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問題之我見
作者：宋圭武
文章來源：作者惠寄
瀏覽：316 次
內容提要：所謂中國問題，就是從歷史的角度看長期制約中國社會發展的根本問題，也就是什麼問題才是長期制約中國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而解決中國問題，其實質就是要找出長期制約中國社會發展的這個關鍵因素。這裡筆者認為：從歷史的長河來看，長期制約中國社會發展的因素是總體性的，但核心因素是缺乏創新的制度保障。
關鍵詞： 中國問題 創新
作者簡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生，甘肅靖遠人，現為中共甘肅省委黨校經濟學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經濟理論和中國經濟改革問題。 電話：0931-7765681； 郵編：730070
所謂中國問題，就是從歷史的角度看長期制約中國社會發展的根本問題，也就是什麼問題才是長期制約中國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而解決中國問題，其實質就是要找出長期制約中國社會發展的這個關鍵因素。
有人說，「窮」是中國問題的關鍵。但從歷史來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走的都是由「窮」而「富」的路子，只不過快慢不同而已。從短期來看，或者從某一個時間段來看，窮可能會成為制約發展的主要因素；但從長期來看，制約長期發展的因素，肯定在「窮」之外，還有著更為核心的因素。
有人說，「愚」是中國問題的實質。但從中國歷史上許多傑出人物的傑出表現，以及中國人在國外屢次獲諾貝爾獎等各種國際大獎的事實看，說中國人「愚」實屬無稽之談。中國人在美國科技界的突出表現就是對這一事實的一個傑出例證。有人說，中國人與猶太人是世界上最聰明的兩個民族。可見中國人並不「愚」，自然那種認為「愚」是中國問題實質的命題也就不能成立。這裡深層次的問題是，既然中國人與世界各國人都一樣，大家都是「上帝」，聰明的「選民」，為什麼有些「選民」先富了起來，而有些「選民」又遲遲脫不了貧呢？所以，結論是，制約長期發展的實質因素並不能用聰明與否作為主要解釋因素，肯定還有更為深刻的原因。
還有人說，人多地少是長期制約中國發展的瓶頸因素，這也是一個假命題。如同是亞洲國家且與中國相鄰的日本，其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十分突出，而且其它資源與中國相比，也是十分的貧乏。但所有這一切，都並沒有阻止日本成為世界強國。只能說人多地少，資源貧乏是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但從長期來看，並不是影響發展的決定因素。
還有人說，長期制約中國發展的主要因素是沒有產生近代先進的科學技術。這裡的問題是，中國為什麼沒有產生近代先進的科學技術？從歷史上來看，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曾一度是領先於世界水平的，但為什麼後來又變為落後？所以科學技術落後本身並不能成為主要原因。這裡有的同志解釋是封建的科舉制度制約了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這種解釋也有一定道理。但問題是，為什麼科舉制能得以延續很長時間？從制度變遷的角度看，對社會發展的不良制度，只所以能長期存在，肯定存在著支撐因素，這個支撐因素應當是比不良制度本身更為深刻的因素。
也有的同志說，工業是解決中國發展問題的關鍵。此命題籠統地說是沒有錯的。這裡的問題是，如何才能使中國的工業快速發展起來，因為歷史上中國並沒有產生強大的工業。所以，從深層次看，制約中國發展的因素，有著比工業更為嚴重的背景。
還有的同志說，中國問題，實質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核心是土地問題。但從我國發展的現實看，解放後，農民土地問題雖然得到了解決，但農民問題並沒有得到真正解決。目前許多方面的情況表明，解決農民問題實質是一個總體發展的問題。而發展，就得解決制約發展的關鍵因素，這個制約發展的關鍵因素才是中國問題的實質所在。
總之，關於中國問題的討論始終是古今中外學者廣泛關注的一個問題，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其中許多研究成果顯示了很高的學術價值。這裡筆者認為：從歷史的長河來看，長期制約中國社會發展的因素是總體性的，但核心因素是缺乏創新的制度保障。
什麼是創新？創新既是思想的創造，也是思想的創造成果。創新主要有三種類型：思想創新、科學創新、技術創新。思想創新是最廣義的一種創新；科學創新是思想創新在科學上的擴展；而技術創新屬於實務型創新，其深層的背景是思想創新和科學創新。對於三種類型的創新而言，思想創新是基礎性的，科學創新是方法論的，而技術創新則是工藝性的。三者屬於不同的層次和範疇。
從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度來看，思想創新是靈魂，科學創新是主導，而技術創新則是工具。如果一個社會有思想創新，則肯定會有能力促進科學創新和技術創新。反之，若一個社會沒有思想創新，則科學創新就會「蜀道難，難於上青天」。這時，技術創新可能會局部存在，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也只能是局部的，而不能從根本和長期的方面影響社會的發展。從社會發展的長期和整體方面來看，思想創新是創新的根本，是影響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如果一個社會缺乏思想創新，則這個社會的發展就是一個失去靈魂的發展，其發展會往往呈現出停滯性、盲目性、破壞性、循環性、腐敗性等特徵。江澤民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指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
創新是社會發展的關鍵。近代「世界科技中心」首先出現在意大利，接下來轉移到英國、法國、德國，大約在19世紀末的時候，轉移到美國，美國一直保持到現在。把歷史聯繫起來看，就會發現這些國家都是思想解放在前，科技解放在後。意大利只所以能夠成為科技活動中心，是和文藝復興運動分不開的。文藝復興批判舊事物，喚醒民眾，促使了人們的思想解放，促使自由觀念深入人心。所以，思想創新是最根本的創新。
國家之間的競爭，根本上是創新能力的競爭。從世界各國的發展歷程看，凡是能為創新提供較好環境的國家，其發展的水平就高；凡是壓抑創新的國家，其發展水平就低。
從中國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看，創新一直是中國社會發展的稀缺要素。從秦始皇的「楚書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獄，我們可以看出，幾千年的中國發展歷史，其實是一部對創新恣意摧殘和壓抑的歷史。雖然有局部的技術創新存在，但由於缺乏思想創新和科學創新，所以技術創新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只能起到局部的作用，或者只能用到錯誤的方向上去。如火藥用來造爆竹，指南針用來看風水，印刷術用來印封建教義，造出的紙用來為祖先燒紙錢等等。所以，思想創新以及科學創新的缺乏，是長期制約中國社會發展的主要原因。
創新是一個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這已被歷史和現實所證實，問題是在中國，創新只所以成為稀缺要素，並不是中國沒有創新的源泉，而主要是中國缺乏對創新的制度保障。
為什麼在中國會缺乏創新的制度保障？原因是總體性的。
首先，封建等級官僚制度本質上是阻礙創新的。這種等級制分配財富的基本原則是：級別和權力。級別越高，權力也就越大，相應分配到的社會財富也就越多。反之，則反之。這種以級別分配財富的渠道有兩條：一條是正式渠道，即按明文規定的分配原則，進行社會財富的分配，級別越高，享受的待遇也就越高；另一條是非正式渠道，主要是利用手中權力尋租，變相地佔有財富。這種等級制最終造成了財富分配的兩極結構：一極是少數人有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另一極卻是大多數人只能維持在生存線上。其結果是：對於佔有大量社會財富的少數人，雖然有創新的實力，但他們卻沒有創新的動力，同時這些少數人更害怕別人創新；對於大多數掙扎在生存線上的人們，雖然有創新的需求，但沒有創新的能力。另外，由於少數佔有大量社會財富的人在遊戲規則的制定中佔有優勢地位，由於他們本身害怕創新，所以體現在社會制度層面，缺乏對創新的保障制度也就成了一種必然。
其次，家庭本位式的倫理體系也不利於創新制度的建設。這種以血緣為中心的倫理原則直接決定了中國社會另一種財富分配的主要法則：以血緣為中心，接親疏遠近分配財富。當然，這種以血緣為中心的財富分配方式在世界各國都有不同程序的表現，但在中國表現的更為嚴重。其結果是：由於血緣的作用，創新並不能保證財富的增加。處在血緣中心的人，可能有創新能力，但創新動力很弱，而處於血緣外圍的人，可能對創新即沒有動力，也沒有能力。
再次，由於中國歷史上並沒有形成有效的私有財產保護制度，從而創新的收益就不能得到有效保護，這也直接減弱了創新的動力。
第四，由於統治者不喜歡創新，所以，科舉制也就有了長期存在的現由。當然，問題不是出在科舉制本身的形式上，而主要是考試內容的誤導，總之，任何一項對社會發展的不好制度，只所以能長期存在，主要原因可能與強勢利益集團的需要和支撐有關。科舉制的存在，客觀上加重了對創新精神的抑制。
第五，中國創新的缺乏，主要是思想創新的缺乏，同時導致科學的創新更為貧乏。技術創新相對科學創新而言，成果更多一些。但由於制度的缺陷，一方面，統治者嚴禁科學創新；另一方面，統治者對技術創新的利用也是有限的。另外，由於失去了科學精神的統領，技術創新的路徑往往就失去了正確的方向，並不能體現為社會最優服務的原則。
第六，政治上的人治傳統混合經濟上落後的小農經濟結構再加上儒家文化的作用，整體上使中國社會瀰漫著一種機會主義、平均主義、權威主義和血緣主義的四大氛圍。這四大主義又使中國的法治化、民主化難上加難。而法治化與民主化的遲緩，又客觀上嚴重制約了創新制度的建設。機會主義提高了中國的立法成本和執法成本，從而使法治本身變的中國比西方更為昂貴；機會主義也使民主化容易陷入困境，最終使民主化本身僅僅成為形式。平均主義一方面直接不利於帶來效率的創新；另一方面，平均主義不利於財產權利的有效保護，從而使法治的實現難上加難。同樣，權威主義和血緣主義，都是民主化與法治的大敵。民主化與法治化本質上都是反權威和反血緣的。民主化與法治化堅持的都是平等原則，而權威主義與血緣主義堅持的是非平等原則。
第七，小農經濟結構是制約中國科學和思想創新的經濟因素。一是小農經濟不能為創新提供足夠的資金積累；二是就是有創新，由於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特性，也使創新的擴散受到了極大限制；三是小農經濟更偏好經驗創新和技術層面的創新，而不利於影響宏觀層面的科學和思想創新；四是由於缺乏交流，也使創新不能得到充足的知識供應；五是由於產業的特性，小農經濟將更偏好於農業及相關產業方面的創新，而不利於其他產業的發展創新。
第八，有人認為，中國缺乏創新，主要原因與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有關。其實這是一個不準確的判斷。思維方式與創新是兩個不同的範疇。思維方式是創新的內容之一，思維方式不是根本，創新才是根本，創新決定思維方式的變革，而思維方式並不決定創新。當然，思維方式會影響創新的方向和速度，但並不是決定因素。思維方式本身是總體性原因的一個結果。解決思維方式的關鍵，仍是創新。正是由於中國缺乏創新的內在機理，所以思維方式的禁錮和片面也就成了一種必然。
從上述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出，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是要激活創新，尤其是要大力提倡思想創新和科學創新。1、要提倡更加自由的創新環境，創新的前提和基礎是自由，沒有自由就沒有創造性，這是必然的邏輯。2、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3、政府自身的改革是關鍵。解決創新問題，政府應突破利益集團的約束，應力促從社會整體角度出發考慮問題。4、要認識到在中國，要構建保障創新的機制是要付出成本的。但這種成本只是一種短期成本和局部成本，而整個中國將贏得長期收益和整體收益。5、打破中國的等級性財富分配原則，實現真正按貢獻分配的原則。6、積極推進民主化和法治化進程。7、構建中國發展的新型文化模式。
通信地址：中共甘肅省委黨校經濟學部
電話：0931-7765681 郵編：730070
E-mail：gssgw007@sina.com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