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學者的禮制研究
作者：楊華
文章來源：http://www.ricr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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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來，中國禮制研究在國外呈升溫之勢，已有多次學術會議召開並出版了多部論文集。
對分類禮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生禮儀、朝廷和宮廷禮制、宗教禮制、禮樂關係等方面，其中「人生禮儀」是西方文化人類學關注的常規課題，近來學者們趨向於引入相關理論研究中國人的出生、成人、婚姻、喪葬和祭祖等禮制。以喪葬禮制為例。MichaelLoewe的《漢朝皇室死亡之禮》，將兩漢皇室的陵墓、喪禮、祭禮、廟數等問題與前漢、後漢的政治和社會生活相聯繫進行考察，很是獨到。而DavidMcmullen的《唐代宗的喪葬禮》描述代宗喪葬禮過程中的種種微妙細節，揭示出代宗的喪葬禮實際上被轉換成新皇帝的即位儀式，禮制發揮了集權專制秩序的維護和修復功能。此外，TimothyBrook的《帝國後期的喪禮與世系大廈》揭示了從16世紀開始，以地方鄉紳為主體的新儒家勢力是如何向死事操辦中的佛教因素發起挑戰，並過渡到用《朱子家禮》作為權威禮儀手冊的。EvelynS．Rawski的《明清皇帝的死亡之禮》，詳述選墓、喪禮、哀悼等細節，並分析其與宗法祖先崇拜模式和帝國後期忠孝觀念之關係。SusanNaquin的《同一與變異：中國北方的喪禮》利用1870－1945年河北各地的方志和報道材料研究中國北方的喪禮，分析了喪禮之頻率、喪禮操辦專家及其獻祭、祈禱、魔法、預言等手段。
中國禮制傳統的儒家定性在西方學術界早有成說，然而近來不少學者轉向研究非儒家系統的禮制對中國文化之影響。例如，AndreasJanousch的《菩薩皇帝——梁武帝的佛教神授儀式與禮制大會》揭示梁武帝如何最終實現與儒家禮制異曲同工的忠孝目的。KennethDean的《東南亞的道教禮制與民間信仰》利用手稿、文書、碑匾以及其親身參與的第一手宗教活動經驗，重構民間信仰在社區內外的信仰演化過程。學者們還注意到薩滿巫術禮制對中國朝廷和宮庭禮制之影響，並將其視為對儒教禮制傳統最大最持久的挑戰。如MarkLewis和NicolaDiCosmo的研究成果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中國古代禮樂並行，因而樂的研究也受到英美學者重視，在這方面有兩本著作堪為代表。一是LotharvonFalkenhausen的《懸樂——中國青銅文化中的樂鐘》，二是JosephS．C．Lam．Albany的《明代的國祭與音樂——正統、創新與表達》。前者系統梳理中國古代樂鐘之發生、形制、組合及鑄造規律，展示了樂與審美、曆法、天文、地理乃至古代宇宙論的關係，同時通過樂器的斷代研究，透視先秦禮制的演化過程；後者對明代宮廷禮樂之製作和禮樂體系詳加解釋，認為追隨正統、創新前代和個人表達為明代禮樂三大特點。
對斷代禮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兩漢、唐代和明清三個時段。先秦禮制研究多從禮器實物著手，例如RobertPoor的《圓與方：中國古代的度量與禮制》通過器物本身的尺寸規律性來考察禮制內涵。JessicaRawsson的《金屬記載所見中國古代禮制》等一系列論文試圖通過考察青銅禮器的質地、形制、花紋、銘文說明禮制的發展過程和禮制對於當時社會生活之文化意義。近年來的一系列墓葬和窖藏發掘，表明西周中期曾經發生過禮制變革，JessicaRawsson將這場變革稱為「禮制革命」，而將變革的時間聚焦在西周懿、孝和夷王時期。L．Shanghnessy和不少西方學者響應了這種說法，他在《劍橋中國古代史·先秦卷》中更加關注從穆王時期就已開始的禮制轉變，並通過對《詩經》相關篇章的分析而詳加闡明。
漢代禮制除了前述MichaelLoewe的相關論著之外，MarkLewis的《漢武帝的封禪大典》最為出色。他認為這場禮制活動是戰國以來地方山川崇拜的整合，是齊國濱海地區的求仙巫術、魯國的宗周天命系統、楚國的大一系統等多重文化衝突的凸顯和總結。
西方學者過去一般認為中國中世紀的禮制和儀典少有發展或變化，而近來的幾部論著對之提出挑戰。HowaardJ．Wechsler的《玉帛之獻——唐代合法化過程中的禮制與象徵》認為唐代前期是中國禮制史上的「分水嶺」。OliverMoore的《謝恩儀式》揭示出，9世紀科舉考試中的座主——門生之禮，以其具有佛教色彩的簡單儀式將文官選拔轉換成分離中央集權的恩主——門生鏈接。
有關明清時期的禮制研究成果相對較多，且多與宗族研究相關。JosephMcdermott的《皇帝、精英和平民：明代後期的鄉約禮制》說明了地方鄉紳和血緣宗族在社區鄉約之形成及其禮制功能發揮過程中的作用，試圖解讀帝國後期國家禮制在文化維度上的下移過程。AngelaR．Zito的《身體與毛筆：文本和實行中的中國十八世紀的大祀》詳細梳理清代大型祭典之儀式、程序、祭物、節氣變化等，名物考據甚為精詳。Kai－wingChow的《儒家禮教主義——有關倫理、經典和世系的話語》重新審視清代考據學，認為它是17－19世紀前期儒家「禮教主義」興起的表徵，其實質在於重建儒家正統禮教之倫理範疇，以抵制異端，而這對於在明朝後期已相當開放的市民文化而言，實為一倒退。JamesL．Hevia的《懷柔遠人》，是一部研究清代賓禮的獨特著作，國內已有譯介，茲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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