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如何成為自身的
—— 解讀「竹內魯迅」的一種線索
作者：程凱
文章來源：當代文化研究網
瀏覽：257 次
一個月前，日本老一輩學者丸山升的論文集《魯迅‧革命‧歷史》在國內出版 。我在讀其中的《日本的魯迅研究》時，對他解釋竹內魯迅的一段話印象深刻。這段話意在解釋為什麼竹內好放棄對魯迅思想「變化」的研究，轉而探求魯迅身上「不變」的因素。他指出竹內好用用「回心之軸」、「文學者的自覺」等語言所表現的東西，是魯迅身上幾乎性格化、氣質化了的某種因素，因此很難用語言定義、說明，甚至這種定義、說明本身是做不到的。那麼，探求這種難以說明（證實）的東西的「行為」（方法）背後指向什麼？在丸山升看來，竹內好之所以執意去探求魯迅（表面變化的）思想背後不變的因素是因為他深刻體驗到「『思想』是多麼脆弱的東西，或者換言之，將『思想』真正變成自己的東西，是多麼困難。」所以竹內好面對的問題是：「對於人來說，最後留下的是什麼？人靠什麼而得以生存？」這是竹內好把握魯迅的出發點。在丸山升看來，竹內好能夠深刻感覺到這種「思想」的外在和「脆弱」，並形成寫作《魯迅》的動力，是因為他目睹了「當時的日本，包括馬克思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的許多「思想家」們，不僅政治上敗北，思想也很容易變化，倒向了軍國主義、國家主義」。丸山升以這種明白而準確的方式把握了竹內好寫作《魯迅》的立意及其得以產生的現實歷史脈絡。
竹內好自己把三、四十年代發生在日本思想界的「轉向」視為思想上無抵抗的結果，並將其擴展為日本現代化的基本模式，所謂「優等生文化」。事實上，對「轉向」現象進行批判以及對日本現代進程的挫敗（以戰敗為標誌）進行批判可以有不同的路徑，而竹內好選擇了非常特殊的一種，那就是以個體主體為對像觀察主體獲取思想的方式以及兩者間的關係。從而對現代「思想」的存在方式和現代個體獲得思想的方式給予根本質疑，並轉而尋求真正的思想得以成立的更本源的東西（所謂我之為我的東西）。這個本源不是存在於主體之外的體系中而是在主體之內。正如伊籐虎丸所說，竹內好是「將世界觀之所以成為世界觀的東西從『理論－思想體系－立場」剝離而在具體人的生存方式中追求它。」（伊籐虎丸：《魯迅與終末論：近代現實主義的成立》）但是，這個可以衡量思想之真偽的內在本源無論稱之為「性格」、「氣質」抑或「生存方式」似乎都有所不足。準確的說法大概也只能稱之為「主體」，竹內好所說的作為「文學者」的魯迅就是指向一種主體的存在方式。
所謂「主體」指「事物本身的狀態」以對立於「事物被呈現在意識之前的狀態」（客觀），同時它也指「主動的心靈或思考的原動力」。從根本而言，主體指向自己之所以成為自己的原因。竹內好所要探求的魯迅之為魯迅的「本源」，正是與此相對應的。之所以說將其對應於「性格」、「氣質」、「生存方式」均有不足，就是因為「主體」的意義是超出個體的，「主體」也許在內部完成，但它的構成不完全取決於個人的意識，對「主體」的認識有展開為客觀的可能。竹內好之塑造魯迅是在超出了個體的意義上去把握的，因此 《魯迅》一書雖以作家研究的面貌出現而能延展成為對現代進程根本邏輯的把握和批評。
摸索、描述現代「主體」的困難之處在於，現代社會已打破了人的本質規定性，自我之成為自我的保障已不存在。個人無法通過他所處的階層自然獲得本質規定，這個本質要自我建構出來 。現代思想與承載思想的主體的生存狀態之間往往存在著落差，即前者不是從後者的身上自然地生發出來的，由此造成兩者外在結合的關係。在相當程度上，所謂「思想的脆弱」恰恰是現代思想在現代主體身上必然引發的危機，特別是當這種主體和思想之間還存在著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歷史維度時，現代主體的建構很容易被描述成因為接受現代思想而獲得「自覺」的過程。但竹內好恰恰在超出一般歷史理解的意義上理解現代的主體狀態，那就是真正的構成後發展國家主體的因素往往外在於現代邏輯。魯迅正是代表了這種在現代邏輯之外形成的現代主體，竹內好曾描述魯迅式人格產生的條件：
「使魯迅這樣的人物得以誕生的，一定是以激烈的抵抗為條件的社會。只有在歐洲歷史學家所謂的亞洲之停滯（！）的社會中才能誕生魯迅這樣的類型。……當所有通向進步的道路都被封閉了，所有新的希望都被粉碎了的時候，才能積澱起魯迅那樣的人格吧。不是舊的東西變成新的，而是舊的東西就以它舊的面貌而承擔新的使命——只有在這樣一種極限條件下才能產生這樣的人格。」（209頁）
「抵抗」指向的不是「進步」而是與「停滯」、「舊面貌」聯繫在一起，為什麼會這樣？在竹內好那裡，它們不是矛盾的，而是都指向一種保存「自我」的努力，這個「自我」不是近代的「自我」而是在近代的過程中失掉的「自我」，與其說它在「新的」到來前即自足地存在不如說它是在「新的」到來後與「新的」對抗中成為必要並顯現出來的。這個「自我」其實是「無」的「有」，即，它是借助尋找那個以前沒有意識到的主體而形成的，（在抵抗中獲得自己的位置）但它並不是現代的派生物，而確乎是已有的，不是外來的。
不難看出，作者理想的主體具有一定的烏托邦色彩。在《魯迅》中竹內好將這種理想的主體狀態稱為「文學者」的態度，其本質在於「不依賴任何人，不把任何他者作為自己的支撐點，他必須通過這個方式，使一切都變成自己的內在組成部分。」正因為它自己的原有是一個「無」而又「不把任何他者作為自己的支撐點」，所以首先，這一保存不是封閉的保存，它並沒有實在、固化的東西可保存；其次，它不是拒斥式的保存，反而要將外在的對立的因素納入到內部，在矛盾中完成自我，並在這一過程中捨棄虛假的自我。這就是竹內好說的：「我即是我亦非我。如果我只是單純的我，那麼，我是我這件事亦不能成立。為了我之為我，我必須成為我之外者，……」這種通過「成為我之外者」確立自我的過程就個人而言是「回心」就歷史而言是「革命」 。無論「回心」，無論「革命」都是為了「我之為我」的行為，通過個體考察的構建主體的過程與歷史層面構建主體的過程是同構的。
事實上，竹內好設定的主體的烏托邦性與他在摸索現代個人主體和政治主體的過程中一直避免落入現代敘述互為表裡。這使得他的描述格外曲折、晦澀，而這種描述方法也最能說明他在現代體系之外建構主體的意圖。比如他對魯迅「回心」時期的判斷和定位就很典型。其實，他通過「回心之軸」（「文學者的自覺」）所呈現的結構已足夠說明魯迅的精神特質（魯迅之為魯迅的本源），那麼，他為什麼一直強調存在一個獲得「自覺」的決定時刻？而且要把這一時刻定位於辛亥之後的「不明瞭」的時期？恰如一些學者已指出的，魯迅的「掙扎」的特質在「回心」之前的晚清時期就已經具備，並非一定是「回心」後的產物。當然首先應該明確「回心」是一個理論的設定，不是歷史研究的成果，這一點在竹內好的行文中已經表露得很清楚。 其次，要明確的是竹內好通過「回心」不是意在揭示魯迅的「思想」演變或「思想」結構，他恰恰要追問的是思想背後的精神機制，所謂「生命的、原理的魯迅」。一切有跡可尋的都是「思想」，而思想背後的精神機制是注定不能直視的，一旦訴諸直接的概念把握就會落入現代思想的窠臼，於是，只能通過用語言填充其周圍以造型它的位置。因此，之所以強調存在一個決定時刻並將其設定在一個沒有言論的晦暗時期就是因為其它時期的言論都是有跡可尋，有理論脈絡可以解釋的。進一步講，既然獲得主體的決定因素不在獲取思想，那麼主體內在的矛盾、搏鬥、自我否定以及持續的「決意」就成為更重要的脈絡。作為「現役文學家」與中國現代文學相始終的魯迅唯獨在這一時期遠離輿論，恰恰構成其自我掙扎的重要一環。
如果說，竹內好意圖通過魯迅把握一種反現代的現代方式，那麼，進一步的問題在於，為什麼竹內好對西方的現代思想乃至「現代」的方式如此不信任？在《何為近代》的一個段落中我找到一些線索。他在其中談到自己因為不習慣哲學性的思考而無法深入探究抵抗的意義。「我只是在此感到了有這樣一種東西的存在，卻不能取出來進行邏輯的建構。」他一再稱這種「不能」是出於能力的不足，但在隨即的話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不單是能力的問題：
「我站在它的面前感到了某種恐懼，而對感到恐懼的我又有一種心虛之感。對我來說，那種所有一切都可以抽取出來的理性主義信念是令人恐懼的。或者與其說是理性主義的信念，毋寧說是使這種信念得以成立的理性主義背後的那個非理性主義之意志的壓力是可怕的。而且，我覺得這信念正是歐洲式的。」（196頁）
在此，我們可以摸索到竹內好宣揚的「掙扎」、「抵抗」背後的指向：歐洲式的理性主義信念。此信念之所以可怕不僅在於它相信「一切都可以抽取出來」，更由於背後支撐它的其實是一種「非理性主義之意志」。面對這種「非理性主義之意志」能夠對抗它的決不是複製的理性或政治而只能是相稱的意志，即竹內好強調的「自我保存」的慾望，雖然這「保存」有時表面看上去是落後、停滯的，但非此則不能抵禦來自西方的「非理性主義之意志」。在竹內好自己的敘述中正是他意識到這種理想主義背後的非理性的時刻，他與魯迅相遇了，魯迅對他的觸動在於：「我看到，魯迅以身相拼隱忍著我所感到的恐懼。更準確地說，從魯迅的抵抗中，我得到了理解自己那種心情的線索。」（196頁）支持魯迅的不是思想、不是「理性主義」，而是直面矛盾的洞察力和看破（理性主義）虛偽後的決意。這是只能作為「態度」去把握的東西，它看上去無法還原，其實是更根本、有力的東西。
在《魯迅》中，可以讀到，竹內好把握魯迅的契機和切入點是打動了他的魯迅的「嚴峻」：「現在我越發覺得魯迅的嚴峻並非簡單的嚴峻。我想知道這種嚴峻是怎麼來的。」（39頁）這種嚴峻顯然非觀念的產物，魯迅的嚴峻因為他「是一個強烈的生活者，是一個徹底到骨髓的文學者。」「生活者」意味著他的掙扎是基於「生」的慾望，也只有從「生」的根底才能看透理性主義背後非理性意志的壓迫；而「文學者」意味著他不依靠任何外在的東西而真實地看待自身，看待容納了所有矛盾的自身。
竹內好對魯迅的理解無疑是政治性的，但其特殊在於他把政治的基礎沒有安放在政治行為或觀念的基礎上而是直接將政治的基礎安放在真實地生活的主體的基礎上。丸山升曾概括魯迅對革命的立場是「從未在政治革命之外思考人的革命」，這也代表了他自己對革命的理解。而竹內好則揭示了這個問題的另一面，即扎根於生活的個人主體的建立不是從屬於政治革命而是政治革命的基礎和目標。這一理解以及以此為基礎的一系列認識對於今天的中國尤為重要。在經歷了革命的成功、革命的挫折和革命的消退之後，我們如何重新反思革命與政治、與個人主體性的關係以及如何尋找抵抗的資源？我們還有構建一種特殊的、從自己的生活中真實地生發出來的「現代」的可能嗎？這是我從竹內好身上看到的「嚴峻」的問題。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