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真實和思想的真實
作者：彭小瑜
文章來源：哲學在線
瀏覽：491 次
（馬基雅維裡《論李維》，馮克利譯，世紀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胡適先生的名言我是舉雙手贊成的：「科學的方法只在於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著事實走。科學的方法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沒有證據，只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 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奉為定論」（「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載《胡適論學近著》。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7頁）。然而在人類的思想歷程上，歷史事實認知的錯誤似乎並不總是妨礙人們在總結歷史經驗中獲得真知灼見。馬基雅維裡（1469 1527年）的《論李維》應該就是這樣一個範例。
《論李維》是馬氏就李維《建城以來史》裡面古代羅馬歷史各個片段所發表的評論，其間滲透他對自己身處的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政局的見解，所以可以說是一部歷史和現實的對話錄。1494年，長期統治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被法國國王查理八世的軍隊驅逐，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城市共和國，從1498年到1512年美第奇家族復辟之前，馬基雅維裡在佛羅倫薩擔任重要官職，之後被囚禁；1513年，他被成為教皇的喬萬尼·美第奇釋放。《君主論》和《論李維》都是馬氏在此後的賦閒生活中撰寫的。儘管《君主論》對帝王的權術有過一些令他聲名狼藉的描述，他所贊成的政體其實是他在《論李維》中所詳盡議論的共和制度，其基礎是以公民大會為運作機制的直接民主政治、作為制衡力量的元老院、以及在二者之間扮演複雜中介關係的護民官制度（通常的漢譯為「保民官」，該制度在其成熟階段並不是簡單地以維護羅馬平民利益為宗旨的）。
需要說明的是，馬氏所閱讀和議論的李維作品並不是符合現代史學標準的著作，其中的許多敘述是不可靠的，其真實性需要經過胡適先生所提倡的大量考證工作才可以證實。由於李維生活在公元前59年到公元後17年，他所描寫的歷史事件大多發生在很久以前。雖然馬氏也論及共和國中後期的歷史事件，譬如發生在公元前2世紀中葉的格拉古兄弟改革，他主要使用的是李維著作的前10卷（公元前509 292年），也就是共和國早期的歷史，大量內容帶有傳奇色彩，甚至包括虛構的人物和故事，其功用是體現作者對羅馬傳統的歌頌和讚揚。這一狀況並未影響馬氏通過閱讀李維來總結歷史經驗，進而對當時意大利的政治開出他自己認為是有效的藥方。他對羅馬政治制度大體輪廓的認識是清楚的。與近代一些歷史學者突出羅馬貴族寡頭統治的見解不同，馬氏對羅馬政治的理解接近西方學者的晚近觀點，即強調羅馬共和國的民主性及其對羅馬國家成長的益處。
在馬基雅維裡看來，羅馬的政治民主主要體現在平民大會的立法和司法等權力上。他實際上並不欣賞單一的君主制、貴族制或民主制。他認為這三種制度的要素如果能夠兼容並包的話，由此形成的政治制度是最優越的。他認為，羅馬共和國就是這樣的制度，執政官、元老院和護民官分別代表了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第51 52頁）。護民官的權力在很大程度上通過平民大會來體現，他們可以向大會提交立法議案，召集平民大會指控破壞自由者———損害民眾利益和權利者。如果一個國家想避免暴君或少數人的統治，又想建立疆域廣大而非小國寡民的共和國的話，就需要像羅馬那樣將公民權向外邦人開放，並建立一支數量眾多的優良公民軍隊。因此，維護公民群眾的自由也就變得十分重要。馬氏的一個經典觀點是，一定程度的社會動亂，即平民和元老院的紛爭以及護民官和平民大會的指控、處分罪犯的權力，有助於民眾宣洩對個別貴族人士的憤怒，反而使得「共和國的秩序波瀾不驚」，長期得以維持相對的安定，防止出現惡性的騷亂，達到國運長久的目的。護民官領導的平民不時與貴族進行政治競爭，「喧嚷起於街市，店舖悉數關閉，百姓棄城而去，凡此種種，令讀史者駭然。」然而，馬氏指出，這樣的形勢其實有利於緩和社會矛盾，最終維護了共和國的自由和強大，而斯巴達、威尼斯和佛羅倫薩因為沒有採納羅馬的制度，所以變得脆弱和動盪不安（第56 57、63 70頁）。
在同樣的羅馬制度下，馬基雅維裡指出，由於平民過度貪心，祈望分享貴族的財產，他們在護民官格拉古兄弟的領導下試圖與貴族爭奪土地財產，從而導致了共和國在仇恨的火焰中被毀滅。為什麼平民和貴族的爭鬥先是維護了共和，繼而又斷送了民主呢？馬氏的解釋是十分粗鄙簡陋的，因為他沒有掌握胡適先生所倡導的思想方法和學問工具。他只能說，畢竟平民和貴族之間的對抗長期使羅馬自由，要在300年後毀壞共和國（第141 143頁）。馬氏也注意到軍隊將領任職時間的延長造成軍隊的私人化，使得馬略、蘇拉和愷撒這些將領得以踐踏共和制度，使羅馬遭受奴役（386 387頁）。但是他在這裡忽略的是，在愷撒時代，實際上是民眾投票延長將領的任期。他更沒有注意到，元老院在羅馬軍隊通過馬略改革職業化以後並沒有制定完善制度來保證官兵的福利和對將領的制約，沒有在變化的條件下保證軍隊的國家化。士兵和軍官的生計要依靠將領所分發的戰利品，退役後的土地分配也要靠將領到羅馬去爭取，而這些恰恰是將領們能夠博取官兵對他私人忠誠的根本原因。馬基雅維裡所主要關注的是宏觀的政治原理，而非制度的精細微觀研究。這顯然影響他對問題的分析和判斷。
《論李維》不僅有一些令人歎服的政治學原理，也有不少充滿智慧的論斷。譬如馬氏談到了腐敗社會風氣與暴君專制統治之間互為因果的聯繫。他認為淫亂、奢侈和個人野心膨脹的惡劣風習，或者長期生活在專制統治下養成的習慣，會使人民難以維護自由（91、101頁）。但是他沒有給出任何清楚具體的解釋，沒有著力證實他的這一觀點。
在社會學和政治學的基本理論層面上，《論李維》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所提出的一些政治學原理不僅具有開創性，而且至今仍然意味深長。但是在現代政治學和社會學田野調查的層面上，在歷史學實證研究的層面上，馬氏的智慧的確顯得蒼白和疲弱了，甚至接近癡人說夢的荒唐。即便是像馬基雅維裡這樣的智者以及他卓越的敏銳思辯，在超越事實束縛的同時也證明了，微觀實證的現實和歷史研究自有其不可替代性。也就是說，思想的真實性並不能置換歷史的真實性。
比較胡適先生和馬先生，看起來是滑稽的，卻能夠讓我們深思，讓我們反省，讓我們意識到，人們認知歷史和社會的心態除了自信，是否真的應該多一份小心、多一份躊躇、多一份謙卑，像胡適先生惟恐我們忘記的那樣。同樣的道理應該也適用於政治學家。畢竟，對現代政治最重要的不是設計原理和原則，更不是草擬響亮的口號，而是摒棄宏大敘事，兢兢業業地從事制度建設和實現社會進步。
作者：彭小瑜
文章來源：哲學在線
瀏覽：491 次
（馬基雅維裡《論李維》，馮克利譯，世紀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胡適先生的名言我是舉雙手贊成的：「科學的方法只在於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著事實走。科學的方法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沒有證據，只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 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奉為定論」（「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載《胡適論學近著》。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7頁）。然而在人類的思想歷程上，歷史事實認知的錯誤似乎並不總是妨礙人們在總結歷史經驗中獲得真知灼見。馬基雅維裡（1469 1527年）的《論李維》應該就是這樣一個範例。
《論李維》是馬氏就李維《建城以來史》裡面古代羅馬歷史各個片段所發表的評論，其間滲透他對自己身處的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政局的見解，所以可以說是一部歷史和現實的對話錄。1494年，長期統治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被法國國王查理八世的軍隊驅逐，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城市共和國，從1498年到1512年美第奇家族復辟之前，馬基雅維裡在佛羅倫薩擔任重要官職，之後被囚禁；1513年，他被成為教皇的喬萬尼·美第奇釋放。《君主論》和《論李維》都是馬氏在此後的賦閒生活中撰寫的。儘管《君主論》對帝王的權術有過一些令他聲名狼藉的描述，他所贊成的政體其實是他在《論李維》中所詳盡議論的共和制度，其基礎是以公民大會為運作機制的直接民主政治、作為制衡力量的元老院、以及在二者之間扮演複雜中介關係的護民官制度（通常的漢譯為「保民官」，該制度在其成熟階段並不是簡單地以維護羅馬平民利益為宗旨的）。
需要說明的是，馬氏所閱讀和議論的李維作品並不是符合現代史學標準的著作，其中的許多敘述是不可靠的，其真實性需要經過胡適先生所提倡的大量考證工作才可以證實。由於李維生活在公元前59年到公元後17年，他所描寫的歷史事件大多發生在很久以前。雖然馬氏也論及共和國中後期的歷史事件，譬如發生在公元前2世紀中葉的格拉古兄弟改革，他主要使用的是李維著作的前10卷（公元前509 292年），也就是共和國早期的歷史，大量內容帶有傳奇色彩，甚至包括虛構的人物和故事，其功用是體現作者對羅馬傳統的歌頌和讚揚。這一狀況並未影響馬氏通過閱讀李維來總結歷史經驗，進而對當時意大利的政治開出他自己認為是有效的藥方。他對羅馬政治制度大體輪廓的認識是清楚的。與近代一些歷史學者突出羅馬貴族寡頭統治的見解不同，馬氏對羅馬政治的理解接近西方學者的晚近觀點，即強調羅馬共和國的民主性及其對羅馬國家成長的益處。
在馬基雅維裡看來，羅馬的政治民主主要體現在平民大會的立法和司法等權力上。他實際上並不欣賞單一的君主制、貴族制或民主制。他認為這三種制度的要素如果能夠兼容並包的話，由此形成的政治制度是最優越的。他認為，羅馬共和國就是這樣的制度，執政官、元老院和護民官分別代表了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第51 52頁）。護民官的權力在很大程度上通過平民大會來體現，他們可以向大會提交立法議案，召集平民大會指控破壞自由者———損害民眾利益和權利者。如果一個國家想避免暴君或少數人的統治，又想建立疆域廣大而非小國寡民的共和國的話，就需要像羅馬那樣將公民權向外邦人開放，並建立一支數量眾多的優良公民軍隊。因此，維護公民群眾的自由也就變得十分重要。馬氏的一個經典觀點是，一定程度的社會動亂，即平民和元老院的紛爭以及護民官和平民大會的指控、處分罪犯的權力，有助於民眾宣洩對個別貴族人士的憤怒，反而使得「共和國的秩序波瀾不驚」，長期得以維持相對的安定，防止出現惡性的騷亂，達到國運長久的目的。護民官領導的平民不時與貴族進行政治競爭，「喧嚷起於街市，店舖悉數關閉，百姓棄城而去，凡此種種，令讀史者駭然。」然而，馬氏指出，這樣的形勢其實有利於緩和社會矛盾，最終維護了共和國的自由和強大，而斯巴達、威尼斯和佛羅倫薩因為沒有採納羅馬的制度，所以變得脆弱和動盪不安（第56 57、63 70頁）。
在同樣的羅馬制度下，馬基雅維裡指出，由於平民過度貪心，祈望分享貴族的財產，他們在護民官格拉古兄弟的領導下試圖與貴族爭奪土地財產，從而導致了共和國在仇恨的火焰中被毀滅。為什麼平民和貴族的爭鬥先是維護了共和，繼而又斷送了民主呢？馬氏的解釋是十分粗鄙簡陋的，因為他沒有掌握胡適先生所倡導的思想方法和學問工具。他只能說，畢竟平民和貴族之間的對抗長期使羅馬自由，要在300年後毀壞共和國（第141 143頁）。馬氏也注意到軍隊將領任職時間的延長造成軍隊的私人化，使得馬略、蘇拉和愷撒這些將領得以踐踏共和制度，使羅馬遭受奴役（386 387頁）。但是他在這裡忽略的是，在愷撒時代，實際上是民眾投票延長將領的任期。他更沒有注意到，元老院在羅馬軍隊通過馬略改革職業化以後並沒有制定完善制度來保證官兵的福利和對將領的制約，沒有在變化的條件下保證軍隊的國家化。士兵和軍官的生計要依靠將領所分發的戰利品，退役後的土地分配也要靠將領到羅馬去爭取，而這些恰恰是將領們能夠博取官兵對他私人忠誠的根本原因。馬基雅維裡所主要關注的是宏觀的政治原理，而非制度的精細微觀研究。這顯然影響他對問題的分析和判斷。
《論李維》不僅有一些令人歎服的政治學原理，也有不少充滿智慧的論斷。譬如馬氏談到了腐敗社會風氣與暴君專制統治之間互為因果的聯繫。他認為淫亂、奢侈和個人野心膨脹的惡劣風習，或者長期生活在專制統治下養成的習慣，會使人民難以維護自由（91、101頁）。但是他沒有給出任何清楚具體的解釋，沒有著力證實他的這一觀點。
在社會學和政治學的基本理論層面上，《論李維》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所提出的一些政治學原理不僅具有開創性，而且至今仍然意味深長。但是在現代政治學和社會學田野調查的層面上，在歷史學實證研究的層面上，馬氏的智慧的確顯得蒼白和疲弱了，甚至接近癡人說夢的荒唐。即便是像馬基雅維裡這樣的智者以及他卓越的敏銳思辯，在超越事實束縛的同時也證明了，微觀實證的現實和歷史研究自有其不可替代性。也就是說，思想的真實性並不能置換歷史的真實性。
比較胡適先生和馬先生，看起來是滑稽的，卻能夠讓我們深思，讓我們反省，讓我們意識到，人們認知歷史和社會的心態除了自信，是否真的應該多一份小心、多一份躊躇、多一份謙卑，像胡適先生惟恐我們忘記的那樣。同樣的道理應該也適用於政治學家。畢竟，對現代政治最重要的不是設計原理和原則，更不是草擬響亮的口號，而是摒棄宏大敘事，兢兢業業地從事制度建設和實現社會進步。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