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今天的角色
作者：劉蘇裡 鄧曉芒
文章來源：原載《soho小報》2010年第九期《回到常識》
瀏覽：2765 次 時間:2010年9月19日16 : 00～19 : 00
地點:武漢－北京，MSN上
鄧曉芒，1948年生，湖南長沙人，1964年初中畢業下放湖南江永縣插隊落戶，1974年回城當搬運工，1979年考取武漢大學哲學系西方哲學史研究生，1982年畢業並獲碩士學位，留校任教，1989年任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2010年轉任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湖北省哲學史學會副會長，《德國哲學》主編。長期從事西方哲學特別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研究和翻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美學、中西文化比較和文學評論等領域亦多有涉獵，創立「新批判主義」和「新實踐論美學」。已出版專著25部，譯著8部，發表論文200多篇。
這次「對話」，是在網絡上進行的，各自在武漢和北京的家裡。所以，說話行文，仔細看帶有網絡聊天幾乎無法避免的「峻急」特點。
鄧曉芒的社會身份，至少有三重：教師、戰士和哲學家。
他長期任教武漢大學，是遠近聞名的教師。在今年出版的《康德句讀》中，有他授課現場非常生動的描述：先由一名學生朗讀一段《純粹理性批判》，重點用詞、概念要特別強調，然後由這位學生對此段作出解釋；再者，鄧按德文版逐字逐句講解該段。如是，一學期下來，多則講授二十幾頁，少則十幾頁。學生從開學時的十幾人，到期末的七八十人；課堂討論熱烈，師生往復辯駁，教學相長，有教無類。一冊經過縮寫的二十幾萬字《純粹理性批判》，全部講下來，竟花去14個學期。沒有哪位學生從頭至尾聽過這門課，可聽課者往往有所收穫——鄧教會了年輕的學子們讀書方法，也教給了他們關於哲學的基本知識。在《中西文化比較十一講》中，生動記錄了他在西南政法大學的演講現場。從主持人和學生，與鄧的互動中，讀者可分明感受到場面的熱烈和求智的衝動，可稱得上「非常感人」。
作為哲學家，他受到嚴格的哲學訓練，對從德國古典哲學入手的西方哲學，有著細緻而精到的理解。對康德和黑格爾的研究，尤為國內外同行所稱道。他「立足於西方自古以來的『邏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對黑格爾辯證法的解讀，使國內的黑格爾研究煥發了生機，並對整個西方哲學和文化精神提供了一種系統的研究方法；創立『新實踐論美學』和『新批判主義』，積極展開學術批評和文化批判，介入當代中國思想進程和精神建構。」（見「百度百科」）[努斯精神體現了希臘人對個體自由意識的初步的覺醒，這種自由基於每個人不受世俗感性事物束縛的超越性的靈魂，體現了自己決定自己，自己選擇自己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的獨立性；邏各斯精神體現了這些個體靈魂在自由行動中所必須遵循的規律性，這種規律性使他們能夠繼續作為自由主體存在，保持人格一貫性，而不至於在與別的自由主體的相互衝突中遭到毀滅。——鄧曉芒《黑格爾辯證法講演錄》]對話中鄧曉芒說，他有自己的哲學，只是還未完整地表述出來。他同時也肯定地說，他的哲學當然是立足本土問題。
一名好戰士是自覺的，鄧是自覺的，因此在我看來，他當然是一名好戰士，一名「思想戰線」上的好戰士。無論介入文化批評，美學爭論，還是在中西文化比較中，對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中國文化持批判態度，無不顯示其戰士本色，自覺而充滿理性。在他近二十年的哲學家生涯中，鄧曉芒是我知道的「捲進」各種思想爭論最多的知識人。這個時候，他有兩個「使槍弄棒」的舞台，講壇和書桌。他的講壇，真可謂天南地北，校內校外，演講鋒芒畢露，一瀉千里；他的書桌，層出不窮地生產各類文章，言辭犀利，邏輯嚴密，論理紮實，包括新權威主義、民粹主義、新左翼，以及《河殤》、新保守主義、第三條道路，都是他以「新批判主義」為標榜的批判對象。學術思想文化批判之外，作為一名戰士，鄧不止一次捲入高教體制的批判事件，保持了一位公共知識人應有的姿態和立場。
鄧強調他的哲學思考，是「為己之學」，如果將其理解為古典時期士大夫為學的基本原則，便大錯。這裡面有自省，自我批判在焉。他更願意從對自己的批判中，找出中國人身上問題的癥結所在，像針灸師拿自身做實驗。我理解，這種「反諸己」的方法，也是他新批判主義學說實踐的一部分，散發著西方古典知識人德性的光芒，也是鄧的新批判主義強有力量的秘密。
無論你如何看待鄧曉芒，你都無法繞過他評價中國近二十年的哲學成就，以及當代知識人批判性思考的力度、廣度和深度，——這恐怕才是鄧曉芒存在的真實意義。
有請鄧曉芒教授。
一 背景
劉蘇裡：很高興能在網上與您見面，談話！
鄧曉芒：是啊，現在信息如此發達，以前都不敢想像！
劉蘇裡：可您還與學生在課堂裡一頁頁「啃」經典，像是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
鄧曉芒：那是，世界上總還是有些永恆的東西，不因事物變化快就失去了價值。其實我所啃的經典正是這個時代的註腳，不過一般人認識不到這一點。
劉蘇裡：您可以說詳細些。
鄧曉芒：我在課堂上總是對學生講，我們讀的這些東西與當今時代有密切的關係，古典的東西比那些現代後現代的要「現實」得多。比如普世價值，人的自由和人權，這都是在古典哲學中奠定的基礎。
劉蘇裡：在《德國古典哲學講演錄》裡，你就是這麼說的。
鄧曉芒：對。這是我一貫的想法，我就是要為當今打工者提供思想依據。
劉蘇裡：任何意義上的「打工者」麼？
鄧曉芒：可以這麼說。我本人也是一個打工者，過去那種什麼「一兵」、「孺子牛」、服務員、國家幹部等等身份都不再合適了。
劉蘇裡：我能不能這樣理解，你是想做人民的哲學家？因為人民都是打工者。
鄧曉芒：也不是。我只想做一個自己的哲學家，或者只是一個哲學愛好者和哲學研究者。但我為人民打工是我的社會角色，客觀效果，恰好和我的主觀愛好相吻合，也是很難得的。但我不是刻意這樣做，就像我教書，不過是盡義務，遵守職業道德，但並不是我的主觀志向。
劉蘇裡：看得出來，你對自己的角色比較滿意。至今的工作也很滿意。還有什麼遺憾麼？
鄧曉芒：沒有什麼遺憾，就是嫌時間太短，不知不覺就年過花甲了，每天都想著這件事，怕再耽誤時間。
劉蘇裡：在我看來，你除了做哲學家外，還像一個永不停息的戰鬥者，比如，你的很多文字，是論戰中來的。當然，你還是——在我看來，最好的哲學教師。
鄧曉芒：生命就是戰鬥，今天這樣想的人幾乎已經沒有了，我的論戰也是我的哲學思考的一部分，決不是為了鬥意氣，所以我樂此不疲。
劉蘇裡：當然！不仔細讀你的書，還以為你像個鬥雞，實際上，你的文字說理很強，少有意氣之爭。
鄧曉芒：我想，如果我不戰鬥，而是像人們通常說的，功成名就了，該放鬆一下了，那我腦子裡就會一片空白，生命就好像失去了意義。那也就談不上對自己滿意了。
劉蘇裡：「戰鬥」是你存在的方式之一？還是別有一番意思？這點對理解你的思想很重要。我們常說，戰士是自覺的，你是自覺的，因此你是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好戰士。
鄧曉芒：戰鬥不是針對某個人或事，而是對命運，就是必須奮起去積極面對生活，面對自己的時代，這在我的書和我課堂上對學生講的裡面體現得很強烈。這是為自己而戰鬥，不是充當馬前卒或聽什麼將令之類的，也沒有什麼「戰線」，是為了自己生活充實、有意義，人生苦短。
二 哲學
劉蘇裡：好。談談你的哲學進路。以及你認為的最得意的思考成果。
鄧曉芒：首先是澄清個體人格和自由問題，然後是充分運用和發揮自己的理性思維能力，養成客觀分析問題的習慣，拒斥情緒化和起哄的劣習。我所有的學問簡單說來就是做這件事。
所以我在西方哲學研究中提取了兩個重要的核心概念，Nous和Logos，自由和理性，這都是中國文化中極感欠缺的，我要把它們原原本本地闡明清楚。
其次，我的哲學與我生活的這個時代有密切的聯繫，是與我本人的命運分不開的。我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有哲學天賦的人，從小就覺得自己比較笨。我是自己把自己造就成今天這樣的。這一點我從一開始弄哲學就非常清楚，也算是我在哲學上思考的一個「成果」吧。
所以我在讀哲學書的時候，凡是那些能夠鼓舞人去造就自己的哲學家，總是能夠得到我的共鳴。而凡是叫人服從命運的哲學家總是使我厭惡。這幾乎一開始就決定了我的哲學傾向，我差不多從進哲學門起就沒有改變過自己的主要觀點，什麼「轉向」「轉身」之類的事沒有發生過。
劉蘇裡：哲學思考與時代的關係，在你過去的講義中，多次提到這一層，能結合我們的時代，具體談談麼？
鄧曉芒：在每週的課堂上我都能感受到這一點。這也是支持我奮力向前的動力，覺得值。我的學問是為自己，但正是為了自己才考慮，把思想投到哪個方向才最有價值和成就感，這就與社會、歷史和責任關聯起來了，與時代和民族命運關聯起來了。
當然我所做的哲學是中國人的哲學，我常講我是做中國哲學的。而中國人當代所需要的哲學，我認為正是這種能夠鼓舞人的生存意志的哲學。因為當代中國人萎靡不振得夠可以了，幾十年都在隨波逐流，投機取巧，沒有人格，沒有道德原則和底線。怪誰呢？怪我們這個民族不爭氣，我們每個人不爭氣。所以青年中現在到處瀰漫著一種渴望，希望有一種能夠使自己從根柢上振奮起來的哲學，一種真正積極的生存方式。
劉蘇裡：也有人會說，要振奮國民精神，必須重新弘揚國學。光是把西方的東西說得那麼好，中國人將失去自信了。
鄧曉芒：一個民族的自信不是建立在自己先前有多麼闊上，而是建立在民族的創造力上；正如一個富家子弟的自信不是建立在他家多麼有錢上，而是建立在自己具有賺錢的能力上。
劉蘇裡：一個好的哲學家，一定是緊貼著時代提出的問題前行的，你覺得，我們時代，有哪些問題，值得你如此投入心力，去思考，解答，論辯？
鄧曉芒：其實我們這個時代像我一樣感受到命運的中國人到處都是，但我可能想得深一點，我相信我所想到的必定也是其他很多人想到和可能想到的。我和那些孤獨的哲學家似乎不太一樣，雖然我也很孤獨，但我感覺到普遍人性都會站在我一邊，與我相共鳴。所以我從不憤世嫉俗。要解答和追問的問題很多。比如自由意志的問題，這個西方幾百年的老問題我們就從來沒有想透過。再就是比如人權和人格的問題，在中國人的思想中幾乎還是一片空白，更弔詭的是中國人差不多都自認為這些問題我們早已吃透了，不用談了，現在要談的是如何消除它們的「負面作用」的問題。這種中國式的智慧真是大愚若智啊！
劉蘇裡：深有同感。實際上是自欺欺人。但這問題的癥結在哪裡？中國人歷史上不是最講「人學」的麼？
鄧曉芒：中國人的確講「人學」，但這種「人學」（人倫之學）是指如何毀人之學，如何「做人」之學，或者講如何學會「做人」。這與西方的人學完全是相反的，西方的人學是研究人，為人設想更加人性的生活方式，中國人學是琢磨人，為有權者設想出更加能夠控制人的手段。中國只有道家的任自然之學才間接為人性留下了一點餘地，但也可憐得很。
劉蘇裡：普遍的人性，是近代以來大多數哲學家思考的起點，近代以來的政治制度改造，也是一點點靠近這一原則。但我們總感到，國朝的立國基礎，與此關係不大，甚至相與違背。由此造成多少人間災難。如何才能從這一境況中走出來？我相信，這也是你思考的問題之一吧。
鄧曉芒：當然。但這些問題只有放到一個參照系之下才能談清楚。所以接下來是文化問題，中西文化比較問題，這方面總是能夠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民族主義狂熱，這種狂熱在今天只會把我們民族拖向更加野蠻、更加落後和更加被世人恥笑的境地。
劉蘇裡：說穿了吧，都是偽民族主義，偽愛國主義。那種無原由的「熱情」，正在消耗我們僅存的智慧和體力。它們完全不知道國族的根本利益在哪兒，到處喊打殺。非要說民族主義，我更願意把它們定義為大漢族主義，實質上的種族主義。
鄧曉芒：確切地說，中國人其實並沒有真正的民族主義，而只有家族主義，只不過是把儒家所立足的宗法制觀念擴展到國家民族上去而已。你看那些民族主義分子們的叫囂，怎麼看也就像鄉下搞宗族械鬥時的那些勇敢分子。這種民族主義需要一個代表他們的大家長，他們也許會抱怨家長沒有給他們撐腰、長臉，甚至還會鬧事，但骨子裡不過是一種「義僕」、「家奴」的身份，並沒有獨立的民族意識。
真正的民族主義是建立在人本主義之上的，是意識到一個族群作為個人生存所不可脫離的前提具有共同性和神聖性，是超越種族和宗法之上的一種政治概念。中國的民族主義不是一個政治概念，而是一個種族概念，比如香港回歸時唱的那首使每個中國漢人感到驕傲的歌：「永遠不改變黃色的臉」。這首民族主義色彩濃厚的歌居然把中國的白種少數民族排除在外了，卻沒有一個中國人發現這一點！
劉蘇裡：這不奇怪。中國人許多東西藏在骨子裡，一不小心就會露出「馬腳」。這種狀況，似乎與行世兩千多年的儒學有些關係。
鄧曉芒：儒家學說在當代中國的角色就是為這種種族主義提供歷史元典的依據。國學熱的亂像不過表明今天中國人雖然經過了一百年的教化，仍然在觀念的現代化這門功課上不及格。有人說儒家「天下」觀念是超越種族的，華夷之辨不是種族之辨而是禮教之辨。然而這種禮教恰好是立足於血緣親情和家族等級之上的，不過是一種制度化了的種族主義或宗族主義。
劉蘇裡：西方人也有歧視，種族的，宗教的等等，但啟蒙以來，特別是近百年不斷強調人權，公民權利，使得它們的「進化」逐漸有了眉目。
鄧曉芒：對於中國人來說，西方人早已想過幾百年的那些問題其實是最值得我們去想的，因為我們從來沒有想過。當然，我們一旦想，也許會比西方人想得更深一點，因為我們的文化背景大不相同。比如說什麼是真正的自由，西方人想了幾百年，自認為想透了，其實也還沒有。不過他們至少比中國人想得深一些，在此之上他們建立起了保護每個人自由的法制社會。這正是我們這個沒有完善法制的社會所應當重新考慮和研究的問題。
劉蘇裡：我最近讀了你與當代儒家論戰的作品《儒家倫理新批判》，裡面的內容很「刺激」。
鄧曉芒：我與儒家的理論論戰後面其實有上述意識形態背景，我很清楚。但他們並不清楚，或者裝作不清楚。
劉蘇裡：就你上面的問題而言，我倒覺得，多數人是糊塗，只有少數人別有用心——當然，他們也可能不是什麼儒家信徒，比如發明「中國模式」論的幾個人，很有些心思，一言一行，像是投誰所好。
鄧曉芒：少數人別有用心不要緊，就怕多數人太糊塗。總是有些人想心思，投合國民的劣根性，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文革不就是這樣麼？還有義和團。
劉蘇裡：是啊，多少年來，是多數人糊塗，少數人利用，問題是，多數人糊塗是常態吧，關鍵還是少數人懷揣壞心思吧。
鄧曉芒：其實，只要有三分之一的人思想觀念有大的改變，極少數人的心思便起不了作用了，因為還有一大部分的人是觀望的或不動腦筋的。
三 戰士
劉蘇裡：本質上，你的學術、思考工作，是「戰鬥」的，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在我看來，這正是一個好思想家，好哲學家的本質。
鄧曉芒：正因為傳統中國人觀念中沒有自由和理性這兩方面的基因，所以我的思考對所有的人幾乎都是一種挑戰。
劉蘇裡：有些人從中國古典中，牽強附會地摘章引句，說明我們從來不缺什麼，以此想畢其功於一役，但忘了，我們近代以來問題出在哪兒！如果你什麼都是古已有之，怎麼發展不出應對西方挑戰的思想與方案呢？
鄧曉芒：中國傳統經典的土壤是自然經濟，在自然經濟尚未解體的時代，他們這樣說有他們的道理：凡是傳統中沒有的都是不必要的。但是今天中國的自然經濟已然解體，他們的這種說法就破產了。我們現在缺得太多了。我對他們的挑戰的力量就來源於現實生活中的巨變。
在五四時代，思想界的先驅者們是脆弱的，因為他們只憑思想文化上的論爭來解決問題，而一接觸現實，就只好投降，因為現實還是支持傳統文化的。魯迅筆下的五四先鋒呂韋甫，一旦回到鄉村，就只好去教《三字經》。但今天不同了，現實是支持普世價值的。民主與科學，自由人權法制，不再只是知識分子口頭上的東西，而是打工者維權的利器。
劉蘇裡：可現實需要，與當政者的認識之間，有著巨大無比的鴻溝，這裡哲學家有什麼可做功的地方？
鄧曉芒：不光是哲學家，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在今天就是要為即將到來的政治體制改革提供理論基礎和輿論準備。
劉蘇裡：現實的情境是，在各種思潮紛紛登場的時候，要取得「共識」是多麼難的事情。
鄧曉芒：從長遠看，中國的國民性改造的任務還遠未完成，但我們很多人已經厭煩了這種工作。他們自己就停留在國民劣根性中。
劉蘇裡：你時常提到這一點，非常深刻，也非常尖銳。
鄧曉芒：所以我對中國近期改革的預期比較悲觀，但必須要有韌性的戰鬥。不過我與魯迅的韌性戰鬥也有所不同，他過於看重啟蒙的現實功效，我則是當作自身的一種存在方式，一種哲學反思的生活方式。
劉蘇裡：或者，要換個思路，重新確立「共鳴」，而非「共識」的基礎？
鄧曉芒：對。共鳴是一個人在世界上生活必須去尋求的，是為己；共識則有些為人。
劉蘇裡：這首先是一套新的話語系統，這是基礎，在此之上，是共鳴，而非共識。
鄧曉芒：共識主要是政治術語。共鳴則是美學術語，也是人生哲學術語。所以我提出要從單純的國民性批判提升到人性批判。
劉蘇裡：我很希望你在這裡，簡略地說說你的「國民性批判」和「人性批判」。
鄧曉芒：魯迅的國民性批判還是過於糾纏在政治實用主義上，過於峻急了。我講的人性批判其實是接著魯迅講，要深入到每個人內心的那種人性缺陷，使這種批判精神成為每個人的人性中的一個層面，一種素質，不是用來救國，而是拯救自己的靈魂。其實西方人看待國民性批判已經有這種眼光，據說羅曼·羅蘭讀《阿Q正傳》讀到落淚，他就是當作人性批判來讀的。只有提升到人性批判，才有可能帶來對人性的寬容和個人的懺悔。
劉蘇裡：這就是你經常談到的「新批判」麼？
鄧曉芒：我的新批判就是要指出今天一些人的誤區，打破他們自我陶醉的美夢，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面對嚴峻的現實。
我的清理工作主要是思想上和方法上的，至於具體的那些理論問題的清理，需要一大批人來做，三千年的奧吉亞斯牛圈不是一兩天或幾個人可以打掃完畢的。
劉蘇裡：大概只有少數人認為我們面對「嚴峻的現實」，多數人要麼同陳冠中小說《盛世》裡說的，嗨賴賴，要麼有些事讓他疼了，轉過身就去感歎、歌頌盛世，甚至很有些自豪感呢。
鄧曉芒：這種自豪感正是中國人劣根性的一大表現，在魯迅的《理水》和許多作品中都有描述，洪水來了，你看那些沒有被淹死的老百姓那個樂啊！當年魯迅很有些猶豫，是喚醒他們讓他們痛苦而死，還是讓他們安樂死更合乎人道呢？
劉蘇裡：思想和方法上的清理工作，是最重要的，它們猶如利器，掌握了，就有力量了。問題是，國人，甚至包括自詡為精英的人物，似乎認為自己正站在歷史的高處，可以指點江山。
鄧曉芒：我從來不看好那些高調的精英，他們太把自己當回事了。歷史將證明他們輕如鴻毛。
劉蘇裡：多數精英或許是糊塗。在一個急劇轉型的時代，每人陷在掙扎的漩渦中，能看明白事理，很難。我想，你多年的耐心工作對象，除年輕的學子外，恐怕也包括糊塗的精英吧。我常有衝動：都來讀讀鄧曉芒吧。
回到你批判工作話題上來。你覺得，這麼多年，尤其在年輕學子這裡，你的工作有明顯的成效麼，以測試你用力的方向是否正確？
鄧曉芒：我更寄希望於年輕人，如班上聽課的學生，他們即將走向社會，被逼迫對這個社會進行思考。我努力對他們進行敲打，鍛煉他們的思維能力。效果當然不可能立竿見影，但工作總是要做的。多年來我的這些研究生大部分沒有去投身於政界或商界，而是當教師，這是我感覺最有希望的。至少他們知道在中國，還有人不像一般糊塗的中國人那樣思考問題。這種影響力是潛移默化的，而且我相信將越來越大。
劉蘇裡：我同意你的說法。我知道，還有些人是你這樣的思路，比如小楓，但你們的目標似乎有很大不同？
鄧曉芒：劉小楓最近一些年的表現令人失望。不過就我來說，本來就沒有對他抱太大的希望。我很早就說過，他不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而是一個儒家士大夫。那時他還在道風山。
劉蘇裡：有意思！你們應該非常熟悉，他也是我的好朋友呢，但一見面就吵，他經常「狡辯」，以為別人都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鄧曉芒：他思想的糊塗不是一般的糊塗，早在他的《拯救與逍遙》中，就有大量的糊塗觀念，只是因為他文筆太好，所以掩蓋了他的毛病。最近竟然走到納粹主義去了。但這也是必然的。
四 目標
劉蘇裡：好，讓我們再回到你的基礎工作上來：哲學的講授。前天，我向一位朋友推薦你的《康德句讀》。他說，這是能打死人的東西，他很看重這樣的工作。因為，現時代，許多人想做出打死人的工作，但不肯吃苦，試圖走捷徑，所以能打死人的東西少之又少。而你是在兩線「作戰」，一面生產彈藥，一面親自「戰鬥」，非常「駭人」！
鄧曉芒：《句讀》裡面有一種精神，就是要將號稱最難讀懂的西方經典用一個中國人的頭腦加以把握，打破西方經典不可讀懂的神話。這難道不是建立中國人自信心的具體工作嗎？在今天，我們民族的自信就是相信自己能夠應對時代的巨變，能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資源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而不是逃到故紙堆裡自我陶醉。但恰好就有人認為這樣認真對待西方經典喪失了中國人的自信了，你看這不是顛倒了？
劉蘇裡：這些人的「自信」，更像是要白手起家。這很像毛的遺產。毛大概是馬列都不信的，只信自己。但你的基礎工作，仍波及面不夠廣泛，是否應做進一步檢討？因為你的寫作畢竟不是為了藏之深山，傳諸後世的啊。
鄧曉芒：此書一刷三千套已幾乎脫銷，正在重印。這個波及面，應當很可以了，你想180元，打折也有一百多元一套，要買下來，連我都要咬咬牙啊！
劉蘇裡：真的啊，這讓我這老書人吃驚！3000套，脫銷！
鄧曉芒：我相信陳康先生的話，中國人的自信是要能夠在西方人面前講西方哲學才能夠真正建立起來。我自信這本書就是拿到西方也是站得住的，他們其實很多地方都沒有搞懂。
劉蘇裡：我可以告訴你，你的絕大多數作品，在萬聖，都賣得不錯，特別有幾種，比如《中西文化比較十一講》、《文學與文化三論》等等。
你剛才說的一句話，在我最近的一篇評書小文中也說到了——這樣的講法，恐怕在西方也少見呢。
鄧曉芒：我相信我的一些書如果有人翻譯成外文，都會讓西方人吃驚的。有好幾次國際會議我用德文寫的論文都在德國人中引起了很大反響。
但我現在沒有時間專門來做這種事，我還有大量更重要的事情，這一輩子的任務夠我忙的了。
劉蘇裡：你認為，除了經典解讀，你有了自己對哲學的獨到體會與見解了麼？我相信你說的，結合中國本土問題的思考，一定會有真正的創見。
鄧曉芒：當然有，我一直想寫一本直接闡述自己的哲學觀點的書，也可以說一直在做一種準備。其實很多思想已經在解讀中透露出來了，只是沒有加以整理而已。
劉蘇裡：我常常讀到有見地和創見的段落或句子。能否在此簡略敘述你的創見，以饗小報讀者？我先替他們謝你！
鄧曉芒：一個是結合中國本土的國情，另一個是結合全球化的視野，站在普遍人性的高度來鍛造自己的思想。什麼是中國特色？這才是中國特色！
海德格爾說，一切哲學都只討論同一個問題。我的哲學也不例外，你不必指望我說出什麼與所有人都不同的怪論來。但我自信可以把同一個問題推進一點，搞得更深一點。
我把自己的哲學命名為「自否定哲學」，也可以說是自由的哲學，創造哲學，主體性哲學，等等，這些都不是什麼新東西。但我有自己的闡發。
這種哲學在當代西方遭到後現代主義的痛批，但之所以如此，還是因為從前的這類哲學，從康德、黑格爾、尼採到海德格爾，都還沒有到位，所以不能抵禦反對意見。只有把它與中國的經驗結合起來加以深化，才有希望使主體性哲學煥發青春。
劉蘇裡：後現代主義，至少在中國，是有些可笑。有人把它神神秘秘地說成是什麼知識轉型。
鄧曉芒：我認為，後現代主義在中國的詮釋基本上都是誤解，因為這些詮釋者都沒有古典哲學的根基，所以要攻破他們是很容易的，只要指出他們對哲學史的無知就行了。西方的後現代主義是西方近現代哲學的必然延伸。
但是，後現代主義在西方已經走投無路了，最近十年沒有出現世界級的大師，這是西方思想的沒落。他們有見識的學者紛紛轉向西方經典的重讀。
我預計西方將有一個古典復興，那時才有可能重新產生大師。這也正是中國哲學真正走向世界的機會。
劉蘇裡：可有些後現代「大師」，還在那裡精緻地引用、「發明」各種修辭，忙著為當權者塗脂抹粉。
鄧曉芒：我幾乎已經沒有興趣與他們較勁了，這些人的政客嘴臉太明顯了。
劉蘇裡：你對他們的定位多准啊！生的不是政客的胚子，卻想玩政客的把戲，腳踩兩隻船，不用別人，到頭來是自己把自己打翻在地。
鄧曉芒：他們在理論上其實根本用不著去駁，政治形勢一變，他們自己就會迅速轉向，或者就失去任何影響力了。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借助於某種非學術的力量趕風潮，風向一轉，他們就得馬上轉。我預計，中國的前途決不在他們這些人手中。
劉蘇裡：謝謝曉芒兄，今天耽擱你那麼多時間。
鄧曉芒：好，今天聊得很愉快，再見！
作者：劉蘇裡 鄧曉芒
文章來源：原載《soho小報》2010年第九期《回到常識》
瀏覽：2765 次 時間:2010年9月19日16 : 00～19 : 00
地點:武漢－北京，MSN上
鄧曉芒，1948年生，湖南長沙人，1964年初中畢業下放湖南江永縣插隊落戶，1974年回城當搬運工，1979年考取武漢大學哲學系西方哲學史研究生，1982年畢業並獲碩士學位，留校任教，1989年任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2010年轉任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湖北省哲學史學會副會長，《德國哲學》主編。長期從事西方哲學特別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研究和翻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美學、中西文化比較和文學評論等領域亦多有涉獵，創立「新批判主義」和「新實踐論美學」。已出版專著25部，譯著8部，發表論文200多篇。
這次「對話」，是在網絡上進行的，各自在武漢和北京的家裡。所以，說話行文，仔細看帶有網絡聊天幾乎無法避免的「峻急」特點。
鄧曉芒的社會身份，至少有三重：教師、戰士和哲學家。
他長期任教武漢大學，是遠近聞名的教師。在今年出版的《康德句讀》中，有他授課現場非常生動的描述：先由一名學生朗讀一段《純粹理性批判》，重點用詞、概念要特別強調，然後由這位學生對此段作出解釋；再者，鄧按德文版逐字逐句講解該段。如是，一學期下來，多則講授二十幾頁，少則十幾頁。學生從開學時的十幾人，到期末的七八十人；課堂討論熱烈，師生往復辯駁，教學相長，有教無類。一冊經過縮寫的二十幾萬字《純粹理性批判》，全部講下來，竟花去14個學期。沒有哪位學生從頭至尾聽過這門課，可聽課者往往有所收穫——鄧教會了年輕的學子們讀書方法，也教給了他們關於哲學的基本知識。在《中西文化比較十一講》中，生動記錄了他在西南政法大學的演講現場。從主持人和學生，與鄧的互動中，讀者可分明感受到場面的熱烈和求智的衝動，可稱得上「非常感人」。
作為哲學家，他受到嚴格的哲學訓練，對從德國古典哲學入手的西方哲學，有著細緻而精到的理解。對康德和黑格爾的研究，尤為國內外同行所稱道。他「立足於西方自古以來的『邏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對黑格爾辯證法的解讀，使國內的黑格爾研究煥發了生機，並對整個西方哲學和文化精神提供了一種系統的研究方法；創立『新實踐論美學』和『新批判主義』，積極展開學術批評和文化批判，介入當代中國思想進程和精神建構。」（見「百度百科」）[努斯精神體現了希臘人對個體自由意識的初步的覺醒，這種自由基於每個人不受世俗感性事物束縛的超越性的靈魂，體現了自己決定自己，自己選擇自己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的獨立性；邏各斯精神體現了這些個體靈魂在自由行動中所必須遵循的規律性，這種規律性使他們能夠繼續作為自由主體存在，保持人格一貫性，而不至於在與別的自由主體的相互衝突中遭到毀滅。——鄧曉芒《黑格爾辯證法講演錄》]對話中鄧曉芒說，他有自己的哲學，只是還未完整地表述出來。他同時也肯定地說，他的哲學當然是立足本土問題。
一名好戰士是自覺的，鄧是自覺的，因此在我看來，他當然是一名好戰士，一名「思想戰線」上的好戰士。無論介入文化批評，美學爭論，還是在中西文化比較中，對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中國文化持批判態度，無不顯示其戰士本色，自覺而充滿理性。在他近二十年的哲學家生涯中，鄧曉芒是我知道的「捲進」各種思想爭論最多的知識人。這個時候，他有兩個「使槍弄棒」的舞台，講壇和書桌。他的講壇，真可謂天南地北，校內校外，演講鋒芒畢露，一瀉千里；他的書桌，層出不窮地生產各類文章，言辭犀利，邏輯嚴密，論理紮實，包括新權威主義、民粹主義、新左翼，以及《河殤》、新保守主義、第三條道路，都是他以「新批判主義」為標榜的批判對象。學術思想文化批判之外，作為一名戰士，鄧不止一次捲入高教體制的批判事件，保持了一位公共知識人應有的姿態和立場。
鄧強調他的哲學思考，是「為己之學」，如果將其理解為古典時期士大夫為學的基本原則，便大錯。這裡面有自省，自我批判在焉。他更願意從對自己的批判中，找出中國人身上問題的癥結所在，像針灸師拿自身做實驗。我理解，這種「反諸己」的方法，也是他新批判主義學說實踐的一部分，散發著西方古典知識人德性的光芒，也是鄧的新批判主義強有力量的秘密。
無論你如何看待鄧曉芒，你都無法繞過他評價中國近二十年的哲學成就，以及當代知識人批判性思考的力度、廣度和深度，——這恐怕才是鄧曉芒存在的真實意義。
有請鄧曉芒教授。
一 背景
劉蘇裡：很高興能在網上與您見面，談話！
鄧曉芒：是啊，現在信息如此發達，以前都不敢想像！
劉蘇裡：可您還與學生在課堂裡一頁頁「啃」經典，像是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
鄧曉芒：那是，世界上總還是有些永恆的東西，不因事物變化快就失去了價值。其實我所啃的經典正是這個時代的註腳，不過一般人認識不到這一點。
劉蘇裡：您可以說詳細些。
鄧曉芒：我在課堂上總是對學生講，我們讀的這些東西與當今時代有密切的關係，古典的東西比那些現代後現代的要「現實」得多。比如普世價值，人的自由和人權，這都是在古典哲學中奠定的基礎。
劉蘇裡：在《德國古典哲學講演錄》裡，你就是這麼說的。
鄧曉芒：對。這是我一貫的想法，我就是要為當今打工者提供思想依據。
劉蘇裡：任何意義上的「打工者」麼？
鄧曉芒：可以這麼說。我本人也是一個打工者，過去那種什麼「一兵」、「孺子牛」、服務員、國家幹部等等身份都不再合適了。
劉蘇裡：我能不能這樣理解，你是想做人民的哲學家？因為人民都是打工者。
鄧曉芒：也不是。我只想做一個自己的哲學家，或者只是一個哲學愛好者和哲學研究者。但我為人民打工是我的社會角色，客觀效果，恰好和我的主觀愛好相吻合，也是很難得的。但我不是刻意這樣做，就像我教書，不過是盡義務，遵守職業道德，但並不是我的主觀志向。
劉蘇裡：看得出來，你對自己的角色比較滿意。至今的工作也很滿意。還有什麼遺憾麼？
鄧曉芒：沒有什麼遺憾，就是嫌時間太短，不知不覺就年過花甲了，每天都想著這件事，怕再耽誤時間。
劉蘇裡：在我看來，你除了做哲學家外，還像一個永不停息的戰鬥者，比如，你的很多文字，是論戰中來的。當然，你還是——在我看來，最好的哲學教師。
鄧曉芒：生命就是戰鬥，今天這樣想的人幾乎已經沒有了，我的論戰也是我的哲學思考的一部分，決不是為了鬥意氣，所以我樂此不疲。
劉蘇裡：當然！不仔細讀你的書，還以為你像個鬥雞，實際上，你的文字說理很強，少有意氣之爭。
鄧曉芒：我想，如果我不戰鬥，而是像人們通常說的，功成名就了，該放鬆一下了，那我腦子裡就會一片空白，生命就好像失去了意義。那也就談不上對自己滿意了。
劉蘇裡：「戰鬥」是你存在的方式之一？還是別有一番意思？這點對理解你的思想很重要。我們常說，戰士是自覺的，你是自覺的，因此你是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好戰士。
鄧曉芒：戰鬥不是針對某個人或事，而是對命運，就是必須奮起去積極面對生活，面對自己的時代，這在我的書和我課堂上對學生講的裡面體現得很強烈。這是為自己而戰鬥，不是充當馬前卒或聽什麼將令之類的，也沒有什麼「戰線」，是為了自己生活充實、有意義，人生苦短。
二 哲學
劉蘇裡：好。談談你的哲學進路。以及你認為的最得意的思考成果。
鄧曉芒：首先是澄清個體人格和自由問題，然後是充分運用和發揮自己的理性思維能力，養成客觀分析問題的習慣，拒斥情緒化和起哄的劣習。我所有的學問簡單說來就是做這件事。
所以我在西方哲學研究中提取了兩個重要的核心概念，Nous和Logos，自由和理性，這都是中國文化中極感欠缺的，我要把它們原原本本地闡明清楚。
其次，我的哲學與我生活的這個時代有密切的聯繫，是與我本人的命運分不開的。我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有哲學天賦的人，從小就覺得自己比較笨。我是自己把自己造就成今天這樣的。這一點我從一開始弄哲學就非常清楚，也算是我在哲學上思考的一個「成果」吧。
所以我在讀哲學書的時候，凡是那些能夠鼓舞人去造就自己的哲學家，總是能夠得到我的共鳴。而凡是叫人服從命運的哲學家總是使我厭惡。這幾乎一開始就決定了我的哲學傾向，我差不多從進哲學門起就沒有改變過自己的主要觀點，什麼「轉向」「轉身」之類的事沒有發生過。
劉蘇裡：哲學思考與時代的關係，在你過去的講義中，多次提到這一層，能結合我們的時代，具體談談麼？
鄧曉芒：在每週的課堂上我都能感受到這一點。這也是支持我奮力向前的動力，覺得值。我的學問是為自己，但正是為了自己才考慮，把思想投到哪個方向才最有價值和成就感，這就與社會、歷史和責任關聯起來了，與時代和民族命運關聯起來了。
當然我所做的哲學是中國人的哲學，我常講我是做中國哲學的。而中國人當代所需要的哲學，我認為正是這種能夠鼓舞人的生存意志的哲學。因為當代中國人萎靡不振得夠可以了，幾十年都在隨波逐流，投機取巧，沒有人格，沒有道德原則和底線。怪誰呢？怪我們這個民族不爭氣，我們每個人不爭氣。所以青年中現在到處瀰漫著一種渴望，希望有一種能夠使自己從根柢上振奮起來的哲學，一種真正積極的生存方式。
劉蘇裡：也有人會說，要振奮國民精神，必須重新弘揚國學。光是把西方的東西說得那麼好，中國人將失去自信了。
鄧曉芒：一個民族的自信不是建立在自己先前有多麼闊上，而是建立在民族的創造力上；正如一個富家子弟的自信不是建立在他家多麼有錢上，而是建立在自己具有賺錢的能力上。
劉蘇裡：一個好的哲學家，一定是緊貼著時代提出的問題前行的，你覺得，我們時代，有哪些問題，值得你如此投入心力，去思考，解答，論辯？
鄧曉芒：其實我們這個時代像我一樣感受到命運的中國人到處都是，但我可能想得深一點，我相信我所想到的必定也是其他很多人想到和可能想到的。我和那些孤獨的哲學家似乎不太一樣，雖然我也很孤獨，但我感覺到普遍人性都會站在我一邊，與我相共鳴。所以我從不憤世嫉俗。要解答和追問的問題很多。比如自由意志的問題，這個西方幾百年的老問題我們就從來沒有想透過。再就是比如人權和人格的問題，在中國人的思想中幾乎還是一片空白，更弔詭的是中國人差不多都自認為這些問題我們早已吃透了，不用談了，現在要談的是如何消除它們的「負面作用」的問題。這種中國式的智慧真是大愚若智啊！
劉蘇裡：深有同感。實際上是自欺欺人。但這問題的癥結在哪裡？中國人歷史上不是最講「人學」的麼？
鄧曉芒：中國人的確講「人學」，但這種「人學」（人倫之學）是指如何毀人之學，如何「做人」之學，或者講如何學會「做人」。這與西方的人學完全是相反的，西方的人學是研究人，為人設想更加人性的生活方式，中國人學是琢磨人，為有權者設想出更加能夠控制人的手段。中國只有道家的任自然之學才間接為人性留下了一點餘地，但也可憐得很。
劉蘇裡：普遍的人性，是近代以來大多數哲學家思考的起點，近代以來的政治制度改造，也是一點點靠近這一原則。但我們總感到，國朝的立國基礎，與此關係不大，甚至相與違背。由此造成多少人間災難。如何才能從這一境況中走出來？我相信，這也是你思考的問題之一吧。
鄧曉芒：當然。但這些問題只有放到一個參照系之下才能談清楚。所以接下來是文化問題，中西文化比較問題，這方面總是能夠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民族主義狂熱，這種狂熱在今天只會把我們民族拖向更加野蠻、更加落後和更加被世人恥笑的境地。
劉蘇裡：說穿了吧，都是偽民族主義，偽愛國主義。那種無原由的「熱情」，正在消耗我們僅存的智慧和體力。它們完全不知道國族的根本利益在哪兒，到處喊打殺。非要說民族主義，我更願意把它們定義為大漢族主義，實質上的種族主義。
鄧曉芒：確切地說，中國人其實並沒有真正的民族主義，而只有家族主義，只不過是把儒家所立足的宗法制觀念擴展到國家民族上去而已。你看那些民族主義分子們的叫囂，怎麼看也就像鄉下搞宗族械鬥時的那些勇敢分子。這種民族主義需要一個代表他們的大家長，他們也許會抱怨家長沒有給他們撐腰、長臉，甚至還會鬧事，但骨子裡不過是一種「義僕」、「家奴」的身份，並沒有獨立的民族意識。
真正的民族主義是建立在人本主義之上的，是意識到一個族群作為個人生存所不可脫離的前提具有共同性和神聖性，是超越種族和宗法之上的一種政治概念。中國的民族主義不是一個政治概念，而是一個種族概念，比如香港回歸時唱的那首使每個中國漢人感到驕傲的歌：「永遠不改變黃色的臉」。這首民族主義色彩濃厚的歌居然把中國的白種少數民族排除在外了，卻沒有一個中國人發現這一點！
劉蘇裡：這不奇怪。中國人許多東西藏在骨子裡，一不小心就會露出「馬腳」。這種狀況，似乎與行世兩千多年的儒學有些關係。
鄧曉芒：儒家學說在當代中國的角色就是為這種種族主義提供歷史元典的依據。國學熱的亂像不過表明今天中國人雖然經過了一百年的教化，仍然在觀念的現代化這門功課上不及格。有人說儒家「天下」觀念是超越種族的，華夷之辨不是種族之辨而是禮教之辨。然而這種禮教恰好是立足於血緣親情和家族等級之上的，不過是一種制度化了的種族主義或宗族主義。
劉蘇裡：西方人也有歧視，種族的，宗教的等等，但啟蒙以來，特別是近百年不斷強調人權，公民權利，使得它們的「進化」逐漸有了眉目。
鄧曉芒：對於中國人來說，西方人早已想過幾百年的那些問題其實是最值得我們去想的，因為我們從來沒有想過。當然，我們一旦想，也許會比西方人想得更深一點，因為我們的文化背景大不相同。比如說什麼是真正的自由，西方人想了幾百年，自認為想透了，其實也還沒有。不過他們至少比中國人想得深一些，在此之上他們建立起了保護每個人自由的法制社會。這正是我們這個沒有完善法制的社會所應當重新考慮和研究的問題。
劉蘇裡：我最近讀了你與當代儒家論戰的作品《儒家倫理新批判》，裡面的內容很「刺激」。
鄧曉芒：我與儒家的理論論戰後面其實有上述意識形態背景，我很清楚。但他們並不清楚，或者裝作不清楚。
劉蘇裡：就你上面的問題而言，我倒覺得，多數人是糊塗，只有少數人別有用心——當然，他們也可能不是什麼儒家信徒，比如發明「中國模式」論的幾個人，很有些心思，一言一行，像是投誰所好。
鄧曉芒：少數人別有用心不要緊，就怕多數人太糊塗。總是有些人想心思，投合國民的劣根性，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文革不就是這樣麼？還有義和團。
劉蘇裡：是啊，多少年來，是多數人糊塗，少數人利用，問題是，多數人糊塗是常態吧，關鍵還是少數人懷揣壞心思吧。
鄧曉芒：其實，只要有三分之一的人思想觀念有大的改變，極少數人的心思便起不了作用了，因為還有一大部分的人是觀望的或不動腦筋的。
三 戰士
劉蘇裡：本質上，你的學術、思考工作，是「戰鬥」的，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在我看來，這正是一個好思想家，好哲學家的本質。
鄧曉芒：正因為傳統中國人觀念中沒有自由和理性這兩方面的基因，所以我的思考對所有的人幾乎都是一種挑戰。
劉蘇裡：有些人從中國古典中，牽強附會地摘章引句，說明我們從來不缺什麼，以此想畢其功於一役，但忘了，我們近代以來問題出在哪兒！如果你什麼都是古已有之，怎麼發展不出應對西方挑戰的思想與方案呢？
鄧曉芒：中國傳統經典的土壤是自然經濟，在自然經濟尚未解體的時代，他們這樣說有他們的道理：凡是傳統中沒有的都是不必要的。但是今天中國的自然經濟已然解體，他們的這種說法就破產了。我們現在缺得太多了。我對他們的挑戰的力量就來源於現實生活中的巨變。
在五四時代，思想界的先驅者們是脆弱的，因為他們只憑思想文化上的論爭來解決問題，而一接觸現實，就只好投降，因為現實還是支持傳統文化的。魯迅筆下的五四先鋒呂韋甫，一旦回到鄉村，就只好去教《三字經》。但今天不同了，現實是支持普世價值的。民主與科學，自由人權法制，不再只是知識分子口頭上的東西，而是打工者維權的利器。
劉蘇裡：可現實需要，與當政者的認識之間，有著巨大無比的鴻溝，這裡哲學家有什麼可做功的地方？
鄧曉芒：不光是哲學家，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在今天就是要為即將到來的政治體制改革提供理論基礎和輿論準備。
劉蘇裡：現實的情境是，在各種思潮紛紛登場的時候，要取得「共識」是多麼難的事情。
鄧曉芒：從長遠看，中國的國民性改造的任務還遠未完成，但我們很多人已經厭煩了這種工作。他們自己就停留在國民劣根性中。
劉蘇裡：你時常提到這一點，非常深刻，也非常尖銳。
鄧曉芒：所以我對中國近期改革的預期比較悲觀，但必須要有韌性的戰鬥。不過我與魯迅的韌性戰鬥也有所不同，他過於看重啟蒙的現實功效，我則是當作自身的一種存在方式，一種哲學反思的生活方式。
劉蘇裡：或者，要換個思路，重新確立「共鳴」，而非「共識」的基礎？
鄧曉芒：對。共鳴是一個人在世界上生活必須去尋求的，是為己；共識則有些為人。
劉蘇裡：這首先是一套新的話語系統，這是基礎，在此之上，是共鳴，而非共識。
鄧曉芒：共識主要是政治術語。共鳴則是美學術語，也是人生哲學術語。所以我提出要從單純的國民性批判提升到人性批判。
劉蘇裡：我很希望你在這裡，簡略地說說你的「國民性批判」和「人性批判」。
鄧曉芒：魯迅的國民性批判還是過於糾纏在政治實用主義上，過於峻急了。我講的人性批判其實是接著魯迅講，要深入到每個人內心的那種人性缺陷，使這種批判精神成為每個人的人性中的一個層面，一種素質，不是用來救國，而是拯救自己的靈魂。其實西方人看待國民性批判已經有這種眼光，據說羅曼·羅蘭讀《阿Q正傳》讀到落淚，他就是當作人性批判來讀的。只有提升到人性批判，才有可能帶來對人性的寬容和個人的懺悔。
劉蘇裡：這就是你經常談到的「新批判」麼？
鄧曉芒：我的新批判就是要指出今天一些人的誤區，打破他們自我陶醉的美夢，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面對嚴峻的現實。
我的清理工作主要是思想上和方法上的，至於具體的那些理論問題的清理，需要一大批人來做，三千年的奧吉亞斯牛圈不是一兩天或幾個人可以打掃完畢的。
劉蘇裡：大概只有少數人認為我們面對「嚴峻的現實」，多數人要麼同陳冠中小說《盛世》裡說的，嗨賴賴，要麼有些事讓他疼了，轉過身就去感歎、歌頌盛世，甚至很有些自豪感呢。
鄧曉芒：這種自豪感正是中國人劣根性的一大表現，在魯迅的《理水》和許多作品中都有描述，洪水來了，你看那些沒有被淹死的老百姓那個樂啊！當年魯迅很有些猶豫，是喚醒他們讓他們痛苦而死，還是讓他們安樂死更合乎人道呢？
劉蘇裡：思想和方法上的清理工作，是最重要的，它們猶如利器，掌握了，就有力量了。問題是，國人，甚至包括自詡為精英的人物，似乎認為自己正站在歷史的高處，可以指點江山。
鄧曉芒：我從來不看好那些高調的精英，他們太把自己當回事了。歷史將證明他們輕如鴻毛。
劉蘇裡：多數精英或許是糊塗。在一個急劇轉型的時代，每人陷在掙扎的漩渦中，能看明白事理，很難。我想，你多年的耐心工作對象，除年輕的學子外，恐怕也包括糊塗的精英吧。我常有衝動：都來讀讀鄧曉芒吧。
回到你批判工作話題上來。你覺得，這麼多年，尤其在年輕學子這裡，你的工作有明顯的成效麼，以測試你用力的方向是否正確？
鄧曉芒：我更寄希望於年輕人，如班上聽課的學生，他們即將走向社會，被逼迫對這個社會進行思考。我努力對他們進行敲打，鍛煉他們的思維能力。效果當然不可能立竿見影，但工作總是要做的。多年來我的這些研究生大部分沒有去投身於政界或商界，而是當教師，這是我感覺最有希望的。至少他們知道在中國，還有人不像一般糊塗的中國人那樣思考問題。這種影響力是潛移默化的，而且我相信將越來越大。
劉蘇裡：我同意你的說法。我知道，還有些人是你這樣的思路，比如小楓，但你們的目標似乎有很大不同？
鄧曉芒：劉小楓最近一些年的表現令人失望。不過就我來說，本來就沒有對他抱太大的希望。我很早就說過，他不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而是一個儒家士大夫。那時他還在道風山。
劉蘇裡：有意思！你們應該非常熟悉，他也是我的好朋友呢，但一見面就吵，他經常「狡辯」，以為別人都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鄧曉芒：他思想的糊塗不是一般的糊塗，早在他的《拯救與逍遙》中，就有大量的糊塗觀念，只是因為他文筆太好，所以掩蓋了他的毛病。最近竟然走到納粹主義去了。但這也是必然的。
四 目標
劉蘇裡：好，讓我們再回到你的基礎工作上來：哲學的講授。前天，我向一位朋友推薦你的《康德句讀》。他說，這是能打死人的東西，他很看重這樣的工作。因為，現時代，許多人想做出打死人的工作，但不肯吃苦，試圖走捷徑，所以能打死人的東西少之又少。而你是在兩線「作戰」，一面生產彈藥，一面親自「戰鬥」，非常「駭人」！
鄧曉芒：《句讀》裡面有一種精神，就是要將號稱最難讀懂的西方經典用一個中國人的頭腦加以把握，打破西方經典不可讀懂的神話。這難道不是建立中國人自信心的具體工作嗎？在今天，我們民族的自信就是相信自己能夠應對時代的巨變，能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資源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而不是逃到故紙堆裡自我陶醉。但恰好就有人認為這樣認真對待西方經典喪失了中國人的自信了，你看這不是顛倒了？
劉蘇裡：這些人的「自信」，更像是要白手起家。這很像毛的遺產。毛大概是馬列都不信的，只信自己。但你的基礎工作，仍波及面不夠廣泛，是否應做進一步檢討？因為你的寫作畢竟不是為了藏之深山，傳諸後世的啊。
鄧曉芒：此書一刷三千套已幾乎脫銷，正在重印。這個波及面，應當很可以了，你想180元，打折也有一百多元一套，要買下來，連我都要咬咬牙啊！
劉蘇裡：真的啊，這讓我這老書人吃驚！3000套，脫銷！
鄧曉芒：我相信陳康先生的話，中國人的自信是要能夠在西方人面前講西方哲學才能夠真正建立起來。我自信這本書就是拿到西方也是站得住的，他們其實很多地方都沒有搞懂。
劉蘇裡：我可以告訴你，你的絕大多數作品，在萬聖，都賣得不錯，特別有幾種，比如《中西文化比較十一講》、《文學與文化三論》等等。
你剛才說的一句話，在我最近的一篇評書小文中也說到了——這樣的講法，恐怕在西方也少見呢。
鄧曉芒：我相信我的一些書如果有人翻譯成外文，都會讓西方人吃驚的。有好幾次國際會議我用德文寫的論文都在德國人中引起了很大反響。
但我現在沒有時間專門來做這種事，我還有大量更重要的事情，這一輩子的任務夠我忙的了。
劉蘇裡：你認為，除了經典解讀，你有了自己對哲學的獨到體會與見解了麼？我相信你說的，結合中國本土問題的思考，一定會有真正的創見。
鄧曉芒：當然有，我一直想寫一本直接闡述自己的哲學觀點的書，也可以說一直在做一種準備。其實很多思想已經在解讀中透露出來了，只是沒有加以整理而已。
劉蘇裡：我常常讀到有見地和創見的段落或句子。能否在此簡略敘述你的創見，以饗小報讀者？我先替他們謝你！
鄧曉芒：一個是結合中國本土的國情，另一個是結合全球化的視野，站在普遍人性的高度來鍛造自己的思想。什麼是中國特色？這才是中國特色！
海德格爾說，一切哲學都只討論同一個問題。我的哲學也不例外，你不必指望我說出什麼與所有人都不同的怪論來。但我自信可以把同一個問題推進一點，搞得更深一點。
我把自己的哲學命名為「自否定哲學」，也可以說是自由的哲學，創造哲學，主體性哲學，等等，這些都不是什麼新東西。但我有自己的闡發。
這種哲學在當代西方遭到後現代主義的痛批，但之所以如此，還是因為從前的這類哲學，從康德、黑格爾、尼採到海德格爾，都還沒有到位，所以不能抵禦反對意見。只有把它與中國的經驗結合起來加以深化，才有希望使主體性哲學煥發青春。
劉蘇裡：後現代主義，至少在中國，是有些可笑。有人把它神神秘秘地說成是什麼知識轉型。
鄧曉芒：我認為，後現代主義在中國的詮釋基本上都是誤解，因為這些詮釋者都沒有古典哲學的根基，所以要攻破他們是很容易的，只要指出他們對哲學史的無知就行了。西方的後現代主義是西方近現代哲學的必然延伸。
但是，後現代主義在西方已經走投無路了，最近十年沒有出現世界級的大師，這是西方思想的沒落。他們有見識的學者紛紛轉向西方經典的重讀。
我預計西方將有一個古典復興，那時才有可能重新產生大師。這也正是中國哲學真正走向世界的機會。
劉蘇裡：可有些後現代「大師」，還在那裡精緻地引用、「發明」各種修辭，忙著為當權者塗脂抹粉。
鄧曉芒：我幾乎已經沒有興趣與他們較勁了，這些人的政客嘴臉太明顯了。
劉蘇裡：你對他們的定位多准啊！生的不是政客的胚子，卻想玩政客的把戲，腳踩兩隻船，不用別人，到頭來是自己把自己打翻在地。
鄧曉芒：他們在理論上其實根本用不著去駁，政治形勢一變，他們自己就會迅速轉向，或者就失去任何影響力了。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借助於某種非學術的力量趕風潮，風向一轉，他們就得馬上轉。我預計，中國的前途決不在他們這些人手中。
劉蘇裡：謝謝曉芒兄，今天耽擱你那麼多時間。
鄧曉芒：好，今天聊得很愉快，再見！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