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伯特·博德對西方思想的闡述[1]
作者：穆勒
文章來源：作者惠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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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恩·穆勒陳述
戴暉 譯
賀伯特·博德（奧斯納布呂克大學哲學系退職教授）出生於1928年，他的主要著作呈現出三部曲的構思。至今出版的有《形而上學的拓撲學》和《現代的理性結構》。這裡所開始的不亞於對西方歷史的一種系統的整體構思，從希臘的開端[複數]到當代。
這樣精深博大的事業需要清晰的建築學和目標明確的選材，整體和自己的主導的陳述意圖才不至於在精微部分的細節上從視線中消失。博德[的思想]集中在造成「整體區分」的位置[複數]上，它們對於由他的工作所突出的在思想的各個時代的思想形態[複數]的整體性是不可放棄的。因而，宗旨不是時間歷史-全書式的總體性，而是按照事質來劃分的整體性。各個思想家乃至他們的位置對于思（Denken)是「建築工具」，這種思把自己本身理解為一種「建築性的」思，更專業地說：一種「理性關係建築學的」思。
在整個建築學中，博德區分三種各自作為整體來理解的精神歷史階段：（1）從古希臘直到黑格爾的形而上學歷史，（2）在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爾那裡達到頂峰的現代和（3）接下來的「次現代」[Submoderne]（博德優先選擇的措辭）或者後現代。博德所關心的是突出在這些階段之間的每一次「切割」的徹底性，而不是在往往不加追問地設置為前提的哲學「運作連續性」的意義上，通過效用歷史和問題歷史的視角化把這些階段「粘貼起來」：這樣的方式只是掩蓋了[如下事實]，思在每一個時代都遇到各不相同的理性使命。
就博德的首要的哲學關懷正是這種區分而言，因而需要劃分各個使命的清楚界線乃至各自所完成的思想[Gedachten] 的清楚界線。作為在個別階段內的位置[複數]（所謂rationes[理性關係]）的區分原則和建築原則，一種三分式起著重要作用，博德從海德格爾的用語「思想之事的規定」那裡借來這種三分。一個位置讓自身由此來得到規定：它是從（一）思，（二）從[思之]事還是從（三）前兩者的規定來取其開端，接下來的兩個其它關係項[Termini]的順序是如何構成的。每三個位置亦即rationes[理性關係]組成一個形態[Figur]，它的聯繫每一次由這些關係項的一位來承擔並且完成。這種抽像的結構原則已經指出理性這一概念的基本的內容上的區分[複數]，博德的全部工作圍繞著理性地運籌和繼承這些區分：「自然理性」（對於現代：「技術理性」）從作為第一關係項的思乃至認識來發展自身，「世界理性」（「mundane」）的形態[複數]圍繞著其ratioes[理性關係]中的事-關係項，而「概念把握的理性」[die「coneptuale Vernunft」]或者「形而上學的理性」每次皆從規定開始。[2]
在獻給西方之思第一階段的《形而上學的拓撲學》（=TM）中，博德闡明「自身不再運動的形而上學」，為的是「在形而上學之知中尋訪開端性的理性的或者『開端的』思想的原則，而原則首先為歷史性的。」（TM 49）。這裡他發現一個基本模式，這讓他把形而上學的歷史分為三個同等的時代：時代所特有的智慧形態[Weisheits-Gestalt]每一次都走在形而上學的思的前面，這就是說，一種非哲學的知，一種關於人的規定的知先行於哲學。在否定的乃至排斥的關係中，自然理性處在這種智慧的對立面，自然理性從自己的經驗或者更確切地說從觀察中提出一種知，並且試圖佔據原始智慧的地位。這種自然之知最終表明自身沒有根據，同時帶來原始的已知[的知，Gewussten]的約束性的危機，這導致理性與自身相區分。區分是這樣發生的，理性作為「概念把握的」[conceptuale] （「形而上學的」）通過自然哲學的知而和原始的SOPHIA[智慧]「結合」：這種銜接的發生是由於概念把握的理性賦予喪失約束力的智慧以相應的「邏輯」和與之不可分的確定性，這意味著，把智慧建立在相應的原則上並且將它帶到第一科學——形而上學——的形式中。在這種由概念把握的理性所造就的對智慧中的已知[的知，Gewussten]的保護或者掩護[Bergen]中，理性顯示為在哲學的詞義 [「愛-智慧」] 上的理性，形而上學顯示為真實的「愛-智慧」：「形而上學知道自己從它的每一個開端上就是愛-智慧。在它的每一個時代它皆以此為目標，這就是把智慧本身呈現為科學，並且是以這種方式：智慧是給所有理性[Vernuenftigen]去知曉的禮物。」（TM 442）
為了適應並非由理性所造就的智慧之知，為了能夠恰當地「用概念來繼承」[concipieren] 智慧之知，理性必須特地規定自身，把自己作為概念把握的或者形而上學的理性與自己作為自然的理性區分開來。所以，到黑格爾為止的哲學歷史在博德的闡述中最後只有通過理性本身的區分運動才能夠把握。因而，對海德格爾的問題「什麼是形而上學？」的回答與其把注意力轉向一種在本體論意義上的對象規定（存在者作為存在者的區分）或者神學（最高存在者的學說），不如將注意力放在作為思想形態的形而上學理性或者思辨的理性上，放在由這種理性所締造的得到論證的洞見的統一性上，這是對一種在源泉上並非由理性所造就的知的洞見。
把這種結構原則應用在由博德的工作所突顯的智慧形態[複數]的三分式[3]和與智慧形態[複數]相聯繫的形而上學的時代[複數]上，其組織構成如下：繆斯之知出現在第一時代（荷馬，赫希俄德，索倫），知的核心內容在所是[was ist]和所應是[was zu sein hat]的同一性上，這種同一性以神性的決議為依據。與這種得到啟示和神性擔保的關於如其所是的約束性的智慧相對立，自然理性出現在宇宙論的形式中（阿納克西曼德，畢達哥拉斯，赫拉克利特），一種以觀察為依據的知否定上述智慧。然而正是這種純粹的人的洞見的不完滿導致這樣一種危機，在危機中形而上學的理性首次以巴門尼德的形態而出現並且把那種孤絕的[das eine]存在者[巴門尼德的另一準確的說法是：如其是/wie es ist。]規定為約束性和完美洞見的結合原則。柏拉圖的善的理式處在認識論的完美中，在這裡亦如在亞里斯多德的作為第一科學和神學科學的形而上學那裡——有不動的推動者作為理性的純粹現實性，繆斯智慧的具有約束性的已知[的知，Gewusste]最終在變化了的形式中找到科學的掩護[Bergen]。結論是：「第一時代的形而上學用「讓」[Lassen]的方式來完成可以洞見者和所應是的相同性[Selbigkeit]，讓KOSMOS[宇宙]存在——這是它最後的思想。而亞里斯多德沒有忘記，他在開端上須感謝誰：他的荷馬。」（TM 165）
在形而上學的中間時代（在博德這裡中間時代包括[從亞歷山大大帝到奧古斯都的]晚期希臘文化和晚期古典）新約智慧的福音（對觀福音，保羅，約翰）打破已經先於它而存在的教條的、懷疑論的和奧秘的哲學之知，哲學企圖「以自然的方式，也就是由自己本身而成為智慧」（TM 205）。奧古斯丁關涉到基督的智慧或者sapientia[「智慧」的拉丁文]，但卻不是通過上述自然的世界智慧，而是通過時代的第一個形而上學的位置自身，這就是普洛丁。普洛丁否定了基督智慧，把最終為單純的和不可言說的原則給予了中間時代。中間時代的哲學用奧古斯丁的愛-智慧（amor sapientiae）接受了原則的規定，與這種愛緊密聯繫的是「踐行真理」，作為精神的行動，在這裡人的精神是上帝的鏡像。在結束的位置上，托馬斯的神學顯示自己是「中間時代的形而上學的科學」（TM 301）：作為神性的科學（scientia divina）它通過啟示的中介在自然理性的前提下和人的第一科學聯繫起來。在這個合題中，自然之光在它的認識能力中始終依賴於給人們去信仰的articula fidei[信仰的宣告]，神性啟示的智慧為概念所繼承並且被掩護在科學的穩定性中。
核心的智慧在最後的時代為形而上學的理性所繼承，它是在藝術（米朗凱基羅），宗教（路德），自然理解（布魯諾，培根，伽俐略）和公民的詩中（盧梭，席勒和荷爾德林）所宣佈的對自由的知和情感。這種前-形而上學的自由的確定性現在依賴於一種形而上學，它在純粹以自然因果性為依據的觀察方式面前保護自由的確定性，把自由確認為必然設置為前提的理性理念。這個最後時代的完成也是形而上學歷史的完滿，它在黑格爾的著作中實現了，特別是在《邏輯學》中，它呈現了形而上學的「完滿的體系」（TM 27）：「沒有什麼在任何較早的形而上學中……的思辨，不在這部著作中被接納，更有甚者：在其中被創造並且從方法上鞏固下來。」（TM 44）在這裡純粹概念變成知的理性中介，自然和精神在理性中介裡結合起來，具體說是以這樣的方式，在物理自然和精神自然的理論框架裡（《哲學全書》）最終有效地允許概念把握的理性成為其自然對應物的主人，理性表明自身與自然是一體。 理性在自身的區分因此而回溯到一個唯一的原則，它最後在黑格爾的現實的理性[Vernuenftigkeit]乃至理性的現實性的用語中也揚棄了任何存在和思想的差異。
儘管已陳列出呈現各個時代的結構原則，博德在這裡仍然看到自身的理性使命，看到一種形而上學理性的特殊形態正在形成，一方面是在原始智慧的形式中的關聯點，另一方面是事、思和規定的基本關係[複數]每次都在變化。形而上學是一個整體，這是因為時代每次所完成的[使命]把理性與自身的區分在上述基本關係中帶往窮盡自身的結束。「形而上學的共同事業」（TM 50）合情合理地完成了。隨著黑格爾，形而上學「關閉起來」，其完滿的歷史不是別的，就是愛-智慧的歷史，因為：「所呈現的種種關係的結果讓人認識到，人的規定已經完成，一如形而上學把它從原始的知的形態[複數]中掩護起來。」（TM 686）
博德在《現代的理性結構》（=VGM）中致力於後黑格爾的現代，現代在核心處的標誌是對作為純粹理性科學的形而上學的徹底拒絕，在理性科學中理性「事實上不和別的，只和自身打交道」（康德，《純粹理性批判》B版708）：世界理性在現代充分發揮其關鍵作用，並且「追求『從事情上』得到規定，抵達『事本身』[複數]，事作為某種無法揚棄的與世界理性不同的東西對於它[指世界理性]是『被給定的』。」（VGM 689）現代理性也不再作為概念把握的而關涉到一種並非由它造就的知，而是面向三大「全體性」：歷史，世界和語言，現代理性與它們處在一種直接的關係中，這就是說，不再通過自然理性或者理性概念中介的關係。現代世界理性對先行給定者的省思可以分為三大形態，在這三大形態內每一個位置（或者ratio[理性關係]）皆完成了上述三大全體中的一個。這種雙重的三段論[Triadik]與ratio terminorum[理性關係的關係項]及其事、思和規定的變化順序的動機密切相關，是現代整體的建築學原則。第一個形態，對科學[複數]的省思，其標誌是在內部發揮作用的理性的功能性或者操作性，每次進入省思的全體性由此顯現為具有技術規定性的整體：相互關涉的思的技術語言（弗雷格），統一的自然現實性的世界（石裡克），最後是科學的問題狀況的歷史（庫恩）。這裡，現代理性作為技術的是形而上學時代的自然理性的一種繼續，然而不再有對應的概念把握與之相區別，以至於科學[複數]最終不斷地陷入技術的內在本性[Inhaerenz]。隨著這種自然理性和技術理性的連續性假設，博德同時突出與海德格爾的命題的區別，這個命題就是技術之思是形而上學理性的遺產。
如果形而上學或者概念把握的理性還在現代有地位的話，那麼，似乎在第二種省思中，它以解釋生活為目的：在歷史性生活的解釋學（狄爾泰）和世界意識的現象學更新（胡塞爾）中，難道不正是在這裡一種先行的賦予[Vorgabe]被理性所繼承並且由此建立了一種新的第一科學了嗎？但是，這裡必須注意先賦[Vorgabe]的區別：形而上學時代的智慧[先賦]提出真理的要求並且以內在的理性[Vernuenftigkeit]為標誌，這種理性呼喚出哲學的理性[Vernunft]，而現代理性的先賦是「無理性的，體驗的生命……，一如它在歷史、世界和語言中展示自身並且總是被闡釋出來那樣」（VGM 231）。因此，不再可以把這種被體驗的生命的「眾說紛紜的」[「doxischen」]形態放到邏輯上透明的科學統一性中，而只能放在一種奠立意義的理解學說中，理解在這裡是對本身無理性的生命的理解。這種從根本上不同的邏輯表明現代解釋學之思只是對概念把握理性的「模仿」[Simulation]。維特根斯坦對社會生活的語言性的省思給上述「形而上學的餘燼」（VGM 188）一個結束，哲學概念的規範區別在語言遊戲的多樣性中滅亡了，語用的理性[Vernuenftigkeit]在一種logon didonai[講故事][4]的形態中顯示自身，這種理性在被制定的生活形式中，在消除任何論證的呼喊——「我正是這樣來做」——中被取消了。
博德在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爾那裡，在由他們實現的對人的創造性本性的省思中看到現代的完成（現代的「核心省思」）。在這個「非哲學的核心省思」中（VGM 362），與哲學史的鴻溝最大化了，對人的規定的追問並非從先行的智慧之知中表達出來，而是從人的本質經驗中說出來，人的本質不僅向外部是創造性的，而且也正是鑒於人自身是創造的。然而核心省思的經驗表明這種創造性卻在歷史和當前被系統地歪曲了：在資本的自我兌現過程中創造性本性貶低為商品（馬克思），意志的價值創造為否定生命的基督教道德所否定（尼采），在純粹技術的理性中結束的形而上學之思的自我遺忘（海德格爾）。所有這三個位置都回答了這種「缺失-經驗」和與此相連的人的創造性本質的「困境」，答案是必要的人與自身在將來的區分：共產主義的人，超人和領受死亡的人的此-在。這第三種省思形態的世界理性突出了存在先於思想的不可揚棄的先行性，與黑格爾的現實性和理性的同一性原則處於徹底的對立和否定中。徹底拒絕一切思辨哲學，指明即將來臨的迄今之人與自身的區分，在這裡現代的世界理性竭盡了自己的明辨力量；它也完成了其劃時代的理性使命，其結果是：現代顯現為一個整體。
以變化的目光關注業已完成者，博德結束了對歷史（哲學或者形而上學的歷史）和世界（現代省思的世界）兩大「全體性」的工作，此後尚待完成的是理性關係的建築學與語言及當代或者次現代之思的交鋒：以建築的方式，博德要用以整體為目標的三段式建築學闡明次現代的看來似乎不可簡約的多元主義，他把無序的次現代（梅洛-龐蒂，福柯，德裡達），結構的次現代（雅考普森，巴特，列維-斯特勞斯）和分析形態（萊爾，奧斯丁，達米特）區分開來。接下來最後一步應該是對在西方智慧形態[複數]中給予尺度的「言語」的尊崇和評價，至此，博德的思想自身最終作為愛-智慧而圓滿結束。
博德的事業在當今的哲學風景線上當然顯得像一塊漂流石般孤獨，作為敢於體系化的思想的見證，它現在就自身方面屹立在其自身使命的完滿之前，「理性地談論理性」（VGM 16）。它以時常奪人心魄的西方之思的建築學面對讀者，這種建築學無疑地要求矛盾。每一次交鋒在這裡都應該把博德下面的話銘記心上：「因為批判不在原則上也就不在整體上造成區分，所以它停留為學術活動，這種活動沒有超出諸如牢騷的價值。」（TM 46）
賀伯特·博德的重要著作：
《形而上學的拓撲學》，卡爾·阿爾貝出版社，弗萊堡/慕尼黑 1980。(書店已售完)
Topologie der Metaphysik, Karl Alber, Freiburg/Munchen1980.
《現代的理性結構》（縮寫VGM），弗萊堡/慕尼黑 1988。(書店已售完)
Das Vernunft-Gefuge der Moderne , Freiburg/Munchen1988.
《歷史的建築工具——希臘和中世紀哲學論文演講集》，格哈特·邁爾編輯整理，維茲堡：科尼希豪森出版社1994。380頁，42.——歐元
Bauzeug der Geschichte, Aufsaetze und Vortraege zur griechischen und mittelalterlichen Philosophie, hg.v. Gehald Meier, Wurzburg: Konigshausen und Neumann, 1994.
《動盪——海德格爾和現代性的限制》，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紐約1997。[譯者增補，英譯者M·布瑞納特在導言裡尤為清楚地從思想內部說明了理性關係建築學的特性。]
Seditions – Heidegger and the Limit of Modernity, Translated,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arcus Brainar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1997.
地址：210093 南京大學哲學系 戴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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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語原文標題是：「Heribert Boeders Deutung des abendlandischen Denkens，Dargestellt von Jorn Muller」，發表在《哲學資訊》第四期，28-33頁，2005年10月（Information Philosophie 4，Oktober 2005）。方括號內的文字為譯者加。註釋皆是譯注。
[2] 用博德的符號來直觀地表示：思想（C）之事（B）的規定（A）。
自然理性：C B A 世界理性：B A C 概念把握的理性：A C B
A C B C B A B A C
B A C； A C B； C B A。
三種理性形態出現在歷史的每一個時代中。在現代和次現代有對這三種理性形態的模仿和再翻板。
[3] 智慧形態的理性關係用A（規定或尺度）B（事）C（思）的符號來表示：
A B C
C A B
B C A。
不同時代的智慧形態所傳達的人的規定在內容上是不同的，但是智慧的理性關係是相同的。
[4] 宋立宏先生告訴譯者logon didonai是希臘文，意思是give an account(作陳述)。他進一步解釋了這個短語在歷史上的用法：這個用法出現在《使徒行傳》1：1中，有「relate/explain a story」之意；柏拉圖也用過，他強調，掌握、傳達最高的智慧十分不易，故要求哲學家「講述」他們所知道的。
作者：穆勒
文章來源：作者惠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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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恩·穆勒陳述
戴暉 譯
賀伯特·博德（奧斯納布呂克大學哲學系退職教授）出生於1928年，他的主要著作呈現出三部曲的構思。至今出版的有《形而上學的拓撲學》和《現代的理性結構》。這裡所開始的不亞於對西方歷史的一種系統的整體構思，從希臘的開端[複數]到當代。
這樣精深博大的事業需要清晰的建築學和目標明確的選材，整體和自己的主導的陳述意圖才不至於在精微部分的細節上從視線中消失。博德[的思想]集中在造成「整體區分」的位置[複數]上，它們對於由他的工作所突出的在思想的各個時代的思想形態[複數]的整體性是不可放棄的。因而，宗旨不是時間歷史-全書式的總體性，而是按照事質來劃分的整體性。各個思想家乃至他們的位置對于思（Denken)是「建築工具」，這種思把自己本身理解為一種「建築性的」思，更專業地說：一種「理性關係建築學的」思。
在整個建築學中，博德區分三種各自作為整體來理解的精神歷史階段：（1）從古希臘直到黑格爾的形而上學歷史，（2）在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爾那裡達到頂峰的現代和（3）接下來的「次現代」[Submoderne]（博德優先選擇的措辭）或者後現代。博德所關心的是突出在這些階段之間的每一次「切割」的徹底性，而不是在往往不加追問地設置為前提的哲學「運作連續性」的意義上，通過效用歷史和問題歷史的視角化把這些階段「粘貼起來」：這樣的方式只是掩蓋了[如下事實]，思在每一個時代都遇到各不相同的理性使命。
就博德的首要的哲學關懷正是這種區分而言，因而需要劃分各個使命的清楚界線乃至各自所完成的思想[Gedachten] 的清楚界線。作為在個別階段內的位置[複數]（所謂rationes[理性關係]）的區分原則和建築原則，一種三分式起著重要作用，博德從海德格爾的用語「思想之事的規定」那裡借來這種三分。一個位置讓自身由此來得到規定：它是從（一）思，（二）從[思之]事還是從（三）前兩者的規定來取其開端，接下來的兩個其它關係項[Termini]的順序是如何構成的。每三個位置亦即rationes[理性關係]組成一個形態[Figur]，它的聯繫每一次由這些關係項的一位來承擔並且完成。這種抽像的結構原則已經指出理性這一概念的基本的內容上的區分[複數]，博德的全部工作圍繞著理性地運籌和繼承這些區分：「自然理性」（對於現代：「技術理性」）從作為第一關係項的思乃至認識來發展自身，「世界理性」（「mundane」）的形態[複數]圍繞著其ratioes[理性關係]中的事-關係項，而「概念把握的理性」[die「coneptuale Vernunft」]或者「形而上學的理性」每次皆從規定開始。[2]
在獻給西方之思第一階段的《形而上學的拓撲學》（=TM）中，博德闡明「自身不再運動的形而上學」，為的是「在形而上學之知中尋訪開端性的理性的或者『開端的』思想的原則，而原則首先為歷史性的。」（TM 49）。這裡他發現一個基本模式，這讓他把形而上學的歷史分為三個同等的時代：時代所特有的智慧形態[Weisheits-Gestalt]每一次都走在形而上學的思的前面，這就是說，一種非哲學的知，一種關於人的規定的知先行於哲學。在否定的乃至排斥的關係中，自然理性處在這種智慧的對立面，自然理性從自己的經驗或者更確切地說從觀察中提出一種知，並且試圖佔據原始智慧的地位。這種自然之知最終表明自身沒有根據，同時帶來原始的已知[的知，Gewussten]的約束性的危機，這導致理性與自身相區分。區分是這樣發生的，理性作為「概念把握的」[conceptuale] （「形而上學的」）通過自然哲學的知而和原始的SOPHIA[智慧]「結合」：這種銜接的發生是由於概念把握的理性賦予喪失約束力的智慧以相應的「邏輯」和與之不可分的確定性，這意味著，把智慧建立在相應的原則上並且將它帶到第一科學——形而上學——的形式中。在這種由概念把握的理性所造就的對智慧中的已知[的知，Gewussten]的保護或者掩護[Bergen]中，理性顯示為在哲學的詞義 [「愛-智慧」] 上的理性，形而上學顯示為真實的「愛-智慧」：「形而上學知道自己從它的每一個開端上就是愛-智慧。在它的每一個時代它皆以此為目標，這就是把智慧本身呈現為科學，並且是以這種方式：智慧是給所有理性[Vernuenftigen]去知曉的禮物。」（TM 442）
為了適應並非由理性所造就的智慧之知，為了能夠恰當地「用概念來繼承」[concipieren] 智慧之知，理性必須特地規定自身，把自己作為概念把握的或者形而上學的理性與自己作為自然的理性區分開來。所以，到黑格爾為止的哲學歷史在博德的闡述中最後只有通過理性本身的區分運動才能夠把握。因而，對海德格爾的問題「什麼是形而上學？」的回答與其把注意力轉向一種在本體論意義上的對象規定（存在者作為存在者的區分）或者神學（最高存在者的學說），不如將注意力放在作為思想形態的形而上學理性或者思辨的理性上，放在由這種理性所締造的得到論證的洞見的統一性上，這是對一種在源泉上並非由理性所造就的知的洞見。
把這種結構原則應用在由博德的工作所突顯的智慧形態[複數]的三分式[3]和與智慧形態[複數]相聯繫的形而上學的時代[複數]上，其組織構成如下：繆斯之知出現在第一時代（荷馬，赫希俄德，索倫），知的核心內容在所是[was ist]和所應是[was zu sein hat]的同一性上，這種同一性以神性的決議為依據。與這種得到啟示和神性擔保的關於如其所是的約束性的智慧相對立，自然理性出現在宇宙論的形式中（阿納克西曼德，畢達哥拉斯，赫拉克利特），一種以觀察為依據的知否定上述智慧。然而正是這種純粹的人的洞見的不完滿導致這樣一種危機，在危機中形而上學的理性首次以巴門尼德的形態而出現並且把那種孤絕的[das eine]存在者[巴門尼德的另一準確的說法是：如其是/wie es ist。]規定為約束性和完美洞見的結合原則。柏拉圖的善的理式處在認識論的完美中，在這裡亦如在亞里斯多德的作為第一科學和神學科學的形而上學那裡——有不動的推動者作為理性的純粹現實性，繆斯智慧的具有約束性的已知[的知，Gewusste]最終在變化了的形式中找到科學的掩護[Bergen]。結論是：「第一時代的形而上學用「讓」[Lassen]的方式來完成可以洞見者和所應是的相同性[Selbigkeit]，讓KOSMOS[宇宙]存在——這是它最後的思想。而亞里斯多德沒有忘記，他在開端上須感謝誰：他的荷馬。」（TM 165）
在形而上學的中間時代（在博德這裡中間時代包括[從亞歷山大大帝到奧古斯都的]晚期希臘文化和晚期古典）新約智慧的福音（對觀福音，保羅，約翰）打破已經先於它而存在的教條的、懷疑論的和奧秘的哲學之知，哲學企圖「以自然的方式，也就是由自己本身而成為智慧」（TM 205）。奧古斯丁關涉到基督的智慧或者sapientia[「智慧」的拉丁文]，但卻不是通過上述自然的世界智慧，而是通過時代的第一個形而上學的位置自身，這就是普洛丁。普洛丁否定了基督智慧，把最終為單純的和不可言說的原則給予了中間時代。中間時代的哲學用奧古斯丁的愛-智慧（amor sapientiae）接受了原則的規定，與這種愛緊密聯繫的是「踐行真理」，作為精神的行動，在這裡人的精神是上帝的鏡像。在結束的位置上，托馬斯的神學顯示自己是「中間時代的形而上學的科學」（TM 301）：作為神性的科學（scientia divina）它通過啟示的中介在自然理性的前提下和人的第一科學聯繫起來。在這個合題中，自然之光在它的認識能力中始終依賴於給人們去信仰的articula fidei[信仰的宣告]，神性啟示的智慧為概念所繼承並且被掩護在科學的穩定性中。
核心的智慧在最後的時代為形而上學的理性所繼承，它是在藝術（米朗凱基羅），宗教（路德），自然理解（布魯諾，培根，伽俐略）和公民的詩中（盧梭，席勒和荷爾德林）所宣佈的對自由的知和情感。這種前-形而上學的自由的確定性現在依賴於一種形而上學，它在純粹以自然因果性為依據的觀察方式面前保護自由的確定性，把自由確認為必然設置為前提的理性理念。這個最後時代的完成也是形而上學歷史的完滿，它在黑格爾的著作中實現了，特別是在《邏輯學》中，它呈現了形而上學的「完滿的體系」（TM 27）：「沒有什麼在任何較早的形而上學中……的思辨，不在這部著作中被接納，更有甚者：在其中被創造並且從方法上鞏固下來。」（TM 44）在這裡純粹概念變成知的理性中介，自然和精神在理性中介裡結合起來，具體說是以這樣的方式，在物理自然和精神自然的理論框架裡（《哲學全書》）最終有效地允許概念把握的理性成為其自然對應物的主人，理性表明自身與自然是一體。 理性在自身的區分因此而回溯到一個唯一的原則，它最後在黑格爾的現實的理性[Vernuenftigkeit]乃至理性的現實性的用語中也揚棄了任何存在和思想的差異。
儘管已陳列出呈現各個時代的結構原則，博德在這裡仍然看到自身的理性使命，看到一種形而上學理性的特殊形態正在形成，一方面是在原始智慧的形式中的關聯點，另一方面是事、思和規定的基本關係[複數]每次都在變化。形而上學是一個整體，這是因為時代每次所完成的[使命]把理性與自身的區分在上述基本關係中帶往窮盡自身的結束。「形而上學的共同事業」（TM 50）合情合理地完成了。隨著黑格爾，形而上學「關閉起來」，其完滿的歷史不是別的，就是愛-智慧的歷史，因為：「所呈現的種種關係的結果讓人認識到，人的規定已經完成，一如形而上學把它從原始的知的形態[複數]中掩護起來。」（TM 686）
博德在《現代的理性結構》（=VGM）中致力於後黑格爾的現代，現代在核心處的標誌是對作為純粹理性科學的形而上學的徹底拒絕，在理性科學中理性「事實上不和別的，只和自身打交道」（康德，《純粹理性批判》B版708）：世界理性在現代充分發揮其關鍵作用，並且「追求『從事情上』得到規定，抵達『事本身』[複數]，事作為某種無法揚棄的與世界理性不同的東西對於它[指世界理性]是『被給定的』。」（VGM 689）現代理性也不再作為概念把握的而關涉到一種並非由它造就的知，而是面向三大「全體性」：歷史，世界和語言，現代理性與它們處在一種直接的關係中，這就是說，不再通過自然理性或者理性概念中介的關係。現代世界理性對先行給定者的省思可以分為三大形態，在這三大形態內每一個位置（或者ratio[理性關係]）皆完成了上述三大全體中的一個。這種雙重的三段論[Triadik]與ratio terminorum[理性關係的關係項]及其事、思和規定的變化順序的動機密切相關，是現代整體的建築學原則。第一個形態，對科學[複數]的省思，其標誌是在內部發揮作用的理性的功能性或者操作性，每次進入省思的全體性由此顯現為具有技術規定性的整體：相互關涉的思的技術語言（弗雷格），統一的自然現實性的世界（石裡克），最後是科學的問題狀況的歷史（庫恩）。這裡，現代理性作為技術的是形而上學時代的自然理性的一種繼續，然而不再有對應的概念把握與之相區別，以至於科學[複數]最終不斷地陷入技術的內在本性[Inhaerenz]。隨著這種自然理性和技術理性的連續性假設，博德同時突出與海德格爾的命題的區別，這個命題就是技術之思是形而上學理性的遺產。
如果形而上學或者概念把握的理性還在現代有地位的話，那麼，似乎在第二種省思中，它以解釋生活為目的：在歷史性生活的解釋學（狄爾泰）和世界意識的現象學更新（胡塞爾）中，難道不正是在這裡一種先行的賦予[Vorgabe]被理性所繼承並且由此建立了一種新的第一科學了嗎？但是，這裡必須注意先賦[Vorgabe]的區別：形而上學時代的智慧[先賦]提出真理的要求並且以內在的理性[Vernuenftigkeit]為標誌，這種理性呼喚出哲學的理性[Vernunft]，而現代理性的先賦是「無理性的，體驗的生命……，一如它在歷史、世界和語言中展示自身並且總是被闡釋出來那樣」（VGM 231）。因此，不再可以把這種被體驗的生命的「眾說紛紜的」[「doxischen」]形態放到邏輯上透明的科學統一性中，而只能放在一種奠立意義的理解學說中，理解在這裡是對本身無理性的生命的理解。這種從根本上不同的邏輯表明現代解釋學之思只是對概念把握理性的「模仿」[Simulation]。維特根斯坦對社會生活的語言性的省思給上述「形而上學的餘燼」（VGM 188）一個結束，哲學概念的規範區別在語言遊戲的多樣性中滅亡了，語用的理性[Vernuenftigkeit]在一種logon didonai[講故事][4]的形態中顯示自身，這種理性在被制定的生活形式中，在消除任何論證的呼喊——「我正是這樣來做」——中被取消了。
博德在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爾那裡，在由他們實現的對人的創造性本性的省思中看到現代的完成（現代的「核心省思」）。在這個「非哲學的核心省思」中（VGM 362），與哲學史的鴻溝最大化了，對人的規定的追問並非從先行的智慧之知中表達出來，而是從人的本質經驗中說出來，人的本質不僅向外部是創造性的，而且也正是鑒於人自身是創造的。然而核心省思的經驗表明這種創造性卻在歷史和當前被系統地歪曲了：在資本的自我兌現過程中創造性本性貶低為商品（馬克思），意志的價值創造為否定生命的基督教道德所否定（尼采），在純粹技術的理性中結束的形而上學之思的自我遺忘（海德格爾）。所有這三個位置都回答了這種「缺失-經驗」和與此相連的人的創造性本質的「困境」，答案是必要的人與自身在將來的區分：共產主義的人，超人和領受死亡的人的此-在。這第三種省思形態的世界理性突出了存在先於思想的不可揚棄的先行性，與黑格爾的現實性和理性的同一性原則處於徹底的對立和否定中。徹底拒絕一切思辨哲學，指明即將來臨的迄今之人與自身的區分，在這裡現代的世界理性竭盡了自己的明辨力量；它也完成了其劃時代的理性使命，其結果是：現代顯現為一個整體。
以變化的目光關注業已完成者，博德結束了對歷史（哲學或者形而上學的歷史）和世界（現代省思的世界）兩大「全體性」的工作，此後尚待完成的是理性關係的建築學與語言及當代或者次現代之思的交鋒：以建築的方式，博德要用以整體為目標的三段式建築學闡明次現代的看來似乎不可簡約的多元主義，他把無序的次現代（梅洛-龐蒂，福柯，德裡達），結構的次現代（雅考普森，巴特，列維-斯特勞斯）和分析形態（萊爾，奧斯丁，達米特）區分開來。接下來最後一步應該是對在西方智慧形態[複數]中給予尺度的「言語」的尊崇和評價，至此，博德的思想自身最終作為愛-智慧而圓滿結束。
博德的事業在當今的哲學風景線上當然顯得像一塊漂流石般孤獨，作為敢於體系化的思想的見證，它現在就自身方面屹立在其自身使命的完滿之前，「理性地談論理性」（VGM 16）。它以時常奪人心魄的西方之思的建築學面對讀者，這種建築學無疑地要求矛盾。每一次交鋒在這裡都應該把博德下面的話銘記心上：「因為批判不在原則上也就不在整體上造成區分，所以它停留為學術活動，這種活動沒有超出諸如牢騷的價值。」（TM 46）
賀伯特·博德的重要著作：
《形而上學的拓撲學》，卡爾·阿爾貝出版社，弗萊堡/慕尼黑 1980。(書店已售完)
Topologie der Metaphysik, Karl Alber, Freiburg/Munchen1980.
《現代的理性結構》（縮寫VGM），弗萊堡/慕尼黑 1988。(書店已售完)
Das Vernunft-Gefuge der Moderne , Freiburg/Munchen1988.
《歷史的建築工具——希臘和中世紀哲學論文演講集》，格哈特·邁爾編輯整理，維茲堡：科尼希豪森出版社1994。380頁，42.——歐元
Bauzeug der Geschichte, Aufsaetze und Vortraege zur griechischen und mittelalterlichen Philosophie, hg.v. Gehald Meier, Wurzburg: Konigshausen und Neumann, 1994.
《動盪——海德格爾和現代性的限制》，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紐約1997。[譯者增補，英譯者M·布瑞納特在導言裡尤為清楚地從思想內部說明了理性關係建築學的特性。]
Seditions – Heidegger and the Limit of Modernity, Translated,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arcus Brainar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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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語原文標題是：「Heribert Boeders Deutung des abendlandischen Denkens，Dargestellt von Jorn Muller」，發表在《哲學資訊》第四期，28-33頁，2005年10月（Information Philosophie 4，Oktober 2005）。方括號內的文字為譯者加。註釋皆是譯注。
[2] 用博德的符號來直觀地表示：思想（C）之事（B）的規定（A）。
自然理性：C B A 世界理性：B A C 概念把握的理性：A C B
A C B C B A B A C
B A C； A C B； C B A。
三種理性形態出現在歷史的每一個時代中。在現代和次現代有對這三種理性形態的模仿和再翻板。
[3] 智慧形態的理性關係用A（規定或尺度）B（事）C（思）的符號來表示：
A B C
C A B
B C A。
不同時代的智慧形態所傳達的人的規定在內容上是不同的，但是智慧的理性關係是相同的。
[4] 宋立宏先生告訴譯者logon didonai是希臘文，意思是give an account(作陳述)。他進一步解釋了這個短語在歷史上的用法：這個用法出現在《使徒行傳》1：1中，有「relate/explain a story」之意；柏拉圖也用過，他強調，掌握、傳達最高的智慧十分不易，故要求哲學家「講述」他們所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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