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精神，從消失到重生
作者：醉罷君山
文章來源：國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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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斷斷續續讀了三本有關墨子的書，一本是墨子的著作《墨子》，另二本是孫中原先生的論著《墨學通論》與《墨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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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斷斷續續讀了三本有關墨子的書，一本是墨子的著作《墨子》，另二本是孫中原先生的論著《墨學通論》與《墨者的智慧》。雖然這些年也看了一些古代經典，但墨子的著作，總沒有深入地閱讀，因為說起中國傳統文化，似乎已經被儒、釋、道三分天下，墨家學問，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學術史上，被蒙上一層厚厚的塵埃。這確實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在春秋戰國年代裡，在數百年中，儒學與墨學並列為 「 顯學 」 之列，但稱雄學壇數百年後，墨學突然神秘地消失在文化的視野，似乎人們記不得它曾經是那樣的橫掃百家，叱吒風雲。也許是因為墨學在許多方面以儒學為敵，所以當 「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 政令一下時，其命運便已經注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墨子》一書之所以能夠保存到今天，乃是寄蔭於道家，東晉葛洪先生異想天開地將墨子先生列為道家神仙之列，《墨子》一書也便順理成章地成為道家的典籍彙編《道藏》中，這種陰差陽錯卻為中國保留下偉大的一支學術傳統，而這種傳統以及其所象徵之精神，勢必能注入中國文化的血脈之中，並開拓出更偉大的傳統。
墨家文化中斷達兩千年之久，墨學退出中華文化的主流，這很值得深思。我認為這是墨家純結性使然，沒有任何一個專制的政府，能夠見容於墨家的存在。確實，墨家與其他諸子百家相比，顯得那麼的特立獨行，其不僅僅是學術的流派，而且是准軍事組織，准政治組織，是民間強大的政治力量，他們是智者、學者、演說家、辯論家、技術家及武士的集合，有儒家的責任感，有法家的嚴謹，有名家的智慧，有道家的廣博，有兵家的謀略，有縱橫家的才氣。他們自食其力，不依賴於政府，獨立於政府，這是何等讓一個專制的政權為之心驚膽戰。墨家不是宗教，但我認為其超越宗教，其有宗教的力量，但並沒有宗教的崇拜，有宗教的激情，但沒有宗教的偏頗。
梁啟超曾列舉先秦文化的六大不足：一曰論理邏輯思想之缺乏；二曰物理學實學之缺乏；三曰無抗論別擇之風；四曰門戶主奴之見太深；五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六曰師法家數之界太嚴。但很令人驚奇的是，墨家正是對這六大不足的補充，換言之，墨家精神，迥異於中華文化的其它分支。墨家的邏輯學，堪稱為中國古代邏輯之高峰，這方面十分有意思，但此處我亦不多談。在物理學實學方面，墨家雖然還未能達到古希臘的數學方法水平，但在先秦諸子中，卻是雄視一方，而墨子本人在技術方面與魯班便不分上下，墨家的物理學成就十分的豐富，詳細可參看上面所列舉的孫中原先生的兩本書。而在抗論別擇上，墨家在中國文化中最具有此精神特質，同樣，在保守崇古上，雖然墨家也強調古代的經驗，但更加強調發展的觀點，這也是墨家與儒學的區別之一。墨家有自己的一套嚴密的理論，但因為墨家實際上更是實際的踐行者，所以與其他門派相比，其思辯精神是非常明顯，這也使得其理論更多是建立在邏輯學與認識論的基礎上，而非徒然的門戶意氣之爭，這從墨家的經典中可以見到墨家在鑽研其他學術流派上是花了許多時間，而對其異議則是分析判斷後以理性的眼光給予評判。從這幾點說來，墨家在兩千年前的思想，即使以現代意義看來，仍然在許多方面可稱為典範。
梁漱溟先生在審視中國傳統文化時，曾指出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與西方生活方式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國人的家庭觀念極強，缺乏西方的集團生活方式，而西方的集團生活方式，衍生出了如權利、義務、紀律、法制觀念等，向下推之於個人，即為個人的權利，向上推之於國家，則是國家觀念的發達。中國缺乏集團的生活，並不意味著中國人沒有過集團生活，墨家就可列為集團生活的典型。當漢代以後，以家庭為本位的觀念的興起，墨家的集團生活方式便無法見容於社會，而此根本的原因，是古秦漢之後，中國專制集權主義的高度發展，在政治專制臻於完善，學術的自由空間便急劇地壓縮，那麼學術只有兩條路可以走，要麼與政治專制合二為一，這是儒學的道路；要麼躲避世事，空談玄理，這是道家以及後來進入中國的佛教的道路。所以，墨學學派的消失，是專制集權政治的必然結果，因為墨家實在是太純潔，純潔得無法與專制政府同流合污，也無法象道釋一樣逃入象牙塔之中。
墨家的書籍證明了其不僅是思想一流、技術一流，其軍事能力也是一流。《墨子》一書中自《備城門》以下十一篇，是不折不扣的相當完整的兵家之作，但同樣在歷史上被忽略了，本來應該成為中國歷史上極重要的一冊兵書，尤其在軍事工程方面，可謂是一部傑作，只可惜其存在的價值，最終只是用來證明墨家的才能的材料。墨徒們並不是一群書獃子，而是一群隨時準備著為 「 大義 」 而獻身的武士。墨子嘗說： 「 士雖有學，行為本焉 」 ，墨家學問的指歸在於踐行，他們秉承先秦時代 「 慷慨悲歌 」 的 「 士 」 的精神，並將此精神發揚到極至。即使是墨家的反對者，在這一點上，也不得不承認。陸賈《新語》記： 「 墨子之門多勇士 」 ；《淮南子》記： 「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
中國古代文化中的 「 俠義 」 精神，多存在於民間，究其本原的話，與墨家大有關係。扶弱以抗強，一直是墨者的本色。這我們從墨子的徒弟禽滑厘的一句話中看出： 「 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為之奈何？ 」 先秦諸子中，像墨家這樣堅定地站在弱者一邊，實在是絕無僅有，而同情弱者，正是俠義精神的發端。梁啟超曾將墨學分有兼愛、遊俠、名理三個分支，對於其遊俠精神，梁啟超評道： 「 凡兼愛者必惡公敵，除害馬，乃所以愛馬也。故墨學衍為遊俠之風。楚之攻宋，墨子之徒赴其死者七十二人，皆非有所為而為也，殉其主義而已。自戰國以至漢初，此派極盛，朱家、郭解之流，實皆墨徒也。 」 朱家、郭解之流到底是不是墨徒，這有不同的見解，但至少其在行俠之一方面，是與墨子之徒相一致，所以這裡我想結合司馬遷的《史記 · 遊俠列傳》來探討墨家的衰亡。
韓非子說過： 「 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 」 ，儒學一旦與政治同流，成為立法的根據，儒學便完全實現合法化；而以俠義自任的墨學，既然已經做好同弱者共進退的準備，最後必然是走向強權政府的對立面，成為強權專制政權的眼中釘，肉中刺。墨家大致是在秦統一後迅速衰落，而凋謝於西漢中葉，即國家專制集僅一旦成熟，墨家無法生存。秦的統治時期很短，所以俠士在初漢時還很有社會影響力，但隨著君王專制的發展，這些以武力行使道義的人，越來越被政府所深惡痛絕，這點我們從《遊俠列傳》中可以看出端倪，漢景帝時，皇帝派遣使者誅殺以豪俠聞名的濟南人 ?v 氏、陳地人周庸；一代俠客郭解的父親也是俠士，在漢文帝時被誅殺，而郭解本人則在漢武帝時被誅殺。郭解被誅殺是一件很大的事件，因為郭解不是一般的人物，司馬遷記載： 「 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 」 儼然是天下俠士的偶像。而郭解被殺完全是政府的陰謀。在一次宴席上，客人們都稱譽郭解，有一個儒生很不以為然，就說： 「 郭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 」 但這儒生隨後便被殺死，估計是郭解的一個門客所為，官府要求郭解交出殺人犯，但郭解自己也不明白終竟何人所為，最終官府認為郭解無罪釋放，但此時，作為御史大夫的公孫弘決心將郭解置於死地： 「 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眥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殺之。當大逆無道。 」 於是誅殺郭解。
從郭解事件可以看出，到了漢代武帝時期，政府對俠士的打擊，並不僅僅是因為 「 以武犯禁 」 或 「 殺人 」 ，而是 「 為任俠行權 」 ，也就是俠士公然君王法令之外的一套權力，這一點無疑極大的刺激君王 「 履至尊制六合 」 的尊嚴與權力。據《呂氏春秋》記： 「 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 在墨者集團中，有著政府無法染指的內部法紀，這也是專制的政府所無法容忍的。無論郭解是否如梁啟超所說是墨徒之流，以俠義為精神的墨者，勢必是統治者所欲除之而後快的，而 「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 的思想專制的提出，更加速了墨學的滅亡。墨家的俠義的踐行上既受到政府的圍剿，繼而又在思想的自由上遭到扼殺，雖然歷史沒有明確的記錄，但我們不難推斷，在罷黜的百家思想中，墨家肯定是最受重創的一家，因為數百年的自由學術年代裡，墨家是惟一可以同儒學學派相抗衡的，清代學者汪中在《述學 · 墨子序》中寫道： 「 與九流之中，惟儒足與之相抗，其餘諸子，皆非其比。 」 而《韓非子 · 顯學》也載： 「 世之顯學，儒墨也。 」 從韓非子到漢武帝，時間不過相去百年，而墨學竟然從舉世顯學一舉墜入深淵，以致於往後漫長的時間裡，墨子的名字，竟然極少為學者們所提及。漢武帝的 「 罷黜百家 」 ，為君王集權專制掃平障礙的同時，也扼殺的中國文化的靈性與活力，從此之後的兩千年中國文化，再也沒有過先秦時代的高峰了。
墨學沉睡了兩千年，這兩千年，正好是中國帝王集權專制的兩千年。墨學的道義，注定其本質精神，是無法苟合於集權的專制政體，而墨學的重興，也必然要等待著君王集權制的崩潰。墨子的學說，在晚清時期重新被重視，這全然不是偶然的巧合，當封建專製麵臨解體時，思想上的專制羅網也被撕開一角，而墨家作為中國最富創造力的古代精華，其復興與重新受到重視，便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
將墨子兼愛思想與俠義思想踐行到底的，首推譚嗣同。譚嗣同在《仁學 · 自序》中寫道： 「 墨有兩派：一曰任俠，吾所謂仁也，在漢有黨錮，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體；一曰格致，吾所謂學也，在秦有《呂覽》，在漢有《淮南》，各識其偏端。仁而學，學而仁，今之士其勿為高遠哉！即墨之兩派，以近合孔耶，遠探佛法，亦云汰矣。 」 譚嗣同將兩千年來幾乎絕跡的墨學，提升到與儒教、基督教、佛教同等的高度。譚嗣同接受墨子的人格力量影響在前，系統學習墨子的理論在後， 「 吾自少至壯 …… ，由是益輕其生命，以為塊然軀殼，除利人之外，復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矣。 」 而且譚本人也以其生命踐行了 「 摩頂放踵以利天下 」 的墨家理想。
近代以來，復興墨學最力者當推梁啟超。梁啟超寫有三本墨學專著，一為《子墨子學說》（ 1904 年），全書分六章，約四萬五千字；一為《墨子學案》（ 1921 年），全書八章，約七萬字；一為《墨經校釋》（ 1920 年），約十萬字，這本書出版時，梁啟超約胡適為之作序，這裡引胡適部分序文，可以看出梁啟超在推廣墨子學說的努力： 「 梁先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學說了，他在《新民叢報》裡曾有許多關於墨學的文章，在當時曾引起許多人對於墨學的新興趣，我自己便是那許多人中的一個人。 」 梁啟超以其敏銳而廣博的歷史視野，考察雖然墨子學說二千年不流行，但其一些根本理念，已經溶合為中華民族特性之一， 「 吾嘗諦觀思惟，則墨學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附，因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蓋有之矣。 」 譬如在戰爭問題上，中國文化的價值取向，對開邊黷武者，皆持反對之態度，而在守土捍難方面，則是最為尊崇。這種民族特性，實則與墨子的 「 非攻 」 、 「 尊守 」 的學說是相一致的，梁啟超認為在現今國際社會，墨子的這一學說還有極大的生命力： 「 斯義者，則正今後全世界國際關係改造之樞機。梁啟超的幾部墨子專著，都以新時代之眼光審視墨子文化，參比於西方學說，極具創造性，為研究墨學者不可不讀之精品。梁對墨子的人格，也極盡傾倒之心： 「 嗚呼！千古之大實行家，熟有如子墨子耶？熟有如子墨子耶？ 」
說到墨學的研究，還不可不提到胡適。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重點研究了墨家學派在邏輯學的成就，在胡適看來，墨學也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與西方近代文化最接近的一支，其邏輯學與科學觀念，在古代中國，沒有任何其他流派能與之相提並論。 「 墨翟也許是中國出現過的最偉大的人物 」 ，胡適對墨子的人格力量，同樣無法抵抗。而對於墨子學派中的一大批無名的學者，也就是稱為 「 別墨 」 的學者，他們撰寫了《墨經》、《大取》、《小取》等深奧難懂的文章，胡適稱讚道： 「 另墨是偉大的科學家、邏輯學家和哲學家 」 ，並且從認識論、方法論等體繫上，重新賦古老的經典以現代的闡述，使得被歷史塵封二千年後，墨家的學術展露出其天才的一面，也表明了墨學的當代復興的可能性。
從晚清以來，墨學受到的關注程度，超過了秦以後兩千年的總和。雖然近代以來，墨學因其豐富的科學性與邏輯知識倍受學界關注，但我認為，墨學的復興，並不在於這個方面，在科學發達的今天，墨家只不過能為中國科學史提供些材料罷了，我們也不用抱著墨子兩千多年前發明能飛三日而不落的木鳶來引為自傲的本錢。倒是在精神上，古代文化並不會遜色於當代，墨家的犧牲精神、兼愛精神、任勇精神足以令今日渾渾眾生能當頭一棒，激發起 「 力排當代智勇，喚起永世英靈 」 的信念，這才是真正的文化傳承。
作者：醉罷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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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斷斷續續讀了三本有關墨子的書，一本是墨子的著作《墨子》，另二本是孫中原先生的論著《墨學通論》與《墨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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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斷斷續續讀了三本有關墨子的書，一本是墨子的著作《墨子》，另二本是孫中原先生的論著《墨學通論》與《墨者的智慧》。雖然這些年也看了一些古代經典，但墨子的著作，總沒有深入地閱讀，因為說起中國傳統文化，似乎已經被儒、釋、道三分天下，墨家學問，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學術史上，被蒙上一層厚厚的塵埃。這確實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在春秋戰國年代裡，在數百年中，儒學與墨學並列為 「 顯學 」 之列，但稱雄學壇數百年後，墨學突然神秘地消失在文化的視野，似乎人們記不得它曾經是那樣的橫掃百家，叱吒風雲。也許是因為墨學在許多方面以儒學為敵，所以當 「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 政令一下時，其命運便已經注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墨子》一書之所以能夠保存到今天，乃是寄蔭於道家，東晉葛洪先生異想天開地將墨子先生列為道家神仙之列，《墨子》一書也便順理成章地成為道家的典籍彙編《道藏》中，這種陰差陽錯卻為中國保留下偉大的一支學術傳統，而這種傳統以及其所象徵之精神，勢必能注入中國文化的血脈之中，並開拓出更偉大的傳統。
墨家文化中斷達兩千年之久，墨學退出中華文化的主流，這很值得深思。我認為這是墨家純結性使然，沒有任何一個專制的政府，能夠見容於墨家的存在。確實，墨家與其他諸子百家相比，顯得那麼的特立獨行，其不僅僅是學術的流派，而且是准軍事組織，准政治組織，是民間強大的政治力量，他們是智者、學者、演說家、辯論家、技術家及武士的集合，有儒家的責任感，有法家的嚴謹，有名家的智慧，有道家的廣博，有兵家的謀略，有縱橫家的才氣。他們自食其力，不依賴於政府，獨立於政府，這是何等讓一個專制的政權為之心驚膽戰。墨家不是宗教，但我認為其超越宗教，其有宗教的力量，但並沒有宗教的崇拜，有宗教的激情，但沒有宗教的偏頗。
梁啟超曾列舉先秦文化的六大不足：一曰論理邏輯思想之缺乏；二曰物理學實學之缺乏；三曰無抗論別擇之風；四曰門戶主奴之見太深；五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六曰師法家數之界太嚴。但很令人驚奇的是，墨家正是對這六大不足的補充，換言之，墨家精神，迥異於中華文化的其它分支。墨家的邏輯學，堪稱為中國古代邏輯之高峰，這方面十分有意思，但此處我亦不多談。在物理學實學方面，墨家雖然還未能達到古希臘的數學方法水平，但在先秦諸子中，卻是雄視一方，而墨子本人在技術方面與魯班便不分上下，墨家的物理學成就十分的豐富，詳細可參看上面所列舉的孫中原先生的兩本書。而在抗論別擇上，墨家在中國文化中最具有此精神特質，同樣，在保守崇古上，雖然墨家也強調古代的經驗，但更加強調發展的觀點，這也是墨家與儒學的區別之一。墨家有自己的一套嚴密的理論，但因為墨家實際上更是實際的踐行者，所以與其他門派相比，其思辯精神是非常明顯，這也使得其理論更多是建立在邏輯學與認識論的基礎上，而非徒然的門戶意氣之爭，這從墨家的經典中可以見到墨家在鑽研其他學術流派上是花了許多時間，而對其異議則是分析判斷後以理性的眼光給予評判。從這幾點說來，墨家在兩千年前的思想，即使以現代意義看來，仍然在許多方面可稱為典範。
梁漱溟先生在審視中國傳統文化時，曾指出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與西方生活方式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國人的家庭觀念極強，缺乏西方的集團生活方式，而西方的集團生活方式，衍生出了如權利、義務、紀律、法制觀念等，向下推之於個人，即為個人的權利，向上推之於國家，則是國家觀念的發達。中國缺乏集團的生活，並不意味著中國人沒有過集團生活，墨家就可列為集團生活的典型。當漢代以後，以家庭為本位的觀念的興起，墨家的集團生活方式便無法見容於社會，而此根本的原因，是古秦漢之後，中國專制集權主義的高度發展，在政治專制臻於完善，學術的自由空間便急劇地壓縮，那麼學術只有兩條路可以走，要麼與政治專制合二為一，這是儒學的道路；要麼躲避世事，空談玄理，這是道家以及後來進入中國的佛教的道路。所以，墨學學派的消失，是專制集權政治的必然結果，因為墨家實在是太純潔，純潔得無法與專制政府同流合污，也無法象道釋一樣逃入象牙塔之中。
墨家的書籍證明了其不僅是思想一流、技術一流，其軍事能力也是一流。《墨子》一書中自《備城門》以下十一篇，是不折不扣的相當完整的兵家之作，但同樣在歷史上被忽略了，本來應該成為中國歷史上極重要的一冊兵書，尤其在軍事工程方面，可謂是一部傑作，只可惜其存在的價值，最終只是用來證明墨家的才能的材料。墨徒們並不是一群書獃子，而是一群隨時準備著為 「 大義 」 而獻身的武士。墨子嘗說： 「 士雖有學，行為本焉 」 ，墨家學問的指歸在於踐行，他們秉承先秦時代 「 慷慨悲歌 」 的 「 士 」 的精神，並將此精神發揚到極至。即使是墨家的反對者，在這一點上，也不得不承認。陸賈《新語》記： 「 墨子之門多勇士 」 ；《淮南子》記： 「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
中國古代文化中的 「 俠義 」 精神，多存在於民間，究其本原的話，與墨家大有關係。扶弱以抗強，一直是墨者的本色。這我們從墨子的徒弟禽滑厘的一句話中看出： 「 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為之奈何？ 」 先秦諸子中，像墨家這樣堅定地站在弱者一邊，實在是絕無僅有，而同情弱者，正是俠義精神的發端。梁啟超曾將墨學分有兼愛、遊俠、名理三個分支，對於其遊俠精神，梁啟超評道： 「 凡兼愛者必惡公敵，除害馬，乃所以愛馬也。故墨學衍為遊俠之風。楚之攻宋，墨子之徒赴其死者七十二人，皆非有所為而為也，殉其主義而已。自戰國以至漢初，此派極盛，朱家、郭解之流，實皆墨徒也。 」 朱家、郭解之流到底是不是墨徒，這有不同的見解，但至少其在行俠之一方面，是與墨子之徒相一致，所以這裡我想結合司馬遷的《史記 · 遊俠列傳》來探討墨家的衰亡。
韓非子說過： 「 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 」 ，儒學一旦與政治同流，成為立法的根據，儒學便完全實現合法化；而以俠義自任的墨學，既然已經做好同弱者共進退的準備，最後必然是走向強權政府的對立面，成為強權專制政權的眼中釘，肉中刺。墨家大致是在秦統一後迅速衰落，而凋謝於西漢中葉，即國家專制集僅一旦成熟，墨家無法生存。秦的統治時期很短，所以俠士在初漢時還很有社會影響力，但隨著君王專制的發展，這些以武力行使道義的人，越來越被政府所深惡痛絕，這點我們從《遊俠列傳》中可以看出端倪，漢景帝時，皇帝派遣使者誅殺以豪俠聞名的濟南人 ?v 氏、陳地人周庸；一代俠客郭解的父親也是俠士，在漢文帝時被誅殺，而郭解本人則在漢武帝時被誅殺。郭解被誅殺是一件很大的事件，因為郭解不是一般的人物，司馬遷記載： 「 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 」 儼然是天下俠士的偶像。而郭解被殺完全是政府的陰謀。在一次宴席上，客人們都稱譽郭解，有一個儒生很不以為然，就說： 「 郭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 」 但這儒生隨後便被殺死，估計是郭解的一個門客所為，官府要求郭解交出殺人犯，但郭解自己也不明白終竟何人所為，最終官府認為郭解無罪釋放，但此時，作為御史大夫的公孫弘決心將郭解置於死地： 「 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眥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殺之。當大逆無道。 」 於是誅殺郭解。
從郭解事件可以看出，到了漢代武帝時期，政府對俠士的打擊，並不僅僅是因為 「 以武犯禁 」 或 「 殺人 」 ，而是 「 為任俠行權 」 ，也就是俠士公然君王法令之外的一套權力，這一點無疑極大的刺激君王 「 履至尊制六合 」 的尊嚴與權力。據《呂氏春秋》記： 「 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 在墨者集團中，有著政府無法染指的內部法紀，這也是專制的政府所無法容忍的。無論郭解是否如梁啟超所說是墨徒之流，以俠義為精神的墨者，勢必是統治者所欲除之而後快的，而 「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 的思想專制的提出，更加速了墨學的滅亡。墨家的俠義的踐行上既受到政府的圍剿，繼而又在思想的自由上遭到扼殺，雖然歷史沒有明確的記錄，但我們不難推斷，在罷黜的百家思想中，墨家肯定是最受重創的一家，因為數百年的自由學術年代裡，墨家是惟一可以同儒學學派相抗衡的，清代學者汪中在《述學 · 墨子序》中寫道： 「 與九流之中，惟儒足與之相抗，其餘諸子，皆非其比。 」 而《韓非子 · 顯學》也載： 「 世之顯學，儒墨也。 」 從韓非子到漢武帝，時間不過相去百年，而墨學竟然從舉世顯學一舉墜入深淵，以致於往後漫長的時間裡，墨子的名字，竟然極少為學者們所提及。漢武帝的 「 罷黜百家 」 ，為君王集權專制掃平障礙的同時，也扼殺的中國文化的靈性與活力，從此之後的兩千年中國文化，再也沒有過先秦時代的高峰了。
墨學沉睡了兩千年，這兩千年，正好是中國帝王集權專制的兩千年。墨學的道義，注定其本質精神，是無法苟合於集權的專制政體，而墨學的重興，也必然要等待著君王集權制的崩潰。墨子的學說，在晚清時期重新被重視，這全然不是偶然的巧合，當封建專製麵臨解體時，思想上的專制羅網也被撕開一角，而墨家作為中國最富創造力的古代精華，其復興與重新受到重視，便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
將墨子兼愛思想與俠義思想踐行到底的，首推譚嗣同。譚嗣同在《仁學 · 自序》中寫道： 「 墨有兩派：一曰任俠，吾所謂仁也，在漢有黨錮，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體；一曰格致，吾所謂學也，在秦有《呂覽》，在漢有《淮南》，各識其偏端。仁而學，學而仁，今之士其勿為高遠哉！即墨之兩派，以近合孔耶，遠探佛法，亦云汰矣。 」 譚嗣同將兩千年來幾乎絕跡的墨學，提升到與儒教、基督教、佛教同等的高度。譚嗣同接受墨子的人格力量影響在前，系統學習墨子的理論在後， 「 吾自少至壯 …… ，由是益輕其生命，以為塊然軀殼，除利人之外，復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矣。 」 而且譚本人也以其生命踐行了 「 摩頂放踵以利天下 」 的墨家理想。
近代以來，復興墨學最力者當推梁啟超。梁啟超寫有三本墨學專著，一為《子墨子學說》（ 1904 年），全書分六章，約四萬五千字；一為《墨子學案》（ 1921 年），全書八章，約七萬字；一為《墨經校釋》（ 1920 年），約十萬字，這本書出版時，梁啟超約胡適為之作序，這裡引胡適部分序文，可以看出梁啟超在推廣墨子學說的努力： 「 梁先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學說了，他在《新民叢報》裡曾有許多關於墨學的文章，在當時曾引起許多人對於墨學的新興趣，我自己便是那許多人中的一個人。 」 梁啟超以其敏銳而廣博的歷史視野，考察雖然墨子學說二千年不流行，但其一些根本理念，已經溶合為中華民族特性之一， 「 吾嘗諦觀思惟，則墨學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附，因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蓋有之矣。 」 譬如在戰爭問題上，中國文化的價值取向，對開邊黷武者，皆持反對之態度，而在守土捍難方面，則是最為尊崇。這種民族特性，實則與墨子的 「 非攻 」 、 「 尊守 」 的學說是相一致的，梁啟超認為在現今國際社會，墨子的這一學說還有極大的生命力： 「 斯義者，則正今後全世界國際關係改造之樞機。梁啟超的幾部墨子專著，都以新時代之眼光審視墨子文化，參比於西方學說，極具創造性，為研究墨學者不可不讀之精品。梁對墨子的人格，也極盡傾倒之心： 「 嗚呼！千古之大實行家，熟有如子墨子耶？熟有如子墨子耶？ 」
說到墨學的研究，還不可不提到胡適。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重點研究了墨家學派在邏輯學的成就，在胡適看來，墨學也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與西方近代文化最接近的一支，其邏輯學與科學觀念，在古代中國，沒有任何其他流派能與之相提並論。 「 墨翟也許是中國出現過的最偉大的人物 」 ，胡適對墨子的人格力量，同樣無法抵抗。而對於墨子學派中的一大批無名的學者，也就是稱為 「 別墨 」 的學者，他們撰寫了《墨經》、《大取》、《小取》等深奧難懂的文章，胡適稱讚道： 「 另墨是偉大的科學家、邏輯學家和哲學家 」 ，並且從認識論、方法論等體繫上，重新賦古老的經典以現代的闡述，使得被歷史塵封二千年後，墨家的學術展露出其天才的一面，也表明了墨學的當代復興的可能性。
從晚清以來，墨學受到的關注程度，超過了秦以後兩千年的總和。雖然近代以來，墨學因其豐富的科學性與邏輯知識倍受學界關注，但我認為，墨學的復興，並不在於這個方面，在科學發達的今天，墨家只不過能為中國科學史提供些材料罷了，我們也不用抱著墨子兩千多年前發明能飛三日而不落的木鳶來引為自傲的本錢。倒是在精神上，古代文化並不會遜色於當代，墨家的犧牲精神、兼愛精神、任勇精神足以令今日渾渾眾生能當頭一棒，激發起 「 力排當代智勇，喚起永世英靈 」 的信念，這才是真正的文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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