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詩歌藝術的點滴體會



作者:袁行霈
文章來源:國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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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執筆寫這篇文章之前,把本欄目已發表的文章溫習了一遍。自己想到的,前輩們都說得十分透徹了。還有甚麼可說的呢?頗費躊躇。我的研究工作是在兩個領域裡進行的:一是以唐詩為中心的中國古典詩歌;二是中國文言小說。前者偏重於詩歌藝術,後者偏重於目錄、版本、考據。關於後者沒有甚麼可說的了,前者似乎還可以說幾句。
詩是中國文學的主流。中國詩歌源遠流長,積累了豐富的藝術經驗。研究中國古代詩歌的藝術,不僅有助於加深對全部中國古代文學的認識,也可以為當代詩歌創作提供有益的借鑒。遺憾的是,長期以來這方面被忽略了。我們習慣於從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的角度去研究詩(這很重要),而不善於把詩作為詩,從它所具有的藝術特點、藝術魅力這個方面入手去進行研究。藝術分析的方法比較簡單,使用的詞語顯得貧乏,具有民族特色的系統的詩歌理論也未能建立起來。有鑒於此,我選擇了中國詩歌藝術作為自己的一項研究課題。
我為自己規定了幾條準則:第一,從中國詩歌的實際出發,多掌握和研究第一手資料。第二,吸取、發揚中國古代詩歌理論中的精華,但不因循守舊;有的需要改造和發展,就加以改造發展,使之臻於完善。第三,借鑒外國詩論中適用於中國詩歌的成分,但決不趕時髦。第四,嘗試著建立一種較系統的詩歌藝術理論,並用以進行詩歌的藝術分析。我的方法是兼顧詩歌藝術論和詩歌藝術史兩方面,先選出若干題目撰成論文,然後加以彙集整理。好比下圍棋,布子的時候看上去是散漫的,然而心中始終有個整體的格局。現在這項研究工作已經告一段落,尚未取得使自己滿意的成果,但這幾條準則始終沒有違背。我是搞文學史的,理論素養不高,常為理論問題而困惑。正因為這樣,就更逼著自己去研究理論。於是我寫了《魏晉玄學中的言意之辨與中國古代文藝理論》、《論意境》等文章。如果在文學史方面有根底,資料比較熟,搞理論也許會有點新的發現。我們研究詩歌藝術,不能像古人那樣,偏重直觀的印象而不注意理論的建樹。但是搞理論如果脫離中國詩歌的實際,對詩人和詩歌作品不進行深入的研究,那理論將會是貧血的、蒼白的,隔靴搔癢,無濟於事。詩歌藝術論的探討和詩歌藝術史的考察互相結合,互相印證,互相發明,有可能取得比較圓滿的成果。而這項研究也就可以成為建立中國詩學的第一步。
研究中國詩歌藝術和研究其他學問一樣,需要足夠的知識儲備和頑強的鑽研精神。不要以為研究對像具有可欣賞性,研究本身就會輕鬆些。我體會到,小說考證固然艱苦,研究詩歌藝術也同樣艱苦,因為這項工作帶有理論性,所以有時覺得難度更大。治學無輕鬆之路。這大概是每一位嚴肅的學者共同的體會。
博采與精鑒是治學的普遍要求,對詩歌藝術研究也完全適用。章學誠曾批評詩話之末流曰:「以不能名家之學,入趨風好名之習;挾人盡可能之筆,著惟意所欲之言。」這批評是否恰當姑且不論,我們研究詩歌藝術倒是不能不引以為戒的。避免這弊病的方法即在於博采和精鑒,也就是採取科學的態度。詩歌藝術不等於平常所謂寫作技巧,它的範圍很廣泛,制約因素也很多。就一個詩人來說,人格、氣質、心理、閱歷、教養、師承等等都起作用。就一個時代來說,政治、宗教、哲學、繪畫、音樂、民俗等等都有影響。把詩人及其作品放到廣闊的時代背景上,特別是放到當時的文化背景上,才有可能看到其藝術的奧秘。我寫《王維詩歌的禪意與畫意》、《李白詩歌與盛唐文化》,就是這方面的嘗試。找到詩歌與其他文化形態相通的地方,著眼於橫向的比較,可能看到平時不易看到的東西。見識廣、採擷博,眼界才能高,詩歌藝術的研究才能不局限於寫作技巧的範圍內,而在更廣闊的領域裡、更深層的意義上展開,同時研究的水平也就可以隨之而提高起來。
所謂精鑒,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指資料的鑒別與考訂,如善本的選擇、字句的校勘、作品真偽的判別、作品年代的考證、作品內容的箋釋等等。在上述各方面都要下一番實實在在的功夫。如能把考證的功夫用到詩歌藝術的研究上,這項研究工作就有了堅實的基礎。如果能從資料的鑒別考訂引申到詩歌藝術的品評上來,會感到更有興味。我寫《詞風的轉變與蘇詞的風格》,曾朝這個目標努力過。寫《溫詞藝術研究》,為了弄清「小山重疊金明滅」這一句裡的「小山」究竟指甚麼,曾經參考各家的註釋和時賢的文章,遍檢《花間集》和《唐五代詞》,作了認真的考證。並由此看出這句詩含有雙重意象,體現了溫詞構圖精巧、富於裝飾美的特點。精鑒的另一方面是善於鑒別作品的優劣。趣味要高,眼力要好。《文心雕龍·知音》曰:「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看得多了才有比較;親自從事創作實踐才更精於鑒賞。劉勰的話是很有道理的。
深味與妙悟是研究詩歌藝術的特殊要求。
中國古典詩歌多為短小的抒情詩,篇幅短小而意蘊豐富。那言外的韻味,尤其需要細細咀嚼。所以鐘嶸在《詩品序》裡提出「滋味」二字,並用以說詩。詩歌藝術是極其精微的,得失往往只在一字之差。而要用語言道出它的精微,又決非易事,就連詩人自己也常為此感到困惑。歐陽修《書梅聖俞稿後》曰:「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我們研究古人的詩歌藝術,如果拘於字句的表層意義,而不能品嚐出聲吻之間字句之外更多的滋味,就無法深入。許多長於詩詞的前輩都曾指出吟誦涵泳的重要,在吟誦涵泳之際可以深深品味到詩的意蘊情趣,得詩人之用心。詩歌的品味,既不能穿鑿附會,也不能停留在字句上。可以從語言開始,進而至於意象,再進而達於意境,復進而臻於風格。品味到風格,就達到了對詩人的總體把握。
妙悟二字出自《涅槃無名論》,是指超越尋常的、特別穎慧的悟覺、悟性。嚴羽在《滄浪詩話》裡說:「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把妙悟用到了詩歌的創作上。妙悟並不是甚麼神秘的東西,我們不妨也借用一下,並賦予它以特定的涵義。我們可以說妙悟是對詩歌的一種超常的感受能力和共鳴效果。詩歌創作需要妙悟,詩歌的閱讀、欣賞和詩歌藝術研究也需要妙悟。這和詩的特點有關。不同體裁的文學作品滿足讀者不同的閱讀心理,讀者對不同體裁的文學作品也有不同的心理期待和不同的接受方式。我們有時從書架上抽出一本詩集來讀,有時抽出一本小說來讀,有時抽出一本回憶錄來讀。抽取不同的書,我們的心境不同,心理期待也不同。詩和讀者的關係是心靈間直接的呼喚與應和,無須借助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所以讀者有時會不知不覺地把自己當成了詩人。我們登上廬山,情不自禁地吟誦「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此時自己彷彿成了李白。我們給遠方的朋友寫信時,信手引了陶淵明的「情通萬里外,形跡滯江山」;彷彿這兩句詩是從自己肺腑中自然流出的。當然,小說中的人物也可以引起讀者的同情,但那是小說家讓他所創造的人物去叩打讀者的心扉。而詩人卻是親自前來,並把自己的心直接貼在讀者心上。所以當讀者沉浸在詩裡的時候,和詩人已是渾然一體不分彼此了。閱讀任何文學作品都需要感受,都可能產生共鳴。而詩的特點規定了詩歌鑒賞在更大程度上依賴於感受能力和共鳴效果。詩歌藝術的研究也是這樣。妙悟雖可得之於天賦,但主要還是得之於後天的培養,是由於反覆的實踐而獲得的敏捷性。在正確指導下多讀多思,並練習寫作,是很有好處的。
博采、精鑒、深味、妙悟,四者結合起來,就有希望打開中國詩歌藝術這座寶庫,看到其中璀璨的珍寶,並為我們自己民族的文化而自豪。我的研究工作也許微不足道,但自信方向和道路是不錯的。我希望更多的青年朋友和我一道從事這項研究工作,分享研究過程中所得到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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