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災樂禍慶襲擊
——憤青的價值觀批判
作者：施衛江
文章來源：作者惠稿
瀏覽：192 次
正當國人紀念「七七事變」週年日的時候，地球的另一端倫敦發生了連環恐怖爆炸案。消息傳佈不久，上網瀏覽相關信息，不出所料，國內網絡上的評論已經鋪天蓋地，就像對待以往發生的發達國家中所遭遇的恐怖襲擊事件一樣，廣大的網友們無不表現出幸災樂禍、鼓手稱讚的慶賀，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從中可窺見出網友們的價值觀，本文為他們的思想症狀號脈。
「憤青」，近年來網絡上頻繁出現的詞彙，用來描述年輕人以愛國方式表達出的民族主義情緒。每每發生中美、中日、東西方突發事件衝突時候，它動輒以充滿迷惑性的口號、鼓動性的吶喊包裝起來的言辭，迅即佔據了網絡論壇極大的板塊，這只是當今民族主義思潮的冰山一角。
首先，民族主義的憤青是左傾文化醬缸所浸漬的產物。檢點我國的社會文化意識環境，長期以來，意識形態中充斥著左傾價值觀，其一大特色，乃顛覆了人類傳統的真善美。它宣揚愚昧劣等低賤，反開化、反智化、反文化是其內在的根本價值趨向，其立論依據僅在於，以其人頭之多多，便是理由之足足。而以「無產者」秉性的價值觀出發自居，在以體力——腦力，物質——精神的較量中，揚前抑後。宣揚所謂「大老粗光榮」、「知識越多越反動」、「窮人天生是老實善良的」、「沒有大糞臭，哪有稻穀香」等等的低賤性，從根本上違背了人類價值理性的正義通則，從而扼殺了人之高貴於動物的根本屬性所在。
國人年長的都見證過，我們的主流媒體高度稱頌了當年的「長毛」起義及其「太平天國」的理想意義；高度評價了「義和團」的狂暴行動，從而起來阻擊世界文明的進步主流。前些年，當阿富汗的塔利班武裝、以及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武裝在反抗由美國軍隊主導的反恐怖、民主化的較量中，也極力得到了讚揚，而野蠻、殘暴、殺戮等的譴責詞彙則統統用在後者身上，絕非相反！倘若反過來，在美利堅大地上，發生了一件白人警察在執法過程中，毆打了有色人種事件，哇！那可了得，如同捅翻了馬蜂窩一般，我們的主流輿論便揪住辮子，似乎總算抓住了「反擊」的良機，長篇累牘，口落懸河，洶湧波濤，鋪天蓋地，席捲而至。
筆者曾經長期在官營的企業裡工作過，就筆者所常常見聞到的情景是，每當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發生糾紛爭吵的時候，主流輿論所譴責的對象輒是後者，而不是相反！又如，上海的男人在與女人鬧糾紛時候老是受到道德重責，在法律上總是受重制裁，乃一樣的道理。這些事實情況清楚地表明：「無產階級」的道德倫理是有著特定的「導向」的，是志向於低級的知識性和精神性的「唯物主義」，與干體力活兒就接近於低科技含量的物質產品類同相似，但由此反而獲得了「神聖」性質，套用「紅太陽」所作的最高指示：「工人階級大公無私」、「腳上有牛尿的人思想最乾淨」，因而「文藝為工農兵服務」那樣，輿論如斯乎，其精神氣質一脈相承。
反映在國際事務中，與國內的左傾形成同構對應的是，貧窮落後國家在與富余發達國家糾紛中，前者天然地擁有神聖化的道德資源和正義價值，而後者則總是為剝削、壓迫、霸道等的妖魔化所纏身。因而不難理解，我們主流媒體上常會聲稱：「一些發達國家自身行為有所失當，過於恃強凌弱。他們應該對此進行理性反省。」便按理成章成了「無產者」國際主義的道德立論依據。
神聖化和妖魔化，構成了左傾主義低賤化運作過程中的兩極性思維方法。
其次，以「愛國主義」的名義裝扮「憤青」是危險的。依據「規定即否定」辯證法，熱愛自己的國家，就是意味著不愛其他國家，既然人們都確信「愛國」這塊招牌便是正義便是高於一切，則使得地球上的人們都熱情高漲，各自僅僅熱愛自己的國度，那麼意味著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勢必難免。
在康德的道德哲學中，從道義論出發的行為須是保證具有可普遍性。其意思是，任何道德行為所遵循的準則都應可以邏輯地普遍化為人人均可遵守的準則，方可成為道義崇高立法的規則。而如今在本土，人們所看見高揚著卻是的「愛國主義」，其道義怎麼可能成為在世界範圍裡泛普遍性的原則呢？
誰能否定，日本人參拜靖國神社不是出於愛國熱情？不要忘記，1937年12月南京淪陷時，日本老百姓紛紛高舉太陽旗、呼喊天皇萬歲、提燈遊行、煮紅豆飯以示慶祝。在1941年12月7日的那天，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大獲成功時，日本國民全體沉溺於狂歡的情景。按照左傾式思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必然處於絕然二分的「階級鬥爭」狀態，然而，在此哪裡能劃清軍國主義者與老百姓之間的界線？——在愛國主義旗幟的感召下，屬於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人民與君主同心同德，抱成一團，齊心協力，一致對外，其禍害恰由此引起。在此該試問：憑什麼理由說，日本人民不該擁有愛國之心？
深受基督教罪感文化的影響，美國神學家R‧尼布爾洞徹人性中的負性力量，著有《道德的個人與不道德的社會》一書，闡明道了從道德的個人走向不道德的團體之便捷可能性，因為道德對於社會團體的制約遠比個體來得弱。
況且，就算處於一個外部和平環境之下的現代性商品經濟社會內部，生存競爭已經成為成員社會活動的中心法則，在如此的境遇裡，共同體凝聚力的需求被縮小，而成員個人的獨創、自由和責任感被放大，由此被引發的價值趨向必定是「國家/民族/群體/集體本位」的「去魔」化，從而走向個人自由主義。但若再有那種一味強調傳統的國家/民族至上的觀念和體制，最終必定會在社會共同體內部導致專權主義，為專權者所利用，最終得利的總是少數人——從罪感文化的深處來說，其實質還是「個人主義」——只是一種隱蔽的、低級的、卑劣的個人主義。
再次，國人憤青持有之其倫理「依據」是，恐怖襲擊正是回敬「強權政治」、是報答「霸道武力」。那麼國人既然紀念抗戰勝利60週年大慶，怎麼不去簡單試想一下：當年的日本帝國主義是怎麼走向滅亡的？到底是被「文治」感化的？還是被「武功」收拾的？答案無疑是後者，那麼國人今天慶祝抗戰勝利，其「戰」字內涵與指責的「強權政治」和「霸道武力」區別何在？進一步地，戰爭的勝利是靠誰的「武力」「戰」得來的？——還不是大力依靠山姆大叔的武力？來自更為強大更為先進的武裝力量！那麼山姆叔、以及約翰牛的功績恩情怎麼可以被悉數忘卻乾淨而被當今民族主義的「憤青」無情地加以咒罵嘲諷？作為同一事物的另一側面是，日本鬼子可否有理由指責當年美帝國主義的強權政治？
所以還是日本人看的更清楚些，今天日本國內的右翼勢力敢於頻頻在中日關係上挑起事端，其真實的依據之一是，當年的太平洋戰爭中，皇軍並非是為中國軍隊所打敗的，儘管「終戰」時候在中國戰區受降於中國軍隊，但是直至日軍投降前夕國人的武裝到底收復了多少被佔領國土？消滅了多少皇軍有生力量？日本人只覺得自己敗於美國人才是真實的，對於其他戰場上的勝負一概持曖昧的態度，當然也難見有什麼深刻反省和謝罪。因而，倭人的右傾與國人的左傾之間的較量根本不在一個思維軌道上，其對陣猶如歷史笑話「關公戰秦瓊」那樣。
根據美國方面的權威統計，在第二次大戰中，日本鬼子總共戰死了240萬人（一說是近300萬），而在國內媒體上大吹特吹的「功勞簿」上，八年抗戰中，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績」加起來，總共才發動了二次成規模的戰役，即「八團大戰」和「平型關大捷」，總共才殲滅了幾千個鬼子兵——這幾千與240（甚至300）萬相比較，為多少百分比率？這可是個小學生做的算術題目！為此我們今天不僅得重溫那個發人深思的老題目《桃子該由誰摘？》，而且還得有更深一層的試問：《到底是誰該有資格來提問？》
另外一面，我們既然批評別人有「雙重標準」，那麼自己就得貫徹以「同一標準」來評判。眾所周知，薩達姆政權是來自於通過「百分之一百當選」的操作程序，非強權豈有他哉！其執政，對外伊拉克侵略歷史劣跡斑斑而且發生在先，這不能說是內政吧；對內薩氏政權的暴虐早已臭名昭著。推翻如此暴君，該是順從民意之舉，算是革命的暴力。
指責美英推行的是「強權政治」，這個「強」之力量何從得來？從根底上說，就是來自於先進的政治機制、文化理念和人文價值觀，用美國學者約瑟夫的話說，其實就是一種軟實力。「軟」之所以會辨證地轉化成為「強」，柔弱如蘆葦的人之所以強大於世上萬物，就是因為人有著奔向上帝的神性，有著高貴於萬物的精神，而萬物莫為。由於不同民族的神性和精神稟性不一致，於是在地球上形成了人種開化和社會發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分佈狀況。現今美英推行用「強」力，其內容實質還是落實於「軟」性之中，那麼其結果被推行的落後國家最終都由「軟」轉為「強」，贏得皆大歡喜的局面，鄰邦東瀛的現代化史就是如此——而這恰是恐怖主義最為恐懼的，因為這會導致彼等人格和因襲價值觀的大貶值。
也許好多年前的「文攻武衛」精神傳染給了後代，可悲的是，叫嚷著欲愛國「憤青」的，然則自身既文攻乏術，又武衛莫為，國人何作為耶？可憤的是，只會指責別人動用的武力全是「霸道」，唯獨自己的武力才是正路。可怕的是，所謂「物以類聚」，這下已與當今天下猖獗的恐怖分子的人格和思維路子倒有些接近了！
復次，網民作出美英國際政治「霸道」批評的依據之一是，美國夥同盟友英國「入侵」了伊拉克，因未能獲得聯合國的授權。那麼我們也該試想一下，五十年代初的韓戰中，志願軍不是與聯合國軍在對抗嗎？歷史的皇歷再往前翻閱，百年前，大清軍隊和義和團聯手抵抗八國聯軍——在形式上類似於「聯合國」的多國部隊，不只是簡單的侵略與反侵略，但卻同樣是以劣勢文明對抗於優勢文明、同樣用故步自封的農業文明來挑戰世界先進文明主流的改革開放。這種「此一時，彼一時」的價值主見，足顯示為：「己所不欲，盡施於人」，可謂新時代的摩登「恕道」。那麼我們今天作為全球化文明進程中的落伍者，該擁有什麼的憤青底氣？
我們國人在紀念抗戰勝利時候，不得忘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意義遠非只是侵略與反侵略的鬥爭，而且是正義與邪惡（反人類）、民權與獨裁、自由與壓迫的較量（總體如此，不排除局部反例，如芬蘭—蘇聯戰場）。同樣地，美英「入侵」伊拉克，絕非對其領土的爭奪和資源的掠奪，而主要是為著先進文化價值和制度理念的輸出的意願，從而達到普適化的理想目的，儘管如此操作違背了聯合國決議的程序正義性，這確實導致了美英軍事行動的道義價值大為降低，但在筆者看來，並未落低於「及格分數線」以下。
因為聯合國的表決程序來自於民主制度的基本要求，但是民主本身並非完美無缺，更非萬能。因為民主制度的靈魂是要求少數服從多數，按照多數人的意志進行決定的機制。但是「多數」怎麼保證是正確無誤的？或者說得更謙虛一些：「多數」必定意味著正確性高些？在西方人眼裡，唯有上帝才是完美無缺，人都是有缺陷的，由缺陷的人組成的社會和民主機制都是具有著缺陷性無疑。譬如1933年希特勒正是通過完整的民主程序當選為德國總理，然後鼓動人民發動世界大戰，從而給世界和人類帶來了大劫難。所以現代西方國家的政體建制，並非完全單一地建築於民主的制度之上，而是摻和著共和的制度，當然這樣的運作也決非完美無缺，而只能說比較更合理些，但卻是對於民主的超越，而並非是扼殺民主的專制倒退。因此我們評判社會事物的正義（道義）價值性質，絕不可單單依據於民主化程序的唯一準則。
價值哲學認為，社會系統中的價值有「非中和率」和「非參與律」的存在，使得在社會性衝突的場面中，利益的雙方對於衝突價值評介的「絕對值」不一致，失利方的往往大於得利方，並且第三方不願參與衝突其中（參閱拙筆：《主體性價值的五個公理》載於《學說連線》2004-01-26，請鏈接：http://www.xslx.com/htm/zlsh/zxfl/2004-01-26-15897.htm ）。因此凡是與人有關的價值體系都具有多義性，是一項「多因子」參數的集合體，任何價值評介僅以單一因子的參數取代整體的做法則違背了辯證法精神。
現在就論及美英聯軍「入侵」伊拉克的問題，在聯合國決策的民主程序這一層面上，違反了決議，即未獲得多數國家的支持，但在美英的國內這低一級的層面上，各自都通過了民主程序，贏得了多數民眾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前者。倘若我們將評價體系的尺度框子盡量放大，將評價的歷史坐標盡力延伸至未來的天地，在更高一級的層面上，則得到的期待必將是，美英國家所推導的民主的價值理念會終究到處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最終將果實造福普適於全人類。
這種狀況就好比數學概率論裡的「大數定律」。該定律說，凡隨機事件在大量獨立重複試驗中，該項事件的頻率會呈現出穩定性的趨勢，其無限多次試驗的極限值即為概率。反之亦然，若某項事件的試驗次數過少，則該項事件呈現不穩定性，其試驗值與中心值之間往往存在著明顯的「均方差」。
回到人類社會領域。將他國是否認同美英聯軍對伊拉克的軍事行動看作是一場政治試驗事件，則在很有限的歷史短時期範圍裡，由於試驗次數的「樣本空間」過小，因而出現「認同」的事件頻率就不夠穩定性，倘若將試驗的「樣本空間」以時間為框子無限伸展，由「歷史」來作答民主，則可期待的將是，具有著普適性價值的理念必將實現於未來。在「空間」vs「時間」的較量中，時間必然發出最終的笑聲。因為凡高級形態的價值理念，總需要有足夠的「時間」的醞釀來現實化其「隱德來希」（亞里士多德術語）。這樣，在更高、乃至最高層面上期待著能通過無論是形式抑或內容的民主，則意味著該項軍事行動起碼得了「60分」。
事實上現今已經出現了如此跡象。在塔裡班垮臺後的阿富汗，在薩達姆倒台後的伊拉克，當地民眾紛紛認同了聯軍的行動，投入到選舉的熱情之中，以表達自己的民主意願。
最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被國人憤青大力稱頌讚道的恐怖分子卻並不「領情」，中國公民在海外頻頻遭受殺戮的正是那些被稱頌的報應。君不見，在「911」事件中，在以色列、在南非、在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在吉爾吉斯、在印尼、在菲律賓，甚至在國內新疆，國人都得到了必然的「回報」。因為恐怖分子所採用的就是那種毫不顧忌手段、廣泛屠殺無辜的「超限」暴力活動，其秉性，是與左傾的低賤性有親近之處！就如二戰結束以來，無論國內還是國際間，凡動用過暴力政治和武裝衝突的，落後的發展中國家遠比發達國家來得多，乃相似的同構對應原理。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授權以「霸道」聲稱的，恰是來自那種惟我獨尊、朕即真理、非自憲政的強暴公權，而從中展開的卻是十足的奴性力量！記得電影《苦戀》中的女孩還曾醒悟著：「你們愛祖國，可是祖國愛你們嗎？」，可惜如今的憤青族尚未進入這個認識境界，未能識破將民族利益混淆與國家利益乃至特權利益之中的詭計所在。
施衛江寫於上海
2005/7/26
——憤青的價值觀批判
作者：施衛江
文章來源：作者惠稿
瀏覽：192 次
正當國人紀念「七七事變」週年日的時候，地球的另一端倫敦發生了連環恐怖爆炸案。消息傳佈不久，上網瀏覽相關信息，不出所料，國內網絡上的評論已經鋪天蓋地，就像對待以往發生的發達國家中所遭遇的恐怖襲擊事件一樣，廣大的網友們無不表現出幸災樂禍、鼓手稱讚的慶賀，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從中可窺見出網友們的價值觀，本文為他們的思想症狀號脈。
「憤青」，近年來網絡上頻繁出現的詞彙，用來描述年輕人以愛國方式表達出的民族主義情緒。每每發生中美、中日、東西方突發事件衝突時候，它動輒以充滿迷惑性的口號、鼓動性的吶喊包裝起來的言辭，迅即佔據了網絡論壇極大的板塊，這只是當今民族主義思潮的冰山一角。
首先，民族主義的憤青是左傾文化醬缸所浸漬的產物。檢點我國的社會文化意識環境，長期以來，意識形態中充斥著左傾價值觀，其一大特色，乃顛覆了人類傳統的真善美。它宣揚愚昧劣等低賤，反開化、反智化、反文化是其內在的根本價值趨向，其立論依據僅在於，以其人頭之多多，便是理由之足足。而以「無產者」秉性的價值觀出發自居，在以體力——腦力，物質——精神的較量中，揚前抑後。宣揚所謂「大老粗光榮」、「知識越多越反動」、「窮人天生是老實善良的」、「沒有大糞臭，哪有稻穀香」等等的低賤性，從根本上違背了人類價值理性的正義通則，從而扼殺了人之高貴於動物的根本屬性所在。
國人年長的都見證過，我們的主流媒體高度稱頌了當年的「長毛」起義及其「太平天國」的理想意義；高度評價了「義和團」的狂暴行動，從而起來阻擊世界文明的進步主流。前些年，當阿富汗的塔利班武裝、以及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武裝在反抗由美國軍隊主導的反恐怖、民主化的較量中，也極力得到了讚揚，而野蠻、殘暴、殺戮等的譴責詞彙則統統用在後者身上，絕非相反！倘若反過來，在美利堅大地上，發生了一件白人警察在執法過程中，毆打了有色人種事件，哇！那可了得，如同捅翻了馬蜂窩一般，我們的主流輿論便揪住辮子，似乎總算抓住了「反擊」的良機，長篇累牘，口落懸河，洶湧波濤，鋪天蓋地，席捲而至。
筆者曾經長期在官營的企業裡工作過，就筆者所常常見聞到的情景是，每當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發生糾紛爭吵的時候，主流輿論所譴責的對象輒是後者，而不是相反！又如，上海的男人在與女人鬧糾紛時候老是受到道德重責，在法律上總是受重制裁，乃一樣的道理。這些事實情況清楚地表明：「無產階級」的道德倫理是有著特定的「導向」的，是志向於低級的知識性和精神性的「唯物主義」，與干體力活兒就接近於低科技含量的物質產品類同相似，但由此反而獲得了「神聖」性質，套用「紅太陽」所作的最高指示：「工人階級大公無私」、「腳上有牛尿的人思想最乾淨」，因而「文藝為工農兵服務」那樣，輿論如斯乎，其精神氣質一脈相承。
反映在國際事務中，與國內的左傾形成同構對應的是，貧窮落後國家在與富余發達國家糾紛中，前者天然地擁有神聖化的道德資源和正義價值，而後者則總是為剝削、壓迫、霸道等的妖魔化所纏身。因而不難理解，我們主流媒體上常會聲稱：「一些發達國家自身行為有所失當，過於恃強凌弱。他們應該對此進行理性反省。」便按理成章成了「無產者」國際主義的道德立論依據。
神聖化和妖魔化，構成了左傾主義低賤化運作過程中的兩極性思維方法。
其次，以「愛國主義」的名義裝扮「憤青」是危險的。依據「規定即否定」辯證法，熱愛自己的國家，就是意味著不愛其他國家，既然人們都確信「愛國」這塊招牌便是正義便是高於一切，則使得地球上的人們都熱情高漲，各自僅僅熱愛自己的國度，那麼意味著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勢必難免。
在康德的道德哲學中，從道義論出發的行為須是保證具有可普遍性。其意思是，任何道德行為所遵循的準則都應可以邏輯地普遍化為人人均可遵守的準則，方可成為道義崇高立法的規則。而如今在本土，人們所看見高揚著卻是的「愛國主義」，其道義怎麼可能成為在世界範圍裡泛普遍性的原則呢？
誰能否定，日本人參拜靖國神社不是出於愛國熱情？不要忘記，1937年12月南京淪陷時，日本老百姓紛紛高舉太陽旗、呼喊天皇萬歲、提燈遊行、煮紅豆飯以示慶祝。在1941年12月7日的那天，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大獲成功時，日本國民全體沉溺於狂歡的情景。按照左傾式思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必然處於絕然二分的「階級鬥爭」狀態，然而，在此哪裡能劃清軍國主義者與老百姓之間的界線？——在愛國主義旗幟的感召下，屬於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人民與君主同心同德，抱成一團，齊心協力，一致對外，其禍害恰由此引起。在此該試問：憑什麼理由說，日本人民不該擁有愛國之心？
深受基督教罪感文化的影響，美國神學家R‧尼布爾洞徹人性中的負性力量，著有《道德的個人與不道德的社會》一書，闡明道了從道德的個人走向不道德的團體之便捷可能性，因為道德對於社會團體的制約遠比個體來得弱。
況且，就算處於一個外部和平環境之下的現代性商品經濟社會內部，生存競爭已經成為成員社會活動的中心法則，在如此的境遇裡，共同體凝聚力的需求被縮小，而成員個人的獨創、自由和責任感被放大，由此被引發的價值趨向必定是「國家/民族/群體/集體本位」的「去魔」化，從而走向個人自由主義。但若再有那種一味強調傳統的國家/民族至上的觀念和體制，最終必定會在社會共同體內部導致專權主義，為專權者所利用，最終得利的總是少數人——從罪感文化的深處來說，其實質還是「個人主義」——只是一種隱蔽的、低級的、卑劣的個人主義。
再次，國人憤青持有之其倫理「依據」是，恐怖襲擊正是回敬「強權政治」、是報答「霸道武力」。那麼國人既然紀念抗戰勝利60週年大慶，怎麼不去簡單試想一下：當年的日本帝國主義是怎麼走向滅亡的？到底是被「文治」感化的？還是被「武功」收拾的？答案無疑是後者，那麼國人今天慶祝抗戰勝利，其「戰」字內涵與指責的「強權政治」和「霸道武力」區別何在？進一步地，戰爭的勝利是靠誰的「武力」「戰」得來的？——還不是大力依靠山姆大叔的武力？來自更為強大更為先進的武裝力量！那麼山姆叔、以及約翰牛的功績恩情怎麼可以被悉數忘卻乾淨而被當今民族主義的「憤青」無情地加以咒罵嘲諷？作為同一事物的另一側面是，日本鬼子可否有理由指責當年美帝國主義的強權政治？
所以還是日本人看的更清楚些，今天日本國內的右翼勢力敢於頻頻在中日關係上挑起事端，其真實的依據之一是，當年的太平洋戰爭中，皇軍並非是為中國軍隊所打敗的，儘管「終戰」時候在中國戰區受降於中國軍隊，但是直至日軍投降前夕國人的武裝到底收復了多少被佔領國土？消滅了多少皇軍有生力量？日本人只覺得自己敗於美國人才是真實的，對於其他戰場上的勝負一概持曖昧的態度，當然也難見有什麼深刻反省和謝罪。因而，倭人的右傾與國人的左傾之間的較量根本不在一個思維軌道上，其對陣猶如歷史笑話「關公戰秦瓊」那樣。
根據美國方面的權威統計，在第二次大戰中，日本鬼子總共戰死了240萬人（一說是近300萬），而在國內媒體上大吹特吹的「功勞簿」上，八年抗戰中，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績」加起來，總共才發動了二次成規模的戰役，即「八團大戰」和「平型關大捷」，總共才殲滅了幾千個鬼子兵——這幾千與240（甚至300）萬相比較，為多少百分比率？這可是個小學生做的算術題目！為此我們今天不僅得重溫那個發人深思的老題目《桃子該由誰摘？》，而且還得有更深一層的試問：《到底是誰該有資格來提問？》
另外一面，我們既然批評別人有「雙重標準」，那麼自己就得貫徹以「同一標準」來評判。眾所周知，薩達姆政權是來自於通過「百分之一百當選」的操作程序，非強權豈有他哉！其執政，對外伊拉克侵略歷史劣跡斑斑而且發生在先，這不能說是內政吧；對內薩氏政權的暴虐早已臭名昭著。推翻如此暴君，該是順從民意之舉，算是革命的暴力。
指責美英推行的是「強權政治」，這個「強」之力量何從得來？從根底上說，就是來自於先進的政治機制、文化理念和人文價值觀，用美國學者約瑟夫的話說，其實就是一種軟實力。「軟」之所以會辨證地轉化成為「強」，柔弱如蘆葦的人之所以強大於世上萬物，就是因為人有著奔向上帝的神性，有著高貴於萬物的精神，而萬物莫為。由於不同民族的神性和精神稟性不一致，於是在地球上形成了人種開化和社會發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分佈狀況。現今美英推行用「強」力，其內容實質還是落實於「軟」性之中，那麼其結果被推行的落後國家最終都由「軟」轉為「強」，贏得皆大歡喜的局面，鄰邦東瀛的現代化史就是如此——而這恰是恐怖主義最為恐懼的，因為這會導致彼等人格和因襲價值觀的大貶值。
也許好多年前的「文攻武衛」精神傳染給了後代，可悲的是，叫嚷著欲愛國「憤青」的，然則自身既文攻乏術，又武衛莫為，國人何作為耶？可憤的是，只會指責別人動用的武力全是「霸道」，唯獨自己的武力才是正路。可怕的是，所謂「物以類聚」，這下已與當今天下猖獗的恐怖分子的人格和思維路子倒有些接近了！
復次，網民作出美英國際政治「霸道」批評的依據之一是，美國夥同盟友英國「入侵」了伊拉克，因未能獲得聯合國的授權。那麼我們也該試想一下，五十年代初的韓戰中，志願軍不是與聯合國軍在對抗嗎？歷史的皇歷再往前翻閱，百年前，大清軍隊和義和團聯手抵抗八國聯軍——在形式上類似於「聯合國」的多國部隊，不只是簡單的侵略與反侵略，但卻同樣是以劣勢文明對抗於優勢文明、同樣用故步自封的農業文明來挑戰世界先進文明主流的改革開放。這種「此一時，彼一時」的價值主見，足顯示為：「己所不欲，盡施於人」，可謂新時代的摩登「恕道」。那麼我們今天作為全球化文明進程中的落伍者，該擁有什麼的憤青底氣？
我們國人在紀念抗戰勝利時候，不得忘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意義遠非只是侵略與反侵略的鬥爭，而且是正義與邪惡（反人類）、民權與獨裁、自由與壓迫的較量（總體如此，不排除局部反例，如芬蘭—蘇聯戰場）。同樣地，美英「入侵」伊拉克，絕非對其領土的爭奪和資源的掠奪，而主要是為著先進文化價值和制度理念的輸出的意願，從而達到普適化的理想目的，儘管如此操作違背了聯合國決議的程序正義性，這確實導致了美英軍事行動的道義價值大為降低，但在筆者看來，並未落低於「及格分數線」以下。
因為聯合國的表決程序來自於民主制度的基本要求，但是民主本身並非完美無缺，更非萬能。因為民主制度的靈魂是要求少數服從多數，按照多數人的意志進行決定的機制。但是「多數」怎麼保證是正確無誤的？或者說得更謙虛一些：「多數」必定意味著正確性高些？在西方人眼裡，唯有上帝才是完美無缺，人都是有缺陷的，由缺陷的人組成的社會和民主機制都是具有著缺陷性無疑。譬如1933年希特勒正是通過完整的民主程序當選為德國總理，然後鼓動人民發動世界大戰，從而給世界和人類帶來了大劫難。所以現代西方國家的政體建制，並非完全單一地建築於民主的制度之上，而是摻和著共和的制度，當然這樣的運作也決非完美無缺，而只能說比較更合理些，但卻是對於民主的超越，而並非是扼殺民主的專制倒退。因此我們評判社會事物的正義（道義）價值性質，絕不可單單依據於民主化程序的唯一準則。
價值哲學認為，社會系統中的價值有「非中和率」和「非參與律」的存在，使得在社會性衝突的場面中，利益的雙方對於衝突價值評介的「絕對值」不一致，失利方的往往大於得利方，並且第三方不願參與衝突其中（參閱拙筆：《主體性價值的五個公理》載於《學說連線》2004-01-26，請鏈接：http://www.xslx.com/htm/zlsh/zxfl/2004-01-26-15897.htm ）。因此凡是與人有關的價值體系都具有多義性，是一項「多因子」參數的集合體，任何價值評介僅以單一因子的參數取代整體的做法則違背了辯證法精神。
現在就論及美英聯軍「入侵」伊拉克的問題，在聯合國決策的民主程序這一層面上，違反了決議，即未獲得多數國家的支持，但在美英的國內這低一級的層面上，各自都通過了民主程序，贏得了多數民眾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前者。倘若我們將評價體系的尺度框子盡量放大，將評價的歷史坐標盡力延伸至未來的天地，在更高一級的層面上，則得到的期待必將是，美英國家所推導的民主的價值理念會終究到處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最終將果實造福普適於全人類。
這種狀況就好比數學概率論裡的「大數定律」。該定律說，凡隨機事件在大量獨立重複試驗中，該項事件的頻率會呈現出穩定性的趨勢，其無限多次試驗的極限值即為概率。反之亦然，若某項事件的試驗次數過少，則該項事件呈現不穩定性，其試驗值與中心值之間往往存在著明顯的「均方差」。
回到人類社會領域。將他國是否認同美英聯軍對伊拉克的軍事行動看作是一場政治試驗事件，則在很有限的歷史短時期範圍裡，由於試驗次數的「樣本空間」過小，因而出現「認同」的事件頻率就不夠穩定性，倘若將試驗的「樣本空間」以時間為框子無限伸展，由「歷史」來作答民主，則可期待的將是，具有著普適性價值的理念必將實現於未來。在「空間」vs「時間」的較量中，時間必然發出最終的笑聲。因為凡高級形態的價值理念，總需要有足夠的「時間」的醞釀來現實化其「隱德來希」（亞里士多德術語）。這樣，在更高、乃至最高層面上期待著能通過無論是形式抑或內容的民主，則意味著該項軍事行動起碼得了「60分」。
事實上現今已經出現了如此跡象。在塔裡班垮臺後的阿富汗，在薩達姆倒台後的伊拉克，當地民眾紛紛認同了聯軍的行動，投入到選舉的熱情之中，以表達自己的民主意願。
最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被國人憤青大力稱頌讚道的恐怖分子卻並不「領情」，中國公民在海外頻頻遭受殺戮的正是那些被稱頌的報應。君不見，在「911」事件中，在以色列、在南非、在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在吉爾吉斯、在印尼、在菲律賓，甚至在國內新疆，國人都得到了必然的「回報」。因為恐怖分子所採用的就是那種毫不顧忌手段、廣泛屠殺無辜的「超限」暴力活動，其秉性，是與左傾的低賤性有親近之處！就如二戰結束以來，無論國內還是國際間，凡動用過暴力政治和武裝衝突的，落後的發展中國家遠比發達國家來得多，乃相似的同構對應原理。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授權以「霸道」聲稱的，恰是來自那種惟我獨尊、朕即真理、非自憲政的強暴公權，而從中展開的卻是十足的奴性力量！記得電影《苦戀》中的女孩還曾醒悟著：「你們愛祖國，可是祖國愛你們嗎？」，可惜如今的憤青族尚未進入這個認識境界，未能識破將民族利益混淆與國家利益乃至特權利益之中的詭計所在。
施衛江寫於上海
2005/7/26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