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民俗現象
作者：周星
文章來源：新語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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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是當代中國歷史上一段十分重要而又特別的時期。
簡單說來，「文革」的發生，是「文革」前若干年中國政治與社會生活中某些因素逐漸累積的結果；同時，「文革」的遺產，至今仍使我們深切地感受到它的影響的存在。這便是研究「文革」的意義所在。
已有的關於「文革」的學術研究，主要有兩個不同的角度，一是歷史學的，一是政治學的。歷史學主要以揭示當時的歷史真相為目標，政治學則主要以權力的觀點為特徵。但是，新的例如民俗學和人類學的角度，或許也是必要的。因為，不能說「文革」十年，中國人的民俗生活完全中斷了，「文革」形成了那個時代的風尚，例如，女性擇偶以工人和軍人為理想等；而且，那個時代也有自己的文化創造，例如，「革命謠諺」，知青歌曲和各種諷喻作品等。十年間的民俗文化固然遭受了很大的破壞，但人們用以破壞基層民俗文化的工具與武器，仍是民俗層面的「文化」。這是十分耐人尋味的。
把「文革」只理解為決策層權力鬥爭的政治學觀點，常常有可能忽視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即「文革」歷時十年，十億多中國人民幾乎無一例外地捲入其中；這場運動從一切方面看來，都是「中國式」的，也是「民俗式」的。因此，轉換一個民俗學的角度，或許有助於我們接近構成「文革」土壤的中國民間社會與反映於民俗文化之中的中國國民性。
偶像崇拜
通常，「文革」可被理解為現代中國的一場「造神」運動。在「文革」中，人們確實是把毛澤東視為神的，凡是與毛澤東有關的一切事物，都是神聖的和絕對不可懷疑的。不僅如此，對於毛澤東的信仰，還具備了偶像與一神崇拜的屬性。
毛澤東的巨型塑像，遍及中國各個大，中，小城市的中心廣場上，在幾乎所有的機關禮堂或會議室裡，無一例外的佈置著毛澤東的全身或半身塑像，他慈祥並莊嚴地與人們一起，參與人們的一切政治的和社會的活動，在各種禮儀中接受人們的頂膜禮拜。與運動相伴隨的社會政治動員，一直深入到每個家庭，觸及到每一個人，因此，小型的毛澤東全身或半身塑像，也就被請進了每個家庭，在堂屋或民居的神聖空間裡佔據了至高無上的地位，過去，那些位置是為祖宗的牌位或其它各種神明所佔據的；通常的情形是將塑像放在「雄文四卷」之上。
以家庭，會議室或禮堂裡的毛澤東塑像為核心，分別形成了各自的禮儀空間，人們在這裡進行各種禮拜和表敬儀式，如高唱頌歌和語錄歌，做語錄操，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等等。尤其極端的是每人胸前都佩帶有毛澤東的像章，各種質料和各種型制的毛澤東像章，據說有幾千種之多，從大如老碗者到小如豆粒者 份說，由於製造毛澤東像章，消耗了過多的鋁，以致於沒有足夠的原材料製造飛機。有些人甚至還把毛澤東像章，直接別在自己的肉體上。
「忠字舞」是當時流行的集體向毛澤東表忠的一種群眾舞蹈。人們佩帶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語錄》，圍繞成象徵紅心的圓圈，然後，一起邊歌邊舞，做出許多與歌詞內容相應的動作 份說，在瀋陽火車站，曾有過不會跳「忠字舞」者，不得上火車的事。
毛澤東的畫像與照片，日復一日的出現在大大小小的報紙上；即使是在十分偏遠的農村和山區，農戶和山民家的牆壁上，也噴漆塗有毛澤東的像。一方面是絕對的崇拜，另一方面則是絕對的禁忌，無論有意還是無意，若有毀壞或污損毛澤東像的行為或事情，當事人就可能被視為「現行反革命」。
與此同時，毛澤東的故居，他生活過的一切地方，都被當成了「聖地」；他的一切閱歷都成了「聖跡」；他的著作成了聖經；他的每一句話，都成了不容懷疑的「聖旨」。人們不厭其煩的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向毛澤東表達「三忠於四無限」的決心，除1967年至1968年盛行一時的以「最，最，最」為特點的「致敬電」現象之外，最典型的還有「早請示，晚匯報」。「早請示，晚匯報」，是指人們在每天開工，上班，就寢，甚至飯前，集體或個人肅立在毛澤東的畫像或塑像之前，仰望他慈祥的面容，手握「紅寶書」並貼至胸前，向毛澤東表達忠心和敬意，祝願毛澤東「萬壽無疆」的宗教儀式。人們在「早請示」之後，才能各就各位地開始一天的工作與生活；在「晚匯報」，向毛主席報告了自己一天的所作所為之後，才能安然就寢。
這一切當然伴隨著權力的集中過程，在中國傳統政治中，神秘化必然與極權化相聯繫。不僅如此，信仰的高度集中，還意味著意識形態的極端統一化，而這是以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為前提的。破除對各種「牛鬼蛇神」的迷信，才能將信仰集中並統一於毛澤東，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一個從多神到一神的過程。
紅色的中國中國民間認為，紅色具有熱鬧，喜慶，溫暖，驅邪，警示等意義或功能。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也以紅色作為象徵。這兩個方面的契和，便形成了「文革」中一片紅的「紅海洋」現象。
1966年，毛澤東戎裝並佩帶「紅衛兵」袖章，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之後，「紅司令」與「紅衛兵」，「紅小兵」之類組織之間，便有了特殊的關係。人們用紅心來表達對「紅太陽」毛澤東的忠誠，人手一冊「紅寶書」，時時高唱《東方紅》。把毛澤東比喻為「紅太陽」，在城市社區裡就出現了「向陽院」，人們自喻為葵花，取其圍繞太陽之意。在廣大城鄉的大街小巷，店舖門面和民居牆壁之上，到處都塗或繪有毛澤東與紅太陽相組合的圖案，以及紅底黃字的語錄牌和語錄匾，還有各種各樣紅色的標語與口號。
盛大的集會或遊行，總是由紅旗，紅花，紅色的綢帶與彩車組成。
樣板戲中有《紅色娘子軍》與《紅燈記》。
每年的一月，被叫做「開門紅」，五月因為有「五一」，「五四」和「五七」等日子，故被叫做「紅五月」。
人際關係中，要求「一幫一，一對紅」。除了「全家紅」以外，還有「全國山河一片紅」（除台灣外）。
全國各地建立了許多「東方紅廣場」。至於地名和人名，也一時「紅」的發熱，以致於後來因為地名重複而無法投遞信件，人名重複也引起了很多麻煩，到「文革」結束後，有許多人不得不改名。
與「紅」相對的，當然是「黑」。人們被分成「紅五類」和「黑五類」。擁有「紅色」血統的人們（根正苗紅），被視為可靠，革命，有更多的資源和機會。「文革」中曾廣泛流傳的一句口號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使我們很容易想起一句有名的民間謠諺「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出身不紅的人，曾對此種血統論表示過懷疑，但隨著遇羅克《出身論》的冤獄，人們竟然也就接受了血統論。這只能說明「一人有罪，株連九族；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觀念在中國民間有十分廣泛的基礎。血統論如此強大，以致於許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極力與自己的家庭出身劃清界限，他們雖然加入不了紅衛兵之類的紅色組織，但通過組成「紅外圍」，以便與「紅」建立起一點聯繫。血統論不僅為多數人提供了安全感，還為迫害那些出身不好的「少數人」提供了依據。於是，查祖宗三代，挖「狗崽子」們的祖墳和株連，就成了人們見怪不怪的尋常之事。我們知道，在中國民俗裡，祖墳有陰佑後代的功能，挖祖墳和揭露某人的祖先，可將對手置於非常尷尬和不利的處境之中。
此外，讓「牛鬼蛇神」戴高帽，剃陰陽頭，掛黑牌，遊街示眾，也是很中國傳統式的侮辱對方人格的方法。因為，示眾意味著徹底摧毀對手的「面子」。與「早請示，晚匯報」不同，有「罪」者對毛澤東行的儀式叫做「請罪」，「請罪」通常要跪在毛澤東的畫像面前。
語文巫術
「文革」中的語文巫術，也是一類十分典型的民俗現象。
毛主席語錄，毛澤東詩詞，「老三篇」，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雄文四卷，都是一句頂一萬句的真理，乃至「聖旨」。語錄本，成了每個人的必備之物，語錄牌和語錄塔，成了一切可能的地方和場所必要的裝飾。每天的報紙，都在顯要的位置上，刊登毛主席的語錄或最高指示；每一篇文章，都必須引用毛澤東的話，為了表示莊重，語錄還要用特別的字體來表示。人們認為，只要引用了毛澤東的話，就會有說服力，就感到安全。「四大」中的大辯論，實際上就是相互打「語錄仗」，人們分別以不同的語錄為依據，相互攻擊和辯駁。「向陽院」的外部特徵，就是必須要有抄著毛主席語錄的黑板報或牆報。
從1966年至1968年，全國共出版《毛主席語錄》約七億四千多萬冊。
人們一事當前，必誦語錄警句，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先獲取偉大的「精神食糧」和「精神武器」。凡有群眾集會，必齊揮語錄本，高呼口號，或翻開語錄本，集體選念其中某些段落。
每逢毛澤東有最高和最新指示發表，則舉國若狂，人們敲打鑼鼓，載歌載舞，通宵達旦地歡呼。通常，傳達最高指示是不能過夜的。
報紙上曾登載過這樣一個故事：某社員家中失火，他不去搶救房屋和家裡的財物，而首先拿起紅寶書往外衝。報紙的評論說，貧下中農覺悟高，《毛主席語錄》是貧下中農的命根子。這使我們聯想到，在老百姓中存在的「敬惜字紙」之類的善良風俗。
在一切儀式上或各種場合，「萬歲」，「萬萬歲」和「萬壽無疆」，是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問題是人們真的相信這些詞彙所具有的含義。
「早請示，晚匯報」，雷打不動的「天天讀」（每天上班前，第一件事是學習毛主席著作），語錄卡和傳單，學習班，講用會，經驗交流會，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以及「活學活用」，語文巫術在禮儀化和形式化的過程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人們越來越注重「說」和「寫」，而不是「做」。語文巫術也越來越影響乃至控制了人們理性思維和行為的能力。標語和口號氾濫成災。地名和人名中的「衛東路」，「向陽大院」，「紅衛巷」，「朝陽大街」，「東方紅廣場」，「忠廷兵」，「左紅兵」，「李反修」，「趙文革」之類，也不外乎是語文巫術的一種表現形態。與語文巫術相聯繫的，還有語文的禁忌。文字獄，諱名，數不盡的「反標」事件，在「敵人」的名字上打以紅色的叉，或把他們的名字寫的顛倒起來，「炮打」，「油炸」，「火燒」的詛咒，利用諧音漫罵，等等，無一不是語文黑巫術的表現形態。
西紅柿，因為犯忌而被改成了「東紅柿」。無獨有偶，南京鐵路建築段一位姓肖的工人，因在一座土窯的西側工作，苦於東風刮來窯煙，無意中說了一句要是刮西風就好了的話，不想被指責為與毛澤東的名言「東風壓倒西風」相對抗，從而被處以管制三年的懲罰。
當然，「文革」中的巫術行為，遠不止語文方面。受毛澤東接見，與他握過手的人，為了那份殊榮，會長時間內不洗手，這明顯的是基於感染巫術；紅衛兵的大串聯，其實就是對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模擬，這難道不也是一種巫術嗎？
中華思想
「文革」中曾有一種關於「世界革命中心」的說法。這種說法認為，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經歷了革命中心從德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到俄國（列寧和斯大林的時代），再到中國（毛澤東的時代）的轉移。於是，中國革命就在世界革命中具備了特別的重要性。當時，人們相信中國是世界革命的根據地，認為在帝修反的包圍中，只要中國不倒，只要中國不變修，世界就有希望。林彪在題為《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文章中，還將第三世界比喻為「世界的農村」，認為它包圍著北美和西歐等「世界城市」，相信一場以中國革命為楷模的「全球性的人民戰爭」，將能夠最終埋葬帝國主義。
其實，這種說法的思想基礎，就是中國人的宇宙觀即「中華思想」。
「文革」中有一幅十分富於象徵性的照片，畫面是在天安門前，有許多外國人圍饒著毛澤東，它的主題是世界人民熱愛毛主席。在此種理論裡，世界人民尚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有待解放了的中國人民去拯救。
所以，中國人不遺餘力的支援其他國家的革命和建設，甚至自己勒緊褲帶。在「文革」中，人們相信這種神話，完全忘記了中國在世界中的確切位置。
與「中華思想」相聯繫的，是「文革」對一切外來文化的拒絕。
自19世紀後期以來，把西方或國外的一切文化通通視為妖術邪說的情形，屢屢見於一次又一次「土著」傾向的社會運動之中，如義和團運動等。這其實是一個傳統，甚至在《山骸翻》的異民族觀裡，就有明確的體現；它只不過在「文革」中再次氾濫，表現的尤其典型而已。
由於「中華思想」的影響，中國人往往不能正確地處理好自己與世界的關係，要麼盲目自大的要「領導」世界潮流，堅信中國在世界上佔據著核心地位；要麼自離於世界潮流之外，以「光榮孤立」的形式與世界相對抗。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革」中，這兩種傾向竟然相互糾和為一體，一方面自封為世界革命的根據地，說世界革命的成敗繫於中國，另一方面又閉關鎖國，閉目塞聽，自我隔絕而獨走於世界發展的大勢之外。1973年的「蝸牛事件」，將美國公司贈送我方的玻璃蝸牛工藝品，視為對方侮辱我們「爬行」，進而大作文章。其實，蝸牛在美國象徵著吉祥與幸福。
「中華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大一統的「天下觀」。這在「文革」中也有非常典型的表現，例如，來自少數民族的頌歌風行一時；經過權力的重組之後，造反派的大聯合，被說成是「從大亂到大治」；全國實現「一片紅」，這只是走向世界革命最後勝利的第一步；用把全國辦成「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的方式，使意識形態實現絕對的統一。
二元對立的邏輯
「文革」曾批判過所謂「二元論」，但那是就政治和業務的關係而言的。其實，政治和業務的兩分法，恰好就是基於中國民間文化裡的二元邏輯而成立的。類似的二元分類及其相互鬥爭，在「文革」中還有以下許多方面。
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與劉鄧反革命路線，香花與毒草，紅與黑，好人與壞人，造反派與保皇派，左與右，革命與反革命，公與私，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群眾（外行）與專家（內行），貧下中農與地主富農，紅與專，多數與少數，精神與物質，人與物（天，自然，武器），內與外，等等。這類兩分法的邏輯，根源於中國民俗的思維方式，在「文革」中體現的尤其突出。
不過，二元對立並不意味著沒有價值偏重，相反，它以價值偏重為基本前提。例如，在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中，價值偏重為一分為二；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中，價值偏重為興無滅資；在左與右的衝突中，價值偏重為寧左勿右；在公與私之間，價值偏重為大公無私，克己奉公，斗私批修；在群眾與專家的關係中，價值偏重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在人於物的矛盾裡，價值偏重為人定勝天；在多數與少數的關係中，價值偏重為多數人（群眾）的專政；在紅與專的關係中，雖說又紅又專，但價值偏重實際上為政治掛帥；在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關係中，價值偏重為集體主義，而個人主義被認為不是個人享樂主義，就是個人英雄主義，個人主義總是與封資修相關；在內與外的關係中，價值偏重為內，不僅強化內外有別，還總是把國內的問題和困難，歸因於外部敵人的破壞。
「大同」與「千年王國」
「文革」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一場旨在實現他的理想的運動。毛澤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從他的思想中，可以發現中國古代的「大同」之夢和中國農民社會裡與小生產相關聯的「理想國」空想。
毛澤東用高工資，低就業的方法，初步在一個時期內解決了城市中均勻分享財富的問題，但他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平均主義方法，解決建國後的農民問題，實現天下公平與大同的嘗試，卻以失敗而告終。全國七萬多個人民公社，經營了幾十年，帶來的卻只有貧困。「共產風」的食堂大鍋飯的破產，並未使他明白，他不僅堅持人民公社的實驗，還進一步確定了繼續革命的目標。
「文革」確實是從對於文化的革命開始的。1966年8 月公佈的「十六條」，把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即「四舊」，視為革命的對象。毛澤東希望徹底改變人們的觀念，道德，習俗與思想。但是，毛澤東擅長破壞一切現存世界的秩序，而不太擅長建立他頭腦裡構想的那個全新的世界。毛澤東設想的新世界，基本上可用他在1968年5 月7 日發表的「五七」指示來說明，而且，他在農村的人民公社烏托邦之中，進一步引入了新的內涵，即軍事的烏托邦。那麼，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新世界呢？
首先，這是一個沒有和反對社會分工的世界。在這個社會裡，軍人不僅要學軍事，還要學習政治，學習文化，不僅要從事農副業生產，還要辦一些工廠，同時，還要參與地方的群眾工作和批判資產階級。
不用說，工人以工為主，也要蒹學政治，軍事與文化，並批判資產階級；農民以農為主，也要蒹學軍事，政治，文化和批判資產階級；學生以學為主，蒹學別樣，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毛澤東實際上不承認社會分工，更不承認分工意味著進步。
其次，這是一個學校式的社會，也許他認為，學校式的社會更有活力。在他看來，全國都應該成為一個大學校，在這個大學校裡，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毛澤東要求把解放軍辦成一個大學校，進而希望全國都像解放軍那樣。在這個大學校裡，人們相互學習，大家一起學習解放軍，一起學習毛澤東思想。在這個大學校裡，知識分子沒有多少地位和用處，因為知識分子所擁有的「知識」，在其中沒有多大用場。不用說，這是一個各方面包括制服與髮型，都整齊劃一的社會。
第三，這是一個只承認「道德人」，而不承認「生物人」的社會。
雷鋒，王傑，愚公，張思德，白求恩，歐陽海，劉英俊，一個又一個的英雄人物，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高不可攀。有許多英雄人物，在犧牲之前，一定要高呼「毛主席萬歲！」，或者在臨死時手中還要緊握語錄本。一方面樹立一個又一個高大而又輝煌的榜樣，要求人們學習再學習；另一方面，則通過「斗私批修」，狠挖私字「一閃念」，甚至「群眾運動」等觸及靈魂的方式，來進行思想革命。毛澤東的理想是建立一個人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道德社會，他甚至把知識分子的知識，也視為「私有財產」，從而把知識分子劃歸資產階級。
他要求清除一切可能導致資產階級法權的根源，而完全忽視了人的物質方面的需求。
第四，不用說，這是一個貧富均勻，自力更生和知足常樂的社會。
毛澤東想通過土地的國有，集體所有和十分有限的「均田制」來控制小農以及可能產生的「資產階級法權」。顯然，平均主義在中國民間有著深厚的基礎，毛澤東不僅滿足了人民的此種願望，還把它當做十分有效的資源而充分的加以利用。回歸「延安精神」，被賦予了近乎絕對的價值，非常不幸，本來十分可貴的自力更生精神，卻與關門主義結合了起來，使它幾乎成了盲目排外和閉關自守的近義詞。此外，「憶苦思甜」不僅成為人們感恩戴德的表達方式，還成為告誡人民知足常樂，克制慾望的最有效的基本途徑。在這個社會裡，不僅慾望得到控制，而且不需要愛情，因為她屬於「小資情調」，這一點多少與柏拉圖的「理想國」相似。
為了建立這樣理想的「大同」社會，毛澤東採取了尋乎異場釘進的途徑和方式：讓處於青春期之中的青少年，模擬青年毛澤東，大「鬧」革命，向除自己以外的一切權威挑戰，搗毀一切現存的社會秩序，「破壞一個舊世界」；讓知識分子和知識青年去「牛棚」或「上山下鄉」，接受工，農，兵的改造與「再教育」；讓工，農，兵可以直接上大學，甚至還要他們來管理和改造大學，而且，這一切不必經過任何諸如考試之類的程序；讓大，中，小學及所有教育部門，一概「開門辦學」，以社會為課堂；或乾脆在工廠裡開辦「七二一」大學；讓機關幹部去「五七」干校勞動鍛煉；讓城市裡的醫務工作者，去鄉下為農民服務，進而在農村大力建設農民自己的醫療隊伍即「赤腳醫生」；在軍隊中取消軍銜制，把軍隊建成「大學校」，並把全國建成軍營，全民皆兵，工廠，農村，學校，機關，商店，一概採用「團，營，連，排，班」的建制；讓軍隊去「三支兩軍」，執行管制，宣傳，和訓練全社會的職能；讓古人的（如春節）和洋人的一切「四舊」（封，資，修）統統見鬼，而代之以毛澤東思想。
於是，就出現了許多按常理很難理解的怪事，例如，像小靳莊那樣，「社會唱戲，請人種地」；考試答白卷者，照樣可以上大學，等等。
事實表明，毛澤東的確破壞了他不喜歡的那個世界，但他並沒有能夠建立起他所嚮往的「新」世界，因為，他的理想不過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幻想。實際上，毛澤東未能在破除「四舊」以後，具體地提供什麼是「四新」，而且，他用以破除「四舊」的方式和武器，甚至可以說也是舊的。
從文化人類學關於「土著主義運動（千年王國運動）」的分析角度出發，可以說，「文革」在相當程度上，具有「土著主義運動」的明顯特徵。例如，不論毛澤東是否意識到或是否願意，他都以「先知」，「導師」，「預言者」和「大救星」的面目出現；在他身邊或被他信任的人，實際上充當了類似於薩滿或牧師的角色；運動以宗教狂熱的方式展開；其指向雖說是與傳統相決裂，但實際上，仍以回歸「傳統」特點之一，這個「傳統」不僅是「革命」的（長征和造反），而且，還是歷史的和民俗的（「大同」和平均主義）；運動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美好和永恆的新世界，相信這個新世界在人類歷史上，具有普同和終極的意義（被中國的鄉俗社會加以改造後的「共產主義」）；絕對的排外和與外部世界的隔斷及對立（反帝，反修和打倒各國反動派）；等等。「文革」的確具有極端排外的性格，「洋奴」，「賣國賊」，「裡通外國」的罪名，隨時可以成立，與國外的任何聯繫，都可能是危險的。在與外部世界的對抗中，人們有明顯的危機感，「備戰，備荒」，就是為了應付危機的。
根據有關「土著主義運動」的理論，傳統社會的破產，固有文化所受外來文化的衝擊以及因此而引發的危機，外部世界的壓力等，通常構成促發「土著主義運動」爆發的基本背景。回顧本世紀5 ０年代至7 ０年代，中國數千年的社會傳統面臨艱難的轉型；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一種外來的文化）面臨進一步「中國化」的任務；西方各國對新中國的封鎖，以及與蘇聯的反目，使中國陷入先是被孤立，然後是自我的「光榮」孤立等等，都對「文革」的發生及其走向，施加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毛澤東「熱」
1990年代初期以來的近幾年，中國大陸興起了一陣引人注目的毛澤東「熱」，於是，有人說，中國人再次發現了毛澤東。其實，毛澤東從來都沒有被遺忘過。
在雲南某地，曾出現過一個「幽靈中央」。人們相傳，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死後都來到了當地某個村莊之旁，他們在冥冥之中經常召開會議，為當地老百姓排憂解難，據說還頗有些靈驗。
在西藏牧區，牧民的帳篷裡始終把毛澤東的畫像與達賴啦嘛相並列。
在陝西南部山區，人們為死者舉行葬禮時，通常要播放《葬禮進行曲》，這首官定的曲子在1976年為毛澤東舉行國葬時，為老百姓所熟悉，此後，便流傳民間，成為禮樂化為禮俗的一個典型例證。在北京的毛主席紀念堂，前來瞻仰遺容的隊列，一直就沒有中斷過。在民間的口碑裡，有許多關於毛澤東的神異傳說，其中一則，說毛澤東警衛部隊的番號8341，早就暗示了毛澤東能活83歲，能掌權41年。我的一位朋友以一篇題為《毛主席來到咱們農莊》的小說，獲得了某刊物的一次全國大獎。
毛澤東去世後，給中國留下了權力和信仰的真空。當人們不得不反省「文革」的失誤時，在感情上卻寧願把毛澤東和他身邊那些推波助瀾的人區別開來。有一個時期，周恩來成了人民移情的目標。
毛澤東生前的造神運動結束了，但他身後，又在民間開始了新的造神。他當然不必為他身後的造神負責。從中國民間信仰的特性來看，毛澤東的確可能成為鄉俗社會諸神崇拜中新的一員。
在城市裡，司機把毛澤東的畫像，懸掛汽車的在駕駛室裡，那不僅是一種時髦，還多少具有了安全護身符的性格。《紅太陽》盒帶的風行，喚起了一代人的懷舊情緒，「文革」可以被否定，但是，那曾是他們的時代，他們的青春，熱忱和夢幻，都與那個時代緊緊相聯。
不過，對《紅太陽》用現代音響的技術，風格和意念加以處理，其效果已不再是殿堂裡的頌歌，而是流行音樂的一部分。這也許再好不過地說明，眼下的毛澤東「熱」，只是新的一輪社會流行現象，在城市，它是市民社會中大眾文化的一部分；在農村，它是民間民俗與鄉土文化的新內容。
新聞，出版，影視等大眾傳播媒介，有意或無意地渲染了毛澤東「熱」，但他的形象卻日漸少了「馬克思主義」的色彩，而日漸多了「民族主義」的色彩。雖說在毛澤東「熱」中，仍然多少有意識形態的走向隱藏其中，但其主流卻是群眾心理在市場經濟面前的不安，以及對由毛澤東代表的那個平均主義社會和時代的留戀與懷念。
參考文獻：
1 ，金春明等，《「文革」時期怪事怪語》，求實出版社，1989年。
2 ，王毅，《「文化大革命」與巫術文化》，《社會學研究》1993年第3 期。
3 ，周星，《民族政治學》，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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