對他仁愛，這是不可以的，只要偏重仁愛，偏私就會來。自古府主敗亡者多仁慈而不智，項羽、梁武帝等人，其例甚多。
仗義的流弊

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反義也。議曰：亡身殉國，臨大節而不可奪，此正義也。若趙之虞卿，棄相捐君，以周魏齊之危。信陵無忌，竊符矯命，以赴平原之急。背公死黨之義成，守職奉上之節度，故毛公數無忌曰：於趙剛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得。凡此之類，皆華偽者。
義有正反面，如對朋友講義氣，講了的話，一定做到，言而有信，對朋友有義，這個節操品行很好，但是處理不當，相反的一面，就有大害了。而且變成「華偽」，表面上很漂亮，實際上是假的，這就是反義。從歷史的經驗來說，義的正面是國家有困難，社會有困難，為了救社會，為了救國家，為了幫助很多的人，把自己的生命都犧牲掉，在最要緊的地方，絕不投降，絕不屈服，這才是正義，在義的正的一面，便是大義。
可是歷史上有許多事情，看起來是講義，實際上都錯了。
如戰國時候，趙國宰相虞卿的故事（在《戰國策》，或《史記·虞卿列傳》裡都有記載）。虞卿這個人了不起，他曾著了一部書——《虞氏春秋》，比呂不韋寫的《呂氏春秋》還要早一點——他是一個知識分子，平民出身，遊說諸侯，得到趙王的信任當輔相，而在當時國際之間，那麼紊亂的情形，他起碼比現在的基辛格更高明。這個人非常講義氣，他已經當了趙國平原君極為信任的輔相，而他的朋友，魏國的公子魏齊，在魏國出了事情被通緝了，逃到趙國來找他。按當時的魏趙之間的關係，趙國是應該把魏齊送回魏國去的。可是虞卿是趙國的輔相，魏齊以當年未發達時的私人朋友身份去找他，如果站在法制的立場，虞卿應該把這件事報告趙玉，把魏齊引渡到魏國去。而虞卿認為如果這樣做太不夠義氣了。魏齊是自己年輕未發達時的好朋友，今天他在魏國政治上遇到這樣大的困難，偷偷來投奔，如果把他送回魏國，就太不夠義氣，因此「棄相捐君」，連宰相都不當了，偷偷離開了趙王，帶魏齊一起跑了。這件歷史上的故事，從作人方面來講是難能可貴的，這是講義氣，但對公的大義而言，這種義氣是不對的。
信陵君的故事
第二件故事，在《古文觀止》上就有錄載，戰國時代魏公子信陵君，是戰國時的四大公子之一，和齊國的孟嘗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先後齊名，都爭相養士。信陵君名無忌，和趙國的平原君是好朋友，平原君有了急難，非要魏國出兵，可是魏王不答應，於是找信陵君，信陵君就把魏玉發兵的印信偷出來——送了一件最名貴的皮大衣給魏王寵愛的妃子，把印信偷出來，發令出動自己國家的三軍，幫助趙國打垮了敵人。這件事在信陵君來說，對趙國的平原君是夠義氣了，但到底兵符是偷來的，並不是國家元首發佈的命令，也是不對的。
所以對這兩件事的結論是「背公死黨之義成，守職奉上之節廢」。以歷史上這兩個大名人的故事來講義，他們違背了大義。為朋友可以賣命，犯法就犯法，為朋友是真的盡心盡力了，這種私人的義氣是夠重的，但是這兩個人可不能只講私人的義氣，因為他們是有公家職務的人，這樣做違背了職務的守則，是對上不忠實的。」守職奉上」之節也是義，所以從這兩件事上來講，他們實在有虧職守。因此毛公（趙國隱士）就批評信陵君，這樣做，對於趙國雖然有功，而對於他自己的魏國來說，就並不算是合理了。凡這一類的歷史故事，把義做得過頭，反過來了，就容易變成虛偽，都是為了私心而用手段的。
講禮的流弊
禮者，所以行謹敬，亦所以生惰慢——反禮也。議曰：漢時欲定禮。文帝曰：繁禮飾貌，無益於禮，躬化為可耳，故罷之。郭嘉謂曹公曰：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者也。夫節苦難貞，故生惰慢也。
中國文化最喜歡講禮，禮也包括了一切制度。有禮、有規矩，在公家或私人的行為上，是比較好。但是相反的，制度、規矩，行久了，太多了，會出大毛病，會使人偷懶、逃避。和法令一樣，立法太繁，就有空隙可鑽了。在這一節中提出反禮的歷史事例。漢高祖統一天下以後，除由叔孫通建立了政治制度以外，由春秋戰國下來，經過秦始皇到漢代為止，中國文化又被攔腰斬了一刀，沒有好好地建立。叔孫通替漢高祖建立的是政治制度，沒有建立文化制度。所以現在講到中國的學術思想，都講「漢學」。「漢學」也稱作「經學」，像四書、五經等等，都是在秦始皇的時候，沒有被燒光的，由沒有被殺的讀書人找出來，背出來的，漢時重新建立的。我們現在看到的四書、五經以及《老子》、《莊子》等等古書，認真考證起來，有的地方是有問題，不一定和當時的原書完全一樣，在漢代重新建立時，有的還是難免背錯了，所以最初文化沒有建立根基。到了漢文帝的時候，學者們建議定禮，可是漢文帝反對。後來到漢武帝的時候，才建立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中國文化系統。當時漢文帝和他的母親，是崇拜道家老子思想的，那個時候的政治哲學，是主張政簡刑清，完全是老子思想，盡量地簡化，不主張繁瑣，這是有名的所謂「文景之治」。到了漢文帝的孫子——漢武帝的時候，才主張用儒家，兼用法家的思想，所以在中國的文化歷史上，嚴格地看「文景之治」這一段，比較空白，但也比較樸素。漢文帝當時反對定禮，所持的理由是，儒家的禮太繁了，我們讀《禮記》就知道，他的說法不無道理，所以墨子也早已反對，還有很多學者和墨子一樣都反對繁文褥節，孔子、孟子的思想，對於過分的禮也是不太贊成。照《禮記》的規矩，真是繁瑣得很。我們現在這樣站，這樣坐都不對的，講話、走路、站、坐、穿衣，生活上一點一滴，都要小心謹慎，所以說是繁禮，麻煩得很，討厭得很，專門講外表，笑都不能哈哈大笑，不能露齒，那多痛苦！漢文帝認為這並不是禮的真正精神，不必定那麼多條文，大家只要以身作則來教化，就可以了，所以下令不談這個問題。
郭嘉論袁紹與曹操
另外一個故事，是用曹操的例子。郭嘉是曹操初期最好的參謀長，頭腦並不亞於諸葛亮，可惜年輕就死了。當時曹操想打培袁紹很困難，袁紹當時是世家公子，部隊也多，等於軍政大權都掌握在袁紹手裡。曹操力量薄弱，簡直不能和袁紹比。可是當曹操和郭嘉討論當時的戰略時，郭嘉對曹操說，不必擔心袁紹。袁紹一定會失敗的，因為袁紹是公子少爺，世家公子出身，處處講規矩，到處要擺個架子。而你曹操，不講究這些，體任自然，出來就出來了，該怎麼做就怎麼做，這就會成功。而袁紹處處來個禮儀規矩，文化包袱太重了，擺不掉，一定失敗。你的體任自然的直截了當作風，大家都願意合作，是成功的有利條件。
因為處處要人守禮，要人講節義，這是令人痛苦的事情，要人壓制自己，每一個人講修養；要求每個人都是聖賢，有學問，有道德，守住這種貞節是很困難的。即使每個人都講禮，都守規矩，這樣習慣了以後，萬事就都沒得進步了。換句話說，文化學術悠久了，沒有精進，也不行。
樂樂的流弊
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反樂也。《樂書》曰：鄭衛之音，亂代之音，桑間濮上之者，亡國之音也。故嚴安曰：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彩，教失而偽，偽彩淫泰，非所以范人之道。
樂在古代的含義，並不限於音樂，以現代的名詞而言，樂包括了文化與藝術，乃至如歌、舞、音樂等等。這裡說樂本來是好的東西，可以調劑人的性情，是社會文化不可缺少的，但是它的毛病，會使人墮落。我們看歷史，一個國家富強了，文化鼎盛，藝術發達到最高點的時候，也就是這個國家、民放、社會最墮落的時候，所以樂有反的一面。《樂書》就說，春秋戰國時候，鄭國和衛國的音樂，就是亂世的音樂，《詩經》裡也收集了一點桑間濮上男女偷情的詩歌。我們現在的部分歌詞，以古代對音樂的觀點看來，是充滿了桑間濮上之音，這是靡靡之音，所以極需要把它淨化。因此引用嚴安的批評說：「佳麗珍怪」，如現代的各種選美，就是佳麗，珍怪就是希奇古怪的東西拿出來公開、展覽、比賽。社會太安定了，沒有事做，就搞這些事情，好聽、好看、熱鬧。人類社會真的絕對安定，真到了各個生活滿足，那麼整個社會就完了。「養失而泰」，養就包括民生，民生太舒泰了，社會就墮落下去。「樂失而淫」，淫就是過度了。「禮失而彩」，文化精神喪失了，表面好聽好看的東西卻特別多。文化不是只靠歌舞戲劇就可以宣傳得好的。如戲劇裡演出來好人有好報，惡人有惡報，該是正確的，可是一些孩子看了，專去學戲裡壞的動作那一部分，這後果可嚴重。「教失而偽」，提倡教育是好的，教育的偏差，結果知識越豐富的人，作假越厲害。養樂禮教都對，但每一事都有反的一面，「偽彩淫泰，非所以范人之道」。要求社會上每個人都一定走上一個軌道，是做不到的，所以講領導哲學，為政之難，目的在矯正，如矯正得過度了一點，結果發生的偏差就很厲害了。
名器的流弊
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反名也。議曰：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故聖人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彰有德。然漢高見秦皇威儀之盛，乃歎曰：大丈夫當如此。此所以生矜篡。老經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信矣哉。
名，是很好的，給人家名譽，這是好事，如現在的表揚好人好事，絕對沒有錯，但是也會使人生矜篡的念頭，就是傲慢、篡奪的念頭，這就是由名位而生相反的一面。中國的古禮，名稱地位不同，待遇也不同，古代的官制很嚴格，階級不同，穿的顏色也不同，它的最初目的在表揚有德，這是好的。可是像秦始皇的車服，顯示得那麼威風，而漢高祖和項羽，當時看了秦始皇的那種威儀以後，漢高祖心裡面就起了「大丈夫當如是乎！」的念頭，項羽更直截了當起了「取而代之」的念頭，名位就有這樣反的一面，正如老子的話：「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人的本質差了，就提倡禮，但是有了禮，制度規範是很好，可也是倡亂的開始。從漢高、項羽看了秦始皇的威儀所起的念頭就件事，老子的這句話是可信的了。
重法制的流弊
法者，所以齊眾異，亦所以乖名分。——反法也。議曰：《道德經》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賈誼云：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又云：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少匕乖分也。
這是講法治的道理，每個人處處規矩，每人都有他的守則或範圍，本來很好，可是毛病也出在這裡，正如《道德經》上老子說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一個社會法令越多，犯法的人越多，法令規定越繁，空隙漏洞毛病癒大，歷史上秦始皇的法令那麼嚴密，還是有人起來革命。漢高祖一打進咸陽，把秦始皇的法令全部廢了，約法三章，只有三項法令：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很簡單的三條，老百姓就服了他，所以賈誼也說，法令越嚴密，犯法的人也越多起來，有的人要做壞事之前，先去找法令的漏洞做根據，做出來的壞事就變成合法的，法律不能制裁他。法規定了，有時反而容易作假，真正會犯法的人，都是懂法的，法令對這種人毫無辦法，這就是乖分。
刑賞的流弊
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次暴。——反刑也。
刑與法不同，刑是殺人，或拘留人，是處罰人，給人精神上、肉體上一種痛苦的處罰。這是以刑樹威、遏阻那些不守法的人。但是執行的人，會濫用刑法來欺負別人，有時好人也會受到刑法懲罰的痛苦，這便是刑的反作用。
賞者，所以勸怎能，亦所以生鄙爭。——反賞也。
有功獎勵，本來是好事，但獎勵也會產生卑鄙的競爭。得獎的人，與沒有得獎的人，常常會爭功、爭賞，而爭得很鄙俗，所以行賞也有好有壞。
學識的流弊
文子曰：聖人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為奸偽，以解有罪而殺不辜。——反書也。文子曰：察於刀筆之跡者，即不知理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即不知廟勝之權。莊子曰：儒以詩禮發塚。大儒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苦？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佈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歲頁)（音許穢反），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中珠。由此言之，詩禮乃盜資也。
文子說，上古時的人，造了文字，有了知識。為什麼作了書，要教人懂得文字？文字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有知識、懂事。使笨的人思想能夠開發，不要忘記過去的錯誤，聰明的人知識學問高了以後，能夠懂事。可是相反的，等到知識越廣博，作奸犯科，作假的本事也越大，懂了文字，有了知識以後，犯法的也許就是這些人，而且有理論，講得出道理來，有罪的人他可以說成沒有罪，好人可就受害了。最著名的，如清代小說中的四大惡訟師，以一個字之差，就可以變更一個人有罪或無罪，由此可見一個當公務員的，手裡玩筆桿的，有時候真厲害，真可怕，儘管現代是新式公文，還是要小心，不能隨便用字，有時候一個字的關係都非常大。老一輩的人常說「一字人公門，九牛拖不出。」可見其嚴重，這就是文字效用相反的效果。
文子更進一步說，有些人做幕僚出身，專門在文字上挑剔的，筆比刀還厲害。在公文上是完全辦對了，也符合法令，可是這件公文出門以後，會造成社會的紊亂，會使人造反。所以會辦公文的人，不一定懂得政治，等於學軍事會打仗的人，不知道國家的整個政策和戰略一樣，所以「察於刀筆之跡者，即不知理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即不知廟勝之權。」這兩句話是名言，要特別注意的。
盜竊死人以自豪
下面是舉的一個很有趣的例子，又舉出莊子來了，莊子是很會挖苦人的，這個故事記載在《莊子》的外篇裡面，這個故事很妙，他說讀書人沒有一個好人，都是在挖開死人的墳墓，偷死人的東西據為己有，包括我們自己在內，都是把死人墳墓裡的東西挖來，當成自己的，在這裡吹。這個故事說，老師帶了學生，去挖前輩一個讀書人的墳墓，挖了一整夜了，老師站在旁邊問道：天都快要亮了，你挖得怎樣，拿到了東西沒有？學生說：已經挖開了，看見了死人，不過不好意思脫他身上的衣服，可是他的嘴裡含著一顆寶珠，這顆寶珠一定要挖出來才行（我們今天所講的，都是古人吐出的口水，我們將這些殘餘的唾沫拿來，加一點化學作用，就變成自己的學識在這裡吹，這就叫做學問，也就是莊子所說死人口裡的寶珠）。老師一聽見學生說死人嘴裡有珠，就說這有道理，古人說的，綠油油的麥子，要生長在曠野的山坡上，人生也要在活著的時候，顯現出現實的美麗來，可是墳墓裡的這個傢伙，生前那麼慳吝，向他請教他都不說，死了嘴裡卻還含了一顆寶珠，快把他的珠子拿來！可是，小子得小心地偷，你先把他的頭髮抓住。壓開他下巴的兩邊，然後用鐵釘撐開他的嘴。慢慢張開他的牙關，他的屍骸骨頭弄壞了沒有關係，可是他嘴裡那顆寶珠，千萬要小心拿來，不要毀損。
這是莊子在罵人。試看各種文章，裡面「孔子日」就把孔子嘴裡的珠掏出來了，「柏拉圖說」就把柏拉圖嘴裡的珠掏出來了，都是偷死人嘴裡的寶珠。讀書人都是這樣教學生，這樣說起來，知識毫無用處，越有知識的人，越會做小偷。還有，自己有一肚子好學問，著一本書，流傳千古，還不是又被後代的人偷去。沒有學問還沒有人來偷，如果嘴裡含一顆寶珠，死了以後，棺材還被人挖出來。暴君就專搞這一套。
這故事把天下讀書人都罵盡了，但是也使我們懂了一個人生的道理——一切的努力，都是為別人作準備。
福利社會的事
其作囿也，以奉宗廟之具，簡士卒，戒不虞。及其表也，馳騁弋獵，以奪人時。——反囿也。齊宣王見文王囿大，人以為小，問於孟子。孟子曰：周文王為困，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人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楚靈為章華之台，伍舉諫曰：夫先王之為台榭也，榭不過講軍實，台不過望氛祥，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反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妨事務。夫為台榭，將以教人利也，不聞其以匱乏也。
中國古代的困，是帝王宮廷所造的大花園。造困的第一個宗旨，奉宗廟社稷，把祖宗的牌位擺在裡面，作為國家的象徵。另外一個宗旨，是「簡士卒」訓練部隊，以戒備國家的不時之虞，防止隨時隨地意想不到的變亂事故。這本來是好的。可是國家到了鼎盛的時候，這種戒備的心理鬆弛了，失去了警覺性，練兵的操場，變成了運動場，最後還被敵人佔領去了。這就是造囿的反效果，所以天下事都有正的一面和反的一面。

孟子講故事
在歷史上也有困的故事，齊宣王看見以前文王的囿大，可是一般人還以為太小了，就問孟子這是什麼道理？這一段讀過《孟子》的都知道。中國上古周朝的時代，雖然是皇帝的專制政體，他修的囿，是與民同樂的公園，到春秋戰國以後，就沒有公園了，變成皇帝私人玩賞的地方。我們中國現在的公園興起，老實說是近百年來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而歷史上我國在周代以前的文化，本來就有公園，所以盂子告訴齊宣王，造公園與民同樂、同利益，大家自然會認為方圓七十里的公園還太小了。他同時對齊宣王說，聽說你修的囿，方圓只有四十里，裡面養了許多動物，小羊、小鹿之類，如果老百姓打獵殺了小鹿，你就要把打獵的人抓來，如同懲罰殺人犯一樣抵罪。所以老百姓會討厭，因為你只是私人的享受，何必修那麼大的花園。
楚靈王的故事
另一個歷史故事，楚國的靈王修章華台，伍子胥的祖父伍舉反對，他對楚靈王提出意見說，照中國文化的道理，我們的大建設，修建大廣場，是講軍事，為訓練部隊用，建築高台是研究天文用的。可是儘管國家需要這樣大的建設，還是有四個條件，就是第一不能佔用老百姓用來種田的土地；第二這項建築的經費，不傷害到國家的財政；第三對於工程，僱用老百姓來做，並不妨礙到公私的事情；第四在時間上，絕不在農忙的期間動工。所以一個國家偉大的建設，是教人有利於社會，這樣國家進行的偉大建設，不但不會招惹民怨，甚至都將成為百姓感戴頌揚的對象了，就不會發生國家財政上有所匱乏的問題了。
我們現代是以民主政治為基礎，尤其近幾十年來的政治觀念，當然到了最進步的時候，而在古帝王時代，就有這許多毛病，這都是討論古代政府在建設方面的反效果給予我們歷史教訓的經驗。
尚賢的流弊
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人懷德。至於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舉，奸人在位，賢者隱處。——反賢也。太公謂文王曰：君好聽世俗之所舉者，或以非賢為賢，或以非智為智，君以世俗之所舉者為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賢，是以世亂愈甚。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君以官舉人，案名察實，選才考能，則得賢之道。古語曰：重朋黨則蔽主，爭名利則害友，務欲速則失德也。
在諸子百家中，墨子主張賢人的政治，「尚賢」、「尚同」是他主要的思想。歷史上的政治哲學思想，都是聖賢的政治哲學。現在這裡的反賢，並不是反對聖賢政治，而是說太過分了，太偏重了，就會出問題。正如孔子說的「矯枉過正」，矯枉到超過了正的分寸，又是偏了，尚賢也是一樣，原文「上賢」的「上」與「尚」通，就是重視的意思。在尚賢政治好的一面，是平教化。社會的教育文化到最高的水準，社會安定，沒有犯罪的人，所以「賢者在位，能者在職」，這是中國政治的大原則，最終的結果，就是「澤施於人，萬人懷德」八個字，使全民得到這種政治所產生的福利。而在另一面，光講賢人在職，賢能與不賢能的人，好人或不好的人，很難分別，如果走偏了，好人與壞人往往也會結成一黨。比如歷史上很有名的黨禍，在漢、宋兩代都很嚴重，宋代乃至有一度立了黨人碑，連司馬光、歐陽修，這一班歷史上公認為正人君子的，都列名在黨人碑上，幾乎要殺頭坐牢的！而我們現代從歷史上來看宋代的黨禍，雙方都不是壞人，這兩派都是好人。另外一派的領袖王安石，歷史上說他如何如何壞，其實也說不出他什麼壞的事實，只是說他的政策不對，當時實行得不對，但是我們政治上的許多東西，如保甲鄰里制度，就是他當時的這一套制度，他的收稅原則也沒有錯。王安石本人，既不貪污，又不枉法，自己穿件衣服都是破的，虱子都在領口上爬，爬到衣領上去，被宋神宗看見，都笑了。三餐吃飯，都只吃麵前的一盤，一則是因為近視，看不見對面的菜，更重要的是從來不求美食，對於物質的生活，沒有什麼過分的需求。可是在宋代他形成了那麼大的朋黨，只是政治意見不相投，而成為很嚴重的問題。朋黨則比周，同一政治意見的人，會互相包庇，每人都推薦自己信任的朋友，拉自己的關係，結果就廢公趨私，變成一個大私的集團，內外挾制，而被壞人利用這個團體，把好人當招牌，安安穩穩坐在上面，替壞人做了傀儡。這就成了賢人政治的反面。
姜太公論派系問題
接下來引用姜太公對文王的建議，作為這個道理的伸論。姜太公告訴周文王，如果完全聽信社會上一般人的推舉，社會上都說某甲好，就認為某甲好。但社會的這種輿論，不一定有標準，因為群眾有時候是盲從的（古代是如此，現在用在民主政治，更要注意）。有時候非賢為賢，並不是真正賢人，因為社會關係多，製造他變成一個賢人的樣子，乃至於並不是大智大才的人，也會被社會製造成智者的樣子。如果根據社會上這種輿論，領導人便公認這樣就是了不起的人，以為就是賢人，就有問題。相反地，對於世俗一般人認為不對的，也跟著大家認為這人就是不對的話，那麼擁有多數群眾的就能進身，群眾少的就會被斥退。於是一班壞人可利用這種機會，彼此結合，遮蔽了賢者之路。因此世亂愈來愈甚了。這也就是說，無論古今中外，人相處在一起，自然就會結黨，派系就出來，所以姜太公提出這個意見。
文王問他：我專用賢人，這就好了吧？姜太公答覆文王：做領導人的要公平，人與人之間，兩三個人在一起，派系就出來了，所以不能怪他有派系。人的社會就是如此，主要在於領導人的公平，將與相，文的武的，制度職務處理得好，在職務上，為政治的需要而找人才。「以官舉人」這句話不要輕易放過。看懂了人事，再回過頭來看歷史，幾十年前出來做事的，哪有現在的困難？那時有什麼考試？只要找到關係，寫一封介紹信，沒有缺額，也因人而設官。而政治上軌道的時代，則以官舉人，真需要人辦事，職務確定了，才找適當的人才，絕不因人情的關係，而另外設一個官。要規規矩矩，不可以亂來。我們看周代八百年初期的政治，確是「案名察實」，腳踏實地，用人絕不講人情，選他的才幹，考察能力，所以這裡的「賢」是實用的人才，稍有不同於四書中，孔孟所講的賢人，這裡的賢包括才、能、品格在內。這樣才是獲得有才能、好品格人才的方法。最後引用三句古話：「重朋黨則蔽主，爭名利則害友，務欲速則失德。」這三句話是中國文化的精神，小自個人的修養，大至政治的修養，都要特別注意。一個時代，如果派系傾軋，只以小圈子利益為主，互相朋黨，則蒙蔽了領導人，重視了權利、地位的名義和利益，有時就會傷天害理，害了好朋友。萬事不可求速效，辦一件事若要馬上得到效果，為了趕成績，就傷害到別人，傷害到職務，乃至擴大傷害到國家社會，就出了大毛病。
不能善用所長的五反
《韓詩外傳》曰：夫士有五反，有勢奠貴不以愛人行義理，而反以暴傲。——反貴也。古語曰：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貴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達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梅福田：存人所以自立也，重人所以自塞也。
家富厚，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反富也。
資勇悍，不以衛上攻城，而反以侵凌私鬥。——反勇也。凡將帥輕去就者，不可使鎮邊，使仁德守之則安矣。
心智慧，不以端計教，而反以事奸飾非。——反智慧也。說苑曰：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
貌美好，不以統朝蒞人，而反以蠱女從欲。——反貌也。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
這裡是講士的五反，古代的所謂士，以現在來勉強解釋，包括了一切知識分子，不過一說知識分子，很容易誤為限於讀書人，其實不然，無論文的武的都稱為士。
這裡提到古書的《韓詩外傳》裡一段文章：一個人有五反，貴、富、勇、智、貌等五種相反的一面。
有些人，有了勢力，地位高了，譬如一個人窮小子出身，到了尊貴的時候，本來應愛護別人，愛護朋友，但是他反而不愛護別人，也不愛護朋友，而且做事不照義理，反而驕傲起來，脾氣也暴躁起來，這是反貴——第一反，就是說人沒有把握永遠不變的，看別人，看歷史，看社會，乃至看自己，都沒有把握不變。現在自己可憐兮兮的，還很自我欣賞，說不定到達了某一個位置，觀念就整個變了。所以要在富貴功名，或貧窮下賤，饑寒困苦都永遠不變，保持一貫精神的做法，是很難做到的。但有勢尊貴以後，反轉來不愛人，不行義理，反而變得暴傲，這就是貴的反面。
這裡又引用中國古人的老話，「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等三句，乍看之下，好像不可能，但從經驗中體會事實就是如此。有錢的人，在他富有的時候，還能夠幫助別人也富有，這樣廣結善緣，得道多助，自己想窮一點都做不到。一般人想，錢越多越好，有誰會希望自己窮的，這就要看個人的人生經驗了。人到了有錢、有地位時，若想下來一點，卻做不到。有些人運氣好，追隨到一個了不起的人，一步步富貴上去，想下來做一個老百姓卻不可得，能夠幫忙別人發達，提拔別人的人，自己想退休不幹，也辦不到。所以梅福（漢朝人，後來成了神仙，寧波四明山，就是他歸隱成仙的地方。）說：幫忙人家，結果還是幫忙了自己，阻別人路的人，最後還是把自己的路塞了。
這一段話，仔細去思想，多處去體會就發現意義很深，把前面的古語和梅福的話，對照起來，就可以瞭解。這些話，並不像其他的書標榜因果的道理，而只是說人的心地要忠厚。
……
第二個是富的反面。本來，一個人有了錢財，應該幫助人家，幫助親戚朋友，乃至整個社會的貧人。可是，有的富厚之家，不但沒有幫助別人，做社會福利、公益事業，反而因家庭的富厚，侈奢無度，這是富的不好，因此有時富貴反而害了人。
……
第三是武勇的反面。有的人，勇敢彪悍，可以做軍人，保衛國家，而結果走錯了路，如現代青年，當太保流氓，好勇鬥狠去欺負人，成為私鬥，這是勇的反面。勇是了不起，但有勇的人，走偏了路，就變成大太保，乃至當強盜土匪。所以領導的人，對於勇的人才處理，國家社會該怎樣培養他，要很恰當。「將帥輕去就者，不可使鎮邊。」如果一個將帥有勇，而行事不夠慎重的話，就有「輕去就」的傾向。因為有勇，所以決策時不免參雜個人的主觀好惡，而忽略了整體大局的考量。這樣的將帥是不適合鎮守邊疆的，應該用有仁德持重的鎮守邊疆，才可常保邊界的平安。我們再去讀歷史，常常看到某一將領在前方，做得非常好，突然會把他調回來，當然，也有的調錯了，乃至因而亡國的。如明朝末年，熊廷粥鎮守東北，把滿洲人擋住了，最後皇帝被奸臣蒙蔽利用，把熊廷粥調回來，乃至論死。假如說皇帝混蛋，本來他在宮廷裡長大，對外面事不全懂，實在就無話可說了。但這些職業皇帝也滿聰明的，他從左右大臣那裡聽來的理論，比我們書本上得來的多，公文比我們看得多，他明知道不必要，可是硬把前方幹得好好的將領調回來，也自有他的道理，因為犯了他內心上的妒忌。換什麼人？「使仁德守之則安矣！」換一個大度雍容，有仁德、識大體的人坐守邊疆，不要打起來就好了。讀了這一段，再一想歐美各國的作風，都有他的道理。在我們看來，他們的這種做法全錯了，但不要忘了，我們是站在我們的立場去批評，就我們目前的觀點而言。而在他們的立場，只希望他這一代不亂，安於現實就好了。
由這裡知道，書本上的道理到底對或不對，很難評斷，同一個道理，同一個原則，用對了就有益，用錯了就有害，所以知識這個東西，也是靠不住的，在乎個人的運用。
……
第四是智惠（「惠」通「慧」）的反面。聰明才智的人，心思靈敏，很有智慧，用之於正，對社會有貢獻，而相反的就是好，做作，這是智慧的反面，所以在《說苑》這部書上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權謀就是手段，手段本身並不是壞的名詞，聖賢講道德，道德也不過是一個手段，仁義也是一個手段，這並不是壞的，正人用手段，手段就正，在乎動機，存心正手段就正，存心邪門的人，即使用仁義道德好的手段也是邪。
……
第五是美貌的反面，用人先看相貌好不好，態度好不好。古今都是如此，距離我們比較近的清朝幾百年歷史，尤其晚清，有一個人一臉麻子，考取了進士，最後廷試，要跟皇帝見一面的時候，本來是狀元，結果因為是麻子，而換了別人。風度好，相貌好，也是件好事，並不是壞事，去做外交官或政治上需要講究儀表的人物，本來很妥當，如果利用自己的美貌去搞男女關係，去縱欲，這就是貌的反面。
總括說這五個條件，一個人夠稱得上士，具備了某一個條件，但是不能善用其所長，反而把優越的條件變成所短而弄成反面的，還是很多，這就失去了士的原本素質了。
姜太公論三明
太公曰：明罰則人畏懾，人畏懾則變故出。——反明罰也。明察則人擾，人擾則人徙，人徙則不安其處，易以成變。——反明察也。太公曰：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怨長，明王理人，不知所好，而知所惡；不知所歸，而知所去，使人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靜矣。晉劉頌曰：凡監司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志之失，此人情所必有，固不許在不犯之地，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以治而亂也。
這是引用姜太公的話，就明罰、暗察、明賞等三明的反面而談治亂。
明罰，是說刑罰，管理得太嚴，動不動就罰。罰得嚴厲，大家都怕，但不要以為怕就可以嚇住人，老子就提過這個原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人到了某一個時候，並不怕死的，所以過分使人怕，反而容易出毛病，容易發生變亂。
明察，凡事都對人看得很清楚，調查得很清楚。這就使人感覺到被擾亂、受干涉，為了避免干涉，於是逃避遷走了，不安其處，也容易形成社會的變亂，所以明察也有反的一面效果，因此中國的政治，過去總講厚道，要寬容一點。
明賞，動不動就獎勵，這樣好不好？獎勵過頭了也不好，人的慾望不會滿足的，愈來愈不滿足，一不滿足就會發生怨恨了，最後便變成仇敵了。
所以真正懂得道理的，對於幹部的統率管理，能夠做到沒有好惡，過太平日子，達到平安兩個字的境界，才是真正的太平。
換句話說，反經告訴我們，任何一個辦法，正反兩端，有如天平一樣：只要有一端高一點，另一端就低一點，不能平衡，問題就出來了。
最後引用晉朝名臣劉頌的話作這五個反面的結論。劉頌說：政府中負有監督責任的人，為什麼只注意大的地方，而對於一些小的地方不去注意，因為每個人小的過錯，偶然的缺點，或者忘記事情，這是人的常情，在所難免的，這不能算是犯了法，不應該將這類事情，列在不可違反的範圍，而糾正處罰他，否則的話，政府機構和社會上，就不會有一個稱得上標準的人了。這樣苛刻的要求，就算不上是清明的政治，因為要求得太過分，反而造成了亂源。在一個單位中，領導的人，自己做到清廉，自己沒有嗜好，是可以的，但要求部下，每個人都和自己一樣，這就不行了，這就是「以治而亂」了。
專權與嫉妒
晏子曰：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妒。——反忠孝也。《呂氏春秋》曰：夫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人之主，不阿一人。申子曰：一婦擅夫，眾婦皆亂；一臣專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難破家也，而亂臣不難破國也，是以明君使其臣，並進軸輳，莫得專君焉。
忠臣孝子，這是最了不起的人格標準，但也不能過分，過分就是毛病。所以齊國的名相晏嬰，這位了不起的人物曾經說過，一個好的幹部，固然對主管要忠心，可是忠心太過就變成專權了。就是說一切都要經過這一個幹部，容易形成這個幹部的專權，那就太過分了，兩三個兄弟，都要當孝子，其中一個要特別孝，那麼下面的弟弟都被比下去了，這也是不孝。古代多妻制的時候，有幾個太太，其中一個獨擅專房，不能容納別人，這就是妒忌。因此忠、孝等，過分了也不好，也有反效果。所以呂不韋著的《呂氏春秋》（呂不韋這位秦始皇的父親，原來是做生意的，後來把人家的國家都換給自己兒子，這是生意做得最大的了。他著了一本書《呂氏春秋》，實際上不是他自己作的，是他的智囊團們，把中國文化中雜家的學問收集起來編著的。書成以後公佈，有誰能更改其中的一個字而改得更好的，就賞千金，公佈了幾個月，也沒有人去改一個字，這固然是呂不韋的地位太高了，大家不敢去改，而事實上這部書是有內容的，我主張大家要讀。它也是中國雜家之學的大成，雜家可不一定是壞的，正的反的，好的壞的，包羅萬象，叫作雜學）書中說宇宙萬物滋生靠陰陽，它生長了高麗參可以補人，也生長了毒草可以害人，並不偏向只生長一類。天下雨，需要水的地方下，不需要水的地方也下，公道得很，這就是天地無私。人要傚法天地。所以當領袖的人，萬民之主，不能為了一個人而偏私，申子（戰國時韓國人，名不害，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申子，為法家之祖）也說，一個女人獨佔了丈夫，在多委制的時代，其他的太太，一定發生搗亂的行為。家庭如此，國家也如此，一個臣子「專君」了，其他所有的大臣、於部都被遮蓋了，所以專寵的太太，很容易破家，而專君之臣容易破國。所以一個高明的領導人，對於部下，不能只偏愛一人，偏聽一個人的意見，也不專權任用一個人，凡事大家一起來，像古代車輪的支桿，一起都動，於是就不會有專君的現象了。
文武兼資論
韓子曰：儒者以文亂法，使者以武犯禁。——反文武也。曾公曰：恃武者滅，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吳子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之君，恃眾好勇，以喪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訓。故臨敵而不進，無違於恭。殭屍而哀之，無及於仁矣。《鈴經》曰：文中多武，可以輔主；武中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備，可任軍事；文武兼闕，不可征伐。
這裡引用韓非子的話，我們知道韓非子是法家，他以法家的立場，以法家的觀點，認為儒家、道家以及其他各家，對社會人群，都沒有貢獻，一定要法治的社會才對，所以他有這兩句名言，「儒以文亂法，快以武犯禁。」知識分子，讀書人（儒在這裡不是專指儒家）學問又好，又會寫文章，文章寫多了，思想也多了，能言善道，很會辯論，於是以文學知識，擾亂了法令。講俠義的人，動輒老子拳頭大，用武勇把不平的事壓平了，所以重武俠的人，專門破壞了法令，因之法家看起來，文武兩方面都不對，都是不守法，這也是反文反武的一面之辭。
這裡引用幾個人的話。曹操說：一個國家，專門依靠武力的，最後弄到自己亡國滅種。看到現代史上，二次大戰，當年的德國、日本，都是「恃武者滅」。專門好文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