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領擇偶難的深層剖析
——轉型期社會異化現象批判
作者：施衛江
文章來源：作者惠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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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期社會異化現象批判
[內容摘要]
如今白領的婚戀頗成艱辛之路。儘管生理和心理上早趨成熟，但由於白領自身肩負重擔和社會外界的不夠「寬容」，卻使步入婚姻殿堂的門檻高昇，更難的事情是昇華成情投意合的情愛生活。成年累月的「期待」拖累了白領們的夢幻般心境，並湮滅了本該享有的美好人生歷程。如此的婚戀異化狀況破壞了白領身心、社會發展和人口種質的和諧。本文深挖婚戀異化的根源，並嘗試著走出異化的可行之路。
[關鍵詞] 白領 擇偶 婚戀觀 物慾 面子 異化 左傾 女權主義 「讓」
一.
以前讀書人念道：「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成為舊社會裡支撐著寒素以獲取功名利祿的普遍信念。如今，眾多（男）學子即使面壁十餘載，聊以勵志的，只能為「黃金屋」的攝取，而「顏如玉」卻是可望而不可及也。
據最近發佈的《上海人口發展報告（2004）》所顯示，在過去一年內，有著較高文化程度的上海常住人口中，女性初婚晚婚率達到73.59%。據上海人口情報研究中心統計資料顯示：「終身不婚狀況與文化程度成正相關關係，隨著婚姻觀念的轉變，知識層次的提高，不婚現象有繼續增多的趨勢。」上海結婚人數正在逐年遞減：1989年，結婚人數為18萬對，1990年是12萬對，1997年是10萬對。晚婚正在成為一個普遍現象。越是經濟發達地區，選擇晚婚的人數也越是龐大。另據四川省統計局人口社科處透露一項調查結果表明：四川省的「光棍」也呈增多趨勢，特別是高學歷族類，10萬個研究生中有三成是「光棍」。根據廣東省婦聯所做的「白領婚戀觀念」調查顯示，在廣東省，未婚的白領青年約有150萬，年齡大約在25歲至35歲，占總調查數的1/3；而在發達的珠江三角地區，大齡青年未婚尤為突出。
各個地區的情況大體相當。為什麼會在高學歷的白領人員之中，出現如此多的大齡未婚現象？
一個基礎性的解釋是：不像前工業化社會，適齡婚姻的青年人在處理學習、事業與愛情、婚姻之間並不成為矛盾和衝突。農牧業社會的田間、牧場生產或手工作坊的簡單勞作中，一個待學習的學徒依靠祖輩傳授下來的極有限的經驗知識，僅需若干年月的學習積累就足夠應付了，因所從事的大都是體力活；而且農業社會的超穩定性結構，使得職業變遷幾率甚小，於是「農（牧）業勞動者」作為終生的職業也就早早了定型，對於年輕職業者的成婚大事也就隨著青春期發育正旺之時，趕快執行便是。
再說，前工業化社會處於冷兵器時代，產品財富的守衛和掠奪，乃至於婚姻配偶的爭奪（如古希臘特洛亞大戰），都大大地依靠家族、社團的總人數在體力和武力上的較量。於是適應於農牧業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價值觀，特別是中國的儒家思想「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多子多福」，「人多力量大」——只求人丁興旺，無需考慮人種質量的價值觀，使得早婚早育、多生男孩成為迫切及時。
可是到了現今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工業化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主流模式。生存於其中的眾多高學歷白領男女青年，對待自身的愛情和婚姻，確確實實成了一道難解的題目。當今社會，職業的要求大大的提高了，年輕人需要經歷艱辛努力而充滿競爭的、起碼十多年的知識教育和職業培訓，方能夠勝任工業化社會的各項工作職位要求。於是埋頭讀書深造錯過了對於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來說，最佳的戀愛和成婚時間。
過去長期來在學校裡學習的大齡學生，如女博士，即使早就過了國家法定的初婚年齡而欲辦理結婚，也不會得不到學校職能部門的許可（現在才剛解禁），或者有起碼的重視，除非面臨著退學的選擇。在本土流行的左傾化意識形態之中，個人的婚姻純屬於「私事」、「小事」，無關乎國家大局，畢竟是社會整體的利益絕對為公為重為大，於是幾乎一切都由政府來統包操辦的各類學校中，對於剝奪了基本權利的莘莘學子所倡導的價值觀必定是：「晚婚、晚育」，並為其必盡之義務。
待到學業結束後，學子都成為了白領，這些錯過最佳戀愛時間段的單身男女，往往都是所在各個行業的業務骨幹，又得投入精力至工作的繁忙和壓力之中，即使在業餘時間，也得不斷充電學習，讓他們迴避了很多交友的機會。因為愛情和婚姻需要建立在彼此充分瞭解的基礎上，而戀愛需要消耗的是大量時間，這又漸漸讓眾多白領步入了大齡單身的怪圈之中。
「先立業，後成家」是國人的普遍信念，這在女性白領的徵婚廣告用詞上有極廣泛的表態：需「事業有成」、「有經濟基礎」。於是對於求偶女性所期盼著的男性白領們，在大大延長了的「成功」前的事業拚搏階段，還是遠離愛情和婚姻為上策。由於兩性之間的配對缺陣，男性在延期的同時，也必定波及了女性。當然當今的女性青年白領也同樣在努力奮鬥事業，以期提高自身的身價，因為在紅色中國的大城市裡，已為女性就業和發展事業提供了充分的機遇和各種保障。於是水漲又船高，女性在身價提高了的同時，為男性求偶者推出了更艱難的題目。
二.
曾有《北京青年報》與勺海市場研究公司聯合推出過「大齡白領擇偶難」專項調查，顯示出有七大因素制約中國大齡白領青年擇偶：選擇面太窄、工作太忙、對對方要求較高、對未來婚姻感到恐懼、重視學業事業忽略生活舒適浪漫、性格內向不善於與異性交往以及社會環境等。
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所有涉及個人情感的社會調查的結果，其百分比數據都得打上些「折扣」。問題是本土的大中城市裡，市民處於女性化的價值氛圍之中。由地位至上的女性所統領的價值觀裡，紙面上的文字表白往往並不能真誠地反映自己內心中的「自我」或「本我」，而是處於「超我」狀態，因為國人向來缺乏「直面人生的態度」，而東方女性更擅長於偽飾言行。
譬如，調查顯示有「接觸機會少」的因素佔據了較大比率，然而筆者以為，這種情況在現代性的城市裡不會太成為問題。眾所周知，在每所城市裡，各類婚姻介紹機構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尤其是在當今互聯網時代，網上徵婚交友層出不窮，既便捷又省錢。跨地域伊妹兒，QQ視頻聊天，手機短信等傳情手段，花樣繁多，因而不應成為充足的理由。
造成白領擇偶難的表面因素還在於：有62.4%的人認為「一些人僅重視學業和事業，忽略生活上的舒適和浪漫」；60%的人認為「現在工作壓力越來越大」。然而，就對於現代白領知識女性來說，儘管有著事業的強烈追求，但是女人的天性並未就此泯滅，畢竟情感生活和母愛是個「強引力場」，足夠吸引著青年女人去尋覓和探求的。統計數據不足以表白女性白領深處的「自我」。
又如，女性白領徵婚廣告上普遍寫道：尋偶成婚前提需要男方有「經濟基礎」。作為白領，既然成婚前兩個單個人的生活應是有節餘的，那麼兩個人合起來過日子怎麼會達不到「基礎」需求？按照經濟學的規律，倆人世界可以優勢互補，合理分工，生活總成本應該低於兩個單個人之和。假若需要生孩子，將要成了仨人世界，家庭生活的開支確實會上升，到了那時候，若收入拮据，可以考慮延緩生育，成為時髦的「丁克」族。但是那只是人生步驟的後一階段，而對於未來家庭籌劃的「一步到位」的方式提前至婚前戀愛階段，從中可窺見女性的「價值觀」自我。
當然，進入了現代性的社會生活之中，年輕人的個性漸漸豐滿起來，人們的生活方式趨向於多元化。正如被調查者中有67.8%的人認為，「社會上持不同生活方式的人越來越多，找到各方面都適合自己的伴侶的機會越來越少」。對於婚姻大事情，完滿的婚配需要講究配偶性格和氣質上的個性互補互融，於是愛情所獨特的匹配性質致使「最佳擇偶」幾率驟然減小，對於多讀了書的白領來說，更當如此，但是這不是主因，因為青年女性白領所考慮的先決婚配條件不在這方面。
三.
名利場上的拜物主義在作祟。
正如《申江服務導報》《讓愛作主》版所作的採訪調查：「大家都覺得自己在事業上沒有基礎，特別是男性承受的壓力就更大。由於普遍選擇事業穩定後再談婚論嫁，導致了這個人群結婚年齡的推遲。我有很多朋友和對像五年八年地抗戰下來，問他們為什麼不結婚，都說沒房子沒錢，結了婚會拖累日後的事業發展。」
據《外灘畫報》報道，經濟壓力無疑已成為這些大齡白領青年的考慮因素。有位楊雄先生在對25年來青年擇偶標準變化的跟蹤調查中發現，1994年以來，徵婚者對於經濟收入的價值評價顯著提升，在學歷、身高、家庭背景等要素重要性變化中，經濟收入成為唯一呈正增長態勢的要素。楊雄認為，經濟因素影響擇偶標準，這正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直接體現。
徵婚啟事顯示為拜物情狀。
打開報紙看看中國青年人的徵婚啟事，上面羅列的儘是誇耀他們的「成就」，其中無外乎標榜他們的官位、學位以及有幾居室的新房子及汽車等等財富狀況。
據媒體報道，大學生中流行起傍大款娶富婆：據說如此就可以少奮鬥了整整20年，漂亮MM徵婚的目標總是瞄準著經濟「實力派」、「款爺」云云。中國的婚配自古來就有「郎才女貌」之說，可是到了如今的e時代，置換成了「郎財女貌」。倘若「才」與「財」能密切地同構對應著，倒也罷了，尚可顯示傳統繼承性和社會正義性。問題出在這個社會裡，「才」與「財」常會相分離，進一步地顯示出社會的異化深入狀。（這在後面還將敘述）。
在物質慾望至上情景下，愛和情感生活自然受到擠壓，婚戀淪落為商品的買賣形式，在財與貌的商品市場化交易場上，女性的青春美貌理所當然成為婚姻重籌碼，她們重視外表的程度遠比市場經濟發達得多的西方社會的女性來得要高。
據報道，上海的生活水平在中國雖然算是比較高的，而不少上海年輕女性，買衣服、購化妝品或娛樂所需的花費，卻並非一般法國女性所能承受得起或捨得投入。儘管進口的服裝、美容品在中國的售價要比國外高出兩三成，但她們購買時可能連眼睛都會不眨一下。當然，這些女性如此高投入是必有高產出率的。她們能「預算」出，自己越打扮亮麗，釣到「金龜婿」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如此的「製作」就像中國當今有很多高檔的時尚消費產品流行起過度包裝，一樣的道理——因為有市場就有商品，況且還大得很。
既然陷於市場化的買賣式尋偶，隨處可見的是以財貌的交換、身份的較量、財產的拼比來修秦晉之好，發自真摯的情愛成了稀少的珍品。逢場作戲，杯水主義倒也是蠻不錯的感覺。就如某位作家描述的：現實生活中，不論是受邀相親，或是自費相親，很多時候，人們發現浪漫色彩很少；雙方來往的意圖和目的明確地攤開著，還各自打著一手如意小算盤。男青年想找的只是「性伴侶」、女青年嚮往獲取「生活資助」，美女試圖攀搭「洋親」，年老的想找的就是「看護」——反正各取所用，如此而已。
「畢竟我們還處於在物質匱乏的時代，結了婚之後或者為了結婚，許多人不得不陷入物化生活之中，不是「物物」而是「為物所物」。為了讓自己心愛的女人和孩子過上好日子，為了滿足因婚姻而起的物慾和虛榮心，原來曾經有過的或者曾經可能有的非物質的計劃被視為不切實際的空中樓閣而丟棄了。一生奮鬥，只為建築那個物質的家園，婚姻使物質追求成為生活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主題，一切都是為了一家人能夠享有房子、車子和更多的票子。」
在務實的時代風尚裡，純粹的人的情感生活的「愛」反成了「空虛」之物，大眾文化流行的榮辱觀是對於精英文化「虛榮心」價值的顛覆，所謂「虛榮」指的恰恰是在於對於「實在」之物愛慕之情的反面。
家庭本是一個經濟的聯合體，物慾確是人們的一種生存本能。人們在婚姻尋偶過程中會或多或少被物慾所激發而增強，從而成為物化了的工具並為其所奴役，這恐怕是自古來大多數人難以擺脫的宿命，從這個意義上說，婚姻就是物化的放大器，但是對於人之健全心身來權衡，還是有個「量和度」的問題。
然而，對於當代中國年青人來說，婚配絕非是個孤立事件，而是在於濃烈的財富資質的攀比風尚之中展開的，尤其是女性族類，其心思運作更是如此。號稱高學歷的金白領階層，所謂的「高」，只是在謀生意義上的工具理性的稱謂，卻與高層次價值觀的人文素養並無多大的必然聯繫。由於金白領階層相對於蘭領、灰領來說，其職業前程向上爬升的空間遠為廣闊得多，因而對於物質財富積累的前景許願在時間尺度上的延伸也就拉長了許多，這樣就為物慾攀比競賽而讓道等待的婚姻大大延期著。
究其根源之一，生存於「紅色」的中國，長期來在左傾思潮的去知識化所引導的社會實踐中，主張的是意識形態領域「革命化」的婚姻，以符合「社會生產實踐」的要求。去知識化實踐的結局是，人人受教化為淺薄的失去感性生命的人生社會化實踐觀點。一旦歷史開始撥亂反正，作為「以階級鬥爭為綱」年代擇偶標準政治化、家庭關係革命化價值觀的反動，淺薄的人們自以為是「看破了紅塵」，價值形態的人生意義和理想慾念頓成為空洞的虛無，僅留下了形而下的基本生存欲求。世俗化大大推進了大眾文化的流行，而在一個缺乏宗教神聖性的國度裡，歷史已顯現的新景觀為：「文化型宗教精英知識人階層的自我維繫的社會機制是高等院校的人文學科和研究機構。『主義』宗教的政黨倫理對大學教育控制不同程度的減弱‧‧‧‧‧‧精英倫理在沒落，大眾知識人的倫理卻在通過流俗文化擴張，這亦可視為大眾倫理新樣式之一。」 由此造就的精神性高貴的弱化、虛無在情理之中。
四.
當今有不少人，在談論有關社會物化現象時候，總習慣與市場化運作、商品經濟、工業文明、資本主義等的現代性掛上鉤，似乎人類的遠古就是淳樸無暇，道德清廉，認定社會的發展反使得道德倒退無疑。其實，在此姑且擱置談論國人對於神聖性的終極關愛之向來匱乏，就說國人對於人世間，乃至親緣間的誠摯愛心，也時常被銅臭所淹沒，染上了「只認衣衫不認人」的勢利氣息，且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
《戰國策‧蘇秦連橫說秦》說，戰國時期有一介寒士蘇秦，飽讀兵書，嘗試著以謀略來成就功名。他曾向秦王上書連橫計有十次，但其主張終未採納，最後身上的黑貂皮袍破了，所帶的錢耗盡，等待不及只得離秦逃歸。他綁裹腿，穿草鞋，背書擔囊，形容憔悴，臉色黑黃，面帶羞愧地回到家裡。妻子見到他，依然織布不睬。嫂子不為他做飯。父母也不與他說話。一年以後他再度出征，以合從計獻策趙國，結果大獲成功。趙王封蘇秦為趙國的相國。當蘇秦得意顯耀之時，有兵車百輛，錦緞千匹，白壁百雙，黃金萬鎰，悉數為所用，隨從車騎絡繹不絕，光耀於道路；山東六國，如草從風，倒伏於前。有一天蘇秦將要往南遊說楚王，途經洛陽時，他父母聞訊，連忙張羅打掃住處，清潔道路；並且設置音樂，籌辦酒席，在郊外三十里地迎接。蘇秦來到後，他妻子不敢正視，只是偷偷地察顏觀色，恭敬地聽他講話。他嫂嫂如蛇伏地，匍匐而行，四次跪拜謝罪。蘇秦說：「嫂嫂，為什麼你以前那麼傲慢，現在又如此卑下呢？」嫂嫂答道：「因為您現在地位顯貴而且金錢很多啊！」蘇秦歎道：「唉！一個人在貧窮時，連父母也不把他當兒子看待；等到他富貴了，就是親戚也都害怕他。看來人生在世，對於權勢富貴，怎麼能夠忽視呢？」
倘若蘇秦置換成了個當代的白領男子，那麼他也許會感歎道：「我為什麼會這麼早地結婚呢？要不然，我定可娶個傾國傾城之色、沉魚落雁之貌的超級美人！」——並非古人思想境界高尚，而是只因心計尚未充分開化，所以古時候的文人還未出現大齡未婚的弊病。
再看《漢書》記載，朱買臣是會稽郡的窮苦人，他長期專攻讀書，致使家境貧困，妻子崔氏不願與他共患難，便主動離他而去。後來他到會稽駐京機構所在地寄住，因窮愁潦倒，來京辦事的會稽老鄉也都看不起他。待到買臣考取功名，拜為會稽太守之後，他隱瞞真相，故作矜持，而會稽同鄉則前踞後恭，醜態百出。而此時崔氏見前夫發達起來了，就試圖復婚，遭買臣拒絕，於是演出了一幕幕「變色龍」滑稽劇。
美學家朱光潛考證過，中國古代有眾多的詩人，儘管顯現在他們的作品之中的男女歡愛內容常常描寫為浪漫而美好，然而走近這些詩人，去看看他們自己的私生活，其實就是平談無奇，毫無浪漫氣息。可見，詩人想像的境界和理想與他們在實際生活中所持有的信念和操守是有著巨大差別的。在此，詩人景慕的愛情所寄托的對於自我生活的「真誠」問題被突顯了出來了。
五.
反映在當今白領婚姻中的拜物主義中，其深層的動機不是別的，就在於個人的婚姻受制於世俗化的「做人」的面子需求。
須知在中國，任何適婚年齡的青年男女，他們個人的婚姻和愛情生活並非是游離出社會人倫秩序的關係之網的單純兩人世界的事情，婚姻的自主性被否棄於家庭與社會的倫常之中，套用一句長期來極為流行的左傾話語來說：人們的一切活動「不脫離社會生產實踐」， 而所謂生產實踐必定是在社會關係之網絡中展開的，在本土的實際情景即淪落為日常的「做人」。由「做人」推知，凡是個人的婚姻事情總是要「做給別人看的」，至於「看」的內容，無非是人的攀比財力闊氣，使之「活得有體面」。這種生存狀況的真實處境乃，於「雜然共在」之中的「沉淪」（海德格爾術語）。大眾日常價值的評價態度，只是對於世俗物質的生活才感興趣，而不會觸及價值高層次的意義。人們陷於默認的攀比競爭之中，長舌習慣於閒談某某人的戀愛與結婚，有怎樣如何的物質上氣派，各自打聽對方新婚有幾桌酒席，有多少面積住房，女友（新娘）美麗否，有無小汽車等，再者反思度量別人如何看得起我的物況資質？至於倆人情感世界的融洽狀況，是無關乎探聽意義的，於是導演著「一種緊張的、兩可的相互窺測，一種互相對對方的偷聽。在相互贊成的面具下唱的是相互反對的戲」。 只是對於國人來說，婚姻戀愛床幃隱私之類從來就是竊竊私語的熱門重頭話題。
白領族的真實境況還在於，不同與正統的資產階級身份的「中產階級」，他們沒有私人資產，也就沒有獨立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他們的身份決定了他們必定是個附庸者，不具備獨立的人格。他們行動上受外在權勢支配，因而謹小慎微，觀念上也缺乏屬於主體自我的資源，只是跟隨大流隨緣瓢泊，尤其是在遠離學校，在與物質形態打交道的農工商貿環境氛圍中更是如此。
與西方社會本質差異的是，我們的傳統文化使得處身於社會之中的人們，向來不能有人格獨立狀態，而只是扮演各種社會的「角色」。反映在青年人的婚姻上，對待如此一樁人生的大事，就是要對得起父母雙親，親朋好友，左鄰右舍，同事同學，社會廣泛的方方面面，在面子上算是有光彩，被人瞧得起。在我們社會裡，白領只是人數上的少數派，按照本土倫理傳統的「少數服從多數」、「打成一片」，入鄉隨俗的做人原則，只得隨大流，和稀泥。不然的話，連工作的開展都會成問題的。
M‧捨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因此一個社會的風尚，是淵源於該社會文化傳統中的最基本的價值形態性質。
中國的國粹文化「面子」，其實是宗法等級化社會中的等級符號（面具），E‧卡西爾論證過：「人是符號的動物」。由於本土政治倫理的「家國同構」的性質，使得處於不同社會等級階梯上的成員，不管是白領還是其他人員，均須以於其處身地位（官位、職位、經濟的）相稱的「面子」來顯露於外、裝幀於社會倫常之間，如此的人生方才過得有意義、有價值，合乎中國式「做人」要領。
尤其是在紅色中國的大城市裡，女人的至尊地位造就了女性生活價值觀的主導性效應，充分顯示於城市生活裡的許多場合，由於女人的超越本性先天性的匱乏，這樣就加劇了大城市市民日常生活中物慾財富充面子的鄙俗心態。
本來，人之生存於世間者都有著榮辱和幸福感，問題在於以什麼樣「意欲的努力方向」充填進榮辱幸福的內容，以及如何以「我」以為的適當的比率協調物質——精神，肉體——靈魂之間關係。健全之人會求得「黃金分割」的和諧配比，以進入「人，詩意般地安居大地」之美學境界。然而在異化狀態下，物慾凌駕於一切，物質攀比恐慌症的發怵壓倒了人的內在情慾的飢渴，於是婚姻愛情已大力退位給了物質財富攀比的手段意義。
六.
有一種廣為流行的觀點，認為中國的女性高學歷者難以尋找戀愛對象，是由於潛在的可「匹配」的對手太少的緣故，這就是造成所謂優秀的知識女性會在婚戀上出現障礙。因為在婚配擇偶上，「同類匹配」和「梯度擇偶」是人類的通性。「同類匹配」也就是門當戶對；而「擇偶梯度」則是男性傾向於選擇社會地位和條件較低的女性，而女性則相反，會挑選社會地位和條件較好的男性的模式。
在常態的社會裡，其成員的成就和能力（學歷）的統計值分佈通常是個寶塔狀的正態分佈曲線，處於成就能力的數據最前（高）端的總是男性大大居多，女性總是集中位居於中下游之中，所以對比事業上的優秀者，男人肯定比女人多出好多。若按能力地位配對的排列組合，女性優秀者一般不會成為匹配多餘者。但是我們的社會裡，有不少高職位女性確實成了多餘的「老大難」，這是什麼緣故的呢？
在紅色中國的都市裡，女性的事業成就率確實比常態社會奇高。這是由於長期來左傾化的「婦女解放」社會實踐得以展開的結局，這種左傾式「解放」模式僅是以獲取社會性的功利性成就為榮耀，而以政治名義（又是「面子」！）替代了婦女自我價值的全面實現。在方法操作上通過「損有餘，補不足」的絕對平均主義途徑，遏制男人天賦能力的開發，特別是扼殺創新智慧的潛質和勇氣，使得女性揠苗助長的同時，另一面又製造男人的普遍「平庸」之狀。譬如在我國的各類學校裡，普遍慣用應試教育模式，它非常適合女性化的形象思維方法，培養的只是「聽話」的馴順奴僕，「模仿型」的人才，其事業途徑只需再現前輩成果，其結果使得男人的事業不怎麼顯著，最終淡化了人類性別稟性的區別，干擾了人類天性和自然分工。
左傾式婦女解放更是從法律、道德等諸多方面予以女性多重庇護和支撐，同時又壓制著下層男性的健全成長。每每出現在兩性關係上的糾葛時候，則「性別歧視」之類詞兒總是適用、但卻僅僅只是指責著男人的。在社會活動中的各種場景，在處理男女關係時候，男總是得「讓」女一點，否則便動輒扣上「性別歧視」（或相稱的）的帽子，然而即便是如此「讓」了，在口頭和輿論上（其實質還是面子！）男人們還得承認已經是在搞了「性別歧視」，因為「讓」這個行為的本身已經內含著「男尊女卑」價值主導性，是「封建遺毒」，要不然還得扣上深入的、加重了的「性別歧視」帽子（如「男性霸權」詞兒）！於是，當由男人都「讓」給了女人之後，就釀成了淺薄而偏執的女權主義色彩的市民價值觀。正如多年前在上海公演話劇《尋找男子漢》的時候，所展示出的馬路上約會情景。男青年們感歎道：「當男人真難啊！」。男青年當約會時候，若早於女友到達約會地點，則會被女友嘲諷：「沒有男子漢氣派」，但若晚之，則更被責罵為：「沒有男子漢氣量」。總之，在左傾主義視野裡，男人本來就是道德低級加醜陋！就如在電視劇《渴望》中王滬生角色所展示的知識男人形象，竟會博得滿堂喝彩。
如此，則無疑大大揠苗助長了中國婦女的地位和自豪感覺，但卻歪曲了人類兩性之間恆古的和諧蘊涵。譬如，成年男人身材普遍、也應該要比女人高大，於是作為男女兩性間的和諧配比關係為：男人所需消耗的食物養料一定要比女人多，尤其是在發育階段，不然的話，男人勢必發育不良。作為生理常識，即使未受過教育的文盲都知道，男女胃口不一樣，但是中國式女權主義者能明白嗎：男人在教育上所該投入的精神養料也應比女人多，更不應以婦式教育規範男子漢（即如同「以婦人之心，度漢子之腹」！），不然，同樣會出現男人的智力發育不良！——遺憾的是，現今已經出現了如此局面，可悲的是，這還作為婦人自豪的依據，更進一步地推論為男人必須「讓」的理由來——由此遁入怪圈之中。
因此，儘管如今女白領已經取得了不比男白領差多少的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嘴巴自然會硬朗起來：「獨立」啦、「解放」啦。但是另一側面，江山易變，本性難改，在她們的婚嫁潛意識中，擇偶傳統性依舊。無論在生活上、工作上、還是經濟等方面還得嚮往著依附於男人，倘若找了個男朋友比自己的「條件」差，那就認為是自己看走了眼而成無能狀，臉上無光彩，走在街上抬不起頭來；反之，才會覺得自己有面子。於是她們的尋偶既是，既要求男方事業上明顯比自己高些，又要求對方象傳統的丈夫那樣能照顧好家庭和自己，這種魚和熊掌兼得的心態在白領階層的女性中普遍存在，如此一來就大為減小了匹配概率。但在左傾思想指導下，卻又將症狀歸咎於男權主義，說這是由於男人的偏見使得「不願意娶高學歷女白領」——其價值深處的真實基礎乃是女權主義的「讓」哲學 。總之男人處處得「讓」女人，連在面子上也還得「讓」出之所「讓」成的事實。就如某些女權主義者所表現出的那樣，將大把大把的鈔票花費在化妝品、美容院和精品時裝上而洋洋自得，但又一邊辱罵著「女為悅己者容」是封建夫權思想，兩種價值心態竟然可以彆扭地拼湊在一起，並行而不悖。——惟有加上以塊「讓」的重砝碼，方可取得「公正」平衡。
何況，左傾式的女權主義還造就一批中國特式的女強人，其表現為一味而單純地追求與男人比試強悍，如此破壞了千萬年來人類社會男女之間所維繫的動態平衡，損害人類和諧有序的公正。因為「公正，就是合比率，不公正就是破壞比率」 。如此的女強人身上多得是「人」，卻少見了「女」 。這個「女」對於求偶男士來說，有著青春爛漫和妖嬈嫵媚的魅力韻味，失即此彷彿成了「中性」的朋友，寡然而無趣。愛情本以兩性間相互吸引的差異性和互補性所產生的美為基礎和前提，所謂「距離產生美」即是。而如今有的女強人造就的扁平型性別狀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填補了性別差異所產生的兩性間「距離」，致使男女性吸引減弱。
因為從男性角度尋偶，則需求的並非總是能與女性的形成同構互補的價值匹配。男人本是個視覺動物，男人成功者，往往會去找年輕漂亮的姑娘。然而在中國社會的現實中，凡女性在事業上成就高端者，這種成就若是奠基於高度知識職業性質的，不僅往往缺乏女性魅力，而且在外貌天賦上也往往不夠美麗，而且愈高者愈差勁，亦即兩者呈現負相關關係，這正是「正義」缺乏的症狀之一，由此造成女白領「身價」的貶值。
夫正義者，眾說紛紜，觀點繁多。總括言之，是指「應得的賞罰」（desert） ，乃是一種均衡的機制，使得好有好報，惡有惡報；多勞則多得，德高則望重，最終形成優勝劣汰的結局。然而本土的情景，由於所受制於宗法性質的血緣社會關係式網絡之中，人們的各種社會活動均須以勢利的「做人」手段開道，名利分配講究宗法等級秩序排列。尤其是在毛時代，更是從反智立場出發，極力伸張品行的低賤性以捧為時代之美德，由此造就卑鄙成了通行證，高尚成了墓誌銘，以至於流毒積習「冰凍三尺」。且看當今時代，基層大眾的生活工作之處，到處張貼著人生戒條：「忍」字，這意味著民眾僅為著己身有機體生命的苟活延續而自覺棄權於正義訴求，更具諷刺的是代之以「毛」像作為符[竹↑/錄↓]供奉。
考察西方社會進步之神速，正是淵源於正義性的源頭之一。古希臘時期，智慧的哲人都在探討「正義」問題，其時流行的合乎正義的「四主德」 之一，即是「智慧」。從蘇格拉底提出的「美德即知識」起，西方的倫理學便確立了美德與知識、智慧緊密關聯的優良傳統。
反觀本土的毛時代，榮膺「功名」者，現實地為知識低下者居多數，彼等之榮歸便當艷福光臨獵娶美女。按照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生物學規律，如此一來，其配對者的繁衍後代大多成為低智商 + 美貌相結合的內在品質模式，其女性族就如「繡花枕頭」之類貨色，膚淺而傲岸。反之亦然，知識分子則落難成為弱勢群體，其所能尋求的婚配對象，也較為一般，這在社會宏觀的統計規律上，有著相當的比率 。在左傾波濤洶湧的年代裡，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使不少家庭出身和本人身份為非從事體力、苦力、低知識勞動者的人員，常被充當「運動員」角色，倍受以「群眾」名義的欺凌壓迫，在婚配上成為了賤貨（常為男人居多）。在筆者眼裡，具備著極高知識天賦的遇羅克和遇羅錦兄妹倆夠優秀的了，可就是無法找到愛情，因為他們外在的人生境遇實在太差勁了，而境遇的差勁恰恰就是為他們的知識天賦的家庭出生和自身的優秀品質所累贅的結果。
如此的左傾化機制形引導成劣勝優汰的局面，不僅致使人種才貌成反比，財才相背離（「腦體倒掛」即是一種說法），還存在著德才莫能兼備兩旺。且看階級鬥爭年代裡，足顯示出「無產階級」的本性的是，那些雞鳴狗盜之輩，看風使舵之流，吮癰舐痔之貨，鬼蜮伎倆之徒，盡顯「有用之才」，得勢得益菲淺。
於是出現了這種常見情景：外附於男士之身的錢財權勢自然很吸引女白領的眼球，可是女士還擔心著男士所具備忠誠和責任心的內在品質。問題是，這內外兩者之間關係頗為微妙。倘若有成就的男性白領年齡偏大的話，則往往是意味著，至少有段事業歷程在本土的傳統環境氛圍裡成長起來的，那麼他的事業拚搏過程中要獲得成就，勢必與事業相伴隨的是人緣「關係」，而且兩者往往成正比率展開。問題是，在一個傳統宗法性加左傾化的社會體系裡，缺乏的是正義引導的機制，在作出物質成就的同時，也往往為社會的無序化（降低機制的正義性）人倫秩序作出了「貢獻」，如同熱力學的封閉系統中作功「增熵」效應。
人緣「關係術」，是依賴著那種從事形而下的特殊主義的自私自利，靠的是低知識性的勢利術稟賦，而排斥掉普遍主義的高尚、正義的倫理德行，所以必是同購對應於德性低下的品行，亦即德性與關係術秉性之間呈負相關性。依仗著「關係術」而伴生的「成功」人士，則很自然地難以保證有婚姻上的忠誠和有責任心之類品行。
於是，白領，無論男抑或女的，在婚配找對象上，都陷入類似於王國維所感歎的「人生悖論」之中： 「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
七.
空守閨房使生活質量低下。
據婚姻問題專家李銀河介紹並倡導，目前世界上一些經濟發達國家，比如美國、法國選擇不結婚的人口比例已經佔到了總人口的1/4，多元化的家庭生活確實是一種社會發展趨勢。在那些國家，「單身貴族」們生活得很瀟灑，大家都非常尊重個人對婚姻的選擇，很少有人會因為自己選擇單身而受到別人的指責。我們的社會也應該提倡一種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多元化的文化環境，把每個人選擇單身還是結婚看成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這種說法忘卻了東西方國情的大不相同。在文明發達的國家裡，愛情先鋒派人士已經超越了婚姻對於愛情的異化約束，紛紛走出了「圍城」；然而在我們這裡，白領們尚未上升到愛情領域，還未能如願進入「圍城」之中，亦即尚未步入這個異化階段，東西方的人們是處於不同等級上生存境界的問題，不能混為一談。
當今時代，民眾的生活品質已經大幅提高，少兒的青春發育比起前輩來，提前了若干年份。到了十八足歲，生理上已經基本成熟。二十來歲的青年男女本是體內荷爾蒙水平十分旺盛，年富力強，精力充沛，激情飽滿之時，卻為了面子故，愛情捨棄一邊，扭曲了生命自然之道。《周易》曰「陰陽合德」，而當今中國白領流行是的是死撐面子的陰陽單元狀的「失衡態」。由於長期在生理、心理上得不到異性情愛生活的滋潤和激勵，孤寂冷清清，等待著圍城之外而不思進入，要麼只沉浸於淺薄的肉慾享受，獲得「一夜情」式的輕浮人生，於是在冷酷而荒謬的境遇中，為物化現狀所支配，「為物所物」取而代之「物物」，成為一個個喪失了自己本真的空虛的符號人，即面具，愛情和婚姻成了「戈多」式的信念。然則「好花不常開」，艷麗的「花朵」時不我待，日久則凋謝，在曠日持久的空等途中女性白領紛紛成了半老徐娘，只得顧影自憐，賠了歲月賤了身價又洩了志氣。當生命的季節進入了最為絢麗旺盛的如日中天時刻，卻渡過了另一半缺位的時光，那麼整個不可再生的人生必定是殘缺不全的。
優生學認為女性最佳的生育年齡為22~25歲的豆蔻年華，過了35歲會出現生育困難，或出現胎兒不良變異的幾率增加，後代質量下降，粵語俗話說的「有仔趁嫩生」就是這個道理。而今為了面子，已經顧不上生理上的制約了。
對於事業型的白領男人來說，無女人柔情的關懷，男人的創造激情會受抑制。本來陰陽互補，愛情的甜蜜會激勵雄性的豪情，釋放至事業中去，如今則呈現萎靡，如同賽場邊上異性啦啦隊的缺陣那般。都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假如還具備著某些道理，那麼其逆命題和反命題亦當依附於正題而成雙對稱相伴。
宏觀的社會是由無數的個人和家庭組合成的。如今糟糕的事情還在於，民族整體的種族素質下降了。因為超齡而未能生育的，比率極高的是優秀分子。白領精英，具備天賦的高智商和情商值，而如今未婚未育的他們無法使得將己身優秀的基因種子播種至中華民族基因庫的大土地之中，收穫良種遺傳果實。
世俗物慾的無限量增長，如此內在地排除了作為一個完整的人該擁有的完整的生活，即所應具備的那種人性豐富性，所對應的繽紛多彩的美的生活內容。物慾的人生只是存留下了一個乏味而乾癟的「單面人」的身軀而已。
八.
人固然得有理想，需要有理想的參照作為意義憧憬，從而獲取積極的人生。然而我們處於社會轉型時期來談論「理想」，以免重蹈覆轍的落「空」還在於，屏棄左傾式「革命化」的生活圖式，它所帶來了個體感性生命的喪失，其病症最終又窒息了人們的理想訴求和信念。生命哲學家奧伊肯指出，精神理想的缺失會導致生活意義和價值的跌落。然則精神生活在個體身上展現是有層次的，不同的層次便是不同的境界。美滿的人生該是天地人之間取得合比率的和諧，以進入美學境界。（限於篇幅，本文此略）
在現代人類學裡，人是作為未定的、無限的、開放的存在可能性而獲得意義，所謂「人是祈禱的X」（捨勒語），「存在先於本質」（薩特語），都為這類意味。將人的審察先驗縮命地預定為物化了的現狀則違背了人之為人的真諦。
然而在此的女性普遍習慣於把婚姻看成是「天長地久」定終身的「創業」項目，尋偶慎之又慎。因此，一方面期盼著「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這成為女性徵婚詞彙中極為流行的話語，卻往往最終在事實上落空。另一方面，須以「一步到位」式婚姻以與「門當戶對」的面子需求相對應。如此，現代女性便喪失了等待男人成長為自己理想模樣的耐心。在白領中，女性自身條件越好，這種耐心越差，由此便是作繭自縛地將自己終生限定在狹窄的「面子」攀比之路上。
拯救之道。
人是自由的，自由意味著責任。天賦予個人的自由理應首先擔負起對於自己的責任，惟有真誠自為的人方可、也能負得起對於社會大眾的責任。因而對待個人的婚戀事情，就得著重聆聽自身內在深處情感的呼聲，而淡漠他人的妄議。
首先，現代青年人對於婚配對象的尋覓，理應著重以其個人發展的潛在實力來取代既成的「事業有成」的觀念，特別是年紀輕輕剛「出爐」的白領，其事業剛在起步，雖然業績寥寥，但是前景深遠可觀。這組族類以其「時間的潛勢」，足可匹敵成年人族組的「空間的位勢」。在現代性社會裡，單純的職前教育已經演化成了終生教育形式。現在的白領都明白，在事業上欲獲取成就，就得不斷地學習新知識，新技能，獲取市場的新信息，因此，白天上班，晚上「充電」，常成為「兩點一線串」模式。不然，就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因為市場經濟的中心法則就是競爭。個人事業的發展始終在競爭之中進行的，並且貫徹於就業的終生，所以現代社會裡，已難以將「成就」作為劃定人生事業階梯的標尺；因此從系統論說，個人的成就作為時間參數的變量應結合其年齡因數綜合同時考核。
其次，當以內在天賦稟性的考察來取代外在的「成就」評估。情愛生活若過多地奠基於外在的財富、地位上過日子，由於外在的因素較難為自身所左右，在瞬息萬變的現代都市裡，附身於個人的地位財富往往有著高低起伏的變化，所以很有可能會導致家庭的穩定性降低。但是個人發展的潛能指標則是屬於對像自身內在的素質，有著相當的天賦份量（如智商IQ和情商EQ），相對於「事業有成」的財富和地位，穩定而可靠得多。以前抄股票大戶，今天普遍萎靡不振。某人若今天還算富裕，也許明天會怎樣了？反之亦然，所謂天有不測風雲即是。
再次，愛情的結晶為婚姻，婚姻的結晶為生育。為此，婚戀配對就得多考慮為後代的優生著想。在優生學上，人的天賦素質，如相貌，身材，智商IQ，情商EQ，以及生理心理缺陷等都可作為種質遺傳給後代的天賦之中，這些都為婚配的可參考因素；但是外附於個人之身的地位財富成就，都無法為後代的種氣改進作出貢獻。在此得特別指出的是，由於我國的教育制度缺陷，方法落後，教育普及性差，教育腐敗以及個人機遇努力等原因，使得個人的「學歷」並不能準確全面地反映其天賦智商，更與創造力無緣，而這在知識經濟社會是特具價值的。
復次，考察眼光還得「與時俱進」。改革開放在深化，時代進步在繼續。社會機制在轉型，由此使得人們的生存方式發生根本變化。以前靠關係門道發跡的人士，曾經被美女簇擁著的，今天也許會鋃鐺入獄，眾叛親離。二十年前，發橫財的大都是做生意的亡命之徒居多，這些被上海人稱為「山上下來的人」的刑滿釋放分子，現在差不多全演變成了社會邊緣人物。反觀木訥耿直的「書獃子」，以前在本土流行的關係學社會裡很不吃香，現今走進外資企業裡倒是騰達起來了。因此，當下的「功績」及其途徑方式可否跟上時代的步伐？這可是個問題。
最後，何謂「事業有成」？還得分清楚超越性事業和功利性事業兩者之區分，大凡超越性事業遠離日常的功利，而往往有著深遠的價值意義，所從事的項目可能是個無價之寶。從前在波蘭有個叫哥白尼的男人提出了「日心說」，現在人們都知道，該學說對於科學發展和人類進步事業的促進，可謂至大無上矣，那麼他是否屬於本土的女白領所常稱謂的「事業有成」者？須知，「日心說」能夠得以發表還是在哥白尼死亡後二十多年的事情了，而且引起社會的震盪起初還只是在知識界的學術圈裡和教會階層。那麼按照當今中國「知識」女性的征偶要求，既然得須「事業有成」，是否該將哥白尼入土數十年、乃至數百年後，方才拉出棺材成婚？倘若非如此，男人活在世上何以可能有超越性的事業追求來博取姑娘的芳心？反之，人類的超越性事業之推進何以從姑娘（愛情）哪兒得到激勵的動力源泉？在本土，女權分子不是常常叫嚷道：「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嗎？
惜乎，在現代社會裡，急功近利的心態使得白領們表現得管窺蠡測，尤其是受左傾世俗教化的女性族類，僅僅看到眼前有形的東西，汲汲於當下到手的利益，而莫能洞察事物的永恆價值和理想形態對於未來所賦予的深遠意義。正如朱買臣之妻崔氏的短視眼光，到後來反悔來不及，使得「覆水難收」成了一個典故。
寫於上海 2005/6/26
——轉型期社會異化現象批判
作者：施衛江
文章來源：作者惠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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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期社會異化現象批判
[內容摘要]
如今白領的婚戀頗成艱辛之路。儘管生理和心理上早趨成熟，但由於白領自身肩負重擔和社會外界的不夠「寬容」，卻使步入婚姻殿堂的門檻高昇，更難的事情是昇華成情投意合的情愛生活。成年累月的「期待」拖累了白領們的夢幻般心境，並湮滅了本該享有的美好人生歷程。如此的婚戀異化狀況破壞了白領身心、社會發展和人口種質的和諧。本文深挖婚戀異化的根源，並嘗試著走出異化的可行之路。
[關鍵詞] 白領 擇偶 婚戀觀 物慾 面子 異化 左傾 女權主義 「讓」
一.
以前讀書人念道：「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成為舊社會裡支撐著寒素以獲取功名利祿的普遍信念。如今，眾多（男）學子即使面壁十餘載，聊以勵志的，只能為「黃金屋」的攝取，而「顏如玉」卻是可望而不可及也。
據最近發佈的《上海人口發展報告（2004）》所顯示，在過去一年內，有著較高文化程度的上海常住人口中，女性初婚晚婚率達到73.59%。據上海人口情報研究中心統計資料顯示：「終身不婚狀況與文化程度成正相關關係，隨著婚姻觀念的轉變，知識層次的提高，不婚現象有繼續增多的趨勢。」上海結婚人數正在逐年遞減：1989年，結婚人數為18萬對，1990年是12萬對，1997年是10萬對。晚婚正在成為一個普遍現象。越是經濟發達地區，選擇晚婚的人數也越是龐大。另據四川省統計局人口社科處透露一項調查結果表明：四川省的「光棍」也呈增多趨勢，特別是高學歷族類，10萬個研究生中有三成是「光棍」。根據廣東省婦聯所做的「白領婚戀觀念」調查顯示，在廣東省，未婚的白領青年約有150萬，年齡大約在25歲至35歲，占總調查數的1/3；而在發達的珠江三角地區，大齡青年未婚尤為突出。
各個地區的情況大體相當。為什麼會在高學歷的白領人員之中，出現如此多的大齡未婚現象？
一個基礎性的解釋是：不像前工業化社會，適齡婚姻的青年人在處理學習、事業與愛情、婚姻之間並不成為矛盾和衝突。農牧業社會的田間、牧場生產或手工作坊的簡單勞作中，一個待學習的學徒依靠祖輩傳授下來的極有限的經驗知識，僅需若干年月的學習積累就足夠應付了，因所從事的大都是體力活；而且農業社會的超穩定性結構，使得職業變遷幾率甚小，於是「農（牧）業勞動者」作為終生的職業也就早早了定型，對於年輕職業者的成婚大事也就隨著青春期發育正旺之時，趕快執行便是。
再說，前工業化社會處於冷兵器時代，產品財富的守衛和掠奪，乃至於婚姻配偶的爭奪（如古希臘特洛亞大戰），都大大地依靠家族、社團的總人數在體力和武力上的較量。於是適應於農牧業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價值觀，特別是中國的儒家思想「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多子多福」，「人多力量大」——只求人丁興旺，無需考慮人種質量的價值觀，使得早婚早育、多生男孩成為迫切及時。
可是到了現今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工業化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主流模式。生存於其中的眾多高學歷白領男女青年，對待自身的愛情和婚姻，確確實實成了一道難解的題目。當今社會，職業的要求大大的提高了，年輕人需要經歷艱辛努力而充滿競爭的、起碼十多年的知識教育和職業培訓，方能夠勝任工業化社會的各項工作職位要求。於是埋頭讀書深造錯過了對於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來說，最佳的戀愛和成婚時間。
過去長期來在學校裡學習的大齡學生，如女博士，即使早就過了國家法定的初婚年齡而欲辦理結婚，也不會得不到學校職能部門的許可（現在才剛解禁），或者有起碼的重視，除非面臨著退學的選擇。在本土流行的左傾化意識形態之中，個人的婚姻純屬於「私事」、「小事」，無關乎國家大局，畢竟是社會整體的利益絕對為公為重為大，於是幾乎一切都由政府來統包操辦的各類學校中，對於剝奪了基本權利的莘莘學子所倡導的價值觀必定是：「晚婚、晚育」，並為其必盡之義務。
待到學業結束後，學子都成為了白領，這些錯過最佳戀愛時間段的單身男女，往往都是所在各個行業的業務骨幹，又得投入精力至工作的繁忙和壓力之中，即使在業餘時間，也得不斷充電學習，讓他們迴避了很多交友的機會。因為愛情和婚姻需要建立在彼此充分瞭解的基礎上，而戀愛需要消耗的是大量時間，這又漸漸讓眾多白領步入了大齡單身的怪圈之中。
「先立業，後成家」是國人的普遍信念，這在女性白領的徵婚廣告用詞上有極廣泛的表態：需「事業有成」、「有經濟基礎」。於是對於求偶女性所期盼著的男性白領們，在大大延長了的「成功」前的事業拚搏階段，還是遠離愛情和婚姻為上策。由於兩性之間的配對缺陣，男性在延期的同時，也必定波及了女性。當然當今的女性青年白領也同樣在努力奮鬥事業，以期提高自身的身價，因為在紅色中國的大城市裡，已為女性就業和發展事業提供了充分的機遇和各種保障。於是水漲又船高，女性在身價提高了的同時，為男性求偶者推出了更艱難的題目。
二.
曾有《北京青年報》與勺海市場研究公司聯合推出過「大齡白領擇偶難」專項調查，顯示出有七大因素制約中國大齡白領青年擇偶：選擇面太窄、工作太忙、對對方要求較高、對未來婚姻感到恐懼、重視學業事業忽略生活舒適浪漫、性格內向不善於與異性交往以及社會環境等。
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所有涉及個人情感的社會調查的結果，其百分比數據都得打上些「折扣」。問題是本土的大中城市裡，市民處於女性化的價值氛圍之中。由地位至上的女性所統領的價值觀裡，紙面上的文字表白往往並不能真誠地反映自己內心中的「自我」或「本我」，而是處於「超我」狀態，因為國人向來缺乏「直面人生的態度」，而東方女性更擅長於偽飾言行。
譬如，調查顯示有「接觸機會少」的因素佔據了較大比率，然而筆者以為，這種情況在現代性的城市裡不會太成為問題。眾所周知，在每所城市裡，各類婚姻介紹機構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尤其是在當今互聯網時代，網上徵婚交友層出不窮，既便捷又省錢。跨地域伊妹兒，QQ視頻聊天，手機短信等傳情手段，花樣繁多，因而不應成為充足的理由。
造成白領擇偶難的表面因素還在於：有62.4%的人認為「一些人僅重視學業和事業，忽略生活上的舒適和浪漫」；60%的人認為「現在工作壓力越來越大」。然而，就對於現代白領知識女性來說，儘管有著事業的強烈追求，但是女人的天性並未就此泯滅，畢竟情感生活和母愛是個「強引力場」，足夠吸引著青年女人去尋覓和探求的。統計數據不足以表白女性白領深處的「自我」。
又如，女性白領徵婚廣告上普遍寫道：尋偶成婚前提需要男方有「經濟基礎」。作為白領，既然成婚前兩個單個人的生活應是有節餘的，那麼兩個人合起來過日子怎麼會達不到「基礎」需求？按照經濟學的規律，倆人世界可以優勢互補，合理分工，生活總成本應該低於兩個單個人之和。假若需要生孩子，將要成了仨人世界，家庭生活的開支確實會上升，到了那時候，若收入拮据，可以考慮延緩生育，成為時髦的「丁克」族。但是那只是人生步驟的後一階段，而對於未來家庭籌劃的「一步到位」的方式提前至婚前戀愛階段，從中可窺見女性的「價值觀」自我。
當然，進入了現代性的社會生活之中，年輕人的個性漸漸豐滿起來，人們的生活方式趨向於多元化。正如被調查者中有67.8%的人認為，「社會上持不同生活方式的人越來越多，找到各方面都適合自己的伴侶的機會越來越少」。對於婚姻大事情，完滿的婚配需要講究配偶性格和氣質上的個性互補互融，於是愛情所獨特的匹配性質致使「最佳擇偶」幾率驟然減小，對於多讀了書的白領來說，更當如此，但是這不是主因，因為青年女性白領所考慮的先決婚配條件不在這方面。
三.
名利場上的拜物主義在作祟。
正如《申江服務導報》《讓愛作主》版所作的採訪調查：「大家都覺得自己在事業上沒有基礎，特別是男性承受的壓力就更大。由於普遍選擇事業穩定後再談婚論嫁，導致了這個人群結婚年齡的推遲。我有很多朋友和對像五年八年地抗戰下來，問他們為什麼不結婚，都說沒房子沒錢，結了婚會拖累日後的事業發展。」
據《外灘畫報》報道，經濟壓力無疑已成為這些大齡白領青年的考慮因素。有位楊雄先生在對25年來青年擇偶標準變化的跟蹤調查中發現，1994年以來，徵婚者對於經濟收入的價值評價顯著提升，在學歷、身高、家庭背景等要素重要性變化中，經濟收入成為唯一呈正增長態勢的要素。楊雄認為，經濟因素影響擇偶標準，這正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直接體現。
徵婚啟事顯示為拜物情狀。
打開報紙看看中國青年人的徵婚啟事，上面羅列的儘是誇耀他們的「成就」，其中無外乎標榜他們的官位、學位以及有幾居室的新房子及汽車等等財富狀況。
據媒體報道，大學生中流行起傍大款娶富婆：據說如此就可以少奮鬥了整整20年，漂亮MM徵婚的目標總是瞄準著經濟「實力派」、「款爺」云云。中國的婚配自古來就有「郎才女貌」之說，可是到了如今的e時代，置換成了「郎財女貌」。倘若「才」與「財」能密切地同構對應著，倒也罷了，尚可顯示傳統繼承性和社會正義性。問題出在這個社會裡，「才」與「財」常會相分離，進一步地顯示出社會的異化深入狀。（這在後面還將敘述）。
在物質慾望至上情景下，愛和情感生活自然受到擠壓，婚戀淪落為商品的買賣形式，在財與貌的商品市場化交易場上，女性的青春美貌理所當然成為婚姻重籌碼，她們重視外表的程度遠比市場經濟發達得多的西方社會的女性來得要高。
據報道，上海的生活水平在中國雖然算是比較高的，而不少上海年輕女性，買衣服、購化妝品或娛樂所需的花費，卻並非一般法國女性所能承受得起或捨得投入。儘管進口的服裝、美容品在中國的售價要比國外高出兩三成，但她們購買時可能連眼睛都會不眨一下。當然，這些女性如此高投入是必有高產出率的。她們能「預算」出，自己越打扮亮麗，釣到「金龜婿」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如此的「製作」就像中國當今有很多高檔的時尚消費產品流行起過度包裝，一樣的道理——因為有市場就有商品，況且還大得很。
既然陷於市場化的買賣式尋偶，隨處可見的是以財貌的交換、身份的較量、財產的拼比來修秦晉之好，發自真摯的情愛成了稀少的珍品。逢場作戲，杯水主義倒也是蠻不錯的感覺。就如某位作家描述的：現實生活中，不論是受邀相親，或是自費相親，很多時候，人們發現浪漫色彩很少；雙方來往的意圖和目的明確地攤開著，還各自打著一手如意小算盤。男青年想找的只是「性伴侶」、女青年嚮往獲取「生活資助」，美女試圖攀搭「洋親」，年老的想找的就是「看護」——反正各取所用，如此而已。
「畢竟我們還處於在物質匱乏的時代，結了婚之後或者為了結婚，許多人不得不陷入物化生活之中，不是「物物」而是「為物所物」。為了讓自己心愛的女人和孩子過上好日子，為了滿足因婚姻而起的物慾和虛榮心，原來曾經有過的或者曾經可能有的非物質的計劃被視為不切實際的空中樓閣而丟棄了。一生奮鬥，只為建築那個物質的家園，婚姻使物質追求成為生活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主題，一切都是為了一家人能夠享有房子、車子和更多的票子。」
在務實的時代風尚裡，純粹的人的情感生活的「愛」反成了「空虛」之物，大眾文化流行的榮辱觀是對於精英文化「虛榮心」價值的顛覆，所謂「虛榮」指的恰恰是在於對於「實在」之物愛慕之情的反面。
家庭本是一個經濟的聯合體，物慾確是人們的一種生存本能。人們在婚姻尋偶過程中會或多或少被物慾所激發而增強，從而成為物化了的工具並為其所奴役，這恐怕是自古來大多數人難以擺脫的宿命，從這個意義上說，婚姻就是物化的放大器，但是對於人之健全心身來權衡，還是有個「量和度」的問題。
然而，對於當代中國年青人來說，婚配絕非是個孤立事件，而是在於濃烈的財富資質的攀比風尚之中展開的，尤其是女性族類，其心思運作更是如此。號稱高學歷的金白領階層，所謂的「高」，只是在謀生意義上的工具理性的稱謂，卻與高層次價值觀的人文素養並無多大的必然聯繫。由於金白領階層相對於蘭領、灰領來說，其職業前程向上爬升的空間遠為廣闊得多，因而對於物質財富積累的前景許願在時間尺度上的延伸也就拉長了許多，這樣就為物慾攀比競賽而讓道等待的婚姻大大延期著。
究其根源之一，生存於「紅色」的中國，長期來在左傾思潮的去知識化所引導的社會實踐中，主張的是意識形態領域「革命化」的婚姻，以符合「社會生產實踐」的要求。去知識化實踐的結局是，人人受教化為淺薄的失去感性生命的人生社會化實踐觀點。一旦歷史開始撥亂反正，作為「以階級鬥爭為綱」年代擇偶標準政治化、家庭關係革命化價值觀的反動，淺薄的人們自以為是「看破了紅塵」，價值形態的人生意義和理想慾念頓成為空洞的虛無，僅留下了形而下的基本生存欲求。世俗化大大推進了大眾文化的流行，而在一個缺乏宗教神聖性的國度裡，歷史已顯現的新景觀為：「文化型宗教精英知識人階層的自我維繫的社會機制是高等院校的人文學科和研究機構。『主義』宗教的政黨倫理對大學教育控制不同程度的減弱‧‧‧‧‧‧精英倫理在沒落，大眾知識人的倫理卻在通過流俗文化擴張，這亦可視為大眾倫理新樣式之一。」 由此造就的精神性高貴的弱化、虛無在情理之中。
四.
當今有不少人，在談論有關社會物化現象時候，總習慣與市場化運作、商品經濟、工業文明、資本主義等的現代性掛上鉤，似乎人類的遠古就是淳樸無暇，道德清廉，認定社會的發展反使得道德倒退無疑。其實，在此姑且擱置談論國人對於神聖性的終極關愛之向來匱乏，就說國人對於人世間，乃至親緣間的誠摯愛心，也時常被銅臭所淹沒，染上了「只認衣衫不認人」的勢利氣息，且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
《戰國策‧蘇秦連橫說秦》說，戰國時期有一介寒士蘇秦，飽讀兵書，嘗試著以謀略來成就功名。他曾向秦王上書連橫計有十次，但其主張終未採納，最後身上的黑貂皮袍破了，所帶的錢耗盡，等待不及只得離秦逃歸。他綁裹腿，穿草鞋，背書擔囊，形容憔悴，臉色黑黃，面帶羞愧地回到家裡。妻子見到他，依然織布不睬。嫂子不為他做飯。父母也不與他說話。一年以後他再度出征，以合從計獻策趙國，結果大獲成功。趙王封蘇秦為趙國的相國。當蘇秦得意顯耀之時，有兵車百輛，錦緞千匹，白壁百雙，黃金萬鎰，悉數為所用，隨從車騎絡繹不絕，光耀於道路；山東六國，如草從風，倒伏於前。有一天蘇秦將要往南遊說楚王，途經洛陽時，他父母聞訊，連忙張羅打掃住處，清潔道路；並且設置音樂，籌辦酒席，在郊外三十里地迎接。蘇秦來到後，他妻子不敢正視，只是偷偷地察顏觀色，恭敬地聽他講話。他嫂嫂如蛇伏地，匍匐而行，四次跪拜謝罪。蘇秦說：「嫂嫂，為什麼你以前那麼傲慢，現在又如此卑下呢？」嫂嫂答道：「因為您現在地位顯貴而且金錢很多啊！」蘇秦歎道：「唉！一個人在貧窮時，連父母也不把他當兒子看待；等到他富貴了，就是親戚也都害怕他。看來人生在世，對於權勢富貴，怎麼能夠忽視呢？」
倘若蘇秦置換成了個當代的白領男子，那麼他也許會感歎道：「我為什麼會這麼早地結婚呢？要不然，我定可娶個傾國傾城之色、沉魚落雁之貌的超級美人！」——並非古人思想境界高尚，而是只因心計尚未充分開化，所以古時候的文人還未出現大齡未婚的弊病。
再看《漢書》記載，朱買臣是會稽郡的窮苦人，他長期專攻讀書，致使家境貧困，妻子崔氏不願與他共患難，便主動離他而去。後來他到會稽駐京機構所在地寄住，因窮愁潦倒，來京辦事的會稽老鄉也都看不起他。待到買臣考取功名，拜為會稽太守之後，他隱瞞真相，故作矜持，而會稽同鄉則前踞後恭，醜態百出。而此時崔氏見前夫發達起來了，就試圖復婚，遭買臣拒絕，於是演出了一幕幕「變色龍」滑稽劇。
美學家朱光潛考證過，中國古代有眾多的詩人，儘管顯現在他們的作品之中的男女歡愛內容常常描寫為浪漫而美好，然而走近這些詩人，去看看他們自己的私生活，其實就是平談無奇，毫無浪漫氣息。可見，詩人想像的境界和理想與他們在實際生活中所持有的信念和操守是有著巨大差別的。在此，詩人景慕的愛情所寄托的對於自我生活的「真誠」問題被突顯了出來了。
五.
反映在當今白領婚姻中的拜物主義中，其深層的動機不是別的，就在於個人的婚姻受制於世俗化的「做人」的面子需求。
須知在中國，任何適婚年齡的青年男女，他們個人的婚姻和愛情生活並非是游離出社會人倫秩序的關係之網的單純兩人世界的事情，婚姻的自主性被否棄於家庭與社會的倫常之中，套用一句長期來極為流行的左傾話語來說：人們的一切活動「不脫離社會生產實踐」， 而所謂生產實踐必定是在社會關係之網絡中展開的，在本土的實際情景即淪落為日常的「做人」。由「做人」推知，凡是個人的婚姻事情總是要「做給別人看的」，至於「看」的內容，無非是人的攀比財力闊氣，使之「活得有體面」。這種生存狀況的真實處境乃，於「雜然共在」之中的「沉淪」（海德格爾術語）。大眾日常價值的評價態度，只是對於世俗物質的生活才感興趣，而不會觸及價值高層次的意義。人們陷於默認的攀比競爭之中，長舌習慣於閒談某某人的戀愛與結婚，有怎樣如何的物質上氣派，各自打聽對方新婚有幾桌酒席，有多少面積住房，女友（新娘）美麗否，有無小汽車等，再者反思度量別人如何看得起我的物況資質？至於倆人情感世界的融洽狀況，是無關乎探聽意義的，於是導演著「一種緊張的、兩可的相互窺測，一種互相對對方的偷聽。在相互贊成的面具下唱的是相互反對的戲」。 只是對於國人來說，婚姻戀愛床幃隱私之類從來就是竊竊私語的熱門重頭話題。
白領族的真實境況還在於，不同與正統的資產階級身份的「中產階級」，他們沒有私人資產，也就沒有獨立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他們的身份決定了他們必定是個附庸者，不具備獨立的人格。他們行動上受外在權勢支配，因而謹小慎微，觀念上也缺乏屬於主體自我的資源，只是跟隨大流隨緣瓢泊，尤其是在遠離學校，在與物質形態打交道的農工商貿環境氛圍中更是如此。
與西方社會本質差異的是，我們的傳統文化使得處身於社會之中的人們，向來不能有人格獨立狀態，而只是扮演各種社會的「角色」。反映在青年人的婚姻上，對待如此一樁人生的大事，就是要對得起父母雙親，親朋好友，左鄰右舍，同事同學，社會廣泛的方方面面，在面子上算是有光彩，被人瞧得起。在我們社會裡，白領只是人數上的少數派，按照本土倫理傳統的「少數服從多數」、「打成一片」，入鄉隨俗的做人原則，只得隨大流，和稀泥。不然的話，連工作的開展都會成問題的。
M‧捨勒的行為學理論認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價值和價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種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因此一個社會的風尚，是淵源於該社會文化傳統中的最基本的價值形態性質。
中國的國粹文化「面子」，其實是宗法等級化社會中的等級符號（面具），E‧卡西爾論證過：「人是符號的動物」。由於本土政治倫理的「家國同構」的性質，使得處於不同社會等級階梯上的成員，不管是白領還是其他人員，均須以於其處身地位（官位、職位、經濟的）相稱的「面子」來顯露於外、裝幀於社會倫常之間，如此的人生方才過得有意義、有價值，合乎中國式「做人」要領。
尤其是在紅色中國的大城市裡，女人的至尊地位造就了女性生活價值觀的主導性效應，充分顯示於城市生活裡的許多場合，由於女人的超越本性先天性的匱乏，這樣就加劇了大城市市民日常生活中物慾財富充面子的鄙俗心態。
本來，人之生存於世間者都有著榮辱和幸福感，問題在於以什麼樣「意欲的努力方向」充填進榮辱幸福的內容，以及如何以「我」以為的適當的比率協調物質——精神，肉體——靈魂之間關係。健全之人會求得「黃金分割」的和諧配比，以進入「人，詩意般地安居大地」之美學境界。然而在異化狀態下，物慾凌駕於一切，物質攀比恐慌症的發怵壓倒了人的內在情慾的飢渴，於是婚姻愛情已大力退位給了物質財富攀比的手段意義。
六.
有一種廣為流行的觀點，認為中國的女性高學歷者難以尋找戀愛對象，是由於潛在的可「匹配」的對手太少的緣故，這就是造成所謂優秀的知識女性會在婚戀上出現障礙。因為在婚配擇偶上，「同類匹配」和「梯度擇偶」是人類的通性。「同類匹配」也就是門當戶對；而「擇偶梯度」則是男性傾向於選擇社會地位和條件較低的女性，而女性則相反，會挑選社會地位和條件較好的男性的模式。
在常態的社會裡，其成員的成就和能力（學歷）的統計值分佈通常是個寶塔狀的正態分佈曲線，處於成就能力的數據最前（高）端的總是男性大大居多，女性總是集中位居於中下游之中，所以對比事業上的優秀者，男人肯定比女人多出好多。若按能力地位配對的排列組合，女性優秀者一般不會成為匹配多餘者。但是我們的社會裡，有不少高職位女性確實成了多餘的「老大難」，這是什麼緣故的呢？
在紅色中國的都市裡，女性的事業成就率確實比常態社會奇高。這是由於長期來左傾化的「婦女解放」社會實踐得以展開的結局，這種左傾式「解放」模式僅是以獲取社會性的功利性成就為榮耀，而以政治名義（又是「面子」！）替代了婦女自我價值的全面實現。在方法操作上通過「損有餘，補不足」的絕對平均主義途徑，遏制男人天賦能力的開發，特別是扼殺創新智慧的潛質和勇氣，使得女性揠苗助長的同時，另一面又製造男人的普遍「平庸」之狀。譬如在我國的各類學校裡，普遍慣用應試教育模式，它非常適合女性化的形象思維方法，培養的只是「聽話」的馴順奴僕，「模仿型」的人才，其事業途徑只需再現前輩成果，其結果使得男人的事業不怎麼顯著，最終淡化了人類性別稟性的區別，干擾了人類天性和自然分工。
左傾式婦女解放更是從法律、道德等諸多方面予以女性多重庇護和支撐，同時又壓制著下層男性的健全成長。每每出現在兩性關係上的糾葛時候，則「性別歧視」之類詞兒總是適用、但卻僅僅只是指責著男人的。在社會活動中的各種場景，在處理男女關係時候，男總是得「讓」女一點，否則便動輒扣上「性別歧視」（或相稱的）的帽子，然而即便是如此「讓」了，在口頭和輿論上（其實質還是面子！）男人們還得承認已經是在搞了「性別歧視」，因為「讓」這個行為的本身已經內含著「男尊女卑」價值主導性，是「封建遺毒」，要不然還得扣上深入的、加重了的「性別歧視」帽子（如「男性霸權」詞兒）！於是，當由男人都「讓」給了女人之後，就釀成了淺薄而偏執的女權主義色彩的市民價值觀。正如多年前在上海公演話劇《尋找男子漢》的時候，所展示出的馬路上約會情景。男青年們感歎道：「當男人真難啊！」。男青年當約會時候，若早於女友到達約會地點，則會被女友嘲諷：「沒有男子漢氣派」，但若晚之，則更被責罵為：「沒有男子漢氣量」。總之，在左傾主義視野裡，男人本來就是道德低級加醜陋！就如在電視劇《渴望》中王滬生角色所展示的知識男人形象，竟會博得滿堂喝彩。
如此，則無疑大大揠苗助長了中國婦女的地位和自豪感覺，但卻歪曲了人類兩性之間恆古的和諧蘊涵。譬如，成年男人身材普遍、也應該要比女人高大，於是作為男女兩性間的和諧配比關係為：男人所需消耗的食物養料一定要比女人多，尤其是在發育階段，不然的話，男人勢必發育不良。作為生理常識，即使未受過教育的文盲都知道，男女胃口不一樣，但是中國式女權主義者能明白嗎：男人在教育上所該投入的精神養料也應比女人多，更不應以婦式教育規範男子漢（即如同「以婦人之心，度漢子之腹」！），不然，同樣會出現男人的智力發育不良！——遺憾的是，現今已經出現了如此局面，可悲的是，這還作為婦人自豪的依據，更進一步地推論為男人必須「讓」的理由來——由此遁入怪圈之中。
因此，儘管如今女白領已經取得了不比男白領差多少的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嘴巴自然會硬朗起來：「獨立」啦、「解放」啦。但是另一側面，江山易變，本性難改，在她們的婚嫁潛意識中，擇偶傳統性依舊。無論在生活上、工作上、還是經濟等方面還得嚮往著依附於男人，倘若找了個男朋友比自己的「條件」差，那就認為是自己看走了眼而成無能狀，臉上無光彩，走在街上抬不起頭來；反之，才會覺得自己有面子。於是她們的尋偶既是，既要求男方事業上明顯比自己高些，又要求對方象傳統的丈夫那樣能照顧好家庭和自己，這種魚和熊掌兼得的心態在白領階層的女性中普遍存在，如此一來就大為減小了匹配概率。但在左傾思想指導下，卻又將症狀歸咎於男權主義，說這是由於男人的偏見使得「不願意娶高學歷女白領」——其價值深處的真實基礎乃是女權主義的「讓」哲學 。總之男人處處得「讓」女人，連在面子上也還得「讓」出之所「讓」成的事實。就如某些女權主義者所表現出的那樣，將大把大把的鈔票花費在化妝品、美容院和精品時裝上而洋洋自得，但又一邊辱罵著「女為悅己者容」是封建夫權思想，兩種價值心態竟然可以彆扭地拼湊在一起，並行而不悖。——惟有加上以塊「讓」的重砝碼，方可取得「公正」平衡。
何況，左傾式的女權主義還造就一批中國特式的女強人，其表現為一味而單純地追求與男人比試強悍，如此破壞了千萬年來人類社會男女之間所維繫的動態平衡，損害人類和諧有序的公正。因為「公正，就是合比率，不公正就是破壞比率」 。如此的女強人身上多得是「人」，卻少見了「女」 。這個「女」對於求偶男士來說，有著青春爛漫和妖嬈嫵媚的魅力韻味，失即此彷彿成了「中性」的朋友，寡然而無趣。愛情本以兩性間相互吸引的差異性和互補性所產生的美為基礎和前提，所謂「距離產生美」即是。而如今有的女強人造就的扁平型性別狀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填補了性別差異所產生的兩性間「距離」，致使男女性吸引減弱。
因為從男性角度尋偶，則需求的並非總是能與女性的形成同構互補的價值匹配。男人本是個視覺動物，男人成功者，往往會去找年輕漂亮的姑娘。然而在中國社會的現實中，凡女性在事業上成就高端者，這種成就若是奠基於高度知識職業性質的，不僅往往缺乏女性魅力，而且在外貌天賦上也往往不夠美麗，而且愈高者愈差勁，亦即兩者呈現負相關關係，這正是「正義」缺乏的症狀之一，由此造成女白領「身價」的貶值。
夫正義者，眾說紛紜，觀點繁多。總括言之，是指「應得的賞罰」（desert） ，乃是一種均衡的機制，使得好有好報，惡有惡報；多勞則多得，德高則望重，最終形成優勝劣汰的結局。然而本土的情景，由於所受制於宗法性質的血緣社會關係式網絡之中，人們的各種社會活動均須以勢利的「做人」手段開道，名利分配講究宗法等級秩序排列。尤其是在毛時代，更是從反智立場出發，極力伸張品行的低賤性以捧為時代之美德，由此造就卑鄙成了通行證，高尚成了墓誌銘，以至於流毒積習「冰凍三尺」。且看當今時代，基層大眾的生活工作之處，到處張貼著人生戒條：「忍」字，這意味著民眾僅為著己身有機體生命的苟活延續而自覺棄權於正義訴求，更具諷刺的是代之以「毛」像作為符[竹↑/錄↓]供奉。
考察西方社會進步之神速，正是淵源於正義性的源頭之一。古希臘時期，智慧的哲人都在探討「正義」問題，其時流行的合乎正義的「四主德」 之一，即是「智慧」。從蘇格拉底提出的「美德即知識」起，西方的倫理學便確立了美德與知識、智慧緊密關聯的優良傳統。
反觀本土的毛時代，榮膺「功名」者，現實地為知識低下者居多數，彼等之榮歸便當艷福光臨獵娶美女。按照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生物學規律，如此一來，其配對者的繁衍後代大多成為低智商 + 美貌相結合的內在品質模式，其女性族就如「繡花枕頭」之類貨色，膚淺而傲岸。反之亦然，知識分子則落難成為弱勢群體，其所能尋求的婚配對象，也較為一般，這在社會宏觀的統計規律上，有著相當的比率 。在左傾波濤洶湧的年代裡，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使不少家庭出身和本人身份為非從事體力、苦力、低知識勞動者的人員，常被充當「運動員」角色，倍受以「群眾」名義的欺凌壓迫，在婚配上成為了賤貨（常為男人居多）。在筆者眼裡，具備著極高知識天賦的遇羅克和遇羅錦兄妹倆夠優秀的了，可就是無法找到愛情，因為他們外在的人生境遇實在太差勁了，而境遇的差勁恰恰就是為他們的知識天賦的家庭出生和自身的優秀品質所累贅的結果。
如此的左傾化機制形引導成劣勝優汰的局面，不僅致使人種才貌成反比，財才相背離（「腦體倒掛」即是一種說法），還存在著德才莫能兼備兩旺。且看階級鬥爭年代裡，足顯示出「無產階級」的本性的是，那些雞鳴狗盜之輩，看風使舵之流，吮癰舐痔之貨，鬼蜮伎倆之徒，盡顯「有用之才」，得勢得益菲淺。
於是出現了這種常見情景：外附於男士之身的錢財權勢自然很吸引女白領的眼球，可是女士還擔心著男士所具備忠誠和責任心的內在品質。問題是，這內外兩者之間關係頗為微妙。倘若有成就的男性白領年齡偏大的話，則往往是意味著，至少有段事業歷程在本土的傳統環境氛圍裡成長起來的，那麼他的事業拚搏過程中要獲得成就，勢必與事業相伴隨的是人緣「關係」，而且兩者往往成正比率展開。問題是，在一個傳統宗法性加左傾化的社會體系裡，缺乏的是正義引導的機制，在作出物質成就的同時，也往往為社會的無序化（降低機制的正義性）人倫秩序作出了「貢獻」，如同熱力學的封閉系統中作功「增熵」效應。
人緣「關係術」，是依賴著那種從事形而下的特殊主義的自私自利，靠的是低知識性的勢利術稟賦，而排斥掉普遍主義的高尚、正義的倫理德行，所以必是同購對應於德性低下的品行，亦即德性與關係術秉性之間呈負相關性。依仗著「關係術」而伴生的「成功」人士，則很自然地難以保證有婚姻上的忠誠和有責任心之類品行。
於是，白領，無論男抑或女的，在婚配找對象上，都陷入類似於王國維所感歎的「人生悖論」之中： 「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
七.
空守閨房使生活質量低下。
據婚姻問題專家李銀河介紹並倡導，目前世界上一些經濟發達國家，比如美國、法國選擇不結婚的人口比例已經佔到了總人口的1/4，多元化的家庭生活確實是一種社會發展趨勢。在那些國家，「單身貴族」們生活得很瀟灑，大家都非常尊重個人對婚姻的選擇，很少有人會因為自己選擇單身而受到別人的指責。我們的社會也應該提倡一種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多元化的文化環境，把每個人選擇單身還是結婚看成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這種說法忘卻了東西方國情的大不相同。在文明發達的國家裡，愛情先鋒派人士已經超越了婚姻對於愛情的異化約束，紛紛走出了「圍城」；然而在我們這裡，白領們尚未上升到愛情領域，還未能如願進入「圍城」之中，亦即尚未步入這個異化階段，東西方的人們是處於不同等級上生存境界的問題，不能混為一談。
當今時代，民眾的生活品質已經大幅提高，少兒的青春發育比起前輩來，提前了若干年份。到了十八足歲，生理上已經基本成熟。二十來歲的青年男女本是體內荷爾蒙水平十分旺盛，年富力強，精力充沛，激情飽滿之時，卻為了面子故，愛情捨棄一邊，扭曲了生命自然之道。《周易》曰「陰陽合德」，而當今中國白領流行是的是死撐面子的陰陽單元狀的「失衡態」。由於長期在生理、心理上得不到異性情愛生活的滋潤和激勵，孤寂冷清清，等待著圍城之外而不思進入，要麼只沉浸於淺薄的肉慾享受，獲得「一夜情」式的輕浮人生，於是在冷酷而荒謬的境遇中，為物化現狀所支配，「為物所物」取而代之「物物」，成為一個個喪失了自己本真的空虛的符號人，即面具，愛情和婚姻成了「戈多」式的信念。然則「好花不常開」，艷麗的「花朵」時不我待，日久則凋謝，在曠日持久的空等途中女性白領紛紛成了半老徐娘，只得顧影自憐，賠了歲月賤了身價又洩了志氣。當生命的季節進入了最為絢麗旺盛的如日中天時刻，卻渡過了另一半缺位的時光，那麼整個不可再生的人生必定是殘缺不全的。
優生學認為女性最佳的生育年齡為22~25歲的豆蔻年華，過了35歲會出現生育困難，或出現胎兒不良變異的幾率增加，後代質量下降，粵語俗話說的「有仔趁嫩生」就是這個道理。而今為了面子，已經顧不上生理上的制約了。
對於事業型的白領男人來說，無女人柔情的關懷，男人的創造激情會受抑制。本來陰陽互補，愛情的甜蜜會激勵雄性的豪情，釋放至事業中去，如今則呈現萎靡，如同賽場邊上異性啦啦隊的缺陣那般。都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假如還具備著某些道理，那麼其逆命題和反命題亦當依附於正題而成雙對稱相伴。
宏觀的社會是由無數的個人和家庭組合成的。如今糟糕的事情還在於，民族整體的種族素質下降了。因為超齡而未能生育的，比率極高的是優秀分子。白領精英，具備天賦的高智商和情商值，而如今未婚未育的他們無法使得將己身優秀的基因種子播種至中華民族基因庫的大土地之中，收穫良種遺傳果實。
世俗物慾的無限量增長，如此內在地排除了作為一個完整的人該擁有的完整的生活，即所應具備的那種人性豐富性，所對應的繽紛多彩的美的生活內容。物慾的人生只是存留下了一個乏味而乾癟的「單面人」的身軀而已。
八.
人固然得有理想，需要有理想的參照作為意義憧憬，從而獲取積極的人生。然而我們處於社會轉型時期來談論「理想」，以免重蹈覆轍的落「空」還在於，屏棄左傾式「革命化」的生活圖式，它所帶來了個體感性生命的喪失，其病症最終又窒息了人們的理想訴求和信念。生命哲學家奧伊肯指出，精神理想的缺失會導致生活意義和價值的跌落。然則精神生活在個體身上展現是有層次的，不同的層次便是不同的境界。美滿的人生該是天地人之間取得合比率的和諧，以進入美學境界。（限於篇幅，本文此略）
在現代人類學裡，人是作為未定的、無限的、開放的存在可能性而獲得意義，所謂「人是祈禱的X」（捨勒語），「存在先於本質」（薩特語），都為這類意味。將人的審察先驗縮命地預定為物化了的現狀則違背了人之為人的真諦。
然而在此的女性普遍習慣於把婚姻看成是「天長地久」定終身的「創業」項目，尋偶慎之又慎。因此，一方面期盼著「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這成為女性徵婚詞彙中極為流行的話語，卻往往最終在事實上落空。另一方面，須以「一步到位」式婚姻以與「門當戶對」的面子需求相對應。如此，現代女性便喪失了等待男人成長為自己理想模樣的耐心。在白領中，女性自身條件越好，這種耐心越差，由此便是作繭自縛地將自己終生限定在狹窄的「面子」攀比之路上。
拯救之道。
人是自由的，自由意味著責任。天賦予個人的自由理應首先擔負起對於自己的責任，惟有真誠自為的人方可、也能負得起對於社會大眾的責任。因而對待個人的婚戀事情，就得著重聆聽自身內在深處情感的呼聲，而淡漠他人的妄議。
首先，現代青年人對於婚配對象的尋覓，理應著重以其個人發展的潛在實力來取代既成的「事業有成」的觀念，特別是年紀輕輕剛「出爐」的白領，其事業剛在起步，雖然業績寥寥，但是前景深遠可觀。這組族類以其「時間的潛勢」，足可匹敵成年人族組的「空間的位勢」。在現代性社會裡，單純的職前教育已經演化成了終生教育形式。現在的白領都明白，在事業上欲獲取成就，就得不斷地學習新知識，新技能，獲取市場的新信息，因此，白天上班，晚上「充電」，常成為「兩點一線串」模式。不然，就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因為市場經濟的中心法則就是競爭。個人事業的發展始終在競爭之中進行的，並且貫徹於就業的終生，所以現代社會裡，已難以將「成就」作為劃定人生事業階梯的標尺；因此從系統論說，個人的成就作為時間參數的變量應結合其年齡因數綜合同時考核。
其次，當以內在天賦稟性的考察來取代外在的「成就」評估。情愛生活若過多地奠基於外在的財富、地位上過日子，由於外在的因素較難為自身所左右，在瞬息萬變的現代都市裡，附身於個人的地位財富往往有著高低起伏的變化，所以很有可能會導致家庭的穩定性降低。但是個人發展的潛能指標則是屬於對像自身內在的素質，有著相當的天賦份量（如智商IQ和情商EQ），相對於「事業有成」的財富和地位，穩定而可靠得多。以前抄股票大戶，今天普遍萎靡不振。某人若今天還算富裕，也許明天會怎樣了？反之亦然，所謂天有不測風雲即是。
再次，愛情的結晶為婚姻，婚姻的結晶為生育。為此，婚戀配對就得多考慮為後代的優生著想。在優生學上，人的天賦素質，如相貌，身材，智商IQ，情商EQ，以及生理心理缺陷等都可作為種質遺傳給後代的天賦之中，這些都為婚配的可參考因素；但是外附於個人之身的地位財富成就，都無法為後代的種氣改進作出貢獻。在此得特別指出的是，由於我國的教育制度缺陷，方法落後，教育普及性差，教育腐敗以及個人機遇努力等原因，使得個人的「學歷」並不能準確全面地反映其天賦智商，更與創造力無緣，而這在知識經濟社會是特具價值的。
復次，考察眼光還得「與時俱進」。改革開放在深化，時代進步在繼續。社會機制在轉型，由此使得人們的生存方式發生根本變化。以前靠關係門道發跡的人士，曾經被美女簇擁著的，今天也許會鋃鐺入獄，眾叛親離。二十年前，發橫財的大都是做生意的亡命之徒居多，這些被上海人稱為「山上下來的人」的刑滿釋放分子，現在差不多全演變成了社會邊緣人物。反觀木訥耿直的「書獃子」，以前在本土流行的關係學社會裡很不吃香，現今走進外資企業裡倒是騰達起來了。因此，當下的「功績」及其途徑方式可否跟上時代的步伐？這可是個問題。
最後，何謂「事業有成」？還得分清楚超越性事業和功利性事業兩者之區分，大凡超越性事業遠離日常的功利，而往往有著深遠的價值意義，所從事的項目可能是個無價之寶。從前在波蘭有個叫哥白尼的男人提出了「日心說」，現在人們都知道，該學說對於科學發展和人類進步事業的促進，可謂至大無上矣，那麼他是否屬於本土的女白領所常稱謂的「事業有成」者？須知，「日心說」能夠得以發表還是在哥白尼死亡後二十多年的事情了，而且引起社會的震盪起初還只是在知識界的學術圈裡和教會階層。那麼按照當今中國「知識」女性的征偶要求，既然得須「事業有成」，是否該將哥白尼入土數十年、乃至數百年後，方才拉出棺材成婚？倘若非如此，男人活在世上何以可能有超越性的事業追求來博取姑娘的芳心？反之，人類的超越性事業之推進何以從姑娘（愛情）哪兒得到激勵的動力源泉？在本土，女權分子不是常常叫嚷道：「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嗎？
惜乎，在現代社會裡，急功近利的心態使得白領們表現得管窺蠡測，尤其是受左傾世俗教化的女性族類，僅僅看到眼前有形的東西，汲汲於當下到手的利益，而莫能洞察事物的永恆價值和理想形態對於未來所賦予的深遠意義。正如朱買臣之妻崔氏的短視眼光，到後來反悔來不及，使得「覆水難收」成了一個典故。
寫於上海 2005/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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