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寬德國當代哲學研究的領域
作者：龐學銓
文章來源：中國現象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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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哲學界對現代德國哲學給予了較多的關注,從意志哲學、現象學、詮釋學，再到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都取得了許多重要的翻譯和研究成果。但人們的注意力只集中於少數幾位著名的哲學家，且其中的絕大多數都生活於20世紀中期以前。而在20世紀中後期以來的幾十年間，當代德國的哲學研究同時極大地向前推進了，產生了許多重要的新理論新思想，出現了不少有國際影響的著名哲學家。對這些哲學家及其菱和思想，我國哲學界美洲不多，翻譯很少，研究幾乎還是空白。本文簡要綜述了這期間德國哲學在傳統理論研究上取得的新進展，出現的多元化、科學化的研究趨勢，以及研究重點向社會實踐方向的轉移等，同時特別推薦了圖根哈特、呂勃、魯曼、赫費和施密茨等幾位活躍於當今世界哲學舞台上的著名哲學家，期待引起學界重視，進一步拓寬當代德國哲學研究的視野。
20世紀的西方哲學學派林立，但從總體上看，大致可以歸為兩種方向：一是以科學和邏輯為基礎的方向,如科學哲學、分析哲學、語言哲學等等，代表這一方向的哲學家大多是專門科學領域裡的專家，其主要特點是他們幾乎拋棄了傳統哲學討論的問題。二是以胡塞爾創立的現象學方法為標誌的方向，如現象學、精神分析學、詮釋學、社會批判理論等。進入70年代以來，以所謂「後工業社會」為背景，西方哲學又流行具有人文傾向的所謂「後現代哲學」， 它涉及科學和人文兩大學科，是展現了哲學研究的新角度新視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十年間，現代外國哲學著名哲學家的主要或代表性著作大多被譯成中文在國內出版。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開始轉入對各種哲學思潮進行認真的反思和紮實的研究工作。從90年代中期（1995年）以後，現代外國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對重要哲學家思想的研究取得了相當多的成果。
與此同時，國內哲學界對現代德國哲學也給予了較多的關注。從尼采、叔本華的意志哲學，到胡塞爾、海德格爾的現象學、伽達默爾的詮釋學，再到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都取得了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對這些哲學家代表著作的翻譯，為我們全面準確地理解他們的思想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極大地推進了現代外國哲學研究的深入展開。
然而應當指出，儘管過去的20多年中我們對現代德國哲學的翻譯和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人們的注意力只集中於少數幾位著名的哲學家，除了像伽達默爾、哈貝馬斯這樣極少數哲學家生活於20世紀後期外，其餘的都屬於20世紀中期以前。而在我們對這些哲學家的著作和思想進行翻譯與研究的這幾十年間，當代德國的哲學研究同時極大地向前推進了，產生了許多重要的新理論新思想，出現了不少有國際影響的著名哲學家。國內西方哲學界因多種原因，對這些哲學家及其著作和思想，關注不多，翻譯很少，研究幾乎還是空白。我們應該拓寬視野，重視開展對20世紀中後期以來德國當代著名哲學家及其著作的翻譯和思想的研究。
上世紀70年代以來，德國哲學研究新的主要傾向和重要成果，可以概括為以下幾方面：
一、傳統理論研究取得新進展
1．範疇史研究成果豐碩。範疇史的研究是哲學和哲學史研究深入的重要標誌。德國哲學界在這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不僅有專門的範疇史研究雜誌，還出版了多套多卷本的範疇史、概念史和問題史著作，如《哲學基本概念手冊》（Handbuch philosophischer Grundbegriffe,Munchen,1973-1974）(6卷)、《偉大哲學家的基本問題)（Grundprobleme der gro?en Phlosophen, G?ttingen,1972-1992,13卷）。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應是《哲學歷史辭典》
（Historisches W?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asel , 1971-2005,12卷，另有一卷索引將於2006年出版)是。該詞典有1500餘位學者參與編寫，共有3670篇文章，由美茵茲科學與文學研究院負責，得到聯邦研究與技術部和柏林州科學、研究與文化評議會的支持，歷時35年完成，被許多學術機構和雜誌譽為必將對未來的精神科學產生不可估量的作用與影響。
2．哲學史研究視野廣闊。哲學界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興趣經久不衰，斯多亞學派和酉塞羅的研究也受到重視。德國的希臘羅馬哲學研究之全之深是眾所周知的。近年來的研究呈現出新特點,一是開闢了新研究角度；二是立足於新的哲學觀點進行詮釋。前者的代表性人物是蒂賓根大學的克雷默(Hans Kr?mer)教授，其主要著作《柏拉圖及其形而上學》（Platone e i fondamenti della metafisica. Milano 1982,到1994年已出第5版,有英文等多種譯本）開創了所謂蒂賓根柏拉圖學派。他們認為，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有對柏拉圖的未成文學說的詳細表述，除此之外，在柏拉圖對話背後，還有一種被隱藏起來的秘密學說，這主要應從其它的古代口頭文學上流傳下來的材料中去破譯。克雷默教授曾在給筆者的一封信中不無自豪地說:「如果人們認為，今天德國有創造性的柏拉圖研究都沒有離開蒂賓根學者所確立的柏拉圖新形象的範圍，這恐怕不是過分。」 克雷默的觀點引起很大轟動，但也有不少研究者認為，這種論據不足，包含了很多誇大成分。後者則是當代德國許多哲學家研究希臘哲學的基本方式，例如新現象學理論創立者赫爾曼.施密茨(H.Schmitz)，他在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亞里士多德的觀念學說》（Die Ideenlehre des Aristoteles，3Bd.，1985）；《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未成文學說》（Aristoteles und Platons ungeschriebene Lehre，1992）；《對象的起源》（Der Ursprung des Gegenstandes. 1988）。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許多人非常重視研究德國的啟蒙思想，討論它的歷史和現實作用，啟蒙運動中對當時天主教和封建王權提出了強有力的抨擊，啟蒙知識分子摒棄了傳統的束縛，在各個思想學術領域裡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同時對當時的社會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反省與批判，推動西方歷史進入近現代社會。康德就是其中理智上最深刻最有成就的代表。哈貝馬斯認為，啟蒙思想在戰後的德國，已成為一種或多或少理所當然的財產，它的基本要求在當代及未來社會中仍有存在的價值，並將發揮特有的作用。著名社會、歷史哲學家呂勃（H.Lubbe）對啟蒙思想及其影響作了系統研究，發表了一系列著作，如：《作為方向問題的進步》（Fortschritt als Orientierungsproblem.1975),《啟蒙運動後的哲學》（ Philosophie nach der Aufkl?rung.1980),《啟蒙運動後的宗教》（ Religion nach der Aufkl?rung.1986）,《啟蒙運動後的政治學》（ Politik nach der Aufkl?rung. 2001),《啟蒙運動後的科學與宗教》（Wissenschaft und Religion nach der Aufkl?rung.2001)。
3．關注形而上學的意義和可能問題。「拒斥形而上學」、「形而上學終結」的論題早在19世紀就提出，但在德國，圍繞這個問題的爭論到20世紀50年代才較激烈，60年代才為哲學界多數人所接受，70年代以來這種傾向仍在加強。這一方面反映了西方傳統哲學在科學、社會高度發展的當代所面臨的危機，另一方面也表現出人們在新的條件下尋求「哲學革新」道路的企圖。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似乎又出現對它重新評價的傾向。貝克曼(J．P．Beckmann)1988年9月在漢諾威作的題為《形而上學的綱要和存在論的責任——二十世紀形而上學的可能性》演講中指出：當代—些學者對西方哲學出現一種形而上學回歸的現象表示憂慮，是沒有根據的。20世紀的形而上學與古代不同，它不是以關於對象的論述和證明，而是以方法為摹本特徵的。至少自康德以來，形而上學已不是關於永恆真理的獨斷論的科學，而是對現實性及其認識的可能條件的一種批判研究。當代形而上學的形式有二種，對基本的存在的構想，對存在論責任的語言分析，二者不可分離。當然，今天對形而上學的討論，不是要回到亞里士多德的意義上去，而是要對之進行改造。1990年9月德國哲學大會上，阿佩爾(K．O．Apel)作了《現代還存在一種第一哲學的後形而上學範式嗎?》的報告，認為，今天仍應追求某種第一哲學，但這不是傳統的形而上學或其變種，來自現代科學主義及形而上學批判中的「還原主義」，對哲學研究的威脅比傳統形而上學更危險。
二、出現多元化與科學化的傾向
多元化指的是哲學研究吸取其它學科的方法，哲學各專業摒棄門戶之見，加強交流、對話和合作，也不再以學派標準來評價不同觀點，不再賦予某個學派以優先地位，多元化傾向的出現是與當代多元文化的狀態相適應的。第15屆德國哲學大會的重要特徵就是強調哲學多元化，大會在組織形式上就改變了以往做法，不是以不同哲學專業安排小組討論，而是使各學派、各學科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圍繞大會主題進行自由討論，大會主席施奈得巴哈(Sehnadelbach)教授在開幕式上指出：哲學應超越人文學科的範圍，成為人們在思維、認識和行為的基本原理範圍內尋找思想定向的一種嘗試，這也是哲學在當代的實際功用。」多元化的寬容造就了德國哲學研究的繁榮局面。
所謂科學化是指哲學與專門科學的結合，從而形成新的哲學分支或研究方向。近年來在這方面便出現了頗有影響的心理哲學和精神治療學、哲學治療學。
心理哲學用某種哲學觀點和方法論原則解釋心理現象。較有影響的著作如：布格(M.Bunge)和阿爾蒂拉(Ardila)合著的《哲學心理學》(Philosophische Psychologe.1987年)，特雷斯 精神治療學、哲學治療學，從廣義上說也屬於心理哲學。其目的是革新傳統的精神分析理論，從新的哲學的角度解釋醫學心理學現象。在這個領域，哲學家、心理學家和醫生密切合作，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由著名心理學家佩措爾德(H．Petzold)和利施（G.Risch）主編的《革新的心理治療學和人的科學》（Innovative Psychotherapie und Humanwissenschaften,Paderborn）叢書，到1998年已出60餘種著作，內容涉及身體和精神治療，心理學和醫學，人的知覺、情感、意志和思想各方面。其中施密茨的《身體和感情》（Leib und Gefuhl,1992）一書提出的「哲學治療學」思想，引起哲學、心理學和醫學界很多人的重視，被認為是給從身體方面理解精神病的現象和把握心理治療帶來了「真正的革新」，並為「醫生和病人的合作活動提供了許多可能性」(見該書編者前言)。
三、向社會-實踐方向轉變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當代西方哲學中出現了一種引人注目的新動向，可以稱作「實踐理性轉向」。這主要是指西方主流哲學界在經歷了邏輯實證主義的元倫理學階段和後實證主義的自然主義階段之後，恢復了對價值的理性基礎、規範的根源和辯護以及倫理學與存在論的關係等實踐理性的傳統主題的興趣。無論是在研究的主題、範式、方法方面，還是在取得的成就和產生的影響方面，「實踐理性轉向」都可以說是繼「語言學轉向」之後西方哲學發展中的又一次重大轉折，是實踐哲學的復興。這一轉向在當代德國表現也十分明顯，並且是德國繼續成為哲學思想創新之源的重要原因。
這種向社會-實踐方向的哲學轉變，集中表現在要求人們關注現實、研究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當代社會生活條件、人及其生存的環境、人自身的創造性活動、生存意義及現實提出的種種哲學問題。所以，實踐哲學的復興與繁榮，其原因在於：?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生態各種問題和內容相互滲透，需要從哲學上對它們作最一般的分析，研究它們的基礎問題。?需要對各種問題的價值提出評價的標準，作出評價並提供論證。實踐的需要推動著實踐哲學的繁榮。
哲學的這一轉向首先涉及關於哲學在當代的命運問題。一些人悲觀地認為，哲學已經衰落了。漢堡大學勒維特(K．Lowitth)稱「今天已不再有真正的哲學了。」但許多哲學家持相反態度，哈貝馬斯曾指出：哲學的最主要職能是批判，德國哲學的力量就在於它具有批判的潛力。著名技術哲學家倫克(H．Lenk)教授認為，當代哲學的功能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使人們超越具體科學界線，對普遍的問題感興趣，形成關於一般的觀點；?使哲學家成為一個敢於不斷探索的專家，?訓練人們在討論問題時嚴格的邏輯思維規則；?使人們對現實作出批判性思考；?哲學永遠是時代精神的反映，具有建設性價值；?面對現實社會問題的各種挑戰，哲學家能夠也應當採取適當的態度。
倫克教授提出了關於當代實踐哲學和哲學家任務的十個綱領性論題：?實踐哲學可以承擔起哲學的一般任務；?哲學必須依據社會生活及其變化，提出道德標準、評價道德規範，而不能提供道德系統的最終原則；?今天哲學研究不能完全與專門科學及生活實踐分離，必須進行跨領域跨學科的合作；?這種跨學科的合作與滲透，有助於純哲學研究的深入和發展；?審查和批判性地討論哲學基本前提，對於哲學的特徵和思潮的長期起作用是必要的，對其它意識形態擺脫危機是必需的；?在追求世界最後根據的形而上學希望落空以後，哲學的迫切任務是充分表達關於社會的指導觀念和結合實際的綱領；?哲學有必要負起新的社會和公眾義務，提出新的綱領性觀點，創建專門領域如經濟、計劃、技術等哲學。?哲學要為科學提供一種超越經驗科學的方法，描述科學、價值和規範領域的基礎問題；?哲學家之間要進行蘇格拉底式的對話。?哲學家需要進行一種新的公眾工作，去除晦澀的學院式語言表述和德國式的深奧論證。
德國哲學實踐轉向的代表是法蘭克福學派，其中最有影響的自然是我們已經比較熟悉的哈貝馬斯，同時還有一批著名的哲學家。
四，推薦幾位值得重視的哲學家
筆者幾年前曾向一位德國教授請教他眼中的當代在世德國著名哲學家，他認真地列舉了若干哲學家及其代表著作，除了公認的哈貝馬斯、伽達默爾（2002年逝世）外,其餘的這些哲學家還基本上未進入我們的視野，對他們的著作及思想的譯介、研究更是屈指可數。這裡我想特別推薦幾位哲學家，期待引起學界的重視。
1、圖根哈特（ Ernst Tugendhat）。圖根哈特1930年出生於捷克斯洛伐克的布爾諾。父母親均為猶太人。1938年，他們一家流亡到瑞士，1941年赴委內瑞拉。1946至1949年，在美國斯坦福大學攻讀古典哲學。隨後於1949年在德國弗萊堡大學繼續哲學學習，並拜海德格爾為師，1956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66年在蒂賓根獲得大學授課資格。1966年至1975年間，在海德堡大學任哲學教授，之後在施塔恩貝格 (Starnberg) 從事馬克斯·普蘭克研究所的一個關於探討科學與技術世界之生活條件的課題研究。1980年至1992年，任柏林自由大學哲學教授。1999年開始擔任蒂賓根大學名譽教授至今。圖根哈特被認為是當代德國語言分析哲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圖根德哈特用分析哲學的方法探討諸如利已主義、利他主義、死亡意識、宗教與神秘以及區別人與動物的不同「自我」等一些人類學的基本問題，強調人與其他動物的區別就在於人可以通過語言結構闡述其生存及行動之理由，也即在於人具有實踐理性。從1976年開設《語言分析哲學導論》講座起，他就把語言哲學視為哲學的基礎學科，並致力於用語言哲學把傳統的存在論問題引向形式語義學。他同時從語言哲學出發探討倫理和宗教問題，認為人具有的實踐理性能力反過來又成為製造人自身煩惱的工具，而煩惱是痛苦之源，宗教與神秘主義的根源正是痛苦；他用語言分析的方法探索神秘主義，肯定神秘主義能夠改變人的自我理解，比宗教更具有哲學人類學的意義，又以神秘主義來突破哲學探索的框架，闡述了神秘主義也是一種應認真對待的哲學立場。
2、呂勃（Hermann Lubbe）。呂勃1926年出生於東弗裡西斯地區的奧利希，是當代獨具特色的重要哲學家之一。自1947年開始先後於哥廷根、明斯特及弗賴堡學習哲學、神學和社會學。1951年獲得博士學位，1956年在埃爾蘭根取得教授資格，先後在在埃爾蘭根、漢堡、科隆、明斯特和魯爾大學授課，其中1966至1969年同時作為國務秘書供職於北威斯特法倫的文化部。1969年轉入州總理的國務秘書部，並被聘為新成立的比勒菲爾德大學社會哲學教授。1970年放棄國務秘書的職位，受聘蘇黎士大學哲學和政治理論教授直至1991年退休，之後成為該校名譽教授，2004年被授予埃森大學「資深研究員」榮譽稱號。呂勃曾兼任過許多學術職務，獲得過很高的學術榮譽，如1975-1978年間任德國哲學協會主席，是國內外很多科學協會的成員，1996年榮獲聯邦德國大十字勳章。
呂勃的研究涉及範圍廣闊，著作等身（據統計，共發表包括各種重版、譯本在內的著作、論文、評論達1800餘種），從主題性的到方法論的，其中貫穿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就是盡可能將自己的學說與現實和實踐密切聯繫起來，在時間-歷史維度中進行具體的哲學思考。他首先關注的是政治哲學問題，在這一領域他代表了一種啟蒙傳統的自由立場，既批評極權主義理論，也反對技術統治論的假定。他強調常識的意義和傳統道德對政治判斷力培養的作用。為了駁斥政治實踐中技術統治論的觀點，他論證了決斷（Entscheiden）概念的合理性，這個概念被稱為「最終自科學和真理問題中解脫的、政治思考和政治行為中（無論理性還是描述性地）從未被完全闡明的因素」，而它在民主政體的國家中通過多數決議得到了實現。呂勃研究的另一理論重心是歷史哲學。他批評卡爾?波普爾的歷史至上主義，稱之為極權主義的歷史哲學模式，主張建立在科學理論基礎上的歷史主義觀點。在他看來，歷史敘事總是由意向性行為和非意向性遭遇以及其附帶後果組成的複雜集合體，因而其過程無法依據一般的法則來預見，而只能按其不同因素的份額及其後果中作回顧性的敘述。歷史敘事主要是作為「體系的個人化過程」而進行並存在的。呂勃認為，現代科學和技術教化誕生及發展的特徵在於它具有不斷加速的改變的活力，而傳統的導向性在現代則越來越失卻其地位與作用，這種情形也表現在博物館化、紀念碑保護等現代歷史意識的其他表現形式中。
3、魯曼（Niklas．Luhrnann）。魯曼1927年出生於呂納堡(Luneburg)。他1945年因曾作過德國空軍輔助人員而進過美國戰時監獄。1946年至49年在弗萊堡大學學習法律，1954年在紐倫堡高級法院任職，1955年至62年擔任下薩克遜州文化部行政管理員。1964年出版第一篇有關社會組織理論方面的重要論文：《形式組織的功能與功效》(Funktion und Folgen Formaler Organisation)，1966年以此為學位論文獲得明斯特大學博士學位，1968年任新建立的比勒費爾德大學社會學教授。魯曼並沒有畢業於正規的大學社會學系，但長期的行政管理工作奠定了他獻身於社會系統理論研究的生活和學術基礎，並因其對現代性社會系統特徵的深刻分析而被視為當代社會系統理論的主要代表。
魯曼重新全面地研究社會系統的性質和功能，力圖從宏觀和微觀的結合上，以抽像的哲學理論形態描述當代社會文化的複雜結構，形成了以功能結構論為核心的社會系統理論，這是他在理論上的最主要貢獻。他認為，社會是作為一個系統而存在的。當代社會是一個功能上不斷分化的系統，正是在功能方面的高度分化和專業化，使它形成複雜的系統，其中每個功能系統的自律性又決定了各自存在的理由和基礎，使之具有自身的系統性；同時各個功能系統又互相密切地聯繫著，構成一個統一體；這個統一體的存在樣態極為複雜，所有人都生活於這個複雜的系統之中。這正是當代社會與以往社會的根本區別。魯曼理論上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建構了奠基於其系統觀上的社會本體論。他批評現代哲學中流行的主體建構論、主客同一論，認識過程本身只發生在主體範圍內，社會系統獨立於認識系統，是一個具有自律性的系統，人的思想和行為只有在參與社會系統運行的過程中才能對系統的存在和運行發生影響。社會系統又是外在世界的組成部分，認識活動所面對的世界是包括了所有系統的極其複雜的集合體，是一切可能性的總和。主體建構論既誇大了主體意識的有限能力，又低估了世界的高度複雜性，因而混淆了意識活動系統與作為各種系統統一體的整個世界之界限。可見魯曼的社會系統理論具有反主體決定論和人學中心論的意義，並表現出「技術主義」的特徵。在主張社會本體論的基礎上，盧曼還企圖用人的主觀「意義」來解釋社會系統，為其官僚決策的政治理論提供論證：人可以有選擇地去認知世界的某些部分，這些認識構成了一些意義系統，因為這些意義系統是某些選擇性認識所建立起來的，所以只是一些特殊的意義系統，而且有可能排除了許多有意義的系統。隨著社會的複雜化，社會角色也愈趨分化，同時又更加彼此聯繫，個人越來越難以認識更多的意義系統，從而也更難以把握自己的角色，因而社會中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正義性」只能由官僚階層作出決策而經民眾同意這樣的程序才能產生出來，至於民眾的不同意見，在「合法性」問題上是無足輕重的。那種由協商、說服來建立合法性的想法，忽略了主體極端複雜多變性的本質，決策在現代社會中必須在行政體系中完成而不是通過理想規範來實現。哈貝馬斯要為社會生活奠定一個理想規範的基礎，魯曼則為現實中官僚決策提供合理性證明，二人之間展開了一場關於未來社會建構的政治實踐問題的對話與爭論，其成果便是1971年出版的討論文集：《社會理論還是社會技術論——什麼導致了系統研究?》（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 -Was leistet die Systemforschung?）這場爭論對後來法和哲學、法倫理學等相關問題的討論產生了重要影響。
4、赫費（Otfried H?ffe）。赫費生於1943年，1964年至1970年先後在明斯特、蒂賓根、薩爾布呂肯和慕尼黑等大學學習哲學、歷史、神學和社會學。1970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並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學一年。1971年開始在慕尼黑大學擔任哲學教職，1976年至1978年任杜易斯堡大學哲學教授，1978年至1992年任瑞士弗萊堡大學倫理學和社會學教授並兼任該校社會哲學和政治學國際研究所所長。1992年至今任蒂賓根大學教授。曾任德國《哲學研究》雜誌主編，現任海德堡科學院院士及德國海德堡、美國哈佛等許多著名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兼職教授、客座研究員。由於其在法哲學、法倫理學領域的突出成就，在德國乃至整個西方哲學界獲得了包括哈貝馬斯在內許多著名哲學家的很高評價。1980年以來，德國、瑞士及法國的一些權威雜誌、報紙、電視台、電台對其理論和思想作了大量報道與評論。無論從其著作的數量、內容的創新及其影響看，赫費都稱得上是當代德國法哲學和法倫理學領域最著名的哲學家。
西方從古代到近代，法學、國家學說和哲學三者一直有著密切的聯繫，法和國家倫理學是哲學也是法和國家的科學共同的研究任務。近代以來出現了哲學與法和國家理論的分離。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通過羅爾斯和諾齊克等人的努力，哲學又重新對政治和社會合理性的理論感興趣，但形而上學「基本貶值」的狀態依然如舊。赫費從哲學和人類學的角度研究法和國家理論，致力於消除哲學與法和國家理論以及法和國家理論與倫理學這種雙重的分離，認為哲學的法和國家倫理學的核心是政治的正義性，它指的是法和國家的道德觀念，因此也是法倫理學；法和國家倫理學研究是一種具有總的哲學性質的哲學，是基礎哲學，而不是特殊的哲學規則，他由此稱自已的理論為「作為形而上學的法倫理學」， 有些評論也稱他在當代德語世界裡是「最先使法學、國家理論和哲學三者重新結盟的哲學家，也是一位最富有成果的開拓者」。這也是赫費最重要的理論貢獻。赫費的另一個重要理論貢獻是實現了正義論證範式的轉型。傳統契約論通過利益衝突基礎上的契約合作的論證模式展開正義問題討論，羅爾斯提出了分配正義性的理論，其論證雖然也不同於強調集體幸福原則的傳統功利主義模式，但他基本上是在探尋一種經驗的正義理論，而沒有去解決正義性的根據，屬於基礎論證的缺失，其所論證的個人權利原則仍沒有離開追求人的幸福，可以說是一種間接的功利主義。赫費設計了一個正義問題討論的新思路：在法和國家實證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對立之間找到一個可調和的點，同時在基礎哲學的層次上建立與功利主義相反的正義的新範式。這種新範式的論證，在方法上，從語義角度來思考正義問題開始，在內容上，以自由問題為出發點展開，由此提出了交換正義性思想。交換正義性並非非純粹經濟學意義上的，而是涵括了所有的交換形式，特別是涉及精神利益方面的交換正義性，如保障、權力、認同、自尊、行為自由等。這的確是一種既具理論價值又富實踐意義的觀點。赫費還把他的交換正義性理論運用於研究國際問題、文化間的共存問題，形成了所謂「世界共和國」的觀點，在他看來，依據交換正義性原則，各種文化、不同種族，甚至不同制度都可以和平共處，並組成和諧的「世界制度」，從而真正實現「世界大同」。在種族歧視、恐佈主義等已成為重大的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國際局勢下，這無疑是一種值得重視的有現實意義的構想。
5．施密茨（Hermann Schmitz）。施密茨1928年出生於萊比錫，1953年畢業於波恩大學，1955年在柏林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後任基爾大學系教授、系主任直到退休。四十餘年的講壇和書齋生活，與書為伴，至今發表36部著作和大量文章，其代表著作五卷十冊近五千頁之巨的《哲學體系》（Die System der Philosophie.1964-1980），以獨特的語言、概念和思路，構建了一個新現象學的體系。可以說，在當代西方哲學界像施密茨那樣試圖建立一個完整體系的哲學家已是鳳毛麟角了。
西方哲學自德謨克利特、柏拉圖以來，形成了心理主義-還原主義-內主觀化的思維範式。這種思維範式造成了西方哲學的二大基本特徵：一是心物二元論，主客體對立論，二是理性居於支配地位。這一方面推進了哲學認識世界的巨大進步，另一方面也產生了嚴重的損害，將未失去自然形態的生活經驗和體驗排除出客觀世界，使之離開哲學的視野。恢復這樣的生活經驗和體驗在哲學探討中的應有地位，並將它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就成為施密茨新現象學的基本任務。
所謂未失去自然形態的生活經驗指的是無意識的生活體驗，是在日常生活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現象領域，其基本構成是通過人的身體知覺和感情而表現出來的「原初的情緒震顫狀態(affektivesBetroffensein)，以此現象領域為哲學基本研究對象的新現象學，也叫身體現象學。施氏稱這是從傳統現象學中脫胎出來的「現象學的第二種理解」。施密茨從自己設定的問題域出發，用經驗描述的方法，幾乎對傳統哲學所涉及的全部重要問題都作了新的思考，特別是通過對主觀性、當下、現實性、情景、身體、情感、空間等這些具有主導意義的論題之研究，對一些基本的理論難題，諸如主觀性、心身關係、情感本質、主體與他人和世界的關係等，提出富有創見的解答。
在施密茨看來，身體(der leib)和軀體(der korper）不同，身體是指在軀體上發生的並被整體性地感知到、又超越具體的軀體位置和界限的感覺與情緒震顫狀態。正是身體這種基本的震顫狀態，實現著主觀化和客觀化的互相依存與不斷交換，體現著主體性和客體性的統一，使主體性將主觀性和客觀性內在地統一和融合於自身。作為主體的主體性，它使主體超越於此時此地，不斷展開和發展自身，與此同時，它又使作為主體性的主體與此時此地相聯繫，表現為在場、當下存在。人的成長、成熟過程也就是這種超越和在場相統一的過程，伴隨著這個過程，展開並發展主體所遭際、所適應的環境，即客觀世界。施密茨認為，身體現象學的這種基本原則，從根本上克服了傳統哲學用清晰的理性或含糊的意識去解釋世界的困難，消除了肉體和心靈的二元結構。應當說，新現象學的研究對象是全新的，正如有的評論家所說，西方哲學中從身體的知覺和情感來研究人，施密茨當推為第一人。新現象理論已引起了德國及美，法、日等國哲學界、心理學界和包括精神病學界在內的醫學界的重視，成為人們瞭解研究現象學思潮的三個主要傾向（經典現象學，法國現象學、新現象學）之一。1992年成立的德國新現象學協會到今年已連續召開了13屆學術研討會，協會同時在柏林Akademie出版社編輯出版新現象學研究叢書，現已出版數十種研究著作和論文集。
以上簡要介紹的內容，顯然不能涵括近幾十年來德國哲學研究的全部新傾向和新成果。僅是這裡所概括的狀況，雖然有的已引起國內哲學界少數人的注意，例如，高宣揚著有《魯曼社會系統理論與現代性》(台北,2003年)；赫費的著作已有筆者的二本譯著，據瞭解，另有二本也在翻譯之中；筆者也譯有《新現象學》一書，發表了若干篇新現象學的研究文章。但總的看來，當代德國哲學出現的新狀況，產生的新思想新理論，還沒有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我們應當進一步拓寬當代德國哲學研究的視野，關注這些新思想新理論，促使我國對當代德國哲學研究呈現出更活躍多彩的局面。
作者：龐學銓
文章來源：中國現象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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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哲學界對現代德國哲學給予了較多的關注,從意志哲學、現象學、詮釋學，再到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都取得了許多重要的翻譯和研究成果。但人們的注意力只集中於少數幾位著名的哲學家，且其中的絕大多數都生活於20世紀中期以前。而在20世紀中後期以來的幾十年間，當代德國的哲學研究同時極大地向前推進了，產生了許多重要的新理論新思想，出現了不少有國際影響的著名哲學家。對這些哲學家及其菱和思想，我國哲學界美洲不多，翻譯很少，研究幾乎還是空白。本文簡要綜述了這期間德國哲學在傳統理論研究上取得的新進展，出現的多元化、科學化的研究趨勢，以及研究重點向社會實踐方向的轉移等，同時特別推薦了圖根哈特、呂勃、魯曼、赫費和施密茨等幾位活躍於當今世界哲學舞台上的著名哲學家，期待引起學界重視，進一步拓寬當代德國哲學研究的視野。
20世紀的西方哲學學派林立，但從總體上看，大致可以歸為兩種方向：一是以科學和邏輯為基礎的方向,如科學哲學、分析哲學、語言哲學等等，代表這一方向的哲學家大多是專門科學領域裡的專家，其主要特點是他們幾乎拋棄了傳統哲學討論的問題。二是以胡塞爾創立的現象學方法為標誌的方向，如現象學、精神分析學、詮釋學、社會批判理論等。進入70年代以來，以所謂「後工業社會」為背景，西方哲學又流行具有人文傾向的所謂「後現代哲學」， 它涉及科學和人文兩大學科，是展現了哲學研究的新角度新視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十年間，現代外國哲學著名哲學家的主要或代表性著作大多被譯成中文在國內出版。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開始轉入對各種哲學思潮進行認真的反思和紮實的研究工作。從90年代中期（1995年）以後，現代外國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對重要哲學家思想的研究取得了相當多的成果。
與此同時，國內哲學界對現代德國哲學也給予了較多的關注。從尼采、叔本華的意志哲學，到胡塞爾、海德格爾的現象學、伽達默爾的詮釋學，再到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都取得了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對這些哲學家代表著作的翻譯，為我們全面準確地理解他們的思想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極大地推進了現代外國哲學研究的深入展開。
然而應當指出，儘管過去的20多年中我們對現代德國哲學的翻譯和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人們的注意力只集中於少數幾位著名的哲學家，除了像伽達默爾、哈貝馬斯這樣極少數哲學家生活於20世紀後期外，其餘的都屬於20世紀中期以前。而在我們對這些哲學家的著作和思想進行翻譯與研究的這幾十年間，當代德國的哲學研究同時極大地向前推進了，產生了許多重要的新理論新思想，出現了不少有國際影響的著名哲學家。國內西方哲學界因多種原因，對這些哲學家及其著作和思想，關注不多，翻譯很少，研究幾乎還是空白。我們應該拓寬視野，重視開展對20世紀中後期以來德國當代著名哲學家及其著作的翻譯和思想的研究。
上世紀70年代以來，德國哲學研究新的主要傾向和重要成果，可以概括為以下幾方面：
一、傳統理論研究取得新進展
1．範疇史研究成果豐碩。範疇史的研究是哲學和哲學史研究深入的重要標誌。德國哲學界在這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不僅有專門的範疇史研究雜誌，還出版了多套多卷本的範疇史、概念史和問題史著作，如《哲學基本概念手冊》（Handbuch philosophischer Grundbegriffe,Munchen,1973-1974）(6卷)、《偉大哲學家的基本問題)（Grundprobleme der gro?en Phlosophen, G?ttingen,1972-1992,13卷）。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應是《哲學歷史辭典》
（Historisches W?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asel , 1971-2005,12卷，另有一卷索引將於2006年出版)是。該詞典有1500餘位學者參與編寫，共有3670篇文章，由美茵茲科學與文學研究院負責，得到聯邦研究與技術部和柏林州科學、研究與文化評議會的支持，歷時35年完成，被許多學術機構和雜誌譽為必將對未來的精神科學產生不可估量的作用與影響。
2．哲學史研究視野廣闊。哲學界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興趣經久不衰，斯多亞學派和酉塞羅的研究也受到重視。德國的希臘羅馬哲學研究之全之深是眾所周知的。近年來的研究呈現出新特點,一是開闢了新研究角度；二是立足於新的哲學觀點進行詮釋。前者的代表性人物是蒂賓根大學的克雷默(Hans Kr?mer)教授，其主要著作《柏拉圖及其形而上學》（Platone e i fondamenti della metafisica. Milano 1982,到1994年已出第5版,有英文等多種譯本）開創了所謂蒂賓根柏拉圖學派。他們認為，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有對柏拉圖的未成文學說的詳細表述，除此之外，在柏拉圖對話背後，還有一種被隱藏起來的秘密學說，這主要應從其它的古代口頭文學上流傳下來的材料中去破譯。克雷默教授曾在給筆者的一封信中不無自豪地說:「如果人們認為，今天德國有創造性的柏拉圖研究都沒有離開蒂賓根學者所確立的柏拉圖新形象的範圍，這恐怕不是過分。」 克雷默的觀點引起很大轟動，但也有不少研究者認為，這種論據不足，包含了很多誇大成分。後者則是當代德國許多哲學家研究希臘哲學的基本方式，例如新現象學理論創立者赫爾曼.施密茨(H.Schmitz)，他在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亞里士多德的觀念學說》（Die Ideenlehre des Aristoteles，3Bd.，1985）；《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未成文學說》（Aristoteles und Platons ungeschriebene Lehre，1992）；《對象的起源》（Der Ursprung des Gegenstandes. 1988）。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許多人非常重視研究德國的啟蒙思想，討論它的歷史和現實作用，啟蒙運動中對當時天主教和封建王權提出了強有力的抨擊，啟蒙知識分子摒棄了傳統的束縛，在各個思想學術領域裡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同時對當時的社會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反省與批判，推動西方歷史進入近現代社會。康德就是其中理智上最深刻最有成就的代表。哈貝馬斯認為，啟蒙思想在戰後的德國，已成為一種或多或少理所當然的財產，它的基本要求在當代及未來社會中仍有存在的價值，並將發揮特有的作用。著名社會、歷史哲學家呂勃（H.Lubbe）對啟蒙思想及其影響作了系統研究，發表了一系列著作，如：《作為方向問題的進步》（Fortschritt als Orientierungsproblem.1975),《啟蒙運動後的哲學》（ Philosophie nach der Aufkl?rung.1980),《啟蒙運動後的宗教》（ Religion nach der Aufkl?rung.1986）,《啟蒙運動後的政治學》（ Politik nach der Aufkl?rung. 2001),《啟蒙運動後的科學與宗教》（Wissenschaft und Religion nach der Aufkl?rung.2001)。
3．關注形而上學的意義和可能問題。「拒斥形而上學」、「形而上學終結」的論題早在19世紀就提出，但在德國，圍繞這個問題的爭論到20世紀50年代才較激烈，60年代才為哲學界多數人所接受，70年代以來這種傾向仍在加強。這一方面反映了西方傳統哲學在科學、社會高度發展的當代所面臨的危機，另一方面也表現出人們在新的條件下尋求「哲學革新」道路的企圖。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似乎又出現對它重新評價的傾向。貝克曼(J．P．Beckmann)1988年9月在漢諾威作的題為《形而上學的綱要和存在論的責任——二十世紀形而上學的可能性》演講中指出：當代—些學者對西方哲學出現一種形而上學回歸的現象表示憂慮，是沒有根據的。20世紀的形而上學與古代不同，它不是以關於對象的論述和證明，而是以方法為摹本特徵的。至少自康德以來，形而上學已不是關於永恆真理的獨斷論的科學，而是對現實性及其認識的可能條件的一種批判研究。當代形而上學的形式有二種，對基本的存在的構想，對存在論責任的語言分析，二者不可分離。當然，今天對形而上學的討論，不是要回到亞里士多德的意義上去，而是要對之進行改造。1990年9月德國哲學大會上，阿佩爾(K．O．Apel)作了《現代還存在一種第一哲學的後形而上學範式嗎?》的報告，認為，今天仍應追求某種第一哲學，但這不是傳統的形而上學或其變種，來自現代科學主義及形而上學批判中的「還原主義」，對哲學研究的威脅比傳統形而上學更危險。
二、出現多元化與科學化的傾向
多元化指的是哲學研究吸取其它學科的方法，哲學各專業摒棄門戶之見，加強交流、對話和合作，也不再以學派標準來評價不同觀點，不再賦予某個學派以優先地位，多元化傾向的出現是與當代多元文化的狀態相適應的。第15屆德國哲學大會的重要特徵就是強調哲學多元化，大會在組織形式上就改變了以往做法，不是以不同哲學專業安排小組討論，而是使各學派、各學科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圍繞大會主題進行自由討論，大會主席施奈得巴哈(Sehnadelbach)教授在開幕式上指出：哲學應超越人文學科的範圍，成為人們在思維、認識和行為的基本原理範圍內尋找思想定向的一種嘗試，這也是哲學在當代的實際功用。」多元化的寬容造就了德國哲學研究的繁榮局面。
所謂科學化是指哲學與專門科學的結合，從而形成新的哲學分支或研究方向。近年來在這方面便出現了頗有影響的心理哲學和精神治療學、哲學治療學。
心理哲學用某種哲學觀點和方法論原則解釋心理現象。較有影響的著作如：布格(M.Bunge)和阿爾蒂拉(Ardila)合著的《哲學心理學》(Philosophische Psychologe.1987年)，特雷斯 精神治療學、哲學治療學，從廣義上說也屬於心理哲學。其目的是革新傳統的精神分析理論，從新的哲學的角度解釋醫學心理學現象。在這個領域，哲學家、心理學家和醫生密切合作，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由著名心理學家佩措爾德(H．Petzold)和利施（G.Risch）主編的《革新的心理治療學和人的科學》（Innovative Psychotherapie und Humanwissenschaften,Paderborn）叢書，到1998年已出60餘種著作，內容涉及身體和精神治療，心理學和醫學，人的知覺、情感、意志和思想各方面。其中施密茨的《身體和感情》（Leib und Gefuhl,1992）一書提出的「哲學治療學」思想，引起哲學、心理學和醫學界很多人的重視，被認為是給從身體方面理解精神病的現象和把握心理治療帶來了「真正的革新」，並為「醫生和病人的合作活動提供了許多可能性」(見該書編者前言)。
三、向社會-實踐方向轉變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當代西方哲學中出現了一種引人注目的新動向，可以稱作「實踐理性轉向」。這主要是指西方主流哲學界在經歷了邏輯實證主義的元倫理學階段和後實證主義的自然主義階段之後，恢復了對價值的理性基礎、規範的根源和辯護以及倫理學與存在論的關係等實踐理性的傳統主題的興趣。無論是在研究的主題、範式、方法方面，還是在取得的成就和產生的影響方面，「實踐理性轉向」都可以說是繼「語言學轉向」之後西方哲學發展中的又一次重大轉折，是實踐哲學的復興。這一轉向在當代德國表現也十分明顯，並且是德國繼續成為哲學思想創新之源的重要原因。
這種向社會-實踐方向的哲學轉變，集中表現在要求人們關注現實、研究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當代社會生活條件、人及其生存的環境、人自身的創造性活動、生存意義及現實提出的種種哲學問題。所以，實踐哲學的復興與繁榮，其原因在於：?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生態各種問題和內容相互滲透，需要從哲學上對它們作最一般的分析，研究它們的基礎問題。?需要對各種問題的價值提出評價的標準，作出評價並提供論證。實踐的需要推動著實踐哲學的繁榮。
哲學的這一轉向首先涉及關於哲學在當代的命運問題。一些人悲觀地認為，哲學已經衰落了。漢堡大學勒維特(K．Lowitth)稱「今天已不再有真正的哲學了。」但許多哲學家持相反態度，哈貝馬斯曾指出：哲學的最主要職能是批判，德國哲學的力量就在於它具有批判的潛力。著名技術哲學家倫克(H．Lenk)教授認為，當代哲學的功能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使人們超越具體科學界線，對普遍的問題感興趣，形成關於一般的觀點；?使哲學家成為一個敢於不斷探索的專家，?訓練人們在討論問題時嚴格的邏輯思維規則；?使人們對現實作出批判性思考；?哲學永遠是時代精神的反映，具有建設性價值；?面對現實社會問題的各種挑戰，哲學家能夠也應當採取適當的態度。
倫克教授提出了關於當代實踐哲學和哲學家任務的十個綱領性論題：?實踐哲學可以承擔起哲學的一般任務；?哲學必須依據社會生活及其變化，提出道德標準、評價道德規範，而不能提供道德系統的最終原則；?今天哲學研究不能完全與專門科學及生活實踐分離，必須進行跨領域跨學科的合作；?這種跨學科的合作與滲透，有助於純哲學研究的深入和發展；?審查和批判性地討論哲學基本前提，對於哲學的特徵和思潮的長期起作用是必要的，對其它意識形態擺脫危機是必需的；?在追求世界最後根據的形而上學希望落空以後，哲學的迫切任務是充分表達關於社會的指導觀念和結合實際的綱領；?哲學有必要負起新的社會和公眾義務，提出新的綱領性觀點，創建專門領域如經濟、計劃、技術等哲學。?哲學要為科學提供一種超越經驗科學的方法，描述科學、價值和規範領域的基礎問題；?哲學家之間要進行蘇格拉底式的對話。?哲學家需要進行一種新的公眾工作，去除晦澀的學院式語言表述和德國式的深奧論證。
德國哲學實踐轉向的代表是法蘭克福學派，其中最有影響的自然是我們已經比較熟悉的哈貝馬斯，同時還有一批著名的哲學家。
四，推薦幾位值得重視的哲學家
筆者幾年前曾向一位德國教授請教他眼中的當代在世德國著名哲學家，他認真地列舉了若干哲學家及其代表著作，除了公認的哈貝馬斯、伽達默爾（2002年逝世）外,其餘的這些哲學家還基本上未進入我們的視野，對他們的著作及思想的譯介、研究更是屈指可數。這裡我想特別推薦幾位哲學家，期待引起學界的重視。
1、圖根哈特（ Ernst Tugendhat）。圖根哈特1930年出生於捷克斯洛伐克的布爾諾。父母親均為猶太人。1938年，他們一家流亡到瑞士，1941年赴委內瑞拉。1946至1949年，在美國斯坦福大學攻讀古典哲學。隨後於1949年在德國弗萊堡大學繼續哲學學習，並拜海德格爾為師，1956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66年在蒂賓根獲得大學授課資格。1966年至1975年間，在海德堡大學任哲學教授，之後在施塔恩貝格 (Starnberg) 從事馬克斯·普蘭克研究所的一個關於探討科學與技術世界之生活條件的課題研究。1980年至1992年，任柏林自由大學哲學教授。1999年開始擔任蒂賓根大學名譽教授至今。圖根哈特被認為是當代德國語言分析哲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圖根德哈特用分析哲學的方法探討諸如利已主義、利他主義、死亡意識、宗教與神秘以及區別人與動物的不同「自我」等一些人類學的基本問題，強調人與其他動物的區別就在於人可以通過語言結構闡述其生存及行動之理由，也即在於人具有實踐理性。從1976年開設《語言分析哲學導論》講座起，他就把語言哲學視為哲學的基礎學科，並致力於用語言哲學把傳統的存在論問題引向形式語義學。他同時從語言哲學出發探討倫理和宗教問題，認為人具有的實踐理性能力反過來又成為製造人自身煩惱的工具，而煩惱是痛苦之源，宗教與神秘主義的根源正是痛苦；他用語言分析的方法探索神秘主義，肯定神秘主義能夠改變人的自我理解，比宗教更具有哲學人類學的意義，又以神秘主義來突破哲學探索的框架，闡述了神秘主義也是一種應認真對待的哲學立場。
2、呂勃（Hermann Lubbe）。呂勃1926年出生於東弗裡西斯地區的奧利希，是當代獨具特色的重要哲學家之一。自1947年開始先後於哥廷根、明斯特及弗賴堡學習哲學、神學和社會學。1951年獲得博士學位，1956年在埃爾蘭根取得教授資格，先後在在埃爾蘭根、漢堡、科隆、明斯特和魯爾大學授課，其中1966至1969年同時作為國務秘書供職於北威斯特法倫的文化部。1969年轉入州總理的國務秘書部，並被聘為新成立的比勒菲爾德大學社會哲學教授。1970年放棄國務秘書的職位，受聘蘇黎士大學哲學和政治理論教授直至1991年退休，之後成為該校名譽教授，2004年被授予埃森大學「資深研究員」榮譽稱號。呂勃曾兼任過許多學術職務，獲得過很高的學術榮譽，如1975-1978年間任德國哲學協會主席，是國內外很多科學協會的成員，1996年榮獲聯邦德國大十字勳章。
呂勃的研究涉及範圍廣闊，著作等身（據統計，共發表包括各種重版、譯本在內的著作、論文、評論達1800餘種），從主題性的到方法論的，其中貫穿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就是盡可能將自己的學說與現實和實踐密切聯繫起來，在時間-歷史維度中進行具體的哲學思考。他首先關注的是政治哲學問題，在這一領域他代表了一種啟蒙傳統的自由立場，既批評極權主義理論，也反對技術統治論的假定。他強調常識的意義和傳統道德對政治判斷力培養的作用。為了駁斥政治實踐中技術統治論的觀點，他論證了決斷（Entscheiden）概念的合理性，這個概念被稱為「最終自科學和真理問題中解脫的、政治思考和政治行為中（無論理性還是描述性地）從未被完全闡明的因素」，而它在民主政體的國家中通過多數決議得到了實現。呂勃研究的另一理論重心是歷史哲學。他批評卡爾?波普爾的歷史至上主義，稱之為極權主義的歷史哲學模式，主張建立在科學理論基礎上的歷史主義觀點。在他看來，歷史敘事總是由意向性行為和非意向性遭遇以及其附帶後果組成的複雜集合體，因而其過程無法依據一般的法則來預見，而只能按其不同因素的份額及其後果中作回顧性的敘述。歷史敘事主要是作為「體系的個人化過程」而進行並存在的。呂勃認為，現代科學和技術教化誕生及發展的特徵在於它具有不斷加速的改變的活力，而傳統的導向性在現代則越來越失卻其地位與作用，這種情形也表現在博物館化、紀念碑保護等現代歷史意識的其他表現形式中。
3、魯曼（Niklas．Luhrnann）。魯曼1927年出生於呂納堡(Luneburg)。他1945年因曾作過德國空軍輔助人員而進過美國戰時監獄。1946年至49年在弗萊堡大學學習法律，1954年在紐倫堡高級法院任職，1955年至62年擔任下薩克遜州文化部行政管理員。1964年出版第一篇有關社會組織理論方面的重要論文：《形式組織的功能與功效》(Funktion und Folgen Formaler Organisation)，1966年以此為學位論文獲得明斯特大學博士學位，1968年任新建立的比勒費爾德大學社會學教授。魯曼並沒有畢業於正規的大學社會學系，但長期的行政管理工作奠定了他獻身於社會系統理論研究的生活和學術基礎，並因其對現代性社會系統特徵的深刻分析而被視為當代社會系統理論的主要代表。
魯曼重新全面地研究社會系統的性質和功能，力圖從宏觀和微觀的結合上，以抽像的哲學理論形態描述當代社會文化的複雜結構，形成了以功能結構論為核心的社會系統理論，這是他在理論上的最主要貢獻。他認為，社會是作為一個系統而存在的。當代社會是一個功能上不斷分化的系統，正是在功能方面的高度分化和專業化，使它形成複雜的系統，其中每個功能系統的自律性又決定了各自存在的理由和基礎，使之具有自身的系統性；同時各個功能系統又互相密切地聯繫著，構成一個統一體；這個統一體的存在樣態極為複雜，所有人都生活於這個複雜的系統之中。這正是當代社會與以往社會的根本區別。魯曼理論上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建構了奠基於其系統觀上的社會本體論。他批評現代哲學中流行的主體建構論、主客同一論，認識過程本身只發生在主體範圍內，社會系統獨立於認識系統，是一個具有自律性的系統，人的思想和行為只有在參與社會系統運行的過程中才能對系統的存在和運行發生影響。社會系統又是外在世界的組成部分，認識活動所面對的世界是包括了所有系統的極其複雜的集合體，是一切可能性的總和。主體建構論既誇大了主體意識的有限能力，又低估了世界的高度複雜性，因而混淆了意識活動系統與作為各種系統統一體的整個世界之界限。可見魯曼的社會系統理論具有反主體決定論和人學中心論的意義，並表現出「技術主義」的特徵。在主張社會本體論的基礎上，盧曼還企圖用人的主觀「意義」來解釋社會系統，為其官僚決策的政治理論提供論證：人可以有選擇地去認知世界的某些部分，這些認識構成了一些意義系統，因為這些意義系統是某些選擇性認識所建立起來的，所以只是一些特殊的意義系統，而且有可能排除了許多有意義的系統。隨著社會的複雜化，社會角色也愈趨分化，同時又更加彼此聯繫，個人越來越難以認識更多的意義系統，從而也更難以把握自己的角色，因而社會中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正義性」只能由官僚階層作出決策而經民眾同意這樣的程序才能產生出來，至於民眾的不同意見，在「合法性」問題上是無足輕重的。那種由協商、說服來建立合法性的想法，忽略了主體極端複雜多變性的本質，決策在現代社會中必須在行政體系中完成而不是通過理想規範來實現。哈貝馬斯要為社會生活奠定一個理想規範的基礎，魯曼則為現實中官僚決策提供合理性證明，二人之間展開了一場關於未來社會建構的政治實踐問題的對話與爭論，其成果便是1971年出版的討論文集：《社會理論還是社會技術論——什麼導致了系統研究?》（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 -Was leistet die Systemforschung?）這場爭論對後來法和哲學、法倫理學等相關問題的討論產生了重要影響。
4、赫費（Otfried H?ffe）。赫費生於1943年，1964年至1970年先後在明斯特、蒂賓根、薩爾布呂肯和慕尼黑等大學學習哲學、歷史、神學和社會學。1970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並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學一年。1971年開始在慕尼黑大學擔任哲學教職，1976年至1978年任杜易斯堡大學哲學教授，1978年至1992年任瑞士弗萊堡大學倫理學和社會學教授並兼任該校社會哲學和政治學國際研究所所長。1992年至今任蒂賓根大學教授。曾任德國《哲學研究》雜誌主編，現任海德堡科學院院士及德國海德堡、美國哈佛等許多著名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兼職教授、客座研究員。由於其在法哲學、法倫理學領域的突出成就，在德國乃至整個西方哲學界獲得了包括哈貝馬斯在內許多著名哲學家的很高評價。1980年以來，德國、瑞士及法國的一些權威雜誌、報紙、電視台、電台對其理論和思想作了大量報道與評論。無論從其著作的數量、內容的創新及其影響看，赫費都稱得上是當代德國法哲學和法倫理學領域最著名的哲學家。
西方從古代到近代，法學、國家學說和哲學三者一直有著密切的聯繫，法和國家倫理學是哲學也是法和國家的科學共同的研究任務。近代以來出現了哲學與法和國家理論的分離。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通過羅爾斯和諾齊克等人的努力，哲學又重新對政治和社會合理性的理論感興趣，但形而上學「基本貶值」的狀態依然如舊。赫費從哲學和人類學的角度研究法和國家理論，致力於消除哲學與法和國家理論以及法和國家理論與倫理學這種雙重的分離，認為哲學的法和國家倫理學的核心是政治的正義性，它指的是法和國家的道德觀念，因此也是法倫理學；法和國家倫理學研究是一種具有總的哲學性質的哲學，是基礎哲學，而不是特殊的哲學規則，他由此稱自已的理論為「作為形而上學的法倫理學」， 有些評論也稱他在當代德語世界裡是「最先使法學、國家理論和哲學三者重新結盟的哲學家，也是一位最富有成果的開拓者」。這也是赫費最重要的理論貢獻。赫費的另一個重要理論貢獻是實現了正義論證範式的轉型。傳統契約論通過利益衝突基礎上的契約合作的論證模式展開正義問題討論，羅爾斯提出了分配正義性的理論，其論證雖然也不同於強調集體幸福原則的傳統功利主義模式，但他基本上是在探尋一種經驗的正義理論，而沒有去解決正義性的根據，屬於基礎論證的缺失，其所論證的個人權利原則仍沒有離開追求人的幸福，可以說是一種間接的功利主義。赫費設計了一個正義問題討論的新思路：在法和國家實證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對立之間找到一個可調和的點，同時在基礎哲學的層次上建立與功利主義相反的正義的新範式。這種新範式的論證，在方法上，從語義角度來思考正義問題開始，在內容上，以自由問題為出發點展開，由此提出了交換正義性思想。交換正義性並非非純粹經濟學意義上的，而是涵括了所有的交換形式，特別是涉及精神利益方面的交換正義性，如保障、權力、認同、自尊、行為自由等。這的確是一種既具理論價值又富實踐意義的觀點。赫費還把他的交換正義性理論運用於研究國際問題、文化間的共存問題，形成了所謂「世界共和國」的觀點，在他看來，依據交換正義性原則，各種文化、不同種族，甚至不同制度都可以和平共處，並組成和諧的「世界制度」，從而真正實現「世界大同」。在種族歧視、恐佈主義等已成為重大的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國際局勢下，這無疑是一種值得重視的有現實意義的構想。
5．施密茨（Hermann Schmitz）。施密茨1928年出生於萊比錫，1953年畢業於波恩大學，1955年在柏林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後任基爾大學系教授、系主任直到退休。四十餘年的講壇和書齋生活，與書為伴，至今發表36部著作和大量文章，其代表著作五卷十冊近五千頁之巨的《哲學體系》（Die System der Philosophie.1964-1980），以獨特的語言、概念和思路，構建了一個新現象學的體系。可以說，在當代西方哲學界像施密茨那樣試圖建立一個完整體系的哲學家已是鳳毛麟角了。
西方哲學自德謨克利特、柏拉圖以來，形成了心理主義-還原主義-內主觀化的思維範式。這種思維範式造成了西方哲學的二大基本特徵：一是心物二元論，主客體對立論，二是理性居於支配地位。這一方面推進了哲學認識世界的巨大進步，另一方面也產生了嚴重的損害，將未失去自然形態的生活經驗和體驗排除出客觀世界，使之離開哲學的視野。恢復這樣的生活經驗和體驗在哲學探討中的應有地位，並將它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就成為施密茨新現象學的基本任務。
所謂未失去自然形態的生活經驗指的是無意識的生活體驗，是在日常生活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現象領域，其基本構成是通過人的身體知覺和感情而表現出來的「原初的情緒震顫狀態(affektivesBetroffensein)，以此現象領域為哲學基本研究對象的新現象學，也叫身體現象學。施氏稱這是從傳統現象學中脫胎出來的「現象學的第二種理解」。施密茨從自己設定的問題域出發，用經驗描述的方法，幾乎對傳統哲學所涉及的全部重要問題都作了新的思考，特別是通過對主觀性、當下、現實性、情景、身體、情感、空間等這些具有主導意義的論題之研究，對一些基本的理論難題，諸如主觀性、心身關係、情感本質、主體與他人和世界的關係等，提出富有創見的解答。
在施密茨看來，身體(der leib)和軀體(der korper）不同，身體是指在軀體上發生的並被整體性地感知到、又超越具體的軀體位置和界限的感覺與情緒震顫狀態。正是身體這種基本的震顫狀態，實現著主觀化和客觀化的互相依存與不斷交換，體現著主體性和客體性的統一，使主體性將主觀性和客觀性內在地統一和融合於自身。作為主體的主體性，它使主體超越於此時此地，不斷展開和發展自身，與此同時，它又使作為主體性的主體與此時此地相聯繫，表現為在場、當下存在。人的成長、成熟過程也就是這種超越和在場相統一的過程，伴隨著這個過程，展開並發展主體所遭際、所適應的環境，即客觀世界。施密茨認為，身體現象學的這種基本原則，從根本上克服了傳統哲學用清晰的理性或含糊的意識去解釋世界的困難，消除了肉體和心靈的二元結構。應當說，新現象學的研究對象是全新的，正如有的評論家所說，西方哲學中從身體的知覺和情感來研究人，施密茨當推為第一人。新現象理論已引起了德國及美，法、日等國哲學界、心理學界和包括精神病學界在內的醫學界的重視，成為人們瞭解研究現象學思潮的三個主要傾向（經典現象學，法國現象學、新現象學）之一。1992年成立的德國新現象學協會到今年已連續召開了13屆學術研討會，協會同時在柏林Akademie出版社編輯出版新現象學研究叢書，現已出版數十種研究著作和論文集。
以上簡要介紹的內容，顯然不能涵括近幾十年來德國哲學研究的全部新傾向和新成果。僅是這裡所概括的狀況，雖然有的已引起國內哲學界少數人的注意，例如，高宣揚著有《魯曼社會系統理論與現代性》(台北,2003年)；赫費的著作已有筆者的二本譯著，據瞭解，另有二本也在翻譯之中；筆者也譯有《新現象學》一書，發表了若干篇新現象學的研究文章。但總的看來，當代德國哲學出現的新狀況，產生的新思想新理論，還沒有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我們應當進一步拓寬當代德國哲學研究的視野，關注這些新思想新理論，促使我國對當代德國哲學研究呈現出更活躍多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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