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主義的起源》 初版序
作者：阿倫特
文章來源：中國現象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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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娜‧阿倫特著
林驤華譯
它既不歸結於過去，也不歸結於未來。
它只是走過，一切都存於現在。
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
一個世代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其間一系列局部戰爭和革命從未間斷過，其後被征服者未得到任何和平條約，勝利者也未得到休養生息，卻以預料剩下的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能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而告終。這一等待的時刻就像喪失了所有的希望之後的平靜。我們不再期望最終能恢復那種舊世界秩序及其一切舊傳統，也不再期望五大洲的人們重新統一團結；他們被扔進由戰爭和革命的暴力產生的混亂之中，而這一切的日益衰微仍被忽略了。我們看到同一種現象在極不相同的條件下和全然相異的環境裡發展——精神上的無家可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飄流無根的心緒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對未來感到無法預料，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依賴各種政治力量，我們無法相信它們會遵從常識和自我利益的法則——如果根據本世紀以前的標準來判斷，這些是瘋狂的政治力量生命。人類似乎分裂成兩種類型，一種人相信人無所不能（他們認為，只要懂得如何組織群眾，那麼一切都將是可能的），而另一種人則認為，他們生命中的主要經驗是無力感。
在歷史眼光和政治思考的層次上，流行著一種含糊不清的共識，即一切文明的本質結構已經到了崩潰的臨界點。儘管文明在世界的某些地方比其他地方保持得更好，但是它在任何地方都無法引導本世紀的可能前途，或對其中可怕的事件作出適當反應。絕望的希望和絕望的恐懼往往比起平穩的判斷和審慎的洞悉，更接近上述事件的中心。比起那些魯莽地一頭鑽進樂觀主義的人來，那些全然相信世界將不可避免地毀滅的人會更善於忘卻我們時代的各種中心事件。
本書的寫作背景就是針對這兩種魯莽的樂觀和輕率的絕望態度。我認為，進步（Progress）和毀滅（Doom）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它們都是迷信的見解，而不是信念的結果。我相信應該有可能發現一種隱形機制——我們的政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全部傳統因素根據這種機制都溶入一種積澱，使一切都顯得失去具體價值，而人類卻無法靠理能力來辨認它，也不能利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屈從於唯一的解體過程，這是一種不可抗拒的誘惑，因為它不僅假設了「歷史必然性」的虛假輝煌，而且也使除它以外的一切都開始顯得無生命、無血色、無意義，而且不真實。
有一種信念認為，地球上發生的一切事物必定都是人可以理解的，這會導致以平庸的觀點來解釋歷史。理解（comprehension）並不意味著否定暴亂，援引先例來演繹史無前例的事實，或者用類比和概括來解釋現象，以致令人不再感到現實的衝擊和經歷的震動。相反，理解意味著有意識地檢視和承負起本世紀壓給我們的重擔——既不否定它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壓下卑躬屈膝。簡言之，理解意味著無論面對何種現實，總要坦然地、專心地面對它、抵抗它。
在此意義上，就必然可能面對和理解一種暴亂的事實，即猶太人問題。它是一種很小的（而且在世界政治中很不重要的）現象，但是反猶主義卻成為先是納粹運動，接著是世界大戰，最後建立死亡集中營的觸發原因。還有，原因與結果之間如此奇特地不相稱，引發了帝國主義時代，其經濟困境在幾十年時間裡導致了全世界政治狀況的深刻轉變。還有，極權主義運動玩世不恭地發誓遵奉「現實主義」，而它們卻明顯地蔑視現實的本質，這兩者之間構成了奇怪的矛盾。還有，現代人實際的權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足以使他向自身存在其中的宇宙挑戰，但是現代人無能居住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的世界，並理解其意義，權力與無能之間的不相稱令人沮喪。
極權主義企圖征服和統治全世界，這是一條在一切絕境中最具毀滅性的道路。它的勝利就是人類的毀滅；無論在哪裡實行統治，它都開始摧毀人的本質。然而若想躲避本世紀的各種毀滅性的力量，又幾乎是徒勞無功。
問題是，我們的時代是好壞交織的奇怪時代，即使沒有帝國主義的「為擴張而擴張」，世界也永遠不可能變成一個；即使沒有資產階級「為權力而奪權」的政治手段，也永遠不可能發現人類力量的界限；即使沒有極權主義運動對世界的虛構，在其中無比明確地驅除我們時代種種重大疑惑，我們也可能在毫未意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時就已被趕到了世界末日。
假如在極權主義的最後階段真的出現了絕對的惡（說它絕對，是因為從人類可理解的動機來看無法再惡化了），那麼如果沒有它，我們就不可能懂得「惡」的真正的、徹底的本質是什麼，這也是真的。
反猶主義（不僅僅是仇視猶太人），帝國主義（不僅僅是征服），極權主義（不僅僅是專政）——一個接著一個、一個比一個更野蠻，這說明人類尊嚴需要一種新的保障。這種保障只有在一種新的政治原則，在一種新的世界法律中才能找到。這一次，它的有效性應該包括整個人類，而它的權力應該受到嚴格限制，在新界定的地域統一體中扎根，並且受到控制。
我們不再能接受過去好的部分，簡單地稱之為我們的傳統遺產，只拋棄過去壞的部分，簡單地認為它是一種已死的重負，會被時間埋葬在遺忘中。西方歷史的潛流終於浮上了水面，取代傳統的尊嚴。這就是我們所生活的現實。這也就是為什麼想逃避嚴酷的現在、懷舊地躲進對仍然原封不動的過去，或者在遺忘中預先奔進一個更好的未來的一切努力終將徒勞。
1950年夏
意識形態與恐怖：一種新的政府形式
漢娜‧阿倫特著
我們在前面各章裡反覆強調，極權統治的手段不僅比較嚴厲,而且其極權主義形式與我們所知的其他政治壓迫形式（例如專制政府、僭主暴政、獨裁）有本質區別。凡是在它崛起執政的地方，它建立全新的政治制度，摧毀一個國家所有的社會、法律和政治傳統。無論它的意識形態來自何種具體的民族傳統或特殊的精神根源，極權主義政府總是將階級轉變成群眾，撤換了政黨制度（不是用一黨制，而是用群眾運動來替代政黨制度）、將權力中心從軍隊轉移到警察，建立一種公開走向宰制全世界的外交政策。目前的極權主義運動從一黨制度中發展起來；每當這些制度變成了真正的極權主義，它們就開始按照價值觀念與其他一切制度都完全不同的一種制度來運作，我們的傳統法律、道德或常識中的功利主義範疇都不再能幫助我們處理其行動路線，對之作出判斷或者預言。
如果說，從追溯歷史和分析我們通常所謂的本世紀危機，可以發現極權主義的成分，那麼結論就不可避免：這種危機並非來自外部的純粹威脅，並非德國或俄國某種侵略性的外交政策的純粹結果，它不會隨著納粹德國的垮臺而消失，也不會隨著斯大林之死而消失。甚至只有當極權主義成為陳跡時，我們這時代的真實困境才會顯現其真正形式——儘管不一定是最殘酷的形式。
正是根據這種思考才提出一個問題：極權主義政府誕生於這種危機同時表現出最清晰的徵兆，它究竟是否一種權宜之計的安排，從暴政、專制和獨裁的著名政治彈藥庫中借來了威嚇方法、組織手段和暴力工具，它的存在是否只歸因於各種傳統政治力量——自由派或保守派，民族主義或社會主義，共和制或寡頭制，獨裁主義或民主主義——可悲的但或許是偶然的失敗。或者是否相反地有一種叫做極權主義政府本質的東西，它是否具有自己的本質，可以與其他政府形式（例如自從古代哲學以來的西方思想已熟悉和認可的政府形式）相比較，像它們一樣下定義。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全新的、史無前例的極權主義組織形式和行動路線必定依賴很少的幾種基本經驗之一，只要人生活在一起並且關注公共事務、這些經驗就會產生。如果右一種基本經驗在極權主義統治中找到了它的政治表現途徑，那麼，考慮到極權主義政府的創新形式，不管出於什麼原由，這種經驗以前必定從未用作一種政體的基礎，它的一般情緒——儘管在其他每一個方面也可能是人們熟悉的——從來流行過，從未有指引過公共事務的處理方向。
如果我們從思想史的角度來思考，那麼它似乎絕對是不可能的。因為人們經驗過的政府形式一向很少；這些形式很早就被發現、希臘人對它們作了分類，它們早已存在很長的時間。假如我們應用這些發現（它們的基本思想儘管有許多不同，但是在從柏拉圖到康德的2500（年以來並無變化），我們就立即會傾向於去解釋極權主義是一種現代形式的暴政，是一個毫無法紀的管理形式，權力只歸屬於一人。一方面是濫用權力，不受法律節制，屈從於統治者的利益，敵視被統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恐懼作為行動原則、統治者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統治者——這些在我們全部的傳統中都是暴政的標誌。
我們不說極權主義政府是史無前例的，我們也可以說，它探索了一種可能的選擇，在政治學中，關於政府本質的一切定義都以此為基礎，這種選擇是在守法的和不守法的政府之間，在任意獨斷的和合法的權力之間的選擇。一邊是守法政府和合法權力，另一邊是不守法的政府和恣意的權力，兩者互屬而不可分，這從來就毫無疑問。然而極權主義統治使我們面對一種完全不同的政府。它實際上蔑視一切成文法，甚至走極端到蔑視自己制定的法律（例如，最有名的例子是1936年的蘇聯憲法），或者並不關心是否要廢除法律（例如納粹政府從未廢除魏瑪憲法）。但是它的運作既非沒有法律指導，亦非恣意行事，因為它宣佈嚴格遵從自然法則和歷史法則，而一切成文法都從這兩者而來。
極權統治的畸形主張似乎是沒有回應餘地的，它不是「毫無法紀」而是訴諸威權之源泉（積極的法律從中獲致最終的合法性）；它不是恣意妄為，而是比以前的任何政府形式更服從這種超人類的力量；它也不是使權力從屬於一個人的利益，而是隨時準備犧牲每一個人的重大直接利益，來執行它認定的歷史法則和自然法則。它之蔑視積極的法律，宣稱這是一種更高形式的合法性，因為它出自法律之源，那麼就可以踢開小小的法律。極權主義的法律性（lawfulness）是假裝發現了一條在地球上建立公正統治的道路——這是成文法承認永遠不可能達到的法律性。法律性與正義之間的落差不可能泯除，因為正確與錯誤的標準（成文法以此為自己的權威根據）——「自然法則」統治整個宇宙，或者在人類歷史中揭示神的律法，或者以習俗和傳統表達一切人共同情感的法則——必然是普遍的，必須對無數的、無法預計的案件都有效，所以每一個具體的個別案件有許多不重複的情況．因而多少會避開普遍標準的適用。
極權主義之法律性是蔑視合法性（legality），假裝建立地球上的直接法治，執行歷史法則或自然法則，而不落實到個人行為的正確與錯誤標準。它不麻煩地針對人的行為而直接將法律運用到人類。假如恰當地執行，那麼自然法則或歷史法則就能製造人類作為它的最終產物；而這種可能性存在於一切極權主義政府統治全世界的要求背後、極權主義政策宣稱要將人類物種轉變成一種積極的、永不失敗的法律載體（carrier of law），否則人就只會消極地、不情願地服從法律。如果說，極權主義國家與文明世界之間的聯繫由於極權主義政權的巨大罪行而中斷，那麼也可以說，這種罪行不應歸咎於簡單的侵略性、冷酷無情、戰爭和陰險，而應該歸咎於有意識地打破組成如西塞羅所謂「民族」的「共識法規」（consensus inris）,而且只要國際法繼續作為國際關係的基石，哪怕是在戰爭條件下，它已在現代構建了文明世界。道德審判和法律懲治預設這種基本的容認（consent）；正因為罪犯參加了「共識法規」，所以他才能被審判，甚至連上帝啟示的法規也能在人際中產生作用，只要他們聽從和贊同它。
在這一點上，極權主義的法律概念和其他各種法律概念之間的基本差異就顯現了。極權主義政策並不用一套法律來取代另一套法律，並不建立它自己的「共識法規」，並不用一次革命來創造一種新形式的法律、它蔑視一切法律，甚至包括它自己的成文法，這意味著它相信自己能夠不要任何「共識法規」而行事，並且仍然不使自己落人毫無法紀、恣意妄為和恐懼的專制暴君狀態。它可以不需要「共識法則」而行事，因為它保證使執法不受行動和人的意志束縛；它也保證大地上的公正，因為它宣稱要使人類自身成為法律的化身。
人與法律的一致性似乎取消了法律與公正之間的差異（這種差異自從古代以來就困擾著法學思想），這種一致性也根本不同於自然法則或良知的呼聲（自然或神性作為權威之源或者上帝的命令，會在人身上宣佈它們的權威性）。這絕不會使人成為法律的活的化身，而相反仍然有別於作為要求贊同和服從的權威之人。自然或神性作為成文法之權威源，這一點曾被認為是永恆的；成文法根據環境變化，而且是可變的，但是與人的變化正迅速的行動相比，成文法具有相對的持久性；成文法的持久性產生於它們永遠存在的權威來源。所以，成文法旨在針對人的永恆變化運動，作為一個穩定因素。
在解釋極權主義時，一切法律都變成了運動的法律。 當納粹談論自然法則，當布爾什維克談論歷史法則時，自然或歷史都不再是塵世人的行動之穩定的權威來源；它們本身成了運動。納粹相信種族法則是自然法則在人身上的表現，其背後是達爾文關於人是一種自然發展的產物的觀念，認為自然發展並不一定停止於人類的目前種類；布爾什維克相信階級鬥爭是歷史法則的表現，其背後是馬克思關於社會是巨大的歷史運動的產物的觀念，歷史運動根據它自身的運動規律的奔向歷史時代的終結，到那時消除自身。
常常有人指出馬克思的歷史學方法與達爾文的自然研究方法之間的區別，一般都正確地傾向於馬克思的方法。這一點會使我們忘記馬克思對達爾文理論積極的興趣；恩格斯在想到馬克思學術上的偉大成就時，稱他為「歷史學界的達爾文」。如果不是考慮這兩個人的實際成就，而是考慮這兩個人的基本哲學，就會發覺歷史運動和自然運動最終是一回事。達爾文將發展的觀念引進對自然的研究，他堅持認為，至少在生物界，自然運動不是循環的，而是始終循著一條直線前進，朝向一個無限前進的方向運動，這意味著自然本身被歸入歷史，自然生命被當做歷史來考慮了。適者生存的「自然」 法則正如歷史法則，可以用於種族主義，也可以用於馬克思的法則：最先進的階級才能生存。另外，馬克思所說的階級鬥爭是歷史的動力，只不過是生產力發展的外化表現，而生產力卻源自人的「勞動力」。根據馬克思的說法，勞動不是一種歷史力量，而是一種生物自然力量——通過人的「自然新陳代謝」而釋放出來，人依靠「自然新陳代謝」而保存他的個人生命，複製物種。恩格斯很清楚地看到這兩個人的基本信念的密切關係，因為他理解關於發展的觀念在這兩種理論中所產生的決定性作用。在１９世紀中期，知識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包括拒絕看待或接受任何事物的「本身所是」概念，一致解釋每一種事物都只是進一步發展之前的一個階段。這種發展的動力究竟稱作自然還是歷史，相對地說來是次要的。在這些意識形態中，「法國」（law）一詞本身含義改變了：原先將它看做一種穩定性架構的表現，人的行動和運動在其中發生，現在卻看做是運動本身的表現。
極權主義政治開始遵循意識形態的秘訣，揭露了這些運動的真正性質，清楚地顯示出這個過程永遠不會結束。如果說，自然法則是消滅一切有害的和不適宜生存的事物，那麼假如不能發現有害的和不適宜生存的新種類，就會意味著自然本身的終結。如果說，歷史法則是階級鬥爭中某些階級會「萎縮消失」，那麼如果初步的新階級並未形成，不能反過來在極權主義統治者手中「萎縮消失」，就意味著人類歷史到了末日。換言之極權主義運動藉以奪取和行使權力的屠殺法則如果能成功地使全人類服從於它的統治，那麼就會繼續成為運動的法則。
根據我們的理解，合法的政府是一種政體，需要成文法在其中解釋和實現永遠不變的自然法則（ius naturale）,或者上帝的永恆戒律，成為正確或錯誤的衡量標準。只有根據這些標準，根據每一個國家的成文法本體，才能從政治上實現自然法則或上帝的戒律。在極權主義政府的政體中，成文法的位置被極權恐怖佔據，極權恐怖旨在將歷史運動或自然運動的法則變為現實。正如成文法（雖然它們界定侵越範圍）獨立於自然和歷史之外——任何社會用即使沒有犯罪現象，也不意味著法律是多餘的，相反，這意味著法律的最完美統治——極權主義政府的恐怖也不再是一種純粹壓迫反對派的手段，儘管它還用於這種目的。當極權獨立於一切反對派之外時，恐怖（torror）變成了全面（total）；當誰也不阻擋它的道路時，它就是最高統治。如果守法是非暴政體制的本質，而不守法是暴政的本質，那麼恐怖就是極權主義統治的實質。
恐怖即運動法則的現實化。它的主要目的是使自然力量或歷史力量有可能自由地急行穿過人類，不落後於任何自發的人類行動、恐怖本身尋求「穩定」的人，以便解放自然力量或歷史力量。正是這種運動別選出了人類的敵人，恐怖針對他們而發作，不允許反對或同情之類的自由行動去干涉歷史或自然，階級或種族清除其「客觀敵人」的工作。有罪和無罪變成了毫無意義的概念；「有罪」就是阻擋對「劣等種族」、對「不適宜生存」的個人、對「垂死階級和沒落民族」進行審判的自然進程或歷史進程。恐怖執行這些審判，在其法庭前，一切有關的人主觀上都是無罪的：被殺者並沒有做任何反對這個制度的事情，殺人老並非真正謀殺，而是執行某種更高法庭宣判的死刑命令。統治者並不自稱公正或聰明，而只是執行歷史的或自然的法則；他們並不運用法則，而只是根據內在法則進行一場運動。假如法律就是某種超人類力量——自然或歷史——的運動法則，那麼恐怖便是守法的。
恐怖即執行運動法則，運動的最終目的不是人的福利或一個人的利益，而是建設人類，為了物種而清除個人，為了「整體」 而犧牲「部分」。自然或歷史的超人類力量有其自身的開端和終結，因此只有用新的開端和每一個個人實際生命的終結才能阻撓這種力量。
立憲政府的成文法是為了在人際設置界線，建立溝通渠道，因為人際社會由於新成員的出生加入而不斷受到威脅。隨著每一個新生兒的出生，對於世界來說是產生了一個新的開端，一個潛在的新世界開始形成。法律的穩定性對應於人類一切事務的恆常運動，人的生生死死使這種運動絕不停止。法律對每一個新的開端設置障礙，同時也保證它的運動自由，這種自由是其種全新的、無法預言的事物的潛在力量；成文法的界限說明人的政治存在，如同記憶說明他的歷史存在；它們保證一個共同世界的預先存在，某種連續的實在，它超越每一代人的生命跨度，吸收一切新的起源並由它們來滋養。
全面恐怖很容易被誤解為暴政的徵兆，因為極權主義政府在它的最初階段必然表現得像暴政，消除人為的法律界線。但是極權恐怖之後並無恣意的無法律現象，沒有出於某種任意的意志而發怒，或者為了一個人的專制權力而反對一切人，更不是為了一場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它在個人之間替界線和溝通渠道換上了一條鐵帶，將他們緊緊聯結在一起，似乎他們的多元現象已經消失，變成了大方向中的一個人一樣。撤除人際法律的藩籬——例如專制暴政所做的那樣——意味著奪走人的自由，摧毀作為一種活生生的政治現實的自由；因為由法律圈圍出來的人際空間，是自由的生活空間。極權恐怖利用這種舊的暴政工具，同時也摧毀了暴政留下的恐懼和懷疑的毫無法則、毫無阻隔的荒野。這塊荒野無疑不再是一種自由的生活空間，但是它仍然為它的居民提供了由恐懼引導的運動和滿心狐疑地行動的空間。
極權恐怖用迫使人們互相反對的方法來摧毀他們之間的空間；與它在鐵帶之中的條件相比，即使是暴政的荒野，只要它仍然是某種空間，它就會顯得好像是自由的一種保證。極權主義政府並不只是剝奪自由權利或廢除真正的自由；在我們的有限知識中，它也未能成功地從人們心目中抹去對自由的熱愛。它在一切自由中摧毀了一種重大的先決條件，即是活動的能力（capacity of motion），這種能力沒有空間即不能存在。
極權恐怖這種極權主義政府的本質的存在，既不贊同人也不反對人。它假設是提供自然力量或歷史力量的，以那無與倫比的工具加速運動進行。這種運動根據它自身的法則開始運作，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不會停滯不前；它的力量最終總會比由行動和人的意志產生的最強的力量更有力。但是它可能減慢速度，而且幾乎不可避免地已被人的自由減緩了，甚至連極權主義統治者也不能否定自由，因為這種自由——他們以為是不恰當的。任意妄為的——與一種事實相符，即人的出生使每一個人成為一種新的開端，在某種意義上使世界開始更新。從極權主義的觀點來看，人的出生與死亡這種事實只能被看做一種令人煩惱的對更高力量的干涉。因此，恐怖作為自然運動或歷史運動的順從奴僕，必須在運動過程中清除具體意義上的自由，也清除自由的源泉，自由的源泉隨著人的出生而獲得，並且處在他創造一個新開端的能力之中。恐怖摧毀人的多元性，從多中選一，使他那種永不失敗的意志產生作用，似乎他自己就是自然進程或自然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一種被發現來解放歷史力量和自然力量的手段，而且加快那由他們自己永遠不可能達到的速度。從實際角度來說，這意味著恐怖當場執行自然對「不適宜生存」的種族或個人、歷史對「垂死階級」宣判的死刑，根本不等待自然或歷史本身比較緩慢和較少效果的進程。
根據這種觀念，凡在政府本質變成活動（motion）的地方，一種很古老的政治思想問題似乎找到了一種答案，類似於一種早已被注意到能解決合法性和正義之間的差異的答案。假如政府的本質定義為守法，假如能夠明白，法律是人類公共事務中的穩定力是（自從柏拉圖在他的《法律篇》裡向大神宙斯祈求以來便一直如此），那麼就產生了政體的運動及其公民之行動的問題。為法律性行動設定了界限，但是並不激發行動；法律在自由社會裡的偉大性（同時也是錯綜複雜）在於它們只說人不應該做什麼，從來不說人應該做什麼。如果一種政體的必要運動的本質——同樣自從柏拉圖以來——一向根據它的永久性來定義，那麼就永遠不可能發現這種本質。衡量一個政府的優點的明確標準之一是它的延續性。根據孟德斯鳩的看法，暴政的壞處之最高證明是它們能從內部被摧毀，會自己衰落，而其他政府是從外部環境被摧毀的。所以，我們歷來需要的關於政府的定義是孟德斯鳩所說的「行動的原則」，這在各種政府中是不同的，會同樣激勵政府和公民對待公共活動，它用作一種判斷一切公共事務活動的標準，超越了純粹消極的守法標準。根據孟德斯鳩的看法，這類指導原則和行動標準是君主政治的光榮、共和政體的優點、暴政的恐懼。
在完全極權主義的政府裡，所有的人都變成了「一個人」所有的行動都旨在加速自然運動或歷史運動，每一項行為都是在執行自然或歷史早已宣判的死刑，也就是說，在可以完全依賴恐怖來保持運動的經常性的條件下，根本不需要與其本質相分離的行動原則。然而，只要極權主義統治還沒有征服全世界，還沒有用恐怖來使每一個單個的人成為統一的人類之一部分，那麼，無法完全實現的不是行動，而是活動。正如立憲政府的守法不足以激勵和引導人的行動一樣，極權主義政府的恐怖也不足以激勵和引導人類行為。
在目前條件下，極權主義統治仍然和其他形式的政府一樣，在公共事務中都需要有一種對它的公民的行為指導，它不需要、甚至也不能夠利用一種嚴格意義上的行動原則，因為它恰恰會消除人的行動能力。在極權恐怖的條件下，甚至連恐懼（fear）也不再能用作一種如何行事的忠告，因為恐怖在挑選受害者時並不涉及個人的行動或思想，完全根據自然進程或歷史進程的客觀需要。在極權主義條件下，恐懼或許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普遍存在；但是，當恐懼引導的行動不再有助於避免人所害怕的危險時，恐懼就失去了它的實際用處。同情政權或支持政權的情形也是如此；因為極權恐懼不僅根據客觀標準來選擇受害者；它在選擇執行者時，也盡可能不顧其信念和同情。自從蘇俄及其衛星國的大整肅以來，一直不斷地在清除作為行動之動機的信念。極權主義教育的目的從來就不是培植信念，而是破壞形成信念的能力。希姆萊在組織工作方面的最大發明是在挑選黨衛軍成員的制度中採用純粹客觀的標準；他只看照片，根據純粹種族的標準選人。自然本身不僅決定誰該被清除，也決定誰應該被訓練成殺人者。
一個政體不再使用恐怖作為威嚇手段，而它的本質就是恐怖，要使這個政體開始運動的話，沒有哪一種來自人類行動範圍的行為指導原則——例如美德、榮譽、恐懼——是必要的和有用的。相反，它在公共事務中採用一種全新的原則，完全不用人類的行動意志，又渴求洞悉運動的法則，根據這種法則，恐怖產生了作用，所以使一切個人命運全取決於恐怖。
極權主義國家的居民完全被扔進和受制於自然過程或歷史過程，這是為了加速它的運動；於是根據它的內在法則，他們只能做殺人者或者被害者。這個過程可以決定誰可以在今天做殺人者，清除種族與個人、垂死階級的成員和沒落民族，而明天他們自己也成為犧牲品。極權統治在指導它的臣民的行為時，所需要的是只是準備將每一個人同等地歸人殺人者角色和被害者用色。這種兩面的準備，取代了行動原則的，是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即令信奉者滿意的，可以解釋一切事物和所發生的一切現象的各種主義，它們的解釋方法是從一個簡單的前提出發來推論——是一種非常新近的現象，許多年來，它在政治生活中只扮演了一種無足輕重的角色。我們只有憑後見之明，才能從中發現某些使它們對於極權主義統治十分有用的因素。（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前，意識形態的巨大政治潛力還未被發現過。）
各種意識形態都以它們的科學特性而聞名：它們將科學方法和相關的哲學結果結合起來，偽裝成科學哲學。「意識形態」這個詞似乎意指一種觀念可以變成一門科學的題材，正如各種動物是動物學（zoology）的題材一樣，意識形態（ideology）也有一個附尾字logy，所指的正是logoi，一門「邏輯知識」，關於其題材的科學陳述。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一種意識形態事實上就會變成一門偽科學和一門偽哲學，在同時跨越了科學和哲學兩者的界限。例如，自然神論（deism）就此會變成意識形態，它研究關於神的觀念與此相關的是哲學。而它又以神學（theology）的科學方式出現，其中上帝是一種啟示的實在。（如果神學不以啟示作為既定的實在，而只是將上帝當做一種觀念，那麼神學就會像動物學一樣瘋狂，不再確定各種動物是否有肉體的、可觸及的存在。）然而我們知道，這只是部分真理。自然神論雖然否定神的啟示，但是並不簡單地將只是一種「觀念」（idea）的上帝處理成「科學的」陳述，而是為了解釋世界的進程而利用上帝這個觀念。各種主義中的「觀念」—種族主義中的種族，自然神論中的上帝，等等——從不構成各種意識形態中的題材，而logy這一附尾字，也從不簡單地指一個「科學的」陳述。
根據「意識形態」的原詞含義，它是一種觀念的邏輯。它的題材是歷史，從「觀念」的角度運用這種主題材料的結果，不是關於某種事物「足什麼」的一套陳述，而是展開一個經常變化的過程。意識形態對待事件的過程的態度，是將它們看作應該遵循它的「觀念」所揭示的邏輯「法則」。各種意識形態都偽裝知道整個歷史過程的各種秘密——過去的秘密，現在的纏結．將來的無法預測——其原因是各自觀念中內在的邏輯。
各種意識形態和存在的奇跡從來不感興趣。它們關注的是歷史，關注生成與毀滅、文化的興衰，甚至試圖用某種「自然法則」來解釋歷史。種族主義中的「種族」一詞並不意指將人類各種族當做一個科學探索領域的任何真正興趣，而是指將歷史運動解釋為一種連貫過程的「觀念」。
一種意識形態的「觀念」既不是柏拉圖所說的集思維的眼睛把握的永恆本質，也不是康德所說的理性規範原則（regulative principle of reason），而是一種解釋工具。對於一種意識形態來說，歷史並不顯示為一種觀念（這裡指的是將歷史看作某種超越歷史運動的理想的永恆狀態下從屬的一個分類），而是某種可以用觀念來估算的事物、使這種「 觀念」適合於這種新角色的是它自身的「邏輯」，它是「觀念」本身引起的運動，無須外界因素使它啟動。種族主義因此是相信種族觀念有內在運動，正如自然神論是相信上帝的觀念有內在運動一樣。
歷史運動和這種觀念的邏輯過程被假設是互相對應的，所以無論發生什麼，都是根據一種「觀念」的邏輯發生的。但是，在邏輯領域裡，惟一可能的運動是從一個前提出發的推論過程。一旦一種意識形態掌握了辯證邏輯，其原理也是相同的，辯證邏輯的過程是從命題（thesis）通過反題（antithesis）走向合（synthesis），隨即又變成下一步辯證運動的命題；第一個命題變成前提，它在意識形態的解釋中的有利之處是，這種辯證手法可以將實際矛盾解釋為一種一致的、連貫的運動的各個階段。
一旦邏輯作為一種思想運動（movement of thought）——而不是作為對思維的必要特製——應用於一種觀念，這種觀念就轉變成一種前提。意識形態的世界從事這一類邏輯推理，早在它出於極權主義之因而變得富有成果之前就開始了。純粹否定性的邏輯強制（禁止矛盾）變得「多產」，以至於能開始一整套思想路線，壓制思想，用單一的辯論來得出結論。這種辯論過程既不會被新觀念（它會變成另一個前提而得出完全不同的結果）打斷，也不會由新經驗打斷。各種意識形態一向假定，用一種觀念便足以解釋從前提發展出來一切事物，經驗不能說明任何事物，因為對一切事物的理解都在這種邏輯推論的連貫過程中。在從整體上解釋一種意識形態及其世界觀（Weltanschauung）時交換必要的哲學思想，其危險主要並不在於冒跌入通常庸俗的、非批判性的假設之險，而是將人能力中的內在自由換成簡單的邏輯外衣，人以此可以幾近粗暴地強迫自己，就像他被某種外部力量強迫一樣。
19世紀的世界觀與各種意識形態本身都不是極權主義的，雖然種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在20世紀變成了主要的意識形態，但是它們在原則上並不比其他各種意識形態「更極權主義」；極權主義之發生，原因是它們原先根據的經驗成分——各種族之間爭奪世界統治權，各國內部的各階級爭奪政權的階級鬥爭——在政治上比其他各種意識形態所根據的經驗成分更重要、在這個意義上，種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對其他各種主義的勝利，在極權主義運動抓住這兩種意識形態之前就已經決定了。另一方面，一切意識形態都包含了極權主義成分，但是這些成分只有在極權主義運動中才充分發展，因此這一情況造成了一種欺騙性的印象，好像只有種族主義和共產主義才是極權主義性質的。而事實是，一切意識形態的真實本性只有在它們扮演極權統治工具的角色時才暴露出來。從這一方面可以看到，對於一切意識形態思想來說，有三種具體的極權主義因素顯得很奇特。
第一，各種意識形態在宣佈它們的總體解釋時，傾向於解釋的並非「是什麼」，而是「變成什麼」，凡生者皆死。它們在一切情況下都只關心運動因素，即只關心歷史這個詞中的通常含義。各種意識形態總是傾向於歷史，即使當它（例如種族主義）表面上從自然這個邏輯前提開始，情況亦如此；自然在這裡只用於解釋歷史事件，並將它們降低到自然問題。宣稱從總體上解釋，許諾解釋歷史上發生的一切事情，對過去作總體解釋，提供關於現在的總體知識，以及對未來作作可靠預言。
第二，根據這種能力，意識形態思想變得獨立於一切經驗，它從這些經驗中學不到任何新的東西，即使它剛剛發生過。於是，意識形態思想擺脫了我們憑五官感知的現實，認為有一種「更真實」的現實隱匿在一切可感知事物的背後，從這個隱匿的地方來控制事物，並且要求有一種第六感，使我們能意識到它。第六感正是意識形態提供的，教育機構提供特別的意識形態灌輸，教育機構的設立也完全出於這個目的，在納粹的奧登斯堡裡或在共產國際和布爾什維克情報局裡訓練「政治軍人」。極權主義運動的宣傳也用於將思想從經驗和現實中解放；它總是設法在每一樁公開、可見的事件中塞進秘密含義，懷疑每一種公開政治活動背後都有秘密意圖。一旦運動取得權力，他們就著手根據自己的意識形態主張來改變現實。陰謀的概念取代了敵意，這就產生了一種心態，使現實——真實的敵視或真實的友誼——不再憑本來面目被體驗和理解，而是自動地假設有別的含義。
第三，既然意識形態無力改變現實，那麼它們從經驗之下達到思想解放就必然通過某些方法來顯示。意識形態思維將事實都組織進一種絕對邏輯過程，這種邏輯過程從公理上接受的前提開始，從中推論一切事物；也就是說，它展開的那種連續性在現實範圍裡根本不存在。推論可以從邏輯角度或辯證角度展開；在這兩種情況中，它都涉及一種連貫一致的論證過程，因為這種論證是根據過程來思考的，假定它能夠理解超人類運動、自然過程或歷史過程。理解是靠心智的模仿來達到的，無論是邏輯思維還是辯證思維，模仿的是「科學地」建立的運動法則，通過模仿過程使理解整合起來。意識形態的論證一向是一種邏輯推論，對應於前面提及的兩種意識形態因素——運動的因素和從現實與經驗中解放出來的因素——首先因為它的思想運動並不產生於經驗，而是自我產生的，其次，因為它將取自經驗的現實中惟一要點轉變成一個公理的前提，從此以後就使論證過程完全脫離進一步的經驗。一旦確定了它的前提和它的出發點，經驗就不再干涉意識形態思維，它也不能由現實來教導。
極權主義統治者用來將他們各自的意識形態轉變為武器的手法（它可以迫使他進人恐怖運動）欺人耳目地簡單而且不顯眼：他們極其認真地採用這些手法，將它們因為自己的最高天才——冷冰冰的推理（希特勒語）和「辯證法的無情規律」——著手驅使意識形態的含意進人邏輯上連貫一致的極端，在旁觀者看來，這簡直「原始」到荒謬的地步：一個「垂死的階級」包括該死的人：「不適宜生存的種族」應該被消滅。誰若同意有「垂死的階級」這一種東西存在，但是不得出應該殺死它們的成員的結論，或者同意生存權與種族有關、卻又不得出殺光「不適宜的種族」的結論，那麼很明顯地不是愚蠢就是膽怯。這種嚴格的邏輯性作為行動的指導，滲透到極權主義運動和極權主義政府的整個結構。希特勒和斯大林雖然並沒有為他們的運動的觀念和宣傳口號增加任何一種新思想，但是僅憑上述原因，就應該認為他們是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專家。
這些新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專家與他們的先驅者之間的區別是，吸引他們的首先不是意識形態的「觀念」——階級鬥爭與對工人的剝削，或種族鬥爭與關心日耳曼民族——而是從中可以發展的邏輯過程。根據斯大林的說法，不是觀念，也不是預言，而是「不可抗拒的邏輯力量完全征服了（列寧的）聽眾」。馬克思認為，當觀念抓住了群眾時，就產生了力量；發現力量，不是為了用於觀念，而是為了用於它的邏輯過程「好像一種強有力的觸角從四面八方抓住你，你好像被老虎鉗夾緊了，你無力逃脫；你要麼投降，要麼下決心徹底輸盡。」只有當實現極權主義的主張——實現無階級社會，或成為主人種族——到了緊要關頭時，這種力量才顯示出來。在實現的過程中，意識形態為了吸引群眾而賴以為基礎的原初實質問題——剝削工人, 或德國的民族抱負——慢地失去了，好像已被過程本身吞噬；正是根據「冷冰冰的推理」和「不可抗拒的邏輯力量」，工人們在布爾什維克統治下甚至失去了過去在沙皇壓迫下都能准許的那些權利，德國民眾蒙受戰爭苦難，這場戰爭根本不考慮日耳曼民族生存的最低需要。正是在意識形態政治的本質中——不是為了自我利益或渴望權力而產生背叛——意識形態的真正內容（工人階級或日耳曼民族）原先引起了「觀念」（階級鬥爭是歷史法則，或種族鬥爭是自然法則）現在卻被用來執行觀念的邏輯吞噬了。
極權主義要求取代孟德斯鳩的行動原則，但是製造受害者和殺人者的卻不是意識形態本身——種族主義或辯證唯物主義——而是它的內在邏輯性。在這一方面 希特勒像斯大林一樣，非常喜歡那種最有說服力的論證；你若不說Ｂ和Ｃ等等，一直說到無數字母的末尾，你就不能說Ａ。在這裡，邏輯性的強制力量看來有其根源；它產生於我們對自相矛盾的恐懼。布爾什維克的整肅成功地使它的受害者坦白他們從未犯過的罪行，在這個程度上，它主要依靠這種基本恐懼．並且爭辯如下：我們都同意一個前提，即歷史就是階級鬥爭，也同意黨在從事階級鬥爭中的角色、所以你知道，從歷史角度來說．黨是永遠正確的。（托洛茨基說：「我們只有和黨在一起，並且依靠黨，才會正確，因為歷史提供的惟一正確道路就是這樣。」）在這個歷史時刻，根據歷史法則，一定會犯某些罪，而黨知道歷史法則，必須懲罰之。至於這些罪行，黨需要罪犯；也許是黨知道罪行，但是不知道誰是罪人；比清楚地知道誰是罪犯更重要的是懲治罪行，因為倘若沒有這種懲罰，歷史就不會進步，而只能在它的過程中倒退。所以，你要麼是犯了罪，要麼響應黨的召喚，去扮演罪犯的角色——在這兩種情況下，你都在客觀上變成了黨的敵人。如果你不坦白，你就不再能通過黨來推動歷史，就變成了真正的敵人。這種論證的強制力量是：如果你拒絕你就自相矛盾，由於這種自相矛盾，就使你的整個生命毫無意義；你說的Ａ，透過它邏輯地產生的Ｂ和Ｃ，主宰了你的整個生命。
極權統治者依靠強迫力（compulsion），使我們能夠強迫自己，為了有限動員那些統治者仍然需要的群眾；這種內在的強迫力是邏輯性的暴政（tyranny of logicality），除了人開價創造新事物的偉大能力之外，任何東西都不能和它對抗。邏輯性的暴政開始於思維服從邏輯這一個永不終止的過程， 依靠這個過程，產生他的思想。由於這種服從，在他向外在的暴君低頭，放棄他的行動自由時，也放棄了自己的內心自由。自由作為人的一種內在能力、與他開始做人的能力是一致的．正如自由作為一種政治現實，與人際活動的空間一致。邏輯和有說服力的推論無法控制事物的開始，因為邏輯之鏈是以前提的形式，假設了開端、就像需要恐怖，以免每一個新人的誕生會產生一個新的開端，提高他在世界上的聲音，邏輯性的自我強制力量也必須動員起來，以免有人會開始思考——思考作為人類一切活動中最自由、最純粹的行動，恰恰是推論的強迫性過程的反面。極權主義政府只有在這種程度上才能太平；它能發動人自己的意志力量，以便迫使他進入歷史或自然的巨大運動，這種運動很可能利用人類作為它的材料，而根本不知生與死為何物。
極權恐怖的強制力量用它的鐵掌，迫使孤立的人組成的群眾集合起來，並且在一個對於他們而言已變成荒野的世界裡支持他們，而另一方面。邏輯推論的自我強制力量使每一個個體在他獨自的孤立狀態中反對一切他人。又相互對應，相互需要，目的是啟動恐怖統治的運動，並且使它不停地運動。正如恐怖（即使在極權之前還僅僅是暴政形式）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關係，邏輯思維的自我強制破壞了和現實的一切關係。當人們與同伴們失去接觸，也和周圍的現實失去接觸時，極權恐怖的準備工作就完成了；因為在失去這些接觸的同時，人們也失去了經驗和思想的能力。極權主義統治的理想主體不是忠誠的納粹或忠誠的共產黨人，而是民眾對於他們來說，事實與虛構（即經驗的真實）之間的區別，真與偽（即思想的標準）之間的區別已不復存在。
我們在做這些考慮的一開始提出的問題，以及我們現在回來討論的問題，就是在人們的共同生在中，什麼樣的基本經驗滲透進了一種政府形式，這種政府的本質是恐怖，它的行動原則是意識形態的邏輯性。很明顯，在先前各種形式的政治統治中，從未使用過這種組合。還有，它所倚仗的基本經驗必定是人類經驗和人們熟悉的經驗，因為在一切政體中，即使這種最「有創造性的」政體也是由人發明的，多少回應了人的需要。
我們經常觀察到，恐怖只有對那些相互隔離孤立的人才能實施絕對統治，所以，一切專政政府主要關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這種孤立。孤立會成為恐怖的開端；它當然是恐怖的最肥沃土壤；它總是恐怖的結果。這種孤立本身就是極權主義的前兆；它的標誌是無能，在這個範圍內，力量總是來自於人的共同行動，即「一致行動」（acting in concert）（伯克語）；根據定義，孤立的人是無力的。
孤立（isolation）和無能（impotence），亦即根本沒有行動能力，一向是暴政的特點。人與人的政治接觸在專制政府之下被切斷了，人類的行動能力和力量落空了。但是，並非人際一切聯繫都被切斷，並非一切人類能力都被摧毀。私人生活的整個領域，以及經驗能力、建造能力、思想能力都還未觸動。我們知道，極權恐怖的鐵掌不留這種私人生活的空間，極權主義邏輯的自我強制摧毀了人的經驗能力和思想能力，正如它當然摧毀了人的行動能力一樣。
在政治領域，我們所說的孤立是指社會交往方面的孤獨。孤立與孤獨（loneliness）不一樣。我可以是孤立的——處於我無法行動的情景，因為誰也不會與我共同行動——但是不孤獨；我也可以是孤獨的——處於我作為一個人而感到自己被所有的人類同伴遺棄的情景——但是不孤立。孤立是一種人被驅入的絕境，他們的政治生活、他們追求一種共同目的的共同行動都被摧毀。然而孤立（儘管會摧毀力量和行動能力）不僅未影響人的所謂生產性活動（productive activities），而且也是這種活動所必需的。人只要他是一個製作工具的人（homo faber）就會傾向於使自己孤立，暫時離開政治範圍。製造（fabrication；poiesis，指製作物品），一方面與行動（action；praxis）有區別，另一方面與單純的勞動有區別，總是在某種脫離共同關注的孤立狀態下進行，無論其結果是一件工藝品還是一件藝術品。人在孤立中仍然與作為人類建制的世界保持接觸；只有當最基本形式的人類創造活動（人在共同世界裡增加自己的某種東西的能力）被摧毀了，孤立才變得令人完全無法忍受。當一個世界的主要價值受勞動支配，一切人類活動都被轉變成勞動時，才會發生這種情形。在這種條件下 只有純粹的勞動努力（即努力保持生命）被拋棄，而人與作為人類建制的世界的關係也被打破。在政治行動方面失去地位的孤立的人也會被物的世界拋棄，其前提是他不再被看做是製作工具的人，而被看做是勞動的動物（animal laborans），他的必要的「自然新陳代謝」與任何人無關，孤立因此就變成了孤獨。以孤立為基礎的暴政一般不觸及人的生產能力；但是，對「勞動者」的暴政（例如古代對奴隸的統治）會自動地成為對孤獨（而不僅僅是對孤立）的人的統治，而且傾向於變成極權主義。
孤立只涉及生活的政治方面，而孤獨涉及整體的人類生活。極權主義政府像一切暴政一樣，不摧毀公共生活，亦即假如不用使人孤立的方法來摧毀人的政治能力。就無法存在。但是，極權統治作為一種政府形式是不同於以往的，因為它不滿足於這種孤立，並且要摧毀私人生活。它的自身基礎是孤獨，是根本不屬於世界的經驗，這是人類經驗中最徹底、用絕望的一種。
孤獨是恐怖的共同基礎，是極權政府的實質，而對於意識形態與邏輯性（即準備它的殺人者和受害者）來說，與無根和成為多餘的情境緊密相關；自從工業革命開始以來，這已成為對現代群眾的詛咒；而在19世紀末，隨著帝國主義的興起，它變得更加尖銳；在我們這個時代，卻成了政治制度和社會傳統的崩潰。無根意味著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立足之地，不受別人的承認和保障；成為多餘者意味著根本不屬於這個世界。無根可出成為變成多餘者的先決條件，正如孤立可以（但並不一定）成為孤獨的先決條件一樣、孤獨自身並不考慮其最近的歷史原因與它在政治中的新作用，它同時與人類的基本要求相反，也與每一個人生活的根本經驗之一相反。即使是物質與感官的世界的經驗，也取決於我同其他人的接觸，取決於我們的共同感覺（common sense），共同感覺規範並控制其他一切感覺，若無共同感覺，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被封閉在自己特殊的感覺資料中，而這種感覺資料自身是不可靠的。正因為我們有共同感覺，正因為不是一個人，而是許多人生活在地球上，我們才能相信自己的直接感覺經驗。然而，我們必須提醒自己，終有一天，我們將不得不離開這個共同世界，而它卻一如既往地存在，為了實現孤獨狀態這種被一切事物和每一個人拋棄的經驗，相對於其同世界的繼續存在而言，我們都是多餘者。
孤獨不是孤寂（solitude）。孤寂要求獨處，而孤獨卻在和其他人在一起時因明顯地顯示出來。除了幾句離題的話之外——通常包裝著一種弔詭的氣氛。例如古圖（Cato）的話：「他從來沒有比他獨處時更少孤獨」，或者說，「他從來沒有比他在孤寂中更少孤獨」——似乎希臘血統被解放的奴隸哲學家埃皮克提圖（Epictetus）首先區別孤獨和孤寂。從某種方面來看，他的發現是很偶然的，他的主要興趣既不是孤寂，也不是孤獨，而是獨處，其義為絕對獨立。埃皮克提圖認為（《論文集》[Dissertations]，第3卷，第13章），孤獨的人發現他被其他人包圍，他和他們無法建立聯繫，也不知究竟與誰敵對。孤寂的人卻相反，他是孤獨的，因此「可以自顧自」，因為人有能力「自言自語」。換言之，在孤寂中， 我和「自我」（self）共處，因此合二為一，而在孤獨中，我實際上是被眾人拋棄的一個人。嚴格說來，一切思維都在孤寂中進行，是我與自己的對話；但是這種合二而一的對話並不失去與我的同類夥伴世界的接觸。因為他們在自我中表現出來，我和這個自我進行思想的對話。孤寂的問題是，這種合二為一需要他者，以便再度變成一個人：一個不可改變的個體，他的身份從來不會與其他任何一個人的身份搞錯。為了確認我的身份，我完全依靠其他人；正是對孤寂者的同伴情誼這種偉大的救世恩惠使他們重新變成「整體」，使他們免於進行其身份曖昧不明的思想對話，恢復了使他們用一個不可改變的個人的單獨聲音說話的身份。
孤寂可以變為孤獨；這發生於我完全靠自己來拋棄自我之時。孤寂的人永遠處於變成孤獨的危險之中，他們不再發現同伴情誼的拯救恩惠可以使他們免於兩重性、曖昧和懷疑。從歷史角度來看，似乎這種危險變得巨大到足以引起別人注意，僅在19世紀的歷史中才有記錄。它清楚地顯示出，當哲學家們（只有對他們來說，孤寂才是一種生活方式和工作條件）不再滿足於「哲學只是為少數人的」，開始說出，沒有人能「理解」他們。在這一方面，最典型的軼事發生在黑格爾臨死之前，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偉大的哲學家都說不出這樣的話來：「除了一個人之外，誰也不瞭解我；而他也誤解了我。」相反，一個孤獨者發現了自己並開始孤寂中思想對話的機會總是有的。這似乎發生在尼采在席斯瑪莉亞（Sils Maria）構思查拉圖斯特拉之時。在兩首詩中（《席斯 瑪莉亞》[Sils Maria]及《 來自高山》[Aus hohen Bergen]），他敘說了落空的期待和孤獨者在渴望中的等待，突然「到了中午，一變成二……確信一致的勝利，我們用最大的盛宴賀慶；我友查拉圖斯特拉蒞臨，他是嘉賓之中的嘉賓」。
孤獨令人無法忍受的原因是，失去了可以在孤寂中實現的自我，但是又只能靠同類的信任才能肯定自己的身份。在這種情形下，人失去了對自身的信任（自身本應是他的思想的合夥人），也失去了存在於一個為提供經驗而必須有的世界中的基本信心。自我與世界，思維能力與經驗，都同時失去了。
人類思維的惟一能力（人類思維為了平安地發揮功能，就既不需要自我，也不需要別人，也不需要世界，當它與思維有關時，它獨立於經驗之外）是前提自明的邏輯推理能力。有說服力的證據之基本規則（二加二等於四之類的自明之理）是即使在絕對孤獨的條件下也不能顛倒的。這是人類一旦失去相互保證時可以依靠的惟一可靠「真理」，這也是常識；人為了經驗、生存，懂得他們在共同世界裡的道路，就需要依靠這種「真理」。但是這種「真理」是空的，或者說根本沒有真理，因為它並不揭示什麼。（如果像某些現代邏輯學家那樣將無矛盾定義為真理，這是否定了真理之存在。）所以在孤獨的條件下，自明之理再也不只是知識的手段，而開始多產地發展它自己的各種「思想」路線。以嚴格的自證邏輯為特點的思維過程（這明顯是毫無例外的）與孤獨有某種聯繫，這是路德（Martin Luther）曾經注意到的問題。（他對孤寂和孤獨現象的經驗是獨一無二的，他曾經敢於說「應該有一個上帝，因為人需要一個上帝，以使讓人能夠相信」。）他對於「聖經」文本有一句鮮為人知的評價。《聖經》上說：「人若孤獨，是不好的。」路德說，一個孤獨的人「總是從一件事來推斷另一件事，並且將一切事情想到最壞處」。極權主義運動的著名的極端主義中的確包含了這種「將一切事情想到最壞處」，在這一推論過程中，總是得出最壞的可能結論。
在非極權主義世界裡使人走向極權統治的是，孤獨（過去只是一種邊緣經驗，通常是在像老年這樣的邊緣社會條件下經歷的）變成了我們這個世紀裡日益增多的群眾的一種日常經驗。極權主義驅使和策動群眾進人的無情過程。像是對這種現實自殺式的逃避。「冷冰冰的推理」和「抓住你，好像被老虎鉗夾緊」的辯證法「強有力的觸角」似乎像一個無人可信賴、無物用倚靠的世界裡的一種最後的支撐物。正是這種內在強制（它惟一的內容是嚴格避免矛盾）似乎能在與其他人的一切關係之外證明一個人的身份。即使當他處於孤獨，這種內在強制也使他陷入恐怖的鐵拳，而極權統治嘗試絕不讓他獨處，除非是讓他處於孤寂的幽閉之中。運用摧毀人際一切空間、迫使人們相互反對的手法，甚至消滅了孤立的生產潛力。運用教導並且美化孤獨的邏輯推理的手法，使人知道，如果他放棄了整個過程由此開始的大前提，他就會完全失敗，連最小的機會——孤獨可以轉化為孤寂，邏輯對以轉化為思想——也被抹去了。如果將這種做法同專制政治的做法相比，似乎是找到了一種方法可以使荒漠運動起來，讓一陣沙暴掩埋地球上各個部分的居民。
我們今天在政治領域生存的條件的確受到了這種吞噬一切的沙暴的威脅。它們的危險不在於它們可能建立一個永恆的世界。極權統治像專制政治一樣，帶有它自己的毀滅性細菌。正如恐懼和產生恐懼的虛弱無能是反政治的原則，將人扔進一個與政治行動相反的情景，而孤獨和從孤獨中產生的最壞的邏輯——意識形態推理，代表了一種反社會的情景，包藏著一種摧毀一切人類共居的原則。但是，有組織的孤獨更是危險，遠甚於被一個人的殘暴和恣意妄為的意志統治下造成的未經組織之人的無能。它的危險在於威脅要向我們所知的世界報復——在這個世界裡，到處似乎都走到終點——在那一個從終結中產生的新的開端有時間宣告自己誕生之前。
除了這一類思考——它們作為預言。無甚效用，但很少給人安慰——以外，仍然存在著一個事實：我們時代的危機及其中心經驗帶來了一種全新的政府形式，它作為一種潛勢、一種始終存在的威脅、十分有可能從現在起就伴隨著我們，正如在不同的歷史時刻出現的其他形式政府，依靠不同的基本經驗，總是與人類相伴隨——無論有多少暫時的失敗——君主政治、共和政體、專制政治、獨裁政體及暴政。但是仍然存在著一種真理，歷史的每一次終結必然包含著一個新的開端；這種開端就是一種希望，是終結所能夠產生的惟一「神示」。開端在變成一個歷史事件之前，就是人的最高能力；從政治角度來說，它與人的自由是一致的。奧古斯丁說：「創造了人，一個開端形成。」這個開端由每一次新生來保證；這個開端確實就是每一個人。
（本篇為《極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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