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基督教為什麼爭戰
作者：陳永苗
文章來源：世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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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自由，就意味著虛無主義；政教合一，則沒有精神自由。似乎是一個甩不出來的圈套，就只能在一極端滑行到另一極端，無法讓人平靜地休息一下，喘口氣。
在一個走向立憲的時代裡，指責虛無主義，反對諸神爭競的局面，是一件多麼不合適宜的事情。 一個劣跡斑斑，如今想或假裝想改邪歸正的儒家來指責虛無主義，就讓人聯想到殘酷的思想壓制和肉體消滅，只會令人不寒而慄。相反由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的親身父親基督教來指責，而且還有走出虛無主義和政教合一怪圈，拿捏得非常好的美國作為楷模，我想讓人心中溫暖，自覺地張開雙手歡呼。
在一個諸神爭競的時代裡， 儒家和基督教戰爭，是一種決鬥的表演，是為了爭取知識人中大多數中立派的支持，爭取對手中動搖分子的倒戈，還有就是搶奪年輕知識人的靈魂。如果要有更大目標，例如要佔領民眾的靈魂，儒家沒有和政治結盟政教合一是鞭長莫及的。這一點，自由主義者遠沒有儒家知識人精明，甚至可以說儒家知識人是本能。儒家從來不會放棄政治領導權，它最關心的不是誰在統治，而是用不用儒術來統治。佔領民眾的靈魂，基督教可以瀟灑自如，民間天然就是傳教的樂園。
知識人和民眾
我不說先秦儒家，至少董仲舒以降的儒家沒有政治哲學的眼光，沒有立法者的偉大胸懷。他們陷入了自戀，以為搞了一套哲學就萬世大吉，民眾的肚皮和信仰都是黑暗的死角，他們絲毫不關心，就像希臘羅馬哲學家可以不用考慮奴隸。
誰的虛無主義？虛無主義從來都是知識人的虛無主義，與民眾無關。在儒家作為統治意識形態的日子裡，儒學也僅僅是知識分子的儒學，底層的民眾，信仰的是佛教和其他民俗宗教。佛教和其他民俗作為一種宗教倫理在社會生活的實際作用遠大於儒家，這是儒家不願意見到的，所以也被他們故意「遺忘」了。列文遜的所謂「儒教中國」，也中了他們的毒，哪有什麼「儒教中國」？分明「佛教中國」更恰當。儒家知識人總是利用自己的知識特權給自己臉上鍍金。
在古典時代，暫且認為可以拿知識人的精神特質來定義整個社會的做法，但是到了民主時代，就應該拿大多數民眾的精神特徵來定義。從佛教、其他民俗宗教到民族國家信仰再到基督教，民間主要的信仰變遷是如此，哪裡來的虛無主義？知識人不要以為自己的虛無就是全社會的虛無，知識人的靈魂不可能和民眾是連體的，你痛苦他也痛苦，而且非你痛苦否則他不痛苦。分開來好不好，多一些政治哲學的眼光，不要把先秦儒學中「小人和君子」政治哲學含義丟了好不好？
我的一個堂嫂和堂哥結婚後就信了基督教，她告訴我說，祖先祭祀的東西，不能解釋生死問題，所以她信了基督教。這無法不讓我想起西漢傳進來的佛教是如何征服知識人和民間，讓本土宗教奄奄一息的。本土宗教不夠理性精密，不能解決生死問題，佛教就像水草一樣蔓延了整個中國，以至於隋唐成了國教。我相信基督教也一樣，在不遠的將來也將成為國教或事實上的國教。
對於一個立憲時代的知識分子來說，他可以信仰，也可以無信仰，他本身可以人格自足，是一個很有道德修為的人，但是民眾不同，必須有一個精神枴杖才能支撐起他的脊樑。這也是古典時代儒家為什麼無法整合底層民眾的原因。
立憲時代需要形成一個國教或准國教，這是對民眾的，因為佔大多數的民眾決定政體穩定與否，也決定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對於立憲政體來說，知識分子有沒有信仰，是不是虛無主義沒問題，知識分子的虛無主義不會大規模傳染給底層民眾。由於立憲政體是民主政體，底層的信仰是大多數人的信仰，會影響並約束知識分子，因此立憲政體是穩定的。這樣能夠象美國那樣跳出怪圈，不再是風箱裡的老鼠兩頭受氣。
很清楚儒家已經出局。當下的意識形態戰爭，不是儒家和基督教的戰爭，而是基督教和儒教、其他民俗宗教的戰爭。如果儒家忿然反抗，有必要嗎？就想不到即使基督教失敗了，儒家也是為他人作嫁衣？儒家別再妄想政教合一對民間進行整合。在現代社會，並不是國家，而是市民社會才是核心，政治是從屬於市民社會，儒家的結果就只能被市民社會吃掉，變成博物館中的收藏，或者是孔子旅遊節中的無形資產。
很多儒家知識人把儒家等於中華的，把基督教等於殖民者，這一點是民族主義的把戲，是知識人的遊戲，因為民族主義是知識人的遊戲，不是民眾的。儒家民族主義把基督教作為民族的敵人這一百年間來，根本沒有妨礙基督教在民間的傳播。 儒家是一個本土文明，而基督教是一個普世的，是是一種奠立在普遍人性基礎上的世界宗教，並不是民族主義的敵人。相反從歷史來看，還是民族主義的孕育者。
儒學僅僅合適於一小部分知識人的修身養性，從清末以來，除了「最後一個儒家」梁漱溟還有些政治和社會擔當之外，基本已經退到文化領域了。能夠從文化領域開始收復失地，再次進入社會領域，甚至政治領域？「最後一個儒家」死了，還有人嗎？我寧可看到有，因為再次進入政治可能有助於看清儒學悲劇般的宿命。
制度和價值
文明可以分成價值，制度和器物三個層面，價值是核心，制度是價值的「道成肉身」，而器物離核心最遠。 當西方文化一來碰撞的時候，器物層面沒撞就「投降」了，接下來是制度層面，現在到了最核心的價值層面。
近代以來憲政的失敗被認為是水土不服，也就是制度和價值的衝突。清末的儒家保守主義者是認為應該把西方基督教價值擋在器物層面，不讓制度有所變換，但失敗了。張之洞搞了個變通：中體西用，沿襲到今天。認為近代以來憲政的失敗是水土不服，並沒有理性依據，是一種沒有人去論證過的迷信，甚至一種因果性的紐帶也沒有找到。
制度和價值的關係，並不是緊緊粘在一起，針插不進去，否則清末以來的制度基督教化是如何可能的？現在制度已經基督教化，是退出來讓儒家來佔領，還是乘勝追擊，攻入核心，把價值也置換過來，我認為這個工作快完了，例如基督教已經成為民間主流，絕大部分知識分子的信仰也傾向於基督教。時代的潮流和精神趨向是大多數人來決定的，而不是少數人來決定。只有人心思變的時候，知識人才能領導思潮，人心不思變不可能逆著時代潮流去引導。
中華民族的價值就是傳統留給我們的價值嗎？難道傳統價值是一種絕對的東西，一種形而上永很恆不變的東西？在我看來，中華民族的價值僅僅不過是大多數人的共同認識到，或者默認的東西，並不是不可改變的，不可改造的，例如中共對家庭倫理的改造就是成功的。
當然這裡涉及如何保持中華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區別的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拋棄了傳統的價值，那你和其他民族有什麼區別，有什麼特徵可以幫助你區別開來？例如不一定要用傳統作為制度意義上的區分，如果要區別，可以是黃皮膚加上政治認同。例如國籍法中，就允許白皮膚的外國人成為中國人，前提是加入國籍，可見不是文化，而是國籍才是認同的依據。
為什麼一定是過去的記憶，才決定是中華民族的性質和結構？不是過去的恥辱，而是過去的光榮決定了中華民族的記憶，那麼光榮不再，只有將來最光榮的時刻，才決定。那為什麼一定要根據過去？
我也認為自由主義立憲不能單純建立在普世價值的基礎上，必須下降到中華性的洞穴之中。但是這種下降，不是投降，更不是屈服，而是在底線以上的妥協和變通。底線以下的，不能妥協，而應該高舉大旗加以批判，把它提升到現代性以上。儒家知識人始終沒有辦法打破這樣的看法：下降到中華性就超越了自由主義底線。實際上最構成與現代性衝突的，就是與價值核心最緊密的家庭倫理領域，例如當初日本現代化的時候，經濟方面例如商法可以完全照搬西方，但是婚姻法就保留了濃厚的「封建特徵」。我不無偏見地認為，下降的地方正是是自由主義無法容忍和拒絕接受的，我希望儒家知識人可以拿出確切的證據推翻我的看法。
近代以來立憲的失敗，換一個角度來來看，也不見得不對：並不是沒有植跟於傳統，而是傳統的東西沒弄乾淨，因此妨礙了立憲的成熟，應該徹底消除。如果讓劉曉波來，我想他就是這種看法。
傳統有多大的開放性
我相信儒家有張力，有彈性，能夠適應古典時代的變化，但是儒學能否把斷裂的現代社會，通過開放其開放性，也容納進來，儒家知識人和儒家自由主義者都沒有給我信心。
從佛教進入中國和儒學交融的歷史來看，禪宗是儒學吃住了佛教，宋明理學是涵納了佛教以後的復興，我有個神秘主義的看法，就是認為儒家未來的復興也是如此。 如果儒家真的有大眼光，就應該成全基督教，先置於死地而後生，然後潛伏下來，搞出一個「禪宗」，然後再「搞」一個宋明理學，鳳凰涅磐。儒家必須在現代性面前為自己辯護，怯怯說：俺不是拌腳石。讓自己存活下去，像韓愈一樣維持一線血脈，不是現在這樣嚷嚷復興。
古今之爭今勝古是一種歷史宿命，傳統的斷裂是儒家自己沒氣了，甚至不能說是西方文化撞斷了，西方文化看起來更是進來彌補了空缺。傳統能夠留下來的遺產，沉澱到血液中的，不外乎是東亞資本主義津津樂道的家庭倫理。可以家庭倫理是人性的，儒家把家庭倫理「坎限」了，變成了儒家的。可是不合現代性的，例如三綱五常，老早就仍進了垃圾堆，可以符合的，他肯定是超越古典和現代，是人類永恆的東西，沒有了儒家，這些人性的東西就沒了？如果說要給予家庭倫理一種正當性上的論證，難道就只能儒家，自由主義和基督教就不能論證了？我認為必須把倫理從儒家手上拯救出來。
根據哲學家卡西爾的「文化是生命的表現」，有人或許認為，傳統的價值是中國人生命的表現，那麼只要回到先秦，或者更加古老的時代，就可以復興。越古老當然越有說服力，但是回到殷商以前，這時候雖有「上帝」，但是已經湮沒不可問，當代民眾對之沒有感覺，還不如用基督教來。從政治哲學和立法者的角度來考慮，幹嗎去做一件愚公移山的事情？
儒家知識人所謂的傳統，當代發出聲音來，是因為他們認為是「方便在手」（on-hand）的，可是實際上不是，大多數民眾唾棄討厭它。儒家知識人和儒家自由主義者想改變大多數民眾，除非和政治結盟，而且用數百萬乃至數千萬人的頭顱和鮮血，用幾十年或幾百年的時間來完成，何必呢？
作者：陳永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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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自由，就意味著虛無主義；政教合一，則沒有精神自由。似乎是一個甩不出來的圈套，就只能在一極端滑行到另一極端，無法讓人平靜地休息一下，喘口氣。
在一個走向立憲的時代裡，指責虛無主義，反對諸神爭競的局面，是一件多麼不合適宜的事情。 一個劣跡斑斑，如今想或假裝想改邪歸正的儒家來指責虛無主義，就讓人聯想到殘酷的思想壓制和肉體消滅，只會令人不寒而慄。相反由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的親身父親基督教來指責，而且還有走出虛無主義和政教合一怪圈，拿捏得非常好的美國作為楷模，我想讓人心中溫暖，自覺地張開雙手歡呼。
在一個諸神爭競的時代裡， 儒家和基督教戰爭，是一種決鬥的表演，是為了爭取知識人中大多數中立派的支持，爭取對手中動搖分子的倒戈，還有就是搶奪年輕知識人的靈魂。如果要有更大目標，例如要佔領民眾的靈魂，儒家沒有和政治結盟政教合一是鞭長莫及的。這一點，自由主義者遠沒有儒家知識人精明，甚至可以說儒家知識人是本能。儒家從來不會放棄政治領導權，它最關心的不是誰在統治，而是用不用儒術來統治。佔領民眾的靈魂，基督教可以瀟灑自如，民間天然就是傳教的樂園。
知識人和民眾
我不說先秦儒家，至少董仲舒以降的儒家沒有政治哲學的眼光，沒有立法者的偉大胸懷。他們陷入了自戀，以為搞了一套哲學就萬世大吉，民眾的肚皮和信仰都是黑暗的死角，他們絲毫不關心，就像希臘羅馬哲學家可以不用考慮奴隸。
誰的虛無主義？虛無主義從來都是知識人的虛無主義，與民眾無關。在儒家作為統治意識形態的日子裡，儒學也僅僅是知識分子的儒學，底層的民眾，信仰的是佛教和其他民俗宗教。佛教和其他民俗作為一種宗教倫理在社會生活的實際作用遠大於儒家，這是儒家不願意見到的，所以也被他們故意「遺忘」了。列文遜的所謂「儒教中國」，也中了他們的毒，哪有什麼「儒教中國」？分明「佛教中國」更恰當。儒家知識人總是利用自己的知識特權給自己臉上鍍金。
在古典時代，暫且認為可以拿知識人的精神特質來定義整個社會的做法，但是到了民主時代，就應該拿大多數民眾的精神特徵來定義。從佛教、其他民俗宗教到民族國家信仰再到基督教，民間主要的信仰變遷是如此，哪裡來的虛無主義？知識人不要以為自己的虛無就是全社會的虛無，知識人的靈魂不可能和民眾是連體的，你痛苦他也痛苦，而且非你痛苦否則他不痛苦。分開來好不好，多一些政治哲學的眼光，不要把先秦儒學中「小人和君子」政治哲學含義丟了好不好？
我的一個堂嫂和堂哥結婚後就信了基督教，她告訴我說，祖先祭祀的東西，不能解釋生死問題，所以她信了基督教。這無法不讓我想起西漢傳進來的佛教是如何征服知識人和民間，讓本土宗教奄奄一息的。本土宗教不夠理性精密，不能解決生死問題，佛教就像水草一樣蔓延了整個中國，以至於隋唐成了國教。我相信基督教也一樣，在不遠的將來也將成為國教或事實上的國教。
對於一個立憲時代的知識分子來說，他可以信仰，也可以無信仰，他本身可以人格自足，是一個很有道德修為的人，但是民眾不同，必須有一個精神枴杖才能支撐起他的脊樑。這也是古典時代儒家為什麼無法整合底層民眾的原因。
立憲時代需要形成一個國教或准國教，這是對民眾的，因為佔大多數的民眾決定政體穩定與否，也決定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對於立憲政體來說，知識分子有沒有信仰，是不是虛無主義沒問題，知識分子的虛無主義不會大規模傳染給底層民眾。由於立憲政體是民主政體，底層的信仰是大多數人的信仰，會影響並約束知識分子，因此立憲政體是穩定的。這樣能夠象美國那樣跳出怪圈，不再是風箱裡的老鼠兩頭受氣。
很清楚儒家已經出局。當下的意識形態戰爭，不是儒家和基督教的戰爭，而是基督教和儒教、其他民俗宗教的戰爭。如果儒家忿然反抗，有必要嗎？就想不到即使基督教失敗了，儒家也是為他人作嫁衣？儒家別再妄想政教合一對民間進行整合。在現代社會，並不是國家，而是市民社會才是核心，政治是從屬於市民社會，儒家的結果就只能被市民社會吃掉，變成博物館中的收藏，或者是孔子旅遊節中的無形資產。
很多儒家知識人把儒家等於中華的，把基督教等於殖民者，這一點是民族主義的把戲，是知識人的遊戲，因為民族主義是知識人的遊戲，不是民眾的。儒家民族主義把基督教作為民族的敵人這一百年間來，根本沒有妨礙基督教在民間的傳播。 儒家是一個本土文明，而基督教是一個普世的，是是一種奠立在普遍人性基礎上的世界宗教，並不是民族主義的敵人。相反從歷史來看，還是民族主義的孕育者。
儒學僅僅合適於一小部分知識人的修身養性，從清末以來，除了「最後一個儒家」梁漱溟還有些政治和社會擔當之外，基本已經退到文化領域了。能夠從文化領域開始收復失地，再次進入社會領域，甚至政治領域？「最後一個儒家」死了，還有人嗎？我寧可看到有，因為再次進入政治可能有助於看清儒學悲劇般的宿命。
制度和價值
文明可以分成價值，制度和器物三個層面，價值是核心，制度是價值的「道成肉身」，而器物離核心最遠。 當西方文化一來碰撞的時候，器物層面沒撞就「投降」了，接下來是制度層面，現在到了最核心的價值層面。
近代以來憲政的失敗被認為是水土不服，也就是制度和價值的衝突。清末的儒家保守主義者是認為應該把西方基督教價值擋在器物層面，不讓制度有所變換，但失敗了。張之洞搞了個變通：中體西用，沿襲到今天。認為近代以來憲政的失敗是水土不服，並沒有理性依據，是一種沒有人去論證過的迷信，甚至一種因果性的紐帶也沒有找到。
制度和價值的關係，並不是緊緊粘在一起，針插不進去，否則清末以來的制度基督教化是如何可能的？現在制度已經基督教化，是退出來讓儒家來佔領，還是乘勝追擊，攻入核心，把價值也置換過來，我認為這個工作快完了，例如基督教已經成為民間主流，絕大部分知識分子的信仰也傾向於基督教。時代的潮流和精神趨向是大多數人來決定的，而不是少數人來決定。只有人心思變的時候，知識人才能領導思潮，人心不思變不可能逆著時代潮流去引導。
中華民族的價值就是傳統留給我們的價值嗎？難道傳統價值是一種絕對的東西，一種形而上永很恆不變的東西？在我看來，中華民族的價值僅僅不過是大多數人的共同認識到，或者默認的東西，並不是不可改變的，不可改造的，例如中共對家庭倫理的改造就是成功的。
當然這裡涉及如何保持中華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區別的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拋棄了傳統的價值，那你和其他民族有什麼區別，有什麼特徵可以幫助你區別開來？例如不一定要用傳統作為制度意義上的區分，如果要區別，可以是黃皮膚加上政治認同。例如國籍法中，就允許白皮膚的外國人成為中國人，前提是加入國籍，可見不是文化，而是國籍才是認同的依據。
為什麼一定是過去的記憶，才決定是中華民族的性質和結構？不是過去的恥辱，而是過去的光榮決定了中華民族的記憶，那麼光榮不再，只有將來最光榮的時刻，才決定。那為什麼一定要根據過去？
我也認為自由主義立憲不能單純建立在普世價值的基礎上，必須下降到中華性的洞穴之中。但是這種下降，不是投降，更不是屈服，而是在底線以上的妥協和變通。底線以下的，不能妥協，而應該高舉大旗加以批判，把它提升到現代性以上。儒家知識人始終沒有辦法打破這樣的看法：下降到中華性就超越了自由主義底線。實際上最構成與現代性衝突的，就是與價值核心最緊密的家庭倫理領域，例如當初日本現代化的時候，經濟方面例如商法可以完全照搬西方，但是婚姻法就保留了濃厚的「封建特徵」。我不無偏見地認為，下降的地方正是是自由主義無法容忍和拒絕接受的，我希望儒家知識人可以拿出確切的證據推翻我的看法。
近代以來立憲的失敗，換一個角度來來看，也不見得不對：並不是沒有植跟於傳統，而是傳統的東西沒弄乾淨，因此妨礙了立憲的成熟，應該徹底消除。如果讓劉曉波來，我想他就是這種看法。
傳統有多大的開放性
我相信儒家有張力，有彈性，能夠適應古典時代的變化，但是儒學能否把斷裂的現代社會，通過開放其開放性，也容納進來，儒家知識人和儒家自由主義者都沒有給我信心。
從佛教進入中國和儒學交融的歷史來看，禪宗是儒學吃住了佛教，宋明理學是涵納了佛教以後的復興，我有個神秘主義的看法，就是認為儒家未來的復興也是如此。 如果儒家真的有大眼光，就應該成全基督教，先置於死地而後生，然後潛伏下來，搞出一個「禪宗」，然後再「搞」一個宋明理學，鳳凰涅磐。儒家必須在現代性面前為自己辯護，怯怯說：俺不是拌腳石。讓自己存活下去，像韓愈一樣維持一線血脈，不是現在這樣嚷嚷復興。
古今之爭今勝古是一種歷史宿命，傳統的斷裂是儒家自己沒氣了，甚至不能說是西方文化撞斷了，西方文化看起來更是進來彌補了空缺。傳統能夠留下來的遺產，沉澱到血液中的，不外乎是東亞資本主義津津樂道的家庭倫理。可以家庭倫理是人性的，儒家把家庭倫理「坎限」了，變成了儒家的。可是不合現代性的，例如三綱五常，老早就仍進了垃圾堆，可以符合的，他肯定是超越古典和現代，是人類永恆的東西，沒有了儒家，這些人性的東西就沒了？如果說要給予家庭倫理一種正當性上的論證，難道就只能儒家，自由主義和基督教就不能論證了？我認為必須把倫理從儒家手上拯救出來。
根據哲學家卡西爾的「文化是生命的表現」，有人或許認為，傳統的價值是中國人生命的表現，那麼只要回到先秦，或者更加古老的時代，就可以復興。越古老當然越有說服力，但是回到殷商以前，這時候雖有「上帝」，但是已經湮沒不可問，當代民眾對之沒有感覺，還不如用基督教來。從政治哲學和立法者的角度來考慮，幹嗎去做一件愚公移山的事情？
儒家知識人所謂的傳統，當代發出聲音來，是因為他們認為是「方便在手」（on-hand）的，可是實際上不是，大多數民眾唾棄討厭它。儒家知識人和儒家自由主義者想改變大多數民眾，除非和政治結盟，而且用數百萬乃至數千萬人的頭顱和鮮血，用幾十年或幾百年的時間來完成，何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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