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化現象批判
作者:彭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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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富春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博導 武漢 430072)
發表於武漢大學哲學學院「中西比較哲學實驗班」《比較》學刊第六期2005-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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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要瞥向文化現象的時候,首先必須劃定它的界限。文化一詞在它的使用中具有多種意義。「概而言之,可以分為三類。第一,物質活動層面。文化作為人的現象,是人向人的不斷生成過程。因此『文化』就是『人化』。如果將人化理解為一個現實的事實,那麼它就是人的物質生產活動。第二,精神活動層面。文化不能直接等同於人心理、情感和思想,而是它們的表現,因此文化指人們對於宗教、藝術和哲學的建構,以及各種風俗、習慣和制度的設立。第三,文字符號層面。因為文字符號是人的精神活動的聚集,所以它是文化最集中的顯現。於是人們毫不奇怪將學文化等同與學文字,把文化哲學也命名為符號哲學」。[1]在我們的日常語言的使用中,這三種文化的意義可以說是同時使用的。其中也許第二種語義的使用最為廣泛,如人們熟知的聯合國的教育、科學、文化和衛生組織中的文化就是第二種語義的文化。
雖然文化現象一直伴隨著人類的歷史,但它只是在當代世界成為了一個突出性的問題。為什麼?人類漫長的歷史主要是物質生產活動的歷史,而不是精神活動的歷史。在從事物質生產活動的時候,人基本上是依靠自己的身體,憑借自己的雙手。只是在工業革命之後,人才逐漸地不斷從繁重的體力勞動從獲得」自由」。如果說第一次工業革命作為機械技術是人的身體的解放的話,那麼第二次工業革命作為信息技術則是人的大腦的解放。當代世界的文化問題實際上是信息技術時代的產物。信息技術使人在從事物質生產的同時具有更多的可能去從事文化生產和消費。不僅如此,它還使文化生產和消費本身開拓了前所未有的前景。在這樣的意義上,當代世界的文化在根本上是一種信息文化,或媒介文化,如書刊、電影、電視、互聯網、移動電話等成為了當代文化的主要載體。
中國當然是一個文化的古國和大國。與西方以基督教為主體的文化不同,中國形成了儒家、道家和禪宗的文化,它們影響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但十九世紀以來,中國傳統文化和中華民族一樣都面臨著生存的危機。一方面,基督教及其相關的西方文化借助於帝國主義更進一步侵入中國,給與中國文化致命的一擊;另一方面,中國文化自身由於其衰敗也導致中國人自身對於其根基發生了懷疑。文化的危機固然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一個嚴重問題,但比它更嚴重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的危機。因此政治問題壓倒了文化問題。這表現為:首先是中華民族反抗外來民族的鬥爭,其次是被壓迫者反對壓迫者的階級鬥爭,最後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這裡的經濟被理解為最大的政治。只是當經濟建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文化問題才迫切地突顯出來。
這在於文化的發展和整個社會整體的其它方面如經濟和政治等的發展失去了平衡並發生了矛盾。它表現為:物質文明的建設相對向前,而精神文明的建設相對落後。這導致了整個社會的許多問題,不僅生活缺少多樣性和豐富性,而且出現了心理和精神的病態。但這種種問題促使了一種時代意識的覺醒:不僅要建設小康社會,而且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小康社會的全面性就意味著不只是物質文明的建設,而也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所謂的精神文明就其主體而言就是文化的建設。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同時,是和諧社會的建設。和諧社會的建設的使命在根本上是克服社會的種種矛盾。但一種真正的和諧社會的建設包括了三個根本的方面。首先是社會和諧,是人與社會的公平正義;其次是生態和諧,即人與自然的友好相處;最後是精神和諧,即真善美成為人的精神支柱。和諧社會中的精神和諧方面實際上給當代中國的文化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除了設定文化建設的理念之外,還給它提出了一種制度轉型的要求。長期以來,受計劃經濟的影響,中國的文化機構和設施是屬於政府並為政府所管理的,因此毫不奇怪它要服從行政干預並為行政服務。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整個社會已經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根本轉變。與此不同,文化機構及其設施仍然固守於計劃經濟的限制之中,依然是遠離市場經濟的。為了適應整個社會的發展變化,文化建設必須考慮新的出路。它就是人們所提出的文化產業的問題。這無非表明,儘管文化自身有其社會性和公益性的意義,但它也必須將自身看成是一種產業,如同工業、農業和服務業一樣。於是文化就必須將自身作為一個商品,置於市場之中,遵守市場的遊戲規則,去生產,去交換,並去被消費。如果事情是這樣的話,那麼文化就不僅會成為文化產業,而且可能會產業化。
文化建設變成文化產業的建設勢不可擋。事實上,這不過是開端而已,遠不是終結。雖然一些文化產業已經取得了非常好的效益,但整體而言依然具有許多困難。對此姑且不論,就文化產業在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來看,中國和西方如美國相比還存在非常大的距離。但關鍵不是人們是否要堅持走文化產業的道路,而是人們如何走文化產業的道路。
目前的文化產業建設必須面對當前中國文化現狀的種種的問題。這主要表現為文化在不同方面的非均衡性發展。
首先是精英和大眾文化的差異。中國的文化精英在文化的消費方面無疑具有優越性。他們是大學教授、文學家、藝術家和其他文化專業人士,除了閱讀哲學、宗教和藝術等方面的書籍之外,還在各種不同的時間出入美術館、畫廊、劇院等。與此不同,一般大眾也許主要是消磨在電視機前,為各種節目特別是流行的電視劇所吸引,當然也有可能到歌舞廳去唱歌和跳舞。精英和大眾文化的差異無疑是顯著的,正如傳統所說的是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差別。但現在的問題是,精英文化缺少對於大眾文化的引導,相反,大眾文化往往借助於流行文化構成了對於精英文化的衝擊。
其次是城市和鄉村文化的距離。因為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的特徵異常突出,所以在文化方面的差距特別觸目驚心。城市的發展日益趨向現代化,但鄉村的建設比較而言是落後的,甚至是停滯不前的。當城裡人借助各種現代的技術如有線電視、互聯網和各種先進的文化設施享受各種文化產品的時候,鄉下人只能收看電視中的幾個節目。也許鄉土文化更多的是各種傳統的節慶,婚喪嫁娶,還有麻將和賭博等。一個典型的城市和鄉村文化的距離的範例是超級女聲的比賽。當城市為此狂歡和癡迷的時候,鄉村對此卻極其冷淡和毫無興趣。
最後是中國和西方文化的矛盾。當代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對世界封閉的國家,而是面向世界,以主動的姿態捲入了全球化的浪潮。這也導致中國當代的文化不僅保持了中華民族自身的,而且包容了世界的,其中主要是西方的。於是我們看到兩種情形,一方面是儒家文化的復興,如讀經、尊孔和辦國學院,另一方面則是基督教文化和現代西方文化的引進,如最突出的是在青年大學生中基督教神學的介紹和西方生活方式的接受。在一定範圍內,西方文化比中國文化具有一定的強勢。一個極其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面對西方情人節的玫瑰、燭光、美酒和咖啡,中國富有浪漫、想像和詩意的七夕卻被人遺忘,而且即使被冠以中國情人節的美名,也激起不了那些癡男愛女的向望。
除上述所說的問題之外,當代中國的文化建設還有許許多多的問題。它們都是在文化產業的發展過程中不可迴避的和必須解決的。但這種文化產業的非均衡性或者是非和諧的發展還不是當代文化建設的根本性問題。最根本性的問題在於文化本性受到了傷害。必須承認,文化的產業化從行政控制中解放出來,甚至從某種狹隘的政策、政治、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但文化產業的發展自身卻具有一個致命的危險,即文化在產業化、商業化和市場化的時候,逐漸喪失文化自身的本性。在市場經濟的遊戲中,對於當代中國文化構成威脅的因素有三個:虛無主義、技術主義和享樂主義。它們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三種文化。
第一,虛無主義的文化。虛無主義主要否認人生和世界意義,也就是基礎、目的和價值等。在當代中國文化中,傳統的價值也就是儒家所主張的價值已經不再具有規定性,它至多只是一個文化遺產和遺跡。如傳統的春節不僅是家人的團圓,而且也是對於天地的膜拜和對於祖宗的追思,但現在的春節卻完全改變了其本性。在飢餓的歲月裡,它是飽餐的時機,但在溫飽的年代裡,它幾乎只是一個例行公式。人們不敬畏天地,但未必就崇拜上帝。如在西方的聖誕節,人們到教堂去讚美上帝,在家裡和親人相聚。但在中國的聖誕節,人們往往和朋友們狂歡。既不是天地,也不是上帝,而是各種體育和娛樂明星成為了我們時代的偶像。他們並不代表某種最高的原則,而是因為他們在某個領域裡第一,是名人。但最具時代特徵的是各種類型的造星運動,它將一個非英雄變成英雄,如芙蓉姐姐。這些人物幾乎沒有任何意義,甚至可以說,他們就是虛無主義的明星。
第二、技術主義的文化。當代的各種文化只要它試圖進入市場的話,那麼它們都必須借助於技術,最主要是傳媒技術、信息技術。例如廣告就是極端情形。一種文化產品已經被技術處理過了,而廣告對於這樣一個技術化的文化產品還要進行再度技術處理。就技術方面而言,當代文化不同於傳統文化最突出的特徵是它的虛擬化。一個虛擬的文化產品所呈現的特性為:假的如同真的。因此人們生活在虛擬的世界裡如同生活在現實世界裡一樣。但這容易混淆現實和虛擬的界限,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的網絡依賴症就是如此。正如人們依賴酒精和毒品所製造的麻醉和幻覺一樣,網絡依賴症就是對於虛擬世界的依賴。它無非表明,人被技術化了,人被技術所製造的虛擬世界所控制了。
第三,享樂主義的文化。當文化成為產品的時候,它就要提供給人消費。所謂消費就是滿足人的慾望。人有各種慾望,有身體的,有社會的,還有精神的。但身體感官慾望的滿足,亦即享樂,成為了消費最直接的形態。因此一些文化產品便直接或間接地將享樂主義作為自己的原則。於是不僅所謂的娛樂文化,而且一般的文化也奉行這樣的口號:娛樂至上,娛樂至死。更有甚者,有的文化產品為了刺激人們的慾望,誨淫誨盜,宣傳色情和暴力。這種文化就不是一般的享樂主義了,而是假醜惡,是走向犯罪。
當代中國文化的建設必須針對上述三種傾向,開闢新的道路。反對虛無主義,讓古今中外的智慧照亮我們的生活世界;反對技術主義,讓技術不要控制萬物和人;反對享樂主義,讓慾望不要越過其當代歷史所確定的邊界。惟有如此,我們才能建設一個中國的現代的文化。它是中國的,因此是民族的;同時也是現代的,因此是與時俱進的。這種中國的現代的文化便實現了文化自身的本性:陶冶和塑造人性,讓人得到全面」自由」的發展。
2005-9-2於武漢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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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的《哲學與美學問題》,249,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作者:彭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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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富春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博導 武漢 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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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要瞥向文化現象的時候,首先必須劃定它的界限。文化一詞在它的使用中具有多種意義。「概而言之,可以分為三類。第一,物質活動層面。文化作為人的現象,是人向人的不斷生成過程。因此『文化』就是『人化』。如果將人化理解為一個現實的事實,那麼它就是人的物質生產活動。第二,精神活動層面。文化不能直接等同於人心理、情感和思想,而是它們的表現,因此文化指人們對於宗教、藝術和哲學的建構,以及各種風俗、習慣和制度的設立。第三,文字符號層面。因為文字符號是人的精神活動的聚集,所以它是文化最集中的顯現。於是人們毫不奇怪將學文化等同與學文字,把文化哲學也命名為符號哲學」。[1]在我們的日常語言的使用中,這三種文化的意義可以說是同時使用的。其中也許第二種語義的使用最為廣泛,如人們熟知的聯合國的教育、科學、文化和衛生組織中的文化就是第二種語義的文化。
雖然文化現象一直伴隨著人類的歷史,但它只是在當代世界成為了一個突出性的問題。為什麼?人類漫長的歷史主要是物質生產活動的歷史,而不是精神活動的歷史。在從事物質生產活動的時候,人基本上是依靠自己的身體,憑借自己的雙手。只是在工業革命之後,人才逐漸地不斷從繁重的體力勞動從獲得」自由」。如果說第一次工業革命作為機械技術是人的身體的解放的話,那麼第二次工業革命作為信息技術則是人的大腦的解放。當代世界的文化問題實際上是信息技術時代的產物。信息技術使人在從事物質生產的同時具有更多的可能去從事文化生產和消費。不僅如此,它還使文化生產和消費本身開拓了前所未有的前景。在這樣的意義上,當代世界的文化在根本上是一種信息文化,或媒介文化,如書刊、電影、電視、互聯網、移動電話等成為了當代文化的主要載體。
中國當然是一個文化的古國和大國。與西方以基督教為主體的文化不同,中國形成了儒家、道家和禪宗的文化,它們影響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但十九世紀以來,中國傳統文化和中華民族一樣都面臨著生存的危機。一方面,基督教及其相關的西方文化借助於帝國主義更進一步侵入中國,給與中國文化致命的一擊;另一方面,中國文化自身由於其衰敗也導致中國人自身對於其根基發生了懷疑。文化的危機固然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一個嚴重問題,但比它更嚴重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的危機。因此政治問題壓倒了文化問題。這表現為:首先是中華民族反抗外來民族的鬥爭,其次是被壓迫者反對壓迫者的階級鬥爭,最後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這裡的經濟被理解為最大的政治。只是當經濟建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文化問題才迫切地突顯出來。
這在於文化的發展和整個社會整體的其它方面如經濟和政治等的發展失去了平衡並發生了矛盾。它表現為:物質文明的建設相對向前,而精神文明的建設相對落後。這導致了整個社會的許多問題,不僅生活缺少多樣性和豐富性,而且出現了心理和精神的病態。但這種種問題促使了一種時代意識的覺醒:不僅要建設小康社會,而且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小康社會的全面性就意味著不只是物質文明的建設,而也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所謂的精神文明就其主體而言就是文化的建設。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同時,是和諧社會的建設。和諧社會的建設的使命在根本上是克服社會的種種矛盾。但一種真正的和諧社會的建設包括了三個根本的方面。首先是社會和諧,是人與社會的公平正義;其次是生態和諧,即人與自然的友好相處;最後是精神和諧,即真善美成為人的精神支柱。和諧社會中的精神和諧方面實際上給當代中國的文化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除了設定文化建設的理念之外,還給它提出了一種制度轉型的要求。長期以來,受計劃經濟的影響,中國的文化機構和設施是屬於政府並為政府所管理的,因此毫不奇怪它要服從行政干預並為行政服務。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整個社會已經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根本轉變。與此不同,文化機構及其設施仍然固守於計劃經濟的限制之中,依然是遠離市場經濟的。為了適應整個社會的發展變化,文化建設必須考慮新的出路。它就是人們所提出的文化產業的問題。這無非表明,儘管文化自身有其社會性和公益性的意義,但它也必須將自身看成是一種產業,如同工業、農業和服務業一樣。於是文化就必須將自身作為一個商品,置於市場之中,遵守市場的遊戲規則,去生產,去交換,並去被消費。如果事情是這樣的話,那麼文化就不僅會成為文化產業,而且可能會產業化。
文化建設變成文化產業的建設勢不可擋。事實上,這不過是開端而已,遠不是終結。雖然一些文化產業已經取得了非常好的效益,但整體而言依然具有許多困難。對此姑且不論,就文化產業在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來看,中國和西方如美國相比還存在非常大的距離。但關鍵不是人們是否要堅持走文化產業的道路,而是人們如何走文化產業的道路。
目前的文化產業建設必須面對當前中國文化現狀的種種的問題。這主要表現為文化在不同方面的非均衡性發展。
首先是精英和大眾文化的差異。中國的文化精英在文化的消費方面無疑具有優越性。他們是大學教授、文學家、藝術家和其他文化專業人士,除了閱讀哲學、宗教和藝術等方面的書籍之外,還在各種不同的時間出入美術館、畫廊、劇院等。與此不同,一般大眾也許主要是消磨在電視機前,為各種節目特別是流行的電視劇所吸引,當然也有可能到歌舞廳去唱歌和跳舞。精英和大眾文化的差異無疑是顯著的,正如傳統所說的是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差別。但現在的問題是,精英文化缺少對於大眾文化的引導,相反,大眾文化往往借助於流行文化構成了對於精英文化的衝擊。
其次是城市和鄉村文化的距離。因為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的特徵異常突出,所以在文化方面的差距特別觸目驚心。城市的發展日益趨向現代化,但鄉村的建設比較而言是落後的,甚至是停滯不前的。當城裡人借助各種現代的技術如有線電視、互聯網和各種先進的文化設施享受各種文化產品的時候,鄉下人只能收看電視中的幾個節目。也許鄉土文化更多的是各種傳統的節慶,婚喪嫁娶,還有麻將和賭博等。一個典型的城市和鄉村文化的距離的範例是超級女聲的比賽。當城市為此狂歡和癡迷的時候,鄉村對此卻極其冷淡和毫無興趣。
最後是中國和西方文化的矛盾。當代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對世界封閉的國家,而是面向世界,以主動的姿態捲入了全球化的浪潮。這也導致中國當代的文化不僅保持了中華民族自身的,而且包容了世界的,其中主要是西方的。於是我們看到兩種情形,一方面是儒家文化的復興,如讀經、尊孔和辦國學院,另一方面則是基督教文化和現代西方文化的引進,如最突出的是在青年大學生中基督教神學的介紹和西方生活方式的接受。在一定範圍內,西方文化比中國文化具有一定的強勢。一個極其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面對西方情人節的玫瑰、燭光、美酒和咖啡,中國富有浪漫、想像和詩意的七夕卻被人遺忘,而且即使被冠以中國情人節的美名,也激起不了那些癡男愛女的向望。
除上述所說的問題之外,當代中國的文化建設還有許許多多的問題。它們都是在文化產業的發展過程中不可迴避的和必須解決的。但這種文化產業的非均衡性或者是非和諧的發展還不是當代文化建設的根本性問題。最根本性的問題在於文化本性受到了傷害。必須承認,文化的產業化從行政控制中解放出來,甚至從某種狹隘的政策、政治、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但文化產業的發展自身卻具有一個致命的危險,即文化在產業化、商業化和市場化的時候,逐漸喪失文化自身的本性。在市場經濟的遊戲中,對於當代中國文化構成威脅的因素有三個:虛無主義、技術主義和享樂主義。它們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三種文化。
第一,虛無主義的文化。虛無主義主要否認人生和世界意義,也就是基礎、目的和價值等。在當代中國文化中,傳統的價值也就是儒家所主張的價值已經不再具有規定性,它至多只是一個文化遺產和遺跡。如傳統的春節不僅是家人的團圓,而且也是對於天地的膜拜和對於祖宗的追思,但現在的春節卻完全改變了其本性。在飢餓的歲月裡,它是飽餐的時機,但在溫飽的年代裡,它幾乎只是一個例行公式。人們不敬畏天地,但未必就崇拜上帝。如在西方的聖誕節,人們到教堂去讚美上帝,在家裡和親人相聚。但在中國的聖誕節,人們往往和朋友們狂歡。既不是天地,也不是上帝,而是各種體育和娛樂明星成為了我們時代的偶像。他們並不代表某種最高的原則,而是因為他們在某個領域裡第一,是名人。但最具時代特徵的是各種類型的造星運動,它將一個非英雄變成英雄,如芙蓉姐姐。這些人物幾乎沒有任何意義,甚至可以說,他們就是虛無主義的明星。
第二、技術主義的文化。當代的各種文化只要它試圖進入市場的話,那麼它們都必須借助於技術,最主要是傳媒技術、信息技術。例如廣告就是極端情形。一種文化產品已經被技術處理過了,而廣告對於這樣一個技術化的文化產品還要進行再度技術處理。就技術方面而言,當代文化不同於傳統文化最突出的特徵是它的虛擬化。一個虛擬的文化產品所呈現的特性為:假的如同真的。因此人們生活在虛擬的世界裡如同生活在現實世界裡一樣。但這容易混淆現實和虛擬的界限,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的網絡依賴症就是如此。正如人們依賴酒精和毒品所製造的麻醉和幻覺一樣,網絡依賴症就是對於虛擬世界的依賴。它無非表明,人被技術化了,人被技術所製造的虛擬世界所控制了。
第三,享樂主義的文化。當文化成為產品的時候,它就要提供給人消費。所謂消費就是滿足人的慾望。人有各種慾望,有身體的,有社會的,還有精神的。但身體感官慾望的滿足,亦即享樂,成為了消費最直接的形態。因此一些文化產品便直接或間接地將享樂主義作為自己的原則。於是不僅所謂的娛樂文化,而且一般的文化也奉行這樣的口號:娛樂至上,娛樂至死。更有甚者,有的文化產品為了刺激人們的慾望,誨淫誨盜,宣傳色情和暴力。這種文化就不是一般的享樂主義了,而是假醜惡,是走向犯罪。
當代中國文化的建設必須針對上述三種傾向,開闢新的道路。反對虛無主義,讓古今中外的智慧照亮我們的生活世界;反對技術主義,讓技術不要控制萬物和人;反對享樂主義,讓慾望不要越過其當代歷史所確定的邊界。惟有如此,我們才能建設一個中國的現代的文化。它是中國的,因此是民族的;同時也是現代的,因此是與時俱進的。這種中國的現代的文化便實現了文化自身的本性:陶冶和塑造人性,讓人得到全面」自由」的發展。
2005-9-2於武漢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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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的《哲學與美學問題》,249,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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