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及其他
作者：徐友漁
文章來源：孟曉華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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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在許多國家長期佔居文化哲學和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社會主義在蘇聯東歐遭受嚴重挫折，迅速衰退，民族主義、原主義甚囂塵上，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急欲抬頭時，自由主義是一種重要的健康、清醒力量。但自由主義在中國卻是命途多舛，它長期受到批評和誤解，雖然三四十年代在知識分子中暫顯興旺之勢，但在無情的歷史急流中卻不斷觸礁，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中左右碰壁。從50年代起，「自由主義」成了不言而喻的貶義詞，只是在近兩年，才有一些人對自由主義的內涵，它在中國失敗的原因等問題重新探討，並得到不少富有啟發的成果。
《天涯》今年第二期上有王彬彬的文章《讀書札記：自由主義》，對自由主義作了引人注目的激烈批評。批評的姿態和勇氣當然值得嘉許，但如果批評主要建基於政治學和歷史知識的片面、欠缺和錯誤，如果批評倚重對於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未經研究、缺乏批判的引證，那就會誤導讀者。本文當然不打算對自由主義作不合時宜的辯護，但想澄清一些問題。我主張，即使對於國人皆曰可殺的壞蛋，也不要湊上去亂棍打死。我們需要的是一份公正的判決書，盡可能做到事實清楚準確，量刑適當，當然也包括把遺漏了的過錯添補上去。
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
王彬彬在文章中把自由主義和極權主義拉在一起，他斷言，自由主義「反對任何激進的態度，對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社會，自由主義懷有深深的恐懼和敵視」。不知這種論斷有什麼文本和歷史事實的根據?相反的證明倒是常識，載於各種教科書中。就拿最重要、最典型的洛克的自由主義學說來說吧，早有中譯本的《世界文明史》是這樣描述其內容的："如果政府超越或濫用政治契約中明確規定所授予的權威，這個政府就變為專制獨裁；這時人民就有權去解散它，或者反抗它，甚至推翻它。」洛克在被視為自由主義經典文獻的《政府論》下篇中說：「當立法者們圖謀奪取破壞人民的財產或貶低他們的地位使其處於專斷權力下的奴役狀態時，立法者們就使自己與人民處於戰爭狀態，人民因此就無需再予服從，而只有尋求上帝給予人們抵抗強暴的共同庇護。」洛克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不是反抗的人民，而是專權者、掠奪者在造反和叛亂。有人站在統治者一邊說，反抗會有暴力和內亂，洛克針鋒相對地批駁道：「他們也可以根據同樣的理由說，老實人不可以反抗強盜或海賊因為這會引起紛亂或流血，在這些場合倘發生任何危害，不應歸咎於防衛自己權利的人，而應歸罪於侵犯鄰人的權利的人。假使無辜的老實人必須為了和平乖乖地把他的一切放棄給對他施加強暴的人，那我倒希望人們設想一下，如果世上的和平只是由強暴和掠奪所構成，而且只是為了強盜和壓迫者的利益而維持和平，那麼世界上將存在什麼樣的一種和平。當羔羊不加抵抗地讓凶狠的的狼來咬斷它的喉嚨，誰會認為這是強弱之間值得讚許的和平呢?」
洛克的《政府論》被視為「為英國人民反對自己政府而辯護的書」，他的自由主義學說極大地激勵並深刻地影響了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美國的獨立宣言就援引了他的主張，試看以下文句：「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不言而喻，即：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幹不能出讓的權利，其中如生命、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是經被統治者的同意而產生的。任何政府一旦破壞這些目的，人民便有權把它改變或廢除，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
緊接著上面引過的話，王文又說「自由主義視法律為神聖的，因為法律是自由的保證。自由主義的自由，必須在一個井然有序的法治社會才有可能實現，因此，自由主義最害怕的是社會的無序和動亂，每當社會無序和動亂時，恰恰是自由主義者會急切地呼喚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這話仍然失之粗率和任意。試問，在專制制度下爭取自由時專制主義的法律是保證自由還是壓制自由?自由主義者是去維護專制的法律還是去打破它?同樣有中譯本的《法律與革命》一書在導論中說，西方歷史中週期性地訴諸於革命的非法暴力來推翻既定的秩序，而且作為這種結果最終產生的權威已經創設了新的和持久的政府和法律制度。西方每個國家的政府和法律體制都源於這樣的革命。因此，「每次革命都標誌著該次革命所取代或根本改變的舊法律制度的失敗」。在舊秩序和自己的社會理想之間，自由主義者顯然會選擇後者，所以《世界文明史》對洛克作了如下評論：「如果被迫作出選擇的話，他寧肯選擇無政府主義的罪惡行動，而反對各種形式的專制主義。」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期，很長一段時間裡英國國王、總督、英軍司令是強有力的人物，他們代表了法律和秩序，而大陸軍首領華盛頓名不見經傳，且屢戰屢敗，但自由派人士擁護的是後者。革命勝利後，華盛頓逐漸成為強者，但他毅然去職，因為自由和民主的觀念使得他和他的支持者想要避免出現一位新國王的危險。在這一進程中，和在其它歷史進程中一樣，自由主義者要的是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秩序，而不是什麼沒有政治屬性的法律、秩序、強者。
沒有近現代政治意識或不熟悉自由主義哲學的人，很容易產生—種誤解和淺見，以為自由主義只是，而且永遠是在現存政府和法律一邊，因而與掌權者有著天然的、割不斷的聯繫，當洛克這樣的自由主義者口口聲聲談法律時，有人以為這表現了自由主義者的保守性。其實，這只是因為他們不瞭解自由主義關於社會和國家的起源，關於政府權力來源的學說。洛克在《政府論》中提出，人天生是自由、平等和獨立的，為了自己的財產、安全和大家的福利，人們形成共同體，自願交出一部分權力；受委託的掌權者按契約獲得權力，他們只能做被委託的事，法律主要是用來劃清他們的權力範圍和說明他們的行事規則，而不是他們使人民馴順的工具。「所以，誰握有國家的立法權或最高權力，誰就應該以既定的，向全國人民公佈周知的，經常有效的法律，而不是以臨時的命令來實行統治；應該由公正無私的法官根據這些法律來裁判糾紛」，「如果掌握權威的人超越了法律所授予他的權力，利用他所能支配的權力強迫臣民接受違法行為，他就不再是一個官長；未經授權的行為可以像以強力侵略另一個人的權利的人那樣遭受反抗」。在專制的、極權的或不公正的社會，情況往往是掌權者侵權而違法，而非人民為捍衛自己天然的權利、反抗壓迫者而違法。
王文還宣稱：「自由主義本身，內在地包含著通向專制、獨裁之路。」所謂內在地，就是說自由主義學說本身具有推祟專制獨裁的內容，或者可以從中邏輯地推出這種內容，但作者沒有(也不可能）找到文本根據來證明這一點。相反的論據倒俯拾皆是，還是以洛克為例吧。《世界文明史》總結他的思想時說：「洛克譴責議會的專制主義。他痛斥君主專制制度，但他也同樣嚴厲地譴責議會的專制統治權。」的確，《政府論》的有關論述，表明了洛克是如何地對專制深惡痛絕、勢不兩立。他說：「專制權力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一種絕對的專斷的權力，可以隨意奪取一個人的生命。」這種權力不是出自自然的授予或契約，而只能使專權者處於與他人的戰爭狀態，從而放棄自己的生命權：「他既然拋棄了上帝給予人類作為人與人之間準則的理性，脫離廠使人類聯結成為一個團體和社會的共同約束，放棄了理性所啟示的和平之路，蠻橫地妄圖用戰爭的強力來達到他對另一個人的不義目的，背離人類而淪為野獸，用野獸的強力作為自己的權力準則，這樣他就使自己不免為受害人和會同受害人執行法律的其餘人類所毀滅，如同其他任何野獸或毒蟲一樣，因為人類不能和他們共同生活，而且在一起時也不能得到安全。」
作者不能從思想、學說的內涵找到自由主義與專制的內在聯繫，而是舉出了幾個自由主義者倒向獨裁的例子。問題在於，倒向獨裁之後，他們還能叫自由主義者嗎?作者的論述方法不能成立，因為類似例子隨手可舉。參加過創建中共的陳公博、周佛海後來當了漢奸，難道共產主義和賣國有內在關係嗎?參加過籌安會擁護袁世凱的楊度後來成了中共黨員，難道共產黨和—專制復辟就有了內在關係?
法蘭克福學派論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
法蘭克福學派對資本主義社會作了深刻揭露和尖銳批判，功不可沒。但是，由於其青年黑格爾派的方法和作風，由於其烏托邦氣質和浪漫傷感情懷，其觀點中有不少並不中肯。其中最為薄弱之處。大概要算對於自由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關係的分析。王文未作思考和分析重複這方面的觀點，無助於讀者認識自由主義，也元助認識法西斯主義。
作者引證《法蘭克福學派史》一書中所提霍克海默1939年—段廣為人知的話：「一個不願意批判資本主義的人，就應當對法西斯主義保持沉默。」我們知道，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個概念相交，但並不重合。就在同一本書的另一處，再次引用這句話之後有一個專門的說明：「應當明白，他說的是國家資本主義，而非其自由的
或壟斷的先驅。」
王文同意馬爾庫塞的觀點：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之間存在必然聯繫，他除了照搬照引馬爾庫塞的三點論據外，未作任何補充闡發，現在我們來逐步考察這些論據。
其一，自由主義是對建立強大國家要求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這不對，自由主義的最大特徵就是珍視個人自由而反對國家集權，沒有任何主義或學說像自由主義那樣警惕和防範強大的國家權力對個人權利的侵犯。在社會生活方面，它嚴格劃分公共和私人領域，確保個人基本權利；在經濟上，它的基本原則是以看不見的市場之手作自然調節，不贊成政府干預經濟運行；在政體問題上，它主張權力平衡與相互制約，防止權力過分集中。在古典自由主義之後，有哈耶克、波普爾等人反對社會工程論，即否認誰有全知的能力可以對社會的改造和發展作出完美元缺的理性規劃和設計。還有伯林這樣的人釐清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差異，主張人享有的自由是「免遭……」的自由，而非「去做……」的自由，而後一種自由可能為國家的干預和強迫提供口實，儘管強迫的動機是為了爭取美好的東西。恰恰相反，法蘭克福學派許多理論家不喜歡「消極自由」的主張，認為自由意味著「自由到……」從法蘭克福學派對黑格爾這個標準的整體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的尊崇看，在支持還是反對強大的國家權力這個問題上，他們和自由主義者正好處於兩極。
其二，從自由主義向極權國家的轉變，是在同一社會秩序框架中發生的，獨裁主義是自由主義的更高階段和完美實現。看來，為王彬彬所接受的馬爾庫塞的思路是這樣的：法西斯主義誕生於資本主義社會，而資本主義等於自由主義，因此法西斯主義可以和自由主義劃等號。但是，任何深入研究過法西斯起源的人都會指出，在「資本主義」這個混雜的概念中，可以劃分出自由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對立，自由資本主義的典型是英美，而後者的典型則是德國。想一想「納粹」這個詞的原意，就可以明白把法西斯等同於自由主義是多麼缺少根據，怪不得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提到希特勒也講「信仰社會主義」。
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成員雖然多半遷居美國，但囿於語言、文化、心理(包括歐洲中心主義傾向)等原因，圍於德國經驗，並未研究德美之間的區別。王文引證的《法蘭克福學派史》中有一段話很說明問題：「納粹的經驗深深刺傷了研究所成員，使他們僅僅根據法西斯的潛能來判斷美國社會。他們獨立於美國社會到如此程度，以至於無視使美國的發達資本主義和大眾社會不同於他們在歐洲遭遇到的獨特歷史因素。研究所總是認為極權主義是自由主義的產物，而不是其反動，但在美國，自由的資產階級社會確實在抵抗這一變化，為什麼會如此?研究所從未有深度地予以探討。」
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從來不是自由主義，而是整體主義、權力主義、國家主義、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得勢，原因很多，比如整體主義哲學、軍國主義傳統、一戰的失敗以及經濟大蕭條等等，自由主義不是法西斯成功的原因，恰恰相反，自由主義傳統薄弱，自由主義勢力軟弱才是其原因之一。可以大體上把魏瑪共和國視為具有自由主義傾向，希特勒靠選票把魏瑪共和國變為第三帝國，並不是自由主義向法西斯主義的和平過渡，而是因為自由主義在德國缺乏根基。魏瑪共和國是德國軍國主義在一戰失敗後由其他西方大國挾持而出現的短暫現象，意大利的法西斯勢力是在與左翼力量聯手搞垮自由民主制度之後而得到政權的，二者都認為議會制度是平庸的、腐敗的。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宣稱，國家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工作、秩序和繁榮，自由是一具「正在腐爛的屍體」。墨索里尼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搞過罷工，當過社會黨報刊的編輯，他本質上卻是個現存制度的叛逆者，始終是自由主義的死對頭。
王文在引證馬爾庫塞的話時；漏了關鍵的一句，即說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發生在同一社會秩序框架，具體指的是經濟基礎的統一。我們可以深究一下，自由主義式的市場經濟是否與法西斯主義有內在關係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同樣屬於法蘭克福學派的紐曼對德國經濟作了經驗研究後指出，德國經濟廣泛的、顯著的特>征社群壟斷經濟，也是一種命令經濟。納粹黨建立了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幫助它提高官僚化的經濟機構，在他們的國家社會主義綱領指導下，自由主義國家所提供的緩衝和防禦機制已不復存在。
其三，自由主義對於調節社會不同階級、集團利益時採取自然和放任態度，但當衝突和危機加劇，整個的和諧越來越不可能時，自由主義從理性轉向非理性，求助於具有超凡魅力的、獨裁的領袖。馬爾庫塞的這個論證是在玩弄法蘭克福學派成員從黑格爾那裡稟承的、他們玩得得心應手的辯證花招，想要說明極權主義既是自由主義發展傾向的繼承，又是其反動。但這種先驗的辨證推演並不符合經驗事實。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鑒於社會上出現分配不公、福利低落、經濟蕭條等現象，古典自由主義發展為新自由主義或所謂社會自由主義，放任主義和個人主義原則有所修正。情況剛好和馬爾庫塞所說的相反，自由主義重視了調節而並未求助於獨裁權威。到了70年代，由於羅爾斯的《正義論》的發表，上述傾向更為強烈和明顯，羅爾斯最新版本的自由主義更偏向平等，大力強調照顧社會上最少受惠者的原則，引起長期、激烈的爭論，從而使自由主義在當代更具活力。我國學術界對羅爾斯的思想、影響、後果有詳細譯介，我們在談論這方面問題時應利用這些較新的材料。
法蘭克福學派的領導人和最重要的理論家之一霍克海默晚期態度的轉變頗令人玩味，他在60年代退休時表爾，他對資本主義表示無限的歉意，我想，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堅定批判者，他的真意可能是對法蘭克福學派頗為偏頗不公地攻擊過的自由主義表示歉意。在1965年為《批判理論》一書所寫的序言中，霍克海默說：「應當公開宣佈，一種即使存在有缺陷的，可疑的民主制，也總是比我們今天的革命必然會產生的專制獨裁好一些。這種公開的表白，出於真理的目的，我認為是必要的。」「用自由世界的概念本身去判斷自由世界，對這個世界採取一種批判的態度而又堅決捍衛它的理想……就成為每一個有思想的人的權利和義務。」他表示，他生活於其中的那個世界不可避免地有許多不公正，但仍是暴力海洋中自由的島嶼，這島嶼的沉沒也意味著包括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在內的整個文化的沉沒。
依我之見，極權、專制、法西斯主義是與自由主義，還是與其他什麼東西易於發生聯繫，對於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應該比較容易弄清楚。「文革」前，毛澤東多次強調，我們的黨，搞得不好就會變成法西斯黨，當時有不少人感到很新鮮，因為人們習慣的說法是，法西斯黨是資產階級政黨。毛澤東還說，斯大林那樣嚴重破壞法制的事，在英、美、法等西方國家就不可能發生。鄧小平在80年代初談論我國的制度改革時，重提了毛澤東的觀點，並高度重視人們的一種議論：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參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33頁)當然，毛澤東、鄧小平決不會認同自由主義的立場，也不欣賞西方政治制度，但他們以自己的政治閱歷和洞見，對英美式的體制與極權主義的關係，看得顯然比當年的法蘭克福書獃子和今日中國「新左派」青年要清楚得多。
自由主義在中國面臨的困局
本世紀上半葉，中國的自由主義在思想傳播和實現自己政治理念方面作了艱苦不懈的努力，但以失敗告終，並且是慘敗。從思想傳播方面說，傳統文化、王霸之術根深蒂固，不但不能剷除，連反傳統者都難於徹底擺脫傳統的思維和行為模式。雖然倡導西學之風尤盛，但中國思想文化傳統與德國的整體主義、國家主義同構之處甚多，中國人的心理素質與法蘭西的激進輕率天然諧調，雖然有不少從英美歸國的學者竭盡全力鼓吹自由主義，但中國的思想文化土壤對於自由主義實在是太貧瘠。從實際政治運作方面看，自由主義者中見是不打算書生論道、愛惜自己羽毛者，要麼在波譎雲詭、險惡萬分的政治風浪中暈頭轉向，要麼在強大而毫無妥協可能的武裝集團之間左右碰壁，束手無策。有人或者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或者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自量力，企圖以結盟的方式在政治牌局中佔一席之地，但他們「吃不著羊肉惹一身膻」，鎩而歸，身敗名裂。有人被人玩弄於股掌之中，狼狽不堪；有人八方討罵名；甚至有人最後招來殺身之禍。我們可以認為，在本世紀前半葉，自由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而必然失敗，但不能把失敗的原因歸於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的內在聯繫，說自由主義者投靠反動的獨裁者而成了殉葬品。王文的分析，要麼是沿襲了以前的偏見，要麼是瞭解情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結論有失公允與中肯。
王文為了證明「在中國現代史上，自由主義者往往在特定的歷史關頭，會走向極權主義，會擁護專制、獨裁」，舉了嚴復為例。作者斷定嚴復「自始至終都信奉自由主義學說」，不知根據何在?是否為專門下過功夫研究嚴復得出的獨特結論?我所閱讀的有關嚴復的論著，沒有一種有此結論。大多數論者都認為嚴復發生了巨大變化，從進步走向保守、反動，從「全盤西化」變為維護傳統。而更認真細微的研究表明，強調嚴復早期全力擁抱西學，棄絕傳統，後期甘心情願擁袁復辟，都是片面不確之論。
如果一定要深究嚴復與自由主義學說的關係，那麼我們只能說，囿於嚴復從小受熏陶的文化傳統和中國士大夫急欲尋求新學以救亡保種的實際目的，嚴復對自由主義的理解是片面的、為我所用的。在西方思想家把個人自由、個人幸福當作目的的地方，嚴復一概將其視為促進民智民德、達到國家目的的手段，所以，史華慈在《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一書的結語中感慨說：「凡在價值觀念被認為是達到強盛手段的地方，這些價值觀念就很可能是靠不住的、無生命的和被歪曲了的。」不錯，嚴復介紹和宣傳過包括自由主義學說在內的西方學說(因此被譽為「西學聖人」，而未被稱為自由主義者)，但嚴格說來，嚴復的興趣與其說是自由主義，還不如說是社會進化論。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在紛繁複雜的國內政治鬥爭中處境尷尬，左右為難，作為群體他們不斷分化，甚至分道揚鑣；作為個人他們立場態度時有變化，因時、因事而異，幾乎沒有倒向一邊，從一而終的。而王文為了證明自由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內在一致性，採用了這麼一種簡單的邏輯：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是獨裁政權，擁蔣就是擁護獨裁。作者只以擁蔣人物的言行為例，對相當多的人物反蔣擁共的情況避而不談。即使在擁蔣的人中，不少代表人物也並非始終一貫擁蔣，他們反對國民黨專制極權的言行，被國民黨鎮壓迫害的情況，也被作者迴避了。
作者：徐友漁
文章來源：孟曉華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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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在許多國家長期佔居文化哲學和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社會主義在蘇聯東歐遭受嚴重挫折，迅速衰退，民族主義、原主義甚囂塵上，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急欲抬頭時，自由主義是一種重要的健康、清醒力量。但自由主義在中國卻是命途多舛，它長期受到批評和誤解，雖然三四十年代在知識分子中暫顯興旺之勢，但在無情的歷史急流中卻不斷觸礁，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中左右碰壁。從50年代起，「自由主義」成了不言而喻的貶義詞，只是在近兩年，才有一些人對自由主義的內涵，它在中國失敗的原因等問題重新探討，並得到不少富有啟發的成果。
《天涯》今年第二期上有王彬彬的文章《讀書札記：自由主義》，對自由主義作了引人注目的激烈批評。批評的姿態和勇氣當然值得嘉許，但如果批評主要建基於政治學和歷史知識的片面、欠缺和錯誤，如果批評倚重對於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未經研究、缺乏批判的引證，那就會誤導讀者。本文當然不打算對自由主義作不合時宜的辯護，但想澄清一些問題。我主張，即使對於國人皆曰可殺的壞蛋，也不要湊上去亂棍打死。我們需要的是一份公正的判決書，盡可能做到事實清楚準確，量刑適當，當然也包括把遺漏了的過錯添補上去。
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
王彬彬在文章中把自由主義和極權主義拉在一起，他斷言，自由主義「反對任何激進的態度，對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社會，自由主義懷有深深的恐懼和敵視」。不知這種論斷有什麼文本和歷史事實的根據?相反的證明倒是常識，載於各種教科書中。就拿最重要、最典型的洛克的自由主義學說來說吧，早有中譯本的《世界文明史》是這樣描述其內容的："如果政府超越或濫用政治契約中明確規定所授予的權威，這個政府就變為專制獨裁；這時人民就有權去解散它，或者反抗它，甚至推翻它。」洛克在被視為自由主義經典文獻的《政府論》下篇中說：「當立法者們圖謀奪取破壞人民的財產或貶低他們的地位使其處於專斷權力下的奴役狀態時，立法者們就使自己與人民處於戰爭狀態，人民因此就無需再予服從，而只有尋求上帝給予人們抵抗強暴的共同庇護。」洛克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不是反抗的人民，而是專權者、掠奪者在造反和叛亂。有人站在統治者一邊說，反抗會有暴力和內亂，洛克針鋒相對地批駁道：「他們也可以根據同樣的理由說，老實人不可以反抗強盜或海賊因為這會引起紛亂或流血，在這些場合倘發生任何危害，不應歸咎於防衛自己權利的人，而應歸罪於侵犯鄰人的權利的人。假使無辜的老實人必須為了和平乖乖地把他的一切放棄給對他施加強暴的人，那我倒希望人們設想一下，如果世上的和平只是由強暴和掠奪所構成，而且只是為了強盜和壓迫者的利益而維持和平，那麼世界上將存在什麼樣的一種和平。當羔羊不加抵抗地讓凶狠的的狼來咬斷它的喉嚨，誰會認為這是強弱之間值得讚許的和平呢?」
洛克的《政府論》被視為「為英國人民反對自己政府而辯護的書」，他的自由主義學說極大地激勵並深刻地影響了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美國的獨立宣言就援引了他的主張，試看以下文句：「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不言而喻，即：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幹不能出讓的權利，其中如生命、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是經被統治者的同意而產生的。任何政府一旦破壞這些目的，人民便有權把它改變或廢除，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
緊接著上面引過的話，王文又說「自由主義視法律為神聖的，因為法律是自由的保證。自由主義的自由，必須在一個井然有序的法治社會才有可能實現，因此，自由主義最害怕的是社會的無序和動亂，每當社會無序和動亂時，恰恰是自由主義者會急切地呼喚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這話仍然失之粗率和任意。試問，在專制制度下爭取自由時專制主義的法律是保證自由還是壓制自由?自由主義者是去維護專制的法律還是去打破它?同樣有中譯本的《法律與革命》一書在導論中說，西方歷史中週期性地訴諸於革命的非法暴力來推翻既定的秩序，而且作為這種結果最終產生的權威已經創設了新的和持久的政府和法律制度。西方每個國家的政府和法律體制都源於這樣的革命。因此，「每次革命都標誌著該次革命所取代或根本改變的舊法律制度的失敗」。在舊秩序和自己的社會理想之間，自由主義者顯然會選擇後者，所以《世界文明史》對洛克作了如下評論：「如果被迫作出選擇的話，他寧肯選擇無政府主義的罪惡行動，而反對各種形式的專制主義。」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期，很長一段時間裡英國國王、總督、英軍司令是強有力的人物，他們代表了法律和秩序，而大陸軍首領華盛頓名不見經傳，且屢戰屢敗，但自由派人士擁護的是後者。革命勝利後，華盛頓逐漸成為強者，但他毅然去職，因為自由和民主的觀念使得他和他的支持者想要避免出現一位新國王的危險。在這一進程中，和在其它歷史進程中一樣，自由主義者要的是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秩序，而不是什麼沒有政治屬性的法律、秩序、強者。
沒有近現代政治意識或不熟悉自由主義哲學的人，很容易產生—種誤解和淺見，以為自由主義只是，而且永遠是在現存政府和法律一邊，因而與掌權者有著天然的、割不斷的聯繫，當洛克這樣的自由主義者口口聲聲談法律時，有人以為這表現了自由主義者的保守性。其實，這只是因為他們不瞭解自由主義關於社會和國家的起源，關於政府權力來源的學說。洛克在《政府論》中提出，人天生是自由、平等和獨立的，為了自己的財產、安全和大家的福利，人們形成共同體，自願交出一部分權力；受委託的掌權者按契約獲得權力，他們只能做被委託的事，法律主要是用來劃清他們的權力範圍和說明他們的行事規則，而不是他們使人民馴順的工具。「所以，誰握有國家的立法權或最高權力，誰就應該以既定的，向全國人民公佈周知的，經常有效的法律，而不是以臨時的命令來實行統治；應該由公正無私的法官根據這些法律來裁判糾紛」，「如果掌握權威的人超越了法律所授予他的權力，利用他所能支配的權力強迫臣民接受違法行為，他就不再是一個官長；未經授權的行為可以像以強力侵略另一個人的權利的人那樣遭受反抗」。在專制的、極權的或不公正的社會，情況往往是掌權者侵權而違法，而非人民為捍衛自己天然的權利、反抗壓迫者而違法。
王文還宣稱：「自由主義本身，內在地包含著通向專制、獨裁之路。」所謂內在地，就是說自由主義學說本身具有推祟專制獨裁的內容，或者可以從中邏輯地推出這種內容，但作者沒有(也不可能）找到文本根據來證明這一點。相反的論據倒俯拾皆是，還是以洛克為例吧。《世界文明史》總結他的思想時說：「洛克譴責議會的專制主義。他痛斥君主專制制度，但他也同樣嚴厲地譴責議會的專制統治權。」的確，《政府論》的有關論述，表明了洛克是如何地對專制深惡痛絕、勢不兩立。他說：「專制權力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一種絕對的專斷的權力，可以隨意奪取一個人的生命。」這種權力不是出自自然的授予或契約，而只能使專權者處於與他人的戰爭狀態，從而放棄自己的生命權：「他既然拋棄了上帝給予人類作為人與人之間準則的理性，脫離廠使人類聯結成為一個團體和社會的共同約束，放棄了理性所啟示的和平之路，蠻橫地妄圖用戰爭的強力來達到他對另一個人的不義目的，背離人類而淪為野獸，用野獸的強力作為自己的權力準則，這樣他就使自己不免為受害人和會同受害人執行法律的其餘人類所毀滅，如同其他任何野獸或毒蟲一樣，因為人類不能和他們共同生活，而且在一起時也不能得到安全。」
作者不能從思想、學說的內涵找到自由主義與專制的內在聯繫，而是舉出了幾個自由主義者倒向獨裁的例子。問題在於，倒向獨裁之後，他們還能叫自由主義者嗎?作者的論述方法不能成立，因為類似例子隨手可舉。參加過創建中共的陳公博、周佛海後來當了漢奸，難道共產主義和賣國有內在關係嗎?參加過籌安會擁護袁世凱的楊度後來成了中共黨員，難道共產黨和—專制復辟就有了內在關係?
法蘭克福學派論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
法蘭克福學派對資本主義社會作了深刻揭露和尖銳批判，功不可沒。但是，由於其青年黑格爾派的方法和作風，由於其烏托邦氣質和浪漫傷感情懷，其觀點中有不少並不中肯。其中最為薄弱之處。大概要算對於自由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關係的分析。王文未作思考和分析重複這方面的觀點，無助於讀者認識自由主義，也元助認識法西斯主義。
作者引證《法蘭克福學派史》一書中所提霍克海默1939年—段廣為人知的話：「一個不願意批判資本主義的人，就應當對法西斯主義保持沉默。」我們知道，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個概念相交，但並不重合。就在同一本書的另一處，再次引用這句話之後有一個專門的說明：「應當明白，他說的是國家資本主義，而非其自由的
或壟斷的先驅。」
王文同意馬爾庫塞的觀點：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之間存在必然聯繫，他除了照搬照引馬爾庫塞的三點論據外，未作任何補充闡發，現在我們來逐步考察這些論據。
其一，自由主義是對建立強大國家要求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這不對，自由主義的最大特徵就是珍視個人自由而反對國家集權，沒有任何主義或學說像自由主義那樣警惕和防範強大的國家權力對個人權利的侵犯。在社會生活方面，它嚴格劃分公共和私人領域，確保個人基本權利；在經濟上，它的基本原則是以看不見的市場之手作自然調節，不贊成政府干預經濟運行；在政體問題上，它主張權力平衡與相互制約，防止權力過分集中。在古典自由主義之後，有哈耶克、波普爾等人反對社會工程論，即否認誰有全知的能力可以對社會的改造和發展作出完美元缺的理性規劃和設計。還有伯林這樣的人釐清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差異，主張人享有的自由是「免遭……」的自由，而非「去做……」的自由，而後一種自由可能為國家的干預和強迫提供口實，儘管強迫的動機是為了爭取美好的東西。恰恰相反，法蘭克福學派許多理論家不喜歡「消極自由」的主張，認為自由意味著「自由到……」從法蘭克福學派對黑格爾這個標準的整體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的尊崇看，在支持還是反對強大的國家權力這個問題上，他們和自由主義者正好處於兩極。
其二，從自由主義向極權國家的轉變，是在同一社會秩序框架中發生的，獨裁主義是自由主義的更高階段和完美實現。看來，為王彬彬所接受的馬爾庫塞的思路是這樣的：法西斯主義誕生於資本主義社會，而資本主義等於自由主義，因此法西斯主義可以和自由主義劃等號。但是，任何深入研究過法西斯起源的人都會指出，在「資本主義」這個混雜的概念中，可以劃分出自由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對立，自由資本主義的典型是英美，而後者的典型則是德國。想一想「納粹」這個詞的原意，就可以明白把法西斯等同於自由主義是多麼缺少根據，怪不得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提到希特勒也講「信仰社會主義」。
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成員雖然多半遷居美國，但囿於語言、文化、心理(包括歐洲中心主義傾向)等原因，圍於德國經驗，並未研究德美之間的區別。王文引證的《法蘭克福學派史》中有一段話很說明問題：「納粹的經驗深深刺傷了研究所成員，使他們僅僅根據法西斯的潛能來判斷美國社會。他們獨立於美國社會到如此程度，以至於無視使美國的發達資本主義和大眾社會不同於他們在歐洲遭遇到的獨特歷史因素。研究所總是認為極權主義是自由主義的產物，而不是其反動，但在美國，自由的資產階級社會確實在抵抗這一變化，為什麼會如此?研究所從未有深度地予以探討。」
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從來不是自由主義，而是整體主義、權力主義、國家主義、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得勢，原因很多，比如整體主義哲學、軍國主義傳統、一戰的失敗以及經濟大蕭條等等，自由主義不是法西斯成功的原因，恰恰相反，自由主義傳統薄弱，自由主義勢力軟弱才是其原因之一。可以大體上把魏瑪共和國視為具有自由主義傾向，希特勒靠選票把魏瑪共和國變為第三帝國，並不是自由主義向法西斯主義的和平過渡，而是因為自由主義在德國缺乏根基。魏瑪共和國是德國軍國主義在一戰失敗後由其他西方大國挾持而出現的短暫現象，意大利的法西斯勢力是在與左翼力量聯手搞垮自由民主制度之後而得到政權的，二者都認為議會制度是平庸的、腐敗的。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宣稱，國家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工作、秩序和繁榮，自由是一具「正在腐爛的屍體」。墨索里尼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搞過罷工，當過社會黨報刊的編輯，他本質上卻是個現存制度的叛逆者，始終是自由主義的死對頭。
王文在引證馬爾庫塞的話時；漏了關鍵的一句，即說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發生在同一社會秩序框架，具體指的是經濟基礎的統一。我們可以深究一下，自由主義式的市場經濟是否與法西斯主義有內在關係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同樣屬於法蘭克福學派的紐曼對德國經濟作了經驗研究後指出，德國經濟廣泛的、顯著的特>征社群壟斷經濟，也是一種命令經濟。納粹黨建立了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幫助它提高官僚化的經濟機構，在他們的國家社會主義綱領指導下，自由主義國家所提供的緩衝和防禦機制已不復存在。
其三，自由主義對於調節社會不同階級、集團利益時採取自然和放任態度，但當衝突和危機加劇，整個的和諧越來越不可能時，自由主義從理性轉向非理性，求助於具有超凡魅力的、獨裁的領袖。馬爾庫塞的這個論證是在玩弄法蘭克福學派成員從黑格爾那裡稟承的、他們玩得得心應手的辯證花招，想要說明極權主義既是自由主義發展傾向的繼承，又是其反動。但這種先驗的辨證推演並不符合經驗事實。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鑒於社會上出現分配不公、福利低落、經濟蕭條等現象，古典自由主義發展為新自由主義或所謂社會自由主義，放任主義和個人主義原則有所修正。情況剛好和馬爾庫塞所說的相反，自由主義重視了調節而並未求助於獨裁權威。到了70年代，由於羅爾斯的《正義論》的發表，上述傾向更為強烈和明顯，羅爾斯最新版本的自由主義更偏向平等，大力強調照顧社會上最少受惠者的原則，引起長期、激烈的爭論，從而使自由主義在當代更具活力。我國學術界對羅爾斯的思想、影響、後果有詳細譯介，我們在談論這方面問題時應利用這些較新的材料。
法蘭克福學派的領導人和最重要的理論家之一霍克海默晚期態度的轉變頗令人玩味，他在60年代退休時表爾，他對資本主義表示無限的歉意，我想，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堅定批判者，他的真意可能是對法蘭克福學派頗為偏頗不公地攻擊過的自由主義表示歉意。在1965年為《批判理論》一書所寫的序言中，霍克海默說：「應當公開宣佈，一種即使存在有缺陷的，可疑的民主制，也總是比我們今天的革命必然會產生的專制獨裁好一些。這種公開的表白，出於真理的目的，我認為是必要的。」「用自由世界的概念本身去判斷自由世界，對這個世界採取一種批判的態度而又堅決捍衛它的理想……就成為每一個有思想的人的權利和義務。」他表示，他生活於其中的那個世界不可避免地有許多不公正，但仍是暴力海洋中自由的島嶼，這島嶼的沉沒也意味著包括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在內的整個文化的沉沒。
依我之見，極權、專制、法西斯主義是與自由主義，還是與其他什麼東西易於發生聯繫，對於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應該比較容易弄清楚。「文革」前，毛澤東多次強調，我們的黨，搞得不好就會變成法西斯黨，當時有不少人感到很新鮮，因為人們習慣的說法是，法西斯黨是資產階級政黨。毛澤東還說，斯大林那樣嚴重破壞法制的事，在英、美、法等西方國家就不可能發生。鄧小平在80年代初談論我國的制度改革時，重提了毛澤東的觀點，並高度重視人們的一種議論：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參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33頁)當然，毛澤東、鄧小平決不會認同自由主義的立場，也不欣賞西方政治制度，但他們以自己的政治閱歷和洞見，對英美式的體制與極權主義的關係，看得顯然比當年的法蘭克福書獃子和今日中國「新左派」青年要清楚得多。
自由主義在中國面臨的困局
本世紀上半葉，中國的自由主義在思想傳播和實現自己政治理念方面作了艱苦不懈的努力，但以失敗告終，並且是慘敗。從思想傳播方面說，傳統文化、王霸之術根深蒂固，不但不能剷除，連反傳統者都難於徹底擺脫傳統的思維和行為模式。雖然倡導西學之風尤盛，但中國思想文化傳統與德國的整體主義、國家主義同構之處甚多，中國人的心理素質與法蘭西的激進輕率天然諧調，雖然有不少從英美歸國的學者竭盡全力鼓吹自由主義，但中國的思想文化土壤對於自由主義實在是太貧瘠。從實際政治運作方面看，自由主義者中見是不打算書生論道、愛惜自己羽毛者，要麼在波譎雲詭、險惡萬分的政治風浪中暈頭轉向，要麼在強大而毫無妥協可能的武裝集團之間左右碰壁，束手無策。有人或者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或者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自量力，企圖以結盟的方式在政治牌局中佔一席之地，但他們「吃不著羊肉惹一身膻」，鎩而歸，身敗名裂。有人被人玩弄於股掌之中，狼狽不堪；有人八方討罵名；甚至有人最後招來殺身之禍。我們可以認為，在本世紀前半葉，自由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而必然失敗，但不能把失敗的原因歸於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的內在聯繫，說自由主義者投靠反動的獨裁者而成了殉葬品。王文的分析，要麼是沿襲了以前的偏見，要麼是瞭解情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結論有失公允與中肯。
王文為了證明「在中國現代史上，自由主義者往往在特定的歷史關頭，會走向極權主義，會擁護專制、獨裁」，舉了嚴復為例。作者斷定嚴復「自始至終都信奉自由主義學說」，不知根據何在?是否為專門下過功夫研究嚴復得出的獨特結論?我所閱讀的有關嚴復的論著，沒有一種有此結論。大多數論者都認為嚴復發生了巨大變化，從進步走向保守、反動，從「全盤西化」變為維護傳統。而更認真細微的研究表明，強調嚴復早期全力擁抱西學，棄絕傳統，後期甘心情願擁袁復辟，都是片面不確之論。
如果一定要深究嚴復與自由主義學說的關係，那麼我們只能說，囿於嚴復從小受熏陶的文化傳統和中國士大夫急欲尋求新學以救亡保種的實際目的，嚴復對自由主義的理解是片面的、為我所用的。在西方思想家把個人自由、個人幸福當作目的的地方，嚴復一概將其視為促進民智民德、達到國家目的的手段，所以，史華慈在《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一書的結語中感慨說：「凡在價值觀念被認為是達到強盛手段的地方，這些價值觀念就很可能是靠不住的、無生命的和被歪曲了的。」不錯，嚴復介紹和宣傳過包括自由主義學說在內的西方學說(因此被譽為「西學聖人」，而未被稱為自由主義者)，但嚴格說來，嚴復的興趣與其說是自由主義，還不如說是社會進化論。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在紛繁複雜的國內政治鬥爭中處境尷尬，左右為難，作為群體他們不斷分化，甚至分道揚鑣；作為個人他們立場態度時有變化，因時、因事而異，幾乎沒有倒向一邊，從一而終的。而王文為了證明自由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內在一致性，採用了這麼一種簡單的邏輯：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是獨裁政權，擁蔣就是擁護獨裁。作者只以擁蔣人物的言行為例，對相當多的人物反蔣擁共的情況避而不談。即使在擁蔣的人中，不少代表人物也並非始終一貫擁蔣，他們反對國民黨專制極權的言行，被國民黨鎮壓迫害的情況，也被作者迴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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