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制度：迫不得已的荒謬？
作者：許紀霖
文章來源：中國新聞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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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香港大學在內地招生中拒絕多名高考狀元的新聞，在輿論界引起很大的轟動。250個招生指標，竟容不下11位天之驕子，按照去年「阿甘事件」的邏輯，分明有違反程序正義的嫌疑。不過，港大的理由很明確：這些狀元，屬於「高分低能」，面試成績不及格。港大對申請人的考量，要全面考慮其英語的應用能力、學習潛質，是否適應香港生活，以及對香港是否有貢獻，若是只求讀書來港，完全不打算參加課外活動的「書獃子」，則不會收錄。
港大並非標新立異，這不過是國際一流大學錄用新生的普遍原則而已。大學培養的不是只會考試的應試機器，而是有創造和適應能力、素質全面、熱心公益的各界精英。這樣的培養目標，內地大學雖然原則上也同意，素質教育也嚷嚷了多少年，但從來是雷聲大、雨點小，在高考制度上遲遲不見任何改革。這究竟是什麼原因？
在我看來，其中一個重要的背景性因素，乃在於當今中國的高考，如同傳統中國的科舉一樣，不僅是選拔人才，而且是社會流動最核心的制度性管道之一。中國近20年的高速發展，帶來了社會的巨大失衡，地區與地區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產生了嚴重的不平等。社會的不平等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社會流動的匱乏。只要底層精英還有向上流動的指望，還有某個比較公平的制度作為出人頭地的保證，這個社會還不至於崩潰。高考制度作為當代新科舉，就承擔了這一社會緩衝閥的功能。年青學子們可以出身貧寒，可以沒有關係背景，但只要你是一個讀書的種子，就有希望鹹魚翻身，跳出龍門。
高考制度是目前中國僅有的幾個基本剔除了人為因素的剛性制度，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當然地區差異依然很大），考生的所有素質都被化約為應試教育中那些可量化、可比較的直觀數字。儘管社會各界都明白「唯分取人」未必合理，但一般老百姓不這麼想，他們要的是公正，要的是與上流社會同樣的權利，這些年圍繞著高考的爭論，社會輿論關心的焦點不是考試和招生方式是否合理，而是是否真正實現了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如何將權力、金錢和地區差異的因素排除出去。
就形式化和非人格化而言，如今的高考比當年的科舉還厲害，科舉是否錄取，還取決於考官的個人口味，但如今的高考卻將考生和考官的人格和個性因素降到最低，完全成為一場機器式的功能性博弈。唯有這樣，老百姓才感到放心。如今的中國社會，大家對人空前地不信任，他們只相信程序，特別是像高考這樣的剛性程序，即所謂的程序合理性。這也難怪，這些年人們聽到了太多的教育腐敗的負面例子，教授的信譽全面破產，學院精英與商業精英、權力精英一樣，被社會輿論列入到腐敗的黑名單中，屬於不可信任的群體。儘管搞腐敗的在學院中只是少數，但一顆老鼠屎可以壞掉一鍋粥。大家可以相信哈佛，相信港大，卻不敢相信北大、清華，更不敢相信一般大學的教授。這正是高考改革的瓶頸所在。
中國的高考，是一個荒謬的制度。不僅是選拔方式上的荒謬，而且是人才本身的荒謬。在應試教育的指引下，中國的孩子從幼兒園開始，就被熏陶為一架考試機器。可以缺乏個性，可以性格幽閉，可以知識狹窄，可以口是心非，可以沒有公益精神，可以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也，但只要學會一樣本領：應試，便一好百好，一俊遮百丑。有什麼樣的考試，便有什麼樣的人才，有什麼樣的人才，便有什麼樣的國家。中國之未來，不能不令人擔憂。
不過，這似乎又是一個迫不得已的荒謬制度。剛性的高考制度，雖然損害了國家未來的公共利益，卻能保障底層精英的個人利益，保證他們在形式公平的規則下，可以通過個人的努力向上流動。高考，成為芸芸眾生們在不理想的社會中，實現個人夢想、希望和幸福的康莊大道。它是荒謬的，又是合理的；它是可悲的，又是可敬的；它是地獄，又是天堂，它是一頭讓人哭笑不得、又無可奈何的怪物。
我們贊成社會公正，贊成給所有考生平等競爭的機會，但是，非要採取這樣「唯分取人」的傳統方式嗎？為什麼香港大學能做到的，北大、清華就不可以去做？凡人當然是不可靠的，人性中都有幽暗的一面，但只要有合理的程序設計，有行政和輿論的嚴格監督，像香港大學那樣的綜合衡量考生的錄取方式，就有可能在中國大學裡面，首先是北大和清華開始試行，然後逐步在全國推廣。
只有改變了高考、中考乃至各類考試的「唯分取人」，所謂的高考狀元，才會變得平淡無奇，所謂的應試教育，才能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學生們才會重新學會在作文裡面講真話，積極地表現自己的個性，爭先恐後地參加社會公益活動。
那才是當年梁啟超所呼喚的「新民」，21世紀所真正需要的知識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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