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古代中國社會的終結及其教訓
作者：南炳文
文章來源：河南師範大學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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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炳文
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05/6
明清史2006．2
中國是一個雖然臨海但內陸面積非常遼闊的國家，其核心部分為黃河、長江流貫的地區，這裡土地肥美、交通便利，其經濟開發、文化積累與政治進步很早就走在周圍地區的前面，這使中國獲得了鄰國的尊敬，也使中國產生了以天朝上國自居的意識，它歡迎萬國來朝，但認為其地瘠民貧，得其地不足增賦，有其民不足強國，因而通常不會主動向外部擴張，尤其不會跨海越洋向海外發展，這使古代中國成為一個基本上活動於內陸的國度。
古代中國以農業文明為主，這使其具有以下特點：第一，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成為社會經濟的主要成分。第二，中央集權的專制君主製成為政權的基本形態。第三，每逢和平環境存在一定時期，即漸漸出現商品經濟活躍的局面。第四，小農具有向兩極分化的特點，他們分化到一定的程度，就會導致社會動盪，以致最後改朝換代。第五，一旦改朝換代，社會經濟就會因戰亂而遭到嚴重破壞，新立王朝面臨的首要任務是培植數量眾多的小自耕農，以恢復經濟，從而，使前一朝代所發生的一切從頭再來一遍。不過，新朝的演變總是以前朝為基礎，故其所達到的文明程度，勢必要超越前朝。古代中國社會就是這樣處於緩慢但不斷提高的循環之中。如果沒有意外，這種循環會重複到古代中國社會發生巨變的時期——這個時期應當是生產力水平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社會經濟結構中商品經濟有了很高的比例，自然經濟退居次要地位。到這時，中國的生產關係、政治制度等，會跟著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從而使得中國社會由古代進化到近代。
但是，古代中國社會的這種週而復始的循環，尚未進行到其盡頭就遇到了「意外」。這個意外發生的時間是明清(鴉片戰爭前，下同)時期，而這個意外的事件，是西方殖民者的東來。
明清時期除了明清之際56年(自1627年明末農民起義爆發至1683年清朝統一台灣)基本處於大戰亂外，其餘的400餘年大體維持了和平統一的局面。
和平環境的長期延續，有利於生產力的提高，如明代農業較多進行了綜合經營，紅薯、玉米、煙草等新作物品種從國外引了進來；陶瓷業製成了斗彩、五彩等新品種；鋼鐵業使用了帶活塞、活門的鼓風裝置等。清代對紅薯、玉米等高產作物的推廣，以及對稻麥連作制、雙季稻的推廣，使糧食生產增長較快；棉花、甘蔗、煙草等經濟作物的種植也迅速增加；手工業生產的規模在逐步擴大，煉鐵、紡織、造紙、造船等行業都出現了數百人乃至上千人的作坊，手工作坊內部的勞動分工有了進一步發展。在此基礎上，明代中後期以及清代的中期，都出現了商品經濟的空前繁榮。其時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中，商品性生產有所增加，商業資本空前壯大，徽商、晉商、陝商、江右商、閩商、粵商、吳越商等商人集團，明代已經出現，到清代更加活躍，他們財力雄厚，歲入巨萬。與此相應，城鎮繁榮起來，商路四通八達，到清代還出現了辦理匯兌、存款的票號和錢莊。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了生產關係的變化——有悠久歷史但一直在單個作坊中使用數量偏少或僅有個別作坊使用數量較多的僱傭勞動，到明代已在經濟發達地區(主要是江南地區)的絲織業等個別手工業部門裡較多地使用起來，由此形成了古代社會中從未有過的新因素，即資本主義性質的僱傭勞動生產關係。這種新因素在明清之際的戰亂中遭到了嚴重摧折，而至清代中期，隨著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它重新恢復，並有緩慢的發展。如此等等，說明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已明顯地超越了前代。
但是，從總體上看，明清時期的中國，其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仍舊不高，生產活動主要靠人的體力勞動。商品經濟成分相對於自然經濟仍如小苗萌芽對參天大樹，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僱傭勞動生產關係遠未動搖地主剝削農民的租佃關係而在社會生產中占主導地位，政治上仍實行著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度，小農的兩極分化等原因造成的社會動盪以至改朝換代的現象仍在繼續。若不發生特殊情況，中國要邁出古代農業社會的門檻進入近代社會的範疇，說不定還需若干個改朝換代的循環。
正當明清處於上述情形之時，發生了西方殖民者的東來這一重大事變。
15世紀以前，世界一直沒有實現各大陸間的順暢通航，因而各國大體是在海洋的限隔下，按地區處於相互分割的封閉狀態，各自相對獨立地發展。但到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先後發生了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和麥哲倫成功進行了環球航行的重大事件，這就是所謂的地理大發現。從此世界海上航路大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西歐國家的殖民者先後漂洋過海來到世界的東方，足跡很快遍及全世界；在當時，其所採取的國際間交往方式，或為強力征服，或為商、盜一體。凡力量弱小的國家或地區，他們即以武力征服，將之變為自己的殖民地；凡力量強大而不能馬上以武力征服的國家和地區，他們即暫時採用商、盜一體的方式與之周旋，等待武力征服時機的到來。以上種種方式，都使之獲得大量的經濟利益，並急劇拉動其生產力水平和武器威力水平的提高。這樣，西歐的有關國家遂進入了空前急速發展的快車道，並在17至18世紀，迅速完成了由古代向近代的飛躍，文明發達程度和綜合國力迅速佔據了世界的首席。在這種情勢下，當時的中國勢不可免地成為其覬覦的對象之一。於是，中國能否照原樣繼續存在和演變下去，遂成為一個提上日程的現實問題。
從歷史實際來看，在明朝時期，西方殖民者的東來似乎對中國影響不大。其時中國是一個廣土眾民、歷史悠久、文明發達的大國，其生產力水平、經濟發達程度、科技成就、綜合國力，相比於東來的西方各國都不遜色，甚至更為先進，至少是在某些領域互有短長。這使西來各國無法用強力征服中國；其通過貿易從中國搜求財富的目的也實現得極不順利，甚至遭到很大挫折。因當時歐洲尚未出現工業革命，生產技術並不比中國高明，他們拿不出大量物美價廉的製品以與中國人交換，而中國精美的紡織和陶瓷製品等，都能以比較低廉的價格大量出口歐洲，從而使中國在與歐洲人的相互貿易中，總是處於順差地位；為彌補差價，歐洲人只好拿出大量銀元交給中國人，明末海澄月港一船船銀元的不斷進口，就反映了這一現實。
但西歐國家畢竟走上了發展的快車道，其發展速度要遠遠高於當時的中國，兩者對比，形勢向著有利於西歐國家而不利於中國的方向轉化。儘管直至明亡，西歐國家的綜合發展水平也難說已經高過中國，甚至還難說已經趕上中國，但可以肯定一點，這就是大大縮小了與中國的差距。清朝時期，中國轉向劣勢的速度空前加快；19世紀中葉，終於徹底落後於西方，1840年鴉片戰爭的失敗，宣告了中國舊有的發展程序被打斷。至此，古代中國社會的演變遂告終結。
古代中國自身的演變進程被打斷，並無足惜，但它不是由於本身內在矛盾鬥爭所致，因而其結果不是使中國邁向了近代社會，而是逐步淪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淵，百年間受盡了凌辱。其中的歷史教訓是應該總結汲取的。
地理大發現後，面對西方殖民者的東來、迅速崛起並懷有征服中國的野心這種新挑戰，中國上下應當及早認清形勢，謀求對策，迅速壯大自己，以避免被征服噩運的降臨。但明清時期的中國對形勢並無清醒認識，沒有想到西方殖民者會迅速發展成天下難與相敵的強大力量，而仍以天朝上國自居、以尋常遠夷輕視之。鑒於當時全球海路暢通的客觀形勢，中國為立於不敗之地，迫切需採取以下四點戰略性的舉措：第一，必須千方百計瞭解西歐殖民者的各種情況，做到知己知彼，提高抵禦其征服中國的自覺性；第二，必須盡量擴大本國的財富來源，雖然出於道義的考慮而不可搶奪別國財富，但應努力發展與各國的正常貿易，以增加商業收益，並藉以刺激本國生產技術的改進；第三，要積極學習西歐科技的先進部分，以提高本國的生產水平；第四，要加強國防力量，特別是要大力發展能與西方殖民者相抗衡的國防力量，以為本國的存在和發展提供安全的國際環境。以上四點，由於明清時期的中國對國際形勢的總特點缺乏認識，因而從總體上講不可能很好地抓緊實行，只能是間或予以某種程度的實行。如在明代，關於瞭解西歐殖民者的情況，當發生了與西歐殖民者有關的事端時，官府不過是向其人瞭解來歷，或查閱中國文獻的有關記載而已，從未想到採取主動派人去歐洲考察等措施。關於對外貿易，隆慶以後，為了滿足東南沿海官紳豪民的要求，也為增加稅收、籌措兵餉，曾開放海澄月港，在嚴加限制的條件下，承認民間對外貿易的合法性，但從未主動予商人以協助，與西歐各國政府之大力幫助商人在國外活動不可同日而語。關於學習歐洲科技的先進內容，如所周知，曾作了一些努力，但政府主要是應付急需，並無長遠的全面計劃。關於加強國防力量，從仿製西洋火器等舉措來看，應該承認做了一些工作，但其目標主要是針對境內可能出現的反叛勢力、周邊少數民族和鄰近國家，通常沒把西歐殖民者考慮在內，這使其對引進的西洋火器，不求改進，甚至導致退化，無法與西歐殖民者相抗衡。到了清朝，這種不能抓緊實行以上四點戰略性舉措的情形被繼續下來，而且做得更差。如在學習歐洲先進科技上，雍正以後大體上處於停頓狀態。在對待海外私人貿易上，清初40年曾嚴厲禁止，甚至採取了歷史上從未使用過的遷海手段加以禁止。在加強國防力量上，放棄了武器的改進，因對漢族軍隊不信任，嚴加限制其裝備的武器，對滿洲八旗則固守所謂騎射根本，同樣不重視其兵器的改進。
回顧明清兩朝的所作所為，人們感到，中國之由明朝時期處於世界先進國家之列至19世紀中期徹底淪為被列強欺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實非出於偶然。它給後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訓。這個教訓集中起來就是，一個國家要想永遠處於主動地位，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就必須時刻注意將會發生深遠影響的最新動向，在其剛剛出現之時，就要敏感地覺察到，就要以清醒的頭腦對之進行深入的分析，就要研究正確對待的詳盡方案並付之實施。
作者簡介：南炳文，中國明史學會常務副會長，南開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天津 3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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