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儒家運命論思想的核心概念
作者：朱淵清
文章來源：當代哲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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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簡《窮達以時》現存簡15支，存字287，有1字合文。簡兩端修削成梯形，簡長26.4厘米，2道編線。 就簡長內容看，《窮達以時》當屬「傳」的性質，《論語·衛靈公》「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黃人二先生指出《窮達以時》是《論語》此段的「傳」，有一定道理[1]。孔子困於陳蔡，引據歷史論述了自己的運命論思想，《窮達以時》較《衛靈公》更詳細地記載了孔子困於陳蔡時對子路等的談話，並且進行了理論的概括。
《窮達以時》所記，當有較確實的歷史事實依據；關於其基本內容的記述，大略相同地被編入多種早期儒家文獻中（有歷史新引據被補入）。郭店楚簡《窮達以時》整理者指出：「其內容與《荀子·宥坐》、《孔子家語·在厄》、《韓詩外傳》卷7、《說苑·雜言》所載孔子困於陳蔡之間時答子路的一段話類似，與後二書所載尤為相近。」[2]此外，《呂氏春秋·慎人》、《風俗通義·窮通》等也編入了基本相同的內容。
魏明帝時李康著有《運命論》[3]，性質不同於漢前各種彙編的文獻，但卻是系統論述儒家運命論思想的專門研究著作；不僅如此，《運命論》採取的具體論述方式和基本內容也完全扣合於《窮達以時》。《運命論》對一些基本概念的闡釋較《窮達以時》本文更為詳細清晰，有助於我們更好地把握孔子本人和《窮達以時》的運命論思想。
作為儒家重要的思想文獻，《窮達以時》在孔子思想的基礎上更明確地概括出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窮達以時，德行一也」，「窮達以時，幽明不再，故君子勇於反己」等命題，其中的核心概念「時」，其實是儒家思想從天命論折入人性論的關鍵，在思想史上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今試以上述文獻為基礎對此概念及相關問題進行討論。
一
《窮達以時》：「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分析整篇《窮達以時》思想，可以知道這裡的「天人之分」，並不是《荀子》強調的「天人相分」。《窮達以時》的「分」不是「分別」之意，而是指天人各有其所承當的職分。《禮記·禮運》鄭玄註：「分猶職也。」郭店楚簡《語叢一》：「知天所為，知人所為，然後知道，知道然後知命。」「天所為」、「人所為」就是其職分，也就是天人之分。《鶡冠子·兵政》：「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因物之然，而窮達存焉。」「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也是強調這種職分。《窮達以時》中的「天」既不是主宰之天，也不是自然之天，而是運命之天，《窮達以時》是儒家運命論思想的重要著作。
從商代到週末，主宰之天漸讓位於運命之天，天命論思想漸為運命論思想替代。運命不同於天命，天命是有意志有目的的，而運命背後卻沒有明顯的意志與目的。
商代人的觀念為宗教信念所佔據，他們認為，人的一切完全決定於外在的神，也就是天、帝。周人以蕞而小邦一朝克滅承繼天命的商王朝，周公等分析其中原委，認定天命會有轉移，如果得天命統治天下者不修其德，他人就會革其舊命，而另獲天命成為新的天下統治者。周初人面對不久前的歷史由此就產生了憂患、敬德、命哲的思想，終於在絕對信仰的宗教情感外，培養出了由人自己承當責任的人文意識。「天命靡常」（《詩·大雅·文王》）、「天不可信」（《尚書·君奭》）思想越益發展，到了西週末年，《小雅》詩中充滿對天的詛咒，人格神的天的權威瓦解，主宰之天轉向運命之天。
孔子對於天的態度比較寬鬆，他所說的天有主宰之天，《論語·八佾》：「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子罕》；「吾欺誰，欺天乎。」《雍也》：「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憲問》：「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孔子也說自然之天，《論語·陽貨》：「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還說運命之天，雖然孔子對運命之天的正面解釋可能並不多。《論語·公冶長》：「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但孔子相信自己在五十歲之後已經「知天命」。《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運命之天落於人，就是死生、窮達。現實之人有生老病死，有富貴、貧賤，這是人的運命。人的運命和天的運命是同一的。孔子五十歲而知天命，他已經能夠把握自己的命運了。
運命之天落於社會國家，就是統一和分裂，治理和戰亂，社會國家的運命和天的運命也是同一的。《運命論》：「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這裡的運、命、時其實都一樣是指運命。
窮達以時，人的運命也稱為時。對於人而言，運命既有死生絕對的存在方式，也有窮達變化之時。《莊子·秋水》：「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時也就是變動不居的時間；對於處於窮達變化中的人而言，是時機。《窮達以時》：「遇不遇，天也。」《荀子·宥坐》、《韓詩外傳》卷7大致相同的一段中表述為：「遇不遇，時也。」《荀子·宥坐》：「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韓詩外傳》卷七：「不遇時者眾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
《窮達以時》的「天人之分」到底是如何實現的呢？孔子的思想中，人又如何能夠承當起自己的運命呢？
二
《論語·顏淵》：「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所聞，應該還是來自於孔子，難道孔子真是聽憑完全外在的運命而不主張人的努力修行的嗎？當然不是，子夏這裡僅僅是講到了作為運命而存在的天、命，至於人對於運命的承當和把握，其實為孔子及其後學所特別重視。
「窮達以時」，生死只是表明人的客觀存在狀況，關係於此的「時」因此還是外在的運命。《運命論》：「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所謂貴賤，當然可以指社會階級身份的區分，但也可以是指品德的區分，孔子困於陳蔡時向弟子強調的正是這面對困境時的人的品德力量。孔子用自身的品德修為來面對窮達之時，賦予了人對於運命的主動。
「時」即是變化的客觀形式，也是人關於變化的觀念，是人對於年月日夜變化的認識，因此「時」是個主客觀相合的概念。孔子將流水比時間，《論語·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時間如流水永逝不回，流逝而去的時間就是歷史。
對當下「時」的判斷因人而異，人因此做出自己對於時機的選擇。孔子認識到，人的品德能夠決定人對「時」作出的判斷和選擇，人的這種判斷和選擇反過來就決定了人自己的將來。時變動不居，人應時而動，這是因為天道和人道是一致的，天道以陰陽日月而變化，人道順之變化。人的品德因為不斷的修養而與時俱進，人不斷反思自身修養對應過去之時的變化，從而能夠知道當下之時，因為知時所以對變化之時就能不斷做出新的判斷和選擇。因此如果人通過自身的修養努力，在變動的時間中能夠保持品德，就能知時從而主動地把握運命之「時」，掌握自己的運命，成為命運的主人。這種能夠不斷修養品德而知時能把握自己命運的人就是孔子說的君子。孔子不以社會身份地位而以人的內在品德區分人；並以人內在品德的修為作為人對於運命的主動進取。
孔子用君子、小人來區分人的品德。根據《論語·衛靈公》，孔子困於陳蔡時對子路等弟子所談論的中心是君子、小人在窮困面前的不同。《衛靈公》：「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因為孔子非常不滿其時的世道，所以君子知時而不屑聞達於這種世道之中，只能「固窮」。
君子、小人是完全對立的品德區分，孔子從許多角度示例了他對君子、小人的區分。
《論語·為政》：「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裡仁》：「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裡仁》：「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述而》：「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慼慼。』」《顏淵》：「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顏淵》：「孔子對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子路》：「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憲問》：「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憲問》：「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衛靈公》：「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衛靈公》:「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陽貨》：「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君子、小人之分是對立品德之分，而不是社會身份之分，《雍也》：「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孔子區分君子、小人兩種對立的品德有沒有標準？這個標準是否客觀？就現實存在的完整社會我們能夠客觀地根據一個人的財產、職位等來區分他的社會等級，但是區分人心品德的標準卻無法做到客觀。孔子所評判的品德並不是當下時的存在，而是歷時變化的過程。孔子評判人的品德，區分品德完全對立的君子、小人，用的是來自歷史的經驗和知識。孔子困於陳蔡時對弟子講述就是歷史，孔子以歷史的經驗知識解釋運命。（這種做法被不斷延用，李康《運命論》就有意識地大幅例舉了孔子本人的例子。）但歷史的舉證總是被選擇的，歷史因為有無限的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的具體事實，所以歷史是永遠無法自足證明結論的，對歷史的認識始終建築於個人當下價值觀判斷的基礎之上。孔子以周代尊卑等級的禮制為標準，孔子對德的評判擺脫不了成王敗寇的歷史功利主義。孔子用過去歷史作為校正自身修養的坐標，從而達到的君子知時而把握命運時機的設想因此是受制於歷史主義的思想。
三
君子知時，君子能夠判斷並選擇時，從而在變化之中把握自己的運命；窮達以時，君子因為知命所以能夠泰然對待窮達。孔子認為，對於現實的貧富，君子能夠做到貧而不諂，富而好禮。君子安貧之關鍵在於其所追求的是道。天道是和人道一致的，所以人的德應該順應天道。君子修德，所以天道行則其命貴，天道廢則其命賤。君子追求天道修德而知天命，君子的窮達運命因此是和道連在一起的。對於國家的有道或無道，君子應該保持其鮮明的態度。孔子不滿於當時的社會，認為處於無道亂世的君子固窮。因為孔子的國家社會學說建立在尊卑等級的西周禮制上，所以孔子評判的有道無道以是否符合這套禮制為標準。
孔子說自己五十歲而知天命。君子知時，故能判斷並選擇時機，從而把握自己的命運，小人則不知時而行險徼幸。
《堯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與《窮達以時》同樣出自子思學派的《中庸》曰：「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因為知時，君子所以能夠泰然對待窮達。
《窮達以時》：「窮達以時，德行一也。毀譽在旁，聽之弋，毋之白。」[4]《荀子·宥坐》：「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家語·在厄》：「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敗節。」《韓詩外傳》卷七：「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運命論》：「聖人處窮達如一也。」《運命論》：「然則聖人所以為聖人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
對於現實的貧富，君子能夠泰然處之，貧而不諂，富而好禮。孔子對學生顏回在這方面的修養尤為讚賞。
《論語·衛靈公》「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學而》：「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述而》」：「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述而》：「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雍也》：「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安貧可貴，孔子強調君子之所以能夠安貧關鍵在於其追求的是道。
《論語·裡仁》：「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憲問》：「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泰伯》：「子曰：『三年學，不至於谷，不易得也。』」《衛靈公》：「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裡仁》：「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述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天道是和人道一致的，所以人的德應該順應天道。君子修德，所以天道行則其命貴，天道廢則其命賤。君子追求天道修德而知天命，君子的窮達運命因此是和道連在一起的。
《憲問》：「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孟子·離婁上》：「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運命論》：「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道之廢也，命之將賤也。」
對於國家的有道或無道，孔子堅持君子應保持其鮮明的態度。
《公冶長》：「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公冶長》：「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泰伯》：「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憲問》：「憲問恥。子曰：『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 《憲問》：「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衛靈公》：「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八佾》：「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孔子本人深深不滿於其所處時代社會，以為天下無道，禮崩樂壞，征伐僭越，他提出克己復禮，夢想的是恢復周初的禮樂盛世，他還四處奔走各諸侯國並廣招學生以求宣揚自己的學說。孔子的國家社會學說建立在尊卑等級的西周禮制上，因此孔子認為的天下的有道無道以是否符合這套禮制為標準。《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四
春秋時人熱衷於通過研究「數」來知道運命，孔子卻從卜筮書《周易》中發掘出全新的內涵。孔子超越了他的時代，強調應該通過修德來把握自己的運命。馬王堆帛書《要》：「子曰：《易》，我復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有仁囗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者也。」
孔子讀《周易》韋編三絕，馬王堆帛書《要》：「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孔子的學說思想深受《周易》的影響。《論語·述而》：「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周易》貴時。《周易》是命運卜筮之書，講的就是變化，變化也就是時，一卦有一卦之時，一卦之中又有初、二、三、四、五、上各爻的變化。所以王弼《周易略例·明卦適變通爻》說「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周易》「時」的觀念即來自於人最初對天道的認識，即人對於年月、晝夜、晦朔變化的觀念。《周易》對人的要求，一切以時為轉移，沒有絕對的吉凶悔咎。
孔子融會貫通了《周易》的思想，孔子思想的內在基礎是對時的把握。呂紹綱先生強調說：「仁與義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不過，這個核心是第二位的，它要受前一個核心即時觀念的制約。」[5]《易傳》中有大量關於時的論述。《蒙·彖傳》：「時中也。」《大有·彖傳》：「應乎天而時行。」《隨·彖傳》：「而天下隨時。」《遯·彖傳》：「與時行也。」《艮·彖傳》：「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豐·彖傳》：「與時消息。」《彖傳》在解釋《豫》、《隨》、《頤》、《大過》、《坎》、《遯》、《睽》、《蹇》、《解》、《姤》、《革》、《旅》十二卦時特別強調了「時」之義，十二卦內容上都有反面性，但用《易》者如果理解其中的時，把握時之變化，就會有正面的效用。《彖傳》即使不是孔子親作，也是符合孔子思想的；孔子繼承了《周易》變化的「時」的觀念。
孟子認為孔子本人最大的特點就在於把握「時」。《孟子·萬章下》：「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孔子自己說五十歲而「知天命」。《論語·述而》：「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孔子「老而好《易》」，晚年終於把握了《周易》的精髓。孔子困於陳蔡是在魯哀公六年（BC489），其時孔子63歲，有著豐富歷史知識智慧的孔子，在這樣的身處困境之際對《周易》的「時」已完全開悟了。
《說苑·雜言》在記述孔子困陳蔡談窮達這個內容時，比《窮達以時》等其他文本多出這樣一段：「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其他各種文本都不載這十分切合情景的一段，孔子困於陳蔡時或許並沒有能真正說這話，這段話可能是劉向從與孔子所傳《周易》相關的文獻中抄入並放在這裡的。但孔子困於陳蔡時的處境確實是「窮」，是「困」。另外，有證據表明孔子對《周易·困》確實有自己深刻的認識。
馬王堆帛書《繆和》：
繆和問于先生曰：「凡生於天下者，無愚智賢不肖，莫不願利達顯榮。今《周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敢問大人何吉於此乎？」子曰：「此聖人之所重言也，曰『有言不信』。凡天之道，壹陰壹陽，壹短壹長，壹晦壹明，夫人道?之。是故湯□□王，文王拘於牖里，〔秦繆公困〕於殽，齊桓公辱於長勺，越王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君困〔於〕驪氏，故古至今，伯王之君，未嘗憂困而能□□。曰：『美惡不□□□也。』夫困之為達也，亦猶□□□□□□其□□□□□□□□□□□□□，故《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此〕之謂也。」
《周易·困》講的是「困」，但其結果是「大人吉，無咎」，孔子用陰陽變化的天之道來解釋正反映了孔子對「時」的深刻把握。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是孔子在《系辭傳》中闡述的重要思想。
孔子深刻領悟《周易》貴時的思想，孔子的後學子思學派繼承了孔子思想，並理論概括出了《窮達以時》，提出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窮達以時，德行一也」，「窮達以時，幽明不再，故君子勇於反己」等基本命題，明確確立了「時」這個儒家運命論思想的核心概念。
五
君子修養自身，保持品德，從而知時而能把握自己的命運。所以在窮困的境遇面前君子能泰然處之。《論語·憲問》：「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君子致力自身修養，不顧旁人毀譽，聽到毀惡之言，也不去辯白。《窮達以時》：「窮達以時，德行一也。毀譽在旁，聽之弋，毋之白。」君子時刻精進於修養以待時機。《荀子·宥坐》：「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韓詩外傳》卷七：「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
《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君子修養品德，分知、仁、勇三個層次。《中庸》所說的三達德完全來自於孔子本人。《論語·子罕》：「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憲問》：「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中庸》：「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關於修養品德的知、仁、勇三個層次中的「仁」其實涵蓋了孔子提倡的仁、義、禮。所謂仁，是解決己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就是從愛自己的親人做起的愛人。所謂義，是解決己與人在社會中的階級、政治的關係的。禮是仁、義的外部形式，是社會中尊卑等級的規定。知是對仁、義二者的深刻認識。《孟子·離婁上》：「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勇是君子修養品德的態度。《窮達以時》：「窮達以時，幽明不再，故君子勇於反己。」 《中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窮達以時》「勇於反己」，從心從庸之字即是「勇」，不當釋讀為「敦」[6]。
孔子並非不言勇。《為政》：「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憲問》：「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陽貨》：「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根據《論語·衛靈公》，孔子困於陳蔡時對子路等弟子所談論的中心是君子、小人在窮困面前的不同。《衛靈公》：「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衛靈公》另外記載的孔子「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一語，和《窮達以時》提到的「君子勇於反己」相關，可能也是在當時情景下所說。君子之勇求諸於己。
君子勇於反己，勇就是不懼，君子的不懼特別就是對自己的反思，君子勇於反省自身。《論語·憲問》：「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顏淵》：「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孔子學生曾子日三省其身也就是勇於反己的功夫。《論語·學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君子勇於反己，所以行己有恥；君子勇於反己，所以決不文過飾非。《論語·子路》：「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中庸》：「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張》：「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君子勇於反己，勇敢反思自身不斷的修養對應過去之時的變化，從而能夠知道當下之時，因為知時而能主動把握運命之「時」，成為命運的主人。《窮達以時》：「窮達以時，幽明不再，故君子勇於反己。」君子勇於反己，是儒家內求心性之路，子思、孟子在孔子、曾子開闢的這條內求心性之路上不斷深入。「性自命出」、「人性本善」等命題的不斷提出，人性論思想成為儒家最可寶貴的思想。因此，「時」的概念是儒家思想從天命論折入人性論的關鍵。
根據思想的演進，在孔子和孟子之間，我們找到了《窮達以時》的位置。比較《中庸》的前半部分，我們更相信，《窮達以時》確是孟子之師子思思想的真實反映。
六
《窮達以時》和《中庸》前半部分的思想吻合。但《中庸》「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大德者必受命」，卻分明是天命論的命定思想。《中庸》：「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孔子是否真的可能有這樣的思想呢？
答案是肯定的。《論語·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孔子區分君子、小人之外，還存在其他概念。《禮記·禮運》鄭註：「大人，謂諸侯。」《左傳·昭公十八年》杜註：「大人，在位者。」《周易集解》卷一引荀爽注《乾·象傳》：「大人，謂天子見據尊位，臨長群陰，德施於下，故曰德施普及。」《春秋繁露·郊語》：「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大人之二說，鄭玄主有位者，荀爽主有位有德者。邢昺、朱熹都以為大人是有位有德者，基本上，大人、聖人應該就是同一概念。在《論語》中此外並未出現「大人」，但有「聖人」，《述而》:「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論語·季氏》的「三畏」只是強調了位、德的區分。
大人、君子、小人並論出自《周易》。《革·九五》：「大人虎變」，《革·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孔子不以社會身份區分人，而以對立的品德作為評判人的標準。但是，孔子的區分標準卻既如上文所論無法客觀，又不是完全的絕對，在以德區分的君子、小人之外，還有著以位以德存在的大人或聖人。因此，孔子從對立品德上區分人的理論還存在著根本上的不充足性，等級尊卑的禮制思想制約了孔子。儒家的人性論也永遠無法徹底擺脫命定論。
孔子心目中的聖人是歷史上有大德的君王堯、舜、禹、文王。
《論語·泰伯》：「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又：「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又：「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子罕》：「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聖人觀及其正朔觀、夷夏觀、興亡觀的背後都是成王敗寇的正統論歷史命定思想。
周初哲人借助歷史的經驗智慧推翻了神的權威，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從此興起；但歷史意義的評判是當下價值觀的功利性評判，權力更替的歷史意義的強調導致歷史主義的正統論思想根深蒂固。儒家歷史正統論思想本質上是歷史主義的命定論。
小結
儒家運命論思想繼天命論而起，認為人有生死、貧富、貴賤的運命。人的運命也就是時。窮達以時，「時」既可以表現為絕對的存在，也可以是相對的變化。人的運命因此既可以表現在絕對的生死狀態，也可以是相對的窮達變化。「時」即是變化的客觀形式，也是人關於變化的觀念。孔子由此提出人通過自身的品德修養的努力，能夠知時而主動把握自己的運命。孔子以品德而不是社會身份區分人，君子、小人是對立品德之分。君子修養品德，勇於反求諸己，儒家思想由此折入人性論，《窮達以時》標出的「時」的概念成為這個轉折的關鍵。但是，歷史主義正統論思想背景下的周代等級尊卑的禮制觀念制約了孔子，儒家從品德上劃分人的理論本身既不充足也不客觀。儒家的人性論因此也永遠無法徹底擺脫命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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