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徵交換與死亡》前言
作者：讓-波德裡亞
文章來源：世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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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交換與死亡》前言
現代社會構成的層面上不再有象徵交換,不再有作為組織形式的象徵交換。當然,象徵作為社會構成自身的死亡仍在困擾著這些構成。這恰巧是因為象徵不再管理社會形式,從此社會構成僅認識象徵的困擾,象徵交換的需求不斷受到價值規律的阻礙。雖然從馬克思開始,某種革命觀念曾試圖通過價值規律開闢一條道路,但這種觀念早已重新成為遵守法則的革命。精神分析也是圍繞著這種困擾展開的,但它改變了困擾的方向,將其限定在個體潛意識中,使其在父親法則下淪為閹割和能指的困擾。總有法則。然而,除了所有這些在價值舞台上圍繞著物質或慾望的生產而旋轉的、裡比多的、政治的形態學與經濟學之外,還有一種建立在價值毀滅基礎上的社會關係的方案,它的模式對我們而言涉及的是原始構成,但它那種徹底的烏托邦開始在我們社會的所有層面上逐漸發展,帶來一種造反的眩暈,這種造反不再與革命有關,也不再與歷史規律有關,甚至不再與一種「慾望」的「解放」有關——但最後這一點將需要更長時間才能顯現出來,因為它的幻覺是最近才出現的。
在這個視野中,其他一些理論事件具有極端的重要性:索緒爾的易位書寫、莫斯(M.Mauss)的交換/饋贈——從長遠來看,這些假說比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的假說更徹底。這也正是遭到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的闡釋帝國主義查禁的視野。易位書寫或交換/饋贈不是處在語言學邊緣和人類學邊緣的奇特插曲,不是低於潛意識和革命這些大機器的次要模式。我們可以看出,這裡顯現了一種相同的大形式,馬克思主義和精神分析也許僅僅是由於不瞭解而偏離了這種形式,它一視同仁地驅逐了政治經濟學和裡比多經濟學——此時此地浮現出一種價值的彼岸、一種法則的彼岸、一種壓抑的彼岸、一種潛意識的彼岸。這是正在發生的事情。
對我們而言,只有一個理論事件具有和上述事件相同的重要性:弗洛伊德提出的死亡衝動。這裡的條件是必須將死亡衝動推到極限來反對弗洛伊德自己。無論如何,下面三種情況涉及的都是受挫的參照:必須用莫斯反對莫斯,用索緒爾反對索緒爾,用弗洛伊德反對弗洛伊德;必須建立復歸原則(反饋贈)來反對莫斯開啟的一切經濟學、心理學或結構主義的闡釋;必須挑動易位書寫的索緒爾來反對語言學的索緒爾,甚至反對他自己關於易位書寫的狹隘假說;必須挑動死亡衝動的弗洛伊德來反對在此之前的全部精神分析建構,甚至反對弗洛伊德版本的死亡衝動。
這種悖論是理論暴力的悖論,我們以此為代價就可以看出,這三種假說在各自的場所——但這種各自性恰巧消失在普遍的象徵形式中,描繪出了一種運作原則,它完全外在於我們的經濟學「現實原則」並與之相對立。
反饋贈中的饋贈可逆性、犧牲中的交換可逆性、循環中的時間可逆性、摧毀中的生產可逆性、死亡中的生命可逆性、易位書寫中每個語言單位和價值的可逆性:惟一的大形式,在所有領域中都相同的形式,可逆性的、循環復歸的、廢除的形式——這一形式在各處都結束了時間的線性、語言的線性、經濟交換和積累的線性、權力的線性。對我們而言,它在各處都是毀滅和死亡的形式。這正是象徵的形式。它既不是神秘的,也不是結構的:它是不可避免的。
以前,現實原則對應於價值規律的某個確定階段。今天,全部系統都跌入不確定性,任何現實都被代碼和仿真的超級現實吸收了。以後,仿真原則將代替過去的現實原則來管理我們。目的性消失了,我們將由各種模式生成。不再有意識形態,只有一些仿象。因此,為了理解現存系統的霸權和仙境,必須修復價值規律和仿象的全部系譜學——這就是價值的結構革命。必須把政治經濟學重新納入這一系譜學:此時,政治經濟學將以第二級仿象的面貌出現,與那些僅用真實——生產的真實、意義的真實——賭博的仿象相同。
資本不再屬於政治經濟學範疇:它操縱作為仿真模式的政治經濟學。商品價值規律的全部機制都被吸收到更廣泛的結構價值規律的機制中,進入再循環,並且因此而進入第三級仿象(參見下文)。政治經濟學就是這樣在某種機制的範圍內由次級永恆性確保的,它在這種機制中喪失了一切特有的規定性,但保留了作為仿真參照的自身有效性。在過去,自然價值規律的機制也是一模一樣的,它被政治經濟學系統和商品價值規律當做想像的參照(「自然」):這就是像幽靈般存在於交換價值中心的使用價值。但交換價值也通過後來的螺旋式發展,在占統治地位的代碼等級中成為不在場證明。價值的每次形成都被其後的形成在更高的仿真等級中重新理解。每個階段的價值都把先前的機制當做幽靈的參照、傀儡的參照、仿真的參照納入自己的機制。
革命使每個等級與其後的等級相分離:這才是僅有的真正的革命。第三級是我們的等級,它不再是真實的等級,而是超真實的等級,只有在這裡,那些本身也漂浮不定的理論和實踐才能觸及這種超真實並給予它致命的打擊。
現在的革命全都以系統在緊跟階段為參照。這些革命武裝自己時用的全是各種形式的、懷舊的、復活的真實,即第二級仿真:辯證法、使用價值、生產的透明性和目的性、潛意識和被壓抑的感官(能指或被命名為慾望的所指)的「解放」,等等。系統曾在自己的連續革命中吞食了這些幽靈,但現在又巧妙地使它們作為革命的幻覺而重現,成為各種解放的理想內容。一切解放都只是向已普遍化的操縱的過渡。革命本身在控制的隨機程序階段不再有任何意義。
與工業機器相對應的是理性的、參照的、功能的、歷史的意識機器。與代碼隨機機制相吻合的是無參照的、移情的、不確定的、浮動的潛意識隨機機制。但潛意識自身也包括在遊戲中:很久以前它就喪失了自己特有的現實原則,成為操作性仿象。潛意識在自己的精神現實原則與自己的精神分析現實原則相混淆的那個點上,像政治經濟學一樣成為一種仿真模式。
系統的全部策略都處在這種浮動價值的超級現實中。潛意識的情形和貨幣或理論是一樣的。價值按照難以察覺的模式生成秩序,按照無限的仿真連接而實施統治。
控制論操作、遺傳密碼、隨機的突變秩序、測不准原理等等,這一切接替了一種確定的、客觀主義的科學,接替了一種辯證的歷史觀和認識觀。理論批判本身以及革命,如同所有確定的程序一樣,屬於第二級仿象。第三級仿象的確立掃蕩了這一切,企圖讓辯證法、「客觀」矛盾等復活來反對這些仿像是毫無用處的:這是沒有希望的政治倒退。人們不能用目的性來與隨機性作鬥爭,不能用覺悟的獲得或辯證法的超越來與分子的程序化分散作鬥爭,不能用政治經濟學或革命來與代碼作鬥爭。所有這些陳舊的武器(甚至包括人們在第一等級中,在人與自然的倫理學和形而上學中尋找的那些武器,例如使用價值和其他的解放參照),都逐漸被總系統中和了,總系統屬於更高的等級。一切進入代碼的無目的性時空中的東西或試圖進入其中的東西,都被切斷了與自身目的性的聯繫,都被瓦解並吸收了——這就是各個層面上的回收、操縱、循環和再循環的眾所周知的效果。「任何對一個系統持有異議或進行顛覆的因素都應該屬於一種更高的邏輯。」(威爾頓:《系統與結構》)因此,至少應該用層次相等的遊戲來對抗第三級仿象。但這可能嗎?是否存在一種因為比系統本身更隨機而具有顛覆性的理論或實踐呢?是否有一種不確定的顛覆——它在代碼等級中的地位相當於革命在政治經濟學等級中的地位呢?人們可能和脫氧核糖核酸作鬥爭嗎?用階級鬥爭肯定不行。或者發明一種更高邏輯(或非邏輯)等級的仿象,超越現存的第三等級,超越確定與不確定,但這還是仿像嗎?這也許就是死亡,只有死亡的可逆性屬於比代碼更高的等級。只有象徵混亂可以闖入代碼。
任何系統接近了完美操作性,也就接近了自身的死亡。當系統說「A是A 」或「二加二等於四」時,它就接近了絕對的權力和徹底的滑稽,同時也就接近了立即可能出現的顛覆——只需再助一指之力就能讓它崩潰。我們知道,當重言式重申那種對完美球形的向往時多麼有力量(雅裡劇本中的人物烏布[Ubu]的石丸)。
同一性是無法維持的:它就是死亡,因為它沒能銘刻自身的死亡。那些封閉的或亞穩定的、功能的或控制論的系統就是這種情況,這些系統在一瞬間(而不再是通過長期的辯證作用)就受到嘲諷和即時顛覆的威脅,因為系統的全部惰性都在反對系統。雙重性在威脅著那些最完善的系統,即那些像萊布尼茨的二元上帝一樣成功地分裂了自身運作原則的系統。這些系統具有的魅力是由深深的否定構成的,這種魅力就像在物戀中一樣是立即可逆的。這些系統的脆弱性即源於此,它與系統的理想一致性成比例地增長。這些系統即使建立在徹底的不確定性上(建立在意義的喪失上),也會重新變成意義的獵物。它們將像石炭紀的巨獸一樣,被自身的可怕重量壓垮,然後立即腐爛。這是任何通過自身邏輯追求總體完美的系統所具有的命定性,追求總體完美就是追求總體背叛,追求絕對可靠就是追求無可挽回的衰退:一切相關的能量都在走向自身的死亡。因此,惟一的策略是災難性的,而決不是辯證法的。必須把這些事物推向極限,它們在那裡會自然地相互轉換並崩潰。因為我們正是在價值的頂點才最接近雙重性,因為我們正是在一致性的頂點才最接近那道轉向的深淵,這道深淵困擾著代碼那些重疊的符號,我們必須在仿真中走得比系統更遠。必須用死亡來反對死亡——這是徹底的重言式。把系統特有的邏輯變成絕對的武器。反對超級現實的惟一策略是「形而下學」(pataphysique),這大致是「一種通過想像來求解的科學」,也就是在仿真的極限,在摧毀與死亡的超邏輯中可逆的仿真的極限,系統轉而反對自身的科學幻想。
一種精細的可逆性,這就是象徵的職責。讓每一個詞項都被消滅,讓價值在詞項自身的這種革命中被廢除——這就是惟一與代碼結構暴力等值並且可以戰勝它的象徵暴力。
與價值的商品規律及其等價物相對應的是一種革命的辯證法。與代碼的不確定性和價值的結構規律相對應的從此只有死亡的精細逆轉了。
說實話,建築的基礎沒剩下什麼了。對我們而言,只剩下了理論暴力。這是致死的思辨,它的惟一方法就是把所有假說都激進化。甚至代碼、象徵也還是仿真的詞項——也許應該可以把它們從話語中一個個地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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