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責怪後現代主義者
作者：西姆
文章來源：哲學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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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圖亞特·西姆 著 吳萬偉 譯
斯圖亞特·西姆（Stuart Sim）答覆保羅·克里特（Paul Cliteur）為後現代主義辯護，認為懷疑主義可以為新歐洲故事做貢獻。
法國哲學家帕斯卡爾·布呂克內（Pascal Bruckner）指責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和提摩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宣傳等同於合法種族隔離形式的文化多元主義。他的激烈批評引起國際上的熱烈爭論，布魯瑪和阿什迅速做出反應。接著保羅·克里特（Paul Cliteur）批評布魯瑪和斯圖亞特·西姆（Stuart Sim）的「後現代相對主義」。下面是西姆的答覆。
文化多元主義（multiculturalism）是有缺陷和矛盾，但是如果用文化單一主義強行取而代之，仍然值得有人為它辯護。這就看如何理解這個概念。目前它越來越多被看作文化分離主義，實際上應該意味著和平共處、分享觀點、共同提高。不過，用「文化聚合主義」（polyculturalism）這個詞或許更準確些。但是，從根本上說，我看不出這種體制怎麼可能在沒有世俗主義的背景下實現。我個人認為宗教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力應該削弱，但是我很清楚這只是烏托邦理想。雖然如此，它不應該阻礙我們追求啟蒙思想的一個重要目標：把有組織的宗教從政治中剔除出去。一旦宗教干預政治，就可能產生滑向神權統治深淵的可怕後果。我不是僅僅指伊斯蘭，美國的基督教極端主義者、以色列的猶太教極端主義者也被同樣的理想所驅使，雖然暫時還沒有像伊斯蘭極端主義者那樣獲得渴望的成功。
看到文化多元主義在保羅·克里特(Paul Cliteur)手裡遭受不公平對待，我忍不住想強調懷疑主義（scepticism）在文化多元主義辯論中的作用，想為後現代思想的名聲辯護。如果能說服文化多元主義採取懷疑主義態度，承認所有的宗教和信仰體系都存在抗拒教條主義趨勢的懷疑主義歷史，它就仍然能為建構「新歐洲故事」做貢獻。問題不在伊斯蘭，或啟蒙思想，或文化多元主義，或後現代主義，或相對主義，而是教條主義，除非我們解決這個問題，否則我們都是治標不治本。
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說「我覺得克里特誤解了我的意思」，我也有同感。這次辯論中不管是觀點還是概念都可能存在很多誤解。我在這裡試圖澄清一些誤解，希望把辯論推向深入。辯論是一回事，歪曲對方的觀點是另外一回事。現在該重新討論我們使用的關鍵概念。
克里特指責我在《極端主義者的世界：教條的新黑暗時代》（Fundamentalist World: The New Dark Age of Dogma）中是後現代虛無主義者，我覺得非常奇怪。因為我非常謹慎特別指出我的意圖是把後現代思想中的精華與啟蒙思想的精華結合起來，我稱為「新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 Plus）以對抗教條主義。在後來的著作《信念帝國：２１世紀為什麼需要更多的懷疑》（Empires of Belief: Why We Need More Scepticism and Doub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我仍然抓住這個主題，關於這點我在下文中詳細闡述。我也同意布魯瑪啟蒙運動的最大成就是反對教條主義的觀點。帕斯卡爾·布呂克內（Pascal Bruckner）說啟蒙運動已經顯示出「有能力修正自己的錯誤」。現代性或許有很多的罪惡可以歸咎於它，但是現代性和啟蒙運動雖然有重疊，畢竟不能混為一談。我反對教條主義怎麼就成了虛無主義者呢，真是莫名其妙。
克里特最讓人質疑的地方是他連續不斷混淆概念以便攻擊對方的觀點。在他看來，懷疑主義就等於相對主義，相對主義就等於虛無主義。這是懷疑主義和相對主義實際關係的歪曲。懷疑主義在西方哲學中有長期和獨特的歷史（我在《信念帝國》中指出非西方的哲學傳統如伊斯蘭文化中也存在），作為對思想體系更寬泛思辯的內在批評者，懷疑主義的作用應該受到尊重而不是嘲弄。懷疑主義的主要敵人一直是教條主義，因為它讓我們重新思考所有聲稱絕對真理的假設：上帝的存在，上帝是唯一的真神，聖經或者其他神聖教義是上帝意志的直接描述；自由市場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管理國民經濟的方法等等。這些就是信徒們的信仰，他們拒絕贊同自己信望外的任何觀點是當今世界許多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根源。懷疑主義認為我們應該在缺乏證據支持的時候推遲下結論：我不覺得這樣做有什麼不對，相反，這是我們完全應該採取的態度。不加思考輕信別人是我們普遍的弱點，總是造成麻煩和災難。把任何流行的東西置於嚴格檢驗之下肯定是值得做的事情。
承認世界可以有多種多樣的解釋並不就是虛無主義，這種態度再次對抗了教條主義。從本質上說，相對主義是質疑世界存在絕對真理，恰恰是極端主義信徒聲稱存在絕對真理（當然是他們的信仰）。更糟糕的是，極端主義者拒絕承認其他觀點有任何合理性。你不能與他們辯論，不管是文化多元主義還是別的議題。
至於後現代主義，我根本不明白克里特對這個概念的解釋。後現代主義從許多方面挑戰權威，質疑我們價值體系背後的觀念。它是旨在讓我們重新思考現代性背後理想的戰術訓練，其中很多證明對我們的世界是有消極作用的。但是我覺得啟蒙思想的最好精神是不因為背後有傳統權威的支持就相信任何東西。如果克里特認為後現代主義在政治領域非常克制從不批評，那是他沒有考慮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著作，尤其是他對海德格爾法西斯主義和「猶太人」的激烈批評。利奧塔的哲學生涯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尋找積極參加政治的過程中度過的，從左傾的觀點看，是在尋找意識形態證明自己合理性時繞開的沒有考察的假設。
我也想反駁克里特說我「任何不是徹底相對主義的觀點都是極端主義觀點。」首先，我不知道「徹底相對主義的」（completely relativistic）到底什麼意思，其次，我在《極端主義者世界》中明確承諾我承認的東西可以被稱為「普遍價值」：機會平等，終結文化壓迫和傳統暴政（不管是宗教的還是別的），消除性別，種族，社會地位或者性慾傾向方面的歧視。這些在我看來很難說是虛無主義，我做出這些承諾恰恰是因為我討論的各種極端主義在否認這些價值的合理性。如果它是反對歧視的普遍價值，我當然非常願意贊同。
我在《信念帝國》中提出的觀點是我們需要鼓勵懷疑主義和遲疑不決來對抗教條主義和絕對服從。懷疑你的信念幾乎總比覺得它們不容置疑有道理。信念帝國的天然本能就是壓制異議人士，這在當今實在太普遍了。如果文化多元主義有什麼意義的話，它必須在任何信仰體系中確保異議人士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歡迎他們。伊斯蘭不會離開，但是非伊斯蘭信徒應該盡可能在該體系內激起爭論，讓異議人士的觀點得到廣泛傳播，是的，完全的懷疑主義來到伊斯蘭內部。伊斯蘭的變革將從內部出現。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它不應該受到來自外部的強力挑戰。我非常贊同布呂克內的呼籲我們應該盡可能支持伊斯蘭世界的反對派聲音，比如實踐證明有能力對公眾思想產生重要影響的創造性藝術家。
所以，如果要創造「一個新歐洲故事」，我們需要擔心的不是後現代主義，而是教條主義。提摩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提出「少點布呂克內，多點帕斯卡爾」，但是我寧願意這樣說：我們需要的是少點信仰，多點懷疑。
譯自：「Don't blame the postmodernists」 by Stuart Sim
作者簡介：斯圖亞特·西姆（Stuart Sim）英國桑德蘭大學（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批評理論教授，最新著作是《信念帝國：為什麼２１世紀需要更多懷疑》（Empires of Belief: Why We Need More Scepticism and Doub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愛丁堡大學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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