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的模態哲學研究
作者：張力鋒
文章來源：來源:《南京社會科學》200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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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通過全面介紹模態哲學研究的歷史及現狀，文章指出，當代西方的模態哲學研究進一步推動了模態邏輯各個分支的成熟，乃至滲透入當代哲學的方方面面，對當代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關鍵詞】模態|本質主義|可能世界|模態邏輯|當代哲學
根據一本權威的哲學詞典，模態邏輯是「研究必然性和可能性概念的一種邏輯」[?]。既然模態邏輯以探討基本哲學範疇及其邏輯關係為目標，在其研究中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相關的哲學問題，而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則構成了模態哲學的主題。
一、模態哲學的研究歷史
對模態概念的哲學研究有悠久的歷史。早在現代模態邏輯產生之前，甚至遠在古希臘時代，人們就開始有意識地研究與模態詞有關的哲學問題了。比如，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在談到命題的模態邏輯時，就區分了絕對模態和相對模態。在正確的推理中，若前提為真，則結論也為真。這種結論依賴於前提的必然性稱為相對必然性，它只依賴於組成推理的各命題的邏輯形式。所謂絕對必然性，則是指命題的這樣一個屬性，即命題的主項與謂項有本質的聯繫。主、謂項間的本質聯繫是指，或者謂項是主項的本質中的一個因素，或者主項是謂項的本質中的一個因素。以「人是動物」為例，謂項「動物」表達主項「人」的一個本質屬性，因而該命題具有絕對必然性。根據必然性和可能性的相互可定義性，他還討論了相對可能性和絕對可能性。由此可見，亞里士多德對模態邏輯的討論並沒有僅囿於對詞項、命題和推理本身的考查，而是上升到了哲學本體論的高度，並以此來佐證他的模態邏輯理論。麥加拉和斯多亞學派的邏輯學家則更深入地探討了模態概念。第奧多魯（Diodorus）從時間的角度來說明命題的必然性與可能性，認為命題是可能的是指：它現在是真實的，或將來是真實的，而命題是必然的則指：它不但現在是真實的，而且將來也會是真實的。斐洛（Philo）則從事物的本性來說明命題的必然性與可能性，認為命題是可能的是指：依據事物的本性它會是真實的，而命題是必然的則指：它不但現在是真實的，而且依據事物本性將來也不會是虛假的。克裡西普斯（Chrysippus）則從外在世界來說明這兩者，主張命題是可能的是指：若沒有外物的阻止，則命題會是真實的；而命題是必然的是指：命題是真實的並且不會是虛假的，或者即使會是虛假的，外物也會阻止其成為虛假的。到了中世紀，邏輯學家們又提出了de re模態和de dicto模態的區分，前者表述的是事物的性質，後者表述的則是句子的性質；對於兩者的重要性，各人有不同的認識，有人認為de dicto模態是基本的，有的人則以為de re模態更為基本。在近代，萊布尼茲（G. Leibniz）提出了可能世界的理論，這一理論本身並不是在模態邏輯的研究中產生的，但它對後世的模態邏輯語義學的發展具有極大的啟示性。
現代模態邏輯在上個世紀上半葉建立，伴隨而來的是它給哲學提出了許多嶄新的課題，從而重新激活了對模態哲學問題的研究。現代模態邏輯根據對可能性和必然性不同的直觀理解，建立相應的公理系統，並給出其語義解釋，再從元邏輯的角度去探究這些公理系統的可靠性、完全性、獨立性和可判定性等性質。由於廣泛地採用了形式化的研究方法，現代邏輯極大地加深了人們對模態邏輯的理解，推進了模態邏輯的發展，特別是自20世紀60年代克裡普克（S. Kripke）和亨迪卡（J. Hintikka）各自獨立地發展出關係語義學（也稱可能世界語義學）以來，現代模態邏輯更是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現已成長為現代邏輯的一個成熟分支。但作為一種哲學邏輯，模態邏輯在其技術的發展中面臨著諸多的哲學挑戰，正是這些哲學問題構成為模態哲學的主題。這些問題可歸結為三類：經典一階邏輯原則的失效問題、de re模態引發的本質主義問題和與可能世界有關的各種問題，它們直接針對的都是模態邏輯的語義解釋，對這三類問題的辯護與反駁形成了模態哲學的豐富內容。為了回答經典邏輯原則的失效問題，馬庫斯（R. B. Marcus）、克裡普克提出了專名的嚴格指示詞理論，克裡普克、普特南（H. Putnam）等人又以此為基礎構造了一種新的指稱理論——歷史因果的指稱理論。在本質主義問題上，馬庫斯和帕森斯（T. Parsons）以為模態邏輯並沒有承諾本質主義，為了證明模態邏輯與反本質主義是相容的，後者更是提出了極大模型的概念；在接受蒯因（W. V. Quine）關於模態邏輯和本質主義關係論題的前提下，為了論證本質主義，克裡普克、普特南等人提出了個體本質的起源必然說和構造必然說，以及自然種類本質的內部結構說。而在與可能世界有關的問題上，則湧現出更多相互競爭的理論學說。比如，有關於可能世界本體地位的極端實在論、溫和實在論和語言替代論等三種主要觀點，還有為解決個體的跨世界同一問題而出現的仿本理論、個體跨世界識別是偽問題等多種立論。但與古典的對模態哲學問題的討論不同，現代的模態哲學不再採用直觀、素樸、辯證的概念式討論方式，而是普遍地運用邏輯－語言的分析手法來推進對問題的深入研究，這就注定了它必定是屬於邏輯分析的哲學傳統。
二、模態哲學研究的推進
蒯因最先提出了模態邏輯面臨的哲學問題，他指出模態邏輯違反了經典一階邏輯的基本原則、造成了對象的增殖和承諾了本質主義。在模態語境下，同一替換原則和存在概括原則都遭到了破壞。比如「行星的數目＝9」，但是不能根據同一替換原則，由「9必然大於7」得到「行星的數目必然大於7」。而為了保留一階邏輯原則的有效性，卡爾納普（R. Carnap）等人主張引進內涵實體，但蒯因認為這些內涵實體的同一性條件是無法給出的，因而它們是非法的，引起了對象的增殖。另外，由於de re模態區分了對象的必然屬性和偶然屬性，因而蒯因指責它承諾了亞里士多德的本質主義，後者在他看來是不合理的。
蒯因對模態邏輯的批評引發了人們的熱烈討論，從而出現了大量的文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些論文被林斯基（L. Linsky）輯集在以蒯因的同名論文為標題的論文集《指稱和模態》(Reference and Mod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中。斯穆禮安（A. F. Smullyan）主張，經典一階邏輯原則的失效問題是一個謬誤，它產生於沒有區分模態陳述中限定摹狀詞的兩種轄域。馬庫斯則從對同一式的理解角度出發，指出真正的同一式是由真正的專名構成的，而出現摹狀詞的所謂「同一式」只是一種較弱意義上的等價關係式，因此蒯因所提出的同一替換原則的失效問題也是不能成立的。帕森斯區分了個體本質和一般本質（即種類本質），並就一般本質提出量化模態邏輯可能在下述三種意義上承諾了本質主義——（1）量化模態邏輯系統以某個本質主義句子作為定理，（2）量化模態邏輯系統要求某些本質主義句子為真，（3）量化模態邏輯有某些合式的本質主義句子。但帕森斯認為在極大模型上這三個要求都得不到滿足，這種對量化模態邏輯的解釋容納了反本質主義，從而模態邏輯承諾本質主義的論題就不攻自破。林斯基則捍衛了本質主義，支持蒯因對模態邏輯和本質主義關係的論斷，但認為本質主義是一種可以理解的形而上學。
馬庫斯是對模態哲學做了詳盡討論的哲學家，她幾乎論及到模態哲學的所有主題，其代表性觀點反映在她的論文集《模態》（Modali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中。馬庫斯指出了普通專名指稱上的一個特點，即它就像是「貼標籤」一樣必然地指稱著對象。與限定摹狀詞不一樣，限定摹狀詞是通過描述對像特徵的意義來指稱的，一般地它在模態語境下指稱是晦暗的，專名是沒有意義的，它就像是貼在其指稱對像身上的一個「標籤」，總是指稱著那同一個對象。這樣，如果由兩個專名所構成的真正的同一式是真的，那麼它就先驗地必然為真。而由於她認為真正的同一式只能是由專名構成的，因此，即令是在模態語境下，專名之間的同一替換仍然是有效的，蒯因指責模態邏輯破壞了經典邏輯的同一替換原則是不恰當的。另外，馬庫斯給出了對量詞的另一種解釋——替換解釋，認為用它可以使de re模態免於蒯因的本質主義承諾的批評。馬庫斯還考察了亞里士多德的本質主義，在本質屬性中排除了空洞的本質屬性（如性質「是人或不是人」）和不足道的本質屬性（如性質「與蘇格拉底同一」），並給出了它的形式表述，但馬庫斯否認模態語言一定就承諾了本質主義；而對本質主義本身，她認為並不是像蒯因所稱的那麼令人厭惡，相反，她捍衛了種類的本質性。
克裡普克則在「命名與必然性」（『Naming and Necessity』, in Davidson and Harman (eds), Semantics of Natural Languages, Reidel, 1972）中全面闡述了他的與模態哲學有關的觀點，它由三篇演講稿組成。第一篇演講稿主要闡發了他的嚴格指示詞理論，他認為專名是嚴格指示詞，為此他區分了必然／偶然和先天／後天這兩對哲學範疇，並把個體的跨世界識別問題視為無意義加以拒絕。第二篇演講稿創建性地提出了一種新的專名指稱理論——歷史因果的指稱理論，並論證了必然同一陳述的正確性。在第三篇演講稿中，克裡普克提出了他的本質主義方案，即關於個體本質的「起源說」和「構造說」，關於自然種類本質的「內部結構說」，並將這一學說推廣運用於科學哲學和心靈哲學領域。
自從可能世界語義學產生後，可能世界系列問題又成為模態哲學研究的一個重心。在這些問題上出現了多種相互競爭的觀點，勞克斯（M. Loux）編輯的論文集《可能的和現實的：模態形而上學讀本》(The Possible and the Actual: Readings in the Metaphysics of Modalit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就是反映這些不同觀點的一本重要文選。這本論文集主要討論了兩個主題：可能世界的本性、地位以及個體的跨世界同一性問題。對於可能世界的本體論地位問題，有三種主要的觀點：D. 劉易斯（D. Lewis）的極端實在論、亞當斯（R. M. Adams）的語言替代論和普蘭廷卡（A. Plantinga）、斯塔爾內克（R. Stalnaker）等人的溫和實在論。D. 劉易斯認為，可能世界及其內部的東西都是實在的，把可能世界看作是初始的，並主張這種對可能世界的實在論解釋是對人們日常的模態思考的正規表達。亞當斯則把可能世界看成是一種特殊的語言構造——極大一致的命題集，視命題為初始元素，取消了可能世界的本體地位。普蘭廷卡將可能世界當作極大的可能事態，斯塔爾內克也把可能世界看成是某種實際存在但未能示例的性質；概言之，他們都將可能世界看成一種抽像的存在。個體的跨世界同一性問題是由齊碩姆（R. M. Chisholm）提出來的，他指出了個體跨世界存在的困難所在：違反萊布尼茲律和破壞同一關係的傳遞性。基於齊碩姆所指出的難題，卡普蘭（D. Kaplan）建議弱化同一關係，使個體成為限界的（world-bound），這樣就可以免於齊碩姆的批評。D. 劉易斯則實踐了這一想法，他試圖對這一弱化的關係作形式的刻劃，並稱之為仿本關係，聲稱仿本關係足以合乎人們的日常模態直覺。普蘭廷卡批評了D. 劉易斯的仿本理論，認為仿本理論並不符合我們前哲學的模態觀點，並試圖說明齊碩姆的質疑沒有給可能世界造成多麼嚴重的問題。在普蘭廷卡的影響下，卡普蘭放棄了自己先前的主張，認為在區分本體論問題和認識論問題的前提下，若採用基質主義的態度來看待個體的跨世界同一性，則後者根本不會成為齊碩姆式懷疑論的正當理由。
在《必然的本性》（The Nature of Necess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一書中，普蘭廷卡又充分發揮了他在模態哲學上的主張。他首先提出了廣義的邏輯必然性的概念，指出蒯因對de re模態的指責是不公正的，de re模態和de dicto模態一樣是合法的。繼而，他又解釋了他的溫和實在論的可能世界觀，詳細闡述了他用以建構溫和模態實在論的一系列概念：可能事態、事態的達成或實現、事態的極大性、事態之間的包含或排斥關係和抽像的絕對存在等等。隨後，他又考察了個體本質問題，承認它是存在的，並指出了它的一系列特徵。在個體的跨世界同一性問題上，通過引入世界索引性質（world-indexed property），普蘭廷卡反駁了齊碩姆對個體跨世界存在的批評，認為個體的跨世界存在並沒有違反萊布尼茲律和破壞同一關係的傳遞性。進而，他又指出，跨世界識別問題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問題，它更多地是表面現象，而非實質性問題。而後，對於非存在問題他又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根本就沒有非存在物，一切都是存在的。最後，普蘭廷卡又把他的模態哲學理論推廣到自然神學領域，分析論證了惡和上帝存在的問題。
類似地，為了充分論證模態柏拉圖主義，D. 劉易斯出版了《論世界的多樣性》（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 Oxford: Blackwell, 1985）一書。該書共分四個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通過類比集合論對於數學的重要性，D. 劉易斯論證模態實在論對於哲學分析的重要性，從而說明可能世界的實在性。另外，他還詳盡地闡述了可能世界的具體實在性、相互之間的時空孤立性和世界的豐富性，論述了他對現實的索引性認識。在第二部分中，D. 劉易斯答覆了關於他的模態實在論的主要反對意見。第一種反對意見認為，他的模態實在論導致了一系列的矛盾，他則指出這種反對意見的某些前提就是他所拒斥的。比如，有人批評由他的理論可推出一切都是現實的，D. 劉易斯則回答說這種反對意見的前提是將「現實的」看作適用於一切的語詞，而他本人只是將「現實的」作了索引性理解，並未誇張到這一程度。另一種反對意見認為，模態實在論導致了一些令人討厭的觀點，D. 劉易斯同樣地認為，這種反對意見的一些前提是他不能接受的。比如，有人指責他的理論產生出歸納懷疑論，他則回答模態實在論並沒有給懷疑論提供更多的理由，它只是復活了舊有的理由，而他對現實性的索引性理解也沒有加大人們對歸納推理的懷疑。最後一種反對意見認為，模態實在論的本體論與人們日常關於存在的想法差異太大，因而似乎是沒有道理的。D. 劉易斯視這種意見是真正公正、嚴肅的反駁，但他又指出，他的模態實在論給理論帶來的體繫上的益處遠遠超出這方面的缺憾。第三部分主要是考察了各種模態替代論，後者據稱可以獲得與D. 劉易斯的極端實在論同樣的理論收益，但在本體論上卻更為可信。D. 劉易斯對這一方案提出了一系列的反駁，指出只是抽像地贊成抽像的替代性世界，而不對這樣的世界加以明確的說明，以此來避開困難——這是不可行的。在最後一部分中，D. 劉易斯考慮了個體的跨世界同一性問題，並在與解決這一問題的其它方法的比較中，表明他自己的仿本理論的優越性所在。
在《模態的形而上學》（The Metaphysics of Mod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一書中，福布斯（G. Forbes）指出，從技術上來講de re模態和de dicto模態是獨立的，不可能將前者還原為後者，因此個體的跨世界同一性問題是務必加以解決的。對於解決跨世界同一性問題的一種方法——仿本理論，在給出它的模型論解釋後，他從技術和哲學兩個方面剖析了該理論的困難。對於可能世界的本體論地位問題，福布斯通過考察實在論（主要指D. 劉易斯的極端模態實在論）在認識論上所面臨的不可知論的困境，建議採用可能世界的反實在論方案。他的這種反實在論方案是將可能世界語義學和模態邏輯系統的解釋與被解釋關係顛倒過來，這樣一來就不用涉及到可能世界，而且他還認為，這種方案一樣可以說明模態推理的有效性問題。為此，福布斯給出了模態推理有效性的證明論說明，即模態系統定理的可靠性，但他承認用這種方法來證明模態系統的完全性是很成問題的。隨後，他又將注意力轉移到本質主義問題上來，分別討論了集合的本質和個體的本質問題。關於集合的本質問題，他通過構造模態集合論MST說明集合或類的本質存在的合理性；關於個體本質，他集中地討論了克裡普克的起源說，指出儘管個體本質的起源說存在著諸多論證上的不妥，但捍衛它的基本理論依據還是能夠成立的，同時他還給出了一個起源必然性的修正版本——配子合類別說。
90年代以來又出現了關於可能世界系列問題的一批新的文獻。下面介紹其中較具代表性的三本著作。在《可能性的世界：模態實在論和模態邏輯語義學》(The Worlds of Possibility: Modal Realism and the Semantics of Modal Log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中，千葉（C. Chihara）主要研究了模態實在論，對D. 劉易斯和普蘭廷卡版本的模態實在論作了詳細的說明，並考察了各種重要的反對和支持這兩種版本實在論的意見，分析了這些意見的不同根據。而後作者認為反實在論是一條更可取的策略，並考察了福布斯等人的反實在論方案，指出已有的這些版本都是不能接受的。在此基礎上，千葉提出了一種新的反實在論觀點，這種觀點對模態語句採用一種自然語言的解釋，但卻與可能世界的現實論解釋保持一致，而在這種自然語言解釋中不會引發對可能世界存在的承諾。比如在這一解釋下，Mp的真值條件就是：世界可能是這樣的存在方式，使得p。也就是說，千葉把可能世界解釋為世界的存在方式。最後，千葉又把他的這一觀點推廣到數學哲學中，提出了數學的反實在論思想。
在另一本著作《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 Routledge, 2002）中，戴弗斯（J. Divers）則給關於可能世界的實在論爭論提供了迄今最新、最全面的審查和評價。這本書把模態實在論分為兩種大的類型：地道的實在論和現實論的實在論，前者以D. 劉易斯為代表，後者以普蘭廷卡、斯塔爾內克等人為代表。戴弗斯認為，對地道的實在論的反駁都是沒有說服力的，而現實論者用以解釋可能世界的替代物都是一些未充分發展的議論，它們被刻意地用來將這些現實論者與地道的實在論劃清界限。為了對兩個派別的實在論進行公正的比較，戴弗斯迫使各種未充分發展的現實論的實在論去面對根本的概念和本體論應用問題，後者正是一個像地道的實在論那樣的成熟理論已經作出回答了的。經過這樣的比較之後，戴弗斯認為，地道的實在論對上述問題所提供的答案更合理。因此，他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如果要在可能世界的問題上持實在論的觀點，那麼地道的實在論是更可信的。
在其已經出版的博士論文《可能世界哲學中的主題》（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Possible Worlds, Routledge, 2002）中，諾蘭（D. Nolan）對可能世界持有現實論的觀點，他認為模態真理是源於現實世界的，它的真可以清楚地根據現實世界裡的事物或事態來加以解釋。對於可能世界的本體論地位問題，他嘗試著用所謂的模態事實去理解可能世界，也就說對可能世界進行還原。但這種還原又不是將模態概念當作初始的，因為他認為還可以對模態作進一步的還原。
作者：張力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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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通過全面介紹模態哲學研究的歷史及現狀，文章指出，當代西方的模態哲學研究進一步推動了模態邏輯各個分支的成熟，乃至滲透入當代哲學的方方面面，對當代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關鍵詞】模態|本質主義|可能世界|模態邏輯|當代哲學
根據一本權威的哲學詞典，模態邏輯是「研究必然性和可能性概念的一種邏輯」[?]。既然模態邏輯以探討基本哲學範疇及其邏輯關係為目標，在其研究中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相關的哲學問題，而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則構成了模態哲學的主題。
一、模態哲學的研究歷史
對模態概念的哲學研究有悠久的歷史。早在現代模態邏輯產生之前，甚至遠在古希臘時代，人們就開始有意識地研究與模態詞有關的哲學問題了。比如，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在談到命題的模態邏輯時，就區分了絕對模態和相對模態。在正確的推理中，若前提為真，則結論也為真。這種結論依賴於前提的必然性稱為相對必然性，它只依賴於組成推理的各命題的邏輯形式。所謂絕對必然性，則是指命題的這樣一個屬性，即命題的主項與謂項有本質的聯繫。主、謂項間的本質聯繫是指，或者謂項是主項的本質中的一個因素，或者主項是謂項的本質中的一個因素。以「人是動物」為例，謂項「動物」表達主項「人」的一個本質屬性，因而該命題具有絕對必然性。根據必然性和可能性的相互可定義性，他還討論了相對可能性和絕對可能性。由此可見，亞里士多德對模態邏輯的討論並沒有僅囿於對詞項、命題和推理本身的考查，而是上升到了哲學本體論的高度，並以此來佐證他的模態邏輯理論。麥加拉和斯多亞學派的邏輯學家則更深入地探討了模態概念。第奧多魯（Diodorus）從時間的角度來說明命題的必然性與可能性，認為命題是可能的是指：它現在是真實的，或將來是真實的，而命題是必然的則指：它不但現在是真實的，而且將來也會是真實的。斐洛（Philo）則從事物的本性來說明命題的必然性與可能性，認為命題是可能的是指：依據事物的本性它會是真實的，而命題是必然的則指：它不但現在是真實的，而且依據事物本性將來也不會是虛假的。克裡西普斯（Chrysippus）則從外在世界來說明這兩者，主張命題是可能的是指：若沒有外物的阻止，則命題會是真實的；而命題是必然的是指：命題是真實的並且不會是虛假的，或者即使會是虛假的，外物也會阻止其成為虛假的。到了中世紀，邏輯學家們又提出了de re模態和de dicto模態的區分，前者表述的是事物的性質，後者表述的則是句子的性質；對於兩者的重要性，各人有不同的認識，有人認為de dicto模態是基本的，有的人則以為de re模態更為基本。在近代，萊布尼茲（G. Leibniz）提出了可能世界的理論，這一理論本身並不是在模態邏輯的研究中產生的，但它對後世的模態邏輯語義學的發展具有極大的啟示性。
現代模態邏輯在上個世紀上半葉建立，伴隨而來的是它給哲學提出了許多嶄新的課題，從而重新激活了對模態哲學問題的研究。現代模態邏輯根據對可能性和必然性不同的直觀理解，建立相應的公理系統，並給出其語義解釋，再從元邏輯的角度去探究這些公理系統的可靠性、完全性、獨立性和可判定性等性質。由於廣泛地採用了形式化的研究方法，現代邏輯極大地加深了人們對模態邏輯的理解，推進了模態邏輯的發展，特別是自20世紀60年代克裡普克（S. Kripke）和亨迪卡（J. Hintikka）各自獨立地發展出關係語義學（也稱可能世界語義學）以來，現代模態邏輯更是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現已成長為現代邏輯的一個成熟分支。但作為一種哲學邏輯，模態邏輯在其技術的發展中面臨著諸多的哲學挑戰，正是這些哲學問題構成為模態哲學的主題。這些問題可歸結為三類：經典一階邏輯原則的失效問題、de re模態引發的本質主義問題和與可能世界有關的各種問題，它們直接針對的都是模態邏輯的語義解釋，對這三類問題的辯護與反駁形成了模態哲學的豐富內容。為了回答經典邏輯原則的失效問題，馬庫斯（R. B. Marcus）、克裡普克提出了專名的嚴格指示詞理論，克裡普克、普特南（H. Putnam）等人又以此為基礎構造了一種新的指稱理論——歷史因果的指稱理論。在本質主義問題上，馬庫斯和帕森斯（T. Parsons）以為模態邏輯並沒有承諾本質主義，為了證明模態邏輯與反本質主義是相容的，後者更是提出了極大模型的概念；在接受蒯因（W. V. Quine）關於模態邏輯和本質主義關係論題的前提下，為了論證本質主義，克裡普克、普特南等人提出了個體本質的起源必然說和構造必然說，以及自然種類本質的內部結構說。而在與可能世界有關的問題上，則湧現出更多相互競爭的理論學說。比如，有關於可能世界本體地位的極端實在論、溫和實在論和語言替代論等三種主要觀點，還有為解決個體的跨世界同一問題而出現的仿本理論、個體跨世界識別是偽問題等多種立論。但與古典的對模態哲學問題的討論不同，現代的模態哲學不再採用直觀、素樸、辯證的概念式討論方式，而是普遍地運用邏輯－語言的分析手法來推進對問題的深入研究，這就注定了它必定是屬於邏輯分析的哲學傳統。
二、模態哲學研究的推進
蒯因最先提出了模態邏輯面臨的哲學問題，他指出模態邏輯違反了經典一階邏輯的基本原則、造成了對象的增殖和承諾了本質主義。在模態語境下，同一替換原則和存在概括原則都遭到了破壞。比如「行星的數目＝9」，但是不能根據同一替換原則，由「9必然大於7」得到「行星的數目必然大於7」。而為了保留一階邏輯原則的有效性，卡爾納普（R. Carnap）等人主張引進內涵實體，但蒯因認為這些內涵實體的同一性條件是無法給出的，因而它們是非法的，引起了對象的增殖。另外，由於de re模態區分了對象的必然屬性和偶然屬性，因而蒯因指責它承諾了亞里士多德的本質主義，後者在他看來是不合理的。
蒯因對模態邏輯的批評引發了人們的熱烈討論，從而出現了大量的文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些論文被林斯基（L. Linsky）輯集在以蒯因的同名論文為標題的論文集《指稱和模態》(Reference and Mod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中。斯穆禮安（A. F. Smullyan）主張，經典一階邏輯原則的失效問題是一個謬誤，它產生於沒有區分模態陳述中限定摹狀詞的兩種轄域。馬庫斯則從對同一式的理解角度出發，指出真正的同一式是由真正的專名構成的，而出現摹狀詞的所謂「同一式」只是一種較弱意義上的等價關係式，因此蒯因所提出的同一替換原則的失效問題也是不能成立的。帕森斯區分了個體本質和一般本質（即種類本質），並就一般本質提出量化模態邏輯可能在下述三種意義上承諾了本質主義——（1）量化模態邏輯系統以某個本質主義句子作為定理，（2）量化模態邏輯系統要求某些本質主義句子為真，（3）量化模態邏輯有某些合式的本質主義句子。但帕森斯認為在極大模型上這三個要求都得不到滿足，這種對量化模態邏輯的解釋容納了反本質主義，從而模態邏輯承諾本質主義的論題就不攻自破。林斯基則捍衛了本質主義，支持蒯因對模態邏輯和本質主義關係的論斷，但認為本質主義是一種可以理解的形而上學。
馬庫斯是對模態哲學做了詳盡討論的哲學家，她幾乎論及到模態哲學的所有主題，其代表性觀點反映在她的論文集《模態》（Modali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中。馬庫斯指出了普通專名指稱上的一個特點，即它就像是「貼標籤」一樣必然地指稱著對象。與限定摹狀詞不一樣，限定摹狀詞是通過描述對像特徵的意義來指稱的，一般地它在模態語境下指稱是晦暗的，專名是沒有意義的，它就像是貼在其指稱對像身上的一個「標籤」，總是指稱著那同一個對象。這樣，如果由兩個專名所構成的真正的同一式是真的，那麼它就先驗地必然為真。而由於她認為真正的同一式只能是由專名構成的，因此，即令是在模態語境下，專名之間的同一替換仍然是有效的，蒯因指責模態邏輯破壞了經典邏輯的同一替換原則是不恰當的。另外，馬庫斯給出了對量詞的另一種解釋——替換解釋，認為用它可以使de re模態免於蒯因的本質主義承諾的批評。馬庫斯還考察了亞里士多德的本質主義，在本質屬性中排除了空洞的本質屬性（如性質「是人或不是人」）和不足道的本質屬性（如性質「與蘇格拉底同一」），並給出了它的形式表述，但馬庫斯否認模態語言一定就承諾了本質主義；而對本質主義本身，她認為並不是像蒯因所稱的那麼令人厭惡，相反，她捍衛了種類的本質性。
克裡普克則在「命名與必然性」（『Naming and Necessity』, in Davidson and Harman (eds), Semantics of Natural Languages, Reidel, 1972）中全面闡述了他的與模態哲學有關的觀點，它由三篇演講稿組成。第一篇演講稿主要闡發了他的嚴格指示詞理論，他認為專名是嚴格指示詞，為此他區分了必然／偶然和先天／後天這兩對哲學範疇，並把個體的跨世界識別問題視為無意義加以拒絕。第二篇演講稿創建性地提出了一種新的專名指稱理論——歷史因果的指稱理論，並論證了必然同一陳述的正確性。在第三篇演講稿中，克裡普克提出了他的本質主義方案，即關於個體本質的「起源說」和「構造說」，關於自然種類本質的「內部結構說」，並將這一學說推廣運用於科學哲學和心靈哲學領域。
自從可能世界語義學產生後，可能世界系列問題又成為模態哲學研究的一個重心。在這些問題上出現了多種相互競爭的觀點，勞克斯（M. Loux）編輯的論文集《可能的和現實的：模態形而上學讀本》(The Possible and the Actual: Readings in the Metaphysics of Modalit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就是反映這些不同觀點的一本重要文選。這本論文集主要討論了兩個主題：可能世界的本性、地位以及個體的跨世界同一性問題。對於可能世界的本體論地位問題，有三種主要的觀點：D. 劉易斯（D. Lewis）的極端實在論、亞當斯（R. M. Adams）的語言替代論和普蘭廷卡（A. Plantinga）、斯塔爾內克（R. Stalnaker）等人的溫和實在論。D. 劉易斯認為，可能世界及其內部的東西都是實在的，把可能世界看作是初始的，並主張這種對可能世界的實在論解釋是對人們日常的模態思考的正規表達。亞當斯則把可能世界看成是一種特殊的語言構造——極大一致的命題集，視命題為初始元素，取消了可能世界的本體地位。普蘭廷卡將可能世界當作極大的可能事態，斯塔爾內克也把可能世界看成是某種實際存在但未能示例的性質；概言之，他們都將可能世界看成一種抽像的存在。個體的跨世界同一性問題是由齊碩姆（R. M. Chisholm）提出來的，他指出了個體跨世界存在的困難所在：違反萊布尼茲律和破壞同一關係的傳遞性。基於齊碩姆所指出的難題，卡普蘭（D. Kaplan）建議弱化同一關係，使個體成為限界的（world-bound），這樣就可以免於齊碩姆的批評。D. 劉易斯則實踐了這一想法，他試圖對這一弱化的關係作形式的刻劃，並稱之為仿本關係，聲稱仿本關係足以合乎人們的日常模態直覺。普蘭廷卡批評了D. 劉易斯的仿本理論，認為仿本理論並不符合我們前哲學的模態觀點，並試圖說明齊碩姆的質疑沒有給可能世界造成多麼嚴重的問題。在普蘭廷卡的影響下，卡普蘭放棄了自己先前的主張，認為在區分本體論問題和認識論問題的前提下，若採用基質主義的態度來看待個體的跨世界同一性，則後者根本不會成為齊碩姆式懷疑論的正當理由。
在《必然的本性》（The Nature of Necess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一書中，普蘭廷卡又充分發揮了他在模態哲學上的主張。他首先提出了廣義的邏輯必然性的概念，指出蒯因對de re模態的指責是不公正的，de re模態和de dicto模態一樣是合法的。繼而，他又解釋了他的溫和實在論的可能世界觀，詳細闡述了他用以建構溫和模態實在論的一系列概念：可能事態、事態的達成或實現、事態的極大性、事態之間的包含或排斥關係和抽像的絕對存在等等。隨後，他又考察了個體本質問題，承認它是存在的，並指出了它的一系列特徵。在個體的跨世界同一性問題上，通過引入世界索引性質（world-indexed property），普蘭廷卡反駁了齊碩姆對個體跨世界存在的批評，認為個體的跨世界存在並沒有違反萊布尼茲律和破壞同一關係的傳遞性。進而，他又指出，跨世界識別問題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問題，它更多地是表面現象，而非實質性問題。而後，對於非存在問題他又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根本就沒有非存在物，一切都是存在的。最後，普蘭廷卡又把他的模態哲學理論推廣到自然神學領域，分析論證了惡和上帝存在的問題。
類似地，為了充分論證模態柏拉圖主義，D. 劉易斯出版了《論世界的多樣性》（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 Oxford: Blackwell, 1985）一書。該書共分四個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通過類比集合論對於數學的重要性，D. 劉易斯論證模態實在論對於哲學分析的重要性，從而說明可能世界的實在性。另外，他還詳盡地闡述了可能世界的具體實在性、相互之間的時空孤立性和世界的豐富性，論述了他對現實的索引性認識。在第二部分中，D. 劉易斯答覆了關於他的模態實在論的主要反對意見。第一種反對意見認為，他的模態實在論導致了一系列的矛盾，他則指出這種反對意見的某些前提就是他所拒斥的。比如，有人批評由他的理論可推出一切都是現實的，D. 劉易斯則回答說這種反對意見的前提是將「現實的」看作適用於一切的語詞，而他本人只是將「現實的」作了索引性理解，並未誇張到這一程度。另一種反對意見認為，模態實在論導致了一些令人討厭的觀點，D. 劉易斯同樣地認為，這種反對意見的一些前提是他不能接受的。比如，有人指責他的理論產生出歸納懷疑論，他則回答模態實在論並沒有給懷疑論提供更多的理由，它只是復活了舊有的理由，而他對現實性的索引性理解也沒有加大人們對歸納推理的懷疑。最後一種反對意見認為，模態實在論的本體論與人們日常關於存在的想法差異太大，因而似乎是沒有道理的。D. 劉易斯視這種意見是真正公正、嚴肅的反駁，但他又指出，他的模態實在論給理論帶來的體繫上的益處遠遠超出這方面的缺憾。第三部分主要是考察了各種模態替代論，後者據稱可以獲得與D. 劉易斯的極端實在論同樣的理論收益，但在本體論上卻更為可信。D. 劉易斯對這一方案提出了一系列的反駁，指出只是抽像地贊成抽像的替代性世界，而不對這樣的世界加以明確的說明，以此來避開困難——這是不可行的。在最後一部分中，D. 劉易斯考慮了個體的跨世界同一性問題，並在與解決這一問題的其它方法的比較中，表明他自己的仿本理論的優越性所在。
在《模態的形而上學》（The Metaphysics of Mod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一書中，福布斯（G. Forbes）指出，從技術上來講de re模態和de dicto模態是獨立的，不可能將前者還原為後者，因此個體的跨世界同一性問題是務必加以解決的。對於解決跨世界同一性問題的一種方法——仿本理論，在給出它的模型論解釋後，他從技術和哲學兩個方面剖析了該理論的困難。對於可能世界的本體論地位問題，福布斯通過考察實在論（主要指D. 劉易斯的極端模態實在論）在認識論上所面臨的不可知論的困境，建議採用可能世界的反實在論方案。他的這種反實在論方案是將可能世界語義學和模態邏輯系統的解釋與被解釋關係顛倒過來，這樣一來就不用涉及到可能世界，而且他還認為，這種方案一樣可以說明模態推理的有效性問題。為此，福布斯給出了模態推理有效性的證明論說明，即模態系統定理的可靠性，但他承認用這種方法來證明模態系統的完全性是很成問題的。隨後，他又將注意力轉移到本質主義問題上來，分別討論了集合的本質和個體的本質問題。關於集合的本質問題，他通過構造模態集合論MST說明集合或類的本質存在的合理性；關於個體本質，他集中地討論了克裡普克的起源說，指出儘管個體本質的起源說存在著諸多論證上的不妥，但捍衛它的基本理論依據還是能夠成立的，同時他還給出了一個起源必然性的修正版本——配子合類別說。
90年代以來又出現了關於可能世界系列問題的一批新的文獻。下面介紹其中較具代表性的三本著作。在《可能性的世界：模態實在論和模態邏輯語義學》(The Worlds of Possibility: Modal Realism and the Semantics of Modal Log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中，千葉（C. Chihara）主要研究了模態實在論，對D. 劉易斯和普蘭廷卡版本的模態實在論作了詳細的說明，並考察了各種重要的反對和支持這兩種版本實在論的意見，分析了這些意見的不同根據。而後作者認為反實在論是一條更可取的策略，並考察了福布斯等人的反實在論方案，指出已有的這些版本都是不能接受的。在此基礎上，千葉提出了一種新的反實在論觀點，這種觀點對模態語句採用一種自然語言的解釋，但卻與可能世界的現實論解釋保持一致，而在這種自然語言解釋中不會引發對可能世界存在的承諾。比如在這一解釋下，Mp的真值條件就是：世界可能是這樣的存在方式，使得p。也就是說，千葉把可能世界解釋為世界的存在方式。最後，千葉又把他的這一觀點推廣到數學哲學中，提出了數學的反實在論思想。
在另一本著作《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 Routledge, 2002）中，戴弗斯（J. Divers）則給關於可能世界的實在論爭論提供了迄今最新、最全面的審查和評價。這本書把模態實在論分為兩種大的類型：地道的實在論和現實論的實在論，前者以D. 劉易斯為代表，後者以普蘭廷卡、斯塔爾內克等人為代表。戴弗斯認為，對地道的實在論的反駁都是沒有說服力的，而現實論者用以解釋可能世界的替代物都是一些未充分發展的議論，它們被刻意地用來將這些現實論者與地道的實在論劃清界限。為了對兩個派別的實在論進行公正的比較，戴弗斯迫使各種未充分發展的現實論的實在論去面對根本的概念和本體論應用問題，後者正是一個像地道的實在論那樣的成熟理論已經作出回答了的。經過這樣的比較之後，戴弗斯認為，地道的實在論對上述問題所提供的答案更合理。因此，他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如果要在可能世界的問題上持實在論的觀點，那麼地道的實在論是更可信的。
在其已經出版的博士論文《可能世界哲學中的主題》（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Possible Worlds, Routledge, 2002）中，諾蘭（D. Nolan）對可能世界持有現實論的觀點，他認為模態真理是源於現實世界的，它的真可以清楚地根據現實世界裡的事物或事態來加以解釋。對於可能世界的本體論地位問題，他嘗試著用所謂的模態事實去理解可能世界，也就說對可能世界進行還原。但這種還原又不是將模態概念當作初始的，因為他認為還可以對模態作進一步的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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